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彻头彻尾的垂钓者
1905年12月，在鲍尔弗辞职后，自由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他们继承了英国传统的外交作风。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并不是注定要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参与者。当然，它也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调整，根据其他大国的优先级别对其进行了排序：法国、俄国、德国。然而，这并不代表如果德国袭击了另外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或是两个，英国都要义无反顾地出面保护它们（法国优先，其次是俄国）。简而言之，不同于那些悲观主义人士（特别是罗斯伯里）的担心，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正面交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乍看之下，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特别是由亨利·坎贝尔–班纳曼领导的政府——不会像之前的政府那样，与德国决裂并与法俄结好。实际上，这个新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由于前任政府的鲁莽和轻率，造成的巨额军费开销”（劳合·乔治言）。然而，没有哪个政府能像内部分裂如此严重的自由党政府那样，一手造成“出乎意料”的结局。
早在1905年9月，阿斯奎思、格雷和霍尔丹就在新政权的自由党联盟（实际上由自由帝国主义者组成）内讧中统一了战线，共同对抗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人（这种激进主义的趋势曾经让英王十分担心）。此次内部摩擦的首要成果便是任命格雷为外交大臣。
爱德华·格雷，即之后的格雷第三子爵，在历史书中常常以悲剧的人物身份出现。1908年，《每日新闻》编辑A·J·加德纳对他的如下评价让人回味无穷：
他的故步自封让未来成为一场冒险，而这种执拗和死板正来源于他的渊博、对事物敏捷的思绪以及对人类的情感。他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和理想，他的个人信誉也无懈可击；但他是个死脑筋，只要是他依赖的人，他便毫不动摇地信任。而这些也很容易让他不知不觉陷入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打开思路，运用想象和敏捷的直觉去质疑、拒绝。
1914年，加德纳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格雷也似乎顺理成章地继续被世人如此评价着。劳合·乔治去世后出版的品评格雷的作品用类似的但却更不光彩的语言对他进行了讽刺。格雷“智商很高……但他整个人散发着陈腐的气息”。他的演讲虽然“清晰、正确、井井有条”，但“其表达和思想内容却空洞乏味”。“他对事物缺乏一定的认知……同样匮乏的还有想象力、包容性，以及一种近似于妄为的勇气。然而这些品质都是他的工作必需的。”他是个“在恐惧的作用下双手颤抖不已的飞行员，无法沉着冷静地握紧并操纵控制杆……他只是在等待公众给他一个方向，好让他沿着这个方向继续飞行”。由此，关于这位风云人物，人们给出了让人沮丧的定论：“相当悲剧……实际上他是个仁慈的人，是个爱好和平的人”，“最为高尚的道德法律倡导者”，“他只能够处理已经给出合理答案的问题，可一旦遇到那些让人费解的难题，他便会退缩”。
的确，格雷身上发生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他刚刚任职外交大臣不到两个星期，深爱的妻子便溘然长逝。他用“逐渐黯淡的光明”比喻当前的形势，这个比喻流传甚广。仿佛是一种近乎残忍的讽刺，他本人在战争期间几乎彻底失明。然而，这些不幸和痛苦却无法抹杀他在战前表现出的清晰准确的外交眼光和洞察力。在使英国的外交孤立达到顶点的法绍达危机爆发时，他任外交部副次官，该危机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尽管格雷支持布尔战争，但他离一个“充满激情的准帝国主义分子”还相去甚远。他认同激进分子关于“维持非扩军前提下的欧洲政策”的要求；在印度的殖民问题上，他也欢迎来自格莱斯顿拥趸的支持，如约翰·莫利。然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英国应该拧成一股绳，反对德国。这个信念早在1902年就已经萌生。1902年12月，他在一次党派合作讨论会议上公开提出了这一想法，令伯特兰·罗素很焦虑。1903年1月，他对诗人亨利·纽博尔特说：“我越来越觉得德国是我们最强的敌人和最大的威胁……我相信德国人的政策只是在利用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继续保持孤立，这样他们可以随时对我们表达‘唯一的善意’。”“如果哪个政府将我的国家拖向德国设好的陷阱”，他于1905年8月向自由党议员罗纳德·芒罗–弗格森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它。”两个月后，在他就职前夕，他强调了自己的如下承诺：
我很担心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刻意传达的印象会深入人心：自由党政府出于与德国重归于好的打算，在与法国建立了解与互信上产生动摇。我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与这一行为抗争到底。
“如果我们仍然不对德国做出点儿什么举动的话”，两天后他向一位支持者说，“那么当下，我们与法国的良好关系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损害。”
