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经济后果
设想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国家真正失去了22%的领土，欠下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136%的债款，出现百年不遇的通货膨胀和接踵而至的失业率，经历同样史无前例的劳工动荡。设想一下，一个国家在刚刚建立了联合政府的民主政体后，国家大权的决定却由各政党私下商议而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设想一下，一个国家的退伍老兵和家人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而奇怪的是，那些颓废而小资的精英阶层却大手大脚地消费。在一名保守人士的眼中，这个国家是这样的：
一个毫无原则和秩序的国家，它并非靠令人信服的实际行动，而是靠褪去光鲜外表的往事来维系自己。我们始终在留恋着伟大传统的余烬，但我们的文明并不需要一个上尉来指导。确实，我们几乎不再是一支面对敌人斗志昂扬的军队了，我们已经变成急切地想要摆脱纪律、丢弃理想的暴徒……我们成为一个半开化的民族，而这种半开化的标志就是怀疑的风气、冷漠的人性、死板的思路和反复的改变。
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战后一位作家做了生动的描写：
所有体面的公民正被无情的法令拖入深渊，天知道这法令是上帝的执意、人的旨意还是魔鬼的旨意？正如一张桌子的一端突然翘起，桌子上的小玩偶和牵线木偶都滑落到地板上……整个社会尽管奋力抵抗，但仍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此时此刻……价值观出现了彻底且令人咋舌的转变。这种过程并不是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渐进性过渡，而是一种突发性过程，且近乎残忍地强加给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所有的原因却是他们自己也无法掌控的……
中产阶级对这种新式的战争产物——资本和劳动力“社团主义”联盟怨声载道，这是历史学家对战争结果的分析。
读者们往往会认为上述情况发生在德国，但事实正相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国在1918年之后几年的真实写照。英国丢失了南爱尔兰的26个郡，1916年复活节在都柏林点燃的叛乱之焰，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燃烧成内战的燎原大火；1922年进行的实际领土分割，到1938年则演变成爱尔兰共和国宪法承认的法权脱离。主要的外债债主是之前的老盟友，持有最大份额的则是美国（1919年3月，向美国举借外债达10亿多英镑）。生活开销在1920年11月是战前的3倍，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2%；次年，失业率达到11.3%，甚至高出了1930年的水平，达到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程度。240万英国工人在1919年发动罢工，甚至比发动革命的德国还多出30万人。直到1918年，根据人民代表法，选举人数从770万人增加到2140万人，英国的公民权益终于能够勉强赶上德国了（后者从1871年实行的男性普选权制度开始就达到了这一水平）。1916年通过幕后的联盟协议而掌权的劳合·乔治在签署停战协议3天后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选举。他的联盟胜出了，但当保守党国会议员在保守党总部扼杀了该联盟之后，他自己便于1922年10月下台了。对于诸如哈罗德·贝格比和查尔斯·马斯特曼这样的作家来说——以上段落皆引用自他们二人的文章——尽管英国赢得了战争，但却落得了弊病丛生的结果。
但自相矛盾的是（且一直是），人们认为败北的德国情况会更糟糕。毫无疑问，作为战败的一方，它的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即便是这样，英国人对战败者的同情却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德国战后的情形并不比英国糟糕，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战胜他们的国家。德国在战后经历的困境之一是失控的通货膨胀，1923年年底，德国马克已经贬到一文不值的地步（见图14–1）。在1923年的低谷时期，生活消费指数是战前的1.25万亿倍。一块面包需要花掉4280亿马克，一美元可兑换11.7万亿马克。尽管大部分战败国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恢复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水平，但德国的情况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参与了战争，但波兰的情况要好很多，物价水平上涨了180万倍；就连俄国的物价增长也没有超过战前货币改革之前的500亿倍。众所周知，德国人将其货币问题归咎于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严苛的和平条款。奇怪的是，当时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学者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辞。1920年3月，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针对“和平条约对欧洲来说是场灾难”的论题展开了辩论，而赞成这一观点的人是多数派（20%）。3个月后，针对“与德国恢复建立诚恳的对话关系”的投票结果是80∶70。该校俱乐部在这一时期关于国际事务的提议可以被解读为绥靖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史。1923年2月，关于“谴责法国现行政策”，即在德国拖欠赔款后占领鲁尔区的投票结果为192∶72。3月，“德国的失败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不幸，还是整个欧洲的灾难”这个议题被提出。2个月后，会议室内25%的多数派赞同“自1918年以来，法国自私的政策路线将人类拖入另外一场战争”的观点。
图14–1 德国年通货膨胀率（生活消费），1918~1923年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s Reichsamt,Zahlen zur Geldentwertung.
