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
对经济历史学家来说，从阿斯奎思内阁的大多数人将自由党人的踌躇抛在脑后，选择进行干涉的那一刻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已成定局。在这场时长超过所有人预料、比所有人的预期都要昂贵的战争中，与英国结盟的那一方一定能够获胜。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法国和俄国的国家总收入比德国和奥匈帝国要低大约15%。如果英国加入它们，那么情况会发生惊人的逆转：协约国的国家总收入会高出同盟国60%之多。1913年，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19%由同盟国承担，协约国为28%。如果按照肯尼迪的“工业潜力”的评估方式，协约国的优势比为1.5∶1。在人力方面，协约国的优势更为明显。战争伊始，同盟国的所有人口（包括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大概为1.44亿，而英国、法国、俄国、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总人口则达到6.65亿，这一优势比为4.5∶1。1914~1918年，同盟国共有大约2500万人参加战争，而其对手则投入了3200万。诚然，同盟国想在1917年扳倒人口稠密的俄国，但其新的联盟国家会大大弥补它的损失（见表9–1）。
在财政方面，英国的加入同样因为其积累的巨大海外资本——大概要高出德国3倍——以及高端的金融体系而改变局势。1913年，俄国和法国的联合军事预算并没有比德国和奥匈帝国多多少，而英国的加入让这一差距扩大到将近1亿英镑。
表9–1 双方人口统计（单位以千计）
注：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1914年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俄国、比利时和塞尔维亚；1918年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葡萄牙、美国和日本。
资料来源：Parker,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pp.248f.
战争期间，这一差距仍然没有得到弥补。相反，同盟国正面临着经济缩水的局面，而主要协约国的经济却出现了回升。表9–2评估了四大主要参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总收入。根据数据显示，德国的国民生产净值缩水了1/4左右，奥匈帝国的情况则更为糟糕。与此相反，英国和意大利在1914~1917年的实际经济增幅为10%。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其1916年的总产值仅超出1913年的1/5。
表9–2 四大参战国实际国民生产净值/总值统计，1913~1918年（1913=100）
注：德国计算国民生产净值，英国和意大利为国民生产总值，俄国按国家收入计算。
资料来源：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409~416;Stone,Eastern Front p.424;Lyashchenko,National Economy,p.697,gives lower fgures for Russia.
贸易的崩溃和每况愈下的物质生产量为双方的工业制造了重重困难。然而，德国的工业产量衰退现象尤其严重（见表9–3）。根据数据显示，1914~1917年，英国的订单数量减少了10%，德国减少了25%。而俄国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同样有力地反驳了沙皇经济必然灭亡的观点），其工业产量从1914年到1916年增长了17%之多。
1913~1918年，除了有色金属（德国一直进行该类商品的进口），德国所有主要工业的产值均出现了下滑，采煤业下降了17%，钢铁生产下降了14%。而英国则恰好相反：尽管煤炭产量下跌了20%，但其钢铁产量上升了25%。此外，截至1916年，俄国的煤炭产量增加了16%，与此同时，石油产量（这也是同盟国长期稀缺的资源）增加了7%，钢铁生产也有小幅度的提升。德国的发电量从1913~1918年增长了62%之多；但英国和意大利两国，甚至还有法国，其产量也都同样翻了一番。
表9–3 四大参战国工业生产指数（1914=100）
资料来源：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181ff;Wagenführ,“Industriewirtschaft”p.23;Stone,Eastern Front,p.210(again Lyaschenko,National Economy,p.761,gives lower figures for Russia.
