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波斯尼亚？
对外交历史学家来说，政治家和研究者最关注的难题的所有答案，都在1914年集中爆发了：“东方问题”——旨在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的旷日持久的作战，将各国的相互对抗和巴尔干民族主义一并卷入。而问题是，哪个国家将步土耳其的后尘呢？在这场占据了19世纪大多数时间的战争中，俄国是最雄心勃勃的国家，与它纠葛不断、最为棘手的对手是奥地利，而英法两国则是伺机而动，与俄国针锋相对。“近东”（与“中东”“远东”相区分，不应混淆）地区的确是海战的便利场所——没有哪里能够让英国舰队如此轻易地从直布罗陀海峡隆隆挺进达达尼尔海峡——但这里并不宜屯兵，正如人们在1854~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以及60年后的加利波利所遭遇的一样。俄国人在1877年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开赴君士坦丁堡的先头部队止步普列文，因此避免了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的发生。
纵观19世纪的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鲜有奥地利和德国的身影。俾斯麦明智地保存了其波美拉尼亚核心精锐部队的实力，以备北境之战的不时之需。然而在世纪之交，各国之间发生了一次关系重组。随着俄国海军渐渐淡出黑海，英国也逐渐丧失了控制黑海海峡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德国则对土耳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了兴趣，规划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这一重心倾斜的象征。抑或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夺取（或被给予）独立主权的巴尔干国家，开始寻求更为进取和自主的政策。1886年，当保加利亚国王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时（即便这个缔造“大保加利亚”的政策与俄国自己的政策如出一辙），俄国完全可能对其进行惩治。塞尔维亚政府同样没有对俄国政府言听计从。塞尔维亚人于20世纪初期试图在巴尔干地区达成的伟业，与19世纪20年代希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在佛兰德斯地区、19世纪50年代皮埃蒙特在意大利以及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都打着“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旗帜，实则旨在扩张自己的领土。
弹丸小国获取独立或扩张领土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国政策的喜怒哀乐。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了“五国联合”的概念，而正是这些强国之间的平衡或失衡，直接决定了小国的命运。因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在19世纪2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击了土耳其人的事实，实际上也是在按照诸强国的意愿行事。按照1830年达成的国际共识，希腊摇身一变成为德国国王手下温驯的君主国，这也是新兴国家诞生的典型案例。19世纪30年代，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保加利亚人脱离了荷兰的统治。直到1839年，各国在利益纷争上终于趋同，标志这一和谐立场的重大事件便是在新兴国家的中立化上达成的一致。1856年，罗马尼亚脱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各省实现独立，为克里米亚纷争画上了句号。
相比较之下，皮埃蒙特和普鲁士却是从国际上的争端和各国丝毫不感兴趣的事情中渔翁得利。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出手相助，加富尔伯爵才将其北意大利联盟收入囊中；在这之后，获得教皇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区也只是极少数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加里波第千人军团——屈指可数的一个胜利。普鲁士能够通过在局部地区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而建立德意志帝国，正是由于英国和俄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加利亚的独立是俄国在面临英国干预的威胁下精心策划而成的，包括之后鲁里坦尼亚王国式的短命小国东鲁米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持续统治也是如此。其后，挪威悄无声息地脱离了瑞典，获得独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族主义革命潜力的局限性，即所有新兴国家皆为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两个国家是以共和国的面貌出现的，即1870年的法国和1910年的葡萄牙，而这两个国家同样得到了长久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保持其种族的单一性，它们同样也不是马志尼[1]幻想中的民族国家。比利时就像是各种语言汇聚一堂的大熔炉；罗马尼亚境外同样居住着数量可观的罗马尼亚人；在意大利，也很少有人在语言或者认同感方面觉得自己是一名意大利人（尤其是南意大利地区，因为那里已经变成了皮埃蒙特殖民地）；近1000万德国人居住在德国边界线之外（正如那些在外杂居的波兰人和丹麦人一样），因此，只能说明德国仅是一个联邦，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此外，在众多成功的建国案例中，只有一个失败的例子：爱尔兰甚至没有办法赢回自己的议会（即所谓的“地方自治”），但在战争爆发时这个目标几近实现。