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经济与实力
1907年，在斯图加特第二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这正是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战争根源方法的经典诠释：
通常说来，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是因为这些国家追逐世界市场而处于敌对状态。每个国家都试图征服、开拓新的海外市场，而不仅仅将眼光局限在巩固其自身市场上……再者，这些争端还缘起于无休止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因此，战争便成为资本主义固有的本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战争才有可能随之停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第二国际便陷入混乱之中，但该理论却被“左翼”社会党人奉为真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于1915年1月进一步指出：
一切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过去的10年内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对市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随市场争夺而来的是对领土的争夺……因而，经济冲突变成了政治冲突，变成了军备的扩张，最后演变成了世界大战。
列宁（公开表明希望自己国家在战争中失败的少数社会主义领导者之一）指出，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帝国主义从中作祟。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迫于本国低迷而每况愈下的经济颓势的压力而发动一场争抢海外殖民地的战争，这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反过来，这些冲突产生的社会影响会促成蓄势待发的国际无产阶级发动一场革命，以及列宁本人从战争伊始便强烈要求进行的反对统治阶级的“内战”。
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一直沿用这一观点，1989~1991年的一系列革命验证了列宁那些还不确定的理论。在柏林墙倒塌一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民主德国历史学家维利巴尔德·古切依然认为，1914年之前，除了“矿业和钢铁的垄断者，那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银行家代表、电气工业和造船厂的大佬……也都支持以非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他的同事齐尔希对国家银行总裁鲁道夫·哈芬施泰因在战前表现出的“含糊其词的侵略性目的”表示不满。
从表面上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者会从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特别是军事工业，如果有大规模的作战，巨额订单就会像雪片般飞来。罗斯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形容为国际资本的邪恶力量，它与著名的枪械生产商马克西姆·努登费尔特公司有贸易关系，后者生产的优质机关枪被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形容为“夺取欧洲霸权的关键”；它还帮助维克斯兄弟公司于1897年收购了马克西姆·努登费尔特公司。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对军工生产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在威特科维兹的铁厂是奥地利海军最重要的钢铁供应商，后来还为奥地利军队生产子弹。再例如，海军元帅提尔皮茨的造舰计划让德国造船厂收到了纷至沓来的政府订单。1898~1913年，86艘战舰中有63艘是由私人公司委托生产的。汉堡的大型巡洋舰垄断生产商布罗姆公司，其建造的超过1/5的船只都销往德国海军部。
但让马克思主义者挠头的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商人面对战争的到来会表现出热情高涨的情绪。在伦敦，绝大多数的银行家都心惊胆战，主要是因为一旦爆发战争，那么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承兑行都可能濒临破产（见第七章）。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对这场英德大战退避三舍，到头来也只是徒劳，这一担忧还被《泰晤士报》的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指责为“为了使我们采取中立立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进行了一次肮脏的国际金融合作”。“七月危机”期间，在那些对政策了如指掌的屈指可数的德国大商人中，不仅大船商阿尔贝特·巴林对开战持消极态度，大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也同样抵触战争。1914年6月21日，在一次盛宴结束后，德皇向沃伯格分析了德国国内的“概况与大势”，这次分析可谓臭名昭著。在分析最后，他“暗示，目前恐怕不是攻打俄罗斯和法国的最好时机，还是要等待观望，伺机而动”。沃伯格“果断反驳他出兵的想法”，具体内容如下：
我简略地梳理了英国的国内政治现状（地方自治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于掌控）；同时发现法国在推行3年兵役制中面临重重阻碍，金融危机对法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俄国则面临军队很可能出现动荡和内讧的情况。总之，我强烈建议您耐心等待，再屈尊等待若干年。“我们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强大，而我们的敌人已经从内部开始衰退。”
