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在其调查之初采用的方式是从陆军部、财政部和贸易部获得可以抽调出来服兵役的人数，根据的是其各自所需的人力规模、相应开支以及在不对国家贸易和工业造成严重后果的前提下。这些部门最初的提议都具有不可调和性：财政部资金短缺，贸易部无法为陆军部要求的军队规模供应足够的装备。
贸易部始终担心不分青红皂白地征兵会“对贸易产生灾难性后果”；为了安抚这部分人的忧虑，引入了“职位预约”体制，但是其应用规模相对来说还十分有限。此外，1916年年底为熟练技术工人所提出的“贸易卡”设想与其说是政府计划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了应付来自工会的压力。有经验的工程师直到1917年7月才被免除军役；而1918年1月时，征募者中仍有矿工的影子；4月，由于担心德国春季大进攻，受保护的职业一律被取消。新成立的劳工部在促进事情进展方面并无建树，其权威和能力很快遭到国民服役部的挑战。大臣奥克兰·格迪斯于1917年10月草拟了一份“人力预算”之后，实际情况才得以一目了然：除了1918年所需的人数之外，另外有13.6万符合条件的、计划内招募的人剩余。同年4月，格迪斯向劳合·乔治抱怨道，“海军部、陆军部、农业委员会、劳工部和国民服役部都将鱼饵投向同一片水池，相互争抢人力资源，而那些雇主们却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他在战争发生3年半以后说出这些话着实让人感到震惊。
英国经济对熟练技术工人的异常依赖性使得局面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变得十分严峻。例如在战争伊始，英国国内60%的工程师被列入熟练工人的等级。经济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也是英国的雇主并不急于引进新机器或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对工人实行标准的计件工资制，那么工厂主的日子便不会轻松。而这或许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代英国工业历史的分水岭的原因。英国熟练技术工人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为后方留下了一个不易填补的空缺。“颓势”正是对英国劳动力所面临问题的最佳描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便是战争所造成的流血牺牲。
格雷戈里认为，英国的志愿者体制比征兵体制在伤亡分布情况上更为公平，他的观点仍有待商榷；而如果认为这将“维持和保护政局的稳定”似乎有些超前了。英国现行体制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将原本应当在其岗位上工作的熟练技术工人送上了死亡之路。而这“迷惘的一代”都是一些关键的人。另一个遭受重创的群体我们更为熟悉一些——贵族、公立学校的学生和名校毕业生，他们的死亡率同样很高，但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提拔为军官。安杰尔曾说，战争“让弱者生存下来”；而英国的情况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般都安然无恙。
法国的劳动力比其他国家更为紧张，出于各种原因，其劳动力分配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同时面临着强大的“公平牺牲”的政治压力。最普遍的观点是（正如在18世纪90年代那样），“流血税”应当由所有人一起承担，包括熟练技术工人。那些在1915年为了缓解弹药紧张而从前线被召回来的工人——战争结束时，这些工人几乎占生产军需用品的劳动力的一半——被嘲笑为“敷衍取巧的人”。战争期间，被召回的技术工人（除了伤员）仅使法国的军备劳力增长了30%。
劳动力的短缺必然会对所有的参战国制造麻烦：工人们占据主动权，要求加薪，或者索性消极怠工，降低劳动效率；如果管理层试图拒绝加薪的要求，他们就进行罢工。仅从下面这个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司的经历中，我们就能见出德国所面临的棘手局面。起初，汉堡船厂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损失，采用增加工时和增强工作强度的手段（钻了工会的空子）。底层管理人员和工头将其策略运用发挥到了极致，1916年3月，他们起草了一项规定，不允许向反抗的工人们“使用任何类似于‘送你去堑壕’这样的语言”（极佳地验证了卡尔·克劳斯的观点：‘壮烈地死去’不仅是人们口中荣誉的象征，同样是对这套花言巧语的惩罚）。1年后，轮岗时间被过分地延长到24小时以上。工人们以各种形式对此予以回应，但更多的行动是个人自发的，而不是集会游行。一时间，散漫的风气盛行：午休的时间延长了，对待工作三心二意，无故旷工的情况屡见不鲜，总是有加工材料丢失的事件发生（它们通常被偷走做柴火了）。此外，工人们为了求取更好的薪资待遇而频繁跳槽：员工的高度流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16年10月后一年的时间里，共有1万个岗位更换人手；而1916年12月的《辅助服务法》则规定，工人有权力为了更高的薪水而跳槽，这也让局面更为恶化。最终，1914年8月达成的不罢工协约逐渐瓦解。1916年10月，布洛姆和福斯公司拒绝接受加薪要求的动作引燃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罢工。4个月后以及1917年5月（由降低面粉赔给量而引起的柏林大罢工发生后1个月），罢工的硝烟再起；1918年1月，从柏林开始，工人运动开始全面扩散，横扫德国。这些罢工运动被视为1918年11月革命的前兆，就算没导致德国不可避免地输掉战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也必然是其失败的重要象征。
