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深火热
与消耗战的理论相反，获得胜利并非仅仅意味着杀掉敌人，同样重要的是让他们放弃抵抗、弹尽粮绝、军心涣散。1917年德军之所以能战胜俄军，关键正在于此，而不仅仅在于俄军有多少人死亡，这一点同样能从1918年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败北中窥见。
当然，人们也会本能地认为，以下两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倾向于停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位作家甚至认为，“高死伤率或许有助于延长战争，因为军队里巨大的人员流动量会将疲倦和绝望的情绪冲淡。”如果致死率是衡量战争的关键，那么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德国是当之无愧的胜者。而实际上，高伤亡率并不始终与士气相关联，双方军队中的一些精锐部队反而是伤亡率最高的。在“一战”期间，英国第29师的伤亡人数是其原来部队人数的7倍，但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然被视为英国远征军中的佼佼者，因为苏格兰军团有着强劲的恢复力和适应力。可以说（尽管乍看之下颇为奇怪），那些在战前看起来很可笑的想法——战争并非由物资装备决定的，而是士气、“人力”或“人的天分”（约翰·罗伯逊爵士所言）——实际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质问题：支撑人们奋战到底的动力是什么？除了被杀或致残，让他们放下武器的原因是什么？当阵亡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机会，我们怎么能解释数以百万的战士奔赴战场的意愿？
在现代读者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怕、痛苦悲惨的。正如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1916年所描述的那样，“数百万人前仆后继，被一种无形的道德使命感驱向恐惧的深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狱”。这并不是去郊外野餐。法国士兵在战争初期遭遇的惨痛伤亡情况与其之后的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法国阵亡的士兵达到32.9万，战争结束时也不过为50万。德国人也在短短两个月内遭受了最大的伤亡——1918年3月~4月，他们损失了6.83万人。1916年的7月和8月是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经历的最糟糕的两个月，“仅有”4.5万人丧生。正如一位法国军官对1914年的战斗所做的评价，人们毫无意识地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大批人被杀害，他们躺在那里，身边是其他士兵早已僵硬的尸体。”机关枪，以及在1分钟之内能够射出18发子弹的步枪，向镰刀一样斩杀过来，执行疯狂的第17计划的法国士兵一批批倒下了。大约2年之后，英国人仍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不懂得成排的进攻方式无异于集体自杀。堑壕挖掘完毕之后，士兵在机关枪和狙击手的枪林弹雨下仍旧不堪一击（他们还没来得及“冲上前去”）。当埃德温·坎皮恩·沃恩带领他的“D 连队”在帕森达勒作战时，90名士兵中有75人战死沙场：
可怜的老佩珀还是撒手人寰了，他背部中弹，躺在一个土坑中奄奄一息，险些被掩埋；威利斯将他扛回农场之后，他的尸体还是被炸成了碎片，无处可寻了。艾文被机关枪的子弹射中……人们看到乔克浑身都是弹孔，倒在地上，之后又被炮弹击中。
不仅在军事史上赫赫有名、家喻户晓的战役中伤亡惨重，在无人区的例行巡逻以及敌军防线进行的情报窃取、间谍训练及破坏性“突袭”同样让双方在“停火”的间隔期间遭受伤亡。1915年12月到1916年6月期间，共有5845名英国士兵在这种“小规模的堑壕行动”中殒命。
炮击最为惨绝人寰。尽管有经验的士兵懂得如何辨别敌人炮击的方向和类型，但前线的猛烈炮击依然让人防不胜防，几发炮弹便足以在深度和杀伤力方面直接命中敌人。它暴露出来的让人绝望的脆弱性几乎成为战争最为折磨人、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事情。正如一位法国堑壕战地记者所描述的：
没什么比遭到炮轰更可怕的了。这是士兵们望不到头的折磨。突然，他害怕自己在炮击中被活埋……他想象着这种惨绝人寰的痛苦……一个待在堑壕里的人，无助地等待着、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恩斯特·云格尔对这种无助和恐惧的感觉再清楚不过了：
那种感觉就像被困在某地动弹不得，而另一个家伙在你身旁挥舞着重锤，时刻威胁着你。大锤抡回来了，又回旋着向前抡去，直到削平你的头盖骨，并将人的肢体击打成碎片……耳畔呼啸而过的每颗子弹都让人想到死亡，人在如此的境况下是如此孤立无援，神经因为这种永无止境的威胁和恐吓紧张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是战争中最可怕的状态。
