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竞赛会通向战争？
早在1914年，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便以笔名出版了一本叫作《当代世界政策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的书。他在书中论述，如今在欧洲大地上正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下存在的最具争议、最紧迫和艰难的问题”。一向热爱解读战争、但总是贬低人力在战争中作用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不久之后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欧洲大陆上与日俱增的军备竞赛造成的不安和恐惧使得战争一触即发。对于我来说，这是对于战争最真实的解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最真实和最终原因。”
那些苦苦探寻重大历史事件起因的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将战前的军备竞赛归咎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端。正如戴维·史蒂文森所言：“不断发展壮大的军备扩充……是最终导致灾难的重要影响因素……军备竞赛……是战争爆发的必要先决条件”。戴维·赫尔曼的理解更深一层：通过制造“赢得战争的机会之窗”已然关闭的氛围，“军备竞赛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猜测，如果弗朗茨·斐迪南早在1904年，甚至1911年被刺，恐怕就不会发生战争了；正是“军备竞赛……以及对未来战争或势在必行、或可以阻止的种种推断”，才使得1914年那场行刺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然而，史蒂文森和赫尔曼两人都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并没有明文记载，战争是由这些军备竞赛导致的。冷战告诉我们，军备竞赛能够使两个力量集团避免发生交火，并且能够最终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让一方崩溃。相反，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展示了“非竞赛”的危险：如果英国和法国在1933年以后效仿德国重整军备，希特勒说服其将军们将莱茵兰军事化或者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难度便会大大增加。
1914年以前的军备竞赛的原因在于：某一方输掉了比赛，或者认为自己正走向失败。这种想法会说服该国的领导人，不如在自己大幅度落后于别人之前，在战争上赌一把。里茨勒认为“如果是考虑爆发战争的话，一个国家越把自己高度武装，其对他国就越具威慑力”，但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对在军备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并试图付诸一战的一方来说，落后带来不利因素的影响范围是极其小的——或者仅仅
是想象中的劣势。德国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尽管它认识到自己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于其他国家，它依然以极端的军国主义闻名于世。
无畏舰
除了之前章节讨论的经济和帝国敌对状态，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德国海军计划视为英德关系恶化的最重要原因。然而，英国对此立刻表示，这种挑战的成功率微乎其微。的确，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的领跑地位是如此明晰，让人很难认同这是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可信的原因。
1900年，第一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沮丧地认为，“与德国结成正式联盟”是“确保英国海军实力和口碑都日益强大的必然选择”。然而，到1902年，他便彻底推翻了之前的观念，并相信“德国新式海军之所以成立，目的是要与我们一拼高下”。我们非常理解他为何做出如此结论。早在1896年，护卫舰舰长（即之后的德国海军舰队司令）乔治·冯·穆勒就将德国世界政策的目标做了总结：打破“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让中欧那些需要扩张的国家得到一定数量的殖民地”。
然而，提尔皮茨的海军计划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动战争。该计划部分是出于防卫的目的——双方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将受到英国海上封锁的威胁，因此这一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该计划，德国舰队的自卫能力也很有限。提尔皮茨充其量只是想把德国海军发展到能够在英德战争中对英国皇家海军形成极大震慑的规模（60艘战舰）。1899年提尔皮茨向德皇解释说，这将让英国“对您做出让步，通过这样的海上影响力，让您伟大的海外政策得以实施”。换句话说，就是不战而胜。
因此，德国海军只是希望能够对英国近乎垄断的海上霸权形成威胁，而想要形成威胁，就得在英国不知情的情况下达到这一目标。当德国的海军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比洛这样形容：德国“即将破茧成蝶”。可惜这个“茧”实在是太透明了（就连英国业余的军事情报机构都能发现德国正在建造战舰，其中一艘还是由帝国国会授权生产的）。
1905年，菲舍尔的初步海军改革落下帷幕，至此，英国海军情报部的指挥官也可以自豪地说，与德国相比，“英国的海上优势”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情况确实如此：1898~1905年，虽然德国战舰从13艘增加到了16艘，然而英国战舰却从29艘增加到了44艘。这与1889年的情况不同，但足以证明德国算不上威胁；实际上，这反倒提醒德国，英国对它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因此，英国海军的先发制人在1904~1905年引起了德国的恐慌。提尔皮茨最初的目标是要将英德双方的海军实力比例缩小到1.5∶1。但表4–1显示，他一直离该目标相去甚远。
表4–1 英德战舰吨位比率，1880~1914年
资料来源：Kennedy,Great Powers,p.261.
