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节选自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第五章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理解某些政治家（如希特勒）为何用自然灾难来比喻战争，与其说战争造就了他们，不如说就是他们发动了战争。当战争逐渐成为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这些大自然的比喻可以生动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客们的托词——因为他们声称这种力量没有人可以阻止。格雷就曾明确地指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1915年5月，他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承认，在“七月危机”期间，“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他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曾扪心自问，”他在1918年4月称，“我问我自己，是否能通过预言或智慧来阻止它的发生，但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人有能力抗衡它。”贝特曼在两个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是否可以让这场战争以及我的行为悬崖勒马。”不言而喻的是，他对此也根本束手无策。
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些神奇的自然力量的比喻也颇为称道，并将这种手法发挥到了极致。霍布斯鲍姆就曾把战争的爆发比喻为一场大火、一场暴风雨；巴尼特把英国政府比作“一个乘坐木桶想要穿越尼亚加拉瀑布的人”；诺曼·戴维斯生动地把战争看作由于地球板块移动而造成的地震。
当然，即便不借助这些比喻，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场战争是场不可避免的灾难。死脑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奥地利前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出于“为生存而战”的“伟大原则”，“世界大战的灾难基本上是无法避免，也无法抗拒的”。德国有些历史学家在“一战”结束、“二战”尚未爆发期间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正中间”，被其他国家形成了包围之势。因此，德国必须在俾斯麦的“临时应急措施”和威廉时期的“防御性战争”中做出选择。除了德国，也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赞成那些客观或系统的理论。美国人西德尼·费详细阐述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战争由国际体系出现的裂隙和瑕疵导致（各个盟国由于契约的签订而被绑在一起，并且之间缺少独立的仲裁机构）”的理论。还有一些人是列宁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们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受利益驱使迫害欧洲工人阶级的结果，这完全颠覆了战前左派人士如卡尔·考茨基和J·A·霍布森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者太过精明，以至于不会蠢到把自己送上毁灭道路的地步。这种观点仍然有一群拥戴者，并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料编纂中不变的教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仿佛突然被置于一场终结一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A·J·P·泰勒提出“所有人都在为战争精心准备、摩拳擦掌，而不知不觉掉入深渊”的观点后，有人认为战争之所以能够沿着其“时间计划表”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正是参谋部与科技发展亦步亦趋使然。阿尔诺·迈耶试图以德国为例将战争的原因做如此总结：战争的爆发来自于主要参战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即上层阶级精英们为了缓和、躲避国内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对其施加的压力，而推行、宣传浮士德契约式的激进民族主义。甚至还有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解析战争原因。他们认为，“战争缓解了农村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后，还有一种纯文化角度的解读：战争是复杂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反理性主义”、“军国主义”等交会碰撞的产物。而早在1914年8月，贝特曼就提出过这一理论：“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军国主义早已注定了每个国家的政策轮廓，并让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那些只有付出大规模战争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
对于一直被“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困扰着的贝特曼来说，仅有一种解释是让人满意的：所有国家都有其罪过。但他还是加了一句：“德国负主要责任。”他还说，严格来讲，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出于德国领导人的一些不当决策——这种论断也很有影响力。
