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战争
伯特兰·罗素曾将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说，同盟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了全面把握同盟国规划战争的优势，我们不仅要考虑军事效率，同样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第九章衡量了交战国的经济状况，但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实际的破坏行动，因此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正如罗素所说，所有战争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对敌人造成杀伤。因此，对战时效率的任何评估都要考虑到对对方造成的军事损失，正如对军事有效性的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其付出的经济代价一样。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将目光聚焦战时经济。
众所周知，尽管大部分国家都通过法令来规定分配物力资源，但直到战争结束，它们的经济制度仍旧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并通过物价管制来监测和控制过分畸形的经济。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全盘掌控原材料、大公司或人力资源（正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切都需要花钱购买。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财政与任何或多或少带有官僚性质的资源分配机构（正如第九章中所讨论的）一样，是经济动员的关键。
1914年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人们无力承担这场发生在主要欧陆强国之间的战争；任何战争行为都将导致财政的崩溃。当战争真正打响后，其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似乎验证了这些预言（见第七章）。1914年8月10日，凯恩斯兴奋地向贝阿特丽策·韦布说，
他坚信战争不会超过一年便会结束……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但这种财富并不能够迅速帮助实现战争目的：对于战争来说，利用资本设备生产的东西毫无用武之地。当所有可资利用的财富都被挥霍一空时——他认为这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些国家便不得不诉诸和平了。
1914年的伦敦充斥着上述这种草率的乐观。阿斯奎思向乔治·布思保证，战争“在几个月内”必会结束。英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军官阿奇博尔德·默里也信誓旦旦地对埃舍尔说，“如果诸事顺利，战争3个月后便可结束；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或许需要8个月；如果超过这一期限，我们便没有能力供养战场的军队和居民，到时需要承担的财政压力将突破欧洲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此我们不必多言，1914年8月的财政危机并没有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停下脚步。一位明智的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早在1913年1月就对此有较为准确的预言。其发表在《国民评论》的文章《英德对抗与美国》中，他敏锐地反驳了财政崩溃将会结束战争的观点：
这场对抗更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久的鏖战……参与其中的两方谁都不会占据上风。尽管有很多文章指出，持久战是经济能力所不允许的，但并没有实际的案例来支持这个理论，并且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信用体系对战争的延长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论点也有不少支持者。1914年，基奇纳也曾对他那些持乐观主义的同事发出过警告。他对埃舍尔说，由于“战争的脚步从未被财政压力所阻挠”，因此这场战争将“至少要持续2~3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布洛赫预示的崩溃局面到来之前，战争的实际花销、欧洲的纳税人，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都挺过了这长达3年的浩劫。
但崩溃的厄运是否像众人所说的，降临到了德国的头上呢？的确，经济历史学家自始至终都认为，1914~1918年德国的战时经济并不乐观，并将这种局面归咎于“冲上云霄”的通货膨胀。批评的声音中，主要是谴责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直接税收，并过于依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借债形式。在他那颇有启迪性的英德经济情况对比中，就连西奥·鲍尔德斯顿都始终坚持认为，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是一种失败。他的观点颇为让人信服：实际上，德国通过税收而对战时的公共开支付账的份额并没有比英国少很多。但他的结论却涉及致使德国失败的细微之处：除此之外，正是德国金融市场在吸收政府短期债务上的能力不足，才导致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货币过剩。而这些闲置的资金与我们在上一章节中讨论过的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不无关系。遭到抑制的通货膨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价格调控——又导致了黑市的出现。这使现存的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更加恶化，并促成了德国经济总体效率的下滑。