格雷的反德立场以及与法国签订协约的热情从一开始就与自由党内阁中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按理说，这种分歧必会在最短时间内为双方惹来一身麻烦。然而，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在外交政策的问题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阿斯奎思在1908年接任了班纳曼的职位，并极尽能事保全格雷的位置。在其拥护者的眼中，阿斯奎思深谙“如何平衡各个党派意见的艺术”；但在那些反对他的人眼中，评价则变成了“既拥有议会领导人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天分，又表现出面对困难和做出决定时彻头彻尾的无能”。可以说，他是两者兼具。若要避免打破议会政党之间平衡的尴尬局面出现，则必须降低和削弱其在外交政策制定上的认识和影响力；这种操作方式对格雷和那些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来说是十分便利和有益的。1906年10月，他曾抱怨自由党议员们“掌握了发起质疑、挑起争端的技巧，在外交事务中有太多值得操心的事情，旁人最好少加干涉，以免添乱”。当内阁成员就外交事务发表意见时，格雷试图“以一些不得不让他们碰壁的说辞说服他们”。
凭借这种方式，他的政策无疑得到了反对者们无声的“支持”。我们不能忘记，1906~1914年，自由党的大部分人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其对手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如果保守党领袖不同意格雷的政策，他们是不会让他轻松度日的，与他们在财政政策上意见相左的劳合·乔治，以及提出他们所憎恨的爱尔兰政策的阿斯奎思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相信格雷会将他们的政策贯彻下去。保守党主席巴尔卡雷斯勋爵曾于1912年5月表态说，他的政党“已经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支持格雷，并且认为，他能够继续执行兰斯多恩勋爵开创、订立的英法、英俄协议”。的确，为了不冒犯其政党中的右翼分子，鲍尔弗必须要表现出对政府的无限“热爱”。事实上，格雷与反对党前排议员所达成的一致要远远超过内阁内部，更不用说自由党了。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保守党媒体最后还是对格雷采取保护的态度，使其免受激进分子的指摘。这意味着格雷在制定政策细节时不必拘泥于议会的审查。
这样，格雷就获得了比他的回忆录中所记录的更大的主动权。必须提到的是，格雷本人是个一贯散漫的人。作为温彻斯特学院和贝利奥尔学院的“资深”差等生（他还曾因为怠惰而休学，法学成绩一塌糊涂），在格雷的一生中，最能让他投入热情的事情是钓鲑鱼。试过飞蝇钓的读者都知道，这并不是一项有助于人们果断做决定的消遣活动。1899年，他还就此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格雷用动情的语言对这项充满未知的乐趣进行了描写。当中有一段话描写了他钓上一条重达8磅的鲑鱼的场景：
不幸的事情并不是由直接原因导致的……我突然有一种可怕的感受，觉得这整件事一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且最最艰难的部分一定是在结尾处，不是在钓鱼的过程中，而是在收起钓竿的时候……收竿的时候，仿佛我的每一次尝试都会以失败的灾难告终。我始终无法处理好这件事，屡战屡败，而且每次失败都让我感到恐惧……我觉得，没什么比用一根小小的钓竿就能钓上一条个头儿惊人的鱼更让我感到激动了。
通过剖析这样一种形象的格雷——在其回忆录中他是一个蹩脚的自我辩护者，这里他是一个激动、焦虑的河边垂钓者——我们可以对英国1906~1914年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特别是“七月危机”时——格雷都把他的做事风格一以贯之。他希望可以成功地将鱼收入彀中，但又深谙其中可能发生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的相似具有误导性。可以说，在与俄国和法国的交涉中，格雷是那条上钩的大鱼。在与俄国单独沟通后，尽管激进分子对沙皇专制统治无比厌恶，格雷还是坚持认为他已经行之有效地将他前任的缓和政策进行了贯彻。如果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他明显比兰斯多恩走得更远。日俄战争的失利和1905年的国内革命使得俄国的实力大大受挫，这也为格雷开展工作提供了些许便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大可以寻求后座议员的支持，削减在印度修建防御工事的开支，并无视在西北边界问题上仍受俄国威胁的印度陆军部及政府。除此之外，他还得到陆军情报部上校威廉·罗伯逊的大力支持。当德国形成更为棘手的军事威胁时，这位上校则开始反对在波斯或者阿富汗的边界地区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每一个渴望在欧陆称雄的国家都逐一造成过威胁；与此同时，我们也缔造了自己的帝国优势领域……如今，一个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长，它的中心就在柏林。任何事情……只要能够帮助我们阻挠这冉冉升起的最可怕的危险势力，都是对我们极其有价值的。
对于格雷来说，这番话是敦促他在外交策略上做出具有深远意义调整的一种暗示。