有些人会认为，索姆河战役中防守的一方会相对轻松一些，这些人需要读一读云格尔描写1916年8月吉耶蒙的德国前线的文章：“生还者中夹杂着死尸。挖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尸体一层叠着一层。我们的连队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殒命，我们面临着被全歼的厄运。”他写道，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头一次明白了现代战争之残酷”。如果落在他脚边的炮弹不是一颗哑炮，恐怕他不会留给世人这些文字了，他是整个连队唯一的生还者，仅腿部受伤。1918年3月，当云格尔带领的另一支连队在总攻前夕执行一次进攻任务时，他们遭到了同样的炮击：150人中有63人当场殒命。这位近乎疯狂般勇敢的军官，经历了沙场的噩梦之后，终于被击垮了，在生还的手下面前哭得一塌糊涂。不难想象，双方的士兵中有很多人都饱受“炮弹休克”的折磨——一种因为战争中神经高度紧绷而造成的精神错乱。战后，6.5万英国老兵因为“神经衰弱症”领取残疾人津贴补助，占总人数的6%，其中有9000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一项研究在对758名个例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只有不到39%的人在战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然而他们也只是表面表现正常而已，并非彻底而毫无症状地恢复到了原来的心态。德国士兵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与英国士兵一样，这些受害者之后接受了电击和其他同样痛苦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惩罚）。如果说云格尔这样的勇士都能够在战争中经历一次彻底的精神崩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几乎所有人都在无情的炮火中经受了极端恐惧的折磨。西格弗里德·萨松具有与云格尔一样的勇气：他的诗歌《战争的压抑》同样揭示了炮火中人们无助而恐惧的心境：
听！突突突，——耳畔的软语……从未止歇——
飒飒地呢喃的枪炮——上帝啊，我只想逃离！
歇斯底里地尖叫，只为停止这一切——我要疯了；
我在炮火中逐渐僵硬，眼神中尽是疯狂和愤怒。
（该诗作于他在肯特的康复期间。）
在军事行动中，士兵往往身心俱疲。这种情况从约翰·卢西关于蒙斯大撤退的描述中可见一斑：“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急切需要睡眠来恢复……每个细胞……都渴望休息；这是行军的人们心中最为执着的念头。”在奥尔丁顿、巴比塞、云格尔等人的作品中也有相关描写。实际上，云格尔相信“让人们沮丧的不是危险，而是体能的极限、过度劳累和艰苦的条件”。他头一次执行任务时，每晚只能睡2个小时。
艰苦的环境同样折磨人。虽然那些来自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人已经适应了风餐露宿、风雨交加、蚊虫叮咬等生存条件，但他们同样无法忍受堑壕的糟糕环境：虽然贫民窟的生活很艰苦，但至少栖身之处不是泥土筑的。法国士兵报纸《霰弹报》的文章中写道：“炮火不是地狱，真正的地狱是泥土。”《小钢炮》却持不同观点：严寒才是最糟糕的。云格尔一直认为，“潮湿阴冷”比炮火的危害更大，更容易让士兵招架不住。
就算士兵们并不感到寒冷、饥饿和潮湿，他们在堑壕的日子依旧难熬，因为他们会为逝去的战友悲恸欲绝（特别是那些“新兵蛋子”）。与诺思克利夫所说的“健康的户外生活”截然不同，他们饱受病痛的折磨（但病痛并不像过去那样能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德国有数据表明，整支队伍中有平均8.6%的人是病患，而这一数字在1918年夏天飞速增加。鲁登道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军队会在1918年夏天受到全世界流行的传染病的重创。
从心理上看，身处被“生锈的带刺铁丝网”、“翻卷的泥土”以及“布满弹痕的鬼魅般的树木”包围的环境，人们不会感到愉快，这种感觉在新兵那里格外强烈，他们厌恶这般景色。
除此之外，士兵们的津贴和食物配给相对来说也很微薄（这与周围可恶的景色相比，更容易让人愤懑不平）。1917年，英国士兵每天领取1先令的津贴，但当他们与其他殖民地部队的士兵通过沟通得知对方的收入高于自己的5~6倍之后，顿时怨声四起；更让人愤怒的是，当军官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他的手下却不允许沾一滴酒（一位中尉每天可以获得6先令7便士，2先令的住宿补贴以及2先令6便士的战斗补助）。乔治·科珀德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英国士兵贫困的描写，但即便如此，他们与大多数法国士兵相比仍是幸运的，后者一天仅能领取可怜的25生丁。当美国的支援部队到达欧洲之后，他们的富有令其他国家的士兵蒙羞：在布雷斯特甚至发生了法军和美国援军之间的激战，原因是后者准许有性生活的特权激怒了他们。