1909年英国右翼媒体的鼓动也使德国缩小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一些杞人忧天的人认为德国人正计划加快建造速度，以期在几年之内能够拥有比英国皇家海军数量还要多的无畏舰。实际上，1912年，德国总共只有9艘，而英国已经拥有15艘。当战争来临时，协约国共拥有43艘大型战舰，而同盟国仅有20艘（见表4–2）。
表4–2 1914年列强的海军实力
资料来源：Reichsarchiv,Weltkrieg,erste Reihe,vol.I,pp.38f.
德国人知道他们无法取胜。早在1908年11月，颇具权威的《海军周报》就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其中讲道：
只有能永久占领英国海域的国家才能打败它。这个国家不仅要拥有与皇家海军相同规模的舰队，在大型战舰上也要占据优势。面对着法国和俄国的夹击态势，德国被迫要保持其陆军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显然，同时再资助一支超越英国的海上舰队已经超过了德国的财力范围。
因此，在回答比洛1909年提出关于“我们何时能够自信地向英国宣战”的问题，提尔皮茨只能做出如下回应：“5~6年内，这种危险会彻底终结。”小毛奇从这个蹩脚的答案中总结道，“无论如何，我们在与英国的冲突中都没有机会取胜”，因此，他呼吁与英国“达成体面的谅解”。1912年，由德皇组织召开的所谓军事首领“战争会议”却并没有向着该方向努力。尽管小毛奇主张“越快开展越好”，提尔皮茨还是要求再给他18个月的时间，因为他的海军建设还没有到位。
另一方面，英国继续保持其在海上的霸主地位，这也让海军部上下心高气傲。德国担心会发生第二次哥本哈根袭击绝对不是无中生有：1905年4月，菲舍尔向兰斯多恩保证，只要法国出手相助，海军“将在两个星期内拿下德国舰队、基尔运河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对于英国是否能对德国实行有效的贸易封锁这个问题，菲舍尔同样有着十足的信心。他在1906年4月曾说，“神奇的是，似乎是命中注定，英国将成为德国商业的巨大防浪堤”，“我们的海上优势能够让我们在开战后对德国的800艘商船实行一次性‘扫荡’。设想一下，这对于德国的贸易和金融将会造成多么大的打击。”于是，从1907年开始，海军界便达成了一种共识：决定战争的关键是截断德国的食品进口——正因如此，当年海牙和平会议上起草的限制使用封锁手段的正式决议会招来众多的反对声音。前海军情报处领导以及刑事调查局秘书查尔斯·奥特利爵士于1908年12月表示，海军部的意见是：
我们的海上力量会如同车轮一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将他们“狠狠地”碾碎——汉堡的街头早晚有一天会变得荒芜凄冷，他们将面临的是物资缺乏和毁灭的废墟。
英国的领先地位如此明显，以至于那些像伊舍一样虔诚的海军至上者都难以想象德国会在海上挑起战争。提尔皮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1907年1月，他警告德国国民，他设想战争会持续一年半时间，而在这过程中，德国可能会遭到食物短缺的威胁。
英国的政客们也拒绝承认任何国家会对其海上“绝对霸权”形成威胁。对霍尔丹来说，双强标准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而德国错就错在试图缩短与英国之间的差距，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丘吉尔来说，英国海军是英国“赖以生存”的“必需力量”。相比较而言，德国海军仅仅是“奢侈的存在”，它仅有的目的就是“对外扩张”——就英国的封锁计划而言，这是个惊人的骗局。在丘吉尔1911年10月调到海军部后，他甚至抬高了赌注，旨在保持一项新的“60%标准……不仅针对德国，而是整个世界”。1913年10月，他洋洋得意地向格雷宣称，“协约国的建设正逐渐超越同盟国”。次月，他直率地发问：“为何人们会认为我们不可能打败德国呢？一项关于舰队实力对比的研究将会给出一个让人安心的答案。”根据丘吉尔的回忆，截至1914年，“海军竞赛……已经不再是摩擦的缘由……但我们还是要不屈不挠地前进……我们确定我们的地位将无人能够动摇。”连阿斯奎思也随后承认，“海军经费方面的竞争本质上已经不再会引起一触即发的危险。我们要保持必要的海上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劳合·乔治在1914年1月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对海军竞赛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与前几年相比，我们现在与德国的关系已经友好得多了……德国目前还没有实力应付得了我们的双强标准……正因如此，即便德国有挑战我们海上霸权的想法，我也坚信，在现在这样紧急的关头，这种想法会以德国的失控收场。
英国的海军主义者对本国的海上优势非常有信心，这在他们评价德国入侵的威胁性上可见一斑——对于那些杞人忧天的人来说，德国的入侵是最“受欢迎”的噩梦。陆军上校威廉·罗伯逊1903年的警示并没能说服帝国国防委员会（见第一章），总参谋部在1906年的一份文件中也对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刑事调查局于1907年成立下属委员会负责调查该事（作为对罗伯茨勋爵公开赞同入侵“威胁”论的回应），其报告明确地表示：“说德国能够掌控北海很长一段时间并保证运输畅通无阻都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当1914年人们再次提及德国入侵的可能性时，这种事情就更不可能发生了。事情确实如此：德国人早在10多年前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阖上的窗户