因此，同盟国对其敌人的经济打击从来都不是致命的。诚然，法国在战争中丧失了一半的煤炭储量和2/3的钢铁资源，而这些都灾难性地发生在防守力量弱小的北部地区。然而到1917年，煤炭的产量重新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1%，钢铁产量也回升到42%。被占领的比利时也并非如人们希望的那样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战争期间，比利时的煤炭生产量下跌了40%，钢铁生产也或多或少地趋于停滞。罗马尼亚的处境同样不乐观：1916年到1918年6月，在德国的入侵笼罩下，其粮草产量仅有180万吨（仅占德国年产量的6%），因为小麦收成暴跌至战前的25%。的确，俄国1917年革命的失败重挫了1914年以来的巨大生产力，但美国的参战弥补了这一损失。在“工业潜力”方面，由于有美国的支持，协约国的优势比成为2.6∶1。1913~1917年，美国的钢铁产量惊人地增长了23.5%。德国人在无休止的战事上的孤注一掷将美国也卷入其中，但是他们修建潜艇的速度远不及协约国。1917年，德国造船厂的造船量下降到其战前水平的1/5，而英国却保持有70%的产量。在美国，造船量从1914年到1917年增长了4倍；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这一涨幅更是达到了14倍，让人瞠目结舌。
略显矛盾的是，德国的农业在某些作物的增产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例如，烟草的产量有所增加，葡萄酒产量增长了逾170%，但糖类的产量却不及生铁的产量多。很不幸的是，相比之下，德国人的生活必需品——面包的产量显得并不尽如人意。谷类的总产量从1914年到1917年暴跌了将近一半（表9–4中关于小麦的产量数据并未反映出这次危机的严重性：燕麦的产量已经跌了62%）。主要作物每公顷总产量的下降主要归咎于英国实施封锁之后无法进口肥料，而德国内务部在战前万万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算运用哈伯博斯制氨法，增加碳酸钾和硝酸盐类化肥用量也无法对其进行弥补。所有欧洲参战国的啤酒产量都有所下降，但同盟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德国的啤酒产量下降了2/3，与此相比，英国只下降50%。德国的猪肉和家禽的数量也有巨大下滑，牛的数量的下降幅度虽然在数字上略低，但也很明显，屠宰和畜牧业的平均产量也降低了许多。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许多国家的气候也并非风调雨顺。奥地利和法国的农业都不见起色，就连美国的小麦作物产量都下降了28%。但匈牙利和英国的小麦产量却出现了上升趋势，至于俄国和意大利则仅有略微下降。
表9–4 小麦产量，1914–1917年（单位为千公吨）
资料来源：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108~125;Stone,Eastern Front,p.295.
贸易方面，协约国的优势继续领先于同盟国：后者无法从已经变为敌方的中立国家进口物资。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德国海运杂志《汉莎》于8月1日预言说，如果英国加入战争，“德国的经济生活将遭受史无前例的打击。”事实也确实如此。既然德国海军没有能力夺取控制北海的权力，那么这便意味着战争爆发时，德国泊在国内的商船会被有效地限制在波罗的海一段时间，而它们也会时不时地入侵北海。而这件事造成的结果是，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降到了战前的55%。难怪之前那些亲英人士（如船商阿尔贝特·巴林）突然痛骂英国采纳了“让人恶心的”“卑鄙船商的阴谋”，“只为了将我们从世界市场中排挤出去”。
但是，英国实际的海上封锁与英国的海军主义者头脑中设想的致命法宝还相去甚远。一开始并没有人阻止流向中立国家的大批物资，但这些物资很可能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确，在战争的前9个月时间里，英国向北部中立国的出口和再出口量从10%一跃达到总出口的24%，而这些商品有许多都流向了德国。协约国还大费周章地从中立国家进行预防性的物资采购，以免这些物资被敌军侵吞。此外，美国加入战争后，其向同盟国的中立邻国出口的物资大幅度下降（从1915~1916年的2.67亿美元下降到了1917~1918年的6200万美元）。我们同样不该忘记，中立国的船只对英美关系曾起到了多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当英国政府于1916年7月公布了其列出的美国公司黑名单时。这些公司被怀疑与同盟国进行交易（更糟糕的是，与美国海上交易出现瓦解的同时，英国还忙于镇压都柏林的爱尔兰自治运动）。与此相反的是，德国的潜艇部队成功地降低了英国的粮食进口量：1917年，其进口量是其1913年的75%，到了1918年，这一比例变成了65%。但这还远远不够：护卫体系的引进使得潜艇袭击的成功概率锐减，美国新建船只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德国的破坏速度，而英国国内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定量配给制度的引进缓解了其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海军力量并非是左右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尽管战前有近48%的进口物资来源于德国的如今的敌国，但它仍然能够寻求替代资源——在与斯堪的纳维亚等其他邻国的交易中，其贸易逆差达到了150亿马克，相当于战时总进口的46%。但是，这一数字在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同样很高，甚至高于德国（见表9–5）。德国战时的平均贸易逆差是其国民生产净值的约5.6%；而英国相对应的数据则是其两倍（11.3%）。德国之所以处于劣势，有一部分原因是英国的海上封锁导致的；此外，或许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缺少无形收益、海外资产积累以及能够负担得起庞大贸易逆差的海外贷款。战争期间，英国从“无形收益”（主要是航运）中赚得24亿英镑，共花费2.36亿进行海外投资，并从海外借得12.85亿。德国却无法与之抗衡，主要是因为敌人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要比直接进行海上封锁高明得多。1914年8月，德国人持有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值，大多数资本却为敌国的经济添砖加瓦。通过立法（从《第一次外国敌对势力清盘法令》开始），英国、法国、俄国，包括之后加入的美国都将这笔金额的至少60%进行了查处和没收。德国商行在英国的分行立刻发现其资产遭到了剥夺。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或没收充公，德国的承运人丧失了639艘商船，总吨位达到230万英吨——这一惊人数字达到了战前总商船数量的44%。因此，德国根本谈不上拥有什么无形资产，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价值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为英国的两倍），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表9–5 战时平均年贸易逆差比率表
资料来源：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pp.82f.