许多英国政治家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申辩道，英国之所以保护中立的比利时免受德国的侵略，是出于道德考量，履行已签署的协约。1914年时，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阿斯奎思用在公立学校操场演讲时的口吻表示：“当一个恶魔准备攻击、蹂躏一个对它丝毫没有做出挑衅的受害者时，作为受害者的同胞，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劳合·乔治对此表示赞同。之后，英国介入战争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中立国比利时的说辞便被历史学家们接受了。
然而对于格雷和丘吉尔来说，另外一种解读显然更为重要：英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独立，是不会允许法国被德国的侵略所击垮的”。丘吉尔说，一位“洲际暴君”正在“觊觎整个世界”。在其回忆录中，格雷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团结起来，加入到战争中去，”他回忆道，“因为比利时危在旦夕。”“但依我个人的直觉，我认为我们实际的目的是要去帮助法国。”如果英国袖手旁观的话，“德国的铁骑……将会踏遍整个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因为土耳其人将会站在德国人那边。”“绥靖意味着被德国支配和管辖，意味着法国和俄国的沦陷，意味着被孤立，意味着要同时被希望或不希望参战的焦虑的人们所仇视，最后，意味着德国在整个欧洲的肆无忌惮。”K·M·威尔逊认为，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解读胜过对比利时命运关心的说法，后者之所以被政府所青睐，是因为政府需要慰藉内阁成员的良心并排除异己。而最重要的是，英国介入战争、保护法国和俄国、阻止“敌对政权攫取对整个欧洲的统治权”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人都赞同这种观点，比如戴维·弗伦奇，保罗·肯尼迪在《英德对抗之缘起》中也有论述。在特雷弗·威尔逊看来，德国“正在谋求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因此就不可能独立”。
英国历史学家持有这种观点或许并非全然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时，关于战争的最为装腔作势的解读便是如下观点：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打败和击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他们“尚武”的文化传统。德军在比利时的凶残行径便是铁证。这种观点不仅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大肆宣扬，同时，它也迎合了战争本身的残酷以及人们对它的厌恶感。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学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于是德国人一直遭到谴责。但弗里茨·菲舍尔1916年出版的《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却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该书认为，德国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不谋而合。对于其同时代的保守者来说，这种思维无疑具有强大的颠覆性。但是对英国的读者来说，它仅仅印证了那句古老的假设：德国想攫取“统治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想要成就这一“霸业”，则必须以牺牲英国为代价。然而对于德国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持续性理论”不仅意味着再次搬出《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1933~1945年所发生的一切是由来已久的偏离美英集团准则的行为的集中爆发，从现代德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并非严重的异常行为。“Alles war falsch”——一切都是错误的，甚至包括俾斯麦帝国。上述理论是菲舍尔在当时的波茨坦东德档案馆中发现的；乍看上去，西方的批评家们认为他是在拥护马列主义阵营。然而，他的调查研究却更为深刻地影响了西德那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这种观点为埃卡特·克尔20世纪20年代的观点进行了平反，克尔明确地指出1914年战斗打响前德意志帝国已弊病丛生。菲舍尔本人也在其中几位年轻作家的引导下，认为德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不无关联：反动的特权阶层、东易北容克贵族以及鲁尔区反社会主义的工业主义者在政治上施加了过多的影响和干预。克尔已经识破了1914年以前德国外交政策的弊端——极少数当权者狭隘地着眼于经济利益；如今，用这条理论解释战争也是可以的。
一系列反对菲舍尔的观点同样也细致入微、解释合理。是否早在1912年12月，就有了战争的计划——英国的中立地位可以通过征服俄国和法国得以确保［菲舍尔在《想象中的战争》（War of Illusions）一书中探讨了该问题］？抑或是贝特曼在采取一项“有意的冒险”，通过在局部战争上下赌注，以保留德意志帝国的“行动自由”，至少是保全自身。再或者，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以便能够在欧洲战场击败法国，从而建立其在非洲的殖民帝国？
关于德国是战争“唯一的罪人”这一理论，还有其他的反驳意见。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的帝国主义支持者和军国主义中坚分子，而他们也都有其各自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内容涵盖了主要历史人物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些解读反过来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多国资料的整合。它们受到了菲舍尔反对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定义战争的视角正逐步偏离“全部责任论”。