1913年，德意志银行经理卡尔·黑尔费里希出版了一本名为“1883~1913年德国国家财富”（Germany’s National Wealth 1883~1913）的书，书中表达了与沃伯格相同的观点：德国的钢铁生产已经超过英国，国家收入已经远远将法国甩在了后面。然而黑尔费里希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严重阻碍这种良性发展的灾难置若罔闻，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巴格达铁路建设的洽谈中了。尽管德国电气工程公司（AEG）老总瓦尔特·拉特瑙在经济动员的问题上下了一番功夫，但他还是无法说服德国军官成立“经济总参谋部”，贝特曼完全无视他反对1914年借奥地利问题出兵宣战的建议。相反，当国家银行总裁哈芬施泰因于1914年6月18日召集8家主要合股银行老总，要求提高准备金比率（为了降低战争可能带来的货币风险）时，他们礼貌而又坚决地回绝了。唯一能够证实资本家从战争中试图牟利的是克虏伯军工厂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那一纸报价单，这本身毫无代表性。重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出于对宣战的反感，甚至于1914年在唐克斯特建立了联合矿业公司，旨在将德国的技术传授并应用到英国的煤田开采中。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起源的解释束之高阁了。然而，关于经济在1914年所起作用的另外一种解读却保留了下来。保罗·肯尼迪为了普及经济是“外交政策背后的真相”这一观点而奔走。他认为，经济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人口、工业产值、钢铁生产以及能源消耗等方面搞清楚这个事实。在他的观点中，政客手中握有更多筹码，因此拥有“自由意志”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而不必成为商业利益的附庸，但是他们本国的经济资源却成为其扩张的终极瓶颈，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便无法继续维持。英国便是个很好的例子，1914年过分扩张版图的意图让这个强国每况愈下，而其对手德国却蒸蒸日上。肯尼迪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根据经济、工业和出口增长的指标得出结论，认为这场发生在衰退中的英国和崛起中的德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不能说无法避免，但至少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对此，盖斯提出了一个很典型的观点，即正是德国“最强大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全速发展，才使之成为“欧陆的超级力量”：
由于德国拥有强大的力量，且一直不断扩张，它就像一个没有保护壳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经济上的强势使得这个国家从1871年重新获得的自信逐渐膨胀，到了傲慢和自负的地步，这驱使着德意志帝国在其世界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70~1871年，德国统一。这给予德国“一夜间攫取霸权的能力……这个由所有或大部分日耳曼人凝聚成的统一体将昭示着欧洲最强大力量的诞生”。因此，鼓吹德国统治欧洲的观点不证自明，至少，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如果整个欧洲想团结起来，那么德国以及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国家必须要与逐渐崛起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亦步亦趋，保持自身实力……并且这个统一的欧洲会自动由最强大的力量集团——德国来掌控。”很显然，对于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威胁需要受到抵制和反抗。
因此，1870~1914年的欧洲历史始终是一部经济上的对抗史，主要的两个竞争对手便是英国和德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建立在经济和实力基础上的强势仍然漏洞百出。
毋庸置疑，1890~1913年，德国出口量的增长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其国内集资总数额在欧洲也是高居榜首。表2–1总结了肯尼迪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对英国的威胁程度。此外，如果计算一下德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1.34%）、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2.78%）以及钢材产量增长率（每年6.54%），人们就会对其在1890~1914年全面超越英国和法国的事实深信不疑了。
表2–1 1880年和1913年英国和德国工业实力的对比
资料来源：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256,259.
然而事实上，对20世纪早期的世界政治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因素并不在于高速增长的德国经济。相反，英国金融实力的崛起也不容小觑。
19世纪50年代左右，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就已经达到了约20亿英镑。然而在后来的50年里，英国掀起了3场资本出口的浪潮。1861~1872年，外国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上升到7.7%，之后在1877年跌至0.8%。1890年，这一数字又回升并保持在7.3%，直到1901年再度猛跌至1%以下。第3次高涨出现在1913年，当时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1%，这个纪录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打破。按绝对价值计算，这为英国积累了数目可观的外国资产，从1860年的3.7亿英镑一路飙升10倍，到1913年达到39亿英镑。这个数字占到了英国国家财富总量的1/3。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都没有如此成功的经验。表2–2显示，紧随英国的法国，其国外资产额还不到英国的一半，德国也只是英国的1/4。
表2–2 1913年国外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Kindleberger，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225.