但我们同样需要求证的是协约国的情况是否更为乐观。检验战争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直截了当的办法是考察战时工资上涨的程度。对社会历史学家们来说，实际工资的上涨是好事，这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一点上，英国做了大量工作，证明德国逊于自己。可惜的是，这种经济观点是相当荒谬的：如果德国的实际工资水平达到英国的水平，那么这将对本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唯一可以作为评判标准的是实际工资的增幅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吻合。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量的程度越高，经济的效率就越低，因为让体力劳动者过上更为富足优越的生活（但对工人本身来说这件事是可喜的）并非战争的头等大事。表9–7的数据表明，战时经济效益较为逊色的是英国而不是德国。从这些原始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收入——那些不恰当的收入——与生产力有所出入，而德国工人的实际收入与生产力水平则大体相当。
表9–7 德国和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和实际工资，1914~1918年
资料来源：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33ff.,181ff.;Wagenführ,“Industriewirtschaft”,p.23;Horne,Labour at War,p.395;E.Morgan,Studies,p.285;Bry,Wages pp.53,331.
诚然，这些平均指数并没有显示关于收入差异的具体情况，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差异的浮动的确相当大。社会历史学家一直将扩大的收入差距视为助长社会不公的因素，而这种状况也一直顽固地影响着经济。此外，收入差距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战争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可以说，在军工厂工作的非熟练技工工资水平的相对增加的确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些重要部门。
战略重点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赋予所有国家那些原本身处收入结构底层的人以讨价还价的资本。在这一影响下，4个主要方面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即不同部门工人之间的待遇差异、熟练技工和非熟练技工的待遇差异、男女职工的待遇差异以及不同资历员工的待遇差异。例如，在1914年7月和1918年10月之间，德国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男职工每小时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113%，而同一工厂的年轻职工的工资比和平时期增长了85%，纺织工人的则更少，为74%。与此相反，书记员的收入比之前增长了62%，记账员只有37%，而出纳主任则仅超过30%。从对比中不难看出，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情况明显比白领要乐观。这种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一个造船厂工人的实际收入损失（9%）要远远低于一名高级公务员（52%）。换句话说，1914年公务员的月收入是工人的近5倍；到了1918年，这种优势缩小到不到3倍。这还没有将某些工种工人的工资补助以及儿童福利计算在内，战争结束时，这些福利累计数额可以占到一个非熟练技术工人工资的1/3。
因为将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工资进行对比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无法断言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否有明显不同。初步结果显示，战争期间，伦敦的工资差距缩小的幅度大于柏林；但是表9–8提供的数据却证明了相反的结论，但它仅仅涉及3个首都的建筑行业。
表9–8 三国首都建筑行业熟练技工与非熟练技工工资比，1914~1918年
资料来源：Manning,“Wages”,pp.262.
无论如何，工资的等级和差异并非外在因素所决定；很大程度上，它们与有组织的劳动者的相对权力有关。哪个国家的劳动者影响力最大？考虑到1918年11月发生的事件，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发生在德国的劳工运动格外具有军事化性质。实际上，这种“盛赞”用在英国工人身上更加合适：面对政府和企业主压缩实际工资以及“压迫”熟练技术工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彻底而顽强的反抗。最终，就连劳合·乔治都无法对这些反抗活动以及工资的螺旋上升趋势予以限制：1915年《军需法》第七条规定（休业证明制度）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并不得不于1917年8月被废除。1916年后，在劳动者施加的压力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压迫下，工资水平逐渐失控。
这种情况可以做如下解释：与其西方的对手相比，德国的工会受战争打击的程度更为严重。另外一种对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差异进行对比的方法是研究其各自的工会成员人数（见表9–9），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工会领导人全力支持战争，以此希望能够获得并维持与雇主们同等的地位，而普通工会成员并不欢迎其领导人所做出的让步。英国和法国的工会成员在战争期间几乎增长了2倍，而德国的工会人数却下降了逾1/4。在美国，这一数字也增加了大约85%。
表9–9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会人数，1913~1918年
资料来源：Petzina et al.,Sozialgeseschichtes Arbeitsbuch，vol.III,pp.110~118;Horne,Labour at War,p .398.