因此，德国的经济局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下列情况。战争的花销甚至比悲观者的预期还要多。包括社区和社保体系在内，公共总开支从战前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8%，飙升至1917年的76%。税收仅能满足开支中的一部分。政府提高直接税收的失败体现了商业的强大政治地位，因为正是它们——尤其是工业行业——成为战争的受益人和暴发户。典型的案例是抵制1916年6月引进的对所有商业活动均按照统一费率课税的营业税。与此相反，大量开支通过贷款得以支付。鉴于德国只能向国外借到有限的资金，大部分借款压力落到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头上。然而随着公共部门赤字的螺旋上升，贷款的程度超过了公众向政府贷出的额度。1918年11月，德国的流动债务达到512亿马克，占到德国总债务的34%。过度的公共借款反过来导致了货币的迅速扩张（出现在1914年7月31日德国银行非法终止现金支付之后）。通过对德国银行储蓄条令的若干修改，8月4日通过的法令为无限的货币增长创造了机会。其后，流通的货币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货币的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尽管在物价调控下，情况稍微有所缓解。然而，人为制造价格差别的管控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从而使得提供必需物资的黑市蓬勃兴起，加剧了官方市场货源短缺的局面。这种让人无奈的购买力出现过剩，并降低了经济效益，让德国逐渐陷入国内崩溃和失败的泥沼。
从这一论点中我们能够得出，英国的财政优势奠定了它胜利的基础——劳合·乔治坚信这一点。作为财政大臣，他惊讶地发现，战争伊始英国的承兑所几欲崩溃，清算银行也使得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兑换陷入全面停滞。（它们就可以向客户提供低于银行费率的流动资金。）延期偿付的政策以及延长的银行假期拯救了承兑所，但尽管清算银行再三恳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依旧坚持1844年的协定，避免任何形式的停滞状态。双方达成一致，货币兑换应当继续，但银行利率继续降低1个百分点。一周后，银行能够对8月4日以前接受的所有票据进行贴现，这缓解了承兑行的现状，不得不说是一种胜利。劳合·乔治也因此声名鹊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909年有人预言，如果预算法案通过，伦敦金融城将面临破产。劳合·乔治已经成功击败了银行家。几周后，他在女王大厅的著名演讲中透露出了些许骄傲：“你们身上有没有面值5英镑的纸币？（笑声和掌声）要是有的话，烧了它吧。还不是几张废纸！它们是用什么造的？残片碎布罢了……可它们价值几何？事关大英帝国整体的信誉啊。（更大的掌声）”众所周知，大英帝国的整体信誉保证了战争的胜利。9月，他在另一次演讲中说道：“我认为，资金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就连凯恩斯本人都被这种乐观情绪所渲染，但之后他的心态却大为逆转，变得悲观消沉。1915年1月，他是如此说服其友人伦纳德和弗吉尼娅·伍尔夫的，“我们志在必得，并以一种伟大的姿态，在最后关头调动我们所有的才智”——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的——“以及我们的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
死亡的代价
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问题：既然德国战时的财政状况如此不济，既然协约国有如此强大的英国财政系统作为支撑，后者为何还要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赢得战争呢？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财政预算比输掉战争足足高出两倍。许多人尝试用多种方法对所有参战国的战争开支进行估算（以美元计）。根据一种算法，协约国的“战争总开支”（即与战前的“标准”相比较，新增的公共开支）达到1470亿美元（包括法国、英国、大英帝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比利时、希腊、日本、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相比之下，同盟国的开支为615亿美元（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另一种估算方式得出的结论分别为1400亿美元和830亿美元。表11–1为笔者本人的大略统计。
表11–1 总开支，1914~1918年（单位以百万美元计）
注：俄国1914年的数据为最后5个月的数据，1917年为8个月的统计数据。意大利和美国以6月30日为年终，其他为3月31日。数据根据美元相应的平均汇率计算。
资料来源：Balderston,“War Finance”,p.225;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p.119~123;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p.217.
与其他参战国一样，德国也是主要依赖贷款进行融资。鲍尔德斯顿指出，当联邦州预算被计入德意志帝国总预算时——在与非联邦制国家如英国、法国、俄国等做比较时，它们应当被计入——克瑙斯等人所指出的双方之间的差距便大大降低。德国16%~18%的公共开支通过税收付账，并没有与英国相差太远（23%~26%）。同样，英国的税收政策与德国相比也没有显出明显的优势：战争期间，对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来说，所得税有效税率基本持平，超额利润税的征收对象仅限于英国的企业（而在德国，普通个体也被列入课税对象）。德国战时平均13.9%的开销来源于直接征税收入，英国则为18.2%，两者的差距并不明显。此外，德国的税收政策与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相比同样是有利的。与德国大部分的联邦州一样，普鲁士在战争开始之前便贯彻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政策；与此相比，法国的体制在战争打响前夕才被最终通过，直到1916年才正式生效，且效果甚微。法国的战争利得税课税较轻，且很容易造成偷税漏税。法国的战时开支中，仅有平均3.7%的数额来源于直接税收，甚至低于意大利的水平（5.7%）。与俄国战时税收的混乱行为相比，德国1917年煤炭税的虚假税收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都是由额外的国家开支支付的）简直不值得一提。众所周知，沙皇俄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伏特加的垄断经营；但为维持战争，政府停止了这一交易，因此这一资金源逐渐干涸（而人口数量却没有缩水的迹象）。1916年引入的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创造了1.86亿卢布的收入，“这些钱还不足以支付一个周末的开销”。简而言之，所有交战国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亏空，其各自的国债也大为增加（见表11–2）。
表11–2 政府赤字占总开支的比例，1914~1918年
资料来源：Eichengreen,Golden Fetter,p.75;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376~380;E.Morgen,Studies in British Financial Policies,p.41;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p.220.