如表中所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4%的欧洲投资主要来自英国。此外，英国的大部分外国投资并不在欧洲本土；相反，德国在欧洲的境外投资则更多。1910年，贝特曼·霍尔维格将英国定义为“德国经济扩张政策执行中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对手”。如果贝特曼指的是海外投资，那么他完全正确，但在出口增长方面，英国还略逊德国一筹。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显示，德国的出口商在英国市场已经所向披靡（在其本国市场中也是如此），这对英国的公司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实际上，外界并非对这场商业暗战毫不知晓，但由此认为由媒体发起的“抵制德货”运动将成为这场英德大战的先兆，就有些荒谬了。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虽宣扬日本经济“威胁论”，但双方也没有爆发军事冲突。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如此高水平的资本出口无疑会一点一滴地蚕食英国的经济，有些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生产高于服务、生产是收入和就业的摇篮，这些人最常提到的替罪羊便是伦敦。然而事实是，资本的出口只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对英国的投资产业产生威胁，即只有出现资本短缺，工厂的现代化道路才会受阻，然而却鲜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尽管对外投资周期与国内固定投资之间是逆相关的关系，但资本出口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外流”，它也不能被看作是英国贸易赤字扩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这些投资的收益远远超出新资本的出口额（如果算上那些“隐性”的收入），就像它一直远远超过贸易赤字一样。19世纪90年代，外国净投资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3%，与此相比，国外财产净收入为5.6%。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两个数据分别是5.1%和5.9%。
英国的经济为何能够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海外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组合投资”，而非“直接投资”。换句话说，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销售债券和股份成为其中间人，并代表了外国政府和企业。埃德尔施泰因认为，外国证券之所以能够带来“推动力”，是因为即使有相当高的风险，与国内的证券在1870~1913年的平均收益相比，它们带来的收益还是能更高一筹的（大概高出1.5%）。然而，这种平均值背后也暗藏了相当大的波动。在分析了482家企业的账目之后，戴维斯和赫腾巴克认为，国内投资的回报率有时候也高于国外投资，比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的研究也很好地用数字说明和衡量了英国投资者们非常重视的一点，英国投资的回报率与那些不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国外投资的回报率是有天壤之别的：1884年以前，前者高出后者67%，之后却又低于后者40%。英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是否因此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种不合理的产物（资本流向并不是朝向最大利润）？戴维斯和赫腾巴克指出，实际上，大英帝国资产从整体上看并不是投资的最大目标：1865~1914年，帝国的投资额仅占总额的25%；与之相比，30%的投资用于英国的经济发展，45%的投资则流向海外。这足以说明，在那些富有的英国投资人中，存在一小部分精英分子，他们以英国作为跳板，利用它来稳定国际资本市场。
英国大量的海外出口是其全球经济地位的整体体现，它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食品以及其他原产品的进口国，此外它还是人口的“出口大国”。1900~1914年，从大英帝国移民海外的净人口总数达到了让人吃惊的数字——240万。英国国家银行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后的贷方。1868年，英国和葡萄牙是仅有的两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然而到了1908年，整个欧洲都实行了这种制度（但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货币还不能直接兑换成黄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帝国主义是19世纪末期随着经济发展而诞生的政治附加物，这与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一样。在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中，全球化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出现紧密相关。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当年英国的霸权中透露出一种正式而拘谨的特征。1860年，大英帝国的领土扩张达到950万平方英里[1]；到1909年，这一数字达到1270万平方英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人口数为4.44亿，但仅有10%的人生活在英国本土。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大不列颠的海上霸权，它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1914年，英国战舰的吨位是德国的两倍）以及最大的商业舰队。正如J·L·加文在1905年所说的，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广博而宏伟的霸业”。从其他强国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对它们并不公平。“在这里我们不谈侵略与掠夺，”《沙岸之谜》中的卡拉瑟斯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杰出的国家，他们大可对我们表示羡慕和嫉妒。”