波兰人民的英雄式渴望始终被俄国和普鲁士所打压，具体可分为4次：1772年，1793年，1795年和1815年；1830年和1863年，波兰曾经两度争取主权，但却遭到沙皇军队的无情打压，最终失败。对于不得不忍受匈牙利人那丝毫不容妥协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来说，自治政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更是被俄国的魔爪牢牢束缚着，包括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等。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新星般冉冉升起，但其南部联邦最终还是没能赢回自己的独立主权。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在1914年并不期许本国的独立，但有一些之后还是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例如奥匈帝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那里生存的犹太人（少数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除外）。在其他多民族王国中，苏格兰人是典型代表。很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联合王国和帝国谋得不少物质利益，甚至连捷克人都把他们看作是可悲的缺乏民族自豪感的人。在一场斯拉维和阿伯丁之间的球赛结束后的招待会上（《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对此的描写让人难忘），捷克作为主人，试图与其苏格兰客人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向他们介绍了“捷克人民觉醒”的历史，介绍了如胡斯、哈夫利切克和约翰·内波穆克等捷克民族英雄，并演奏捷克国歌。然而这些苏格兰人，似乎对金钱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还以为哈夫利切克是斯拉维的前国脚，并放开嗓门高歌“一首关于士兵美丽情人的庸俗歌曲”。
最后，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一直存在的非同寻常的国家，以及以实际行动定义民族主义基本原则的小国家，如作为多语言联邦的瑞士，以及享有与比利时相同国际地位、面积甚小却独立自主的直辖领地卢森堡。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宗教上并不统一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并不是维持其生存的决定性因素。起先，它从属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柏林议会将其划至奥匈帝国的统辖范围；1908年，它正式归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奥匈帝国财政部“共同”控制的王室领地）。
大批奥地利的士兵和官僚蜂拥至波斯尼亚，他们控制了境内盗贼的猖獗行为；他们建造了200所小学、1000千米的铁路和长达2000千米的公路；他们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也有所尝试，但以失败告终（出于增产目的，他们曾经给村庄派送公猪，但很不幸的是它们却成为圣诞节晚宴的菜肴）。1910年，他们成立了波斯尼亚议会。他们甚至试图劝说境内的三股宗教势力形成合力以及统一的“波斯尼亚人”认同感，但最后也是徒劳。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对奥地利的统治不屑一顾；的确，每个宗教团体中都有成员加入学生恐怖集团“青年波斯尼亚”组织。奥地利人对他们的钳制越发严格，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反抗意识就越发强烈。当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决定于7月28日携其妻索菲访问萨拉热窝时（不仅时值维迪丹国家节日，还是科索沃战役的周年纪念日），该组织的成员们就已经密谋对其进行暗杀了。在第二次行动中，在这条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大街拐角处，“青年波斯尼亚”组织中的一员——身患肺结核病、面色苍白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得手了。这场暗杀并非塞尔维亚政府所为，然而普林西普和他的同伴无疑接受了来自泛塞尔维亚组织——“黑手”的援助，而该组织与塞尔维亚军情处首领阿皮斯上校也有所关联。阿皮斯的上司们深知，通过与军事上更胜一筹的奥匈帝国开战而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划入自己领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样认为，一场欧陆大战会助他们一臂之力。一位塞尔维亚记者于1898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前夕）在贝尔格莱德向一位英国大臣说：
裁军的决定并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让我们的同胞平息下来。塞尔维亚民族已经被七八个外国政府弄得四分五裂，只要这种情形持续下去，我们绝不会满足于现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场混乱中谋求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实则为列宁那句名言“越糟糕越好”的民族主义版本。“是的，”塞尔维亚外交大臣说，“如果奥匈帝国在驱逐土耳其人的同一时间分崩离析，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将大大降低。”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奥地利必须有所行动，最起码俄国也要有所反应。