1907年8月31日，英俄在西藏和波斯问题上达成协议。前者成为缓冲区，后者则被瓜分出势力范围：北部归属俄国，中部保持中立，东南部属于英国。英国外交部高官艾尔·克劳曾说，为了避免与俄国产生任何“口角”，务必要“牺牲”掉那个被虚构出来的“独立、统一的波斯”。“几个世纪以来”——如果用罗伯逊的口吻来表达，英国一直试图阻止俄国在黑海海峡以及波斯和阿富汗的扩张行为。而如今，为了与其结好，这些过节需要被搁置起来。“如果亚洲诸事能够妥善解决”，格雷对次官阿瑟·尼顾逊爵士说道，“俄国人便会向我们敞开黑海的大门。”“将他们拒之海峡之外，在列强间召开会议时让他们下不来台的旧政策”应该被“抛弃”了，但格雷拒绝透露这一具体时间。为了深化俄国作为“牵制德国的陆上砝码”的角色，格雷甚至对俄国一直觊觎巴尔干的野心表现出十分欣赏的姿态。的确，他手下的军官有一些人对沙皇的统治颇为不满。当俄国接受1909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尼顾逊大为光火。然而，格雷则光明正大地支持俄国助长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寄给驻柏林大使威廉·高慎爵士的一封信中，他写得很明确：
在俄国，一股强大的斯拉夫意识正在觉醒。尽管这种感情现在来看还是可控的，但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流血冲突恐怕会激起俄国人情感上的愤怒；有人认为，和平取决于塞尔维亚能否很好地遏制自己的情绪，但这种观点并不太让人满意。
然而，他在俄国的伙伴萨佐诺夫却显得昂扬乐观。他在1910年10月点评波斯事件时说，“那些英国人为了追求在欧洲的至关重要的政治目的，如有必要，他们会放弃在亚洲的一些利益，保证我们之间的协定不出差池；在他们眼里，与我们维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但伦敦的情况比他想的要复杂得多。当格雷听说俄国人和德国人针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问题在波茨坦达成协议之后，他甚至打算将自己的位置让贤给一位亲德人士，以此来抗议俄国在波斯和土耳其的所有权。当意大利在的黎波里攻打土耳其时，俄国为了平衡双方的势力，提议为俄国战舰开放海峡通道。1911年12月2日，格雷再一次以辞职相逼……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就在战争爆发前夜，俄国又一次将海峡问题升级。事实上，萨佐诺夫瞒着格雷，重拾了俄罗斯帝国攫取君士坦丁堡的霸业之梦。很明显，如果俄国有能力在战争时期完成这一梦想，格雷是不会多加干涉的，他会将此视为俄国合理的战略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竟然是由一位自由党外交大臣造成的，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绥靖作风。
比起亲俄政策，这位自由党外交大臣恐怕更倾向于亲法政策，并且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在未上台之前便表露出了与法国结好的意图。保守党的政策再一次得到贯彻。但他自己也承认，他再一次将事情做得有些过火。特别是在英法协约中的军事协作上，他鼓励双方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甚至在自由党上台之前，英国的军事策划者就开始悉心盘算，一旦对德宣战，英国将如何为法国提供海上和陆上军事支持。当然，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的计划早已敲定。然而，直到1905年9月，总参谋部才具体着手考虑，一旦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英国需要派遣一支“远征军”对法国进行支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比利时的中立问题浮出水面。尽管那些将军们认为“在前几场战争中，比利时不会成为战场的一部分”，但他们同样承认“战争将会波及这个身处多事之秋的比利时；届时，会有参战国（更可能是德国）认为没有必要再顾及其中立立场了”。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估计在23天内，将有两支军团挺进比利时。这使得英国的角色更为有效、主动，而不是仅仅“派出一支小分队，颇不受欢迎地加入法国庞大的陆军阵营”。1905年12月之前，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但就在几天后，新政府上台，陆军中将、军事作战指挥詹姆斯·格里尔森与法国的于盖少校召开会议，着手商讨远征军的具体事宜。
从这些会议安排的时间上来看，当时那些新任大臣仍然处在职位适应期。这样的时间选择自然会惹起猜忌：这些人必是在耍什么把戏。然而，那些出席过所谓的“白厅花园会议”的人（该会议也在刑事调查局同步召开）行事非常谨慎。比如，他们认为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遭到破坏时，英国拥有“干涉的权力”，而不是“必然的义务”。用外交部常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爵士的话来说，1839年的条约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用武力来维持比利时中立的积极保证”。无论如何，菲舍尔——直到1910年，他一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都不赞同军队横渡海峡的主张，并坚持为海军的战略部署辩护；他认为，至少也应当以两栖作战的方式登陆德国海岸。
正是格雷拥护并推动了派出远征军的决定。1906年1月9日，就在摩洛哥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接替了兰斯多恩的位置。他曾对德国大使康特·梅特涅说，如果德国在摩洛哥事件上“让法国陷入困境”，那么“英国人对法国的同情心……将会空前高涨，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继续保持中立”。在将这段对话报告给首相时他又说：“陆军部应当对如下的问题做出回答：假设我们不得不抗击德国，假设比利时的中立被侵犯，我们该何去何从？”