然而，在这个人员、物资和资本流动空前自由的时代，我们无法立刻搞清楚其他国家究竟如何才能撼动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战争前20年的时间里，当英国扩大其移民人数和资本出口时，德国却停止了本国居民向外移民的脚步，并减少了资本的出口。我们无法得知这种分歧是否源自于两国国内经济现状的不同，也不知道是否正是这种分歧才导致了两国的不同现状，但两者的国际实力对比还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奥弗最近所说，英国输出的大量移民使得这些人通过血缘关系紧紧团结在一起，并保证了他们对祖国统治地位足够的忠诚。与此相反，德国本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增强了其对东欧强大人力资源的认识。诚然，德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对英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但德国人同样担忧出口的增长（以及其结果：对原材料进口的继续依赖）将会由于更强大的殖民国家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而陷入困境。尽管1914年之前英国在帝国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帝国优惠政策”以及约瑟夫·张伯伦灵光一现而发起的关税改革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也成为其他出口经济体无法忽略的隐患。
总体来说，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出口无疑增加了其政治影响力。泛日耳曼联盟在其早期的出版物中抱怨道：
我们是拥有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我们举全国之力开展兵役制度，我们每年花费超过5亿马克的财政预算用于国防事业……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无法让我们获得合理的权力，从而需要听从英国的高贵批示，那么我们所做出的血与金钱的牺牲便全都是一场空。
比洛曾痛心疾首地说：“法国在国际社会中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财富资本和流动性所创造的。”经济历史学家对德国银行出手投资国内工业赞不绝口，但这种投资根本无益于德国海外实力的加强。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因此大大缩水，1895年以来，德国在工业增长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国际贸易地位却反而削弱了。
[1]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
被遗弃的战争
假设存在一场由帝国主义引发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可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交战双方分别是英国和俄国，抑或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交战双方是英国和法国。但这3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相互的敌视状态，争执不断：从君士坦丁堡到喀布尔（英俄），从苏丹到暹罗（英法）。1895年时人们根本无法想象，20年后，这3个“宿敌”能够结成联盟，携手共同抗敌。但不管怎么说，根据表2–3总结的外交行为，上述3个国家在19世纪总归还是摩擦不断的。
表2–3 1815~1917年国际联盟要览
注：<>表示正式联盟或协约，（）表示中立。
人们很容易忘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与俄国、法国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糟糕。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埃及的金融状况（并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不仅造福于英国的投资者，更惠及整个欧洲的投资者。然而，这件事也使英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窘境。1882~1922年，英国被迫向其他国家承诺其结束在埃及的占领（并且承诺了66次之多），但事情始终没有兑现。从占领埃及的那一刻起，每当英国试图阻碍另外两个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类似的殖民扩张时，它都备感自己处于外交劣势中。
俄国在中亚和巴尔干两个地区的问题上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占有权。无论如何，英国都无法对其进行干涉。1885年4月，在格莱斯顿首相即将为其第二个任期画上句号时，由于俄国在平狄与阿富汗军队发生冲突并取得胜利，英国决定插手干预，一场英俄大战一触即发。就在同一年，俄国政府阻止了保加利亚君主亚历山大擅作主张将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合并的行为，于是类似的事情再一次上演。法国对英国攫取埃及的殖民权的反应更为剧烈。确实，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敌对和仇视的情绪，这种情绪自然也蔓延到外交领域。1886年，当法国的探险队抵达东京（位于亚洲东南部，非日本的东京）时，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惴惴不安地向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暗示，“下一场欧洲战争将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尽管有些观察者希望自由党人罗斯伯里伯爵在1892年重新任职外交大臣后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但他们很快便发现，罗斯伯里仍然故步自封地坚持并到处宣扬其前任政府的反法政策。之后有传言说，法国企图在1893年7月湄公河流域发生的军舰冲突后占领暹罗，罗斯伯里闻后惊恐万分。次年1月，他向因为俄国的黑海海峡问题而焦虑万分的奥地利大使保证，“即使面对一场可能的英俄大战，我们照样会迎难而上”。