让我们再次感到惊讶的不是德国的赤字占开支的比例仅比协约国略高一些，而是协约国需要借贷的绝对数字。从表11–3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名义价值计算，1914~1919年，法国国债上升了4倍，德国（帝国和联邦州的总和）为7倍，而英国为10倍。意大利的相应数字则为4倍，美国为18倍。1914年8月到1917年10月，俄国的债务增长了3倍。然而这些数据颇具误导性，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国家（如美国）在战争伊始时债务基点较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有些债务使用的是疲软货币的面值。因此，我在表的底端附上了估算的战争结束时国债的净增总数值（以美元计），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国债实际增长不及英国的一半。
表11–3 按本国货币进行的国债统计（单位以百万计），1914~1919年
资料来源：Balderstpm,“War Finance”,p.227;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p.470;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139.
因此，所有国家皆严重依赖于其国民是否肯购买战争债券。我们知道，战争宣传的一个主题便是围绕这种自愿性和主动性开展的。第八章我们讨论过德国的广告，而这种广告在其他参战国同样俯拾即是。以下便是英国战争电影《一切为了帝国》的宣传语：
一艘无畏舰需要200万英镑，但我们必须要赢得战争。不惜一切代价。
三个关键方面——金钱，人力，军火。
只有两个选择：捐出你的财产，献出你的生命。
可恶的费用，我们必须赢得战争。
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曾于1917年宣称：“一个无法向其政府以4%的利息借出1.25美元的人不应当被冠以美国公民的称号。”人们在购买战争债券的方面同样别无选择。英国在1914年、1915年和1917年分别有3种战时国债，此外，1919年还发行了“胜利国债”。法国共有4种国防国款。在俄国，沙皇发行了6种战争国债，第7种是由省级政府发行的“自由贷款”。美国同样拥有“自由贷款”，用以鼓励公民自掏腰包。德国的9项贷款乍看之下名目繁多，但这不代表它们的效果不理想。随着战争的发展，每个国家的投资者都对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趋之若鹜，尤其是当战争陷入糟糕的境地时：1917年年底法国捐款数量的下降就是一个例子。德国的体系中，战争债券被用作从国家贷款银行进行借款的担保，因此战争债券实际上并不会吸收流动资产，法国和俄国也是如此。
因此，德国通过兜售长期债券，只能为其借款中的一部分付账便无可厚非。1915年3月到1918年3月，德国债务中平均有32%通过发行短期债券得到偿还，英国的相应数据为18%；鲍尔德斯顿指出，这不仅反映出柏林和伦敦财政市场结构的本质性差异，同样反映出英国财政部大量发行中期票据的事实。1919年12月，英国国家债务的31%都是以1~9年内偿清的债券构成的。与法国相比，德国当局的确在兜售其长期债券方面略胜一筹；通过法国战时借款筹措的资金当中，只有19%来自于长期统一公债，这或许是因为法国的长期债务在战前数额就已经很大了。法国债务中平均37%是短期债务（与此相比，德国为32%）。1919年3月，按照相对值计算，法国的短期债务超过了德国（占总数的44%，德国为42%）。俄国比德国更依赖短期借款：1917年10月23日，其总债务的48%为短期国库券的形式。只有美国能够将其战争赤字大致独立地建立在长期债券的基础上。
美元恐慌
人们普遍认为，国外贷款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部分是因为人们对英国与美国的财政协商进行了戏剧性演绎，尤其是1916年11月到1917年4月这段时间，许多作家夸大了来自美国借款的经济影响。这种夸张效果可以追溯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时英国财政部最有影响的顾问之一。前面提到，凯恩斯起初对英国的经济前景信心满满，但他的心境很快发生转变，主要是因为来自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的压力（他们都打心眼儿里不支持战争）。尽管他在财政部的工作让他获得了十足的自信和声誉，但若深入来看，战争本身并没有让凯恩斯开心度日。就连他本人的性生活也受到影响，质量下降，或许是因为那些他心仪的伦敦男子都应征入伍了（凯恩斯早年为同性恋者）。1915年9月，即德国经济“垮台论”问世后8个月，凯恩斯便警告世人，除非在第二年的4月之前接受和平，否则将会有“大灾难”出现，因为“接下来几个月的开支将会迅速使我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这场大灾难终归没有来临，但在得知一张与同盟国有染的美国公司的黑名单之后，威尔逊曾经发出过让人担忧的威胁：禁止向协约国提供贷款。凯恩斯对其预言做出了新的调整。1916年年底，他致信总理雷金纳德·麦肯纳，告诫说“最迟到明年6月或更早，如果美国总统还一意孤行，那么他将陷入窘境”。