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财政学遵循着一条基本原则：不论是额外开支（诸如军费）还是“有所回报”的开支（如国有企业投资），都更多地依赖借债，而非当期收入。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建造海军力量需要“支付利息”，因此，提尔皮茨海军战略的资金筹措便有了正当的理由。1891~1895年的5年内，海军军费每年为8600万马克；而1901~1905年这5年，海军军费一跃增长到2.28亿马克。军费的开支也拉动了德国负债的增长：从11亿马克上升到23亿马克。1901~1907年，德国总收益平均有15%来自借债；1905年，这一收入来源则超过了1/5。偿债的费用占德国总支出的份额成比例地增长，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对政策的不满：“为了国家债权人的利益，百姓变成了息奴。”此外，德国的长期赤字导致了短期债务的增长，从占总债款的4%上升到9%。
德国的情况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国家债务与政府的另外两个层级——州和城市的债款同步上升。实际上，这3个层级在资本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关系。1890年，国家总债款为13亿马克，仅略高于城市级别的债款（10亿马克）。联邦州的综合借债额为92亿，是普鲁士的2/3。因此，排挤现象有可能会随之产生。1896~1913年，私营机构债券发行量增加了166%；1901年后，私营机构债券发行平均占到所有股市债券票面价值的45%~50%。截至1913年，公共机构债务总额上升至328亿马克，其中一半以上是国债，16%由国家发行，剩下的则归属城市。不同于英法两国，为了给公共机构借债融资，德国需要国外的支持。1913年的公共总债款中，几乎20%来自于国外投资者。
虽然情况极其复杂，但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将德国的债务负担弄清楚。战争前夕，公共债务总额差不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0%。1913年，逐渐上升的还债压力已经占到了公共开支总额的11%。如果将协约国中央政府的负债情况与德国国家和各州的综合情况加以对比（如表5–4所示），我们会发现，后者实际上比俄国和法国的还要低。
奥匈帝国同样对逐渐逼近的财政灾难深感忧虑。正如荷尔斯泰因19世纪80年代末向德国呈交的一份报告中写的，“尽管施行了一系列新税收政策，预算的平衡仍旧只是个‘虔诚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乐此不疲地继续借钱……”经济学家E·伯姆–巴维尔克坚称，双君主立宪制“已入不敷出”。不用说，奥地利人对匈牙利人支付债务的方式一直心怀戚戚：匈牙利每年偿债的数额都按照统一的额度——290万荷兰盾，而其西边的奥地利人则要为任何可能的新借债而劳神。然而，这些暂时性的焦虑再一次显得有些过头了。实际上，1913年，公共借债的总额还不及国家收入的40%。与1867年前相比，这在财政上已经算是相当节制了。1907年，奥地利的还债额仅是其支出的14%，而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数字高达33%。
总而言之，军备竞赛对于公共借债的影响并不重要：有时，尽管军费确实增加了，但债务负担却下降了。然而，有些人还是为政府债务的绝对增长一筹莫展。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借债金额的增长，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债券的价格（或获利）来衡量。
在19世纪，国际债券市场已经演变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动向格外敏感的晴雨表。1900年年初，投资基金（大部分是西方世界有产阶层的存款）的流动性巨大，虽然与其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仍不成比例，但其巨大的波动起伏值得历史学家对此更多关注。这是个相对而言有效率的市场，购买和售出的个人和机构在1914年为数众多，而交易成本也相对较低。此外，由于国际沟通方面的重大突破——特别是电报的使用——使得该市场能够及时获取政策信息。1890年左右，债券价格的下降——或者是获利的增加——被广泛认为是财政“过度膨胀”的象征（如表5–5所示）。
表5–5 欧洲主要债券价格，1896~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每周收盘价格）.
实际上，造成债券价格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由黄金产量的增加，以及造成纸币及非现金交易方式（特别是跨行结算）增加的银行业务的飞速发展而引起的货币现象；然而，也有人将债券获利的增长诠释为市场对懒散的财政政策的抵制现象。只有当公共机构的债券发行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与私营机构的债权相竞争，全面推动借款成本上升时，这种说法才成立——正如发生在德国的情况。然而，许多国家的政府（甚至英国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左翼”和右翼的批评，来平息对无节制财政的谴责。表5–6告诉我们，债券收益上升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的债券获利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差距”。这些获利差距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关于财政政策的市场评估，更表现了稳定政局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市场评估，毕竟改革、战争和破产之间一直存在共通的危险性。或许在经历了1904~1905年的战争，以及经济、政治上更为普遍的“滞后”问题后，俄国会不出所料地被认为是所有强国中信贷风险等级最高的国家。更让人吃惊的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德国与英法两国的债券获利却出奇地相似。这种现象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德国的私营部门在柏林的资本市场上有更大的需求（并且无论如何，投资者们一般会在不同政府的债券间做选择，而非选择工业证券或债券），伦敦也是一样。简而言之，投资者们认为威廉德国在经济上的实力不及其西方对手。
表5–6 主要国家的债券获利，1911~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英国每月平均价格）.