果不其然，埃及与其南面邻邦苏丹促成了英法之间的排斥和对立。双方的积怨如此之深，以至于两国在1895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直到1894年年初，法国才显露出明显意图，欲将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收入囊中。出于对法国占领法绍达将会撼动英国在埃及的地位的考虑，罗斯伯里——当年3月他已晋升为首相——轻率地与比利时国王草拟了一份协约：英国决定将法绍达南部的一块地区租借给比利时控制下的刚果，用来换取刚果西部地区，以期封锁法国进入法绍达的门户。法国外交部部长加布里埃尔试图在法绍达问题上妥协，双方展开协商，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由法国探险家马尔尚率领的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去尼罗河上游进行考察，此举却被英国外交部次官爱德华·格雷视为“不友好的行动”。正在这紧要关头（1895年6月），罗斯伯里递交了辞呈，从这个烂摊子中抽身而退，留下了一个陷入空前外交孤立状态的英国。然而就在同一时刻，意大利在阿杜瓦被阿比西尼亚军队击败，这个小插曲暂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给了英国以缓和之机。英国政府迅速展开行动，在一个星期之后，下达了重新征服苏丹的命令。但是，加布里埃尔的继任者德尔卡塞占领了法绍达，作为对基奇纳拿下苏丹的回应，战争的阴霾便开始聚拢。
在这里之所以要介绍法绍达争端，是因为它提醒我们那场列强间可能发生但却没有发生的战争。同理，我们也不该忘记在1895年和1896年，英国和俄国都虎视眈眈，妄图派出海军力量向黑海海峡进发，掌控君士坦丁堡。到头来，双方都对自己冒险取胜的实力信心不足。但如果有人真跨出了第一步，那么一场与1878年同样严重的外交危机便不可避免了。因此，这同样是一场极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只不过交战双方变成了俄国和英国。回首这些往事，当我们试图解释这3个国家为何能在一场真实的战争中站在同一条战线时，“帝国主义”恐怕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英国是幸运的，因为它的两个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眼下的关系并非亲近到足以结盟的地步。俄国在非洲问题上绝对不会向法国伸出援手，同样，法国也不会在黑海问题上支持俄国。法国奉行共和政体，其民主制度乃欧洲之最，而俄国仍旧保留君主专制统治。然而，这两个意识形态各有千秋的国家却出于战略和经济的考量而结成伙伴关系。二者面临两位共同的敌人：夹在两国之间的德国和对两国呈包围态势的大英帝国。此外，法国身为资本出口者，着实吸引着对外贷如饥似渴的俄国。其实，早在1880年，法国的外交官和银行家就在讨论建立一个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法俄协议。同时，俾斯麦决定禁止在德国银行使用俄国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即著名的抵押贷款禁令，这也或多或少成为俄国另选盟友的催化剂。
法俄的亲密关系并不都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1888年，德皇威廉二世登基；2年后，俾斯麦下台；与此同时，德国的不友好姿态也与日俱增。威廉与新上任的帝国宰相列奥·冯·卡普里维都曾保证，一旦奥地利与俄国交战，德国将出手帮助奥地利；此外，德俄两国还拒绝继续遵守秘密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这些举措足以使经济因素变得多余，于是法国和俄国便合乎逻辑地走到了一起。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存在于这一联盟中的重重阻力。首先是金融障碍。巴黎交易所的周期性动荡——1882年的工会总危机一波未平，随之而来的是1889年的贴现风波和1893年的巴拿马运河危机，让人不得不质疑法国应对俄国大规模需求的基本能力。俄国方面也面临棘手问题。1894~1897年，俄国对卢布实行金本位制度，而法国债券市场仍旧对俄罗斯的债券谨小慎微；卢布在经过1886年、1888年和1891年的3次巨幅贬值后，才稳步走向回升。
1888年秋，法国的交易所完成了第一笔对俄国的主要贷款。次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承担俄国的两笔数额为7700万英镑的贷款事宜，并于第二年承担一笔1200万英镑的贷款中1/3的份额。1894年，又一笔价值为1600万英镑的贷款顺利发放；1896年，又有一笔相同数额的贷款被发放。届时，俄国的基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但第二笔贷款发放速度极慢。为此，沙皇甚至还亲临巴黎，委婉地进行督促。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德国的银行也在德国外交部的敦促下跃跃欲试，试图在1894年和1896年成为俄国的贷方。准确地说，德国是不想让法国垄断俄国的经济。然而为时已晚，当新世纪的曙光初耀欧洲时，没有哪两个联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能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坚不可摧，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信贷和债务关系的结盟。截至1914年，法国借给俄国的贷款共计30亿卢布，占后者外债总额的80%，法国近28%的海外投资以国债的形式流向俄国。
经济历史学家时常对俄国政府这种举借外债来补养国家工业的策略颇有微词，但事情的结果却并没有显示这种举动有任何不妥。毫无疑问，俄国的工业化速度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间突飞猛进。根据格雷戈里给出的数据，1885~1913年，俄国国民生产净值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年度投资额从占国民收入的8%增加到10%。1890~1913年，人均资本产出额增长了55%，工业生产也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1898~1913年，俄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一倍，铁路网络建设规模扩大了57%，原棉消费也比之前高出82%，农村经济得到了根本的发展。1860~1914年，农业总产值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甚至明显超过了人口增长率（每年1.5%）。1900~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率是26%，但其国民总收入却是人口增长的2倍。通过表2–4我们不难发现，俄国，而不是德国，跻身成为1914年前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表2–4 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百分比，1898~1913年
资料来源：Hobson，“Wary Titan”,p.505.
