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17年。直到1917年6月的梅西讷战役，英国军队才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事，即自主决定攻击时间和地点。但独立行动并不一定能赢得战争。英国需要与盟国进行有效的合作。只有当面临1918年德国展开的攻势时，英国军队才接受了欧陆责任：在法国指挥下的统一作战。即便如此，事情开展起来仍是困难重重。比如由潘兴指挥的美军坚决反对佩塔因领导下的联合作战计划，轻蔑地拒绝了接受更富有经验的领导人指挥的机会。
3.不同于德国的军队，英国士兵对陆上作战并不擅长。1919年6月，黑格回忆道，“我们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了战争……在战争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拼尽全力弥补我们的不足。”例如，和平时期部队中仅有一位参谋，财政限制仅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统帅部和远征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指挥层级关系。骑兵团指挥艾伦比身边竟连一个固定参谋都没有，原因是配备给他的人都缺乏经验。因此，英军的指挥团体从一开始便是临时东拼西凑而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我们不要再为他们找借口了——英国常规军的整体军队文化妨碍了这个临时性团队的效率：下达命令的等级制度基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以及上级对下级的质疑；根据人脉关系，有人可以一直得到晋升；私下的不和也可以导致军官之间的“分裂”。这些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当黑格质疑劳林森最初的索姆河计划时，后者认为自己无法坚持立场，结果是黑格执意要贯彻自己自杀式的突破目的。劳林森说道，“无限制进攻简直是在赌博，但D·H·劳伦斯执意为之；我只能去干些别的理智的事情了。”部队的军官无法擅自篡改主指挥官的意见，尽管这可能会让成千上万的生命岌岌可危。部队中每层级别都有这种限制。政令上传下达，从一而终，不容置疑。这造就了只会“听候命令”的军官、军士和战士。正如J·M·布恩所言，在战斗中，“当德国的炮击将通信中断之后，英军便不知所措，陷入瘫痪”。如果用工业组织的术语（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来说，这是一种“层级管理负责制”，并且没有机构和途径将“下级经理”的意见向上反映到总部。也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在这场道德大于物质的竞赛中，支持战争技术的人无法动摇那些传统的战争信徒。人们过分强调道义、勇气和纪律，而忽略了武器技术和战略战术。
让旧有的部队充斥新征入伍的人同样无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适得其反。扩大队伍意味着更为浓重的官僚气息。正如查特里斯指出的：
军队的责任范围也会随之扩大：食品供应、道路和铁路交通、法律条款的制定、工程、医药、教会、教育、邮政，甚至农业，还要管理除了伦敦之外英国庞大的公民群体……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纯军事领域的问题……让人惊异的是，除了交通和邮政，其他所有组织都要受到常规军的控制……每个部门都配有一位领导，而所有的领导人员都要听从一个人的安排——长官。该长官每日会见同一位大部门领导的次数不会超过两次，且每次接见的时间很少超过半个小时……
马丁·范·克里菲尔德认为，就连下达的命令本身都带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战争的行动指导从战场转移回公司和政府部门”，不知不觉中，“公司和政府部门提出的方案”重新渗入并“统帅战场”。多米尼克·格雷厄姆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组织上的行事趋势，从新沙佩勒战役到康布雷战役，英国远征军的学习曲线呈持平状态，甚为可悲。因此，当英国远征军知道如何打好防御战时，他们在进攻上却不得要领，因此无法胜任与不同军队进行合作作战的任务，也无法掌握火力与行进相互配合的方式。没有人肯花费力气将最简单的操作原则讲明白——“射击技巧在于逐渐掌控优势火力点，利用有利位置对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同时将我方的损失降到最小。