最后，参加罢工的人数同样可以证明德国经济并非那么敏感。很明显，英国的罢工活动要远远超过德国，而当局试图以暂时仲裁来代替罢工的尝试（如1915年军需部提出军工业的“管控制度”）也以失败收场。通过罢工和要求给予被解雇的人“休业证明”的方式，克莱德的铜匠们着实将试图缓和格拉斯哥地区形势的军需法院嘲笑了一番。此外，劳合·乔治也曾向矿工们献媚，目的在于让他们接受罢工禁令；但当威尔士矿工们还是于1915年7月“揭竿而起”时，他的计划也随之宣告破产。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向20万人发号施令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矿业的国有化问题一直是工人中的激进分子极力倡导的。相反，格拉斯哥商店店员对劳合·乔治的那番羞辱绝对不会出现在德国的政客身上。1916年与他们对抗的结果（《前进报》和《工人报》被查封，激进分子领导人被捕并被驱逐出该地区）并没有对生产力发展有任何帮助，这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终极对决。德国的工会并没有像英国的工程师联合会（ASE）那样将“熟练技术工人的优先权当成福音”。1917年5月爆发的工程师大罢工以工程师联合会的决定性胜利收尾：贝弗里奇回忆道，工会“赢得了最想要的特权……但却丝毫没有考虑到政府的需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1918年4月，就在德国人挺进距离巴黎不到55英里时，2.2万名工程师仍旧在罢工示威。战时内阁对其谈判对象的指示言简意赅：“如果这场即将到来的罢工真无法避免，那么就批准他们的所有要求吧。”而德国政府截然相反的态度导致了一周后的1918年1月大罢工的爆发。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在柏林的示威者中，7个人中有6个人的要求都是政治性的：他们的意愿是结束战争，而不是给自己加工资。
简而言之，劳合·乔治在英国劳工联合会议演讲中将战争描述为“德国和奥地利的机械工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机械工之间的冲突”，并非是正确的；而正因如此，英国是侥幸的。除了俄国，英国的劳资关系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罢工运动。此外，在1917年夏天发生的几场横扫法国的大罢工反倒刺激了在当时来看并不重要的服装行业，且大部分示威者都是没有经过组织、自发走上街头的妇女，她们在得到更高的报酬之后便重返岗位了。1918年5月出现了大批颇有政治色彩的罢工，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强大的舆论声讨的作用，主要来自于军队。
表9–10 英国和德国的罢工情况，1914~1918年
资料来源：Wilson,Myriad Faces,p.221;Horne,Labour at War,p.396;Perzina et al.,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vol.III,pp.110~118.