龟与兔
让人不解的是，抛开曾面对着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所享有的巨大优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总是偏向于对德国战时经济的体制缺陷耿耿于怀。尽管经济实力的差距可能已经足够成为同盟国输掉战争的理由，但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对德国政府的失误加以指摘。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德国人在经济动员上比其对手显得更为慌乱无序。但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比起德国的敌人英国，德国的商人和政客在思想上更为倾向于接受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事实上，之后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德国的战时经济描述成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共同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落后可以归咎于这些理念。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实际上，德国并不高明的官僚主义以及缺乏现实主义的军事首领着实将其战时经济实力逐渐耗损，典型代表为兴登堡计划中粗鄙而失败的经济干预政策。
英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对与上述概念互补的观点进行宣传。实际上，英国加入战争出于十分天真目的，“照常营业”这个短语可以说明这一点（由H·E·摩根提出，之后演变成哈罗德的广告语）。与其说这种态度源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不如说是因为所有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仅为传统的海战而已。物价并没有得到控制，出口和航运亦如此。但是1915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惊醒了梦中的英国人。在英雄人物劳合·乔治的带领下，按照他创造的军需部的组织原则行事，英国极佳地适应了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它唯一的过失是战争刚结束时便忘记了自己从这场战争中学到的东西。因此出现了一个让人愉快而又矛盾的事实：外行者英国在经过一番探求、摸索和犯错之后，却暂时战胜了德国行家。1916年6月，《格拉斯哥先驱报》自鸣得意地做了如下一番评价：
在严格的制度体系和条约规章（诸如德国）之下，我们难以生存下去，而当这些限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自身也会崩溃……诚然，我们过于“敷衍了事”，但是举目环顾，有没有另外的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优秀并且最终做到极致呢？
我们甚至也可以将法国的经济政策做如此描述。艾蒂安·克莱芒泰尔充当了劳合·乔治的角色，他稍后同样赋予商务部以组织效力。杰伊·温特认为，英国和法国都“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进行一场独特的、并没有提前进行规划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相对来说是成功的”：
对英国来说，参战的日子从来都不是“做生意”的日子。也就是说，战争物资的生产被限定在一个框架内，该框架将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企业主”的利益之上……对大部分英国民众来说……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即向军人和平民运送物资的方面。
与此相反的是，德国采取了一种“社团主义”的体制：
这种体制将经济的管理移交给混乱的官僚系统，大公司和军队从此被控制在这些人手中。这直接引发了混乱局面。劳动力长期短缺，而大公司的盈利却节节攀升……接踵而至的是逐渐加速的战时恶性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的锐减以及危机统治者自身的生存危机。德国的战时经济……是最早履行“军工一体”政策的案例，同样也是最不成功的。在德国经济危机时采用“社团主义”的解决方式根本无法奏效……德国的领导人从未能够对战时经济进行有效的政治把控……因此，他们更无法指望平衡各竞争部门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事情的结果演变成普遍混乱。实际上，产业战的压力已经缓解了德国的情形，但仍有一些方面不容乐观……这些情况着实成为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温特进一步指出，“如果德国工人在1917年到1918年争取到与英国相当的实际收入水平，并且如果他们的家庭能够保持和英国家庭相一致的营养摄入量，那么战争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他认为（基于他在柏林的一项调查），德国人缺少“公民权利”：