德国的陆上作战情况同样面临着落后的局面，尤其是需要面对法国和俄国的联盟。1870年，法国在色当战役失利后的负隅顽抗让老毛奇认识到，一旦需要同时对两个国家作战，德国便“不能希望凭借迅速的攻势，先摆平一个，再腾出手来对付另一个”。他的弟子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在其《武装的民族》（The People in Arms）一书中对该观点表示了赞同：“今后的战争必将失去许多流动性要素，而这种流动性和机动性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我们所参加战役的特点。”讲求速战速决的作战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令人震惊的警示是1895年由总参谋部的一位军需军官——克普克少将提出的。根据他的预测（摘自一份秘密备忘录，原著已经丢失），两线作战的战斗一旦打响，将会现出以下情况：
就算是士气昂扬……我们也只能忍受那单调冗长、血腥残酷的长期战争——通过在各处采取包围战术，进行最普通的进攻，从而逐步取得胜利……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军队和国家一开始就要习惯于这种观念，以此避免战争伊始就陷入骇人的悲观主义情绪中……一般来说，在阵地战中，我们一定要在野战工事的长战线上赢得优势，打赢要塞的包围战，否则将无法取得对法作战的胜利。希望我们做好关于情报和物资的充分准备，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姿态应战。
日俄战争中的堑壕战大体上证实了克普克的分析。大家普遍认为俄国人的防御工事要弱于法国，而且前者的动员速度相对缓慢。因此，小毛奇和瓦尔德泽决定，一旦开战便先向俄国发起攻击。
正如我们所知，施利芬在接任瓦尔德泽的职位之后，便开始试图规避战术来突破法国的防御，即以法国北部为突破口。早在1897年，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借道卢森堡和比利时全速前进；1904~1905年，他又构想出一个侧翼大行动的主要内容，通过借道荷兰来实现；1905年12月，就在退休前，他写成了著名的《回忆录》（Denkschrift）一书。书中，他设想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2/3的德军（33个半师）全线出击，借道比利时和荷兰，直奔北法。然而，阿尔萨斯–洛林和东普鲁士地区几乎没有防御能力：只有一个师驻扎于此，以抵御俄国方面可能的进攻。如此行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在6周之内“全歼”法军，这样，今后若有敌军胆敢进犯德国领土，只会被肃清和消灭。
然而，从酝酿阶段到1914年战争爆发，该计划一直存在一个缺陷：在施利芬计划征调的师团中，有8个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对军事建设中反对军队扩张的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正如斯蒂·弗尔斯特所言，实际上，德国国内存在一种“双重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有两种军国主义的形式存在：一种是“上层阶级”中反动的“传统、保守、旧普鲁士式”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流行于1890~1905年；另外一种是“下层阶级”的“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具有“激进右翼倾向”，于1905年以后粉墨登场。在前者眼中，正如瓦尔德泽于1897年提出的，“保持军队的完整度”就是一切。简而言之，是要保持贵族出身的军官所占比例达到60%左右，且保持来自农村的军士和同等军衔的人达到同样的比例水平，这样便可以排挤那些“不适于军队的民主分子及其他人员”——这种行为之后遭到普鲁士军政大臣卡尔·冯·艾内姆的警告和反对。这样，军事保守主义者便有借口与提尔皮茨和其他支持者建立一支大型德国海军舰队了。继任的军政大臣们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如下措施：在增加防御开支方面，陆军要从属于海军，陆军的规模可以有节制地进行扩充。1877~1889年，德国和平时期的军队实力维持在468400人左右。在接下来的7年里，尽管也曾两次试图实行普遍军役制度（1890年就可以增加150200人），但这一人数也只增长到了557430人（见图4–1）。或许德国军国主义局限性的最有力证明正在于德国军队自身的保守性。
