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至沓来的预言
通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因素；更准确地说，是军国主义文化。是它，挑唆人们对战争的渴望，让平民摇身一变成为蓄势待发的士兵。有些人确实预见到这场战争了，但有多少人真正期待它的发生呢？
如果说是那些为了自我满足的预言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那么最早的预言家之一便是黑登·希尔，其小说《怀特岛的间谍》（The Spies of Wight，1899）讲述了德国间谍在英国开展的阴谋行动。但这部小说仅仅是关于未来那场英德之战预言的开端，后续有一系列作品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预言。A·C·柯蒂斯的《新特拉法尔加》（A New Trafalgar，1902），就是其中之一，它描述了德国军舰轻而易举地在英国海峡舰队缺席的情况下对英国进行突袭。幸运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拥有一艘强大的备用新战舰，因此最后还是赢得了战争。在厄斯金·柴德斯最著名的作品《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1903）中，英雄卡拉瑟斯和戴维斯偶然发现了德军的惊天计划：
大批驳船载满了德军士兵，航行在海上。他们被分成了7支分队，在帝国海军的护卫下同时从7个浅滩出发，横渡北海，即将登陆英国的海岸。
同样的侵略行动也出现在L·詹姆斯的小说《少年传令员》（The Boy Galloper，1903）中。故事中的英雄——中学生杰克·蒙特莫伦西不得不离开学校，穿上他军训时的制服，去完成抵御德军的使命。但在这些关于德军入侵的虚构故事中，最著名的还要属威廉·鲁鸠于1906年在《每日邮报》连载的风靡一时的畅销书《1910年大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书中，作者构思了4万德军精锐部队入侵英国的恐怖场景，如“罗斯顿血战”“伦敦大轰炸”。在《当雄鹰飞向大海》（When the Eagle Flies Seaward，1907）中侵略军的人数徒增到6万，但除此之外，两本书的故事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它们的结尾无疑都给了英国人民以慰藉，侵略者最终被打败了。在R·W·科尔的《致命陷阱》（The Death Trap，1907）一书中，当德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时，日本军队前来救援。A·J·道森的作品《情报》（The Message）中，英国被描述成一个面临绝望深渊的国家，在这部作品中，英国人民品尝到了惨遭占领、被索赔款，以及将殖民地拱手让人等苦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森的书中，“敌人”的侵略已无孔不入。当和平主义者聚集在布卢姆斯堡呼吁裁军时，一位德国作家操着浓重的日耳曼口音，对我们的英雄们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很强大，对，我们德国人的军队很强大。”事实证明，这个德国作家以及他成千上万的移民同胞在当时确实扮演了战前情报搜集者的角色，并向人们传达了“德军对其对手的一切情况已经了如指掌”的自信。通过对德军在伦敦的情报头目“X长官”的刻画，E·菲利普斯·奥芬海姆在《缔造历史的人》（A Maker of History，1905）一书中有更精彩的描写：
在这个国家，有29万年轻同胞服过役，随时待命。他们平时是店员、侍者、理发师……每个人都身负重任。这座伟大城市的要塞和堡垒或许坚不可摧，会拒外敌于门外；但若从它的内部着手，就另当别论了。
无独有偶，瓦尔特·伍德的作品《混迹我们中间的敌人》（The Enemy in Our Midst，1906）中，“德军情报委员会”正悄悄地置伦敦于危难和混乱中。关于这一时期这一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以至于用“间谍狂热”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1909年，鲁鸠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帝国间谍》（Spies of the Kaiser）出版，作者构思了一个遍布伦敦的德国间谍情报网。此外，柯蒂斯上校的《睡梦中的英格兰》（When England Slept）也于同年问世。在这本书中，伦敦在一夜之间被德军占领，原因正是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进行了数周盗窃情报的活动。
这样的奇幻故事不仅仅出现在这些廉价的惊悚小说中，旅行家、诗人查尔斯·道蒂就写过关于这一主题的离奇而又仿古的诗歌，其中的代表作有《悬崖》（The Cliffs，1909）以及3年后写就的《云端》（The Clouds），后者是一部异乎寻常的作品。在查尔斯的笔下，侵略者用乔叟的口吻，将鲁鸠的观点娓娓道来。梅杰·盖伊·杜莫里埃的戏剧《一个英国人的家园》（An Englishman’s Home，1909）将这支幻想曲搬上了舞台，男学生们又一次要奋起反抗这噩梦般的入侵。1913年12月初的《密友》杂志连载了关于这场英德大战的另一个版本的猜测。奥尔德堡寄宿中学的校刊在1909年甚至颇为讥讽地猜测孩子们在1930年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当时英国已经沦为“条顿帝国”西海岸的一个弹丸小岛了。