1908年以前，各强国并没有在巴尔干地区的动荡问题上产生过严重的分歧；从1897年开始，奥地利和俄国表示在该地区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确，奥地利外交大臣艾伦塔尔男爵在着手吞并波斯尼亚之前曾征求过其俄国同僚亚历山大·伊兹瓦斯基的意见。事实上，伊兹瓦斯基之后才意识到，他所期待的作为回报的海峡特权并非奥地利所有，因此1908~1909年时，他要求的吞并事宜还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准许为好。而在巴尔干问题上观战已久的德国，此时则跳出来举双手赞成奥地利（自从威廉二世执政，施行卡普里维“新路线”外交政策短短一段时间以来，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小毛奇向康拉德保证，“只要俄国开始动员，德国也会紧随其后，并且是倾全军之力进行动员。”然而，德国进行干预的直接后果并非增加了战争的风险，而是降低了开战的可能：在经历了对日作战的失败之后，俄国尚未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当发现法国和英国对此也没有给予同情后，俄国更是选择了打退堂鼓。1912年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随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黑山与希腊的帮助下，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成功将土耳其人、马其顿人和新帕扎尔的桑扎尔人逐出科索沃。尽管普恩加莱明确表示，“如果俄国发动战争，法国也将奉陪”，基德伦也向奥地利保证将给予“无条件支持”，但事实却是，俄国和奥地利都无心恋战。当埃伦塔尔的继任者贝希托尔德伯爵申明其立场后——要求阿尔巴尼亚独立（这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是个惊喜），并禁止塞尔维亚人在亚德里亚海修建港口——萨佐诺夫向塞尔维亚人确认，如果他们照做，那么将不会得到俄国的支持。（我们应当注意到，俄国没有义务在战争期间必须支援塞尔维亚。）诚然，俄国人继续征用在年底即将服役期满的士兵，来抬高在军备竞赛中的赌注，但这仅是条件反射而已。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很久没有受他们控制的民族——可能会收回所有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权，从而对俄国进行敲诈。“我认为，”贝特曼于1913年2月对贝希托尔德说，“在形式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当存在着哪怕一丝解决冲突的可能时，如果我们还要诉诸武力解决问题，那么将造成无尽的恶果。”当保加利亚于1913年7月加入作战，企图从塞尔维亚手中夺取马其顿（以及从希腊手中夺取萨罗尼加）时——结局却是惨败而归——德国宰相表达了其愿景：“维也纳不能任由大塞尔维亚的‘梦魇’将和平打破。”贝希托尔德最希望的便是将塞族人赶出阿尔巴尼亚地区。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1914年所发生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对土耳其的直接兴趣，其标志便是由里曼·冯·桑德斯将军领导的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任务。这可吓坏了俄国，因为其财政很大程度依赖经过黑海海峡出口的粮食；其黑海舰队积贫积弱，而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后更是一蹶不振，对付德国就是以卵击石。正因如此，1914年1月法俄双方在修建铁路方面进行了合作，6个月后杜马通过了作战计划。在一定程度上，1914年的历史同样是被斐迪南大公所改写的。但主要还是因为德国愿意提供帮助的决定，怂恿了奥地利军队为了抵御“南部斯拉夫人”的威胁而向塞尔维亚宣战。用弗朗西斯·约瑟夫的话说就是，“出于政治因素而将斯拉夫人排除在巴尔干地区之外”。德皇和贝特曼两人都给予了哈布斯堡大使以及贝希托尔德特派的霍约斯伯爵以明确的保证：“就算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德国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令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既然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样必然会导致在欧陆燃起战火，那么为何德国政府还坚持去冒这个险呢？
[1]朱塞佩·马志尼，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历史学家曾评论道，意大利的统一归功于马志尼的思想、加里波第的刀剑和加富尔的外交；列宁也把他归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赌徒