士兵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或许是军纪并没有因此而被无视或遭到破坏。1914年著名的圣诞节休战时，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在无人区“亲如兄弟”的友善行动并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1914年和1915年，在西线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呼吁。实际上，在进餐时间或是有伤员被救治时，人们会心照不宣地停火；只有当无缘无故的射击出现时，才会演化为“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两军的无人区夜间侦察都会刻意避免碰到对方，狙击手不会歼灭全部对手。当参谋下令继续作战后，这种暴力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的。社会科学家，甚至持达尔文学说的生物学家，通常分别将这种现象视为“人类的合作倾向”与“个体避免被彻底消灭的利己主义自在基因”在起作用。
很不幸，尽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撑腰，但这些行为并非普遍存在。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类似于著名的“重复囚徒困境”游戏，那么大部分时间里，双方一直都是欺骗者。一位从圣诞节休战中回来的士兵拿着匕首打趣道：“我才不相信那些混蛋呢。”可见，不只是希特勒一人对休战感到厌恶。云格尔对此也有真实的描述：
一场瓢泼大雨后，双方堑壕里的居住者被迫爬到地面，由此，铁丝网前展开了一场酒水、烟草、制服纽扣的交易和交换行动……突然，“砰”的一声，我们队伍里的一名士兵应声栽倒在泥土里。
1915年圣诞节，他的另一名手下被侧面飞来的子弹打死，“就在英国士兵主动示好，并在他们的掩体前立起圣诞树时。痛苦和愤怒之中，我们的士兵开枪了，对方也以枪榴弹发起攻击。”双方的信任感不升反降。简单地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理想的终结归咎于上级出于自己的升职考虑而下达命令是没有说服力的。士兵自身十分热衷于服从那些并不友善的命令（如1917年2月向第16师下达的命令）。乔治·科珀德享受在圣诞节向德军开火的快感：“‘友善待人’这条古老的箴言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
如果合作并不适合于作为准则来恪守，那么另外一种背叛方式——从自己的部队中逃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尽管有很多文学作品描写漫行在无人区的逃兵部队，但在西线的交战双方，这种情况实属罕见。战争初期，双方部队中出身农民的士兵以及一些应征士兵经常试图在农忙时节重返家园；战争临近尾声时，德国的士气更呈现出土崩瓦解的局面。到1917年11月，有10%的士兵试图利用运输火车逃回家园，在俄国被打败后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但大多数情况下，逃离战场的行为并不多见，甚至对军事行动的结果丝毫没有影响。在英国部队中，有过当逃兵念头的人数只有266人。1914~1917年，平均每年有1.6万法国士兵不辞而别，但之后回归部队的人数却比真正的逃兵人数要多。考虑到斯拉夫民族在士兵人数中的较高比例，奥匈帝国军队中的逃兵人数实际上也要比想象中的少；意大利军队的种族结构比较单一，但有逃跑想法的人也仅比其他部队略低而已，特别是对那些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士兵来说，北部的军官与外国人无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逃兵率最高的是俄国军队，尤其是在他们听到要发动进攻的风声后。1917年年底，俄国士兵逃跑人数达到百万人的水平。
暴动和兵变也实属罕见。1917年夏天叛乱的49支法国师队以及同一时间发生小规模骚乱的萨克森和维腾贝格部队是两个特例，但却足以证明了西线部队缺乏纪律性。当然，法国军队的骚乱意图并非在于掀起一场让最高指挥部惴惴不安的革命：它们主要反映的是法国士兵对尼韦勒的用兵战术失去了信心。他们并非诚心要将胜利拱手让给德国人。但在如此重要的战争阶段，3万~4万人向军令发起挑衅的行为同样使得后果不堪设想。英国的部队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最严重的一次破坏纪律的行为——第51高地师、诺森伯兰郡燧发枪手团以及澳大利亚兵团均卷入了这次事件——将主要矛头对准宪兵队：他们开枪击毙了一名服役多年、试图穿过一座桥进入附近城市的常规军下士。当受到不公正待遇后，那些出身工人阶层的英国士兵最多也只是诉诸和平时期表达不满的方式。1916年，第25师纠集众人，抗议清苦的军营生活条件；1917年6月，在坦布里奇维尔斯成立的工人和军人理事会向罢工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津贴应当随食品物价而变化，士兵不应当被拉去做“黑活”等。战争接近尾声时，经常被违反的命令是：解散原有部队，组建新部队。然而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当陷于如此不利地位但仍需坚持作战时，英国士兵的士气却“惊人地高涨”。第50军的指挥官休伯特·高夫爵士认为，“我们的士兵……知道他们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继续作战，而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他们能够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不得不说这太让人惊讶了。”如果考虑到这些士兵出身于很少进行大规模征兵的农村，那么可以说他所言极是。
“大棒”政策