直到1965年才有人对菲舍尔的观点进行辩护。与对菲舍尔的指摘针锋相对，伊曼纽尔·盖斯关于“七月危机”的资料整理颇有影响力。这些资料援引各参战国于1920年前后出版的档案，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认为菲舍尔的理论过于聚焦德国的人。盖斯认为，尽管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德国政府怂恿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进行报复性打击，但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其对英国产生威胁的“世界政策”。“德国侵略者……故意挑唆俄国参战。这促使俄国、法国和英国不得不联手反抗这位强大的野心家，但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在盖斯稍晚成书的《通往灾难的长路：1815~1914年“一战”战前历史》（The Long Road to Catastrophe:The Pre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1815~1914）中，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在半个世纪以前成为统一国家后就已注定的结果。德国是1848年“革命与危机的重灾区”，是19世纪60年代欧洲民族主义得以“最极端体现”的国家，统一后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力量”。盖斯还指出，正是“德国的世界政策置欧洲于战争的阴云之下……这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出口’……是德国促成了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言外之意，德国外交政策最核心的错误便是对与英国“恢复邦交”的藐视，以及组建了一支“与英国势均力敌、足以向其宣战”的舰队。事到如今，许多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德国向英国的挑战是合乎逻辑的，但却没有人严肃地对这些挑衅行为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这场历史上的英德对峙便由此变成了现代历史上最为武断的事件之一。
这场战争可以避免吗？
建立一座座战争纪念碑，这样做有意义吗？那些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当作无名英雄来歌颂的“一大批人”，真的就是为了如下的理由葬送自己生命的吗？
为了尊敬的国王和国家
为了挚爱的家园和帝国
为了公平正义这一神圣的理由
以及一个自由的世界（？）
撇开上帝、国家和学校不谈，那些在温切斯特大学纪念堂被人们缅怀的学生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事业而放弃生命”的吗？那些汉普顿勇士真是“为了保持一颗为国效忠的心，为了‘我们光荣的誓言’，为了自由，以及宪法赋予我们的义务”而牺牲的吗？
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耸立在欧洲各大广场、学校和教堂庭院的战争纪念碑——无论是刻画理想中的勇士形象以及哀悼的妇女，还是诸如在索姆的蒂耶普瓦尔的那些纪念碑一样，仅仅在石头或青铜底座上镌刻上名字——都在试图传递一个道理：那些人的牺牲精神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我在法国战争纪念馆最常见到的一句碑文，这些纪念碑可能是为了缅怀英雄、普通公民，或者专门为葬礼而设立。当我还在汉堡上大学的时候，每天路过达姆托尔纪念碑时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句铭文：“德意志必会永生，就算我们必须要为它献出生命。”只有很少的纪念碑有勇气道出事实：这些所谓的“牺牲”根本毫无意义。
因此，本书试图解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每个来到蒂耶普瓦尔、杜奥蒙或其他祭奠死者的纪念碑前的游人都要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些人——有900万之多——死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要解答也相当复杂。说得更确切些，英国在1914年遇到的巨大威胁，真的足以迫使其将数以百万计、来自四面八方的征召入伍的同胞推向死亡，从而达到“消耗”德国及其同盟力量的目的？德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初衷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本书前6章所要探讨的，我还将评估双方真正面临的（或是想象中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战争一经打响，这些威胁仿佛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消失了。正如泰勒所言，战争开始后，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开始变得惴惴不安，只顾思考着如何赢得战争。同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无意识流露出的追求轰动效应、剑拔弩张的情绪的双重作用下，报业开始倾向于打压妥协的立场，转而高歌只有取得一场彻底的胜利，才能吞并他国以及达到其他“战争目的”。