格雷同样行事谨慎。他坚持认为，与法国的军事协商需要按照非官方的形式进行，以至于在最开始时都没有告知坎贝尔·班纳曼本人。外交部和他手下的官员都以极其隐晦的方式透露，为法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支持”，他们还多次重申，军事协商并不是一种“约束”；外交部高官艾尔·克劳甚至还荒谬地宣称，“英国答应提供的武力支持并不代表实际的责任”。但格雷对这件事情的打算是具体而微的。“有人告诉我，我们能够派到欧洲作战的武器精良的士兵只有8万名。”他于1月15日对伯蒂（驻巴黎大使）如是说。第二天，他在给海军部的一位勋爵特威德茅斯的信中写道：“我们还未承诺出手相助，但我们的海军和陆军当局着实应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并提前准备好问题的答案。”但这一“准备时间”很快就被修改并敲定，颇为耐人寻味。直到1906年2月，英法之间的会谈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总参谋部应许的参军人数也上升至10.5万人，像罗伯逊以及约翰·斯潘塞·尤尔特（新任军事行动首领）这样的高级官员都开始认为，与德国之间的这场“武力冲突”已迫在眉睫了。格雷对此发表评论：
一旦法国和德国之间开战，我们也将很难明哲保身，就因为那一纸协议；何况那持续而强烈的情感流露（来自官方、海军……商界以及市政部门）……已经让法国人民充分相信，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所有法国军官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一期待落空，法国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我对当局的审视越发深入，就越感觉，如果我们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就必定会付出身败名裂、失去朋友、难以立足的代价。
1906年6月，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签署协议，否决了菲舍尔和“海军至上主义者”的决议，并制定了新政策：
1.在海军的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向波罗的海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是不可行的。这样的作战计划不可能生效，要等到边界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之后。
2.如果在战争伊始就要付诸行动，那么英国军队参加的任何一场军事合作必须以下面两种方式进行：向比利时派遣远征军，或者在法国边界直接参与防御战争。
3.德国侵犯比利时边界时，我们要采用第一条线路。此外，有一种情况不能被忽视，即这种冒犯可能是经过比利时政府同意的。
4.无论如何都要考虑法国的意见，因为我方的合作措施要与法方的作战计划相一致，这一点很重要。
5.无论哪一条措施被采纳，都应先从法国西北海岸登陆，这样我们会处于优势地位。
就这样，上任后不到半年，格雷就完成了英法条约的改进和转型；从此，两者结为防御型联盟，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息欧洲的其他争端。他告知法国，英国将做好一切准备，一旦开战，便与法国同仇敌忾，抗击德国。军事计划者们现如今也已或多或少地做好了决定，确定了支持法国的准确作战计划。（之后格雷宣称，他本人对英法军事协商的具体内容概不知情，但这似乎完全不可能。）尽管菲舍尔一直对此多加阻挠，伊舍对派遣远征军的计划规模也持保留意见，但1909年，刑事调查局的下属委员会还是应帝国军事之需，敲定了大陆作战计划。
实际上，刑事调查局于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会议（而非德皇和他的军事首领们在16个月以后召开的那次不光彩的会议）才是真正为英德军事冲突确定了方向的“战争会议”。丘吉尔曾经指出，法国军队即使没有获得英国的支持，也能够抵挡得住德军的攻击；但在会议前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上，总参谋部反驳了他的观点：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德国就只需面对一个对手——法国。德国的军队和舰队的实力要比法国强大得多，这样一场战争的结果几乎毫无悬念……如果法军孤军奋战，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惨败而归。
另一方面，如果“英国成为法国的活跃盟友”，将两方强大的海军联合起来，火速派遣一支包括6个步兵师和一支骑兵部队的常规军，那么他们将会反败为胜：
敌我双方在人数上的差异会越发减小。在战争开始的几场行动中，因为众多原因，敌军与我军在人数上势均力敌，导致我协约国一方能够在开始的几场关键战役中旗开得胜，而这些胜利对我们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或许人们认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英国的加入能够大大增强法国军队以及这个国家的整体士气，而德国人的士气可能会相应地受到打压。因此，在这场英国积极参与、支持法国的法德大战中，前几场行动的结果可能还不太明晰，但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德国的压力就会越大。
对此，阿斯奎思略显怀疑地指出，“时间因素对于该方案来说是最重要的”。但军事行动指挥尤尔特的接班人亨利·威尔逊对总参谋部的方案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预言，决定战争的将是德国的先锋部队——挺进莫伯日和凡尔登中间地带的40个师，与法国最多39个师的角逐，“因此，我们提供的6个师的支援将很有可能成为决定胜败之举”。威尔逊“粗略地反驳”了格雷提出的建议，俄国人将有可能影响战果，并且“经过一次漫长而无果的会谈”（用威尔逊的话来说），该论断被搁置处理：“第一，我们必须支援法军；第二，我们的动员要与法军同步进行；第三，我们必须将6个师悉数派遣。”