人们为何坚持作战？一种可能性是他们被迫如此。诚然，战争使得国家的权力得到增强，使之能够对其公民产生震慑作用。1914~1918年，英国公共开支中相当高的一部分用于雇用成百上千的人，其工作便是强制公民应征入伍。各种管理机构蓬勃发展，官僚主义的膨胀让战争提前到来，它们不仅出现在公共部门，在志愿者领域和商业领域同样存在，人们从未像1914年那样被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大型工业集团雇用了数万员工，并采用其特有的官僚主义管理方式经营。工会也拥有众多成员。如果利用这些机构模式来完成大规模作战的任务，它们一定会高效地达到目标。
此外，我们至少可以说，英国军队在胁迫人们维持军队纪律的手段上比那些最终遭受内部崩溃的国家要无情得多。拒绝参与战争工作的非征兵团体险些受到军事当局的处理，1540名被判处2年强制劳动的和平主义者中，有71人被虐待致死。众所周知，3080名英国士兵因为逃跑、懦弱、变节或其他罪行而被判处了死刑，其中346人不幸地被执行死刑（这一人数超过了法国，是德国的7倍；但比起意大利，它仅为其处置己方人员人数的一半）。在“鼓励其他法国人”的检阅仪式中宣读了被执行死刑人员的名单：乔治·科珀德对此相当震惊，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看到下面这一幕时，马克斯·普洛曼错愕万分：一个人被四肢张开地绑在地板上，等待车轮从身上碾过。这种惩罚方式可以追溯到威灵顿时期，直到1923年才废除。1918年，每291名英国士兵中就会配备一名军事警察，而战争开始时这一比例仅为1∶3306。英国军队中军官和士兵的人数比同样远远超过德国：每支军队的军官人数占到总人数的25%，而德国仅有8~9名军官。考虑到绝大多数英国士兵在战争打响之前缺乏军事训练，军队因此而遵从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国军队向士兵灌输了更多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在英国的“普通士兵”中，最经常感受到的氛围是消极被动，甚至麻木冷漠。这种等级森严、惯于顺服的组织结构——一切听从上级指令——与德国文化中鼓励士兵在没有收到明确指令时积极调动主观能动性相比，着实成为英国部队软弱无能的一个原因。
但我们同样不能夸张描写人们被迫作战的程度。战争期间，因为懦弱罪而被射杀的士兵人数仅占服役人数（570万人）的极小一部分。此外，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患有炮弹休克，西约克郡军团那位不幸的士兵哈里·法尔，他在1916年10月倒在执行死刑的射击队前。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拒绝战斗，而实在是无法支撑下去了。黑格认为，如果这些极个别的胆小鬼被宽恕，那么英国可能会输掉战争，但他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实际上，与之后托洛茨基的红军相比（如果冲锋陷阵，那么你还有生还的可能；一旦退缩，则会被当场击毙），战争时期的军令已经相当仁慈了。在战争期间，纪律的效力与士兵们对其军士和军官们的尊崇感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俄国的军官尤为糟糕（他们将其士兵像农奴一样对待，自己却不参加战斗），意大利也不尽如人意，法国军官的表现则差强人意。从1918年开始，颇有威信的德国军官也开始让自己的手下感到失望，威严扫地。而这一切已经成为革命期间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以至于让人难辨真假。
英国的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战争期间军官团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3%的常设委员会成员为军士，战前这一数字仅为2%；40%的临时军官出身工人阶层或具有中低阶层背景。对常规军原来的军官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实；听到曼彻斯特的军官向其士兵爆粗口，人们会大惊失色。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身份的“淡化”极大地缩小了曾经存在于军官和士兵中的社会差距（与此相比，德国军队不会将军士提拔到少尉以上的军衔）。对他们来说，许多新任军官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乐观和谐的上下级关系。有些人回忆道，“战友之间浓烈的友谊让那些抱守陈腐思想的严肃的人感到绝望。”赫伯特·里德热情歌颂“我的连队”（“啊，美丽的人儿，啊，我爱的人儿……”），查普曼同样热情洋溢、以同性恋的笔触描写了一大批士兵“深深迷恋一位帅气勇敢的年轻军官……那是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愫”。1918年6月4日，萨松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旅长所说的‘勇杀德国蛮子的潜力股’之外，我什么都不是。啊，上帝啊，我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我并不是个刽子手。我的任务只是来看管照顾这些士兵的。”5个月后，威尔弗雷德·欧文向他的母亲保证：“我是来帮助这些孩子的。像一位军官那样指引他们，了解和见证他们的苦难，成为他们的辩护人和请愿者。”毫无疑问，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军官和他的士兵之间不免会发生性关系。T·E·劳伦斯在他的《智慧七柱》一书中对此有深入的描写：