然而，到1912年12月，距帝国宰相卡普里维实行普遍兵役制度失败已近20年，尽管保守主义者做出了一番努力，德军内部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军中出身贵族的人数比例仅略微下降，高级军官在诸如冯·比洛和冯·阿尼姆这类人的管理下仍旧混乱不堪；但从军官的整体来看，出身贵族的人的比例从之前的65%下降到了30%。这种变化在总参谋部表现得尤为明显：截至1913年，70%的人都是贵族出身，有些部门——特别是举足轻重的铁路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中产阶级。原来的保守基调顿时变得开放而重视技术和发展，主要矛盾也随之从内部问题转向外部敌人——简而言之，就是将视线聚焦法国和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上来。在这些新兴的信奉军国主义的“精英领导人”中，最为活跃的是埃里希·鲁登道夫，他早在1910年7月便声称，“任何为其生存而战斗的国家……必须要倾其所有兵力和资源。”1912年11月，他用第六次反法同盟时期的那种口吻强调实行普遍兵役制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再一次武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鲁登道夫在其1912年12月的《大备忘录》中呼吁，两年内，征兵率要新增30%（将动员率从52%提高到82%，也就是达到法国现有的水平），新征人数要达到300000人。就连贝特曼也被说服：“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可以戴上钢盔的人。”军务部的保守者们对鲁登道夫计划中的激进逻辑心知肚明。弗朗茨·冯·旺戴尔将军直率地反驳道：“如果你继续下这样的命令，你将带领所有德国人民掀起一场革命。”1912年12月，当德皇在“军事会议”上准备支持新军队法案时，军务大臣冯·黑林根提出了异议：“鉴于现有的军队结构、指导员情况和营房建设，我们根本容不下更多新兵。”当然，黑林根在指责受到“陆军社团和泛日耳曼主义”影响的“军队部门”“对我们军事实力的质疑”时有些过头了。他将鲁登道夫的计划谴责为军队“民主化”，也因此被贬谪到杜塞尔多夫当团长；同时，他本人也新拟了一份军队草案，草案中，征兵人数仅为117000人。
事实证明，鲁登道夫是正确的。1912~1913年的军事草案将德国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增加到748000人。但法国和俄国的军队人数在几年之前便早已出现大幅度增长了。俄国和法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1913~1914年）的总人数达到2170000人，与此相比，德国和奥地利人数总和只有1242000人——双方足足差了928000。1912年，差距缩小到794665人；而截至1914年，这个数字只有260982了。这意味着，从战时的军事总实力来看，德国军队总人数大抵在215万人，可能还会有130万哈布斯堡军队加入其中；然而，塞尔维亚、俄国、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总人数则达到560万之多（见表4–3）。
图4–1 德国军队和平时期的实力，1874~1914年
注：数据不包括民兵组织和后备军。
资料来源：Förster,Doppelte Militarismus.
表4–3 欧洲列强1914年军事实力
资料来源：Reichsarchiv,Weltkrieg,erste Reihe,vol.I,pp.38f.
从1913年到1914年应征入伍的人数上看，德国的劣势已然很明显：对方有585000人，而德国只有383000人。德国总参谋部表示，在法国，83%的合格人员履行了他们的义务，而德国只有53%的人应征入伍（见表4–4）。虽然俄国每年征召人数的比例只有20%，但它巨大的人口基数也足以让德国难以望其项背。1905年，施利芬自己也表态，“我们一直在释放巨大的人口压力……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完善。”“尽管德意志帝国有6500万左右的居民，而法国只有4000万人，”伯恩哈迪在7年后评论道，“但除非每年都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入伍，除非在和平时期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制，否则这些过剩人口只能作为呆滞资产来对待。”小毛奇1914年5月曾对霍尔岑多夫说：“我将尽我所能，但我们跟法国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表4–4 1914年欧洲列强的军事潜力
资料来源：Reichsarchiv,Weltkrieg,erste Reihe,vol.I,pp.38f.
图4–2将该问题做了概括，向我们展现了战争前夜法国和俄国的军队究竟比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强大多少。就师团数量而言（该方面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情况看起来似乎更糟糕。
正如表4–5所示，从士兵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上来看，战前欧洲国家中军事化最彻底的当属法国：其2.29%的人口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1913年7月通过的《3年制兵役法》只是将这种长期的领先优势扩大而已。德国屈居第二（1.33%），但英国也不甘示弱（1.17%）。这些数据本身证明了诺曼·安杰尔关于德国仅仅“在名声上（需要说的是，这是极其不公正的）被认为是欧洲军事化最彻底的国家”的论断是正确的。
表4–5 五大国际力量中参军总人数（陆军与海军）与人口数比率，1890~1913/1914年
注：人口数为1913年统计量，参军人数为1914年统计量。
资料来源：Kennedy,Great Powers,pp.255,261.