无人愿意听取以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威尔逊以及特威德茅斯在海军部的继任者雷金纳德·麦克纳为代表的皇家海军对此计划的傲慢的批评。更糟糕的是，海军部关于封锁德国主河口，并派遣一个师的兵力登陆德国北部海湾的对敌作战计划被帝国总参谋部大臣、陆军元帅威廉·尼科尔森批得体无完肤：
事实上，这种行动方案在百年以前似乎还有些价值可言，当时的陆地通信尚不发达；但身处现在的环境，这样做无疑是自取灭亡……如果总参谋部表态称，关于调遣那一个师的军事行动是完全愚蠢的行为，海军部仍会固执己见吗？
对格雷来说，这已足够让他感到满足了。他总结说，“已经规划好的合作作战计划并不一定保证海军能够胜利，陆地上的争夺才真正具有决定意义”；阿斯奎思认为阿瑟·威尔逊的计划“天真幼稚”而又“毫无可行性”。这些政客们唯一的要求仅仅是将两个师的兵力留在国内。伊舍在其10月4日的观察中沮丧地说：“陆军部与法国总参谋部一起敲定的作战计划已经着手付诸实践，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想让我们卷入战争而已……”
海军部最终勉强同意远征军战略计划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与海军的战略考虑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即远距离对德国实行封锁。诚然，海军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笃信这一部署的正确性（阿瑟·威尔逊本人都担心，这样的封锁行动会对法德战争的结果造成影响）；就像在陆军部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远征军计划万无一失。值得一提的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前一个作战计划给后者以很重要的暗示。1912年12月，在一次刑事调查局的会议上，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两人都坚称，只要战争一发动，“荷兰和比利时想要继续保持中立是绝对不可能的……它们必须成为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敌人。”“时不我待，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进行观望了。”劳合·乔治说，
荷兰和比利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在战争中对协约国一方（英国、法国、俄国）的重大影响。如果它们保持中立，并被赋予中立国拥有的一切权力，我们就应该收起对它们的无礼和施加在它们头上的经济压力。我们这样做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利时有可能准备对一定限度内的领土侵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一点使尼科尔森的继承人——新任英国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忧心忡忡：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打击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应当采取以下两种应对方式。要么对这个国家表现出彻底的友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限制其海外贸易，要么就坚决地亮出敌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封锁的面积扩张到其港口。
换言之，即使德国在1914年没有触犯比利时的中立立场，英国也会取而代之的。这使得英国政府曾经鼓吹“为保卫比利时的中立而战”的道德优越感变了质。
需要强调的是，比利时人并没有被这些蒙在鼓里。1912年4月，中校布里奇斯认为，如果前一年的摩洛哥事件引燃了战火，英国军队恐怕早就登陆比利时海岸了。但比利时人认为，只有在按照1839年的条约要求给予“干涉”时，这样的干涉才是师出有名；英国人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不晓得对方当时会不会提出如此请求，特别是如果德国仅仅入侵列日南部的小范围内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1910年，荷兰提议在弗卢兴地区修建要塞，这一举动将有可能为其赢得斯凯尔特河河口的控制权；但英国对此惊愕不已，因为修建堡垒将对英国海军进驻安特卫普造成威胁。然而，比利时人此时并没有进行强烈谴责，他们像害怕德国一样担心英国海军会剥夺他们的中立权。
另一个消息同样安抚了海军至上者：地中海的保卫任务应当由法国舰队负责，这是经过两国海军部私下同意的（此处未提及外交部或内阁）。的确，丘吉尔无法保证英国战舰能够顺利从地中海撤出，但是派出一艘“能够与法国的军队实力相提并论”的军舰驻扎在此也说明了一切。虽然没有公开许可，但一切进行得如此心照不宣。1914年，他们又与俄国举行了秘密海军会谈。因此，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计划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这也或多或少给1911年8月那场折磨人的唇舌之战画上了句点。
所有发生的一切使得德国对于其自身处于包围态势的“偏执和妄想”显得更为合情合理了。正如一位英国政治家之后在其回忆录中坚持认为的，当比洛在德国国民议会上谴责有些人“陷德国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致使其无能为力”时，他并不是在痴人说梦。与德国那些类似的会议相比，英国的军事商谈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成果的。但到底是什么致使德皇在1912年12月召集成员召开了所谓的“战争会议”？从一封由霍尔丹通过驻德大使呈上的信件中，我们可以读出如下意图：“英国不会允许德国称霸欧洲，也不想被德国统治。”德皇推论：“英国可能会伙同德国的敌人，共同向我们开火。”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如贝特曼所说，“这仅仅验证了我们早就明了的事情”。