饥饿、健康与不公
德国是因为饥荒才输掉战争的吗？这种观点成为现代欧洲的史料编纂中最常被提起的原因之一，然而它肯定是错误的。总的来看，德国忍受饥饿痛苦的人确实比英国要多，原因很简单，德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战争期间下降了24%，而英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增长的。众所周知，英国的封锁行动的确削减了德国的食品供应——不仅是减少了食品的进口；更重要的是，化肥的供应也减少了。毫无疑问，这是管理上的严重失误：德意志联邦议会以渐进的方式逐步设立了最高价格限制（这导致了急需物资最高限价达到史上新低）；1915年春天，为了缓解人们对谷物和土豆的消费需求，当局下令屠杀了900万头猪（即著名的“屠猪事件”），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夸张。如表9–11所示，德国的食品消费在下降，英国也有相同的趋势。然而考虑到后者国内生产力的增强，英国的食品短缺问题远不及前者严重。事实上，从其他数据来源来看，1918年，德国的土豆和鱼类的人均消费的确要高于1912~1913年间。战争期间，德国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可以说英国的放任主义政策使得效率更为低下并造成了更多的浪费。1915年1月，德国人对面包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度；1916年5月，战时食品部成立。而英国的食品部直到1916年12月才成立，且效率明显低下（尽管威廉·贝弗里奇曾对此进行过辩护）；1917年6月，朗达勋爵接替了达文波特勋爵的食品大臣职位之后，该部门才开始高效运营。由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食品供不应求的局面，政府首先对糖类进行了配量供给，并着手建立区域和地方食品分配体系；但直到1918年4月，全国范围内的肉类定量配给制度才建成，仅3个月后，所有的基本必需品才终于都纳入定量分配的体系中。从1915年中旬开始，法国就已经迅速展开行动征购谷物，并控制了食品分配；但直到英国和美国联手向其施加压力之后，法国才最终建立起完全成熟的定量配给制度。但1918年10月，法国爆出了负责植物油供应的联合财团暗中揩油的丑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食品短缺和价格不公满腹牢骚的德国人言行愚昧，他们真该好好听听法国国内那些更为经典的牢骚。但不管怎么说，德国人面临的食品短缺问题更为严重一些。
表9–11 英国和德国食品消费占和平时期消费的百分比，1917~1918年
注：英国数据按照工薪阶层家庭每周平均消费计算，时间为1917年10月~1918年5月；德国数据按波恩的官方定量供给计算，时间为1917年7月~1918年6月。
资料来源：Winter,Great War,p.219;Burchardt,“War Economy”,p.43.
德国人确实在挨饿。他们不得不将香肠和啤酒替换成令人作呕的代制品和东欧葡萄酒。此外，他们的体态也日趋消瘦：被排除在官方口粮定量供给制度之外的营养学家R·O·诺依曼的体重在7个月内下降了19千克。但是普遍饥饿的观点同样是不成立的——有些另类而敏感的历史学家甚至将饥荒人数确定在75万人之多。诚然，女性的死亡率从1913年的14.3‰上升到21.6‰，与英国相比，增幅确实高出不少（后者为12.2‰~14.6‰）。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战前德国的精神病人收容所中，1/3的病人死于饥饿、疾病或管理疏忽。因肺炎去世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从1.19‰上升到2.46‰），死于分娩意外的妇女人数也在锐增。与此相反的是，婴儿的存活率明显上升——巴伐利亚地区除外（1918年，该地婴儿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但将非法出生在柏林的婴儿排除在外。然而在法国，1918年的婴儿死亡率比1910~1913年的水平高出了21%。此外，温特对战争期间英国公民健康状况的过度乐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于肺结核的患者增加了25%，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营养不良。而有的民族冒着比1918年德国所经历的更严重的饥荒危险继续深陷在战争的泥淖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所有交战国面临的最现实的挑战是，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在这一点上，德国再次成为失败的案例。在科茨卡的经典研究中，他将战时经济描述为阶级冲突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分化的激化因素，并为1918年11月的革命埋下了隐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府的干涉似乎将社会不公扩大化，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满足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战争期间，特殊利益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