然而，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当把其他因素（具体而言，如军官、士兵的比例，以及军备的占有率）一并考虑在内时，差异就不那么明显了。德军内部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有很多争论，关于军事科技和人力部署的探讨同样备受关注。同样产生分歧的问题还有骑兵继续存在的意义、如何加强野战炮兵作战能力以及用机枪武装军队的必要性。而且，总参谋部的激进分子对于铁路在战争中的地位总是很关注。
图4–2 欧洲主要四国军队人数，1909~1913年
注：我从另一个信息源得到了关于1913年奥匈帝国的数据，赫尔曼的资料并没有提供该数据。
资料来源：Herrmann,Arming of Europe,p.234.
实际上，该领域也确实有了长足进步。1870年，如果想从普鲁士调兵攻打法国，需要27天；1898年，德国在帝国内的动员和调兵仍旧需要跨国5个时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总参谋部挖空心思要改善这种状况，采取了包括军事演习、绘制地图、教授军事历史以及在乡村地区巡视等措施，但策划和完善军事运输计划仍是总参谋部的职责——它也是德国战争动员中至关重要的第5个步骤。在施利芬计划的另一个版本中，他将坎尼战役[1]作为未来“歼灭法国的战争”的范本；但将该计划付诸实践、让德国军队在最佳时机开赴决定性战场的任务则落到了如威廉·格勒纳等技术人员的肩上。因此，绘制铁路地图和拟定时间表的能力尤为重要。战争前夕，该军事运输计划已经被简化为一场312小时的演习，用11000趟列车运送200万士兵、60万马匹和必需品。
然而，即便是在后勤和人员物资流动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德国人丝毫没有感到满足。除了人员和大炮，俄国的铁路情况也是德国在1914年的苦恼来源。格勒纳1913年4月在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上证实，德国从1870年以来在铁路建设方面一直落后于俄国和法国，这种担忧正逐渐开始蔓延。这是毫无疑问的。1900~1914年，从俄罗斯出发向西行驶的火车次数在一天之内从200次增加到了360次。1914年9月，俄国人意图引进一种新的动员计划（第20号计划），该计划能够将75支步兵师运送到战场的时间从30天缩短到18天。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某些方面高估了自己的对手。尽管俄国人在数量上很有优势，但不幸的是，其装备却非常落后。法国人虽然做出了军事承诺，但却被其疯狂的战略所阻碍，即攻打阿尔萨斯–洛林的第17号计划。该计划由霞飞提出，并于1913年5月通过，它是建立在以攻为守（通过骑兵部队冲锋陷阵和密集纵队的刺刀上阵）的假设基础上的。火炮专家伊波利特·朗格卢瓦1904年说过，法国将军们相信“稳步增加大炮的威力能够让进攻变得更容易”，这种想法让他们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便浪费了大批人力，以至于差点儿将胜利拱手让人。更为缺乏远见的是，法国人并没有努力阻止经济重地布里埃地区（该地铁矿石产量占法国总量的近75%）落入敌手。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不能说德国对其相对落后的军事力量的担忧是无中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总参谋部的知情人士已经意识到，要完全按照施利芬计划实施根本不可能。为了抵挡法国可能进攻洛林的作战计划，小毛奇认为，有必要从右翼调拨部队进行支援——右翼进攻原本计划借道比利时使先头部队纵深挺进，包围巴黎，但先不对荷兰下手，再支援奥地利军队，动用第八集团军大举向俄国进攻。该计划于1914年制订，很显然其意图不是全歼法国部队，主要也是因为不会有哪支部队能够像第1支队那样行进得如此神速——月行300英里——且全然不顾身体的疲惫。这也许是小毛奇决定避开荷兰的原因，因为这样荷兰就能继续保持中立，同时扮演运送进口物资到德国的“要道”之角色。小毛奇在1905年1月就曾提醒德皇，这场与法国的战争“不可能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决出胜负，而将会转入旷日持久、单调冗长的持久战；任何一方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会放弃的。即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的人民也会被消耗殆尽。”这一席话于1910年5月被总参谋部第三部门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小毛奇和鲁登道夫甚至还在1912年11月上书军务部：
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迎接由一系列艰难的鏖战构成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我们将其中的一个对手制服；如果我们想在东线和西线的战役中相继取得胜利，那么我们的资源就不得不面临短缺和耗尽的局面……我们需要以弱制强，以少胜多。长期的军火供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请求囤积足够的军火了。1914年5月14日，毛奇委婉地警示内勤秘书，“面对可能发生的双线作战，只有经济强盛的民族才有机会取胜。”