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1916年年底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主要是因为联邦储蓄委员会中越来越多的亲德派，反对英国给美国不断增长的透支额度，此事以一个对美国投资者停止向英国投资的“警告”告终。然而，作为一个所谓的凭良心行事的反对者，凯恩斯支持伍德罗·威尔逊通过协商结束战争的努力，而财政压力显然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1月28日指出的那样）。1917年2月，在英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黄金储备危机后，凯恩斯再一次宣称，英国的资源只够维持4周了。甚至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呼吁停战。7月20日，他向博纳·劳起草了一份声明，威胁说“所有盟国的财政机构”将会“在数天，而并非数月之内崩溃”。威尔逊本人次日总结说，英国和法国将很快“在财政上归于我们掌控”。
毫无疑问，通过从华尔街举债，英国能够以较高的汇率在美国购买必要的军需物品。如果英镑下跌到1∶4.7美元以下，则不仅会造成困境，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我们无须强调英镑的贬值——在战争大部分时期固定在1∶4.76美元（比标准价值低了2%）——会决定英国的战事走向（正如凯恩斯所言）。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在战争期间向美国借了超过50亿美元的债务，但它却以债权人的姿态结束了战争，而非债务人。1919年3月，英国的国外债务（主要是美国）达到13.56亿英镑；但它自身向其盟国、占领地区以及殖民地借出了18.41亿英镑。这便导致了以下的情况：英国利用其自身良好的信用评级从纽约借得资金（最初是由于英国居民手中持有大量美元股份的原因），继而将这些钱借给信誉级别相对较低的盟国。法国同样从英国和美国借钱，同时借钱给俄国和其他国家。但并不能说，在摩根大通的势力影响下，同盟国或多或少地与国际资本市场脱节。根据一项调查，1917年4月之前，美国向其他交战国借出的21.6亿美元中，有3500万流向了同盟国。从与战争关系的角度来看，华尔街卖出了多少债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填补多大的财政赤字——不管以什么手段和方式；在这个方面，尽管受到封锁的限制，但德国仍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外来资金为英国和法国投资战争提供了帮助，德国和奥地利则逊色很多。战争结束时，英国的战时债务中有18%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但外部融资并不能保证其夺取胜利；俄国向其盟国的借债数额达到了77.88亿卢布（约合8.24亿英镑，超过了国家战时总借债数额的30%），但俄国还是遭遇了失败，并拖欠了债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协约国以如此巨大的财政优势拉开战争序幕之后，却不得不依靠向美国借债来维持战争（至少在凯恩斯眼中如此）。战争使大英帝国实力的局限性得以曝光：英国携巨额海外资产加入了战争，但这些财产在缓冲财政压力方面并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正如劳合·乔治所言）：“当某人被迫出售某物，那么他是处于劣势的，他的境地刺激购买者充分利用这种情况。许多海外资产在进行交易之后却可悲地被低价出售。”从另一方面看，到1916年，英国与华尔街的关系十分特别，合作密切，这正是债务人所津津乐道的。1917年年初，摩根大通如此眷顾英国及其货币，以至于一场真实的危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当得知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往来之后，摩根大通办公室中洋溢的“兴高采烈的气氛”可想而知。摩根大通与英国一道，从1917年的困境中得以解脱。之后，英国发生货币危机，其产生的威胁被美国人当作向英国人灌输美国外交目标的操纵杆。正如威尔逊所言，手握英国和法国的财务杠杆的好处在于，“当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迫使它们接受我们的思想观念”。
货币与物价
德国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使其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的国家吗？当然不是。所有参战国皆一改战前的货币政策，例如非正式暂停黄金兑换（俄国和德国），限制黄金出口（俄国、德国、英国和法国），临时延期偿付、之后将一定形式的债务货币化（英国），创造新的法定货币（英国和德国）等。这些改变的初衷是避免出现灾难性的货币紧缩。但当重拾信心之后，这一初衷的效果——与高级别的短期政府借款及有限的新税收一道——变成了大规模吸收流动资金。货币供应量不再与中央银行的金银储量相挂钩。随之出现的钞票流通的增加（许多参战国无法得到更为复杂的货币参数）在德国比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更为突出。在德国，广义货币从1913年到1918年增长了285%，英国为110%。从同一时期中央银行钞票流通的年平均量来看，德国的增长大约为600%，意大利为370%，法国390%。然而这种增长在奥匈帝国和俄国则更为显著（见表11–4）。