“拿破仑”式的侵略者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普遍为格雷的反德政策叫好，因为英国将德国的“世界政策”视为其在非洲、亚洲和近东利益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德国的海军建设向英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便会发现，1914年以前，无论是殖民地问题还是海军问题，都不至于使双方摊牌，一决雌雄。
丘吉尔事后说，“我们不是德国在扩张时期的敌人。”的确，双方即将达成一份协议，该协议将直接增强德国在非洲南部葡萄牙殖民地的影响力。1911年，格雷声称“我们在非洲的邻居是法国还是德国，这并不要紧”。他“站在德国的立场上”，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些“玩忽职守”的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如何被“瓜分”。此事直到1914年才因其手下军官的反对而破产。表面上看，是因为英国不想公开背弃16年前对葡萄牙的承诺，实则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仇德心理。牵涉其中的德国银行（特别是M·M·沃伯格公司）并没有对伯蒂等人的计划表现出敌意和对立（更不用说亨利·威尔逊），甚至当格雷倾向于在摩洛哥地区给予法国以优先利益时，德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没有因此陷入僵局。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时，英国政府义愤填膺地警告德国，不要认为英国“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劳合·乔治7月21日在伦敦市长宴会上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如是说）。但连格雷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在摩洛哥西海岸问题上毫不妥协”。在发表演讲的前一天，劳合·乔治对伯蒂说：“法国已经陷入了困境，不知所措……我们要通力合作，为他们提供外交上的支持；但我们也不能无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成果而发动战争，以换取法国在摩洛哥的实权。”最终，“基于在法属刚果地区的让步，法国与德国达成协议”。格雷敦促法国接受这一调和；实际上，这也反映了英国对该事件并无兴趣。
当德国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土耳其时，格雷同样对此没有予以强烈的反抗，他也没有在黑海海峡问题上为俄国提供便利。无论如何，英国对德国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并无太多指摘，对利曼·冯·桑德斯事件（这位德国将军被任命为土耳其陆军总检察长）也没有过多担忧和干涉。德国在回应英国关于“柏林–巴格达铁路”问题的担忧时所表现出的和解态度让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贝特曼本人于1913年1月说，“我们要携手英国共同面对未来的殖民地问题”，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还尚无定论。
就此而论，继1913年10月之后，《法兰克福汇报》又一次刊登了关于英国和德国之间“亲密和睦”关系的新闻，而它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双方政府间达成了更深层的谅解”，这也“结束了多年来两国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当罗斯柴尔德勋爵于1914年3月在特林会见德国大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据他的所见和所知，我们大可不必害怕战争，事情也不会成为一团糟”。作为英国和德国良好金融关系的另外一个表现，便是马克斯·沃伯格曾在3个不同场合来到伦敦，确认其公司在葡萄牙殖民贸易中的角色。同年夏天，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高级海军将领出席德国基尔的赛舟会，并援引德国海军上将冯·凯斯特的评论：“英国和德国海军的关系已经出奇地亲密。”直到1914年6月27日，萨拉热窝行刺事件前夕，英国外交部依旧认为，德国政府“拥有平和的心绪……并渴望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沃伯格也听说了一些传闻，称“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炽热而疯狂的情感”。7月23日，劳合·乔治称英德关系“较若干年前，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两个伟大的帝国开始意识到，它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在更为伟大、频繁和重要的合作中被抹杀掉了。”