实际上，和平条款的严苛程度并非史无前例，引起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自己出台了无承担能力和作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经济手段赢得和平。在英国人眼中他们的确是这样。在拖债方面，德国做得确实比其他国家要成功，包括协约国一方索取的战争赔款。然而这种胜利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获得，民主政客要以牺牲民主及其自身力量的代价才行。
无力偿还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了极其严苛的负担，这一观点在德国国内是被普遍认同的真理；然而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它却从未赢得人们如此多的信任。如果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赞同——其《和平的经济后果》与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相齐名，是1919年英国的畅销书——英国人就更不可能相信了。
众所周知，凯恩斯凭借其对英国战争财政的准确负面预测，在财政部举足轻重。因此，当德国人签署停战协议的意愿明晰之后，他也成为参与和平准备的人员之一。赔款问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是辩论的热点。不久后，凯恩斯便成为支持相对较低的罚款额度的意见领袖。早在1918年10月他便认为，200亿马克是理想的实际总赔款额。尽管他在1918年12月撰写的备忘录中将这一数字翻了一番（“根据赔款及其他条款，敌方集团可支付的数额”），但他同时也谨慎地强调了强加于对方的负担可能引发的问题。财政部备忘录中开篇便承认，“即便将德意志帝国内的每栋房屋，每座工厂，每片农田，每条公路、铁路和运河，每片矿区、森林都没收并以一个好价钱卖给另一方，那么这些钱也不会达到所有战争赔款总额度的一半。”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可能由赔款事宜而引发的“两种可能性”，凯恩斯的备忘录预测了后来被人们热议的论点：
第一种可能性是，赔款不会对平常的交易过程造成严重的影响，且无论如何，赔款数额与支付国的财力大致相当，即使没有对赔款进行实际偿还，这笔钱也将投资到海外；第二种可能性是，所涉赔款数额巨大，若支付国的出口没有受到广泛的刺激，其将无力支付……因此，其他国家在出口贸易中有必要对支付国施加影响……就支付国接受赔偿而言，这种伤害出现了巨大偏移；但对流入其他国家的赔款而言，这种偏移就不复存在了。
为此，凯恩斯认为，应该“立刻或在3年内获得所有可转让资产，对其进行无情和彻底的强索，以此整体摧毁德国数年之内的海外贸易发展及其国际信用；但是在完成这些之后的数年中，每年仅索取一小部分的好处”。然而，他同时也警告称，德国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引发债务抵赖或整个国家的崩溃。简而言之，凯恩斯对过度索取赔款的明智的保留意见在他来到法国参与签署停战协议和和平协商之前便已成熟。
毫无疑问，与一位德国代表共同出席的几场会议为凯恩斯的立场增添了几抹情感因素。卡尔·梅尔希奥是沃伯格在汉堡银行的得力助手；他是一位犹太法律顾问，其戎马经历和经济战略决策水平同样让人刮目相看。之后凯恩斯曾宣称，他在特里尔和斯帕的停战协商会议上对梅尔希奥“有所倾心”，或许这是在间接承认后者对其产生了性吸引。众所周知，当时凯恩斯是一位同性恋者。然而更实际的可能性是，凯恩斯仅仅是因为自己悲观主义的声音得到了他人的认同而对对方产生了迷恋，这种悲观主义来自于对战争道德观的长期怀疑。根据凯恩斯之后的回忆，梅尔希奥描绘了一幅萧瑟惨淡的图景，德国正处在俄国式革命的边缘：
德国的尊严、组织构建和道德感正在崩塌，丝毫看不到光明，德国被诅咒就此堕落，它的文明失去光辉；我们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黑暗的力量盘旋在我们头顶……这场战争的对手变成了俄国人，这股祸起东方的黑暗力量成为困扰他的最大问题。
很明显，如果协约国过于严苛地对待战败的敌人，那么布尔什维克在中欧的束缚便就此打破。这种观点与凯恩斯不谋而合，激起了后者的强烈共鸣。在劳合·乔治改变了对德国食品进口提供财政支持的观点之后，德国外交部官员卡尔·冯·勒斯那尔进行了如下总结：“多亏了梅尔希奥博士的精辟理解，凯恩斯先生才意识到拖延事态的危险性，并试图与我们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凯恩斯立刻警示道，“德国与俄国的迅速结好”可能会成为“中欧国家解决温饱的唯一途径”。
