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德的伙伴关系中，还有一个在战略上颇为重要的地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在德皇1889年第一次访问君士坦丁堡之前，该地区就对德国的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只要俄国意图出手黑海海峡问题，这一地区的英德合作就会呈现良好的势头。因此，在土耳其1897年对希腊予以重大军事打击之后，两国间的关系空前亲密；它们共同花费心思，试图从细节入手，控制雅典的金融。1899年，即德皇第二次访问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次年，土耳其君主同意了修建从奥斯曼到巴格达铁路的提议（此为德意志银行格奥尔格·冯·西门子的伟大而独特的创举，被称为“柏林–巴格达铁路”），这是两国联手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西门子和他的接班人阿瑟·冯·格温纳总是想将英国（以及法国）一同拉入这次冒险的尝试；但问题是，对方对这座城市并不怎么感兴趣，尤其对该地区的政治制度及其未来更没有信心。1903年3月，双方在将铁路线延长到巴士拉的意见上达成一致，在这件事情上，财团中的英国成员控制了25%的股份。但事实上，德国投资者却可以分得35%的收益。该消息遭到了右翼媒体（如《观察家报》、《国家评论》等）的猛烈攻击，当时已身为首相的鲍尔弗也选择退出合作。
南非问题同样成为英德可能爆发冲突的导火索。威廉二世在詹姆森偷袭失败后致电南非总统克鲁格，盛赞其击退武装匪徒的功绩，这种行为让伦敦大为光火。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后，德国向布尔人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使得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1898年，英国与德国在葡属莫桑比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英国人是想借此阻止德国人民支持克鲁格，然而战争的爆发让人不得不对这种刻意的安排心生疑虑。德国与英国在1899年年底重新开启了建立“欧洲联盟”的讨论，但这对于两国关系的修缮帮助不大；而且，英国于1900年1月对在南非水域行驶的德国游轮进行了拦截。然而，外界对于布尔战争将大大损害两国关系的担忧总体上还是有些夸张了。战前，德国的银行毫不犹豫地申请向英国德兰士瓦提供战后贷款。虽然英国的自信遭到沉重打击，但这场战争打破了孤立的外交局面。然而，像“国家效率”这样的矫饰语言以及军事“联合会”的举措，都无法弥补战争带来的恐慌。大家担心英国是否还能担负得起维持其广袤的海外殖民地的花销，鲍尔弗还对此夸张地进行评判：“眼下，各种原因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三流国家。”在这个越发显得复杂的帝国策略制度框架之外，双方达成了一种共识。对英国来说，不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策略方法上，都无法同时顾全殖民地和自身，因此打破外交孤立势在必行。这就意味着，英国要与一个或多个帝国竞争对手达成外交上的理解和信任。的确，布尔战争进行期间（1901年上半年），在“与德国的合作以及恪守三方联盟的基础上”（以张伯伦的说法），张伯伦和新上任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爵士与德国代表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双方需要郑重讨论的是摩洛哥问题（最先由张伯伦在1899年提出）。由于后续发生了一些事件，使人们都认为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但在1901年，这种分歧仿佛自动消失了一般。实际上，法国在整个非洲西北地区的规划和构思（1900年，法国与意大利秘密合作，将其付诸行动）看起来能够积极地促成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联手。实际上，英国在当时已经因为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防御工事一筹莫展了，因为这一设防将直接对地中海的重要门户——直布罗陀海峡造成威胁。法国与西班牙联手在摩洛哥展开“清算行动”已经成为现实。显然，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在摩洛哥划分出英国和德国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获得丹吉尔，德国获得大西洋海岸。基于这种信任，5月和12月双方又进行了讨论，并时断时续一直到1902年。实际上，德国对摩洛哥并无兴趣——比洛和德皇在1903年已隐晦地表达出这一点——而这种无谓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双方拟订方案的流产。
绥靖政策的逻辑
如果需要对英德联盟计划的破产做出解释，那么个中原因并不是德国拥有强大的实力，而是因为其软弱。无论如何，是英国亲手扼杀了这个联盟的诞生。英国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觉得德国开始对其产生威胁，正相反，是因为英国意识到德国根本不会对它构成威胁。
英国最主要的考量是要减少而不是增加其在海外卷入代价巨大的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德国是个偏执的国家，但实际上，拥有一个已经拥有广袤帝国的伙伴总归比与一个立志要获得一块殖民地的战友强得多。因此，法国和俄国之间能够在外交事务上结出累累硕果便不让人感到奇怪了。外交部副部长弗朗西斯·伯蒂1901年11月称，反对英德同盟最好的理由正是德国人自己的一小段总结：“我们应当永不与法国——这个将国土拓展到世界多个角落的欧洲邻国——建立友好、和睦的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跟俄国结好，它与我们有共同的边界，在亚洲的大部分地方也是一样。”索尔兹伯里和塞尔伯恩对法国和德国的优势也分别持同样的看法。因为担心激怒俄国，德国在1901年的中国问题上迟迟没有向英国伸出援手，仅这一点就让英国坚信了自己的想法：尽管吹得天花乱坠，德国总归是弱的那一方。