整个7月，德国的决策者们重复着他们的希冀：战争仅仅是局部的——换言之，奥地利将在俄国不干涉的情况下一举击败塞尔维亚。然而，这丝毫不能平息那些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暗示——这可能是一场全面的冲突。比如1913年2月，贝特曼曾驳回这样一种言论：这场对抗塞尔维亚的保卫战争“将被俄国插手……并演变成一场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较量，且德国会成为抗击英法联军的绝对主力”。当德皇向沃伯格提到这场保卫战争时，后者当即意识到，德皇所指的是要与俄国、法国和英国为敌，但他自己曾试图在殖民地问题上与英国恢复友好关系。德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如果自己协助奥地利出兵塞尔维亚，则将会引爆一场燃遍欧陆的战火。萨佐诺夫对奥地利下最后通牒时坚决表示俄国不会坐视不管；1914年7月25日和29日，格雷也重申了英国1912年12月的立场：一旦“法国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英国不会袖手旁观。在得知战事绝不会草草收场时，德国有足够的理由放弃战争的念头。然而，英国维持和平的初衷却没有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人继续催促奥地利人先发制人，7月26日之后，它公然拒绝使用任何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事发后第11个小时，它终于将内心的狂躁释放了出来。首先是德皇，其次是贝特曼——在得知格雷向德国大使发出警告后，他暴跳如雷，当即催促奥地利人采取行动。贝希托尔德试图进行沟通，但为时已晚，德国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经过了信念与蔑视、动员令、最后通牒、宣战之后，冲突爆发了。
自然，俄国关于动员的决定也或多或少地为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然而俄国人自己却申辩道，他们的动员不同于德国，也不是毛奇和贝特曼默认战争的标志。正如米勒所言，很明显，7月27日德国人最关心的是“将俄国推向风口浪尖，使其无法逃避战争”。换言之，是要将俄国动员的事实演绎成发动对德攻击的证据。德国军事情报处第一次成功的间谍行动，便是对俄国动员证据的获取。27日星期一的早晨，柏林收到第一个指示——7月25日夜里关于“战争初级阶段”的声明，但前一天下午贝特曼已经在对利赫诺夫斯基的急电中，从“可信的源头”援引了这个“还未证实的新闻”。柏林于7月30日傍晚收到了早些时候关于沙皇下令进行全面动员的报道，但小毛奇到次日清晨才相信；即便这样，他还是督促对一幅红色的俄国动员海报进行宣传，并在电话里大声将其朗读出来。一小时后，德国人正式对外宣布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
德国人为何会做出上述反应？外交历史学家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与欧洲的联盟结构有关，在世纪之交，这种结构明显向德国偏移。俄国、法国和英国都可以在某些事宜上达成共识，但德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爽约（或者说它是故意的）。德国人甚至对它自己现有的结盟国家也满腹牢骚：奥地利已日薄西山，意大利又靠不住。因此有人认为，德国人将巴尔干地区的冲突视为维系自己一方脆弱的联盟的手段，如果可能的话，同时建立一个反俄的巴尔干联盟，甚至对协约国进行分裂破坏。但这些算计无论如何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同盟国的可靠性，它们确实不堪一击，特别是在涉及英国的问题上。甚至在“七月危机”发生之前，由伍德罗·威尔逊派往欧洲的使节豪斯上校就察觉到，“德国真正的目的在于将英国从协约国中分裂出去。”尽管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和霞飞元帅都曾兴致高昂地表达了法国对俄支援的兴趣，但这种兴趣似乎在7月30日和8月1日发生了些许动摇。因此，尽管在比利时问题上，德国对对方的战争暗示已心知肚明，但贝特曼和雅戈很有可能通过足够的证据已辨别出协约国中的纠纷，并且继续寄希望于英国的中立。他们深知比利时问题的风险性：1913年4月28日，雅戈本人曾拒绝向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保证比利时的中立立场，因为这将会暗示法国“在哪里迎击我们”，类似的公然否认是他独特的专长。但是他和贝特曼还是选择为了外交胜利的目标赌一把。
然而，这都没有得出让人满意的结论。为何德国的将军们铁了心要付诸一战，并且在协约国掌握局面的情况下紧咬不放？正是他们在外交赌注失败后迫切要求动员，因此这个问题是相当关键的。在这一点上，军事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该答案基于德国总参谋部关于欧洲各支军队的现状和未来实力的悲观设想，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所谓先发制人的战争或是名义上的保卫战。这个观点在过去曾经被多次否决。但是在1914年夏天，正如我们所知，当小毛奇为了说服德皇、德国当局和奥地利人等着手实施作战计划时，它又重新回到了议事日程。法国和俄国的新军备项目所导致的后果，将是数年内对德国的随意支配。副总参谋部长格奥尔格·瓦尔德泽伯爵在7月3日指出，“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时机”，他指的是俄国对战争准备的缺乏；3天后，德皇再次强调，“眼下，俄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财政上都完全不在战争状态。”7月6日~7日，里茨勒记录了从军事情报处那里得来的“让人震惊的消息”：只要“俄国人在波兰修建的为战略服务的铁路一竣工，我们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协约国明白，到时我们会被吓坏的。”哈布斯堡使节记录了7月12日德国人的观点：“如果沙皇俄国决定一战，那么从军事方面来看，这个国家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无论如何，几年之内它不会变得如想象中那么强盛。”雅戈也在7月18日将这一观点适时地传达给了身在伦敦的利赫诺夫斯基：“俄国当下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但据所有可靠的观察，几年之内它还是能够完成准备工作的。到时候，这个国家将利用其人数优势将我们击垮；同时，它将拥有自己的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军用铁路线。”