联结中西的英文报章
旅澳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
华洋合璧的本埠报刊
辐射全球华人的《知新报》
澳门华商与政治喉舌
小结
结论 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中、日文部分
外文部分
导言 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
自16世纪以来，随着葡萄牙人和欧洲各国商人向东拓展，三面环海、直通大洋的澳门，是外国商人借以涉足中国的其中一块洋面与陆地。从1553年至1559年，葡萄牙人“借地晾晒”到“来则寮，去则卸”，以至“列廛市贩”，逐步以澳门为贸易和聚居基地。1559年，“倭寇”侵扰浙、闽并蔓延至广东，“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广州”，由是广州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对外贸易，而原来在成化、弘治年间逐步建立的在珠江河口外的海澳湾泊贸易模式（对进入广州的番舶有所限制，安排他们在珠江河口两岸的海口湾澳停泊，顺势将非朝贡的贸易行为限制在海口沿岸湾澳进行），至嘉靖年间随着葡萄牙人东来，澳门贸易加强，“诸澳俱废”，转为变相以澳门为唯一口岸的贸易模式。[1]对于早期东来的葡萄牙人来说，澳门跟他们之前在东方其他地区侵占的埠头如果阿（1510年）和马六甲（1511年）一样，[2]不过是方便他们发展东印度和中国海贸易的一个据点；对于明清两朝的中国政府而言，澳门长期以来只是一块孤悬的海隅，兹以怀柔远人，让“外夷”与中国商人进行买卖，说是“圣朝嘉其向风慕义之诚，所以包容覆育，俾得安居乐业”，[3]但更实际的是这些贸易活动能为地方和国家财政增添收入，也可以给皇帝带来些珍奇的贡品。
澳门自明朝开始即划归香山县管辖，设有统称为“守澳官”的官员，负责维持治安等事，对居澳葡人虽有监督管理之责，但不干涉其内部自治性质的事务；更进一步的治理，要到乾隆九年（1744）在前山寨设立作为广州知府副手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翌年与香山县丞同时主管澳门事务，才得到加强。[4]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筑城墙、置炮台，俨如独立王国，但真正用殖民地方式对澳门行使管治，把澳门视作一个“城市”去建设，把澳门华人视为“子民”去管理，要到1843年葡萄牙实行市政改革，翌年在澳门设立省政府，将原来具有自治权力的议事会改成市政机构才开始。1845年，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澳葡驱逐驻澳中国官员，由隶属总督的理事官，专责管理澳门华人事务；1887年中葡双方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至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为止。
换句话说，16至18、19世纪两三百年间，澳门可说是一块很特殊的“飞地”。于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是“内飞地”（enclave）。尽管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澳门的主权，但鉴于澳门的特殊情况，往往会实施一些与中国本土不大相同的措施，例如在顺治康熙年间历次颁行海禁之时，特许澳门免迁。康熙二十四年（1684）明令开海后，更陆续给予澳门一些优惠政策，扶持澳门的航运和外贸。从中国的角度看，正如韦庆远教授指出，当时的澳门，实际上成为广州的外港，是中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转口港。[5]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澳门贸易”的模式仍然发挥着配合和互补作用。在遥远的葡萄牙眼中，澳门可说是“外飞地”（exclave）。驻澳葡人对澳门只能作局部且有限的管治，他们与葡萄牙本土的统治者利益和立场亦不尽相同；而后来才正式划归葡澳界内的外岛如氹仔和路环，实际上又长期不入两国政府法眼；加上澳门的“所在”，从来就是中西交往活跃、海盗出没频繁的海域，使得澳门飞地的性质，尤显错综复杂。
从统治者的眼光看，澳门几乎就是“隔离带”的代名词，总是危机四伏，令人疑虑。乾隆二十二年（1757），当官员察觉仍有洋船留驻宁波时，大为紧张，怕宁波“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6]清廷的担心并非无因，英国对葡萄牙能以澳门为贸易基地素来既羡且妒，对宁波觊觎已久，恨不得将之一变而成英国之“澳门”。[7]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防范外夷规条”，禁止外商在省城住冬，澳门由此成为外商在贸易季度结束后过冬之所，外国妇女更不论何时皆不能停驻省城，只能在澳门寓居。该规条又规定，即使外商因为中国行商有挂欠未清，“亦令在澳门居住，将货物交行代售，下年顺搭归国”，不得借词留寓省会，免勾结生事。[8]乾隆年间，皇帝和官员对澳门的印象是“澳门一带，尤为民夷杂处，恐奸商串通夷商，潜行不法”。[9]至道光年间，此负面形象更有增无减：“夷人之桀骜不驯，必有汉奸从中唆使，传递消息，簸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计。澳门居民，半通夷语，其各洋行服役之人，及省城之开设小洋货店，此内均易藏奸。更有匪徒练习快蟹船只，为夷人运私偷税，贿通兵役，朋比为奸，应严密查拏，尽法惩治。”[10]道光皇帝对澳门纸上谈兵的认识，似乎更是过时的，他以乾隆初年绘画的澳门图为参照，认为图上所画的与官员奏报的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对澳门设立炮台的情况，可“毋庸查办，仍循其旧”，但提醒说，“惟诸夷货船暨澳门居住夷人，均当随时留心，照例妥办，天朝体制，断不可失”。[11]外国传教士为传教目的刊刻“夷书”，因为在他们的本国“刊刻汉字，不能工致，故携至澳门刊板”，而夷人“鬼蜮情形，种种莫测”，[12]澳门“奸民”与“夷人”“勾结”之罪，由此又多一条。至鸦片战争前夕，鉴于闽粤两地有民人串通洋商贩烟图利，朝廷下令闽省洋面要加强巡缉，“惟澳门地方，多有各国夷官大班来往，难保匪徒不借端溷迹，勾贩营私”，[13]因而也更须严加防范。光宣年间，广东禁止赌博闱姓，经营者将赌场移至澳门，更使澳门一隅，成为“赌徒嘨聚之所”。[14]种种对澳门负面的描述，在清代官方文献中触目皆是。在朝廷眼中，澳门的夷人固然可疑，华人当中更有不少是“贪财受雇”的“无赖民人”“奸民”“揽棍”“匪贼”，甚至“汉奸”。