因此，将海军竞赛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完全是一个误导。英国和德国都为了能达成一项海军共识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两国政府都认为，增加海军军费开支并不科学。双方关于限制军备的一致意见也曾数次被提及：1907年12月，德国向英法两国提议签订北海协定；1908年2月，德皇致信特威德茅斯勋爵，隐晦地否认了德国“挑战英国海军权威地位”的野心；6个月后，他于克龙贝格又会见了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1909~1910年期间，贝特曼向高慎爵士提议，“达成一项海军协议……作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方案的一部分”；1911年3月，德皇倡导“政治互信，以及签署一份限制海军开支的共同协议”。1912年2月，两国间迎来了一次最著名的合作，商人欧内斯特·卡斯尔和阿尔贝特·巴林提议，邀请霍尔丹以“大学委员会事宜”为由拜访柏林。实际上，其真实来意是与贝特曼、提尔皮茨以及德皇商讨和调停海军、殖民地和互不侵犯等问题。1913年，丘吉尔提出成立“海军建军节”，第二年，由卡斯尔和巴林发起的两国之间最后一次结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为何这些努力都功亏一篑？通常人们认为，德国人仅仅是想在与法国开战前，首先获得英国无条件中立的保证，然后才愿意与其谈论海军事宜。然而这种解释有失偏颇。阿斯奎思之后宣称，德国关于中立的计划可能会“在他们以任意一种借口对法国进行打击时，妨碍我们助法国一臂之力”。实际上，贝特曼在文件中是如此陈述的：
订立协约的双方……不希望一方出于野心而对另一方发起不正当的攻击，或是伙同其他势力对另一方进行打击……如果另一方不想以侵略者的身份卷入战争，那么它便只能保持中立了。
这项要求同样无效，因为“就目前来看，这与已经达成的一致有冲突”。格雷充其量只能提供一种承诺，用他的话说是，“我们不会发动不正当攻击，也不会伙同其他国家对德国进行不正当攻击”，但是“中立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双手被反绑了起来”。这席话（如殖民地大臣刘易斯·哈考特所言）显然不能令贝特曼满意。
霍尔丹柏林之行失败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在霍尔丹即将抵达柏林之前，提尔皮茨和德皇批准增加海军军备开支的提议。因此，这项举措“永久地破坏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盖斯认为，“德国坚持在海上军备竞赛上增加开支违背了其之前与英国的海军协议，这将成为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的障碍”。但这种解释很让人生疑。德国人企图通过海军协议，作为对英国中立立场的回应；会谈正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开展的。可以说，态度更为强硬的是英国，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这种不妥协是建立在无懈可击的实力上的。正如格雷1913年所说，“如果一国试图达到高于欧洲所有海军军力的绝对标准……那么相比之下，外交政策就要从简。”因此，他的态度也非常强硬。贝特曼似乎想通过承认“英国海军的永久性权威地位”，或是正如外交部威廉·蒂勒尔所言，用“关于我们在海上的绝对权威的信念”来换取什么东西。但英国为何还要对其已经拥有的东西讨价还价呢？我们不难想到，贝特曼的提议很快便被否决了。
更让人难以揣度的是，格雷坚信，几乎所有关于英德之间和睦相处的尝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德国既没有提出殖民地要求，也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威胁，为何格雷对这个国家如此无情和憎恨？答案很简单，格雷更看重的是与法国和俄国两位盟友之间的友谊。“如果我们在与德国的关系中踌躇而无所行动，”他于1905年10月说，“那么这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损害我们现在与法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果我在德国使用了彬彬有礼的措辞，”次年1月他写道，“那么法国便会将此解读为我们对待与法国的协约过于冷淡。”1910年4月，他向高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无法与德国达成政治谅解，因为此举可能会让我们脱离法国和俄国的大部队。”其实，当格雷提出与德国的政治谅解必须“与维护和其他国家之间现有关系和友谊相一致”时，他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这种谅解的可能性已经不可能达成。因为与法国签订合约的事宜尚未明了，因此任何“与德国达成的一致势必会对此造成影响”，而这种情况是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这是典型的格雷思维方式。这个思路长久以来被外交部同僚们交口称赞。例如马利特就曾警告说，任何与德国的亲密举动都将会招致“与法国的疏远和不和”。尼科尔森也反对1912年与德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主要是因为该协议将“严重损害我们与法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一结果又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和俄国的关系”。