对凯恩斯来说，最为详细且最具影响力的德方观点来自于沃伯格5月对协约国条款的回应和反驳。其中心观点（由“财政问题的补充”延伸而来）在于，协约国的条款意味着“对德国经济生活的彻底毁灭”，并让德国政治“步俄国的后尘”。在和平条约的经济约束下——具体而言，是工业实力、殖民地、海外资产和商业船队的损失——德国无法按照协约国的规定赔偿战争损失。如果执意强制执行，定会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如果从现任政府的收入中拨款支付赔偿，则需要“暂停或终止支付战争贷款利息、伤残德国士兵的补偿、阵亡士兵亲属的慰问金等，一并受到影响的还有文化建设、学校、高等教育等的开支”。这样做很容易让德国的民主制度毁于一旦：“任何缴税的能力和意愿将不复存在，德国将迎来数十年之久的形势最为激烈的连续性社会阶级斗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借债来为战争赔款付账可能会造成同样严重的后果：
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国内贷款还是国外贷款，德国都不可能拥有大数额贷款，因此支付赔偿的唯一方式便是大量发行纸币。如果和平条约如约执行，那么德国业已存在的超级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恶化。此外，只有在国家补偿生产者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天然产品的充足供应，而这就意味着发行更多的纸币。只要供应活动还在继续，那么想要维持德国货币水平现状则是不可能的事情，马克的贬值将会继续进行。货币的不稳定不仅会危害德国，还会波及所有的出口国，因为货币不断贬值的德国将会成为不安分因素，且会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向世界市场进行商品倾销。
只有在不触及领土、殖民地和商船队利益的情况下，德国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战争赔款。面对这些情形，德国人同意在1919~1926年分期偿还价值200亿黄金马克的债券（和利息），且以债券形式分期偿还最高800亿黄金马克的额度，该年金“不得超过德意志帝国和联邦州收益的固定比例”。
不管它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该文件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与凯恩斯后来对条约的批评很相似。或许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凯恩斯对德国代表团拒绝签署未修订和平协议的举动印象深刻。实际上，他的预言几乎与德国对其自身命运所做出的预言如出一辙：
德国工业将陷入停滞状态……德国经济摇摇欲坠……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将在内战冲突中殒命或被迫移民……欧洲中心将在经济领域重蹈“巴尔干国家”的覆辙——经历无休止的动荡局面，并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持续威胁。
以上是德国人的版本，以下是凯恩斯的观点：
暴虐的和平代替了真正的和平，它所带来的只能是不幸……他们不可能遵守协约，整体的普遍无序和骚乱状态会应运而生……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解决方案会使欧洲经济崩盘，戕害数以百万的生灵。
在凯恩斯准备宣布他的预言时，他与德国人还保持着往来。1919年10月，他应沃伯格在美国的兄弟保罗之邀，出席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型银行家和经纪人会议。他与沃伯格共同向国际联盟呼吁降低罚款额度，取消战争债务，并向德国发放贷款。所以当1920年1月备忘录最终出版时，这本书却变得无关紧要了。它的光芒完全被凯恩斯的另一本书《经济影响》所掩盖，凯恩斯还曾在阿姆斯特丹向梅尔希奥和沃伯格朗读了该书的草稿。
