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论者认为：
圣保禄教堂是耶稣会鼎盛时期的产物，代表天主教艺术在远东的最高水准。从现存的前壁看，其大量运用柱子、三角门相、几何形的合理空间布局，有明显的巴洛克式（Baroque Order）、爱奥尼亚式（Ionic Order）等古典主义建筑特征。牌坊上的雕刻则更具特色，顶层的和平鸽、第四层的耶稣像、第三层的圣母玛利亚像、第二层的耶稣会四圣者像及两旁的天使像、耶稣会标志，均带有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写实主义的特征。其中又配有西方之百合花、东方之菊花及“圣母踏龙头”的浮雕，还多处刻以中国文字来解释雕刻人物、图像之涵义。[72]
至清初，澳门西洋建筑林立，广东文人屈大均便有这样的描述：
番人列置大铜铳以守。其居率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楼有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争以巧丽相尚。己居楼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为嫌。山顶有一台，磴道横贯，常登以望舶，其麓有东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奉耶稣为天主居之……寺有风乐，藏革柜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柜出，音繁节促，若八音并宣，以合经呗，甚可听。[73]
屈大均这段为《澳门记略》袭用再为后世研究者转相引用的描写，活脱脱是一幅17、18世纪澳门风情画。但我们应该想到，这些方圆不一、三六八角、肖诸花果的楼房，都是结合中西方技术和工料，由华人工匠手工制作的成果。一张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开出的“大利店开大庙修葺工料银凭单”中，我们可以看见修葺教堂的工料包括红木、波罗木、吕宋木、山枝木、花梨木、紫檀糠等来自东南亚各地的木材，负责修造的还有“整琴座一个”和“连座楼板”一块。[74]在另一张嘉庆八年（1803）开出的“金银器工价银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打金匠要负责制作的各色物品，包括银茶匙、金链、发链、戒指、有花洋平码、无花码等，款式应该都是西式的。[75]事实上，广州当时有大量工匠从事打造西式金银餐具[76]，澳门的打金匠干着同样的活，当属情理中事。汤开建的研究更显示，19世纪后期，葡萄牙海外省帝汶缺乏工匠从事建造工程，澳门的华人泥水匠、木匠和幼细铁匠，成为招募到帝汶工作的重要对象。[77]
某些澳门和广州的劳工，因为具备当时尚未为西方人所掌握的技术诸如制瓷和种茶，偶尔还会被带到海外一段时间，示范有关工艺。[78]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中，有两份嘉庆十七年（1812）发出的信函，其中一份的发信人石宝（保），研究者估计是有经验的种茶人，经澳门铺户中介，由澳葡判事官安排，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种茶。信中显示他对茶种、水土和风色，都甚具认识，订约的条件是“茶生不生，三年为满回唐山”；另一名亚腾的发信人，与石宝（保）及亚传，“往西洋王家花园佣工”，“三人开得茶园地一座，落得细茶种，条条可生，国王甚至欢喜”。他们还要劳烦这个澳门铺户给他们送去“老气细茶种”，说明“细茶匣不可开孔，不可泄气，不可落藏酒气、雨湿、咸水。时时小心料理，不可失悮”，“又嘉应州锅头十大口，做茶家伙物件样样要紧关”。[79]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数不少的绘制西洋画的华人画师。18～19世纪广州口岸“外销画”的研究，多不胜数，在此不赘。此处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些画师或艺匠，许多同时活跃于广州、澳门和后来的香港。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1825年起长期旅居澳门，1852年长埋斯土，更使澳门在外销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钱纳利被誉为地位最崇高的19世纪来华外国画家。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指出，钱纳利留下了大量画作，既是珍贵的艺术品，更是他游历或寓居地难得的图像纪录，艺术与历史价值俱全。外销画专家Patrick Conner也说，尤其难得的是，钱氏既为中国行商像伍浩官（Howqua）、卢茂官（Mowqua）等人画像，也会把家仆、铁匠、搬运工人、船家女等看来平凡不过的人物入画。[80]钱纳利有关澳门的画作中，风景画有不少是澳门海湾和半岛的全景，也有澳门的集市和街道，人物画方面除了寓居澳门的欧美商人、医生和其他人士外，还有本地的船家女和劳工。