历史学家们常常对德国军事和政治首领在第一次大战之前的那些年表现出的悲观情绪表示不解。比如，1909年，提尔皮茨担心英国海军会对德国舰队实行闪电战袭击；而业已解甲归田的施利芬在夜里仍旧会被法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针对同盟国的密集进攻”的噩梦所困扰：
在某一个时刻，吊桥被放下了，门户大开，一支力量强大的部队眼睁睁地看着自由散漫、丧心病狂、到处搞破坏的人穿过孚日山脉，趟过默兹河、涅曼河和布格河，他们的铁蹄甚至还踏向伊松佐河和阿尔卑斯山一带。情势已危在旦夕。
早在1905年，毛奇就觉察到了“战争这一蛇发妖女正向他冷笑”。“我们都生活在压力下，这种压力将我们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快乐统统抹杀。”他在日记中坦言，“我们几乎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会扪心自问：‘我们这是为了什么？这明明是徒劳的！’”对小毛奇来说，就算出兵的命令是他发出的，战争对他来说还是意味着“欧洲文明国家相互撕扯对方的行为”以及“未来数十年中毁灭欧洲几乎所有文明的愚蠢举动”。“战争，”1914年9月，他在官场失意、隐退田园之后悲哀地说，“向我们展示文明纪元是如何生息繁衍的，以及每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中是如何扮演其注定的角色的……假设德国在这场战争中一蹶不振，那么对这个国家来说，平稳发展的生活将不复存在，而这种生活正是人类和德国的文化发展所依赖的；人类的发展也将以某种灾难性的方式倒退……”在小毛奇的奥地利战友康拉德的话语中也很容易洞悉出这种宿命论的意味。就连像伯恩哈迪这样的狂热军国主义者都不得不试图为“下一场战争”的失败辩护：“就算是失败，也能结出累累硕果。”小毛奇的继任者埃里克·冯·法金汉将军于1914年8月4日也说：“就算我们化为废墟，战争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德国的军事首领们在战争前夕表现出的是脆弱，而不是强势。
这种情绪不仅是军事首领们独有的，德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悲观情绪。1912年，他坦言自己“为我们在战争中的相对实力感到极度忧虑。人们必须完全信任上帝；为了不至于失眠，我们必须要依靠俄国的革命并将其视为我们的盟友”。1913年6月，他承认“已对战争、它的聒噪和喧嚷以及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感到厌倦。列强们该冷静一下了……否则将会发生一场并不值得且会伤及所有人的大灾难”。民族自由党领导人巴塞曼“采用消极的宿命论论调”说：“如果我们与法国开战，那么英国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会与我们决一死战。”他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抄录了他1914年7月7日日记中的一些想法：
宰相期望这场战争能够颠覆现存的一切，无论后果如何。现有的世界陈腐而老旧，毫无新意……人们头上笼罩着茫茫的雾。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未来属于俄国，它不断地成长，成为压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噩梦……宰相对德国的现状表现得非常悲观。
7月20日，贝特曼又重新回到俄国的主题上来：“俄国的需求随着其实力的大爆发而与日俱增……如果欧洲维持现有的格局的话，它在几年内便能傲视群雄。”一周后他告诉里茨勒，他感到“徘徊在欧洲和我们的子民上空的不是人为的操纵，而是命运”。他的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有时候可以归咎于文化历史学家们对于尼采、瓦格纳和叔本华等人的作品的过度宣扬，而且这种悲观绝望在1914年军事行动开始时尤为明显。
德国盟国军队更为糟糕的局面迫使德国对其不景气的战略计划加以分析。康拉德在1913年2月警示小毛奇：
（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敌意”“需要通过诉诸激进的形式来解决”的话，）我们很难指望我们的斯拉夫战友（占人口总数的47%）在与其同胞的战斗中表现出热情。如今，军队中仍然渗透着这样的情感：从历史上看，他们曾经属于一体，有着共同的秩序认同感；但这种情感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还有待商榷。
而这也远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早在1913年1月，总参谋部就开始考虑“德国孤军奋战抵御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可能”。事实上，真正在战争之初孤军奋战的是奥匈帝国，因为施利芬计划将德国的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了西线，其所犯的一个典型错误就是，康拉德最初将他12个师团中的4个派往塞尔维亚，而当德国明确表态不会派遣第8集团军前去支援奥匈帝国抵御俄国的作战时，他又不得不把那些部队召回到加利西亚。