如果更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格雷的理论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很多瑕疵。首先，如果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则可能会引发战争这一观点是荒谬的。在这个问题上，格雷所处的时代较之那些保守党前辈们已经相去甚远。格雷自己也承认，那时候，俄国如果想从日俄战争失败的阴霾以及国内革命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可能需要近10年的时间。同时，他也认为法国不会成为隐患。1906年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法国“爱好和平，既没有勃勃野心，也不曾焦虑暴躁”。与法国和俄国签订协约的本意是要弥合它们的海外分歧，这些目的业已达成，英国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远去。格雷于1912年9月曾向《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C·P·斯科特无比天真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如果在一场法德间的较量中，英国没有支持法国，那么法国将被德国拿下，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会相继重蹈法国的覆辙，到时它们都将会成为我们的敌人。”他仅有的稍微贴合实际的想法，便是对法国与俄国可能“向同盟国靠拢”的担忧。这种担忧使得外交部持续关注这些国家的动态。早在1905年，格雷就曾担心“失法且未获德，后者如果成功离间我们和法国，便会视我们如草芥”。马利特发出警告，如果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问题上忽视法国的提议，“我们将……因为背信弃义而被法国轻视……同时也被德国所不齿”。哈丁也同样表态：“如果法国陷入尴尬的境地，那么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一致或结成联盟便不再是无稽之谈了。”尼科尔森的总结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要与法国和俄国结盟，“以阻止俄国逐渐向德国靠拢……同时也防止法国投奔同盟国”。格雷和他的军官们甚至有些杞人忧天，生怕失去自己“作为朋友的价值”，落个“茕茕孑立”、“举目无友人”的境地。法国和俄国屈从于“条顿的怀抱”，从而“使得英国不得不以匹夫之力对抗欧洲其他国家统一的海军力量”，这成为一直在他们脑海中盘旋的噩梦。基于这个原因，他们乐意将德国所有的政策目标解读为“碾碎……协约国”。格雷表示：
如果……出于不幸和失策，我们和法国间的协约行将瓦解，法国就会向德国妥协。德国将再次抓住机会，让我们和法俄之间的关系恶化，并借机称霸欧洲。届时，一场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较量就会上演。
类似的担忧还有：“德国人将游说俄国，如果它离开协约国，德国会将奥地利也拉入伙……我们无比担心俄国会站在同盟国一边。”
格雷决心与法国保持合作，并积极做出军事承诺，旨在增强对德作战的可能性，并让这一时间越早到来越好。格雷希望英国参与一场与德国的战争，因为反正也无法避免。与法国和俄国交好的政策一度很明智，但时过境迁，当情势已发生变化时，格雷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的策略。
所有的辩护声中，最激烈的声音是，德国妄尊自大的野心不仅对法国形成了威胁，对英国也同样如此。这种观点在反德团体中已是广泛的共识。在艾尔·克劳1907年著名的备忘录中，他警告德国，“在现有的物质分配条件下，德国妄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强大、更具主导性角色的野心”可能会促使它“削弱一切他眼中的对手的实力，通过扩张领土而加强其自身的实力，并阻挠其他国家间的合作，最终粉碎并取代大英帝国”。尼科尔森在一封1909年年初给格雷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德国的终极目标是要攫取欧洲的统治地位，当它足够强大时，便会与我们在争夺海军霸主上一决雌雄。”高慎和蒂勒尔也持同样观点，即认为德国渴望“称霸欧洲”。1911年，格雷警告世人提防欧洲出现的“拿破仑式”威胁。如果英国“坐视法国失利，那么下一个便轮到英国自己了”。他于1912年向加拿大总理说，“德国的野心得到了恣肆的放纵。”
这种论调在外交官的话语中也并不罕见。在解释下定决心派遣远征军的原因时，总参谋部在1909年递交给刑事调查局下属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同样以拿破仑的历史作为比喻：“下意识地认为对海军的统率能对陆战直接产生必要的影响，是不正确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失利并没有阻止拿破仑征服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或者一举粉碎俄国和奥地利。”这个论点在两年后召开的刑事调查局“军事会议”上被重新提及。
如果德国打败了法国和俄国，荷兰和比利时将可能被德国吞并，法国也会支付一笔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几块殖民地。简而言之，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以德国获取统治地位告终，而这种统治并不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
这种威胁能够“使德国的海军和陆军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同时对英国的地位以及大英帝国的统一形成一种挑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将会是“致命的”。甚至连伊舍这样的海军主义者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口吻和比喻。1907年，他写道：
对我们来说，德国现在的威望已经比拿破仑鼎盛时期的威慑力更为可怕。德国试图与我们在制海权上一决高下……它必须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得到更多广袤的地盘让德意志民族繁衍生息。而得到这些土地意味着从别人手中争夺并压榨对方。因此，“德国是我们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