以研究18～19世纪广州外销艺术品著称的Carl Crossman认为，以钱纳利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名声，其对本地画师的影响值得着力探讨。钱纳利在广州和澳门授徒教画，固然很多是欧美人士，其中也有一些是中国学生，而最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例子，则非Lam Qua（“啉呱”）莫属。这位“啉呱”，据Crossman分析，很可能是“关乔昌”，是18世纪已有西洋画作面世的“Spoilum”（曾经有人认为是“关作霖”）的孙子，19世纪被外国人称为“Old Lam Qua”（Crossman认为他才是“关作霖”）的儿子。[81]关于当时这类华人画师的中文材料凤毛麟角，迄今常被引用的，是关于关作霖的。宣统《重修南海县志》列传说他“少家贫，思托业以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其油相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庆中叶，此技初入中国，西人亦惊以为奇，得未曾有云。”[82]
Crossman认为，真正可能受到钱纳利的画风影响的，应该是上述关氏“第三代”关乔昌（由于学界就“Lam Qua”的中文名字仍有争论，以下按Crossman说法称之为“Lam Qua”）。Lam Qua习画的历史，与澳门息息相关。Crossman从一些私人资料发现，最初Lam Qua在澳门一个Fearon姓家庭当小厮（houseboy），钱纳利初抵澳门时，Fearon家的主人Christopher Fearon在其家花园设一画室，供钱氏作画，而Lam Qua则为其清洗画笔，Lam Qua很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跟随钱氏学画的，尽管他很可能在之前已经懂得绘画。不论Lam Qua是否钱氏学徒，仅从画作来看，Lam Qua跟Old Lam Qua以及Spoilum的画风迥异，其画作明显具备当时英国恢宏的风格（“English Grand Style”）。其他事实更显示，Lam Qua在成立自己的画室后，会抄袭钱纳利的作品，有几张伍浩官（Howqua）的全身肖像画，应该是Lam Qua复制自钱纳利的原作的；常驻广州的美国商人Robert Bennet Forbes也提到，他曾经请钱纳利为他作画，然后把画作送到Lam Qua处，让他复制。
Lam Qua自立门户后，常为欧美商人作画，颇有名气，甚至有云他与钱纳利旗鼓相当，即使有评价说Lam Qua技不如钱纳利，但由于他开价较低，往往会抢走钱氏一些生意。钱氏的足迹主要在澳门，Lam Qua的生意主要来自广州。有评论说，由于驻广州的外国人往往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美国船长或商务总监，Lam Qua的技法和便宜的价格足以吸引这群顾客，而钱氏的顾客则更多是常驻澳门的教育程度较高的欧美人士。不过，Crossman引用了曾到过Lam Qua在广州的画室的Osmond Tiffany的观察以及对Lam Qua作品的分析，为Lam Qua说了几句公道话。Tiffany在1844年曾到访Lam Qua的画室，看到画室内摆放了其他英国画家的作品，更难得的是，Lam Qua对当时另一个著名的英国肖像画家Sir Thomas Lawrence（1769-1830）称颂有加，可见他不光受到钱纳利的影响。而Lam Qua绘画的中国行商Tengqua和Mouqua的作品，从许多细节看来，足以与钱纳利同类作品比美。因此，存世的许多没有署名的行商肖像油画，到底是出自Lam Qua还是钱纳利的手笔，有时也难以分辨。1835～1860年期间，Lam Qua的作品曾在英国皇家学院，美国纽约的Apollo Club和宾州的美术学院、波士顿的展览馆展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林则徐绘画的油画肖像，后来被运往美国麻省一个从事广州贸易的商人处；而他免费为在广州开设第一家西医院的伯驾（Peter Parker）医生绘画的超过110张患肿瘤或做过手术的病人画像，更属绝无仅有。这批画后来大部分藏于耶鲁大学的医学图书馆。