而在巴黎和伦敦，公民应得的权利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平民和军人的基本物资需求和服务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均等分配。因此，社区团体在战争中保留了下来……而在柏林……一切都是军人至上。相应地，经济也必须完全为之服务，这严重地扭曲了后方的经济平衡。
简而言之，协约国的体系更能够体现出“公平与高效”。
这种情形与龟兔赛跑的故事极其相似，但归根结底，这终究是个“故事”。如果协约国的效率真比同盟国更高，或是在资源分配上更为合理，那么1914~1918年的这场战争在时间上将会被改写：或许1916年到1917年冬天——德国国内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时，它就已经结束了。关于战时经济的文学作品完美地揭示了在没有比较研究基础上撰写国家历史的危险。一旦进行对比我们便可得知，关于“有缺陷的组织”的假设无异于极右势力和德国军事领导层在输掉战争后极力宣传的“背后中伤理论”的更为体面的说辞。单纯将罪名从“十一月罪行”（针对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转移到德国战时领导人根本无法揭示问题的本质：德国人输就输在后方。正相反，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人明显比其西方对手在动员战时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对德国经济动员的消极观点部分源于当时的悲观情绪。战前曾有人设想，德国军事当局就是国家效率的象征。1914年8月，阿尔贝特·巴林还能够“从总参谋部的严格控制和成就中获得分一杯羹的喜悦”。但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几乎立刻让他的美梦化为泡影。8月6日，巴林和马克斯·沃伯格被迫来到柏林，与内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和德国银行的官员共同探讨粮食进口问题。此次行程因为会上出现的一片惶惑而显得混乱无序（行程期间，他们还曾多次被反间谍武装纠察队拦下搜查身份）。这种局面源于外交部提出的错误假设：德国会以某种方式利用美国的商船队。随着战事的推进，当巴林试图弥补协约国而对其公司商船造成的巨大损失时，他却更为悲观失望。再加上政府阻止他销售停泊在中立国家港湾的船只，他就更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绝望。1918年2月，巴林谴责“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拖到练兵场的危险行为”，并且呼吁要“从柏林的计划经济中恢复经济自由”。
当然，巴林的身份是汉堡自由贸易者。与之相反，德国电气工程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却早就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战争将使德国的经济从自由市场体系转变成一个基于社团组织和计划的类似于社会主义的体系。早在1914年8月14日，他在其回忆录中便提出成立战争原材料部门；此外，他还宣布抛弃个人主义以及“1914年8月以前，这个世界向之祈祷的上帝”。之后，在他的作品《即临之事》（Things to Come,1917）中，拉特瑙描绘了他对于德国“共同经济”的空想见解。然而当他于1915年在考纳斯会见兴登堡时，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失望：
兴登堡身材魁梧，略微发福，他的双手丰满而柔软，他的脸庞下半部与肖像中的如出一辙……但是他的鼻子却不甚牢固，眼睛也显得水肿呆滞……我们之间的谈话交心且友好，但却毫无收获。他的言谈生涩无趣。谈话最后，我告诉他自从路得和布吕歇尔时期以来，德国从未出现过一致的意见，他以其一贯的谦逊而友好的口吻回答，他不需要这样的激情，但却担心这样做会在这个国家中激起嫉妒和憎恶。我对他的观念吃惊不已，当我正想转移他的注意力时，他却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正如许多其他商人那样，拉特瑙又将他的英雄崇拜转移到兴登堡的副将鲁登道夫身上来，但事实证明这种改变同样愚蠢而无果。1917年7月，拉特瑙试图以完全经济的观点说服鲁登道夫，德国需要一场国内政治改革，并要尽快进行和平协商。他控诉道，德国的“权力结构”已经变得“难以置信地混乱”：
副总理毫无权限，因为他们受到宰相的限制；如果宰相没有得到军事总部的确认，也无法自由行事。军事总部中，鲁登道夫的权力又受兴登堡的制约。而只有当德皇拍着兴登堡的肩膀首肯后，他才能行使权力。德皇本人又认为他应当按照宪法规定来决策，就此这个权力圈子也就最终陷于终结了。
在莱茵–鲁尔地区通过兼并的方式来保护德国工业已经不再值得首肯：“如果战争持续超过两年，我们将不用再为亚琛的工业担心，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里是否还会有工业了。”但鲁登道夫仍然不明白这一点。
巴林和拉特瑙只是众多愤懑者的代表。德国的商人——特别是柏林之外的商人——没完没了地对政府处理战时经济事务的方式表示愤慨。汉堡商会主席曾痛斥“军火公司几乎控制了所有交易……将军队合同独家承包给柏林工业……联邦议会还颁布了名目繁多的限制商业活动的法令。”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就连重工业发达地区的人们都怨声载道，代表人物是胡戈·施廷内斯。德国农民也一直对政府分配食物这件事情上异常愤怒。