表11–4 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与流通货币，单位以本国货币百万计）
注：德国的数据采用的是霍尔特弗莱里希在其《德国通货膨胀》中对M3的定义；英国的数据见卡皮和韦伯：《数据调查》。
资料来源：Balderston,“War Finance”,p.237;Kindleberger,Financial History,p.295;Bordes,Austrian Crown,p.46;Carr,Bolshevik Revolution,vol.II,pp.144f;Bresciani,Economics of Inflation,p.164;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p.372.
伴随货币扩张同时出现的物资短缺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普遍现象。1914~1918年，尽管实际生活费指数表明，德国的零售价格增长（204%）是英国（110%）和法国（113%）的两倍，但德国的批发价增幅（105%）不及英国（127%）、法国（233%）和意大利（326%），而奥地利则高达1062%（见表11–5）。
表11–5 生活费指数（1914年=100）
资料来源：Maddison,Capitalist Development,pp.300f;E.Morgan,Studies in British Financial Policy,p.284;Fontaine,French Industry,p.417;Stone,Eastern Front,p.287.
然而，战争期间的物价上涨全然是消极的吗？未必。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特别是该时间段内、该水平的通货膨胀情况）充当了税收的角色。货币贬值产生的影响之一是降低了国债的实际负担以及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开销。这是德国和奥地利战争开支较低（以美元计算）的重要原因——两国的货币疯狂贬值，特别是在1918年下半年、当同盟国的失败近在咫尺时。然而我们也不需要夸大这种贬值的程度：俄国和意大利的情况更为糟糕（见图11–1）。
所有证据都表明，德国的战时经济并非人们认为的“极其糟糕”和“可怜差劲”。与此相反，在经济资源比敌人有限得多的条件下，德国能够如此成功地坚持下来，不失为一个战争奇迹。
死亡的代价
当《泰晤士报》战地记者雷平顿在1917年被问及战争何时能够结束时，他回答：
战争没有理由停下来，特别当是它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之后；妇女们欣然接受失去丈夫的事实，所有人都担心那一纸停战协议带来的后果——包括工业、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
对雷平顿而言，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对同盟国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打击，这种观点相当合理。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起作用。然而，我们难以解释协约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优势，却在1917年仍旧没有赢得胜利。实际上，在那一年，美国已经有许多观察家开始认为，这一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当涉及跨大西洋的经济关系时，诸如凯恩斯这样的历史学家仍然对汇率念念不忘。但如果考虑到公债收益率——众所周知，这是战前世界更为重要的显示器和风向标——则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光景。当英国和法国开始在纽约发行债券时，它们要接受投资者的监督，正如战前那些在巴黎和伦敦借款的其他国家所受到的监督。战时最重要的债券之一——1915年英法贷款（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的收益揭示了协约国的信任危机程度（见图11–2）。让人惊讶的是，美国信任低谷出现在1917年12月，而非人们所认为的1918年春。
图11–1 美元汇率，1915~1918年（1913年=1）
资料来源：E.Morgan,Studies in British Financial Policy,pp.345~349;Statistisches Reichsamt,Zahlen zur Geldentwertung,p.6;Bordes,Austrian Crown,p.114.
