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的负担
当英国和德国的军事专家们已经了解到执行作战计划缺少某些资源时，他们为何没有去弥补这一缺陷？答案很简单，正是出于对国内政策的考量，才使得这些国家没有可能建造埃里希·鲁登道夫和亨利·威尔逊梦想中的庞大军队。1898年10月24日，一个关于探讨裁军并反思相关现象的会议引起了索尔兹伯里的注意：
……一直以来，几乎每个国家都倾向于加强其武装力量，并提高原本已经巨额的军械开支。因此，这些完美的器械开始投入使用。这些造价高昂、杀伤力和破坏力惊人的武器一旦被大规模应用，无疑会产生强大的战争威慑力。但是，这一过程会使受其影响的人产生一种对国内外的和谐平静的不安和恐惧。
但是，军备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开销究竟有多“巨大”？对于爱德华·格雷爵士而言（正如他1911年3月在下议院所言），它们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如此不堪重负，以至于“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文明将被摧毁，战争也将不可避免”。有些历史学家对格雷表示赞同，并认为正是因为军事开支已经高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德国才无法在与英国的海上军备竞赛以及与法俄的陆上军备竞赛中坚持到底。然而，事实上却存在这样一个亟待解答的矛盾：用于军备竞赛的开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众所周知，如果将各国的军事开支以数据的形式做对比，将会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国家对其预算有着不同的界定。举个例子，德国在1913~1914年的军事开支的估测数字从16.64亿马克到24.06亿马克不等，这种差异是由不同的计算方法导致的。以下使用的数据（20.95亿马克）排除了那些非特定军事需要的项目（比如修建铁路和运河），但同时又包括了其他一些虽然不属于陆军和海军预算范围，但却与防御事宜息息相关的项目。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然而，现代学者通过努力，已经让准确量化军备竞赛花销成为可能。
大概在1890年以前，陆军和海军建设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对像英国这样的主要帝国建造者来说也是如此。例如1882年由格莱斯顿派往埃及的远征军的预算也只是小手笔。与19世纪70年代早期相比，主要欧洲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的防御预算并没有高出多少。如表5–1所示，在1914年之前的2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总国防支出额增加了57%；德国和奥地利的增长速度则更高，达到了约160%。
表5–1 主要国家的国防开支，1890~1913年（单位以百万英镑计）
资料来源：Hobson,“Wary Titan”,pp.464f.
正如图5–1所示，1914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德国、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国防预算从绝对数字上看并没有相差太远（暂且不考虑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影响）。1900~1907年，德国超过法国，主要是因为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的缘故。1909年之后，除了奥匈帝国，其他各国在预算增速上都有较大提高。然而从人均角度来看，德国落后于英国和法国：1913年德国的人均国防开支是28马克，与此相比，法国是31马克，英国是32马克。在公共开支上，德国的比率也很低：1913年是29%，而英国和法国则是43%。如果将英国、法国、俄国的预算加总，与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预算总和做一下对比，那么这个差异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见图5–2）。比如1907~1913年，在这段时间，协约国比同盟国平均每年要多花费8300万英镑。
然而，正确衡量国防压力并不是去关注绝对开支金额——甚至是人均开支——而是需要考虑国民生产用于国防建设的花费比率。不像地理条件的“外部优势和劣势都已固定”（保守的德国历史学家们热衷于对其进行研究），这一比率并没有被限定，而是受政策影响。1894年是各国摩擦不断的一年，英国花费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3%用于国防建设；而在没有明显的外国势力对英国的安全形成威胁的当下，这一数字降到了3.7%左右。相比之下，苏联将15%的总产值投入到国防事业中，可能正因如此，才加速了它的解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德国的国防开支起伏较大，魏玛时期只有1%（1991年也只有1.9%），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数字猛增到了20%。
图5–1 欧洲各国的国防支出，1890~1913年（单位以百万英镑计）
资料来源：Hobson,“Wary Titan”,pp.464f.
图5–2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国防支出，1890~1913年（单位以百万英镑计）
资料来源：Hobson,“Wary Titan”,pp.464f.