Lam Qua似乎于鸦片战争后在澳门有一个容身之所，并在1843年为一位Mrs Nathaniel Kinsman的女儿Sissy画像。Crossman估计，Lam Qua很可能是鸦片战争期间想离开一下广州，到澳门小住，他在澳门为一些外国女性绘画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另外，Lam Qua很可能也跟钱纳利一样，为了全年都有生意可做，紧跟外国商人随贸易季度移居于澳门广州之间的步伐，来往两地谋生。通过授徒，Lam Qua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资料显示他有不止一个中国学徒，甚至有人说他的画室有10～20个助手之多，而他的弟弟关廷高（Tingqua），也在他的教授下成为在外国人中颇有名气的画家。Crossman指出，19世纪中叶之后，广州的外销画市场存在不少并非出自Lam Qua但风格与之十分相近的画作，可能正说明了Lam Qua的影响。尽管这批后起的画家更名不见经传，但可以肯定的是，Lam Qua画室或Lam Qua画风已自成一派，而Lam Qua画风秉承的也就是英国当时的绘画传统。[83]
由于关于这些画家的资料仍相当片段和零碎，Crossman许多有关Lam Qua的叙述，尚待进一步的佐证。如果Crossman所描述的许多细节是事实的话，Lam Qua最初之所以能够接触到钱纳利，完全是由于他在澳门给外国人打工，而钱纳利之所以在澳门停留多年，也是因为相对广州而言，澳门是更能让外国人安居的地方。Lam Qua最终在西画艺术上自成一家，还影响了不少同时期和后来的华人画师；他和钱纳利的故事，再次是澳门所能发挥的辐射与示范作用的典范。
见多识广的“沙文”
Lam Qua最初在澳门为外国人当小厮（houseboy），这种工作的确是当时许多出身低微的男童的一条出路。[84]理论上外国商人不能随便雇用华人佣工，乾隆二十四年（1759）颁布的限制外商的规条中，就有外人不得雇用本地婢仆一项。当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规条云：“至夷商所带番厮人等，尽足供其役使，而内地复设有通事、买办，为伊等奔走驱驰，乃复有无赖民人贪其货财，甘心受雇夷人服役，亦于体制有乖，应请责成通事、行商实力稽查禁止，如敢徇纵，与受雇应役之人一并惩治。”[85]《澳门记略》谴责在澳洋人，谓其“更或招诱愚民入教，贩卖子女为奴仆”。[86]嘉庆十四年（1809）又议，外国人所需的食用等物，一概由取得印照的中国买办代理，若买办“代雇华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其罪。地方官徇纵，一并查参”。[87]但实际上，外国商人一直雇用华人为他们服务，此举亦为官府所默许。嘉庆十五年（1810）广东布政使回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议曰：“府议以十三行及澳门公司馆内，向来雇用挑夫、守门、烧茶、煮饭、买物等项人等，均不可少，请照旧章准其雇用。”又“议准挑夫、守门人等”，认为“若一概禁止，该夷人来粤贸易，未免不能熟悉，自应仍准雇用。惟省城十三行及澳门公司馆，每处需用若干名，应请移知粤海关酌定名数，饬行遵照，俾易稽核。其沙文名目，仍应严行禁止。”[88]俟后，官府对于洋商雇用民人的政策，越见宽容，但这也是由于当时官府对黑人不信任所致。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疏曰：
夷商雇请民人服役，应稍变通也。查原定章程，夷商住居馆内，除设立买办、通事外，如民人受雇服役者，严查禁止，等因。查内地民人雇给夷商服役，向有沙文名目，久已禁革，自应仍照旧章，严行禁止。惟近日各国夷商来者益众，其看货、守门及挑水、挑货等项，在在需人，而夷商所带黑鬼奴，性多蠢暴，若令其全用黑鬼奴，诚恐聚集人多，出外与民人争扰，转致滋生事端。应请嗣后夷馆应需看货、守门及挑水、挑货人等，均由买办代为雇请民人，仍将姓名告知洋商，责成该管买办及洋商稽查管束。如此等民人内有教诱夷商作奸，洋商买办即随时禀请拘究。[89]
驻澳洋人携家带口者，更需雇请华妇当乳母。香山县丞提到：“更有无耻华妇，潜入夷家，以图饮食银钱，名为哺乳，无所不至。”[90]1832年，香山县丞发布告示，禁止中国妇女到欧洲人家中帮佣。[91]1833年，又告示禁止中国居民为基督徒做轿夫。[92]这些禁令从反面反映了华人到澳门为外国人雇为佣工的事实。普塔克注意到当时中国人到澳门做工的一个普遍情况，就是每天有中国劳力蜂拥通过城门到澳门打日工，傍晚即归家，促成官府每日开放城门，方便在澳门做工的人。面对这些实际的情况，道光十五年（1835），两广总督卢坤只能具体规定曰：
嗣后每夷馆一间，无论住居夷人多寡，只准用看门人二名，挑水夫四名。夷商一人雇看货夫一名，不许额外多用。其人夫责成夷馆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钳制，如有勾串不法，唯代雇、保充之人是问。仍令该管行商按月造具各夷商名下买办人夫名籍清册，送县存案，随时稽查。其挑货人夫，令通事临时散雇，事毕遣回。至民人受雇，为夷商服役之沙文名目，仍永远禁止。倘夷人额外多雇人夫，及私雇沙文服役，将通事、行商一并治罪。[93]