然而，也正是飞地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情景，给各色冒险家提供了大大小小的机会，利用澳门这个小小的舞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历史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为一己求生，或为群体谋利，就是在澳门这种人文地理环境中挣扎爬升。我们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平心而论，会发现往往也是这类人带动新思潮、引进新技术、创造新世界。过去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大多集中在士大夫、传教士等知识阶层身上，本研究尝试把目光更多地转移到普罗大众，其中论及的一些人物，虽然后来也在史册留名，但他们也不是“正途”出身，并非靠科举致仕；是澳门把这些人连接到外部广阔的天地，他们又把外部世界带进中国。澳门之所以有这种“能量”，是因为较诸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而言，澳门很久以前就已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中，许多在内地难以想象的事物，在澳门首先出现，部分更由澳门的华人向内地甚至海外华人社区散播。澳门地方虽小，却在很多方面发挥着深远的影响，细水长流地改写着中国历史。
本研究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16～20世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从外部世界把那些新事物新思潮带进中国，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中国历史。纵观澳门的历史，最先也最愿意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往往是在中国社会被视为“边缘”的人物，这些人物包括为洋船担当引水人的船民，服务洋商的仆役、通事、工匠和各种杂役。在这个给“洋人役使”的情景中，这类人物也掌握了一般华人没有渠道接触的外国语言和技术，他们虽大多名不见经传，却无声无息地改变着中国的物质文化。本书第一章的主体内容、第三章的部分章节，展示的就是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如何在缺乏各种正规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渠道之前，在寻求生计的过程中，掌握到一定的“西洋知识”，有意无意地向中国其他地区传播。
18世纪也就是乾嘉年间，靠中西贸易发家的澳门华人逐渐冒起，他们按照传统中国的渠道取得更高的社会身份——参加科举，卖官鬻爵，兴修庙宇祠堂，周旋于中国和葡国统治者之间。随着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远洋蒸汽轮船开通，部分这些从事华洋贸易的商人或买办，把事业延伸到上海、香港甚至美洲、澳大利亚各新兴埠头去，同时又不忘乡梓，把他们外部世界的见识投射到家乡的世界，本书第四章讨论的“三头家”现象，就是其中的一种反映。与此同时，澳门作为西方人的据点，为身处社会底层的草民提供了不为建制所青睐的升迁机会。基督新教教会19世纪在澳门设立了一些较正规的学校，澳门和香山地区的年轻人，由此在服务洋人之外，有了更有效的学习西文西学的渠道。在科举未废的时代，这些孩子的父母大抵都属低下阶层，无甚选择，才肯把孩子送到洋人经营的学校读书，让他们出洋冒险。邻近澳门的珠海南屏出了个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先驱，并非无因。其后由他带出去的第一批留美学童，绝大部分来自香山，明显也是因为澳门所发挥的作用。是澳门把这些“穷小子”送出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改写近代中国的历史名人。本书第三章展现的，就是这段学者们都熟悉，却少有考虑到澳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中国近代史。
澳门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实现了个人的社会升迁，而更在于对中国社会整体所发挥的辐射和示范效应。华南地区是酝酿辛亥革命意识形态和社会物质基础的要地，同作为飞地的澳门和香港，发挥了中国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作用。孙中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后又随兄长出洋，莫不与他的家邻近澳门，自己小时候在澳门成长有关。他的“澳门经验”，甚至影响着他如何设计翠亨村的新居。此外，澳门长年以来是制造和转运西洋枪炮的主要地点，也是清代华南地区军事化的重要资源，在清政府看来，地方军事化固然是一种威胁，但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武器的流通无疑是革命行动的重要后盾，这是本书第二章主要探讨的课题。19世纪后期，华人兴办的报章如雨后春笋，立场为清政府所不容者，往往以澳门或香港为编辑印刷地，并由此分销到国内外华人的聚居地，把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传播开去。本书第五章尝试分析的，就是清末澳门对近代中国报刊出版所发挥的示范与辐射作用。