正如表5–2所示，1914年之前，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军事负担给经济带来了压力，从1893年之前占国民生产净值的2%~3%，到1913年的3%~5%。这些数字表明“大英帝国对其赋税子民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实际上，英国很乐意这样“经济实惠”地成为强国。霍尔丹将海军的花销估量形容为整个国家巨大商业利润之下的“并不昂贵的保险费”，这种比喻再合适不过了。有观点认为，1914年以前的军备竞赛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个“庞大”的负担，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或许最让人吃惊的事实就是，德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落后于法国和俄国：在通过了两个军事法案之后，1913年，德国欲花费国民生产净值的3.9%用于国防；虽然费用比其盟国奥地利以及英国（3.2%）都要高，但却明显低于法国（4.8%）和俄国（5.1%）。意大利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战前，其开支占到了国民生产净值的5.1%。我个人关于该数据的计算结果与其大同小异：德国——3.5%，英国——3.1%，奥匈帝国——2.8%，法国——3.9%，俄国——4.6%。此外，我还以《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计算国防开支的方法，其中排除了英国的殖民地花销，同时包括了被格雷戈里忽略的日俄战争中可观的花销。1913年，各个国家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分别为：德国——3.6%，英国——3.1%，奥匈帝国——2.0%，法国——3.7%，俄国——4.6%。由此可以看出，协约国的军事负担明显高于同盟国。
表5–2 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净值比率，1887~1913年
注：霍布森的统计仅适用于奥地利，我个人对奥匈帝国的数据统计比其要低。
资料来源：Hobson,“Wary Titan”,pp.478f.
从历史上来看，这些负担并非过重。如果我们回首18世纪的英国，那么这些数字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为这些与日俱增的支出付账仍旧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政治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正是这些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使伦道夫·丘吉尔1886年辞去总理职位，也使格莱斯顿在1894年3月辞去首相职位。他们成为这种新式的“军事–财政综合体”众多政治牺牲品中的代表，这种“综合体”结束了英国作为“守夜人国家”的时代。那段19世纪中叶的浪漫插曲已经被画上休止符，当时，经济加速增长，国家财政紧缩。
如何支付这些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也同样牵扯增长的政府开支问题。从19世纪开始，欧洲普遍存在着增加公共开支的趋势：阿道夫·瓦格纳将其称为“扩大国家开支法则”。或者是为了安抚那些政治上拥有强大力量（或是具有潜在威胁）的社会团体，或者是为了提高“国家效率”，政府开始在基础设施、教育和为病患、失业者、穷人和老年人的供给上增加开支。尽管从现代的标准看来，这些投入还微乎其微，但如果与增加的军费相结合，这些开支的扩大速度已经普遍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贝特曼曾向斯皮泽姆贝格男爵夫人做了耐心的解释：“为了建造一支舰队，我们需要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只有富裕的国家才能够支付得起，所以德国必须要强盛起来。”正如我们所见，德国确实变得强大了。但即便德国的经济飞速增长，也无法应对增速更快的预算（见图5–3）。
英国在其预算的构思上相对缜密，与其他政府部门相比，第一财政大臣和财政大臣一般会对此施加更为有效的控制，而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上则要遵循议会的严密审查。皮尔派保守主义者们关于平衡预算、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减免赋税的教条主义解释了为何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公共开销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在1890年后又轻微回升的原因。然而，1870年之后一段时期，公共开支名义上稳中有升，从大约7000万英镑上升到战前的1.8亿英镑。1890~1913年，公共总开支以3.8%的速度增长，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9.4%上升至13.1%。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帝国国防的花销不断升高（特别是由于布尔战争和无畏舰计划），同样也由于非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1899年由索尔兹伯里侯爵成立的郡议会继续承担很多项目的责任，如住房和教育、改善现有免费基础教育体系、爱尔兰土地改革（给予农民购买者一定补贴）、1907~1908年引进的非捐助性退休金体系、国家健康和失业保险补助系统等——而这些促成了非军事用途公共开支的不断增加，特别是与之前并不被人重视的当地开支水平相比就更是如此。然而在战前，中央政府的开销仍占据总开销的55%，国防开支也占到中央政府总开支的43%。换言之，尽管政治上的压力导致了社会开支的增加，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军事开支。
正因如此，丘吉尔在1913年的海军开支评估上遇到了政治难题。自由党人1909年背离了其选举时关于削减军费开支的承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的虚张声势。然而到1913年，关于德国海军的威胁论调已经不再新鲜：尽管丘吉尔也意识到“自由党反对增加债务负担”，但他还是要求拨款5000万英镑，并计划到1914~1915年生产出4艘大型军舰。丘吉尔宣布这个数字之后，便引起了议会党人和内阁的全面攻击。在他眼中，更高的拨款能够迫使德国达成“海军谅解”，他一直固执地坚信这一点。但是正如劳合·乔治指出的，丘吉尔的要求与那些并不是靠“新鲜的税收”供养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开支”产生了矛盾：丘吉尔要求建造无畏舰的钱，正是社会开支所需要的钱。用诺曼·安杰尔的话来说，若“那笔巨款花费在军备上”，便无法用于社会福利了。最后，各方均有妥协，终于达成了一致，丘吉尔承诺降低1915年和1916年的要求，可以说这个妥协并不让人放心。这场危机几乎导致他（或许还有海军军务大臣和丘吉尔的两名政务次官）或者劳合·乔治的下台。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改写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如果丘吉尔或者劳合·乔治中有人离开其职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内阁则相当有可能在次年8月采取另外一种行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议会解散，自由党在大选中败北。
图5–3 五大国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890~1931年
资料来源：Ferguson,“Public Finance”,p.159.