以上几段引文一再提到要禁绝的“沙文”，应该就是英语的servant。查1828年在澳门出版、传教士马礼逊编的《广东省土话字汇》，servant这个词条，有两个解释，一是“foot man，跟班Kan pan.Vulgarly，小厮Sew sei.They call themselves，小的Sew tik.The servants of foreigners call themselves，事仔Sze tsai，and their Masters，事头 Sze taw，Implying that they are both engaged about the same business，only the Master is at the head.”另一个解释是“SERVANT，a boy who goes to Market，亚娣A tei；娣仔Tei tsai.Servant girl，丫头A taw.”[94]
官府所不容许的，应该是上述第一层意义的“沙文”，也就是“跟班”或“事仔”。不过，官府既然一再禁止，也就表明洋商事实上一直都雇用华人充当他们的“沙文”，否则，这种称呼也不会一直沿用。鸦片战争后，广州和澳门华人为洋人当仆役的情况越见普遍。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专门为外国人来华做生意编撰的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中国商业指南》）中谈及：
广州、澳门和其他中间地带的本地人，一般都被聘为家佣……在他们自认为合资格受雇之前，他们都会学一点他们认为够用的英语，其中包括记一些用中文标音的华洋用词，以及根据中文的意思写成的英语表述，广州经常有人以教店铺的孩子英语为生，内容主要与外国人的房子和船舶有关。[95]
澳门长期以来是中国政府唯一容许外国人终年停驻的地方，较诸广州来说，在澳洋人聘用华仆的情况，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葡萄牙人多年雇用华人作仆人，甚至衍生了一种“澳门土语”。据潘日明研究，18世纪葡萄牙人家里的佣人广泛使用澳门土语。另一研究者刘月莲说，这种土语是澳门土生人氏家的太太们，因为跟她们收养的孤儿（妹仔）用汉语方言沟通有困难，在折衷的对话里产生出来一种由“土生女性创造的Patuá方言，即澳葡土生土语”。[96]语言学的研究指出，外来的主子（或统治者）无论怎样高高在上，怎样要跟本地人划清界限，都无可避免要与本地仆人（或被统治者）交流，此尤以女主人为甚，在这种情景中，常常会产生一种混杂的语言，澳门的情况也不例外。Charles Downing在其The Fan Qui，or Foreigner in China 一书中，对澳门一家英式旅馆里工作的华仆的形象及其外语会话能力，便有这样的描述：
澳门唯一一家英式旅馆是一个叫Marquick的人经营的，他在广州也经营了一家更大的英式旅馆……这家旅馆所聘用的仆人全是华人……他们假装懂得葡语和英语……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对话有时听起来十分荒谬……他们把三种语言（葡语、英语和中文）混在一起……一般认为，这些在旅馆工作的仆人比渔民的地位高，衣服也较讲究，常常是一身蓝衣白裤。[97]
虽然澳门容许外国女性居住，但这些“驻外”家庭不会因为有女性而少聘华仆。驻广州美国商人William Henry Low的侄女Harriett Low，长居澳门，在1829年10月给她姐妹的书信中，便提到他们家里华仆的阵容：
在这里，我们不能像在美国一样去管家。这里的仆人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办事，所有事情都由买办或管家头打点。在火头之下，有一个童仆，两个管房（coolies），一个杂工（porter）。他们分工清楚，做事按部就班。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做的菜。[98]
在洋人家庭里打工的华仆，要学会按照洋人的规矩和生活习惯办事。如果说像收拾床铺、打扫走廊、剪灯点灯、挑水破柴等方面的家务，华洋家庭差别不大，那么，像摆放和打理西式餐具（银器和玻璃器皿）和做西菜这类工作，便不得不专门学习了。Harriet Low说“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做的菜”，意味着他们在澳门聘用的华人厨子会做西菜。种种资料显示，当时在洋人家庭打工的华人厨子，已经懂得做英式菜式，甚至广州行商的厨子，因为他们的主人经常要招待外国商人和使节，也很早就懂得炮制西菜。早在1769年，行商潘启官招呼外国客人时，便完全可以用英式菜式和礼仪款客。[99]
早期澳门和广州的华仆是怎样学会做西菜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只能猜想他们是跟欧美商人带来的厨子或在洋船上工作过的外国厨子学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厨子之外，其他华仆为了和主人沟通，至少得学会各种西菜、西方食品和用品的中文或英文叫法；或者倒过来说，愿意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也需要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这些东西，以便给他的仆人发出正确的指示。在没有其他文献的情况下，当时出版的中英文词典、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和帮助中国人学习英文的书籍，便成为我们可以用来猜度在洋人家庭工作的中国仆人有可能具备什么知识的线索。