甚至连萨基（原名赫克托·休·芒罗）——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都对这些书颇感兴趣，并尝试了同类型题材的写作。《威廉驾临：霍亨索伦统治下的英国逸事》（When William Came:A Story of London under the Hohenzollerns）一书中的英雄默里·约维尔——一个“要被培养成为特权阶层的人”——从黑暗的亚洲归来后，发现英国已经臣服于人，成为了“像阿尔萨斯–洛林那样，归属于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个行省，只不过哺育它的不是莱茵河，而是北海”。摄政街遍布着欧陆风格的咖啡厅，只要在海德公园草坪上行走就会被当场抓住并罚款。尽管约维尔渴望推翻这些条顿人的统治，但他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那些曾经同是保守阵营的同志们抛弃了。他们（与乔治五世一起）已经逃往德黑兰，这里只剩下一些可憎的“通敌者”，包括他那“毫无廉耻道德心”的妻子、她的波西米亚朋友、大量衣着光鲜的官僚主义者以及“无所不在”的犹太人。德国征服者出人意料地仁慈，甚至还有些让人着迷，至少那些颓唐堕落的英国人是如此标榜。欧内斯特·奥尔德梅多早期的作品《北海泡沫》（North Sea Bubble，1906）设想中的德国通过送圣诞礼物以及提供食品援助来讨好其归属地。在奥尔德梅多的笔下，这些占领者最“穷凶极恶”的行为，恐怕也只是倡导英国人吃香肠和德国泡菜，在音乐会节目单上用德文准确拼写汉德尔的名字，以及要求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罢了。
德国人自己也对即将发生的战争做出了种种预言。卡尔·艾森哈特的《英格兰的报应》（The Reckoning with England，1900）描绘了布尔战争失利后的英国又不得不面临法国的进攻，走投无路的英国开始强行封锁航道，丝毫不顾及中立国家船只的利益，这一行为也导致了一触即发的英德大战。一种秘密武器（电力战舰）确保了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狂喜的德国人将丰厚的战利品——英国殖民地收入囊中，包括直布罗陀。在《世界大战——德国之梦》（World War–German Dreams，1904）一书中，奥古斯特·尼曼设想“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军队和舰队携手隆隆驶向它们共同的敌人”——英国，“它息肉般的手臂正伸向整个世界”。法德海上联军击溃了英国皇家海军，击退了登陆福斯湾的侵略部队。马克斯·亨利西卡在其《德国未来100年》（Germany’s Future in 100Years）一书中假想出一场为争夺荷兰而发生的英德大战，并以德国的胜利入侵作为高潮。和尼曼的小说一样，德国的胜利使其获得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地盘作为殖民地。然而，并不是所有德国作家都如此自信。《沉没、燃烧与毁灭：痛击德国》（Sink,Burn,Destroy:The Blow Against Germany，1905）将双方的角色进行了反转，现在轮到英国海军击败德国了，英军还侵略和占领了汉堡。
通过这些现象，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人们自身的意愿。甚至，在这些战前的预言得到证实之后，人们创作此类作品的意愿仍不减当年。鲁鸠于1914年年底匆匆写就了《德国间谍：一个现代故事》（The German Spy:A Present-Day Story）；高蒙曾经被禁的电影版《1910年大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也以“如果英国遭到侵略”（If England Were Invaded）为新名获得解禁并放映。保罗·乔治·明希的《兴登堡进军伦敦》（Hindenburg’s March on London）于1915年出版，书中描绘了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者雄赳赳气昂昂开赴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场景。
然而，这些幻想需要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理解。并不是所有的战争先知都希望战争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之间。事实上，在1900年之前的该类题材作品中，很少有人将德国视为敌人。一些作者甚至在1891年的画报《黑与白》中大胆设想由皇家暗杀行动（针对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王子，行刺者很显然是俄国特工）而引燃的巴尔干战争（该预言与事实惊人地相似）。当塞尔维亚抓住机会向保加利亚宣战时，奥匈帝国控制了贝尔格莱德，敦促俄国出兵保加利亚。这时，奥匈帝国背后的德国准备履行其协约的职责，调兵前往俄罗斯以支援奥匈帝国；法国也为履行自己的职责，向德国宣战以支援俄国。各股势力相互纠缠，但故事也有转折点：最初为求自保而中立的英国——中立国比利时还是遭到了德军的侵略——派出援兵登陆土耳其的特拉布宗，导致法国和俄国对其宣战。这样就促成英法海军在撒丁岛附近进行了一场主要战斗；同时，法德军队还在巴黎城外展开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役，最终以德国的胜利和法国付出沉痛代价而告终。在路易斯·特雷西的《最后一战》（The Final War，1893）中，德国和法国密谋侵略并占领英国，但就在战争打响后11个小时，德国和法国却统统向英国投降了，英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连威廉·鲁鸠本人也开始了这项“蛊惑人心”的事业，但不是将论调定在反德意志上，而是反法、反俄。他的作品《毒弹》（The Poisoned Bullet，1893）就讲述了法俄共同进攻英国的故事。随后，他的《情报处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ecret Service）一书中的法国秘密情报处长官加斯东·拉图什又成了反派（威胁到英国的危险人物）。