此外，大炮和坦克这样的武器通常被当作辅助步兵团的工具，而非有机作战系统的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陆军部要花费13个月确定坦克样品，用7个月的时间对坦克在战斗中的使用进行部署（首次亮相是在1916年11月的索姆河战役中），再用14个月才能投入到大规模使用。而事实上，早在1900年左右，坦克的零部件——保护板、内燃机以及履带系统——的技术就已经成熟，装甲战车投入战争的理念也已提出。就算一切都可行，指挥官们同样会忽略如何使用它们的专业建议。甚至在亚眠战役之后，黑格仍然拒绝机械战的建议，坚信人力才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在决策层的保守主义之外还出现了“帽徽忠诚”的现象，它鼓励军官和士兵以在哪个营队为身份鉴定标准，而并非以旅或者师为单位。
从英国对火炮的使用中可以更明显看出其缺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火炮是作战的关键。从1914年开始一直到索姆河战役，英国就面临着大炮短缺的局面，缺乏足够威力的枪炮和充足的弹药储备（烈性炸药的供应更为不足）。大部分大炮是“观测使用”的，这就意味着炮手们只能打击到他们视域范围内的目标（这就妨碍了间接射击和反火炮射击），地图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瞄准射击也变得更加困难。1915年9月的卢斯战役中，在没有足够的大炮做掩护的情况下，步兵发起了进攻，造成英方6万士兵的伤亡。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步兵和大炮是要配合进攻才有成效的。
1915年年底，英国的炮手们已经掌握了间接瞄射，首次实际应用通过高空侦察来确定目标。越来越多的重炮（特别是榴弹炮和大口径枪炮）相继问世，随着需求的提高，弹药的供应量也随之提高。大炮主要是用于首轮的轰击，头几次尝试是以上升弹幕的形式完成的。然而，这几次为数不多的进攻却是无足轻重的，同时也为索姆河战役打上了低效率的烙印。事到如今，协约国的参谋们终于相信，由于大炮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防御阵地，因此炮击时间应当延长。用约翰·弗伦奇男爵的话说，“如果弹药供应充足，那么敌人的防线将被轰出一道缺口。”正如佩塔因所言：“大炮征服据点，而步兵则负责占领它。”弹药的重量弥补了精准度的不足。然而黑格决定同时炮轰德国的两条防线，使得炮击的威力减半。更严重的是，军火质量不尽如人意（有30%的产品根本没有爆炸效果），1/4的枪械因为过度使用而只能被废弃。高爆炸药仍然属于稀有产品，同样有待改进的还有无数的技术漏洞：校准调节并不精确，地图测绘同样不精准，差劲的通信阻碍了观察射击，反火炮射击往往是无效的。除此之外，英军的射击计划同样失灵。最糟糕的是，1916年的炮轰在其首轮的摧毁任务中不仅以失败告终（黑格低估了德军的防守力量），同样为后继的步兵推进制造了麻烦。1917年4月的阿拉斯战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破坏性任务行之有效，首轮进攻更是节节胜利，但战场的地面严重损毁，给枪支的使用造成了困难。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缩短轰炸时间以保证突然袭击顺利进行的重要性，而仍然固守僵化的射击计划，因此无法利用初步胜利继续实施打击。梅西讷战役中，技术有了进一步改进，表现在毁灭性爆炸打击和成功的徐进弹幕射击；但英国的伤亡人数仍旧比德国高出了2000余人。康布雷战役中，坦克进攻之前的短期密集炮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之后的弹药储量却往往不足以应对德军的反攻。
与此相反的是，德军在军事行动和战略把握上堪称典范。米夏埃多·盖尔认为，鲁登道夫在1916年重组军队的行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分水岭，它取消了“百试不爽的等级体系对那些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暴力组织的人的压迫”。当英国仅仅将新式武器移花接木到陈腐的理念上，并仍旧纠缠于人力的问题时，德国人则因势利导地对新的技术装备采取新的战略对策。德军一流的进攻方式是对“深度防守”策略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从截获的法国档案中剽窃来的）；陆军上校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对“徐进弹幕射击”以及“飓风式”轰炸做了改进；“冲锋队”也有所改进，其成员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行动敏捷，武器精良，他们的任务是渗透到敌军的防线并从中进行破坏。1918年春季进攻时他们大显身手，而早在1915年8月他们就已经牛刀小试了。