7月25日，雅戈告诉一位名叫西奥多·沃尔夫的记者，尽管“目前法国和俄国都不想开战……俄国人在军备上也没有准备充分，但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我们坐视不理，两年后我们面临的危险要大大超过现在。”“无论如何，战争都要到来。”雅戈向沃尔夫坚定地保证，但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因此，当小毛奇次日重返柏林时，舆论已经为他的论点铺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强调：“法国和俄国的军队扩充还在进行中，此时我们不出击，更待何时？”贝特曼最终也被说服了：“如果注定要发生一场战争，比起一两年之后，我们的敌人都兵精粮足之时，还不如现在就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每当他的思想稍微有所动摇，小毛奇便会在一旁提醒他，坚定他的意志：“如今的军事形势对我们来说一天比一天消极，如果我们任由对手肆意壮大实力，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错误。”因此，“不要等到一两年后才开战”的观点逐渐演变成了“不要等到明天才动员”的行动。
德国人这种先发制人的考量已不是什么秘密。格雷本人在1914年7月两次从德国的角度评价了其在军事平衡逐渐打破和恶化之前先下手为强的逻辑：
事实上，无论德国政府之前有多么大的野心……现在，它对一切都惴惴不安：俄国境内的军事备战、它的军队人数的壮大，特别是其有意而为的建设、其坚强的后盾法国以及法国的财政支持，还有覆盖德国边界的军用铁路线……但德国并不惧怕，因为它坚信自己的军队无坚不摧，但是它担心这种自信在几年后会消磨殆尽……它唯一惧怕的是未来。
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天真地以为德国政府“信心满满”。7月30日，德国外交官卡尼茨对美国大使说，“既然德国做好了准备，那么它应当拉开战争的序幕，而不是等俄国将其军队壮大到240万常规编制的规模之后。”豪斯上校在8月1日向伍德罗·威尔逊的报告中称，德国深知“其最好的机会就是迅猛出击”，它可能“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付诸行动”。
当然，德皇在7月30日的裁决偏离了事实：“英国、俄国和法国之间已经达成一致……它们将借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为由，趁机向我们开战，并妄图将我们的民族灭绝……关于德国被危险包围的由来已久的担忧终于彻底变成了事实……我们正被罗网包围着，苦苦挣扎。”他并不是唯一察觉德国脆弱地理位置的人。美国的豪斯上校在其5月29日致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其著名的“发狂的沙文主义”理论：
当前的局势非同寻常，这是个沙文主义肆虐的时代。除非有人能够大声疾呼，制止这个局面，否则可怕的灾难将会降临。但是举目欧洲，没有人能够做到，这里已经积攒了太多仇恨和嫉妒。只要英国一声令下，法国和俄国将会一拥而上，包围德国和奥地利。
之后，豪斯对英国“为比利时而战”的宣言则表示不以为然。英国之所以与法国和俄国并肩作战，“主要是因为德国坚持打造优势部队和优势海军，而这正是大英帝国所不能容忍的对其自身安全的威胁。”同样，他也不是亲德派：拜访柏林之后，他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高涨的战争热情，从未见过有人如此将战争视为无上荣耀……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发展工业，为国争光”。此外，豪斯还支持这样一种新理论：德国之所以参加战争，部分原因是出于身处统治阶层的“一群军国主义者和金融家们”的“私利”。但是他的分析没有完全否认德国国家安全的确遭到威胁。
因此，我们没必要假定业已存在的德国战争计划旨在对中欧和非洲产生影响，或者摧毁法国，将俄国西部收入囊中。相反，更让人信服的一点应是，德国在其军事地位恶化之前抢先设计了“闪击”行动，以期带来惊天逆转。一旦成功，德国将在欧洲建立自己的霸业。而实际问题是，这样的战略是否配得上那个为其进行辩护的名字——“保卫战”。如果德国的决策者们将其定义为不合理的挑衅行为，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种侮辱。因此，发动战争变成了“合理释放愤怒”，人们是为了自古以来的荣誉感而战。德国人不怕丢失“颜面”，他们真正害怕的是输掉军备竞赛。
我们不必夸大德国恶意蓄谋的程度。因为那些战争的规划者，总参谋部的高官们在1914年7月表现出了惊人的淡定。当德皇授予奥地利“自由行动”的权力时，小毛奇、瓦尔德泽、格勒纳、铁路局长，以及情报处核心首领尼古拉全部都在度假（但需要强调的是，他们都身处不同的地方），提尔皮茨和海军上将冯·波尔两人也不例外。直到7月16日才有人建议尼古拉的继任者，海军上校库尔特·诺伊霍夫加强对俄国军事活动的监督。当瓦尔德泽7月23日从梅克伦堡度假归来时，他甚至都没有足够重视这件事，而尼古拉更是在两天后才重返工作。即便是这样，他下达给那些所谓的“紧张的旅人”——比如在俄国和法国的德国间谍——的命令，也仅仅是确认一下“法国和俄国国内是否在备战”。
将电话砸碎
时过境迁，如果从现在来看，1914年最大的问题——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是英国的下一步行动。然而在当时，对欧陆的核心决策者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尽管有时贝特曼也在做着英国能够中立的美梦，但其他德国将军却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质疑并否认像英国这样的弱旅怎么可能影响战争的走向。法国的将军们也是如此。自信心膨胀的霞飞深信法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同样能够赢得西线的战争。