然而，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刻板地看待这些抱怨声（正如他们刻板地对战前抨击德国军国主义的声音进行研究一样）。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其他国家的战时经济状态，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德国资源短缺的客观状况，那么我们便不必纠结于它的低效了。实际上，协约国才是在动员经济方面真正低效的一方，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挥霍的程度。诚然，德国存在着官僚作风，但问题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官僚作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德国最终输掉战争的事实掩盖了这些弊病。但是恰当的比较研究至少可以推翻这样一点：德国输掉战争是因为其国家组织的相对低效。
采购与原材料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需要花费些时日，才有人跳出来质疑以下这个最为基本的假设：锐增的军需应当通过减少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承包成本来得到满足。困扰德国战时采购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为了均衡每个省之间相互矛盾的利益，军务部不得不采取按照一定方式进行承包分配的手段（例如按照人口比率等）——很显然，这种手段非常不合理。但相比而言，英国和法国的体制更为荒谬。商人乔治·布思无法理解战争初级阶段陆军部组织采购为何会如此混乱，他与其他商人一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阿斯奎思对其进行了考虑。首先，订购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够，许多天价装备更是贵得离谱。而最后，为部队提供的衣物又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在军火提供方面，1914~1915年期间出现了困扰协约国采购的情况，英国的“弹药危机”促使于1915年6月成立了军需部，俄国亦出现了类似情况，阿尔伯特·托马斯甚至和法国军火公司之间还发生过摩擦。但接下来的举措只有和之前的局面相比才显得差强人意。随着英国国家制造厂的贡献越来越大，私人企业利润率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巨大的利润趋势下，法国的弹药生产超过了英国；但1916年年底，法国为了扩大国家生产而在合奈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兵工厂；这项努力最终被证明为战争期间所犯的最严重的经济错误：建造花费高达1.03亿法郎，但其产出的可利用的合格产品只价值1500万法郎。
相比之下，德国人则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弹药短缺的情况（见表9–6）；到1918年，协约国拥有的不同口径的枪支比德国多30%。战机多20%，但这一差异并不是导致鲁登道夫春季进攻失败的首要原因。德国最致命的弱点是缺少坦克和装甲车——仅有10辆，而协约国却拥有800辆之多；同样缺乏的是卡车（德国拥有2.3万辆，而同盟国拥有10万辆）。造成这种装备不足的原因是否是燃料（以及橡胶材料）的不足或是因为最高统帅部的科技劳工运动还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坦克应当是德国工业擅长制作的产品。
表9–6 英国和德国军工生产一览
资料来源：Hardach,First World War,p.87;Herwig,First World War,pp.254ff.(using monthly fgures multiplied by 12).
商人是否在德国的战时经济中拥有过剩的权力？战争年代所催生的创新之一便是成立了向托拉斯工业消费者进行原材料分配控制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团体，即所谓的“战争公司”。该团体受到同样是新诞生的官方机构——战时原材料办公室（KRA）的监管。直到战争结束，总共有25个“战时公司”控制所有物资的分配，例如金属、烟草。尽管这是商人的创新成果，但这种运作方式的确无可指摘。实际上，对KRA颇有微词的是汉萨同盟，他们对这种越发集权的趋势感到反感——而这种趋势可能会被理解为该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证明。遭到公开反对的还有德国向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煤炭企业联合组织这样的工业卡特尔委托设定工业生产目标的行为。这使得大公司及其保护组织不仅得到规范基本物质资料产量的权力，同时还能够控制价格。毫无疑问，政府将很难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物价进行把关，而这必然会让大企业牟利。最后，德国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诸如德国工业中央协会和工业者联盟这样的商业联盟上，这导致了战时德国工业战争联合委员会的成立。