相比之下，法国却能提供一份打动人心的帝国主义议题清单，上面所列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比如，法国拥有更大和更优的特许权，它能提供给英国的好处胜于德国所能给予的一切，即最终承认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经过20多年接连不断的摩擦和矛盾，德尔卡塞还是在外交上屈服了，这也是兰斯多恩急于将此落实到书面承诺的原因。这一协议的代价便是承认法国有权“维持摩洛哥地区的秩序，并在该国家可能的政治管理、经济、金融和军事改革中提供帮助”。这个特许让法国人欣喜不已，他们甚至认为拥有了与英国从1881年以来，在埃及享有的同等地位和权力。在摩洛哥争端上，德国实际上一直按道理行事，但最后英国还是选择了法国；哪怕后者破坏了法律规定，出于各种考量，英国依然会对其给予支持。
英国和法国在1904年4月8日签署了一系列协定，类似于殖民地交易（暹罗问题也已解决），但这些协定也暗含了两层更深的意思。第一，这使英国和德国的良好关系大打折扣，摩洛哥危机就是这种趋势的明显表现。当德皇1905年3月31日在丹吉尔降落并要求开展一次重新确定摩洛哥主权的国际会议时，危机就已经开始蔓延了。由于拒绝支持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门户开放”的建议，兰斯多恩担心这场危机会将德尔卡塞搞垮，促使法国节节败退。
第二，由于法国和俄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英法协约》也暗示着更为友好的英俄关系。英国连续多次默认俄国在满洲里和西藏问题的态度，并且极力避免在黑海海峡、波斯甚至阿富汗（印度总督还为此颇为沮丧）问题上与俄国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如果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没有被日本打败，这种友好关系的推动力很有可能让两国在未来形成正式的理解和互信，这与法国和俄国所走过的那段路程如出一辙。（但话说回来，如果英国仍然担忧俄国在东方的势力，并且假设俄国在1904年打败了日本，那么可能就是英德签署协定了。）但日本的出现的确给俄国侵占满洲里的野心以重重一击，这也使各方势力得到均衡。可能与英国签订协议一直让德国感到心神不安，可以想象，这将意味着德国为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不得不在欧洲与俄国血战一场，这一点也解释了1901年比洛和德皇做如下保证的原因，即一旦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地区出现冲突，德国将保持中立。与此相反，日本拥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某个欧洲同盟中的一员。当俄国政府拒绝在满洲里问题上让步时，日本欣然转向英国，并在1902年1月与之缔结了一个防御性联盟。而这也体现了英国政策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强于自己的势力采取绥靖政策，该联盟也逐渐变成优先考虑处理俄国殖民地问题的保证。
在另一个例子中，同样涉及一个野心勃勃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对英国造成直接威胁的国家；此外，它还享有3000英里[1]长的边界线，坐拥所有帝国中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英美这两个国家自1812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争端。我们很容易忘记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国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分歧。当时，美国就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问题曾向英国提出异议，该问题一直到1899年还悬而未决；美国还就古巴问题与西班牙发生了战争，美国在此过程中（1898年）还攫取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1899~1902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血腥的殖民战争；此外，它还在1899年获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并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伸出魔爪，妄图在经济上分得一杯羹。美国的下一步帝国主义扩张计划便是建造横贯中美洲的运河。与美国相比，德国则显得温和了许多，而英国再一次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对强者采取绥靖政策。1901年的《海–庞斯福特条约》将英国的异议搁置一边（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在该区域设防）；英国表面上放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占领哥伦比亚，但私下却在选定的运河地点为巴拿马人的起义提供支持。1901~1902年，塞尔伯恩决定削减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地区与美军作战的英国海军的兵力，这种绥靖政策达到了它预期的结果。1904年，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实行金融控制，同样的事情也于1909年发生在尼加拉瓜（1912年还发生了武力冲突）。伍德罗·威尔逊宣称对“金钱外交”和“大棒政策”持谴责态度，但正是他本人，在1915年将海军派往海地并对其进行了占领；次年，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正是他本人，赋予美军在墨西哥的军事干涉以合法地位：第一次是1914年，旨在取代墨西哥政府，第二次是1916年3月，目的是要惩罚突袭新墨西哥的潘乔·维拉，英国对此都置若罔闻。美国实力非凡，因此在美国和英国之间不会有敌意和对抗出现。
于是，1900~1906年的英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便是对那些可能对本国形成威胁的大国采取绥靖政策，就算这要以失去与次要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代价。关键是，德国落入了后者的行列，而法国、俄国和美国则跻身绥靖政策对象的行列中。
[1]1英里≈1.61千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