《经济学人》等金融杂志更为直观地向我们提供了一周和一月时间内债券价格的走向。出于一些历史原因，不同国家的债券的名义利息不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统一国债支付3%的利息，但在1888年和1903年，这一比率分别下降到2.75%和2.5%。截至19世纪9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债券支付3%的利息，但俄国则为4%，其在1905年后发行的新债券更是达到了5%。当然，当时的投资者普遍对债券的获利更感兴趣，出价根据每个国家各自的还债能力也或高或低。为了便于比较，我假设每个国家的付息率皆为3%，并从获利比率和债券价格方面对其进行重新计算。图5–4揭示了1900~1914年经过重新计算的英国统一公债每月平均价格；图5–5则是同时期法国、德国和俄国债券的每周收盘价格，其中对俄国的价格做了类似的重新计算。
德国的债券比英国和法国的债券价格低很多，平均大概低10%。尽管技术层面的困难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看，债券价格差距反映了德国债券较英国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感知的风险。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债券价格差异也同样明显：在日俄战争及后续发生的革命期间，这种差异迅速扩大，这不足为奇；但截至1910年，两国间的落差又缩小到甚至比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小。不止英国和法国拥有优于德国的信贷风险，就在比洛下台后不久，德国的4%帝国债券价格跌至比意大利的3.5%债券还要低。
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909~1910年，德国和普鲁士共计发行12.8亿债券，这使得许多观察家，包括财政部政务次长阿道夫·韦穆特，做出了如下总结：德国的“财政武装”无法与其“军事武装”相媲美。德国提高获利的问题尤其让诸如沃伯格这样的国际银行家挠头。1903年，在比洛的教唆下，沃伯格试图在用餐后与德皇进行一次交谈，但却被后者一句自信的保证打发了：“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1912年，沃伯格上书全体德国银行家代表大会，名为《适合我们与不适合我们的提高国债的方法》；次年，经济学家奥托·施瓦茨反驳了德皇早期的言论，并断言德国现在的财政情况要落后于俄国。1908年德国一项新的高利润贷款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被戏称为“战争贷款”。
图5–4 英国统一公债每月平均价格，以3%的息票计算，1900~1914年
资料来源：Accounts and Pap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vols.li,xxi.
图5–5 法国（上）、德国（中）和俄国（下）每周债券收盘价格，皆以3%的息票计算，1900~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
从财政僵局到战略困境
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财政上的相对弱势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因为这是之后大量军事开支的前奏和暗示。众所周知，受军务部中普鲁士保守势力的影响，德国军队的扩张速度受到限制。但即便鲁登道夫放开手脚施行近似普遍兵役制，德国是否能将这项工作负担得起还有待商榷。德国的国防预算也同样受到约束：联邦体系中反对加强财政集中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议会对增加税收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而且如果不扩大德国与其西方对手们的债券获利差异，借债活动便无法开展。因为无法降低联邦州占有的巨大份额和本地政府的总收益，无法像英国那样增加直接税收，无法像俄国那样增加间接税收，也无法像英法那样廉价地借债，所以德国似乎注定要丢掉这场财政军备竞赛。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被财政掣肘，即使我们的军队蓄势待发、我们的海军严密备战，这些都还有什么意义呢？”德国财政系统上层官员威廉·格洛夫如此发问。而比洛却认为有必要“说服德国人民，金融改革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是事关生死的”。陆军社团内刊《国防》赞同道：“如果想要和平的生活，人们必须承受累累负债并交税：如果不经受这样的考验，是达不到目的的。”这的确也是伯恩哈迪的作品《德国和下一场战争》的底线；如果稍做研究，便会发现该书是在针对1912年的政治大讨论，适时地呼吁施行财政改革：
如果不考虑军事和战略的立场，将战争的大部分准备建立在暂时可行的财政手段上，那么这将是个致命而愚蠢的政治举动。“无保障不开支”，成为这一政策矫饰自己的原则。只有当开支决定保障，一切才是合理的。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正是那些需要被履行的责任……才能够决定开支；如果财政大臣通过遏制国家实力来寻求国家财政平衡，并放弃政治上必不可少的花销，他将不是一个合格的财政大臣……
赞同这一点的不仅是军人。国家银行总裁哈芬施泰因也毫不掩饰地谈及了德国财政基础的不足，他在1914年6月18日宣称，“只有当我们的财政实力与军事实力并驾齐驱，我们才能够维系和平的局面。”这句话不能被解读为德国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恰恰相反，哈芬施泰因的观点旨在揭示德国并不景气的财政局面。
然而，政治上的缺陷仿佛是不可逾越的。“我们拥有人力和财力，”陆军社团首领凯姆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所缺少的只是让两者皆贡献祖国。”社会民主党人丹尼尔·斯杜克兰也对该问题深表忧虑：“有些人要求增建战舰，另一些人吵着要增兵。如果可以成立一些专门为这些需求筹措资金的机构就好了。”政府面临的难题并不复杂。“当前的财政负担已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一位普鲁士军务部军官在1913年说道，“如果再继续煽动，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沃伯格在1908年发出如下警告时，他一定也持有一致的想法：“如果我们继续执行原来的财政政策……那么有一天将发现，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为可能的牺牲付账——有可能还支付不起。”次年，他的朋友阿尔贝特·巴林担心地说，“一项新的财政改革”可能会导致国内政局的“关键转向”。然而讽刺的是，致使税收瘫痪的罪魁祸首正是普鲁士保守党：奥托马尔男爵一方面提倡普遍军役制度，而另一方面却反对军官队伍资产阶级化，也反对向东易北河地区征税。