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当英国意识到奥地利政府意欲谋求“被塞尔维亚羞辱之后的补偿”时，格雷首先想到的是俄国会采取何种行动。在意识到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后，他试图通过德国向双方间接施加压力，以此平息奥地利复仇的念头，同时希望能够重演当年他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成功的外交手段。驻维也纳的俄国大使早在7月8日便明确表态，如果奥地利“故意挑衅”，“俄国将被迫拿起武器，保卫塞尔维亚”。起初，格雷敦促奥地利和俄国“重返谈判桌”，希望双方都能在塞尔维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种幻想被当时正巧访问圣彼得堡的普恩加莱打破了。由于他还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安抚俄国，并且怀疑德国政府很有可能背地里“撺掇”奥地利人（该怀疑最终被奥地利人向塞尔维亚人发出的最后通牒所证实），格雷便改弦易辙，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告，称俄国可能会向塞尔维亚提供支援，并建议其他诸国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斡旋和调停。
自始至终，在英国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个逐步升级的冲突问题上，格雷都极度保留自己的意见。他知道，如果奥地利在德国的帮助下向贝尔格莱德提出过分要求，那么法国也将摩拳擦掌地加入这场混战，而这正是法俄协约以及德国军事策略的实质所在。将法俄协约变成近似同盟关系的尝试是格雷策略的一部分，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阻止德国开战。然而，他又担心这个支持法俄的行为会成为向俄国发出鼓励开战的强烈信号。格雷发现自己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他于7月24日向利赫诺夫斯基极其委婉地做了如下陈述：
我们和法俄之间并没有联盟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英国政府只能支持其中一方，但我们不会这样做，这样只会深化欧洲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与此相反，我们希望能够避免让双方产生敌意的问题……我们将永远不会采取侵略的政策。如果一场欧洲战争爆发，并且我们需要参与其中的话，我们也不会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因为民意不允许我们那样做。
利赫诺夫斯基将其解读为这样的告诫：“法国一旦参战，英国不敢坐视不管。”这也是格雷的真实意图。随着危机的升级，他也越发焦虑地重申该问题。但是贝特曼和雅戈很明确地总结说，如果德国对四国调停表现出支持的态度，那么这对于格雷来说已经足够了。英国国王在7月26日与德国皇储见面时也对此发表了含糊其词的言论：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与别国并没有过节，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中立。但是如果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向俄国提供支援的话，恐怕我们也无法明哲保身。但请您相信，我和我的政府将尽全力阻止这场欧洲战争的爆发。
由此，海因里希王子认为，“一开始”英国将保持中立，但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它将很难保持这一立场……因为它与法国的关系很微妙”。然而，如果德国军队能够在欧陆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那么即便是短期的中立，对德国政府来说也是有必要的。简而言之，英国的政策非常模棱两可，以至于或多或少被解读为依个人品位而行动。7月26日星期六，法国人认为自己可以指望英国了，而德国人还“信誓旦旦”地认为英国会保持中立。正如雅戈向康邦所言：“您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而我们也一样。”不幸的是，英国的表态对双方来说结果都一样。德国政府继续不为所动，表面上装作对格雷关于调停的提议感兴趣，实则对此置之不理。
上天对格雷还是公平的，他那考究的含糊其词的策略即将有所回报。塞尔维亚政府开始觉得自己过于冲动，以至于它差一点儿就接受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而这无疑是下下策。此外，让贝特曼和毛奇（两人皆劝说奥地利人不要把格雷的调停提议当真）气馁的是，德皇将塞尔维亚的举动视为一场外交上的胜利。他只是敦促维也纳“在贝尔格莱德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他坚信“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战争理由都已废止”。换言之，就是要暂时占领塞尔维亚首都，正如普鲁士在1870年占领法国那样，“保证执行并兑现诺言”。这与雅戈的摇摆不定不谋而合，雅戈曾声称，如果俄国仅在其南部进行动员（也就意味着只针对奥地利而不针对德国），那么德国将不会随之采取行动。就在同一时间，在关于奥地利和俄国双方协商的可能性问题上，萨佐诺夫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而得知德国政府并非真心支持他的四国调停计划后，格雷也重新回到了谈判的问题上。尼科尔森曾做出不满的评价：“跟萨佐诺夫先生相处，人们永远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与德国人相处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雅戈又认为，四国调停干涉将“无异于法庭仲裁”，将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一概而论；同时，贝特曼也故意没有向利赫诺夫斯基提到萨佐诺夫关于双边会谈的提议，因为这位大使“与格雷无话不谈”。）一时间，双方似乎准备从剑拔弩张的气势中鸣锣收场。诚然，萨佐诺夫并不会接受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因为这在他眼里无异于破坏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他又称，“如果奥地利……能够删去其最后通牒中对塞尔维亚领土主权有所侵犯和违背的条款”，他还是很乐意将动员终止的。贝特曼利用其越发强烈的意愿作为谈判的基础，奥地利政府实际上也接受了萨佐诺夫于7月30日制定的谈判提议。