在法国，比起军费开支本身，在支付手段上产生的分歧要大得多。在所有国家中，法国是1890~1913年减缓公共开支增长效果最显著的国家，其每年的增速仅有1.9%，因此，公共部门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890年相对较高的19%成功降到1913年的17%。唯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是国防预算：1873~1913年，其占中央政府总支出从25%飙升至42%。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财政系统的管理比英国要集中，各个部门和公社的预算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方才奏效，并且其总和要少于公共开支的1/4。
在所有国家中，俄国的财政系统扩张最为迅速：1890~1913年，其公共支出以每年6.1%的年增长率增长，名义上更是增长为原来的4倍——从10亿卢布增长到40亿卢布。然而，从其占国家收入的比率来看，该增长则是相对缓慢的：从大概17%增长到20%，同时这也反映了俄国经济整体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很难对其军事负担程度做出准确的量化。根据1900~1913年的预算额度，花费在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占20.5%，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包括预算外的那些“额外”军费开支。实际上，33%的中央政府支出被用于军事目的。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并没有高出多少。俄国与其近邻之间最大的区别，便是财政的集中度，俄国的财政集中度甚至高于法国。本地政府的花费仅仅占中央政府开支的13%。
由此看来，尽管程度不同，协约国的成员在财政管理上属于比较集中的国家。此外，由于英国和俄国在1914年之前的15年内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因此其财力也有所浮动。对英国来说，据估算，布尔战争中花费了2.17亿英镑，占190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也花费了约26亿卢布，占1904年国民生产净值的20%。
同盟国的情况则相当特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皆为联邦体制。众所周知，俾斯麦在草拟德帝国宪法时曾尝试“不断加强各州的联合，同时在实际操作上赋予其联邦州的性质”，这使得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财政收入方面明显低于各州的总和。这些联邦州保留对某些政府活动的控制权，如教育、治安、公共卫生、税收等。正如图5–3所示，没有一个主权国家能像德国那样，将公共开支增长保持得如此平稳（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增长至18%）。然而，关键的一点是，非军事开支的增长反映了联邦体系下财政实力的平衡。公共企业家精神的传统让德国的联邦州甘愿在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巨额财力：这笔开支甚至高达普鲁士1913年财政预算的一半。此外，联邦州以及公社级别的社会及教育设施开支也在稳步上升，占到了1913年公共总支出的28%。与此相对，国防支出在公共总开支中占的比例实际上有所下降：从25%降到20%。这也明显反映出各个联邦州拥有弹性更大的税收来源。公共总税收中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比为57∶43，但是就整个帝国而言，仅有14%的税收来源于直接税收，这是1903年引进遗产税和其他不动产税的结果，而主要的联邦州在1913年中40%~75%的税收都来源于所得税。
就连德国的中央制度也存在着问题。德国财政部在控制财政方面缺乏人力物力：1880年，该部门仅有55名员工，他们仅负责公共总开支的30%，在国防部门的权力也很有限。更具争议的是，人们对德国议会下议院和德国国会在预算过程中究竟能够施加多少影响含糊不清。历史学家对此产生了巨大分歧：有人认为德国国会的力量极其有限——这些人属于“伪宪政主义者”，另一些人在1914年以前提倡渐进的议会化——但没有引入英国议会的内阁责任制。的确，俾斯麦之所以能够被德皇威廉一世任命，就是因为后者试图在19世纪60年代扩充军备，并在普鲁士议会中排除“任何限制军队实力的影响”。因此，如果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继续将军费开支掌控权全部让步给国会，事情可能会变得很奇怪。但是历史学家们经常将俾斯麦能够限制帝国国会预算权力的有效性进行夸大。的确，《宪法》第63条规定，“和平时期军事力量以及军队的结构和部署”应由德皇决定。然而，谁来为他的决定负担费用却很复杂。1867~1874年，该问题被搁置，只是通过临时法规规定军队规模要占到德国人口的1%，但是《宪法》第62条又明确规定，军费预算的变更需要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最终的决定与普鲁士君王理想中的“永久”国防预算相去甚远——“永久”国防预算变成了7年军费预算（后来是5年），并将国防开支从年度预算中移除，但保留德国国会对其施加的控制。因此，德国国会拥有修改政府财政法案的权力，事实上它也这样做了；尽管有时会有不满的反对声音或威胁，但通常也只是呼吁进行普选作为回应（如1906年12月）。因此，实际上，如果政府想提高国防开支或者其他民事开支，则都需要经过德国国会的同意；如果超支，则需要其批准经费的来源。