在我们长达数月的行军途中，我们很少碰到妓女，她们根本无法满足士兵们的需要，她们疲惫病态的身体难以取悦一个精力充沛的士兵。出于对这种肮脏的性交易的担心，我们的年轻人开始相互帮助对方排解性需要，毕竟自己的身体是干净的，不会染上性病，但这种单方面的宽慰太过乏味、缺乏性征。之后，有些人开始为这种行为辩护，声称肢体热烈地纠缠着拥抱、共同在柔软的沙地上颤抖的战友之间能够产生一种奇怪的激情，这种黑暗中的官能契合让彼此的灵魂和精神在欲火中融为一体。
然而，这种情景同样近乎幻想：发生在公立学校和名牌大学学生之间的“恋情”似乎并没有如此圆满和完美的结局。1914~1919年，22名军官和270名士兵因为“猥亵”他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一般情况下，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军官只与军官发生关系，同性恋士兵的对象也仅限士兵。
对乔治·科珀德而言，军官们都是遥不可及的人，他们只是间接地通过军士来传达命令；堑壕作战缩小了这种鸿沟，但军官和士兵之间在物质和社会关系上仍旧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所欣赏的并非是军官的俊美外表，而是“共同参与”的意愿。对军官的溢美之词往往来自于他们与其他人“一起挖掘堑壕，填满沙袋”，“在堑壕英勇作战”或“熟练地使用铁锹”。士兵诗人艾弗·格尼回忆，宽厚仁慈的军官往往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你认为你能爬过去吗，格尼？那里有个坑。”他的一位军官曾经对他说。“没关系，长官！”格尼毫不犹豫地回答。另一方面，其他军官（包括查普曼）承认自己甚至不知道发号施令对象的名字，因为人员流动实在太快；士兵对军官的感受也是如此，军官的死亡和更新率甚至比士兵更高（主要是因为他们试图博取手下的尊重）。
无论如何，军法和纪律并非影响士气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一味地让士兵进行艰苦的训练或无意义的纽扣抛光，那么势必也会对士气造成影响。韦斯特布鲁克认为，军队士气不仅取决于酬劳和奖励的“胡萝卜”，同样需要军法纪律的“大棒”；但比两者更为重要的是将整支军队拧成一股绳的道德和社会关系。
“胡萝卜”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生活往往是简单枯燥的，鲜有直接而短暂的物质精神慰藉。下面简单列举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几点“好处”与“不适”。
1.温暖而舒适的衣服。1915年9月，法国杜河地区的中学教师向部队捐献了4403顶手工编织的巴拉克拉法帽。冬天来临时，这批帽子派上了用场，颇受士兵欢迎。尽管英国的军官拥有量身定做的衣服，但士兵们的军装却做工粗糙，且往往都不合身。然而与其他部队相比，他们的军装已经算是质量最上乘的了。德国军装更为劣质，人人都渴望能够拥有上好的军靴（见《西线无战事》），而俄国军队1914年遭遇的鞋类供应短缺，导致许多士兵赤脚上战场。苏格兰高地军团以能够身着苏格兰短裙为荣（上面扎一条卡其色围裙），但这种着装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堑壕作战；人们后来意识到芥子气很容易使身体出汗的部位燃烧起来，并导致惨痛的后果，于是就放弃了这种穿着。
2.体面的住处。德国的堑壕修建得比英国更为精致舒适，英国士兵很少在家信中表达对自己居住的堑壕的满意感，而德国人在攻克敌人的防线后，对其粗制滥造的程度表示惊讶。相反，与英国人那些“肮脏而拙劣的坑洞”相比，德国人“挖掘的高标准堑壕令他们吃惊万分”。厕所的建造同样值得注意，德国士兵对其专门用来方便的“雷箱”非常满意，而平时一本正经的英国士兵却常常在沟渠里草草了事。
3.食物。几乎所有的战争回忆录中都明确提到，理想的口粮能够对军队士气产生巨大影响，这也正是《西线无战事》这本书的主旨所在。清晨，熏肉的香气极大地鼓舞了双方士兵（云格尔和里德尔便有此经历）；相反，正如乔治·科珀德所回忆：“在食物供应上，哪怕有一点儿不足，便会招致不满的嘀咕和怨言。”如果发生在云格尔身上的情况实属正常，那么可以说，1917年下半年德军的饭菜质量则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稀疏的汤粥……面包缩水到1/3……半发霉的果酱”），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次年春天，就在德军突破敌人防线时，由于疯狂掠夺战利品，他们错失了战斗的最佳时间。陆军将军冯·艾内姆感慨道，他的第3部队已经堕落成为“一帮窃贼”。但我们对此也不能过分解读：对战利品的渴望是战士作战的动力来源之一。法国士兵的家书中充斥着对食物质量差、供应不足愤怒。“我们已经连续9顿饭都在吃罐头牛肉和越南米了，”一位士兵在1916年6月抱怨道，“他们应当提供鸡肉。”
4.麻醉。如果没有酒精——或许也没有烟草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当皇家苏克塞斯团军士哈里·芬奇在帕森达勒战役打响前夕向无人区进发时（1917年7月31日），他惊奇地发现，他的大部分手下在匍匐着等候进攻时却“进入了梦乡”。除了疲惫，朗姆酒对此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没有提供朗姆酒，”一位军医随后声称，“我认为我们无法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仅仅是种掩饰，他并没有提到在不战斗时这些醉汉究竟消灭掉多少朗姆酒。普通士兵可能随时抓住机会喝得醉醺醺的，正如一位高地轻步兵团军官所言，他们对此有着“极高的天分”。对乔治·科珀德来说，最为不幸的事情是在“军官们开怀畅饮他们免费的威士忌时”，他“却不得不在一座荒凉的村庄里搜罗酒水”。当无法供应、支付不起酒水，或者已有的酒水无法饮用时，法国军队的士气往往一落千丈。澳洲军团一位士兵诗人在1918年6月如此写道：
