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依据什么职责义务和条约条款行动，因为那些都是不存在的……我不能忽略的是以下3条超越一切的国家利益：
1.在我们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德国的舰队不得占领北海及英吉利海峡；
2.不得攻击并占领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西北部；
3.不得侵犯比利时的独立主权，不得占领安特卫普，从而对我们形成持久的威胁。
这正是皮特攻打法国的论点：这种观点的假设根植于海上力量是英国国土安全的重中之重。（第一次齐普林突袭又揭示了其过时的陈腐。）因此，当莫利称比利时已经提出“希望英国能够代表法国加以干涉的请求”时，他并非错得离谱。劳合·乔治的情人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也持同样的观点，8月2日与劳合·乔治共进晚餐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也是如此。
然而，英国于1914年8月4日晚11时开赴前线有着另外一个、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纵观7月31日到8月3日的这些日子，最能够使内阁保持团结的原因，即是对保守统一党乘虚而入的担心。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14年，这两大主要政党之间的关系仍十分紧张。在关于劳合·乔治的预算问题及上议院权力的争执过后，自由党对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决定再次触动了保守党的神经。白金汉宫的会议上，让北爱尔兰暂时独立的尝试流产了。北爱尔兰新教徒发生暴乱，抗议强加给自己的“地方自治”政策。他们集结了10万大军，武器装备中至少有3.7万支步枪。由此，一场内战迫在眉睫。而保守党领袖们，更不用说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都对这场抗议表示理解。然而正如阿斯奎思所言，突如其来的欧洲外交危机平息了这场爱尔兰风暴（并且成为“这场恼人的战争中唯一可圈可点之处”）；但同时，它也给予保守党一次扳倒政府的绝佳机会。因为长久以来，保守党领导人明显要比自由党领袖更为严肃地看待德国的威胁。例如1912年，鲍尔弗就英德关系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明确地将德国政府描述成发动一场旨在复兴神圣罗马帝国并扩张领土的不义之战的始作俑者：
而英国则在这些妄图统治欧洲的侵略者暴虐的行为下痛苦度日；我们深知所面临的危险，但是一旦成功，我们将在这些恶行面前无所畏惧。
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在保守党眼中是个能够顶住来自其“相当不可靠”的同僚们的压力、尽自己最大努力执行政策的“可靠的人”。但是自1911年以来，这位外交大臣不是在妥协，便是处在防御状态，踟蹰不前。诸如弗雷德里克·奥利弗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一想到重大外交政策的决定权竟在“一个如此胡闹、如此不了解国内情况的政府”手中，便胆战心惊。回首1914年12月的危机，以奥斯丁·张伯伦为代表，保守党表达了对于自由党的危机处理能力的最普遍反响：
在官方的演讲和出版物中，从来没有任何信息告知我们的人民，他们需要做好承担责任和保卫应有利益的准备。我们所看到的只有沉默，我们所需要的指引都被忽略带过，在公共事务上，我们的民主和它决定性的声音仿佛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被搁置一边。它本可以由那些能够合理领导它的人们来指引，可事实上却被一些自认为有权这样做的人误导着。
他的兄弟内维尔同样感到十分沮丧。他于8月声称：“一想到我们差一点儿就造成了永久的耻辱，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保守党计划采取的行动可以从8月2日那几场前途未卜的内阁会议中得到暗示。当日早晨，在鲍尔弗、兰斯多恩和沃尔特·兰的倡导下，博纳·劳致信阿斯奎思，阐明了保守党的观点：“在支援法国和俄国的事情上，任何犹豫都将对联合王国的荣誉和未来的安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博纳·劳打算为“英国加入战争所需要的所有办法”提供“联合支持”，其潜台词便是，如果政府不同意这些办法，那么保守党将打算篡夺自由党的领导权。在经过保守党多年带有挑衅意味的批评后，这是唯一对阿斯奎思的决定的支持。他告诉内阁，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政府中，递交辞呈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们国家当下面临的情况十分特殊，但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另外一个政党中有一群有能力应对这个局面的人。”塞缪尔斯和皮斯立即抓住这一点，向伯恩斯汇报：“内阁中大部分成员的离职意味着我们先要打赢内阁这场战争，而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正如皮斯所言，“备用政府一定不会比我们渴望和平。”3天后，他向特里维廉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时，西蒙和朗西曼也对此老调重弹。阿斯奎思之妻玛戈·阿斯奎思之后评价说，“自由党1914年的执政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在一个信奉侵略主义的政府的统治下，对如此之糟糕的决策的默许会招致人们的怀疑。”
可能不为其他内阁成员所知的是，如果中立的意见获胜，那么他们中的一位成员会随时准备离开。早在7月31日，辞职人数将要突破8个时，丘吉尔就暗中通过F·E·史密斯向博纳·劳打听，“在野党是否会通过联合执政、填补空缺职位的方式……力挽狂澜。”博纳·劳谢绝了8月2日丘吉尔请他一起和格雷共赴晚宴的邀请，但是劳在致内阁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联合执政的设想并非第一次由阿斯奎思政府成员提出。而正是劳合·乔治，在1910年将该设想首次提出。