德国国会是德意志帝国代表大会中最民主的集会形式，而不同的联邦州则仍然保留多种形式的有限特许权，这两点事实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僵局。民主议会的出发点是影响间接税收的水平，并支付主要的军费开支；而另外那些专门议会则为了百姓的福祉，要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了削弱自由主义的影响，俾斯麦决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引入男性普选权制度，因为通常假定“选举资格线下9/10的人皆是保守主义者”，但实际上该决定有利于信奉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的党派。他们通过批评德国财政政策——如要求特殊对待南德农民和小本生意人，痛斥针对工薪阶级消费者的重复课税——来不断积累政治资本。因此，政府本意是希望增加国防开支，但却发现最后隐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迎合公众的国家政府带来的灾难，一边是国会最受欢迎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和其继任者们在削弱“反帝国”势力、加强“支持国家”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影响力的策略设计上别出心裁。即便假设“国家行动”能够唤醒爱国主义情感并转移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但这也意味着要支持海军建设和殖民地扩张，就要直接加入选举砝码（如税收回扣、社会保险），这也就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随之而来的关于扩大支出的讨论并没有巩固政府的地位，反而突出了中央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关键地位，并以此证明社会民主党竞选口号的可靠性，而增加税收的决策则分裂而不是统一了“政府”政党。这便是所谓“政治大联合”所带来的矛盾。
奥匈帝国的双轨制体系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本质上，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通过协议在外交和防御政策上达成了共识：实际上，这已经是双方所能达成的所有合作了，因为军费预算已经达到共同预算总额的96%。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的国家总开支（单独和普通花销总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约11%（1895~1902年）上升到19%（1913年）——按照平均每年3.2%的增速平稳增长。然而，比起“联合”开支，两国各自开支的增速则要快得多：1868~1913年，两国的联合预算增长了4.3倍；但匈牙利的预算增幅是7.9倍，奥地利则是10.6倍。结果就是，作为联合预算中最为重要的军事开支受到了压制：如我们所见，尽管海军建设以及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但在1913年，军事开支占联合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只有2.8%。奥地利的国防预算从占国家开支的24%（1870年）跌至16%（1910年），然而铁路建设开支却从4%攀升至27%。匈牙利预算中仅有12%用于国防。1914年5月，经过粗略计算，奥地利社会主义报刊《工人报》做了针锋相对的抨击：
我们花在军备上的钱是德国的一半，然而我们的净产值仅仅是德国的1/6。换言之，从比例上看，我们比德国在军备上多花了3倍的钱。我们必须以贫穷和饥饿为代价，来维持大国的角色吗？
然而，奥匈帝国确实在设法跻身强国的行列。正如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一书中描述的：“即便已在军队建设上花费巨额款项，也仅仅能确保自己在强国中不是最差的。”
税收
有两种方式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开支，这两种方式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公共收益。但问题是，到底该提高间接税收（主要形式为面包、啤酒等的消费税）还是直接税收（针对高收入和财产所征收的税）呢？
早在1846年，英国就与贸易保护主义决裂，并且比其他国家坚持的时间都要长。1906年，尽管张伯伦及其同僚为此寻找了一些帝国主义根据，但向进口食品课税的提案再一次被全体选民否决了。因此，富人阶层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责任，但问题是直接税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税率来征收——统一征收、分别征收还是渐进式征收？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19世纪末的英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所得税征收制度，这要归功于小皮特在对法国的战争中对融资手段的创新，该方法后来在1842年被皮尔改造成为税收的来源。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认为，如果德国人“也能够对一种创收的途径适应得如此之好”，他们将“无比雀跃”。他这样说并不是在开玩笑。然而，在1892年以后，所得税的征收开始下降，思想传统的自由主义老古董们（如年迈的格莱斯顿）仍旧梦想着有一天这种税收会消失。为了弥补1899年以来大部分用于海军国防建设的190万英镑赤字，高慎没有选择提高所得税，而是规定资产总额高于1万英镑的应当缴纳1%的税。威廉·哈考特爵士1894年也通过征收合理的遗产税使得“死亡税”合法化。