布尔战争同样成就了一批反法作品：《杜埃之战》（The Campaign of Douai，1899），《伦敦的危险》（London’s Peril，1900），《1901年伟大的法国战争》（The Great French War of 1901），《多金的新战役》（The New Battle of Dorking），《下一个滑铁卢》（The Coming Waterloo），以及马克斯·彭伯顿的《为了祖国》（Pro Patria）（皆为1900年出版）。其中有两部作品都描述了法国通过打通海峡隧道向英国发起进攻的故事。在路易斯·特雷西的作品《侵略者》（The Invaders）中，法国伙同德国，向英国大举进犯。这对让人闻风丧胆的搭档也在《新特拉法尔加》以及《死亡陷阱》（The Death Trap，1907）中出现过，但是在当时，法国已经有了背弃其盟友德国的意图，而这一主题吸引了许多法国作家，《与英国的战争》（La Guerre avec l’Angleterre，1900）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
在德国的预测战争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变化。鲁道夫·马丁在其科幻小说《从柏林到巴格达》（Berlin–Baghdad，1907）中曾大放厥词，“在1910~1931年的飞船时代，德国将成为称霸世界的帝国”，但当下存在的问题和冲突是德国和经过革命洗礼后的俄国之间的矛盾。德国马上就要占领整个欧洲了，它像是恍然大悟、后知后觉似的，向英国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但当俄国空袭印度时，这道通牒又被抛到脑后了。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有很多人对这些“狂热的谣言散布者”的行为付之一笑。《泰晤士报》前驻柏林记者查尔斯·洛就曾猛烈抨击鲁鸠的《帝国间谍》。他并不是不相信德国总参谋部会派人前往英国或其他潜在的敌国搜集情报，而是认为鲁鸠等人在证据的援引上过于怠慢而没有说服力。1908年的《潘趣》周刊对马克·洛克伍德上校——国会下议院一位聒噪的间谍狂人——彻底地进行了一番取笑。一年后，A·A·米尔恩在《战机的秘密》一文中如此讽刺鲁鸠（该文章也刊登在了《潘趣》上）：
“告诉我一切，雷。”上将查尔斯·瓦兰斯美丽的女儿，金发可人的薇拉·瓦兰斯催促她的未婚夫。
“哦，亲爱的，就这么简单。”他深情地望着她说，“上周二，有一位留着不寻常的八字须的男人出现在贝辛斯托克火车站打听一家茶室的位置。这让我坚信，有人正卑鄙地企图在我们眼皮底下搞破坏。”
“就算是这样，政府还是否认德国在英国有间谍行动啊！”我愤愤地高呼。
或许这些讽刺文学中最出色的便是P·G·沃德豪斯的《俯冲！克拉伦斯拯救英国：大入侵时期的故事》（The Swoop!How Clarence Saved England:A Tale of the Great Invasion）。它淋漓尽致地讲述了一个“仅剩荒谬”的故事，这个国家在8月公假时遭到各种力量的同时渗透：德国人、俄国人、瑞士人、中国人、摩纳哥人、摩洛哥人以及“疯子毛拉”[1]。一时间，关于德国将要入侵的消息已经众人皆知，就连报摊海报上都写着：
萨里
告急
德国军队已登陆英国
在疯狂地翻阅各种新闻报道后，沃德豪斯笔下的那位英雄终于发现了隐藏在板球比分和最近几场比赛分数中、几乎无法被人发觉的决定英国命运的阴谋。希思·鲁宾逊发表于1910年《速写》上关于德国间谍的卡通画非常有趣：德国人装成鸟，他们的身影晃动在埃平森林的枝丫间，他们穿着浴衣袭击雅茅斯海滩等，他们甚至还伪装成了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展厅的陈列品。
德国人自己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些纷至沓来的预言是如何荒谬。1907年，一张地图让人啼笑皆非：上面的大英帝国已经缩水到只剩下冰岛，剩下的地盘都成了德国的领土。卡尔·斯威娜的《幻想家指南》（Guide for Fantasy Strategists，1908）虽佶屈聱牙，但却行之有效地抨击了英吉利海峡两岸国家的战争预言。
综上所述，那些较为挑衅的战争预言基本上都出自已经敏感地感受到将要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血光之灾的悲观作家之手。不同于德国人鲁道夫·马丁的版本，H·G·韦尔斯的作品《悬而未决的战争》（War in the Air，1908）中关于空战的启示，预言了欧洲文明将被飞艇丢下的炸弹夷平，只留下“废墟和暴露在外的尸体，以及干瘪而麻木的幸存者的面庞”。所有该主题的英文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战争不会发生，因为所有人都能预料到它将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灾难，这个出现在诺曼·安杰尔的《大错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中的观点正是其吸引众多读者的原因。