乍看之下，保守党比自由党更渴望战争，这似乎注定了英国不可避免地将进行军事干涉。如果阿斯奎思下台，那么博纳·劳也同样会让英国走向战场。但两者会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干涉吗？让我们先假设劳合·乔治在其金融法案流产、被财政恐慌所困扰，并受《卫报》和《英国周刊》等媒体围攻、质问的情况下，于8月2日那场至关重要的内阁会议上放弃了格雷的立场，并将领导权交至反对参与战争的领导人手中，这样会造成何等后果？格雷必会辞职，丘吉尔也将立刻投奔博纳·劳。阿斯奎思还能坚持下去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多短的时间内才能组建一个保守党政府？上一次的政府更迭已经是拖泥带水了：早在1903年的关税改革问题上，鲍尔弗的保守党政府的施政陷入分裂的隐患便初现端倪。1905年7月20日，他被下议院击败；11月，政府重臣张伯伦对其失去信心；次月，鲍尔弗终于结束了他的职务。然而，自由党在大选中的绝对胜利直到1906年2月7日才被最终敲定。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阿斯奎思于1914年8月初被迫下台，那么事情应当能够进行得更为迅速。丘吉尔关于联合执政的设想确实能够将拖延的时间大大缩短。然而，在普选之前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对德国宣战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国王对此有很大的发言权。正如他在柏林和圣彼得堡的表兄们那样，他一想到未来所面临的万丈深渊，就对战争失去了热情。不难设想，政府的改组能够将派遣远征军的时间至少延迟一个星期。
无论如何，即便这种改组没有发生，派遣远征军也并非是提前敲定好的计划；事实上，根据与法国总参部的协商结果，该计划并不需要执行。原因很简单：正如我们所见，英国从来没有在大陆承诺上明确表态过，因此，当战争爆发后，所有反对的陈词滥调再度卷土重来。海军主义者认为——正如其一贯坚持的那样——仅凭海上力量便能够决定战争胜负；截至8月5日，大部分大臣都接受了这种观点。的确，伯蒂在巴黎向英国报告，没有必要派遣远征军；法国总参谋部副部长德卡斯泰尔诺向其保证，“即使法国的情况不容乐观，它仍旧会是最终的胜者，前提是英国需要在海上提供支援，封锁德军的必由之路。”他们同样倾向于将部分或全部英国远征部队留在本土，虽然这并不是这支部队的任务初衷，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仍然在他们身上（当时，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确已经初露端倪了）。8月5日，在阿斯奎思称为由“成分趋于混杂”的将军和大臣出席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上，乱象丛生，在与一位法国总参谋部代表人商议过后，会议仍毫无结果。次日，内阁决定仅向亚眠派遣4支步兵师和1支骑兵部队，而亨利·威尔逊则早就决定向莫伯日输送所有7支步兵师支援法国。仅6天后，基奇纳被从埃及紧急召回，直接出任陆军大臣，调至莫伯日；直到9月3日，内阁才同意将最后的剩余部队派遣到法国。
是否如其支持者和辩护者所称，该计划对战争的结果有决定性的意义？奥利万特少校于8月1日在致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中写道，“英国军队的到场或缺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法国的命运。”但事情真是如此吗？众所周知，施利芬计划很有可能在英国远征军不参与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或许法国可以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遏制德国的攻势——只要他们不是一味试图发起自杀式进攻，而是专注于防守——但是它没有进行有效的防守。德国也同样犯下了错误，在蒙斯不得不进行大撤退，在奥斯坦德的佯攻也以失败告终，英国军队8月26日在勒卡托以及9月6日~9日在马恩河地区的出现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德国的实力。不幸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击败德国。继安特卫普沦陷和第一次伊普尔战役（10月20日~11月22日）之后，双方陷入一种血腥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在西线持续了3年半。如果当初的中立政策或海军战略占了上风，并且英国没有派遣远征军——抑或是其出发时间因为政府的改组而被推迟——那么毫无疑问，德国战胜法国的概率将会增加。
德皇的欧洲联盟
英国人本能够在这场欧陆战争中隔岸观火，这点被历史学家们几乎忽视。甚至连那些对战争的残酷唏嘘不已的人都普遍忽视了这种与事实相违的情况。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一度成真。阿斯奎思和格雷本人也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点。两人都强调，英国并没有任何协约义务为法国提供帮助。用阿斯奎思的话来说，“当事情发生时，我们有权力决定我们应不应该参战。”格雷也并不否认，其所处的政党于7月阻止他向法国做出承诺。尽管他在别处大肆宣扬这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但他承认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是，格雷自然坚持内阁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他又是如何对中立的立场进行抨击的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我们决意加入，那么庆幸我们的当机立断吧。与其先试图明哲保身……之后被迫加入，不如现在这样，这是最好的选择，有利于我们的好名声，有利于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如果我们偏安一隅，就会被孤立，我们便会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朋友，没有人对我们有所希冀，或惧怕我们，或认为不值得与我们建立友谊。我们将会遭到羞辱……被唾弃，因为这些不光彩的行为。我们将被世人所不齿。