然而，布尔战争出人意料的高花销，却促成了英国战前直接税收最大幅度的提高。例如1907年，阿斯奎思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如投资）每磅征收1先令（12便士）税收，而“通过努力赚得”的收入则只征收9便士。两年后，劳合·乔治提出“人民预算”，包括对资产5000英镑以上的收入阶层征收“超级税”、对“不劳而获”的收入每英镑多征收2便士、实行土地收益税政策，旨在将收益提高8%。通过1907年和1909~1910年的预算，中央政府收入占直接税收的份额增长到了39%。截至1913年，直接税收、关税以及消费税几乎与政府总收入的份额持平，所得税每年也能带来超过4000万英镑的收益。但劳合·乔治在战前的最后一次预算中设想和展望了更多的收益增长，在所得税中每英镑再额外征收2便士，实行一项针对收入超过3000英镑群体的“新超级税”——每英镑的加价逐步攀升，直到达到2先令8便士，针对超过100万英镑的遗产征收最多20%的死亡税等。战前，自由党人似乎构思出了一种政策，该政策将枪炮（以无畏舰的形式）与黄油（以更为渐进的税收和某些社会开支等形式）独特地联系在了一起。
霍布森认为，单从财政方面来看，英国本能够通过提高税收，组建一支人数在100万到200万的军队。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自由主义财政政策对此施加的巨大政治影响。众所周知，自由党人承诺削减军队开支，并且不会顾及后座议员和激进媒体而轻易增加海军预算。尽管渐进的税收制度广为流行，但劳合·乔治的预算也将富有的选民拉回了保守人士的阵营，而且并非只有这些“老爷们”对“人民预算”表示反感。1910年12月，在战前的最后一次普选中，自由党和托利党都分别赢得了272个席位，因此政府为了获得多数票，不得不依靠42位工党国会议员。保守党在接下来的20场替补选举中胜出了16场，到1914年，该胜利场数降到了12场，80多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获得提高。正因如此，1914年预算不得不以终止辩论直接表决的方式决定（22名自由党人弃权，1票反对），另一税收法案因措施不当也未通过。劳合·乔治认为“所得税的增加应当按照比率拨给当地政府以补偿利率变动的损失”，但遭到了众人的强烈抗议。因此，英国的情况是，由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造成的政治分歧并不如欧陆上其他国家激烈，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政治危机是英国政府在1914年选择付诸一战的原因。
与此相反，法国的税收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的前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革命传统：国家通过严格审查保护公民的收入和财产，而只在客观评估平均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征收所谓的款项；同时还要提倡平等原则，因此排除了递增税收比率的可能性。因此，“四位老妇人”——地价税、营业税、可变动的不动产税以及门窗税——逐渐与真实收入和财富积累相脱离。1872年引入了一项新的安全税，这着实是罕见的创新，因为19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课税普遍很低。战争前夕，关税（于1872年，即实行自由贸易12年之后，该赋税被重新启用）占政府税务“收入”的18%，消费税（主要是酒水、盐和烟草等政府垄断的行业）则占到1/3。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小笔合法交易中的各种形式的印花税（占1913年税收的1/4）。1913年，直接赋税只占一般总税收的14%。1896年、1907年和1911年，由于议会的反对，引进现代所得税屡次受挫。直到战争爆发前夜，这种反对的声音才被压制。1914年3月，国家对旧有的财政税收进行了改革；1914年7月，引入了针对年收入在7000法郎以上收入群体的普遍综合所得税。尽管该税率标准为2%，但实际上它属于累退税。除此之外，还实行了5项不完全所得税，其效果与英国税收体系计划大同小异（例如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实行不同的税率）。这项改革的实施得益于普恩加莱引进的比例代表制，它也削弱了激进党的力量，还与衰退的国际形势有关。然而，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税收直到1916年1月才开始征收。
俄国的体制使其更为严重地依赖间接税收所得，它的收益中仅有很小一部分（1900~1913年仅有7%）来源于直接税收。来自杜马的商业阻力使得所得税无法执行。因此，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国有企业（1913年，铁路工程的净收入为2.7亿卢布）以及针对基本消费品（如煤油、火柴、糖以及伏特加等）的课税。毫无疑问，这些消费税中最重要的是售卖伏特加的赋税，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对此领域形成了垄断。伏特加垄断得来的净收益是国有铁路收益的2.5倍，而其总获利（1913年为9亿卢布）更是超过国家总收入的1/4。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税收总负担从1860年占国家人均收入的12.4%增加至1913年的16.9%，但他错就错在认为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其质量下降。