战后，诸如G·C·温这样的历史分析员对德国的深度防守战术大加赞赏。本质上，德国采用了另外一种体系作为替代：对范围更大的防线给予正面射击，辅以小股人员在侧腰对进攻者实施破坏。敌方炮火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前线，因此该区域的力量大为削弱；但防线之后可另开辟一块缓冲的防守地带，因此德国的所谓“防线”不仅包括了分散的前哨部队及火力网，同时还有进行反击的力量储备。在击退协约国1917年的进攻过程中，该战略发挥了显著效果。直到1918年年初，协约国才开始效仿这种深度防守的战术，但它们永远无法掌握其要领。基础的先锋队战略战术中，还有一条适用于进攻的类似原则，该原则中，小股部队的流动作战和灵活作战再一次显示了其重要性。
德国的战略实力根植于其独特的军事文化。迪普伊认为，德国军事机构“挖掘到了军事优势制度化的秘密”。马丁·塞缪尔斯斯同样指出，德国战争哲学的特殊性，体现了其无序的本质。反过来，这些特性影响了其军令结构的形成。德国人青睐“指导性命令”（目标明显，决策分散化，各层级间灵活处理事件），而英国更倾向于“限定性管控”，因而扼杀了主动性。此外，按照这一逻辑，双方的训练方式也有分别。德国“无序理论”要求高质量的训练，以加强不同条件下的适应性，而英国仅需要服从命令即可。此外，德国军官并未停止过对如何完成任务能力的培养；军官团队精英云集，无能的军官都会被残酷地扫地出门。古德蒙松的作品对此有更加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冲锋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自我完善的军官团”。
战前那些批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声音中，有些嘲笑它向士兵灌输“盲从理念”。诺思克利夫勋爵曾愚蠢地吹嘘，由于英国的个人主义以及体育精神的传统，英国士兵在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比德国更胜一筹。而没什么比这个观点更偏离事实的了。实际上，正是这些大部分都是业余选手的英国士兵，才带有对命令过度言听计从的心态，以及军士级别以下人员不假思索地盲从的特点。相反，认识到“摩擦分歧”和通信的中断会导致行动计划细节很快丧失效力，德国自始至终都激励他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
德国并未被击败？
一些人会为英国的战争表现而辩护，他们总会提醒我们，“英国是战争的赢家”（或是胜利的一方）。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历史学家很少有人对此表示赞同。不久后便任职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对此有精辟的表达，即德国部队并没有在战争中被击败。然而上述事实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有如此多的德国人坚信这一点。
那么我们该对1918年德国战败的事实做如何解释呢？帕迪·格里菲思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让人满意的答案，即英国远征军赢得了战争，他们最终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1918年，英国终于解决了如何使用坦克、战机、装甲车、骑兵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明白如何让步兵团与大炮进行配合作战。同时，步兵团学习了新的战略技巧，例如小股部队菱形推进或在坦克的掩护下推进，以及配合新型移动火力等（手榴弹、斯托克斯迫击炮、枪榴弹以及刘易斯机枪）。
火炮的使用也更为有效。人们终于领悟到，成功的进攻需要徐进弹幕的掩护，并且要更多地采取航空侦察、实地考察以及情报工作等辅助手段。迫击炮用来切断铁丝网，机关枪弹幕也有了用武之地。精心策划的射击计划对已有的枪械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同时人们认识到反火炮射击以及运用烟幕弹来保护步兵的重要性。精确的校准、更为理想的射击地点、侦察、声光定位等，让射击精度大幅度提升，而这些因素之前在行动中仅扮演着追踪进攻者的角色。综上所述，原先拖沓而准确度低的炮击，被攻击敌人防守地带全纵深的飓风式集中轰炸所替代。最后，人们领悟到大炮的首要任务并非清除敌人的防御工事，而是使其无效；此外，为了配合步兵团的挺进，枪械应当设计得足够长。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地区人员伤亡，还凸显了突袭的本质。而迄今为止，英国在进攻中完全缺少对这一点的认识。
一般认为，进攻的高潮是1918年的“百日”胜利。在诸如博蒙特–哈默尔以及上述提到的亚眠进攻中，英国成功地将步兵团、大炮、坦克及飞机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作战的方式被军事历史学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贝利进一步提到“现代战争模式的诞生”——这种变化具有强大的革命性，“在这种变化中，防御力量、空中力量以及由此开始的信息时代蓬勃发展，彼此相辅相成”。格里菲思更是将其称为“真正的技术革命”。因此，特兰是正确的：“从根本上看，英国的武器系统更胜一筹。”