然而让人沮丧的是，军事准备开始逐渐取代外交斡旋。就在奥地利空袭贝尔格莱德之前，萨佐诺夫和他的军事同僚们先是下令进行局部动员，但是随后他们被告知，德国人在俄国局部动员的情况下仍旧一意孤行，同样也进行了动员，以至于这种局部动员疯狂地演变成了全面动员。实际上，俄国人最开始进行动员的地区仅限其南部地区，如7月29日在敖德萨、基辅、莫斯科、喀山等地的动员。据沙皇所言，该行动是4天前决定的。这也间接向德国保证，该行动“不包含战争意图”。但当普塔莱斯告知他们，德国将义无反顾地“也进行动员，以便迅速从防守转向进攻”时，俄国人才明白，局部动员远远不足以息事宁人，更有可能妨碍全面动员的开展。接下来，萨佐诺夫及其同僚们通过潮水般疯狂的会议和电话恳谈，试图说服优柔寡断的沙皇进行全面动员。沙皇终于在7月30日下午2点同意了，于是动员于次日开始。（而在柏林，至高无上的君权在该决定面前，似乎也败下阵来。）这正是德国进行其动员的借口，借此，它不仅企图将俄国打败，还要摧毁法国。在这场奇怪的“大逆转”情势下，奥俄谈判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德国想尽一切办法让俄国先行动员。这场欧陆大战势在必行了。贝特曼最终得知英国在法国遭到攻击后会立刻干预，于是他甚至试图敦促奥地利人重返谈判桌，但他们也拒绝停下军事行动的脚步。俄国王室请求停止动员，结果同样是徒劳，正如俄国总参谋部长官尼古拉将军对萨佐诺夫所言，他甚至下定决心“将电话砸碎，并想办法采取其他措施阻止别人（如沙皇）提相反要求、将我们的动员再次终结”。如果俄国继续动员，德国人也将坚持如下观点：自己除了也进行动员，别无选择。而这又意味着对比利时和法国的入侵。简而言之，“时间日程上的战争”从俄国决定全面动员的那一刻便开始了，而这也是一场四大欧陆强国之间的较量（也包括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然而，还剩下一件有待商榷的事情，那就是英国是否打算加入这场混战（就此而论，还有意大利和土耳其）。
英国为何参战
毫无疑问，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国和俄国政府才开始正式强迫格雷表态。法国人认为，如果格雷打算“在将来可能的德法冲突中……向法国提供支援，那么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数日以来，格雷都在盘算着向利赫诺夫斯基告知此事，但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向法国做出承诺的。诚然，在他的背后，有众多外交部的鹰派人物撑腰，比如认为“道德上的团结”已经通过协约“锻造而成”的克劳，以及认为“我们应当立即下令，让部队进行动员”的尼科尔森。正如自从1911年以来其一再重申的立场，格雷无法在缺少内阁同僚和党派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更别提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常常被激发和唤起的存在——“公众舆论”。他是否可以倚仗它们中的任意力量来支持自己向法国的军事承诺，这仍旧是个未知数。因此一切都是悬而未决的，“如果双方都不知道将要做什么，那么大家都会谨慎行事的。”格雷能做的无非是再一次私下告知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卷入这场战争，那么……英国政府也将被迫迅速做出决定。那样的话，袖手旁观和伺机而动都将是不可行的。”贝特曼对此印象深刻，因为格雷之前的陈述中都没有表露出英国会为保卫法国而迅速行动的意图，这还是头一次。同样给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贝特曼提出了英国中立的愿望——就在贝特曼得知格雷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示之前——主要是因为这样使得德国悍然攻打法国的意图过于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尽管这个愿望被断然拒绝了，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使英国做出干涉战争的承诺；丘吉尔在7月28日~29日所做的有限的海军准备显然不像欧洲陆军部队动员令那么有价值。与此相反的是，在发出私人警示之后，格雷向德国军官们说话的口气明显温和了许多，他这是在为四国调停争取最后的机会。的确，7月31日，格雷是这样向利赫诺夫斯基表态的：
8月1日夜，丘吉尔得知德国对俄宣战，于是他成功说服阿斯奎思，得到了动员海军的权力。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打破意见不同导致的僵局。这一事件同时促成了次日的会议上莫利和西蒙以辞职相威胁，以及多数派再一次联袂反对格雷直截了当地宣示承诺。在这气氛严肃的一周时间内，第一个有可能达成一致的议题是，“如果德国舰队取道海峡，或穿过北海，对法国的海岸或船只进行恶意攻击，英国舰队将倾力对其进行保护。”尽管这并不是开战的信号，而且德国海军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但对于贸易大臣约翰·伯恩斯来说，这还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他选择了辞职。塞缪尔斯曾记载，“这件事情的后果将是，阿斯奎思站在格雷那边……另外3个人继续坚持己见。我认为剩下的人都可以辞职了。”当日，在比彻姆家举行的午宴上，包括劳合·乔治在内的7位大臣，表达了对有限的海军行动的保留意见。事后莫利认为，如果劳合·乔治在这群犹豫不决的人中带头进行表率的话，“毫无疑问，内阁将在当晚垮台”；然而，哈考特呼吁劳合·乔治“代表我们发言”的希望也同时落空了。如果他们意识到，格雷已经暗中“放弃”了向利赫诺夫斯基提议在俄德战争中让法国保持中立，后者还在阿斯奎思的早餐桌旁不禁流泪，他们可能就会按照保留意见行事了。的确，莫利、西蒙和比彻姆也步了伯恩斯的后尘，递交了辞职申请。原因是当天下午，格雷一边提出辞职的威胁，一边向比利时做出了承诺（这也是他仅能付诸行动的承诺）。一位叫查尔斯·特里维廉的政务次官也因此递交了辞呈。