同样，并不是所有德国作家的战争预言中都充斥着毫不含糊的贪婪和野心。《崩溃的旧世界》（The Collapse of the Old World，1906）中，“海洋之星”（费迪南德·格罗特霍夫，《莱比锡快报》编辑）曾预言，英国和德国关于萨摩亚等地的殖民地争端可能会导致“冲突和破坏”以及对于“和平时期的文明”的“毁灭”。出于对这种想象中的“萨摩亚争端”的报复，英国皇家海军袭击了德国的库克斯湾，拉开了欧洲战场全面战争的序幕，而这也让双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本书的结局颇有洞察力和先见之明（奇妙地借前保守党首相阿瑟·鲍尔弗之口娓娓道来）：
全世界的命运已经不再仅仅掌控在同属日耳曼民族的两大海上强国手中，即英国和德国了。如今，陆上霸权属于俄国，海上霸权则当属美国。俄国和美国已经超越和取代了德国和英国。
无独有偶，卡尔·布雷多在其《向英国进攻》（Offensive Invasion against England，1907）一书中，设想德国向英国海军基地发起猛攻（彻底颠覆了之前萦绕在德国海军指挥官想象中的“哥本哈根情结”——英国前来挑衅的场景），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尽管经受了巨大的损失，德国还是没能顺利冲破英国的封锁，最终的结局再一次昭示了两败俱伤的后果。因此，“任何一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都能给予这个世界其他大洲的国家以可乘之机……一场英德间的海战便可能成为毁灭的开端。大英帝国全面崩溃，同样垮掉的是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无上权力。只有这两个伟大的同属日耳曼民族的国家长期携手共进，才能拯救欧洲”。格罗特霍夫和布雷多最后都热切地呼吁整个欧洲要团结一致，这种理想极具现代风格。
很显然，一大批作家都认为有必要对这场发生在未来的战争进行猜测和预言，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战争会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但是上述作家中没有一位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战争就在不久后——1914~1918年发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备受青睐的情节——德国出兵侵略英国——与后来所发生的极具策略性和戏剧性的现实大相径庭。此外，90%的战争虚构小说竟出乎意料地忽略了科技的约束力，而这正是各个参战国的陆海空三军竞争的焦点。事实上，仅有少数作者能够不同程度地预见出这场战争的真正面目。
其中一位便是马克思的志同道合的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7年做出的设想：
一场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如果各国的军备开支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将会自食苦果……800万~1000万的士兵将会相互杀戮，他们会比任何一群蝗虫都要凶猛，将欧洲毁灭得体无完肤。爆发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酿成的灾难，将被浓缩至3~4年之内。饥荒、瘟疫、极度的绝望使人性变得野蛮；贸易、工业和商业也将陷入一片混乱，最终面临普遍破产的局面；古老的城市随着其曾经辉煌的文明一起崩塌，皇冠被丢弃在沟渠里，却没有人顾得上拾起来；我们完全无法想象这场灾难会如何收尾，谁会在这场灾难中胜出。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它将造成普遍低迷，并成为工人阶级夺取最终胜利的时机。
3年后，在老毛奇最后一次的国民议会报告中，这位伟大的已退休的普鲁士前总参谋长也曾预言过相似的灾难：
内阁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民的战争……先生们，如果这场战争似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们头顶长达10多年，那么它一旦爆发，谁也无法预料究竟会持续多久。欧洲最强大的劲旅前所未有地全副武装，等待命令奔赴战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一到两场战役失利后就彻底认输，它们不会言败，不会忍辱负重地签署协议以求和平，不会就此息事宁人。即使事情过去一年，它们还会卷土重来。先生们，这将是场长达7年甚至30年的鏖战。我为那些让欧洲点燃战火的人，尤其是首先引燃火药桶的人感到悲哀。
然而，在这场战争的预言当中，最详尽而准确地描述它的细节的人，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军人，而是华沙金融家伊万·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布洛赫。在他做过删减的6卷研究报告的英文版本《战争现在不可能吗？》（Is War Now Impossible?）中，他认为有3个原因促成了这场在规模和破坏性上都史无前例的欧洲战争。首先，军事科技已经让轻而易举便能取得胜利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也转变了战争的本质。“拼刺刀的年代已经结束”，骑兵冲锋陷阵的套路也略显陈腐。现在人们已经将视线转向了轻便快捷而又精准无比的步枪、无烟火药、穿透力更强的子弹以及射程更广、杀伤力更强大的后膛填装的大炮，从此告别了老一套的作战形式。