如果说凯恩斯在该书的论点与德国财政专家在大会上提出的观点完全吻合，那么则有些言过其实。但两者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凯恩斯也没有否认那些专家的意见对他并无影响。和那些专家一样，他责备法国的“迦太基”条款，谴责赔款委员会为“压迫和掠夺的工具”。和他们一样，他坚信德国“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只是同意接受体现和平意志的条款（“14点计划”及其后来的说明）”。和他们一样，他强调，对德国商船队、海外资产、煤炭资源以及贸易政策的主权问题的损失和侵犯严重限制了其偿还赔款的能力。协约国要求其支付的战争损失和抚恤赔款达到了1600亿马克，而德国只能指望用出口所得利润来付账。然而，如果将德国传统的贸易逆差转变为顺差，则不仅会迫使德国的消费水平遭受无法承受的锐减，还会给协约国的商业造成压力。就算让德国保留其核心资产（包括西里西亚的煤田），它也只能支付410亿马克，其中3/4的额度是以长达30年的无利息年金形式偿还的。此外，凯恩斯也没有忽略梅尔希奥在凡尔赛的先见之明，他预言了德国马尔萨斯主义危机以及发生在中欧的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打击：
让德国的一代人背负苦役重担、让百万计的生命蒙受屈辱、让整个国家的快乐遭到褫夺的政策……将会为欧洲文明埋下衰退的隐患……“那些签署条约的人无异于为几百万德国男人、女人和儿童判了死刑。如果我们存心让中欧就此落寞，那么我敢说，复仇的火焰将永世燃烧。不久之后反动势力和绝望的革命者之间就会发生终极内战，而在此之前，对上一场战争的恐惧将消失殆尽。无论谁是最后的赢家，我们这一代人苦心经营的文明和发展将会毁于一旦。
他认为，除了减轻国际债务，只有引领德国进行经济重建，才能够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
在凡尔赛诞生的最终赔偿法案——由于内部分歧，公布时间被推迟了——对凯恩斯而言又是重重一击。1921年4月，在经历了数次争论和相互推诿后，最终决定德国的总赔偿数目为1320亿马克，并威胁德国，如若不服从，则会占领鲁尔区。从1921年5月底开始，一项“伦敦通牒”要求德国通过分期付款支付500亿马克的所谓“A”债券和“B”债券（及利息），年金为20亿马克。同时，该要求指出，从1921年11月开始，德国出口26%的收益将作为赔款来源，这暗示着每年要缴纳总共30亿马克的赔款。当德国出口利润达到足以支付“A”和“B”债券的水平之后，就发行价值为820亿马克的不计息的“C”债券。
凯恩斯对伦敦赔款规划的回应涉及封底金额。他对赔款负担进行了估算，得出其金额为国家收入的1/4~1/2；如果从纯粹的财政方面来看，他认为该负担过重，几乎不可能完成。“历史记载中，哪一个政府能够将另一个国家近乎一半的收入无情地剥夺和占有，而且在国民处在困境时？”他向《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如是发问。1921年12月，他提出建议，认为210亿马克是对方的支付上限。然而，考虑到德国无法平衡顺逆差，他对德国能否采用硬通货进行支付表示怀疑。这就是他之后提出的“转移问题”。他怀疑德国可能会从海外获得贷款，以此促进形势的发展。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上，他反驳了德国的国际贷款提案，认为这项提案“与赔款的提案一样，都是天方夜谭”。他同样不相信以原材料的形式进行赔款（W·拉特瑙的设想）能够缓解局势。此外，考虑到德国战后对进口的强烈欲望，凯恩斯认为德国是不可能达到出口顺差的。他于1919年声称：“就算德国能够达到巴黎提案中的大量出口贸易水平，它也只能以将大英帝国的主要商品从世界市场中驱逐出去的方式……”换言之，该赔款计划没有可操作性。短期之内，德国只能够通过在国外货币市场上兜售马克纸币的方式来筹措每月的还款；但这样势必会使汇率下跌，直到无法维系这一手段为止。
1922年8月，凯恩斯受邀出席了汉堡一个政治家和商人的会议，之后他关于赔款事宜的意见造成了空前的影响力。实际上，这是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非正式会议，在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呼吁“成效保证”的演讲后不久召开的。5天后，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空前响应。作为“对英语国家针对德国多变的态度负主要责任的人”，他得到了许多共鸣，人们热烈的欢呼和赞许也极大地影响了凯恩斯的演讲内容。其中，他进行了一次重大预言：