此外，意大利陆军和海军的无能也在1911年对的黎波里（叙利亚）的进攻中暴露无遗。甚至在这之前，英国外交官就曾开玩笑说，“意大利继续待在三国联盟，成为最薄弱的一环也不错。”当然，德国人也从未觉得意大利会在1914年参战。
面对如此积弱的军事力量，德国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避免战争，并阻止其他势力对德国进行攻击。另一种就是在情况越发恶化之前先发制人。后者是德国将军们反复强调的一点。老毛奇曾经在1875年敦促俾斯麦再袭法国；12年后，他又鼓励对俄国采取同样的行动。他的继任者瓦尔德泽也更倾向于先下手为强。就连施利芬也在俄国陷入日俄战争泥潭时呼吁对法开战。康拉德也是先发制人战略思想的拥戴者：他在1907年和1911年提出攻打意大利的计划，并在1913年敦促奥地利“让西斯拉夫人从文化和政治方面彻底与东斯拉夫人决裂，使其摆脱俄国的影响”——这也成为攻打塞尔维亚的信号。1914年以前，政治家们曾一度试图放弃这种战略。但从1914年开始，它又卷土重来，再次成为无可辩驳的军事法则。1914年4月，德国皇储对美国外交官约瑟夫·格鲁说，“德国可能不久后对俄宣战。”小毛奇于1914年5月12日在卡尔斯巴德对康拉德说：“犹豫不决意味着不断让机会缩水，但我们现有的兵力情况还无法和俄国抗衡。”8天后，他在从波茨坦回柏林的路上向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重述了这一观点：
俄国将在2~3年完成军事准备。我们的敌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他（小毛奇）甚至对此不知所措。他认为，为了总体上能够经受住考验，除了率先发动防御性战争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一个月后，在一次晚宴结束后，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与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谈话中对该分析表示了赞同：
他对俄国的军备、铁路建设规划以及1916年对我方宣战的计划深表忧虑。他抱怨我方严重缺乏通向西线抗击法国的铁路线路；并暗示我们……与其按兵不动，不如出击，这样可能会更有利。
当时恰巧离萨拉热窝行刺事件还有整整一个星期。换言之，德国早就已经坚定了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计划，之后的外交危机只不过成为其几乎完美的托词（奥匈帝国无法规避的宣战理由）。历史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却时常疏忽笼罩在德国总参谋部上的愁云。很奇怪的是，反倒是一家英国媒体（《国家》杂志）在1914年3月对此做了正确的解读：“说普鲁士的军队不曾妄想将其兵力积累到具有压倒性优势，是不合常理的。”次月，格雷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质疑“德国将对俄国展开一场具有威胁性的侵略战争”，认为“即便德国取得开门红，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俄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源优势，也会将德国慢慢耗尽……”但布罗斯勋爵（之后他因为报道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而赢得了盛赞）在7月评论道，“德国已经整装待发……并要倾其所有兵力”打击俄国，而这“将会迅速成为对整个欧洲的威胁”。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答：德国仅仅是打算通过拆散协约国来获得1914年的外交胜利，还是蓄谋已久地想要发动一场欧洲战争——不管这场战争是“防御性的”，还是一场有预谋的扩张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皇储向约瑟夫·格鲁的暗示，以及总参谋部在其战略性铁道建设上下的功夫；帝国宰相4月即注意到，这项工程本计划多年后完工，1915年才开工。不管怎样，有一件事似乎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德国的军事首领们并没有放弃那深入人心的“闪电战”传奇，他们在1914年8月奔赴战场，却压根儿没有打算在香榭丽舍大街过圣诞节。
[1]坎尼战役是西方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在意大利半岛东南沿海的坎尼附近，以4万步兵和1万骑兵对抗罗马的8万步兵和6000骑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译者注
猝不及防
对德国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算是种慰藉：它潜在的敌人显然并没有对战争做好足够的准备。比如比利时军队并没有做好抵御德军的准备，那些操着法语的军官与说佛兰德斯语士兵的关系，与奥地利军官和那些“好兵帅克”[1]们的关系如出一辙。有数据显示，1840年，比利时军队的规模是普鲁士的1/9，法国的1/5；然而到1912年，这两个数字却分别变成了1/14和1/35。1909年，尽管遭到了佛兰德斯天主教徒的反抗，兵役制度还是规定独子也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兵役的时间减少到15个月，军费开支却保持与原来一样。最终，在1913年8月30日通过了一项民兵法案，将每年的征兵人数从15000提高到33000人，目的是为了在开战时能够保证拥有一支人数达到340000的部队。增加人数的同时，改组军队的师团编制和结构的工作也在展开。然而，这一切都太晚了：1914年7月动员人数总共只有200000人，而这些人只配备了120挺机关枪，连一门重炮也没有。