因此，对于格雷来说，战争事关“荣耀”，即对比利时的合法承诺，甚至还包括对法国的道义上的承诺。然而，不能够落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格兰雅称）”的名声只是个幌子，在这之后充满了各种战略考量。格雷最经典的论断是，英格兰不能冒险让德国人得手，因为如果德国人成为胜者，那么它将成为“力压欧陆和小亚细亚的绝对权威”。
但德国人真的会以此为目的吗？德皇真的会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物吗？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在1914年对德国真正的“战争目的”的研究。弗里茨·菲舍尔及其弟子称，德国人非常激进，这正是英国的反德人士害怕的。德国的战争目的是通过吞并法国、比利时（可能还包括俄国的土地），“实现德国的政治野心；若把这种野心做个总结，便是攫取欧洲霸权”。同时，要在中欧建立关税同盟，成立波兰和巴尔干新国家，直接或间接受德国统治。此外，德国还意欲在非洲抢占新地盘，以此巩固其在非洲腹地的殖民势力。同样，他们还努力煽动敌国进行内部改革，打破大英帝国和俄国的神话。
然而，菲舍尔的分析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缺陷，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即“德国在战后声明的战争目的与战前的相同”的假设。因此，贝特曼的“九月计划”——若德国能够迅速取得西线战争的胜利，则与法国实现各自和平的“阶段性政策”——通常被认为是战前首次对战争目的的公开声明。若其属实，那么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便不攻自破；因为英国政府必然不会接受“九月计划”所提及的关于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土和政治条款，这些条款会赋予德国比利时海岸的控制权，所以这样一来，“拿破仑梦魇”便会付诸现实。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菲舍尔及其弟子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意图在英国参加战争之前便已存在。理论上存在一种可能，即之前并没有书面记载，或者相关文件已被损毁或丢失，因此所有的相关人员事后都选择撒谎，不承认侵犯了《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条款。但实际上，这不太可能发生。菲舍尔的分析仅能证实战前那些屈指可数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以及商人们的白日梦，而这些人大都没有一官半职；或是证实德皇口中时不时冒出的野心家言论，而他个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其自以为是的想象有所出入。德皇经常幻想“拿破仑式的统治”确有其事，并且在他7月30日得知英国将出兵干预的事实后，表达了最为狂妄的征服世界的设想：
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领事和机构等，必须在伊斯兰世界煽动起针对这个可憎的、满口谎言的、无耻的商人国家的激烈反抗；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至少英国会失去印度。
小毛奇也曾设想，“如果英国敢跟我们对着干，那么就在印度挑起一场暴动。埃及同样是被挑唆的目标，南非也不例外。”虽然约翰·巴肯将其写成一部战时小说《绿斗篷》，但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上不能被严肃地认为是德国真正的战争目的。战前，德皇仅倾向于提醒英国外交大臣：“百年前，我们曾并肩作战。我要我们两国再一次同时站在滑铁卢的比利时纪念碑下。”这必然不是拿破仑的口吻。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早在7月30日，德皇就预期会有一场与英国的大战，最终“榨干德国”。的确，当他将自己和拿破仑做比较时，也会同时将他本人的终极命运考虑进去。他于1913年宣布，“要么让德国的旗帜高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防线上，要么我将遭受到如同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一样的悲惨命运。”
问题是，如果英国没有立即干预战争，那么德国的战争目的将与“九月计划”中的大相径庭。贝特曼在1914年7月29日向高慎的声明中表明，他准备以向法国和比利时（还有荷兰）保证其各自的领土完整，来换取英国的中立。小毛奇8月2日提出的“军事—政治性质的建议”也有此意：“只要德国可无条件、以最有约束力的形式获得对法国的胜利，它就会有所收敛……”同时德国也会保证比利时的中立不受损害。如果英国采取旁观的姿态，而德国仍旧我行我素，背信弃义，那么这将是愚蠢的。因此德国的战争目标几乎不包括“九月计划”提到的领土变更（除非可能与卢森堡有关，因为英国与其没有利益牵扯），也不包括德国控制比利时海岸的内容，因为英国政府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因此，它们最有可能包括以下几个目标：
1.法国……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战争赔偿，数额必须足够大，使法国没有能力在15~20年后向军备事业投入大量金钱。此外，可以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将法国的经济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巩固法国作为德国的出口国的地位……该协定必须保证德国在法国的财政和工业领域自由行动的权利，在法国的德国企业也将不再受到区别待遇。