不同于之前的面对面的杀戮，一个士兵有可能“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倒下或死去”。基于这个原因，“下一场战争……将会是一场伟大的觉醒之战”。从布洛赫精细的推测来看，就算堑壕中只有100个人，也可以在人数有他们4倍之多的敌军部队试图穿越300码宽的“交火区”时，成功抵御并歼灭他们。其次，欧洲国家军队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任何一场战争的发生都会将1000多万人卷入其中，这些人“在广袤的前线分散作战”。因此，尽管一场战役的伤亡数字已经非常惨痛（特别是军官的人数），但“下一场战役恐怕仍旧是鏖战”。最后，经济因素必然会成为“这项事业中主要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战争很可能意味着：
整个工业的错位以及资源供应的断裂……战争的未来并不是冲突，而是饥荒；不是杀戮，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
贸易的瓦解很有可能严重影响依赖于进口谷物或其他粮食作物的国家的食物供应。管理分配的机构也有可能出现混乱。巨额的财政负担、劳动力短缺以及最严重的后果——社会动荡，都有可能出现。
与那些异想天开、只会扰乱民心的作家相比，能够预言出这些内容已经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但布洛赫也在一些重要方面出现了差池。例如，他误以为未来的战争将有可能在如下的对手之间展开：一方面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面是德国、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尽管如果把这个错误放在1899年这个时代大背景中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再比如，他错误地认为“城市居民不可能像农民一样，能够在潮湿的夜晚露宿”，并且基于这个原因，同时结合俄国自身的农业方面自给自足的特点，他认为俄国在为战争提供支持方面恐怕要比更系统供应的国家容易得多。此外，布洛赫还高估了英国海军的实力。他认为，如果哪支海军力量比英国的规模还要小，那就“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一支不够强大的海军，只会成为精英海军的傀儡和手下败将”。他认为，英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从理论上来看，这似乎与布洛赫关于陆上强国的理论相悖。毕竟，一个可以建立不可动摇的海上霸权地位的国家，其在陆上的力量岂不应是相得益彰？同样，其他国家为什么无法建立与英国势均力敌的海上力量呢？尽管布洛赫正确地预感发生在欧洲的这场战争会有多恐怖，但他关于这场战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认知恐怕过于乐观：
这场战争迫使若干伟大的国家武装到牙齿……然后耗尽其资源，投身到一场生与死的较量中……而这种可能性与日俱增……一场同盟国（德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与法俄联盟之间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现代军备竞赛的规模以及社会构成的方式已经大大超过了其经济能力所能承担的范围，并且……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准备将其付诸一次大规模的实践，那么我们必然将会目睹一场毁灭一切现有政治力量的灾难。因此这场战争一定要尽力避免，否则各国无疑是自掘坟墓。
虽然布洛赫有时会给人留下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印象，但他也曾经严肃地指出：“我不否认有些国家可能会与其邻国一起投身一场足以颠覆一切文明和秩序的恶战。”（讽刺的是，该书竟然最受俄国政府欢迎；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读了这本“华沙银行家布洛赫的书”，才产生了“向其他国家统治者进行和平呼吁”的灵感，从而促进了海牙和平会议的召开。）布洛赫所犯错误的症结在于，他没能料想到这样的革命竟然能够同时在多个交战国爆发；谁能够将其社会崩溃的时间拖得越晚，谁便是胜利者。基于这个原因，如果战争爆发，那么各国之所以心甘情愿投身这场旷日持久的鏖战，便是出于对其他国家解体崩溃的期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被1914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
[1]“疯子毛拉”是指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编者注
代笔文人与间谍
那些投身于战争预言大军的人，无疑出于两种动机：向读者炒作作品（或是推广连载报刊），以及宣传个人政见。因此，鲁鸠那些近乎偏执的虚构小说对于那些像诺思克利夫勋爵（他曾经将作品中德军入侵的路线更改为《每日邮报》读者群集中的城市，以制造声势，拉动销量）以及D·C·汤普森（他将《帝国间谍》一书连载在《每周新闻》中，广告上还宣称提供10英镑的奖金，奖励举报“外国势力在英国开展的间谍活动”的读者）的报商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报纸究竟该卖什么？”诺思克利夫手下的一位编辑曾发问。他的回答是：“战争。战争不仅能制造大批新闻，同样能够带来巨大的阅读需求。战争本身的魅力以及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报刊标语牌上只需用‘一场伟大的战役’等类似的标题吸引眼球，即可增加销量。”布尔战争后，英国遭遇了战争报道的短缺与人们急切了解战争内幕需求之间的矛盾。鲁鸠等人用虚构小说缓解了媒体的燃眉之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德国官员为何于1914年拒绝为《每日邮报》柏林特派记者签发护照，“因为他相信极可能由此引发一场战争”。）