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整整五百年间，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人类的交通技术从大帆船演变为蒸汽轮船，再发展到蒸汽火车和高速公路；贸易和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更多由海港埠头转移到陆地城市，统治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也由国界不明的城邦中心易变为民族主义色彩日浓的民族—国家。小小的澳门，一次又一次被投入此起彼伏的历史洪流中，它一方面与大陆相连，先是对香山地区发挥着影响（不少香山人在澳门从事通事买办工作），进而辐射至上海和横滨等新埠头（上海和横滨开埠初年，有不少买办都是香山人）；另一方面又面向海洋，把在海洋谋生的船民卷进中西贸易，将珠三角各个商业重镇相连；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远洋蒸汽轮船开通，更把一批又一批的小留学生、华商和华工送到遥远的国度。澳门造就了这些冒险家，这些冒险家又把新世界带到中国。澳门所能发挥的示范与辐射作用，实不能小觑。
时至今日，澳门已回归祖国多年，摆脱了昔日殖民地的尴尬角色，“飞地”这个身份，已再不适合用来形容澳门，而她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因为世界经济转型而大为逊色，但她在世界史上扮演过的角色，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所发挥过的作用，是不应轻易被遗忘的。
让我们由澳门出发，逐浪乘风，驶向近代中国。
* * *
[1] 关于此时期贸易模式的转变，参见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稻乡出版社，2008（再版），第7章。
[2] 关于葡萄牙军攻占印度果阿和马六甲的概况，参见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5页。
[3] 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乾隆十六年（1751），第27页。
[4] 见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2卷，第936页。
[5] 韦庆远：《序言》，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6]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33，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下，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15册，第721页。
[7] 刘志伟引萧令裕《英吉利记》谓英国等西方商人“艳羡澳门，窥得宁波之隐义，迄未已也”；并指出所谓“一口通商”以后的宁波海关，仍然是江浙商人和其他各省商人航海至闽广以及东南亚地区贸易的重要关口，以宁波为中心的中国东部沿海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贸易以及世界市场的联系一直呈现发展的势头。详细讨论见刘志伟《鸦片战争前广州贸易体系中的宁波商人——由“叶名琛档案”中有关宁波商人的几份文件谈起》，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2，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16册，第760～761页。
[9]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41，乾隆五十年十月下，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24册，第693页。
[10]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85，道光十一年三月上，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35册，第936～937页。
[11]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62，道光十五年正月，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37册，第17页。
[12]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67，道光十五年六月，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37册，第96页。
[13]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99，道光十七年七月，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37册，第653页。
[14] 《宣统政纪》卷22，宣统元年九月下，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60册，第4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