1828年在澳门出版的《广东省土话字汇》，就收入了一些西方食品的词汇。也是在澳门出版的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39），也列举了不少西式餐具如“吉时杯”（Custard Cup）、“三鞭酒杯”（Champagne glass，即香槟酒杯）、“红酒杯”（Claret glass）、“糖羹”（sugar spoon）、“盐羹”（salt spoon）；食品如“咖啡”，饮食方法如“爱牛奶嚟撞茶”（在红茶中加入牛奶）等。[100]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2年以“香山书院”的名义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便专门有“主仆通话”（Conversation with a servant）一节，其中教授的主仆之间的粤语对话内容便有：
主：拈个火嚟等我封呢封信，快的。
仆：寄去边处呀？
主：寄去美士地（Mr.T）行，叫管店（coolie）快拧去，我都怕太迟咯。你识得个人系边处住唔呀？
仆：识得，系黄旗行第三沓。
主：抦好呢张个木台的墨水、笔、火漆印、纸刀、纸压、界尺、钟仔、铅笔、火漆、水漆纸，一总抦好佢啰。
……
主：问买办想去买乜野，做今日大餐，有四位人客嚟呢处添。
仆：佢话预定做蟹汤、烚石斑鱼、局蚝、烧猪仔、吉列鸡、羊排骨、局薯仔、蛋菜、萝卜粉、铁钯葱牛肉、红薯、灯（应为“橙”——引者）噠、牛骨髓布颠、燉吉时、牛奶饼、饼干、两三样果子、酒、啤酒。
主：话佢知咁够咯。[101]
这些简单的会话例句，表明了当日在广州和澳门服务洋人的华仆，对西方的用具和菜式很可能已非常熟悉。生于香山的买办唐廷枢1862年编撰、在广州出版的《英语集全》，也列举了许多华仆有可能用到的与洋主人沟通的英语。[102]这类书籍，由于需要中英文混排，早期往往由通晓中文的传教士编纂，在澳门由东印度公司出版。后来出版的同类型书籍，很多都会袭用早年出版物的内容。澳门在下层华人间传播这类实用的西洋知识所发挥的先锋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洋主和华仆之间突破语言障碍后，在长时间的相处中，也会渐渐建立起互信和感情。上文提到的长居澳门的Harriett Low，便经常在她的书信和日记里谈到她跟华仆Assow相处的情况，提到他们如何用pidgin English与她沟通。[103]1833年11月，Low举家离开中国，把华仆Ayok也带上了。1834年3月22日，William Henry Low不幸在回国途中病逝，埋在南非开普敦（Cape Town），Harriet Low和她的婶婶办妥丧事后，要等待下一趟往英国的船，只能在开普敦再待上一些时日。Low在日记中写道，Ayok在4月13日（引者按：可能他算准是清明节后）去William Henry Low的坟墓拜祭，并告诉她中国人的习俗一年要扫墓两次，这让她十分感动。Harriett Low说，Ayok忠心耿耿，他们也变得对他颇为依赖。[104]后来，他们在游览伦敦时，更把Ayok带上。Harriett Low在她的日记中提到，1834年7月15日，他们与Ayok一同穿过Charing Cross，再去St.James Park，但Ayok太惹人注目了，他们乐得早早归去。Harriet Low说，Ayok在伦敦惹来那么多人注目，相信他巴不得把那一身中国衣裳甩掉！7月17日，他们又带Ayok去伦敦动物园和大剧场，登临高处，饱览伦敦胜景，Ayok看得目瞪口呆。其后，她把Ayok带到一个画廊去，Ayok在那里看到钱纳利在澳门为东印度公司的Dr.Thomas Colledge（郭雷枢医生）所画的一幅油画，他爸爸Afun也被绘入这幅治病图中，Harriett Low说，Ayok看见自己的父亲入了画，不禁失笑。[105]
Ayok在英国的画廊看见的，应该就是现藏于美国波士顿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幅钱纳利作品。[106]画中可见Afun正在认真地聆听Dr.Colledge给他的指示。据Harriett Low描述，她1833年3月30日在澳门到钱纳利的画室看见这张画。画中Dr.Thomas Colledge把手置于一个刚被他治好眼疾的妇人的额头上，同时把脸转向Afun，指示他向该妇人说明日后如何料理。妇人前的小男孩，是她的儿子，正递上红柬表示谢意，左面的男子正在等候医治。Harriet Low认为钱纳利把Afun画得栩栩如生。[107]从1825年起在华南沿岸生活，来往于澳门、广州和香港三地，最后魂归澳门的画家钱纳利，不但为当时的中外商人绘画了许多肖像油画，还让各色华人小人物包括渔妇、保姆、男仆在他的画中留下身影，帮助我们从一个更直观的角度去理解像Afun、Ayok这类在澳门为洋人打工谋生的小人物。