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还在推广宣传改良军队的政治意见方面功不可没。鲁鸠的《1910年大入侵》颇为露骨地为陆军元帅罗伯茨所坚持的兵役制度做宣传，罗伯茨为此制度甚至不惜辞掉总司令的职位。“人们都为忽略了罗伯茨勋爵1906年的严肃警告而懊悔不已，因为如果当时他的意见被采纳，如此可怕的后果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些语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实际上，正是罗伯茨本人鼓励他写这本书的。另外两个鲁鸠感兴趣的人是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以及他的政敌约翰·费希尔勋爵，前者对后者部署海峡舰队的意见颇为不满。这些希望营造紧张气氛的作家还含蓄地表达了将外国人和间谍混为一谈从而限制移民的观点，“不能让全世界的浑蛋肆意将伦敦变成他们的避难所”，奥芬海姆《缔造历史的人》一书中的英雄如是说。
如鲁鸠这样的作家对于英国现代情报机构的建立功不可没。代笔文人和军事野心家——如陆军中校詹姆斯·埃德蒙兹（之后他成为关于西线战事历史的官方写手）以及上尉弗农·凯尔（即“Major K”）——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正当的联盟关系。由于他们的联手游说，作战办公室军事行动局第五处（英国军情五处的前身）的分支机构，一个全新的反间谍“特勤局”成立了。该机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媒体曲解了英国战前对德搜集的情报，并诞生了一批如饥似渴的情报搜集者。
但这一切并不代表间谍活动就完全没有开展。德国海军部门的确曾派出过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向柏林传回有关英国皇家海军的情报。从1911年8月到战争爆发这段期间，军事行动局第五处逮捕了10名间谍嫌疑人，并对其中6人予以监禁。反间谍人士还识破了德古斯塔夫·施泰因豪尔——负责在英情报工作的德国海军军官——手下的22名间谍；除了其中一人，剩下所有人都于1914年8月4日被捕，但仅有一人获刑。正如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所言，凯尔和他手下的11人“彻底粉碎”了德国的威胁，即便这种威胁仅仅是“三等”威胁。之后，又有31名所谓的德国间谍在1914年10月到1917年9月之间被捕，其中19人被判处死刑，10人被监禁；另外还有354名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德国人在其东部和西部边境处（开战后可能会部署兵力的地区）也布下了情报网。因此，当俄国在1914年8月采取军事动员时，德国政府能够及时获取信息。
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间谍体系。1907年，英国陆军部开始在比利时靠近沙勒罗瓦的地区（如果对德开战，英国远征军有可能会在此地与敌人交火）开展调查。同时，埃德蒙试图建立军事行动局第五处在德国的间谍系统。指挥官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一位热衷于跑车和私人飞机的退伍海军军官）受其之托，在国外开展间谍活动，由此成立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英国陆军情报六处的雏形）。1910~1911年，他手下的特工马克斯·舒尔茨（一位来自南安普顿的保持中立立场的德国船商）以及4名德国探子在德国被捕并遭到监禁。无独有偶，两名狂热的军官在未经军事行动局第五处委任的情况下，私自决定借休假之机侦察德国的海岸防备力量，一位现为律师的伊顿公学校友试图成为一名双重间谍的愿望也成为泡影。英国的间谍足迹同样遍布鹿特丹、布鲁塞尔和圣彼得堡。可惜的是，目前关于这个海外机构的档案没有公开，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当时英国针对德国开展的情报工作究竟到何种程度（如果从英国远征军1914年连发现敌军的方位都有困难这一情况来判断，他们的工作成绩并不太理想）。事实上，英国间谍搜集来的大多数情报似乎都聚焦在对方的潜艇和齐柏林式飞艇上，没有人愿意把功夫花在破解敌军军事行动代码上，而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纰漏。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英国高级军官和大臣都相当重视那些预言家的主张。在一份1903年给英国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陆军情报部上校威廉·罗伯逊指出，如果英德之间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取得卓有成效的收尾的最佳时机在于，赶在英国海军投入其全部力量进行防备、封锁敌方舰队、摧毁敌方商船贸易以及重创其部队之前，对英国的核心地区进行闪电般的进攻”。尽管罗伯逊承认“远涉重洋攻打一个国家是一件充满变数的难事，而且敌人一定会遭到警告，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对方已经枕戈待旦（即使他们的航行是安全的，在登陆英国后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而，他还是坚信德国能够顺利让一支“15万~30万人的大军踏上英国东海岸”：