德国的情况再一次因为其联邦体制而变得复杂。联邦州在直接税收方面享受垄断，俾斯麦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使其倾向于国家利益，但屡屡受挫。实际上，19世纪90年代，从国家到联邦州的净额转移为平均每年3.5亿马克。因此，当联邦州（以及本地公社）可以通过引入所得税来更新其财政系统时，德国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则几乎完全依赖旧有的消费和进口税收。与俾斯麦颇有共鸣的比洛说，它仍似“一位潦倒的旅人，顽固地敲着每个联邦州的大门，这位不速之客仅仅是在苟延残喘”。因此，德国（包括陆军和海军）有限的财政来源主要是靠间接税。所以，军费开支增长的同时，关税也在增长；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人民对于“亲爱的面包”和“军国主义”相结合政策的普遍不满，政府不久便被迫考虑在国家层次上引入财产税。与许多德国右翼势力的设想相反，在陆军和海军方面增加开支实际上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的支持者都受累退税制的波及。而对右翼而言，经济利益与政党路线相违背，而且在此基础上的联合也因情况而变，以至于那些1912年拥护直接税收的商业集团（如工业者联盟）次年便谴责其落差过大。更重要的是，同样的争论出现在宪法的改革上：不仅存在于特殊主义者和集权问题的拥护者之间，还存在于皇家特权的保卫者以及增强议会力量的支持者之间。在这场争辩中，为了强调宪法的意义，经济利益常常被夸大。最终，这场辩论以妥协各个政党的基本历史立场——中央党的反普鲁士主义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立场、民族自由党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以及保守党的支持政府主义立场——而告终。
因此，1912年前的德国国内政治大多呈现出预算僵局：各联邦州拒绝德国政府享有直接税收收益份额；财政部企图核对竞争部门的开支，但也无果；政府被迫与德国国会在财政问题上争执不休，德国国会的各党派之间也在税收问题上合不来。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实行的旨在为《1913年军事法案》提供资金的两项直接税收新措施常被历史学家解读为僵局的高潮事件；但他们对帝国是处在“转折点”，扎进了“死胡同”，还是面临“潜在的危机”意见并不一致。的确，1912年的选举改变了这种气氛，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颇有见地，将其描述为“人民为了反抗间接税收的扩大而进行的伟大示威”。在这次意义非凡的改组中，国家自由党人与中央党、“左翼”自由进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一道呼吁，到1913年4月，建立一个帝国层面的“普遍财产税”制度（即所谓的《巴塞曼–埃莎贝格尔决议》，该决议以民族自由党领袖以及中央党领袖的名字命名）。的确，国家自由党人甚至声称新税收政策应当年年更新，并决心重拾累退糖税；此外，他们还为1909年遗产税的延期法案奔走呼告，这些都旨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提供支持。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支持军费开支扩大化这一事宜上达成了共同意愿。对于中央党来说，这反映了埃莎贝格尔从反对殖民地花销到支持海军开支的转变；而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正如其1912年那份措辞严谨的声明中所言，“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贯不会为军国主义贡献一个人、一分钱。但是……如果我们要承担起使直接税收代替间接税收的责任，那么我们愿意投票赞成直接税收。”1913年发生的事件也可以被视为德国政府扭转对联邦州的财政劣势的关键点。诚然，贝特曼坚信《巴塞曼–埃莎贝格尔决议》煽动起了很高的政治赌注。联邦州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接受由政府提出的帝国资本增值税，二是“推动帝国（此外还有联邦州）的政策转变，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造成无法弥补的分裂；并且如果施加在政府和其政策上的影响向激进方向转变——可能与德国政治传统以及独立联邦州相决裂——其所造成的结果就会是积极的”。