经历过1917年俄国革命的历史学家谈起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总喜欢从19世纪90年代说起，但经济历史学家们却很难找到灾难到来前的征兆。1913年，俄国人均收入水平较15年前的情况有了极大改善：在这段时间里，这一数字上升了56%。而人口死亡率也从19世纪70年代末的35.7%降到29.5%（1906~1910年），婴儿的死亡率同样有所减少（从每千名275人下降到247人）。1897~1914年间，教育覆盖率从21%提升到40%。诚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定会导致俄国城镇社会生活的分化，而且农村地区（居住着80%的人口）的无地人口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业化似乎带来了一个俄国领导人翘首期盼的结果——军事力量日益壮大。俄罗斯帝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东方和南方扩张。除了两次战役（克里米亚战争和对马海战）俄国遭受失败以外，俄国的将军们在中亚和远东赢得了无数场让人费解的胜利。直到1914年，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已经覆盖860万平方英里，从喀尔巴阡山脉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
值得注意的是，法俄同盟从未认真地对两国共同的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英国展开过行动。但英国人却对这种可能性感到万分紧张，这种心理不仅仅存在于威廉·鲁鸠（见第一章）的虚构文学作品中。1888年，出于对英国军队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的担忧，自由党人查尔斯·迪尔克勋爵提出，英国仅有两个可能的对手，那便是“俄国和法国”。“我们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时常发生；而我们和俄国之间，也是一场恶战在所难免。”1901年，海军参谋长塞尔伯恩伯爵感到自己不得不向所有人发出警告，法国和俄国的联合舰队将在不久以后媲美英国皇家海军。
有关英国将对阵法俄同盟，在地中海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阿富汗爆发世界大战的猜想，至今仍旧使我们唏嘘不已。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节不足为奇。然而，更不合乎情理的是，这3个国家竟然能够携手作战。这是多年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就像张伯伦所说，“这注定是徒劳的”。
雄狮与雄鹰
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促使法国最终与俄国联手，但类似的事情绝不能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身上。但同时，也并不存在一股难以克服的力量能够点燃盎格鲁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敌视和不满，从而引发冲突。准确地说，相反的结果，即盎格鲁、日耳曼两个民族相互达成理解，可能不仅具有吸引力，还极有可能发生（即便两国的联手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止迪尔克一个人认为，德国“与英国不存在能引发两国争端的分歧”。
历史学家们总是认为以失败告终的外交创举十分多余，他们认为该发生的事情总归要发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和德国努力增进理解互信，但历史学家对此举动却尤为不屑。这种撮合两国缔结联盟的想法充其量也只能勉强对伦敦的银行家有些许吸引力，特别是那些有德国和犹太血统的银行家。关于这一点，反德人士总能敏锐地洞察。然而回首往事，我们不能武断地裁定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正逐步疏远（直至战争）。在很多情况下，关于两国相互沟通理解的论点是建立在共同的国际利益之上的。先验地看，我们没有明确理由来说明为何一个“过度延展”的强国（正如英国对其自身的察觉和定义）和一个“缺乏延展”的强国（正如德国对其自身的察觉和定义）无法在外交关系中产生共鸣。如果说“两国之间采取的最基本政策相互排斥”，那也未免太草率了。这并不是对之前所谓的英德关系中“错失的良机”（这样就可以避免堑壕中那一幕幕屠杀和死亡）的重复，因为那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表现罢了。我在这里仅仅想表达，与那些想象中的情况相比，两国错失订立协约的机会是一种更偶然的结局，而不是命中注定。
英德两股力量缔结的可能性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根据的。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进行了耻辱性的打击，当时英国只是一位置身事外的看客。而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与俄国的矛盾同样间接给了与德国结好的暗示。尽管俾斯麦在1887年提出的英德联盟提案并没有开花结果，但索尔兹伯里首相却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了旨在维持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现状的秘密三方协议，而德国与上述两个国家之间也有三方联盟，因此英国与德国便有了直接联系和沟通的机会。