像Afun和Ayok这样父子俩同时为洋人打工，在当时的澳门和广州并不少见。我们可以想象，这类孩子从小跟着为洋人当仆人的父母长大，多多少少都会学到一些相关知识，为洋人打工，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Ayok的例子更显示，外国商人和华仆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和信任后，甚至会把他们带到国外工作。长年从事广州贸易的美国商人Robert Bennet Forbes，便提到一个叫Ashew的华仆，曾被人带到波士顿为他妻子的表亲Copley Greene服务，后来Ashew又回到澳门，碰上Forbes，Forbes便聘他为自己的仆人。[108]零碎的资料显示，部分这些原来在广州或澳门替洋人工作的华仆，通过在广州贸易的美国Russell & Co公司，在19世纪30年代被送到美国工作。[109]
小结
随着远洋大轮船通航，大规模的华工输出也陆续展开了。1851年，两名法国商人和一名澳门商人用葡萄牙轮船运送250名华工由澳门前往秘鲁利马的卡亚俄，据说是鸦片战争后澳门大规模向外贩运华工之始。从此，澳门取代厦门成为中国劳工向外输出的中心。研究者认为，澳门之所以能取代厦门，除了澳门邻近劳工来源地的有利位置外，澳门“暧昧的”法律地位也为这种贸易提供了掩护[110]，由此开始了一段充满歧视和不平等的华工血泪史。如果我们从华工自身的角度出发，不禁要问，为什么澳门及邻近地区的低下阶层的华人，会具备这种冒险精神和渠道出洋谋生？这就不是鸦片战争后的历史事实可以解释，而要回溯到自16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跟外部世界接触的一段漫长的历史。本章所讲述的种种例子，说明了18、19世纪出洋的中国平民并不罕见，甚至我们可以视之为“前华工史”的一种。我们要理解这群在海外谋生的华仆的背景，可能得摆脱“契约华工”和“华侨”历史的框框，把视线移到更早的澳门和广州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历史脉络中去。
我们也不妨从本章提到的各色平民的经历，尝试思考一下早期“澳门人”的意涵。明清时期在澳的华人，有需要（如参加科举）又有条件落籍的话，理论上应该落籍原乡，来自香山的，自然就应落籍香山。因此，在许多档案文献中，在澳华人往往以“香山人”自居或被记载。到19世纪澳葡政府容许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澳门华人加入葡萄牙籍时，少数华人也可以申请葡萄牙籍。新会县潮莲乡人卢华绍（经营番摊及鸦片生意致富的卢九，1837～1907），在1888年便申请入籍葡萄牙并获得批准。[111]然而，对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水上人来说，不论是中国的籍贯抑或是葡萄牙国籍，都是难以染指的。因此，“水上人”和“澳门人”便成为他们有需要申报自己是“哪里人”的其中一种表述。笔者翻阅1922年的《镜湖医院征信录》，便看见当年列举获赠医施药的名单中，有“南海”“顺德”“新会”“江门”“香山”“恩平”等各县的人，也有来自“省城”“云南”和属“客籍”者，但同时也有“澳门人”“氹仔人”“路环人”和“水上人”。[112]这应该是病人自报的记录，而这些在20世纪初自称“澳门人”“氹仔人”“路环人”和“水上人”的人，很可能是清代无法落籍香山或其他县份而又在澳门谋生的人及其后人。上述Carl Smith的例子也表明，有些“船女”在香港购买地产时，会登记为“澳门人”。这种种零碎的资料，都意味着原来在澳门谋生但在中国统治体制内属“无籍之徒”或只能算是“疍户”的水上人，如要给自己一种“地域”身份的话，“澳门人”是他们其中一个“选择”。
值得思考的是，自称为“澳门人”的“疍家女”，许多也是后来被称为“土生葡人”的母亲或母系先人，其形象更成为20世纪澳门土生族群文学创作常见的“母系符号”。苏桂宁指出，早期从葡萄牙来到澳门的军人和水手，大多与当地社会地位低下的华人女性交往并生下子女。这类结合所生的子女，进入土生人圈子后，可以分享土生族群的专利，获得一些在澳华人和在葡国的贫穷人家子女所缺的好处。这样的历史背景，成为一些澳门土生作家创作时盘绕在心的情结。他们的文学作品，好些以“疍家女”为题，为她们塑造美好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作家自己的身份认同。土生诗人李安乐（Leonel Alves，1920-1980）撰写的《疍家女之歌》，便代表这群妇女发出以下的咏叹：
澳门诞生以前，我已在这海面上划行；
在这小小的疍家船上，养家活口谋生。
常去妈阁上香，祈求妈祖赐福，日子过得快活。
……
自从来了“牛叔”，这些西方鬼佬，乘着三桅船来到，
给人们送来了，沙甸鱼的鲜纯美妙。
水手们来到这里，言辞温文有礼，