对此，普鲁士财政大臣在与保守党领导人一番商讨后反驳道：若将联邦州在直接税收上的垄断权收回，这可能会成为“迈向议会制政府的灾难性一步”，关键是“普鲁士仍然要做它自己”。对此更为坚定不移的是萨克森君主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他将德国资本增值税视为“保持整体性”的工具。德国联邦参议院最终否决了萨克森的措施，并在国民议会上通过了民族自由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表决，但这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保守党人韦斯塔普表示，德国正在朝“民主统治下的统一国家”这一方向演变。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正是国内的政治危机，才让德国统治阶层认为发动战争是有必要的：“向前飞”，以从日益高涨的社会民主浪潮中抽身而退。众所周知，贝特曼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然而，这并不能说1908~1914年的财政分歧与战争爆发的原因毫无关系。如果进一步来看，财政真正的重要性似乎就在于它微不足道的地位，因为在这一方面基本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就。军事法案曾计划一次性支付9.96亿马克并以每年1.94亿马克的速度增加，但1913年预算的额外负担就已达到5.12亿马克。政府最初的预算也曾设想通过以下措施筹措资金：公司许可和保险凭证的印花税（每年增长2200万马克到6400万马克不等）、扩大国有永久管业（每年增长500万马克到1500万马克）、一次性国防军税（资产超过1万马克征收0.5%的税，收入超过5万马克征收2%，通过三笔款项来实现，第一批次3.74亿马克，其他两次均为3.245亿马克）、在10个不同资产范围内增加资本增值税（例如对收益在2.5万马克~5万马克之间的征收0.6%的资本增值税，或对100万马克以上收益征收1.5%，计划内收益可达每年8200万马克）。但这些豪言壮语和实际实施情况，距离一场德国财政革命还相去甚远。预算委员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不同商业集团的区别对待上，而不是收入和支出的绝对水平。此外，讨论结果也是根据政治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国防和财政法案的通过并不代表针对反对力量成立发展联盟的最终胜利，反而揭示了党内的分裂程度。总之，以通过直接税收（考虑到国防捐款在理论上可能会重复进行，因此更准确地说是3项帝国直接税收）为特征的极其微弱的政治突破很有可能会引发重组保守党成员的反对，但这种重新编制的重要性有时会被历史学家们放大。因此，克尔认为德国国家收益在1912~1913年期间稳步增长是错误的，他也认为，即便帝国国会中那些“鼓吹军国主义”和“鼓吹封建制度”的成员得知此事，鲁登道夫的《大备忘录》计划也难以实施。政府也不可能获得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获得更高的税收。
奥匈帝国在收益方面与德意志帝国有着类似的问题。共同预算（主要是国防预算）来源于不同王国的关税和其他捐款等综合收益，而政府的其他职能则通过不同的王国或其下属州县的税收来实现。通常认为，匈牙利人支付联合费用的份额有失公允。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开始，奥地利各州和王国支付70%的费用，而匈牙利各州只付30%；但是根据1907年达成的一项新协议，奥地利的份额跌至63.6%，匈牙利的份额相应上升到36.4%。该比例与两国的相对人口数也基本相当（匈牙利人口占奥匈帝国总人口的40%）。然而，当前普遍认为奥地利负担过重。根据一项统计，1900年，奥地利的国家预算中有14.6%作为共同财产，而匈牙利只有9.5%。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收益不管是独立的还是共同的，都依赖间接税收。共同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它占到1913年共同总收入的25%。奥匈帝国上下只有13%的公共总税收来自直接税收。
换言之，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经受着缺乏新式所得税制度的考验，因此，它们在本质上不得不依赖于累退税制，来为其军备和其他开支付账。然而，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使得改善税制的工作遭到重重阻碍，特别是造成了联邦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债务
第二种为与日俱增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付账的方法，便是债款。如表5–3所示，在某些国家，这种选择尤为盛行。1887年后的一段时间，德国和俄国都曾大肆举借外债；然而，在俄国实行金本位、适应卢布增值时，俄国的债务负担却在1890~1913年提高了2/3，德国的债务更是增加了两倍。如果按照绝对价值计算，法国的借款额度也很高，而且其负债起点比德国还要高（因此增速相对较低）。1887~1913年，与其他强国相比，英国在降低国债水平的手段上相当特殊。考虑到布尔战争的开支使得政府抬高了债款——1900~1903年，总共增加了1.32亿英镑——这项成就就愈加让人印象深刻。
表5–3 各国负债情况（单位以该国货币单位以及英镑为准，1887~1913年）
*增长比率以英镑为准。
注：德国=帝国+各联邦州。
资料来源：Schremmer,“Public Finance”,p.398;Mitchell and Deane,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pp.402f;Hoffmann et al.,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pp.789f;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s,pp.234,239.