也正因如此，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海外殖民活动时，英国并未施加阻拦。自然，德国宰相手中的非洲地图无非是欧洲地图的翻版（或许也算是德国国内政治的翻版）。然而他之所以引发德国人民征服非洲的野心，也是利用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还未站稳脚跟的时机。从1884年开始，俾斯麦以埃及事务为托词，在该地进行了一系列厚颜无耻的干涉，还凭借法兰西–日耳曼“中立者联盟”对英国进行恫吓，妄图攫取非洲西南部安格拉佩克的控制权，占有好望角到西非地区的主权。然而，英国对此的反应和表态，却是姑息德国获取西南非洲殖民地之举，并出让自己已占领的喀麦隆以及东非的领土。由德国大使保罗·冯·哈茨费尔特一手造成的桑给巴尔事件是这种绥靖政策的典型体现：虽然德国在桑给巴尔已经没有经济利益（实际上德国也确实在1890年用这一地区换取了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但它却在英国已准备将其拱手让人时宣称拥有该地的主权。1890年，双方达成协议，英国用黑尔戈兰岛重新收回桑给巴尔；此外，作为交换，德国还得到了一块能够从其非洲西南部殖民地直通赞比西河的狭长地带。
在处理中国的事务中，这种英德通力合作的可能性被放大到了极致。与以往一样，它们这次合作也是扎根于金融关系的。从1874年开始，英国向清朝提供贷款。从那时起，清政府获取外资的主要途径便是设立在香港的两家英国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和怡和洋行。英国政府还以罗伯特·哈特勋爵的名义控制了中国的海上关税。1885年3月，德国银行家阿道夫·汉泽曼来到汇丰银行，提议英德两国将中国政府和铁路财政的掌控权以企业联合的形式进行均分；1889年2月，德意志亚洲银行（德国13多家大银行联手的合资企业）建立，标志着英德两国的合作达到高峰。
日本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中国，彰显了俄国在远东地区日益增长的盘踞势力，也因此为德英两国的通力合作再一次创造了良机。实际上，银行家们（汉泽曼和罗斯柴尔德）苦心孤诣地试图促成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的伙伴关系，如果这种联手能够得到各自政府的官方支持，便可以阻止俄国在中国攫取过多的霸权。但事实上，银行家们热切的渴望与外交官和政客们心中的算盘大相径庭。德国外交部的“幕后操控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更希望德国与法俄同盟站在一起，而非英国，因为这样便能与它们一道，插手阻拦1895年4月《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的行为，但事实也证明了银行家们的真知灼见。根据5月份的一项声明显示，中国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是通过俄国提供的贷款实现的，这无疑给了英国和德国政府当头一棒。很显然，这笔贷款不可能由俄国承担，因为俄国本身就扮演着国际债务人的身份。实际上，这笔贷款由法国人付账，最后的利润由俄法两个国家平均分配，俄国还由此将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延伸至满洲里，而法国则确保了其在华的铁路建设特许。这期间甚至还出现了新兴的俄中银行——当然，其建立少不了法国的资金支持。1896年，俄中正式缔结了联盟关系。这种情形之下，汉泽曼关于联合汇丰银行和德意志亚洲银行的提议变得更具吸引力了。1895年7月，两行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国际资本家联盟接管中国的债务问题，以调停大国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纷争。这种情况也曾发生在希腊和土耳其身上。在这种所谓的“国际资本联合”中，德国和英国处于主导地位。经过多次外交策略的周旋，它们的目标终于在1898年向中国发放的第二笔贷款中实现了。
毫无疑问，合作仍然困难重重。索尔兹伯里拒绝以政府担保的形式贷款，这导致了英国投资的难产。1897年11月，在德国控制下的胶州湾，汇丰银行和汉泽曼就山东的铁路特许权发生了分歧。然而，俄国在1898年3月要求租借旅顺港，并敦促英国接手威海卫作为补偿和慰藉，于是，这种不快和分歧随之立刻烟消云散了。9月初，在伦敦举行的一场由银行家和政客出席的会议全体通过了一项瓜分中国的提议，为了重新分配在华铁路建设特权，中国将被分割成若干“势力范围”：英国银行接管长江流域，山东被划分给德国，此外，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也被分割。铁路的争端还在继续，然而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却在悄然建立。1900年，中国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了满洲里。之后，德国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往中国考察，一番调查后，他们向英国保证“俄国绝不会冒险发动战争”。10月，英国和德国签订一份协议，保留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但要求中国开放贸易通商口岸，而这也让英德在中国的政治合作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在未来几年内依然继续着。1902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银行行长会议将之后发生的一些争端（因所谓的英国福公司突然将其业务发展到黄河流域而引发）也一一化解。