蓝眼睛含着温柔，向阿妹表露爱意。
在我们疍家的船上，水手们喝得半醉，
唱起了美妙的歌儿，为我们的阿妹干杯。[113]
这阕新诗，仿佛与本章开头引用的《咸水歌》遥相呼应。
我们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期的“澳门人”，大部分正是本章所讨论的胼手胝足的普罗大众，而澳门自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群劳动人民的奋斗史。从这个群体出发，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他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所经营的生理环境所孕育的人群与社会。
* * *
[1] 《咸水歌》卷1，第1页a，作者、出版时地不详。
[2] 据广东省中山市坦洲村精于演唱咸水歌的吴先生所言。访谈日期：2009年9月8日，吴先生家。
[3] 用“识当”和“哥歪”或类似的粤音字来分别记“sit down”和“go away”这两个英语词汇的音的做法，在19世纪广州和澳门流通用作教本地人学习英语的印刷或手抄的小本子中十分常见，详情可参考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言语接触とピジン——19世纪の东アジア》（白帝社，2009）中收入的几种影印材料，包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及《红毛通用番话》等。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4] 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上《形势篇》，第3页a。
[5] 龙思泰著：《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第38页。
[6] 见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Ch.3。
[7] 此书英译本名为Treaties in which the things of China are related at great length，with their particularities，as likewise of the kingdom of Ormuz，composed by the Rev.Father Fr.Gaspar da Cruz of the Order of Saint Dominic，printed with licence，1569；收入在C.R.Boxer（ed.），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Fr. Gaspar da Cruz，O. P.，Fr. Martín de Rada，O. E. S. A.，Hakluyt Society 1st edition 1953，reprinted by Nendeln/Liechtenstein：Kraus Reprint Limited，1967。有关作者的背景，见编者C.R.Boxer在“Introduction”的介绍（pp.lviii-lxii）；该书提到中国pilot（疑即引水人）的情况，见第200、202页。
[8] 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536页。
[9] 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第548、565页。
[10]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printed for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1839，p.219.“1839”是印在此书上的出版年份，据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2～53页），此书最初的编纂者为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其中第一部分的印刷工作在1837年就开始了，后来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做了许多增补工作，在1841年亲自印刷成册。
[11] Peter Quennell（ed.），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5，p.121.