你说我们是群疯子，嗜酒如命。
但如果你经历了这可怕的场景，
从战场上背回的战友险些殒命，
通过无人地带荒凉可怕的小径，
你不必为战斗的勇士吟诵圣诗，
却必须借酒浇愁——
为了忘却截下的肢体，失明的眼睛，
哀悼死去战友的亡灵。
德国士兵也有相同的经历。云格尔曾多次提到纵酒的场面，“尽管12人中有10人已经阵亡，但毫无疑问，剩下的两个人仍旧会在当天晚上为他们逝去的战友安安静静地干一杯”：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像是可笑的幻影，围绕在餐桌旁……我们将所有的毁灭和不幸诉诸开怀大笑之中，我们充分享受这个幸福的国度，但快乐总是稍纵即逝；最终我们一起无忧无虑地迷失在时间里……我们超越了时间……沉浸在这一到两个小时的无穷的极乐世界中。
5.休憩。实际上，一个步兵3/5的时间都花在后方，而不是前线：1915~1918年，皇家萨塞克斯团第7军团的士兵只有42%的时间，在前线作战或进行近距离支援。如果像哈里·芬奇那样负伤的话（他是幸运的，在索姆河战役打响第一天便受伤了），参加战斗的时间会更短：通过阅读他的日记我们了解到，真正可怕的战斗实际上并不多见。卡林顿只参与了1916年1/3的战斗，在前线的时间仅有65天。的确，有些防线甚为安静。1915年以后，在费斯蒂贝尔附近作战比在伊普尔附近显然要安全得多。1/3的人专门被安排到远征军的后勤保障岗位，相比之下，这项工作轻松又容易。被安排在“休息区”的人们却丝毫得不到休息（无止境地挖掘、维修、装卸货物），但二等兵们早就深谙“偷懒”之道，时常想方设法将手中的活儿压缩到最少。根据一项调查，1918年夏天，德军的偷懒人数达到75万人之多，这些人相当于“暗中的罢工者”。
6.休闲娱乐。有人曾如此开玩笑，正如一份英国战地报所言，“要不是为了友情和消遣，我们很难继续作战。”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描绘英国士兵随遇而安性格的漫画中看出这种战争黑色幽默：公墓变成了“休憩场所”，跳出堑壕冲锋陷阵也被当作“跳袋子游戏”。正如富塞尔所言，英国人的习惯用语是“适应堑壕”。人们收集各种纪念品，包括敌人的徽章、纽扣、刺刀和头盔。无论是专业的演唱会还是自发组织的业余活动都能让人感到愉悦。他们在露天的地方观看电影，踢足球，英国士兵对此尤为着迷，并且这一活动受到了上级的鼓励。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军官和士兵会打成一片，正如和平时期的那些“绅士”和“足球运动员”一样。他们是平等的，但这种亲昵的感觉会随着终场的哨声戛然而止。加拿大士兵和澳大利亚士兵还会举行棒球运动甚至马术。当然，士兵也拥有性生活，大多数通过召妓来满足自己。从回忆录和得性病士兵人数的统计中可见一斑。1917年，英国的军队中有4.8万例性病患者；1918年，海外士兵中有6万例。战后，有人危言耸听地说，1/5的士兵患有梅毒；实际上英国士兵的年得病率为4.83%，仅比战前高出一点儿；但这一数据在海外士兵中却相当高——27.8%。此外，阅览黄色书刊、进行自慰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有些人还有兽交的行为。
7.探亲假。每个士兵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准回家探亲，尤其是法国士兵。有人说，他们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作为精神力量。他们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虽然法国士兵理论上每3个月便可获得7天的探亲假，但这种情况鲜有发生。英国士兵获准回家的机会则更少。战争中，英国士兵原则上平均每15个月可享有10天假期；然而1917年夏天，有10万人在18个月中没有休息一天，40万人连续服役超过一年。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回家探亲更像是天方夜谭。很明显，回家省亲时士兵会对平民的安逸生活（与他们的苦日子相比较）感到不满；而平民关于前线的了解也仅限于报纸上那些经过美化和处理的文章。罗伯特·格雷夫斯和萨松在他们的回忆录及其他作品中经常提到这种感受。格雷夫斯曾说，“可笑的是，当你回到家乡省亲6个月或是6天时，那种感觉相当糟糕，因为你身边的人丝毫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R·H·托尼在索姆河战役的养伤时期曾强烈谴责，“你们这些报纸……你们将战争编造成如此生动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实际上，平民可能并非士兵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红十字会在将伤亡或失踪报告传达给士兵亲属时，言辞并非想象中那么温和宽慰。许多德国士兵同样觉得自己被孤立。1918年，有些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希特勒）从前线返回故乡之后，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失败主义情绪，这使他们大为震撼，然而还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带着这种情绪回家的。