通过图11–3我们可以看出，1917年年底，英法和美国债券收益差异出现了锐增的情况：12月14日，这一差距达到了顶峰，为3.8%。
这些投资者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西欧列强表示担忧。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已经被打败了；1917年10月，意大利在卡波雷特遭到德奥军队重创后蹒跚前行。11月，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预示着德国在东线的彻底胜利。1917年下半年，法国的士气跌落至谷底：波尔多的检察员发现9月的信件中有30%的人表达了通过一次性胜利获得和平的心愿；17%以上的人明确支持和平协商。实际上，英国军队在康布雷已经成功地运用坦克战取得节节胜利；但这些胜利总是稍纵即逝，并且无法弥补帕森达勒战役造成的损失。美国人虽然自信满满，但他们的军队缺乏经验；1917年年底，他们甚至对自己一方的胜利近乎失去信心。或许正是兰斯多恩那封探讨和平协商的信（《每日邮报》11月29日刊登）让华尔街神经紧张起来。不可思议的是，次年春天，当英国和法国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在为德国可能取得的战争胜利而惴惴不安时，纽约市场对英法债券仍然持有乐观的心态。
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以下这一铁的事实：同盟国在造成伤亡和俘虏敌军方面比协约国出色得多。但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所付出的金钱代价也比后者少。如果要对比双方的这种差异（当然，这是冷酷无情的），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军事效力，同时也要将经济资源纳入研究范围。换言之，这是种衡量战争的综合效率的方法，即德国在“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杀伤力”方面将其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众所周知，1914~1918年，协约国共花费1400亿美元用于战争，而同盟国的经费则为800亿美元。然而后者在杀敌人数方面却遥遥领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下总结：协约国需要花费3.6万美元杀掉同盟国的一位军人，而同盟国杀掉一位协约国军人则仅需要1.1万美元（见表11–6）。为了完成这项与死亡有关的“决算表”，恐怕不得不提到博加特对每位阵亡士兵在名义上对本国造成的经济价值损失所做的估算数据。根据博加特的计算，一位美国士兵或英国士兵要比一位德国士兵“贵”出20%（分别为1414美元与1354美元），但与一位俄国或是土耳其士兵相比，则“贵”出一半（700美元）。但一位士兵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最终，经济历史学家不得不向军事历史学家提出质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及其盟友在杀敌效率高出对手3倍之多的情况下仍旧输掉战争。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英国对其经济优势胜券在握，它能够承担得起战争的挥霍。然而，缓解1916年和1917年出现的美元危机并非易事，需要节制开支。或许正如凯恩斯1918年3月向贝阿特丽策·韦布所说的那样，英国政府比德国政府“更相信铺张的行为虽然容易招致告诫和非议，但却是合理的”。
图11–2 英法债券价格及交易额，1915~1918年
资料来源：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15~1918年。
图11–3 英法—美国债券收益差，1915~1918年
资料来源：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15~1918.
表11–6 死亡代价：战争开支与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Hardach,First World War,p.153;J.Winter,Great War,p.75.
若想揭开这个谜底，可以反过来研究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效率是否更胜一筹。这并非易事，但为了得到一个粗略和暂时的假设，笔者计算了英国与德国的“屠杀”和花销比率；前者使用了英国在西线作战中死亡或永久致残的士兵人数，后者的数字为年度总开支（以美元计）。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花销大大地超出了德国（1.8∶1），而德国在净致死/致伤人数上取得了显赫的成绩（1.4∶1）。这些都是1916年的数据，即英国挥金如土，发动若干次自杀式攻击的一年。然而，英国一直以来的经济优势（1.3∶1），有些许示弱也许能够解释德国在1918年的净致死/致伤人数与英国相比下降为0.7∶1的原因，当年鲁登道夫发动了攻势，大批德军投降。这似乎显示了英方在军事效率上的相对提高：1917~1918年，德国缩小了与敌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净阵亡人数方面却出现了不利的情况。然而，协约国的消费能力优势与导致战争结束的一落千丈的德军士气之间究竟有何等联系，仍旧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