该观点中一个可能的缺陷是，德国在1918年夏天的败退并不意味着被击溃。与此相反，德国人在杀敌方面继续保持着极高的效率。实际上，1918年8月~10月，德国的净阵亡人数第一次陷入被动：在西线的英国防御地段，德国伤亡、失踪或被俘的总人数超出英国大概12.33万人。然而，在德国的伤亡人数中，投降人数占了很大比例。尽管并不完全准确，但英国的官方数据表明，德国在净杀伤人数方面仍独领风骚，达到3.53万人。如此说来，德国的低谷时期并非1918年8月，而是4月——当时德国的阵亡人数超出英国2.85万。
当然，我们应当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持谨慎态度，因为其中许多在1918年的关键月份中报告失踪的人后来被证实死亡。但证据表明，协约国取得胜利的关键并非在于其对敌军的杀伤力的提高，而是德国士兵中突然暴增的投降人数。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讨论到，并不能一概而论，将德军士气的下降归结为上述英国战略战术的进步；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低迷的士气是内源现象。奥匈帝国在格拉巴及皮亚韦河战役中崩溃的原因也可以做如此解释。从10月26日到11月3日，意大利人俘虏了50万名战犯，但他们在战斗中造成敌军伤亡的人数却仅有3万人。这是因为迪亚兹元帅改革了意大利的战略战术吗？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可能是，当非德国籍士兵不愿意再为垂死的哈布斯堡王朝效力时，奥匈帝国的士气便一落千丈。
更为具体的研究表明了协约国对德胜利的局限性。罗林关于加拿大军团的研究表明，毫无疑问，他们遭受最为严重伤亡的时间是1915年的伊普尔战役以及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换言之，在其战略学习曲线达到低端的时候。然而此后他们的情况并没有起色：1917年维米岭的伤亡率达到16%，亚眠战役是13%，阿拉斯战役为15%，而帕森达勒战役中则损失了20%的士兵。
美国远征军在1918年的人员损失甚至更为惨痛。作为协约国组合作战部队的重要力量，美国远征军却因为缺乏经验而在战略转型上十分被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些人到现在仍旧坚信），是美国人“赢得了战争”。实际上，美国远征军同样遭受着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主要是因为潘兴固守正面进攻的战略，认为英法军队的军事训练过于小心谨慎，并坚持采用人数庞大、略显笨重的师队编制。1918年9月~10月，美国第一军在兴登堡防线（克瑞恩希尔德阵地）的行动暴露了其老旧的战略思想及挥霍人力的弊端。直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一系列的正面进攻之后，德国的防守才终于被渗透，而美国也付出了伤亡10万人的惨痛代价（大多数伤亡是毒气造成的，其他部队从中或多或少吸取了应对毒气战的经验教训）。特拉斯克总结道，“美国远征军最重要的任务”只是“在法国出现即可”；在防守区域，他们在缓解英军和法军的人力问题上明显更有作用——向德国人暗示协约国的人力资源是用之不竭的。如果说这是让德国士兵决定投降的原因，那么协约国并非赢在战略战术的转变上。
到了1918年10月底，协约国的攻势放缓了脚步；就在他们离回家的期限逐渐临近时，都再次遭到了德军的顽固抵抗。奥斯丁·张伯伦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战争还需要一年，我们还要损失多少年轻人？”黑格也抓住这个机会，试图以停战协议来缓和局势。直到10月19日他才对亨利·威尔逊说：“我们17日的进攻立即遭到了德国人的顽强抵抗……显然，敌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无条件投降。因此，停战协议不会达成，战争还会持续一年。”劳合·乔治回忆道，“我们获得的军事建议显示战争并不会立刻画上句号。我们的所有计划和准备……也因此必须考虑到……战争一直持续到1919年的现实。”
结束战争的并非是协约国的战略优势，而是德军遭遇的士气危机。而协约国人力资源和武器资源的外部因素仅仅是造成这种危机的部分原因。关键在于，那些仍然坚持作战的德国人在敌人的致死率上仍然能够独当一面。正是那些选择投降的士兵（或是擅离岗位、逃兵、罢战的人），才是真正终结战争的人。毫无疑问，协约国敌人有所改善的战斗能力让他们下定决心这样做；8月8日发生在亚眠城外的战斗的确是“自开战以来德军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但真正瓦解士气的是德国指挥部对战败的承认。8月10日，鲁登道夫向德皇递交了辞呈，并坦言“有些师队的士气不得不让我们做点儿什么了”。尽管没有接受鲁登道夫的辞职申请，但威廉二世表现得相当现实——尽管这不是他的一贯作风：“我感到我们必须草拟一份资产负债表，我们正濒临破产。战争必须结束了。”