2.……我们必须通过共同关税条约成立一个中欧经济联盟，将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匈帝国、波兰，或许还有意大利、瑞典和挪威包括在内。该联盟不受共同宪法权威的约束，其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但在实践上要遵循德国的领导，并以巩固德国在中欧地区的经济统治地位为重。
3.获取殖民地的问题将在之后被考虑进去，在该问题上，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建立贯穿中非的殖民帝国，第二个目的是要直面俄国这一对手……
4.对于荷兰，需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和手段，让荷兰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亲密伙伴。根据荷兰人的性格特点，这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保证其不受任何强迫、不对其生活方式进行任何改变以及不赋予其任何军事义务的基础上。因此，必须要保证荷兰的对外独立，但要使其在内部依靠德国。可能的解决方案便是成立一个攻击和防御联盟，以此覆盖殖民地；必须要成立的是密切的关税同盟……
这些方面——无非是排除了吞并法国和比利时的“九月计划”的翻版——还应当添加一些之后起草的计划细节，即“在德国东部边界，从腹背深入挺进俄国，并打破俄国在其附属国的统治地位”。这宣告了一个新波兰的建立以及对巴尔干省份的割让（它们要么保持独立，加入新波兰，要么被德国吞并）。就连这个“九月计划”的翻版或许也夸大了德国领导人在战前的目标。诚然，比洛已不再是宰相，但其1908年向皇储发表的一番言论与贝特曼的意见仍旧不谋而合，即战争将加强“左翼”分子的力量，从内部削弱帝国实力：
欧洲从来没有一场战争能够让人收获颇丰。征服斯拉夫民族或是法国人的地盘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好处。如果我们凭借强大的帝国，大肆吞并小国，得到巩固的只有离心力，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每一场伟大的战争之后，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自由主义思想，因为这个民族要对因为战争而造成的牺牲和奋斗进行补偿。
上述那些有限的战争目的是否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直接威胁呢？它们是否属于拿破仑式的策略呢？几乎不是。“九月计划”中所有的经济条款所暗示的都是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关税同盟（可以说，80年后它确实实现了）。的确，在此问题上的许多官方声明都保持一致口径，如汉斯·德尔布吕克所言：“欧洲只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同盟，才有足够的能力与大洋彼岸的富饶资源相匹配。”此外，古斯塔夫·米勒热情高涨地呼吁建立“包括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利时、法国，甚至西班牙、葡萄牙、奥匈帝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欧洲合众国”。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也是一腔热情：
为了与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这些伟大、无人匹敌的经济体相抗衡，我们要建立一个代表欧洲所有国家的稳固经济体……在德国的领导下，我们要达成以下两个目标：
1.保障该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的利益，特别是欧洲市场的统治者——德国；
2.德国要领导欧洲统一的联合经济力量加入到与世界强国竞争的行列中，在内部要保持各国家间的市场准入。
甚至德国战前的那些“谣言散布者”也对此议论纷纷。《旧世界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Old World）中的“西斯特恩”就曾预言：“欧洲人民的联合将赢回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和一度丢失的海上霸权。如今，世界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圣彼得堡和东京。”卡尔·布莱布特罗伊的《入侵英国》（Offensive Invasion against England）总结道：“欧洲只有和平地团结起来，才能保全自己，与新兴的其他民族以及美国的经济霸权相抗衡。团结！团结！团结！”
实际上，贝特曼与其心腹库尔特·里茨勒认为，“日耳曼民族的中欧帝国”仅仅是“我们称霸野心的掩饰”。里茨勒于1917年3月记录下了贝特曼的真实目的：
以领导普鲁士领地的方式带领德意志帝国……建立欧洲自己的帝国主义，并心照不宣地以我们为领导，由内向外（奥地利、波兰、比利时）地管理大陆上的其他国家。
如今的德国政客早已在口径上改弦易辙。话虽这么说，但英国还是对德国的欧洲计划感同身受。
当然，事实是，德国请求英国中立的愿望被拒绝了。然而，德国历史学家在驳回贝特曼提议（认为这是狂妄的失算）的事情上反应也过于迅速，他们甚至认为德国自己都不希望英国保持中立立场。但事实却相反。与之相对，贝特曼的考量并非荒谬至极。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格雷和丘吉尔的意见会压倒数量上占多数的持不干涉政见者，并且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接受了这一事后被证明是外交部最具误导性的论断：“如果我们加入战争，我们会经受挫折，但如果袖手旁观，结局会更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