这种孤立感必然会导致士兵之间更为亲密的战争友谊。这正是人们时常对“前线经历”怀旧伤感的关键，“那是一种超越男女之情的情谊”，那是人们并肩浴血奋战后缔结的深厚感情。一位英国士兵之后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退缩逃跑，并不是“畏惧宪兵”，而是不想“让对方失望”。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也持同样的观点。于是，宣扬军事效力取决于“主要群体”的凝聚力的一系列理论蓬勃兴起。然而我们不需要将“战友”关系的重要性过分渲染。许多爱好文学的军官（他们的经历引起了富塞尔的兴趣）从独自阅读中得到的乐趣明显能够与战友情谊相提并论。此外，部队往往在新组建不久便参加军事行动，加之死亡潜伏在战友之间，这些都意味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信念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此外，士兵对于自己从属的军队组织颇有认同感。这种精心沿袭下的团队认同感的传统虽然加强了士兵的归属感和忠实度（使得军队在出现大规模杀伤时仍旧不屈不挠），但私下的人际关系却被冲淡了。军队规模的扩大削弱了这种团队联系，1918年的军队改组十分不受欢迎，有些士兵甚至拒绝执行加入“新的大本营”的命令。
人们普遍认为，士兵对其祖国的忠心可以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但他们常常被政府精明的战略目标蒙在鼓里）。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力量取决于军队士气：“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在最为惨痛的打击下仍旧保持凝聚力，是因为他们为了维护军队和国家的荣耀，时刻谨记自己肩膀上所有的职责。”对克劳塞维茨而言，国家情绪的调动是拿破仑时期法国军队的制胜法宝；许多现代分析学者同样认为这是部队尽快恢复元气的关键原动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国家的士兵同样具有这样的国家归属感。法国士兵的爱国热情尤为强烈，敌人的铁蹄已经踏上法国的国土，加之18世纪90年代的战争对法国人民留下的阴影，爱国的决心创造了强大的力量。英国公民的国家优越感是其凝聚力的源头，但当中仍旧存在不少需要磨合的地方。尽管英国远征军中大部分士兵都是英国人，但它毕竟包括了许多不同国籍的人。苏格兰人有着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在行军过程中，他们热衷于吹着风笛，昭示着“我们——我们——将要赢得战争”。爱尔兰人虽然对战争并没有表现出苏格兰人那样的热情，但他们还是根据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团体，他们的特立独行甚至让英国高级军官出于偏见而低估了他们的战斗素质。尽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团中有很多人是在英国出生的，但他们同样在认同感上与其他人有所区别，上层军官甚至担心那些澳大利亚“挖掘者”会不尊重自己，不听从指令，这种特点在现代人看来颇为叛逆、吸引人，但在战争年代，着实不应提倡。在德国军队中也能察觉出这种差异性（普鲁士和南德的部队之间）：普鲁士人往往比撒克逊人“难缠”得多。但对于奥匈帝国或是俄国来说，这种国家认同感显然失去了它的意义，许多农民士兵认为自己来自“坦波夫”，而不是俄国（后者对他们而言就是整个“世界”）。然而所有军队都在没有发生内部危机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其团结程度可与种族结构相对单一的法国相媲美（实际上法国军队也存在地区差异的问题：一位军官要对来自布列塔尼的士兵用4种不同的方言进行沟通，这些人基本不懂法语）。
我们知道，报纸上强硬的外交宣传对士兵的影响并不大。另外一种“官方”的鼓舞斗志的来源则是宗教，它为人们应付大规模杀戮提供了更多微妙的释怀和解释方法。对在西线战斗的人们来说（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他们个人所经受的苦难很容易被理解为基督徒的苦行和奉献。富塞尔曾引用过无数前线军官文学作品及书信中出现过的案例，如萨松的《救世主》，欧文笔下被灌输“众志成城搬运十字架”思想的基督徒以及班扬的《天路历程》。军队中还广为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受伤的加拿大士兵被德国人在他的战友面前钉死在十字架上。战争年代同样伴随着各种鬼魅怪谈。有些士兵臆想自己在蒙斯上空看到了翱翔的天使。正如1917年5月，3名不识字的葡萄牙儿童见到圣母玛利亚哀叹俄国革命的发生；比利时和北法士兵坚信他们听到了玛利亚在路边的神龛中所做的预言。堑壕中的灵魂论风靡一时，许多精疲力竭的战士认为他们看到鬼魂或听到了魂音。1916年，法国士兵相信是在博伊斯阵亡的法国士兵的鬼魂击退了德军。然而现实中也的确发生了让人们惊讶的事情：巴黎圣母院长方形教堂里的镀金圣母像因为炮击而失去平衡，向前倾斜；据说，当这尊雕像彻底倒塌时，战争就会结束（它到现在还没有倒塌）。萨尔堡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因为炮轰而脱离了十字架——作为矛盾的战争幻象，它有一部分是神圣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场宗教战争的命题显然具有其局限性。