同样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还有挺身而出、公开保卫比利时中立立场的英国。尽管英国在布尔战争中就暴露了其军队的严重缺陷，但在1914年之前，英国的两个党派都没有什么办法和举动对此进行补救。在自由党人眼中，征兵——经过3次连续的官方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令百姓极其反感的，罗伯茨勋爵关于国家兵役制度的提案是万恶之源。作为军务大臣，霍尔丹最多也只能组建一支作为预备役的地方自卫队。算上这一部分人、后备军人、海军以及印度部队的英国士兵，英国“和平时期服兵役”的人数达到将近750000人。贝克特认为，加上自耕农民兵和之后的地方自卫队，英国8%的男性曾经服过兵役；大约2/5的成年人在战前加入了军事性质的青年组织，如“男孩旅”和“童子军”。但是这些都不能算作是正规的后备力量，而且，仅有7%的地方自卫队士兵有出国打仗的打算。艾埃尔·克劳向亨利·威尔逊建议，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将地方自卫队士兵派往法国作战，威尔逊暴跳如雷：“这种认识多么愚昧！没有军官，没有交通设施，没有动员，没有上战场的欲望，没有兵法军规，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强壮的马匹……连霍尔丹都说我们没戏了！”英国要想兑现其大陆承诺，必须依靠正规军，但就算是这支正规军，也同样相形见绌——它只有7个师团（包括一支骑兵队伍），而与之相比，德国有98支。上议院大法官劳尔伯恩于1912年1月说：“如果战争来临，我们无法阻止法国被侵略的命运。如果我们还继续恪守现有的政策，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150000名士兵，而是至少500000的兵力。”而且，德国大使也在1901年曾轻蔑地说，英国招募的皆是些“社会渣滓……道德败坏者，蠢货，五短身材的人和可怜虫”。这样的言论听起来严厉而刺耳，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正规军中大部分人是半文盲，或技术并不过硬、工人阶层出身的年轻人。尽管总参谋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放眼望去，军官团中那些“打猎好手”比比皆是。很多人对机关枪的使用有巨大的抵触心理，军火储存依然依靠在南非的作战经验。布尔战争给英国带来的经济上的教训同样没有得到关注：不顾默里委员会的警告，军务部依旧仅仅依靠“一个特定范围”内的承包商来为战争提供物资。简而言之，英国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帮助法国在那场预期中的法德战争中取胜。英国对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准备好”。尽管（或者正是因为）伊舍挖空心思将之前做出的大陆承诺逐渐进行淡化处理，但英帝国国防委员会还是对不同意见充耳不闻。因此，在部门的“兵书”中充斥着对科技实用主义的执着和妄想，而其导致的结果是，直到战争爆发，部门间的不同意见还没有妥善解决。
鉴于所有的情况，威尔逊于1911年8月在刑事调查局“军事会议”上的发言就显得不是很坦率了。与德皇一样，他其实并不相信实力如此不济的英国远征军能够在将来与德国的战争中“创造奇迹”；他其实只是希望加强陆军部的实力，以打赢与海军部的内战。
无论是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时还是之后，法国政府都毫不含糊地表态，相信英国对法国的早期支援足够牵制德国——这也是后来格雷的批评者们反复援引的口径，这些人包括劳合·乔治和兰斯多恩，以及最伟大的编年史家阿尔贝蒂尼。但事实仍旧是，英国的远征军队依然没有强大到能够对德国总参谋部施加压力的地步。正如J·M·霍布森所言，只有将原有的欧陆承诺扩大——从增加正规军规模的意义上来看——才能够在战争初期帮助法国有效牵制德国。但这就牵扯到当前争论不休的征兵问题，并且正如我们所见，在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这将被视为没有政治合理性的悖论。劳合·乔治1910年8月对鲍尔弗说（当时他们首次对联合政府的提议感兴趣），征兵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会激起强烈的成见，就算政府已经对类似的事情深思熟虑过也不行。”1914年8月25日，丘吉尔在内阁会议呼吁“强制服役的必要性”，但也被全票否决了，否决人中包括阿斯奎思和劳合·乔治，原因是“人民是不会同意的”。因此，正如格雷所说，英国的政策变成了“在没有强大军队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欧洲政策”。而认为它一定能够实现，恐怕是关于英国所有战争错觉中最严重、最离谱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