在经济空前增长的时刻，这些负债都是可以承担的。的确，4个国家的负债所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都有所下降，正如表5–4所示。
表5–4 国家负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87~1913年
注：德国=帝国+各联邦州
资料来源：同表5–3;Hobson,“Wary Titan”,pp.505f.
英国政府的公共借债史能够回溯到18世纪，这一点可谓无可匹敌。不同于其他主要欧陆国家，虽然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炮火的洗礼（直到滑铁卢战争才算告终），但是却没有失信于债券持有人，也没有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投机取巧（这体现了回归1819年引入的金本位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直到1873年），英国国债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公共税收的10倍多；而1818~1855年，债务费用则占总支出的50%左右。这使得英国的政客们极其担心再添新债：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正如布尔战争期间），他们着实感到不安。正如财政部要员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907年对阿斯奎思所言，“国家不能不明不白地增加集资量。所有人在布尔战争期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在那场战争中的借债对我们的信贷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害。”
然而事实是，“统一公债”（由英国政府于1751年开始发行的长期债券，19世纪的“金边证券”）的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当时都鲜有扩大。维多利亚时期的政客在限制公共借债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债款的总值从1815年的8亿英镑下降到100年后的6亿英镑，这书写了19世纪财政史中独特的一笔。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英国的公共负债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达到历史新低——只有28%，远远少于其他国家的相应数据；债款总额仅是总税收的3倍，还款额度也只占总开支的10%。此外，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资金市场，由英格兰银行以及私营和股份制银行组成的非正式集团所管理，因此短期借款相对容易。
如果用现代标准来衡量，法国的公共借债额尤其高。1913年，该额度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左右，比1887年上升了将近40%。这也是所有强国中的最高水平，因此其偿债额占中央政府开支比例也最高。这也反映了法国保持预算赤字的趋势（不管政治形势何其复杂）；20世纪，法国仅有若干年能够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因此，与1815年相比，当时的债务不断累积，势不可当。大量的公共负债也正合那些待救济者的胃口，他们对永久年金（法国政府债券的基准；正如其名，它是无法依靠偿还而终止的）的依赖性甚至比英国那些鳏寡孤独者对统一公债的依赖性还要强。税额的削减产生了这样一种传统，从政府那里长期借钱，以获得虽然低但却稳定的利息回报。经济学家们仍旧是那些靠投资来生活的食利者，这并非偶然，这类人在19世纪的法国非常常见。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1886~1913年，该数字翻了一番，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卡亨认为，国家为了给重工业扩张融资而大举借债，会导致“排挤”私营产业投资的现象——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这种负担并非那么严重。由于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负债从占国家收入的65%下降到战前的仅47%，此外，俄国的债款总额与税收的比率为2.6∶1，比法国（6.5∶1）和英国（3.3∶1）都要低。1900~1913年，偿债额在中央政府开支中占13%，略低于英国。因此，“排挤”的观点不攻自破：俄国资本市场债券占政府国债的比例从1893年的88%下降到1914年的78%。不管怎样，在国家负债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债款是向一些并没有准备对俄国的私营企业投资的外国人借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