财政僵局让战略部署同样面临重重困难。1912年，东德意志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标题甚为露骨——“德国限制扩军是否因为其财政困境？”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只是无力负担建造无畏舰的费用，因而无法与更富有的英国相抗衡。”1909年，德皇也承认，“资金的紧张无情地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因此那些旨在建设‘前线’的合理需求都被搁浅了。”甚至连小毛奇都看透了问题的实质，于是他在1912年12月说道：“我们的敌人武装得比我们到位，就是因为我们资金匮乏。”当月，德皇声称，“德国人民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一场失败的战争要比这样那样的赋税付出的代价更多，对此他们非常清醒。”他对“人民出于军事理想而甘愿牺牲一切”的信念坚信不疑。尽管从表面上看德国人最痴迷于军国主义文化，但威廉时期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就是，他的信念并不成立。
德国的财政弱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1914年以前英国的主流媒体时不时对德国的工商业崛起感到焦虑，知情人士却对德国并不理想的财政实力心知肚明。1909年11月，时任贸易大臣的丘吉尔认为，“集资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阻止德国海军扩张越发亦步亦趋。”他的备忘录对德国国内的窘境做了相当准确的评估，因此值得长篇引用：
德意志帝国的过度开支侵蚀并威胁着维系德国社会和政局统一的大堤。商业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使关税居高不下……对粮食的沉重课税使其成为关税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也在农民和企业家之间造成了很深的隔阂，企业家认为自己通过精密仪器生产出高价粮食，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国有铁路的庞大资产一直被人们认为仅仅是税收工具，因此也面临压力。直接税收领域大部分已被联邦州和地方系统占据，而议会加入这一枯竭领域将使得有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既包括帝国主义者，也有州权主义者。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忧，政府对此也没有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以各种普遍优惠形式新增的税收助力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他们本身反对军费开支，有力地加强了自身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的负债在过去连续13年的和平时期中翻了一番……为了满足日常年度开支而进行的周期性借债让国外投资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打破了柏林替代伦敦成为世界借贷中心的幻想。德意志帝国的信用级别已经降至与意大利平齐。
这一切都表明，德国国内正面临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
丘吉尔并不是觉察到德国财政弱势的唯一一人。早在1908年4月，格雷本人就曾“指出财政可能会在今后几年中成为德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德国也会因此受到束缚”。次年，正是通过德国驻伦敦大使梅特涅，格雷格外关注德国国内对海军开支的“抵制”。而英国驻柏林大使高慎也在1911年对这些关于海军开支的“怨言”发表了意见，并且在德皇试图驳斥“德国财力虚空的普遍观点”时表达了自己的质疑。《1913年军事法案》通过时，他写道，“每个阶层都乐于见到财政负担没有压在自己的肩膀上。”1914年3月，尼科尔森颇有远见地预言，“只有德国做好了继续为其军事目的而牺牲的准备，它称霸欧洲才指日可待”。
那些身在伦敦却对德国的财政内幕了如指掌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思考。罗斯柴尔德对德国实力的局限性的体察非常敏锐：他于1906年4月说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当时又有一笔帝国贷款被投放到市场上。此外他也并没有低估德国银行在1907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所面临的困难。德国所承担的压力从许多方面来看比英国严重得多，并且由于短期公共部门的借款而逐渐恶化。罗斯柴尔德对德国向外国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这并非英国和法国在和平时期的权宜之计。德国的财政穷途还通过1908年4月大规模发行普鲁士债券和德国预算赤字得到了充分体现。不难想象，正如汉堡的沃伯格家族一样，罗斯柴尔德同样期待德国政府寻求在限制海军建设问题上达成一致。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外国资本的撤离将柏林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银行家眼里，德国是虚弱的，实力并不强大。
美国外交官约翰·利什曼同样对《1913年军事法案》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尽管许多人认为，德国的行为并不是被那些发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和声音教唆引起的——因为1/4的人认为即使赢了战争，德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倒退50年——德皇的行为还是在其他国家中造成了猜测和困惑。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法国和俄国的军队也有相应的发展，但人们很难理解德国政府为何会指望以剧增的累累负债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优势；更让人不解的是，被横征暴敛的广大德国百姓如何能够温顺地向这迅猛增长的负债卑躬屈膝。