但为什么在如此巨大的分歧下，英国政府还没有垮台？正如阿斯奎思在其日记中记录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劳合·乔治、塞缪尔斯和皮斯对那些辞职者进行了有效的安抚：“少安毋躁，先不要离开，至少也要先观望一段时间。”因此，那些冲动的人们“同意当日之内不再有任何表态，重回自己的岗位”。但是，为何最后离开的人只有莫利、伯恩斯和特里维廉？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原因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比利时。
的确，外交部向来认为，“如果德国的铁蹄……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那么英国完全有必要代表法国加以干涉。之后，劳合·乔治等人将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行为作为说服自己的同事——以及“公共舆论”——的最重要的论据。乍看之下，这一点似乎无可辩驳。1914年8月6日，英国以法律和荣耀的名义保护比利时中立的“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以及“维护小国家的原则”，成为阿斯奎思在下议院演讲《我们为何而战》的两个中心主题。这同样也是劳合·乔治在威尔士招募新兵的主要噱头。
然而，这种说辞同样有许多质疑。我们知道，1905年，外交部一致认为，1893年的条约并没有强制英国“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卫比利时的中立。当问题在1912年出现时，只是劳合·乔治道出了这种忧虑：如果发生战争，英国的封锁战略会因为保护比利时的中立而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内阁于7月29日提出该议题时，它决定将英国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为所采取行动的基本立场由“职责”变为“政策”。因此，政府的口径变为间接警告德国，侵犯比利时的行为将会被英国国内舆论推向风口浪尖。因此，格雷对德国在该问题上的搪塞做出相应的回应，他以婉转的内阁式口吻告诫德国人，“如果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被侵犯……那么我们将无法阻止国内舆论的讨伐。”但是他始终没有透露政府的意见。这不足以为奇，因为比起比利时问题，多数官员还是热衷于继续逃避现实。
劳合·乔治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据比弗布鲁克回忆，他试图说明德国人“只会在其南部稍稍越界”，而这只意味着“对中立的微弱损害”。“瞧，”他会指着地图解释，“就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德国会处理好它造成的影响和损害。”人们普遍认为（当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比利时人都不需要英国的支援；在德军借道阿登时，他们将简单地组织一场正式的抗议，仅此而已。7月29日，德国呼吁英国保持中立，这已然成为入侵比利时的明确信号；甚至到8月2日，雅戈果断采取打破比利时中立立场的措施之后，劳合·乔治、哈考特、比彻姆、西蒙和皮斯才勉强同意，只有在“比利时遭到全面侵入”的情况下，英国才考虑开战。查尔斯·特里维廉也持此观点。因此，克鲁向国王传达了当天傍晚内阁言辞谨慎的解决方案：“对比利时中立的实质性侵犯将我们置于格莱斯顿先生1870年所提出的那种情况之下：冲突和干扰让我们被迫采取行动了。”
因此，当阿斯奎思于8月3日早晨收到德国向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时，他着实松了口气。小毛奇关于比利时全境通道彻底开放的要求，以及阿尔伯特国王后来发出的呼吁……都证明，比利时要对侵犯其中立的行为进行反抗。毫无疑问，德国次日的入侵“将事情简单化了”，用阿斯奎思的话说，是因为它迫使西蒙和比彻姆将辞呈收回。小毛奇和利赫诺夫斯基在最后时刻所保证的比利时在战后的统一也因此破产，正如德国人宣扬的法国入侵比利时的恶意谎言一样无效。当贝特曼向高慎惋惜地表达“为了那‘一纸合约’，英国应当为比利时的中立而采取行动”时，他并没有将问题看清楚。正是入侵比利时全境的“施利芬计划”，才保住了英国摇摇欲坠的自由党政府。
然而，比起使内阁分歧不断的比利时威胁，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更为巨大。格雷和外交部的鹰派人士已经多次重申，如果法国沦陷，那么英国也无法幸免于难。这一点可以从阿斯奎思8月2日写给情人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中推测出来。其中，他列举了6项指导原则：只有第6条提及英国“帮助比利时避免被德国利用和吞并的责任”。第4和第5条最为重要：虽然英国无义务对法国提供援助，“但是如果法国作为一支劲旅而败在德国人的手下，那么这也是对英国本身利益的威胁”，并且“我们不能允许德国把海峡变为其邪恶的基地”。同样，格雷8月3日的著名下议院演讲——在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法国在经历生死存亡后沦陷……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让我们对面的西欧大陆免遭落入侵略者魔爪中的厄运。”不干涉行为——对对方的孤立和不友好——所冒的战略风险，要远远大于武力干涉。正如格雷次日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所言，“比利时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将接踵而至，先是荷兰，然后是丹麦……如果德国因此成功统治欧洲，那么英国的地位也将不保。”他告诉内阁，德国人的目的，是要“成为像拿破仑那样的欧洲征服者”。很明显，这个论点说服了哈考特这样犹豫不决的人。他8月5日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