我不相信……法国真会将其重新开战的威胁付诸实施……一两年以前，法国的信念可能还是坚定的，但今非昔比。法国人对官方赔偿政策的信心正逐渐丧失……他们深知，这并不现实。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他们仍然虚张声势。他们清楚自己不合法的暴力行为将从情感和道德上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摧毁自己的财政，丧失原有的财政优势。普恩加莱先生可能会出言苛刻，但他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实际上，他的演讲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行动的根据。他越是夸夸其谈，他的行为就会越发缩水……
此外，他还批判了这样一个观点，通货膨胀正在导致“德国社会的瓦解”：
我们不能忽略资产负债表上另一方面的内容……内部债款的负担业已清算。目前，德国向协约国支付的所有赔款……全部来源于国外投机商人。我不相信德国能从本国资源中抽取一分钱用于偿还赔款。这些外国投机商人清算了所有债务（或许还超出了这个数额）。
他的总结相当于对德国延期偿付、贷款及削减战争赔款等要求的重申。
私下里，凯恩斯并非如此冲动。但公众舆论却能造成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道出了德国人的心声。普恩加莱的幌子应当被揭穿，这是传递给柏林政府的消息。这并不是该演讲的唯一重点。凯恩斯在他的演讲中还预示，“科学技能、管理技能和执行能力兼具的那天即将到来……当然不是今年，但会是明年”；该预示与沃伯格极其同伴之前提出的号召相吻合——“在面临所有世界性经济问题时，外交官和政客都要让步于商人”。11月初，阿尔贝特·巴林的继任者（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董事）威廉·库诺被任命为首相。身在英国的凯恩斯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兴奋地敦促这位新首相“大声疾呼，明确立场”，并坦言“十分嫉妒库诺的工作”。
如果将法国占领鲁尔区以及德国货币终极的、无法挽回的崩溃现实统统归咎于凯恩斯，将是十分荒谬的。但他的确从中促进了两者的发生。他并没有为普恩加莱的话而感到惊慌（实际上，后者并没有“虚张声势”）。在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头几个星期里，他鼓励德国人“坚持到底”，并呼吁政府“保持冷静”。1923年5月，法国并没有削弱其掌控鲁尔区的力度，且德国经济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越陷越深，这时凯恩斯才承认他的战略计划失败了。
在此我们毋庸赘述库诺的失败以及这一拖沓过程激起的消极反抗情绪，只需了解凯恩斯在其《货币改革论》一书中的描述即可：
有必要承认，库诺在整治财政部和德国银行的不称职和无能导致了他的政治失败。在这灾难性的时刻，那些对德国财政政策负责的人并没有做成一件明智的事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丝察觉。
不得不说，凯恩斯在事后才做出了明智的举动，而不是当时。他如今督促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货币限制和资本征收——1923年12月之前，并没有向德国人提出过。实际上，在许多场合，凯恩斯赞成德国人大规模地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国外资产进行征收。最终，他似乎情不自禁地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成功：“这段时期内（1929年6月）德国的卓越经历和成就或许有必要使协约国相信它们之前榨取赔款的措施无果而终，同时预示了道威斯计划的诞生。”
1932年，他在汉堡的演讲中也陈述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对所谓的‘执行政策’的明智与否表示怀疑。如果我是一个德国发言人或经济学者，我想我可能不会赞同。”
无心偿还