旅顺港危机爆发时，哈茨费尔特在一次盛宴后与张伯伦共同商讨了建立英德同盟的事宜。正如阿瑟·鲍尔弗回忆的那样：
乔是个非常冲动的人，前几日关于旅顺港的内阁讨论让他对英国的孤立和偶尔的外交困境地位备感忧虑。他确实因为坚持与德国结成联盟而受人关注。有人认为，英国议会制的政府性质决定了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势必是危险的（这种观点也同样萦绕在德国人的脑海中），乔大力驳斥了这种观点。我认为，对于两国可能采取的协商方式，应当先拟定一个大致的方案轮廓。
根据鲍尔弗的回忆，德国外交大臣比洛的回复“相当迅速”：
在他的电报回复中，他再一次因为议会制政府的问题而踌躇不决。但是他同样坦白了德国是怎样看待英国在欧洲大局势中的地位的。他们认为我们更适合与法国结盟，而不是与法、俄同时结盟。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他们不想眼看着我们消亡，不仅是因为出于对我们的情感，而且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就此屈从，下一个受害者便是他们。整个对话的主旨（至少在我看来）是想在各国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
这之后，张伯伦和赫尔曼·冯·艾卡德施泰因男爵在4月又进行过几次会谈。后者是德国大使馆的首席秘书，德皇称赞他“在与英国的官方关系中始终保持情感联系，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利，我们对此充满希望”。现在，艾卡德施泰因以德皇的名义建议“英国和德国建立可能的联盟……该联盟的基础是保证对方的殖民地等权益不受侵犯”。作为这场交易的一部分，他还说德国将“在埃及和德兰士瓦问题上助英国一臂之力”，并暗示，“一个直接的防御性联盟……可能会在不久后诞生”。“如此的共识”，张伯伦在给索尔兹伯里的备忘录中写道，“将带来和平的福音，并需要即刻进行商讨”。同样的事在1901年又以同样的形式老调重弹。
既然如此，英德合作的尝试为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呢？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当事人的性格使然。爱德华七世不时流露出亲法的态度，艾卡德施泰因对待此事的态度也似乎过于玩世不恭。显然，比洛和荷尔斯泰因放大了英国在贸易地位中的劣势。但两国间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恐怕当属索尔兹伯里身上所缺少的最基本的激情了。张伯伦也以特别的方式为同盟的失败做出了“贡献”。私底下他如是说：“德国和英国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事务上的相互信任为基础，订立和达成长期的防守性条约或备忘。”而在公开场合，他瞬间变得高谈阔论：“条顿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最伟大的两个分支，构成了一个崭新而伟大的三方联盟。”此外，他还相当不切实际地期许德国人民也能以如此高涨的热情予以回应。比洛在1899年12月11日的国民议会演讲中的措辞如下：“我们要做好准备，以互利合作为基础，与英国和平、和谐地相处。”张伯伦听闻后勃然大怒，称其“冷漠和怠慢”。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张伯伦再也无法抑制自己，他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他们的目光如此短浅，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一颗新星正在世界上冉冉升起，那他们就真没救了。”
然而，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领导人的性格缺陷说更具说服力。殖民地争端是影响英德友好邦交的最大阻力。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发表于1899年的文章曾经红极一时。他在文章中称，“我们可以选择和英国一起执行殖民地政策，也可以选择排除英国的干扰，独自行事。与英为善，意味和平；与英为敌，必有战乱。”但实际情况却是，德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与英为善的基础上，开展其殖民政策的。因此，1898年，德国与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特别是德拉瓜湾）的无休止的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双方达成一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葡萄牙提供一笔款项，以确保其殖民地利益；但私底下，英德两国却通过一项秘密条款，在葡萄牙的领地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西非殖民地的利益问题上，两国同样没有产生冲突。1899年4月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危机也于同年年底顺利消除。它们甚至在1902年委内瑞拉的外债问题上通力合作（但关于此事，英国许多媒体都曾抱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