侵略军一旦登陆，便没有回头路，在数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孤立无助。同时，外来者对英国密集的人口产生了道德影响并建立了信任感，即便英国不会完全降服，但至少会同德国签署一份协议，甘愿成为其海外卫星国。
1908年，甚至连爱德华七世本人都担心他的堂弟德皇威廉二世预谋“以维多利亚女王外孙的名义，而不是敌人的身份，向英国派遣一到两个军团，把这个国家从社会主义恶徒手中解救出来”。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担忧，次官查尔斯·哈丁勋爵、出生在德国的外交官艾尔·克罗及外交大臣本人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有人都承认“德国人已经并一直在苦心孤诣地制造侵略的事端”。
格雷深信“一大批德国军官来到英国东部和南部海岸度假，并分散在多地……在那里，他们除了记录我们的海防设施之外，别无他事”。军政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但他的观点可能被陡增的地方自卫队志愿者人数所影响（那正是他的杰作，发生在杜莫里哀的《一个英国人的家园》舞台剧散场之后）。尽管前任首相公开贬损了鲁鸠的主张，1909年，阿斯奎思还是成立了英国国防委员会的下设机构，针对他以及其他人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披露进行调查。正是在此下设机构的秘密报告的基础上，特勤局才得以建立。报告中指出，“铁证之下，本机构明确表示，德国人确实已在我国境内布下的一张广泛的间谍网。”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时，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于1911年7月命令士兵把守伦敦附近的海军弹药库，以免“20名记录在案的德国人……全副武装，于夜晚潜入”。但事实却并非那么耸人听闻。尽管凯尔和他的同事历尽千辛万苦搜寻形迹可疑的人，但英国根本就不存在德国军事特工。其实，鲁鸠及其手下所认为的、德国间谍千方百计想获取的大部分信息都无关紧要，是花些小钱就买得到的海军军事地图和地形测量图。战争爆发后不久，根据一份前一年4月便拟定好的、涉及28830移民的名单，有8000人被怀疑是间谍并遭到审查；但事情很快便得到澄清，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外部势力的控制。甚至到1914年12月，英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仍然警告世人，“2.5万名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英国境内阴魂不散”，而这可能足以导致“数名英国内阁大臣的人头同时落地”。但那些危险的秘密部队从未在真实的世界中出现过。同样，传说中德国人可能放置大围攻所需的大炮零件的密封水泥板，经搜查也不存在。
在德国，也有一些作家为了谋求政治或者商业利益而对战争进行猜测。最典型的一位便是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将军。他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1912）一书着实加重了英国对德国侵略野心的焦虑。他是一位有过总参谋部档案室工作经验的骑兵将军；此外，他与奥古斯特·凯姆关系甚密，后者是德国陆军社团的首领。这个游说团队十分热衷于鼓吹扩军政策。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教科书，这本书堪称陆军社团宣传读物的典范。同时，它成功地以压倒性优势挫败了和平主义、“左翼”的反军国主义，打击了德国政府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期优柔寡断的作风。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普鲁士军队内部保守派的控制军队人数的意愿落空。
军国主义政治信条
不得不说，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扩充军备的拥护者仅是少数派，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在使英国尴尬不堪的布尔战争之后，关于提高“国家效率”的倡导无疑引起了政见不同的人们的兴趣。然而，当关于增加英国军事备战的具体提案通过后，例如招募新兵的政策，这样的倡导又被人们置若罔闻了。由乔治·希创办的“国家兵役联盟”的会员人数在1912年创下新高，有98931名正式会员，还有218513名“支持者”（这些人只是在经费筹措上提供少量帮助）。不到2.7%的15~49岁的男性参加了志愿军。巴登·鲍威尔组建的童子军在1913年达到15万人，但这在整个国家的男性青年中所占的比例却微乎其微。征兵征来的人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其中有退休的军官、记者，甚至还有牧师（比如一位汉普郡的牧师，他发给教区2000多位居民名为“用宗教的眼光看待兵役”的小册子）。萨默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各式各样的爱国联盟实际上不符合“选举的精神”。毕竟，布尔战争中解放马弗京的庆祝不能被视为工人阶层“侵略主义”倾向的确凿证据。