然而除了依赖大商团，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很快我们便能发现，在所有国家中，最能够克服战时经济在国家组织上表现出的弊端和缺陷的，是那些有大企业经营经验的商人：与他们相比，大部分公务员都无法达到这种水平。像威廉·贝弗里奇这样的官僚者可能会对这些“外行”控制英国战争的努力付之一哂，但那些屡试屡败的旨在让国家直接控制生产的尝试也不是毫无重要性可言。关键是哪个国家能够在私人商业利益和战时经济需求之间寻求最佳的总体平衡。不管人们如何称呼德国的体制——“社团主义”在战时看来也未必是一种滥用——至少它能够将商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定和制度化，但这种方式并没有使任意一方满意。
相反，法国的商人继续将国家视为一位消费者，而不是合作伙伴，直到战争较晚的阶段。由合奈事件导致的驱逐托马斯的运动将商人路易斯·卢舍尔于1917年9月推向了军备部长的职位，这场运动也是一些商业利益者对成立国家军工厂决定的反抗。直到1917年年底，法国才成立了合适的机构，协助分配原材料。尽管克莱芒泰尔于1918年6月否定了这一点，但为分配原材料而成立的法国资本家联合会在本质上与德国的战争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诞生的时间晚了一些罢了。就此而论，德国建立“社团主义”的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迅速，这是其强大之处，而非弱点。
英国同样有一套专门的手段，将商人卷入了战争。比起成立权力机构共同协作，劳合·乔治更倾向于将商人从其商务业务中抽离，提供给他们政府职能方面的工作。将这群“干劲十足的人”招进公共部门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毫无疑问，像乔治·布思和阿尔弗雷德·蒙德这样的人上手很快，但克里斯托弗·艾迪生这样的文职人员对他们处理文书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混乱无序相当恼火。另外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接受一项文职工作时，他们会谨慎地区别对待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但如果把这些人看作战时英国国家与商业之间的典型关系的缩影也是不妥的。与其德国同行相比，统摄武器装备市场的英国大型企业在其价格政策上明显没有受到更多的限制。D·A·托马斯（即之后的朗达勋爵）认为煤炭工业从一开始就受到公共控制，但并非所有的煤炭主都赞同他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到1917年还在反对这种控制。实际上，自煤炭监管局于1917年成立起，煤炭行业就被置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下，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举措能够促进生产。事实上，煤炭监管系统被人们形容为保证煤炭主赢利的系统。工程雇主们（特别是克莱德赛德的那些雇主）明显不想轻易放弃战前形成的这种对抗性工业关系。那些曾经试图在格拉斯哥解决纠纷的公职人员多次发现，雇主们与员工一样持反抗心理。
1917~1918年，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它参加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经济严重混乱的局面。1917年7月，由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成立的战争工业董事会完全无法胜任动员经济的任务。“如今，”该董事会的一位成员于1918年1月抱怨道，“我们的政府中已经无人能够行使决定权了。”
当我们将西方国家的经历和遭遇同俄国的做比较，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在产量绝对增长方面，俄国的战时经济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在俄国，大企业在与战争军务部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弗拉基米尔·苏克霍姆里诺夫曾顶住压力，试图促进私营企业的武器生产，但他的下场却是遭到解职，并于1915年5月被捕；一个新的部门应运而生——由彼得格勒工业组织代表的“国防事业审查和调和制度特别委员会”。正如德国，俄国的其他商业团体亦对康采恩的垄断怨声载道，一系列“战时工业委员会”和当地政府对原材料和商业订单的分配进行了过度干预，出现了资源浪费、虚增利润和渎职失职等现象，例如乌拉尔河大工厂主索罗多斯尼科夫以及彼得格勒的普季洛夫——这二位都曾诈骗国家高达百万的资本。虽然弊病丛生，然而这种体系终归不负众望，从军备生产的数据中便可见出其积极的一面：俄国的火炮产量在1916~1917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截至1918年11月，其弹药储存量高达1800万。