然而，能够表现从1914年到1918年这段时期内，德国越发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的事例涉及多个领域。从普鲁士的“帕累托系数”上看，1918年普鲁士的收入分配达到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不公平的程度。但造成这些数据结果的人很可能是那些享有高收入但数量相对偏少的企业家。此外还有一些分析认为，生活水平遭受最大幅度降低的人群并不是工人，而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产阶级群体。我们之前提过的关于实际收入差距的缩小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受其影响最严重的是公务员，等级越高的公务员，受到的损失越大。此外，以牺牲社会有产阶级为代价的战时调控措施深受工薪阶层的欢迎。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反对过高物价的法令便匆匆出台，1915年年初，当局规定了最高限价。直到1915年9月，联邦议会才宣布物价监督委员会的成立，这是针对物价管控的应对举措。尽管这条法令名存实亡（例如“连锁销售”——这种行为被都铎时代的英国人称为“囤积居奇”），但物价监督委员会的本质目的是对打破物价上限的商贩进行告发和打击，奥地利也创立了同样的监管体系。仅1917年就有1538起成功的诉讼案，直接导致5551家企业关门大吉，歇业时间达到12208天，罚款总数9.23万马克。面对这种形势，店主们不敢再向消费者哄抬物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乡下。1916~1917年，政府的管控越发严格（即所谓的“萝卜之冬”）：农民们被迫让警察搜查房屋，并时不时遭受没收充公的惩罚。
众所周知，价格管控并没有能够阻止大型的黑市交易——这些黑市是由手头有富足资金，并且在乡下有熟人的城市居民一手造成的。但是又有多少城市居民能够支付黑市物品的价格呢（它们通常比官方价格高出14倍之多）？很明显，在蓬勃发展的军工企业工作的工人，处境要优于“低等”的公务员：
只有极少数上层精英和如今普遍享有高收入的工人肯出高价购买水果和新鲜的蔬菜。但中产阶层和公务员的处境却每况愈下，战争的负担重重地压在了他们的头上。
同样做出牺牲的还有那些曾经是战前德国最有权力的政治力量之一的“城市地主”。随着大批的人离开家园，奔赴前线，房产界面临着巨大压力，战争使得房屋建设几乎完全陷入停滞：1915~1918年，汉堡新增的房屋仅有1923所；而2年前，这一数字是17780。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大城市，到兵工厂工作，这导致了房源需求的增加。但房东们并没有从中大赚一笔，因为当局连续出台法令，对租金进行限制和管控。相反，如果从实际价值上看，停滞不前的房租不升反降。汉堡业主联盟统计了因为战争而造成的成员财产损失，其结果为8000万马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期间面向半数以上的汉堡房屋的降低租金的强制性法令。到了1918年年底，月租金被降至1914年7月水平的一半。1914~1915年，英国的房租开始上升，随后造成了房源短缺的现象；英国政府同样采取了类似的管控措施，但相比之下德国房东受到的打击显然更为严重。同样遭受重创的还有职业阶层——他们在战后大声地抱怨自己遭受了“无产阶级化”的待遇。
上述所有事实表明，战争将社会—经济权利的天平从中产阶级偏移向了工薪阶级和大企业。价格和房租的调控以牺牲零售店和房东的利益为代价，使得工薪阶层渔翁得利。公务员的薪水大为缩水，而战略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有所上升。施拉姆家族——一个属于汉堡中产阶级的上层议员家庭——的经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如何被剥夺的。对鲁特·施拉姆而言，战争不仅仅是对肉体生命的褫夺，它同样羞辱了人们的道德良心和文化。可悲且充满敌意的公众，战争暴发户，1917年出现的腐败和暴力事件……所有的丑恶都是对3年前提出的公民自由口号的无情耻笑。人们不得不食用阿尔斯特河的天鹅做成的肉酱来果腹，这是汉堡堕落的标志；人们不得不从黑市上购买物品，这与我“1914年以前所坚信的原则”背道而驰。1918年12月，当她的哥哥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发现他们的父母为了节省暖气费而将一楼封闭，搬到二楼的一间小客房居住。尽管他们仍然在使用银制餐具，但他还是深深地体会到，之前那种“奢华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上流社会的厄运并非是引起国内局面崩溃的必然因素，更不必说革命了。与此相反的是，这些在战争中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社会群体，恰好是官方战争目标最为坚实的拥趸。因此，将德国的失败理解为大后方的问题显然不太准确。德国国内民众的士气从未糟糕到像俄国以及法国那样，离崩溃局面还相去甚远，包括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的罢工月。单纯从时间上看，最先崩溃的是西线战场，而非德国后方；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运动从北部港口开始向南横扫德国，波及柏林和慕尼黑；然而这场革命并不属于被战时经济摧毁的那些人，而恰恰属于战争的既得利益者：食物比普通百姓精良得多的士兵和水手，以及实际工资跌幅最小的工人。
或许在所有关于德国和俄国战时经济的解释中，唯一一种值得称道的观点是，这两个国家过于成功。一般认为，它们不惜一切代价刺激军工生产，让城市消费者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士气一落千丈；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英国、法国和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便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如果协约国的确能够在军事和民生需求之间寻求到平衡点，那么这也纯属偶然而非在计划之中。此外，它们为此花费了极高的军事代价——的确，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几乎要输掉这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