在雷蒙·普恩加莱的任期（1912年1月~1913年1月）以及下任总统任期内，法国国内关于“民族觉醒”（为此，还象征性地为纪念圣女贞德设立了国家假日）的热潮不仅表现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上。约瑟夫·霞飞将军被晋升为总参谋长，同时获得了军队的战时最高指挥权，还有一项将兵役从2年延长为3年的法律也获得通过，教师工会由于站在反军国主义的立场而被迫解散。但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的复兴也不应被夸大宣传。实际上，相比于外交事务，人们更关心国内的选举和税制改革，特别是为平衡代表的比例，要建立一个反对激进分子的跨党派联盟（不顾激进分子的反对，该联盟于1912年7月成立）。但是没有人想撤销乔治·克列孟梭政府财政部部长约瑟夫·卡约与德国签订的贸易条约。事实上，1912年年初普恩加莱出面协调的也是意大利的小型海军分歧事件，而不是德国。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反德态势得到了扭转。其实，也只有小部分代表——654人中的200余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支持者。
德国激进的右翼势力被认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之后，人们便对其大书特书。杰夫·埃利、罗杰·奇克林等人的作品描写了1914年以前疯狂热衷于扩充军备的激进民族主义机构的特点，它警醒世人这些民族主义者绝非保守的等闲之辈。尽管这些机构的建立（如德意志海军联盟）旨在使用特殊但合法的手段增加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率，但后来发现慕名而来的支持者具有的军国主义素质完全超乎想象，甚至正逐渐滑向“国民皆反”的局面。埃利表示，这种现状正是动员出身小资产阶级、先前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兴趣的人的结果，小资产阶级联合性质的民粹派倾向正向精英统治发起挑战。他认为，这正是德国右翼势力“重建”过程的一部分，也将预示着战后的传统保守分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反犹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了纳粹主义。然而这种“众多政治游说组织逐步融合、同质形成‘右派’的统一体”的观点并没有认识到激进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其模棱两可的本质。此外，用某种特定的社会阶层——小资产阶级——来定义激进右翼分子，忽略了“有素养的资产阶级”精英在激进民族主义机构以及激进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持续的支配作用。
德国主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联盟的参与人数在其黄金期达到了54万，绝大多数（33.19万）属于德意志海军联盟。然而，这一数据夸大了真实的参与度：有些狂热分子参加了不止一个联盟或协会，还有一些会员仅仅出现在花名册上，定期缴付一下微不足道的会费而已。此外，陆军社团联盟的参与者也绝非理论上的中低阶层大众。斯图加特分会执行委员会的28名会员中，有8人是陆军军官，8人是政府高级官员，7人是商人；在勃兰登堡、萨克森、汉萨同盟港口等地的分会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大人物”：波森的政客、帝宾根的学者、奥伯豪森的商人……同样，泛德意志联盟有2/3的会员接受过大学教育。
与之相反的是，纯粹“平民化”的民族主义者联盟——退伍士兵联盟（任何服完兵役的人均可加入）——却丝毫没有发现任何激进的元素。作为德国最大的协会，它在1912年的成员数达到280万，甚至超过了欧洲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SDP）的人数。然而，忠于皇室及其花车游街传统的退伍士兵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格外保守。一位普鲁士内务大臣曾于1875年说，该联盟通过一种“让人摸不透的手段……活跃在中下阶层民众中，保持着皇室的尊严……”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Man of Straw，1918）的主角，懦弱胆小而又平凡的迪德里希·黑斯林身上，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人们经常忽略新教徒对威廉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1870~1914年，新教徒关于战争主题的布道从“上帝的旨意”逐渐演变成“上帝的指引”，后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非只有莱因霍尔德·泽贝格这样的正统牧师才具有军国主义情感，自由神学家如奥托·鲍姆加滕也特别倾向于激发人们的“耶稣–爱国主义”。面对对手的压力，正如他们的一位领袖所说，德国的天主教徒感到有必要表现出“没有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君王和国家”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