（3天后，鲁登道夫）重新审视了军事情况、军队状态以及盟国的表现，并认为不可能再迫使军队通过进攻的方式谋求和平，就连单纯防守也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了。因此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停止战争……按照这一逻辑，和平协商势在必行。
如果这就是真正发生在德国统治者身上的事情，那么士兵们开始纷纷投降或放弃战斗也不足为奇。直到10月2日，德国议会和民众才意识到，统帅部的确甘愿接受停战协议。然而很明显，许多普通士兵比他们的领袖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嗅到了战败的可能性。
但事实上，疲惫不堪、被病痛折磨的鲁登道夫的反应过于强烈了。就像德国在开战伊始就经历了上层领导人（小毛奇）的精神崩溃一样，战争结束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这次是鲁登道夫。在进攻计划失败后，这位疲惫、显出病态的男人总结道，如果他仍不接受停战协议，那么德军将面临崩溃。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才是导致德军崩溃的原因。黑格坚信德国士兵“有能力成功撤退到边界并固守之”。亲历无数战争的随军牧师朱利安·比克斯特斯也赞同这种观点，并于11月7日（签署停战协议的当日）写道：
德国人采取了明智的后撤行动，看起来，我军的追赶速度难以与之匹敌。向前推进中，我们的通信状况相当糟糕——桥梁倒塌、道路损毁，我们的进度不可避免地放慢了，敌人赢得了大量时间恢复元气，重置机关枪火力点，而这让我们在前进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可能除了并没有亲历现场、亲身感受德军士气的参谋官们，其他人都认为战争至少还要持续6个月。
按下决定命运按钮的人是鲁登道夫。用恩斯特·云格尔的话说（尽管他所说的事情是关于匈牙利的朗厄马克的，但可能含有别的意味）：“德国遇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他在与自己作战。”
如果协约国的确在1918年11月的战斗中获胜，那么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士兵应当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柏林，这也是潘兴、普恩加莱和其他人想要看到的一幕。但它终究没有发生。主要原因是黑格、福煦和佩塔因无法肯定他们的军队是否还有力量去完成这项庆祝。协约国的士兵们打败了保加利亚、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并没有将德国人彻底打败。相反，挺进柏林的是德国的军队，虽然结局如此让人悲哀，但他们状态尚佳。
胜利果实被丢掉了？
1918年5月31日，福煦总指挥部的英国代表团团长约翰·杜凯恩男爵向莫里斯·汉基男爵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疑虑和不安……
“他对此尤其担心，一旦法国战败，英国的人质将达到250万人。他设想法国军队被击垮并中断与英国联系的可能性，同时德国人向英国人提出控制从鲁昂经过勒阿弗尔到达敦刻尔克的所有港口作为换取和平的条件；一旦遭到拒绝，他们便会动用所有力量对英国的军队进行无情的打击。他并不认为后者能够成功地驱逐侵略者，并且认为如果英国想让战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它将不得不考虑身在法国的逾百万名俘虏的安危。”
这并非是一位危言耸听的预言家的观点。5天后，莫里斯·汉基男爵和米尔纳勋爵在唐宁街10号举行会晤，商讨“伊普尔和敦刻尔克的撤退计划”以及“如果法国沦陷，则从法国撤出所有军队的可能性”。7月31日，米尔纳坦言，“我们永远斗不过德国佬。”
这些观点可能过于悲观，但它们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同盟国击败了塞尔维亚（1915年）、罗马尼亚（1916年）和俄国（1917年），也曾险些将意大利三振出局。依此逻辑，1918年，英国和法国若要失败也并非让人难以置信；毕竟德国人已经在5月挺进至离巴黎仅40英里的地方。这一切战绩还是由一个经济资源处于落后水平的国家完成的。毕竟，德国军队在战略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面对以往那些对德军战略的陈腐的指责，笔者在这里试图提出与事实相反的质疑：德国在战争爆发后能否采取另外的战略以保证胜利？以下便是几例。