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被历史学家们反复提及的“媒体号召人们响应、支持战争的煽动性力量（至少在战争初期）”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取得彻底的胜利为何如此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应当从经济层面入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已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这一切都与前线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经济历史学家的反思内容与军事历史学家的一样丰富。然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结论已经或应该在预料之中了，因为与德国及其盟国相比较，英、法、俄组成的阵营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第九章将探讨为什么身处如此的优势，若无美军介入，英、法、俄仍旧会败北的原因；同时对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提出质疑：德国的战时经济管理真是如此混乱、效率低下吗？
战略是否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本书第十章将会聚焦此问题。在某些方面，西线的胶着状态及其他战场毫无成效的“间接行动”是军事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后果。然而，人们在那些因缺少决定性的突破而导致的鏖战中采取的战略本身也弊病丛生。双方的指挥官都从那些煎熬般的对峙中总结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目标：敌方被杀死的人数要大于己方损失的兵力。在此基础上，践行严格的军事条例、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便成了家常便饭。通过每月统计的“净阵亡人数”（一方阵亡数减去另一方阵亡数）以及其他具体的伤亡数字，战争的军事效益便得以评估。实际上，一个阵亡士兵的价值可以通过其生前理论上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敌方士兵的死亡人数来衡量。因此，评估军事效益成为了一件围绕死亡主题而展开的可怕的差事（事实上，许多读者或许已经认为我的方法非常无聊）；但这种逻辑不是我的独创，而要归功于当时那些政治家和大将军。因此，很明显，同盟国在这一方面占尽了上风；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它们为何还输掉了战争？一种可能性（在第十一章中有所介绍）是，经济和军事效益需要相互结合。换句话说，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哪一方损失的人数比另一方少，而是需要衡量我方杀掉一名敌军所付出的代价。但这样也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同盟国仍旧是占上风的一方。
为了揭开德国失败的原因，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那些虽然受了伤或被俘但却没有丢掉性命的士兵。在俘虏问题上我也做了一番研究。因为尽管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命运比那些牺牲的或身受重伤的战友要幸运得多，但从他们上司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部分被俘的人却统统被归为阵亡者的名单了。在某种意义上，战俘所造成的损失甚至要更大一些：他们还活着，因此便有可能效力于敌方或成为敌方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统计一方的伤亡对另一方所造成的影响时，比起伤者，我更倾向于关注被俘虏的士兵，因为许多伤者之后仍然可以重返战场。然而这样一来反倒会出现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个体的情感问题。如果堑壕中的惨烈状况与那些反战文学所描述的毫无出入，那他们为何还要继续去送死呢？这些可怜的人为何不选择逃跑、叛变、投降呢？这些问题是第十二、十三章所要探讨的。
最后，缺少了关于战后和平局面的评价，对这场战争的分析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战争的确给那些声称自己已经从中醒悟过来的人以当头棒喝，但《凡尔赛和约》——暂且不说胜者在巴黎郊区签署的其他条约——是否成为战后和平的温床中滋生的寄生虫呢？我在第十四章将做出解释。
读者会注意到，在提出上述问题时，我经常试图想象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并指出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的情况。的确，阅读这本书，就像在探索和想象战争的另一个面孔和结果。假如英国1905年没有在帝国问题和之后出现的欧陆问题上向法国、俄国做出让步，会产生什么后果？假如德国1914年加强了防御能力（实际上，它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会怎么样？假如某些内阁大臣所期待的事情变成现实——英国在1914年8月没有插手战争，事情将如何发展？如果法国军队在马恩河地区没有对德军进行有效控制（考虑到法军的伤亡人数如此巨大，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呢？假如英国保存整支远征军的实力用来对付土耳其，能否成功占领加利波利？假如俄国人能够更加理性地行事，它会不会与德国人私下和解？再比如，如果1917年的英法军队中出现叛乱了呢？假如德国人没有卷入无休止的海战，或是没有采纳鲁登道夫1918年提出的进攻策略，会不会不至败北？假如1919年强加给德国一个更严厉的惩罚，抑或是一个更仁慈的条约，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分别会有什么影响？就像我经常说的，这些与事实相悖的问题可以在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一则可以重现当时决策者的优柔寡断，对于他们来说，未来仅仅代表一连串的未知的可能性；二则可以评估当时的决策是否是最佳的。总之，我的论述表明，当时的决策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