对各国之间的商业盈利水平进行对比后，结果显示，德国并没有偏离正轨。克虏伯公司的盈利在1916~1917年期间从3160万马克飙升至7970万。胡戈·施廷内斯在原有的煤炭和钢铁帝国之外进一步开拓市场，通过购买轮船公司和其他运输公司的股份，作为其“垂直整合”策略的一部分。在AEG公司的战时项目中，拉特瑙对航运和造船业进行了投资：这便是之后著名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雏形。钢铁巨头希望炼铁厂同样通过向新成立的造船厂——德国造船厂进行投资而赚得盆满钵满。造船业的确是德国战时工业水平的侧面体现。布洛姆和福斯公司（该公司在战争期间共收到97份建造潜水艇的订单）的净利润从1914~1915年的140万马克稳步攀升到1917~1918年的270万马克（占其资本的13.5%）。此外，该公司具有将年产量扩大到60万吨的能力，它还获得了一片新船埠和机械制造厂，因而其股份资本从1200万马克增至2000万马克，同时其劳动人数从10250人增加至12555人。但该公司并不是个例：1914~1920年，德国13家主要造船厂的资本增加了120%。战争期间机械工业领域的就业率仅上升了6.6%，但造船业的就业率却猛增了52%。政府坚信，“造船工业在战争期间表现出色，超越了和平年代的水平”。同时政府还谴责这些船商为隐瞒其真正盈利程度“不择手段”。
但仅凭这一点可能夸大了战争期间的盈利水平。扩大劳动力的最根本原因是任意征兵造成的劳动人员素质的普遍下降。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原因而将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的利润进行压缩，我们会发现1914年全年的盈利仅有轻微上升，按照占总资本的比率来算，仅从11.4%上升到13.5%；造船厂的扩建在一定程度上说无异于对战后造船业需求抬升的预期和赌注。此外，其盈利额已经超过了平均水平：总的来看，德国的工业利润占总资产和储备金的比率从1913~1914年的8%上升到1917~1918年的10.8%。整体上，德国的钢铁工业面临的情况最为棘手；除了造船厂之外，汉萨同盟城市的情形更糟糕。衡量商业发展情况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是按实值计算的合股总资本的收缩量。德国总股资的实值在战时下跌了14%，汉堡则下降了逾1/3。轮船公司和小型交易所遭受的打击尤为剧烈，其战时资本损失超过了其他所有部门：根据赫伯罗特股份公司的战后统计，其总资产实值损失了25%，如果仅考虑实物资产，这一数字将上升至53%。利润也暴跌：根据该公司战后的统计数据，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其在战争年代的利润仅为4390万马克，较年度利润相比下降了84%。
其他国家的经济情况略显差异。法国、英国，特别是俄国的军工厂的名义利润大幅度增长，而在公布的数据中，或许这种增幅只是保守估计。英国的诺贝尔爆炸物工厂的盈利增长了3倍，而化工公司布伦纳的利润也上升了50%，航运的税后盈利也增长了1/3。总的来说，矿业的盈利在战争期间增长了3倍，例如加迪夫煤矿有限公司在1916年达到了事业高峰期，但调控政策下的课税可能会使利润实值略低于战前水平。考陶尔德公司和利弗兄弟公司的资本总额也大幅度提升。俄国的企业盈利甚至更高。俄国的冶金工业总利润从1913年占总资本的26%上升到1916年的50%；金属加工业的相应数据分别是13.5%和81%。就连英国农民在战争期间的盈利都比德国工厂要多：农场盈利占资本的比例从1909~1913年的6.1%到达1917年的峰值——14.3%。按照相对价值计算，不仅是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小企业全部败下阵来。
从多方面来看，所有国家的战时经济实际上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铁路运输方面便可窥见一斑。在德国，大部分铁路从修建之日起便归为国有，因此将其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体现了管理集中制；然而法国和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在形式上仍旧保持私营性质的公司施加管控。但是战时的经济管控在本质上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所有国家的货运量都有所减少。例如在德国，现有的货运量降至战前的59%，法国的相应数据为66%。然而国家管控保证了铁路线军用的合理性：德国花费在建造火车头的经费超过了战前水平的23%。俄国的铁路网也同样得到了良好的维护——1914年8月到1917年9月，国家为此共花费了25亿卢布，但它不得不承担起运送暴涨的旅客人数和货运量，而这一切都是由战争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引起的。
航运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德国，政府除了现金赔偿因为敌军行动而造成的船只损失外，对该领域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一开始，英国政府试用过保险补助的办法，但后来不得不成立需求委员会来保证优先供应食品；1916年1月，航运管理委员会也应运而生；1916年12月，航运部最终成立。在航运领域，法国基本上是依赖英国的。对同盟国来说，贸易控制明显更为简单，因为它们仅有很少的贸易需要控制，何况奥地利人相对来说更好欺负（但匈牙利人并非如此）。战争伊始，为了协助进口，德国在汉堡成立了帝国购买公司。1917年1月，出口许可系统被引入，以防止钢铁生产商在开放的国外市场为必需品寻求更高的价位，直到这时，德国才有限制出口的必要。
然而，协约国所面临的联合贸易管理难题——事关其经济生存与否——是其管理存在漏洞的极佳证明。在英国，1915年夏天对煤炭进口的限制拉开了贸易管控的序幕。1916年年底引入了由商务部新成立的进口管理部门出台的进口许可制度。由此引发了在美国的购买混乱，海军部和陆军部都反对财政部将其归属到纽约摩根大通的管理之下。财政部为何要做此决定，我们不得而知：购买武器之后出口英国似乎并非摩根大通所关心的事情（它擅长的是债券发行），英国政府赋予其出口财政垄断权力，为其创造了巨额利润，估计达到180亿美元的1%~2%。同样，让摩根大通公司接手此事的决定并没有解决跨大西洋的采购问题：1915年9月成立的英国军需品委员会表明，在不同的英国企业和政府利益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摩擦。