有些历史学家曾指出，原有的奥斯陶夫玛施计划能够代替施利芬计划——前者规划了1914年针对俄国的先头密集进攻，将俄国一举击败。然而施利芬计划却并不适合闪电战，而仅仅可使德国在拖延战中保持强有力的防守地位。在这些方面，它的确行之有效。同样，德国在战争头几个月中的杀伤力遥遥领先，历史上几乎从未有一支军队在短短数周内导致对方如此高的伤亡率，并且同时保存了自身的实力。
此外，法金汉下令发起对凡尔登的进攻是不明智的：更理想的选择是在西线保持防御姿态，并集中火力对付俄国。然而，当英国和法国的枪支弹药生产量得到提高之后，防守付出的代价并不比进攻少很多。如果德国固执己见，坐等英国和法国发起自杀式进攻，后果不得而知。一些历史学家在战前嘲笑对进攻持“狂热崇拜”心态的人，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德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真实防守情况比进攻更能挫败士兵的士气，且在人员伤亡方面代价也更高。无论如何，1917~1918年，因为对俄作战胜利所产生的麻烦与已经解决的同样多。为了保证在西线倾其所有力量进行作战，德国人在1918年必须抵制他们曾经未抵挡住的诱惑——东线的大规模扩张。
同样，那些反对无限制潜艇战的声音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它们，英国将会从大西洋另一边进口更多的物资和军需用品。如果德国无法在美国为协约国提供充足的支援兵力之前赢得战争，那么只能说，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因此，最关键的问题应当是，鲁登道夫究竟该不该抵制诱惑，放弃在1918年的春季进攻？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他在1917年11月11日所做的决定——“我们面临的总体局势需要先发制人，如果可能的话，2月底或是3月初，即在美国人投入大量援军之前，我们必须先将英国人干掉”——在当时来看并没有任何纰缪。1918年3月，在法的美国士兵仅有28.7万人，其中只有3个师的兵力投入前线；而到了1918年11月，这一数字上升到194.4万。另一方面，法国士兵从1916年7月的223.4万缩减到1918年10月的166.8万人，而德国士兵的人数一直保持在略低于峰值的水平。无疑，鲁登道夫错就错在向南发动进攻，旨在分裂英国和法国；或许在弗兰德斯和皮隆尼进行两次集中进攻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然而在鲁登道夫意识到他无法彻底撼动敌人的抵抗时，真正的问题才浮出水面（4月5日）。
因此，该是将比利时拱手让人的时候了——只是为了谋求和平协商，而并不是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在这些进攻失败后（它们注定是要失败的），鲁登道夫不该如此草率地同意签署停战协议；7月15日，他们不该进攻兰斯，而应该理智地撤退到兴登堡防线。
最后，为了停止敌对状态而接受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旨在解决战后问题的“14点方案”实为失误。在得知法国的军事领导人、实业家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多次呼吁把莱茵河左岸从德国分离出去——而不是完全瓦解德国——并且将其作为法国的战争目的时，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士气一定会由此而加强。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这样的提议曾经出现在诸如《法国回声报》等右翼报纸上，例如在1916年年底的信中，查尔斯·莫拉斯就曾拟定了一系列条款，呼吁彻底瓦解德国。同年，杜邦上校在给霞飞的信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计划，他不仅设想让德国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提出吞并煤炭资源丰富的萨尔盆地地区以及巴登地区的两片区域（克尔和格尔默尔斯海姆），割占莱茵兰作为法国的卫星城市或卫星城市群，扩张比利时领土——这样其中立立场就会随之转变为对法国的依赖，分割普鲁士，以及将德国分解为9个州。奥匈帝国也敲响了丧钟。就连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政府1916年10月所采用的最小限度的规划中，都设想让莱茵兰地区脱离德国，保持中立。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许多德国士兵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抗。但如果连他们的领袖都已经迫不及待在停战协议上讨价还价，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就真是枉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