英国士兵缺乏宗教感的现状震惊了罗伯特·格雷夫斯。且不说别的，就算是对一位最不老练的士兵来说，“登山训众”的故事和军士教练员教授使用刺刀技巧之间总归是毫不相干的。随军的8000多名牧师不得不想办法对付由本尼狄克十五世反对战争而产生的尴尬矛盾，后者于1917年呼吁停止这种无异于自杀的敌对行为。对提倡限制宗教权力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来说，他的呼吁自然无效。英国军队中的3480名随军牧师同样感到五味杂陈。被称为“英国人威利”的牧师G·A·斯塔德特·肯尼迪是热衷于蛮力、嗜杀的基督教精神的典型代表，而这种精神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他总是在拳击、摔跤和拼刺刀展示结束后进行布道。一家英国战地报纸指出，像这样的牧师都在扮演一种奇怪的类似于精神分裂的角色：
我并不希望伤害你
但是（砰！）我必须这样做。
基督教的美德
指引你们倒在尘埃中。
你——（飕！一发子弹射中了你）
死亡会是更好的解脱。
对不起，是我射杀了你——
来，让我托起你的头。
另一方面，也有些牧师因为让人们避免受到危险而赢得了好声誉。黑格曾做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好的牧师堪比一个好的将军。”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论断中读出与他的初衷相反的意思。
战争的乐趣？
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载中，人们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的可能性。那就是，人们之所以坚持战斗，是因为他们乐于这样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战争时期的论文《战争与死亡的思考》中认为，战争象征着被社会事先抑制的原始本能的再现。“这场癫狂的战争即将落下帷幕时”，
士兵欢呼雀跃，胜利凯旋，他的妻子和孩子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双手沾满了敌人的鲜血……我们无意识的意志让我们无异于原始人，一群刽子手……我们的无意识让我们在面对陌生人时凶相毕露，在面对亲密的人时却呈现出与之相矛盾的另外一种情感，就像远古时期的人类……战争……撕下了文明在我们身上积淀的伪装，让我们以原始人的面貌裸呈相见。
然而，弗洛伊德同时发现了“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忧虑意识”。战前他曾提出，人们具有一种“明显的‘搁置’死亡的倾向，即将死亡从生活中主动排除出去的意识。我们试图掩盖这一事实……精神分析的实验大胆揭示了这样一种论断：实际上，没有人相信自己的死亡……在无意识中，每个人都确定自己不会死”。弗洛伊德并不看好这种本性，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怀疑将“使生命耗尽”。由于战争清除了“对死亡的常规处理”，因此它能够让生活“重新变得趣味盎然”。
战争结束后，弗洛伊德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作品《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认为，“本能能够保留有机物质，并将其进行组合，形成更丰满的整体；除此之外，必定存在一种对立面，试图去消解这个整体，并使其恢复到原初的无机状态，即死亡本能和爱欲。”死亡本能和性欲本能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精神的关键：
具有攻击行为的倾向是人类所固有的、独立存在的本能性情……并成为人类文明最大的敌人……人类的性欲以结合个体、家庭、族群、种族、国家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体为目的。我们不知道它的机制原理，这是爱欲的杰作。这一大群人必须被“力必多”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单纯的需求以及共同劳动无法做到这一点。
人类侵略性和相互敌对的自然本性与文明的程序背道而驰。侵略本能是在爱欲之外的死亡本能的衍生物及代表。对我来说，文明的进化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个谜。这种进化即爱欲和死亡之间的对抗，生存本能和毁灭本能之间的对抗。
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但这种解释也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至少是与人们在战争中的表现相符的。与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与业余人类学知识相结合的方式相比，如今的新达尔文主义者的遗传决定论似乎更具有科学性，但前者却更好地解释了数百万人苦战4年半、经历杀戮与被杀戮的荒谬时光的原因。（然而那些没有结婚也没有养育过孩子的年轻人战死沙场的事实很难与道金斯的“自私基因”相关联。）实际上，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弗洛伊德遗漏的问题：人类嗜杀的本性，即“毁灭本能”，以及对生存渴望的缺乏，即“每个个体……实施破坏，退却到无人情味的原始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