[12] Paul 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36.“Macau Road”的险要情况可参考Amasa Delano，A Narratives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comprising Three Voyages round the World；together with a voyage of survey and discovery，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Oriental Islands（Boston：E.G.House，1817，p.47）中有关1791年的记载。到19世纪中，英文世界出版的航海手册中有关从澳门到广州的水道的描述越趋详细，见James Horsburgh，The India Directory，or Directions for Sailing to and from the East Indies，China，Australia，and the Interjacent Ports of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n，London：WM.H.Allen & Co.，1852，Volume Second，pp.384-400。
[13] 见Peter Dobell，Travels in Kamtchatka and Siberia；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London：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1830，Vol.II，p.133）记述1798年的情况。
[14] George Anson，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41，42，43，44，London：Ingram，Cooke，and Co.，1853，p.107.如果说“鱼的中文读法跟Macao有点类似”，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对方说的鱼是“马鲛鱼”。
[15] 在当时的英语文献中，“Lemma Island”常以复数“Lemma Islands”出现，指的是位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葡萄牙人称之为“Ladrone Islands”，“ladrone”为西班牙语“ladrón”（盗贼）的意思，用以形容当时大量海盗出没于万山群岛的情况。据Hugh Murray，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Philadelphia：Lea and Blanchard，1840），Vol.III所附经纬度表（p.597），按照当时西方人的认识，Ladrone Isle（Great）较大的岛屿的经纬度为北纬21°57′0″，东经113°43′0″，Lemma Isle（Great）较大的岛屿的经纬度为北纬22°22′0″，东经114°16′0″，查今天的地图，前者即今天的大万山岛，后者即今天的担杆岛。按今天的行政地理划分，“Ladrone Islands”指万山群岛西边的列岛（蓬佳列岛），“Lemma Islands”则指万山群岛东边的列岛（担杆列岛）。（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anshan_Archipelago，2009年12月4日浏览）因此，在18～19世纪的外语文献中，当外国船员说看到“Lemma Island（s）”，可以是专指担杆岛，但更可能是泛指万山群岛，如果已靠近十字门，则可能是指葡萄牙人名为Ladrone Islands的部分，也就是道光《广东通志》卷83《舆地略一》《广州府图》标记为“老万山”一带。
[16] George Anson，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41，42，43，44，p.108.
[17] James Cooks and James Kings，A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undertaken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for making discoveries in the North Hemisphere；perform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aptains Cook，Clerke，and Gore，in the Years 1776，1777，1778，1779，1780，London：Champante and Whitrow，1793，Book Ⅵ（疑为Book Ⅳ之误），pp.216-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