德国处于被各军事大国包围之势，必然被迫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德国的国防事业，或者所谓的“思危”意识，如不以严重的经济骚动为代价，是不会有长足进展的……
然而，利什曼担心“一个实力强盛的军事政党”可能会“不顾政府的和平努力，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淖；在一些场合下，如果君主没有现任德皇这样有能力且又缺乏远见，就会发现自己可能无法抵挡战争派施加的压力……”1914年2月，当时的美国大使沃尔特·佩奇告诫美国国务院，“有的政府（很可能暗指德国）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而转嫁这一厄运的最容易的办法便是战争；战前的破产是不光彩的，但战后，一切都将被冠以‘荣誉’的名义。”他的目光被《柏林邮报》的一篇文章所吸引，该文章“敦促尽快开战，因为比起不久之后，德国目前的状况要更合时宜”。
事在人为。丘吉尔认为其危险性在于，比起“缓和国内局面”，德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对外的冒险来规避现实”。罗斯柴尔德也同样认为，财政局限可能会诱使德国政府寻求侵略性质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惜冒“大规模增加新的陆军和海军开支”的风险。社会民主党首领奥古斯特·倍倍儿在其1911年12月那场难忘的国会演讲中表达了一样的观点：
所有国家会一直备战，直到某一天战争爆发：与其说这是无尽的恐怖，不如说其结局是恐怖的……他们会说：听着，如果我们继续等下去，我们便不会成为强者，而只会身处弱势……中产阶级世界众神降临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该分析非常敏锐。小毛奇于1913年3月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负担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
诚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因素的分析已成老调重弹。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除了国内的政治因素之外）重新审视战争的国内诱因：因为德国的财力限制了其军事实力，而这也或许是德国总参谋部在1914年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鲁登道夫的悖论
德国能否缓解在财力方面的“吃紧”现象？两项统计显示，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僵局，在经济上还是能够实现的。《1913年军事法案》设想5年中增兵11.7万人，支出19亿马克，包括1913年预算中的5.12亿马克的额外负担。相应地，鲁登道夫在其《大备忘录》中的最终计划是在5年内增兵30万人，支出49亿马克；这就是说，1913~1914年，军事开支又额外增加了8.64亿马克。而这将会导致德国的国防预算在绝对值上超过俄国约33%；但是相对来看，不管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5.1%）还是占公共总开支的份额上，德国的开支额度并非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要为这些开销付账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即便这些增长的额度仅通过借债来偿还，德国的债款仍然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低于法国和俄国；偿债额也仅是非地方支出的一小部分，同样低于法国和英国。如果国防费用从9.96亿马克增至25.54亿马克，并且资本增值税的年度收益从1亿马克升至4.69亿马克——或者如果设法创造额外的直接税收——单是直接税收便可足够偿还债款。而这将能够使德国的直接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英国的水准（3.3%），并继续降低其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换言之，尽管政治上具有不可变更性，鲁登道夫备忘录中暗含的增加军费开支的意图却是在经济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考量的，正如德国的对手们的预算所限定的那样。在此还需要强调一点，即在短时间内，德国国家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能够缓解新增军费开支的负担。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银行曾一度囤积黄金；它本可以在不损及其最低准备比率的情况下，相当容易地购买到大量国债，但它没有这样做。
历史学家们并非普遍认为以上这些与实际相悖的假设都是合理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1914年7月之后发生的事实来验证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见，战争一爆发，国防支出的财政和货币限制迅速实现突破，显示了德国未雨绸缪的能力。1917年，公共总开支上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70%，德国迅速扩大其收益和开支份额，同时国家银行也在战时通过政府提供高级别的短期贷款进行支援。此时，产量的减少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自然开始将德国经济实力的有限性暴露出来。但事实上，德国在3年的时间里能够均衡维持3条战线的开支，这表明德国本可以用更少的代价避免战争。然而，如果没有由战争而产生的国家凝聚力，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事实也证实了威廉德国备受争议的军国主义的弱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1914年7月之前，德国的高额军费——换言之，其更深厚的军国主义特质——不会使这个国家成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反而将有可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