由于英国拥有商船队和更为丰富的财政资源，它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协约国的军需长官（摩根大通成为专门为之服务的银行家）。但英国认为法国一直心怀不轨地欺骗自己，或至少是在挥霍自己的资源。因此，它撤回向法国出租商船的一半，并威胁如果法国不融入英国的管理体系，就将剩下的船只一并撤走。英国运用这些手段目的旨在对法国施加控制。当克里孟梭下令让克莱芒泰尔接受这个条件时，法国的商界和媒体群情激昂，奋起反抗。1917年11月，英法联合商船队最终初具规模；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盟国间的战争采购和财政委员会终于在美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成立，协助所有进口事宜。但若试图与俄国就贸易协议达成合作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俄国检察员鸡蛋里挑骨头般地拒绝了英国和法国已经支付过的“在美国大批量生产的质量低下的物资”。意大利人同样不愿意被英国当作“佣人”来对待；但正如凯恩斯所言，在经济方面，他们以及英国的其他盟友确实处于这种关系之中。
人力：英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如何分配人力或许是各个交战国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经济问题。想要在军队的需求和国内食品和原材料生产的需求之间寻得平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许多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和平年代本该处于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中，但此时此刻，他们都或出于自愿或被征召，奔赴前线了。如果他们都牺牲了，那么国内的经济将面临永久恶化；但就算他们生还凯旋，也不会再愿意为战争奉献自己的精力了。
德国的服役人员从战斗打响的第一个月的290万人增长到1915年年初的440万人，1918年早期更是达到了800万人之多。曾经服役的人前后共有1300万人次，参战的人中大多数是工人。直到1915年1月，诸如布洛姆和福斯这样手握大批战争订单的公司提出申请，请求应征入伍的工人能够回到工作岗位。斯图加特的博世公司在战争打响后头几个月就损失了52%的劳动力，拜耳医药也丧失了将近一半的员工。到了12月份，希伯尼亚矿业公司战前2万名员工中损失了近30%。然而，德国很快便行动起来，将核心员工留在其工作岗位上。到1916年年初，共有120万工人得到特许免服兵役，这些人中有74万人资质合格。2年后，220万人被免除兵役，其中13万人符合条件。为了缓解男性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对女性的雇用数量也逐步增加（520万女性获得了工作岗位），90万名战犯也投入了生产工作，外国劳工输入达到43万，包括许多犹豫不决的比利时人。因此，到1918年7月，平民劳动力仅比1914年的人数下降了约7%。
但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在战时如何合理分配劳动力的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规则）。协约国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出色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英国的平民总就业率出现了与德国差不多的下滑态势（6.5%），但问题是英国开赴前线的人数明显不如德国：英国总共有490万人入伍，连德国的一半都不到。这些士兵的工作岗位被170万的男性员工所替代，女性员工的数量也比之前多了160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很善于让女工充分发挥其价值。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和法国的女工数量达到工人总数的36%~37%，1914年8月以前这一数字为26%~30%；而德国的这一比例从35%上升到55%。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英国的征兵体制不仅对作用不大的职员或是牛津毕业生有吸引力，同样慕名而来的还有许多身在重要岗位的技术工人。1914年年底，小型军工厂16%的工人以及25%的化学和爆破业的劳动力加入部队，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混乱战争的头几个月遭到了解雇。到1915年7月，矿业21%的从业者以及金属业19%的劳动力弃职从戎。想让陆军部放弃一部分熟练技术工人是相当困难的，诸如“徽章”、“军工志愿者”以及“批量豁免”的主意仅是权宜之计。正如劳合·乔治向下议院所言，“想要得到佩戴勋章的人，恐怕就像穿越重炮打击下带刺的铁丝网一样困难。”1916年1月，内阁委员会试图“让军事和财政努力相契合”，并在其报告中提出了相互矛盾的部门优先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