凯恩斯在凡尔赛“爱上”的人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称为“具有吸引力的”、“战后历史新发展的里程碑”。毫无疑问，梅尔希奥的观点是正确的。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反对和攻击无疑让曾经迷途的德国产生了罪恶感。时至今日，学者们还普遍赞同当时的观点，即协约国的赔款协议是将德国拖入通货膨胀泥潭的元凶。哈勒尔认为，在德国财政已经失常的情况下，协约国的赔偿要求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平衡顺逆差结构，德国除了通过售卖马克纸币来购买硬通货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外汇汇率被压低，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却随之抬高。巴里·艾肯格林一语中的：赔款“对通货膨胀负有终极责任”，如果没有战争赔款，预算赤字就不会出现。因此人们往往得出结论，协约国希望德国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来支付战争赔款，但这一建议普遍不受欢迎，德国政府除了逃避付账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让通货膨胀继续存在，用格雷厄姆的话说，这种方法“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公共财政的好转只能带来更为严苛的勒索”。这种手段在政治方面同样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拉动德国的出口量。协约国国家会对此感到压力，让它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战争赔款只能以牺牲协约国工业利益的代价来实现。因此，货币贬值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并成为“说服全世界其他国家降低赔款负担”的最有效途径。实际上，这一策略一举两得：由于这一时期流入德国的借款从未得到偿还，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进一步将这种现象描述成“美国向德国的‘赔款’”。在其关于德国通货膨胀的权威研究中，费尔德曼明确指出：协约国的和平条约“提出了对方无法实现的要求和无法容忍的选择”，赔款可能反而“抑制了稳定因素”。这是凯恩斯的观点在之后80年中的传承。然而历史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凯恩斯被其德国朋友利用的程度，以及他在其和平结果的分析中的错误程度。
那些1919年德国政府的和平代表团成员深知，他们面临的是艰难的和平。毕竟，如果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也会给对方施加同样大的惩罚力度。以下是一位美国外交官在战争期间写下的一段话：
德国人为了偿付数额巨大的军事开支，也变成了强盗。他们洗劫了比利时，并还在搜刮着能够得到的每一分钱。他们掠夺了波兰和塞尔维亚……他们还试图以法国为目标……如果他们能够挺进巴黎，每周内得到的价值将不只30分——他们要向对方每天收取上百万法郎作为罚款。
1915年8月，考虑到德国迅速发展的战争债务，德国财政大臣卡尔·黑尔费里希称：“战争的挑唆者已经背负了10亿多债务……如何偿清债务从一开始就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连相对开明的沃伯格也表示了赞同。1914年11月，他假设战争只持续4个月便结束，于是提出，德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赔款额数是500亿马克；1918年5月，他设想协约国的战争赔款为1000亿马克。1918年8月27日签署的追加财政协议向俄国提出了60亿马克的赔款，但1918年3月签署的原协议并没有赔款项目。这是继大面积割让领土之后的附加条件：芬兰和乌克兰独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库尔兰以及利沃尼亚割让给德国。（在1918年的超现实氛围中，德国的王室成员为谁应该统治这些国家而争执不下：乌拉赫公爵想成为立陶宛的国王，奥地利大公欧根觊觎乌克兰，德皇的内兄弗里德里希·卡尔对芬兰虎视眈眈，而德皇本人也在垂涎着库尔兰。）这些争议领土拥有俄罗斯帝国90%的煤炭储量以及50%的工业份额。与此相比，《凡尔赛和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要仁慈得多。除了殖民地，德国丧失了9块周边的帝国领土；但这些土地仅占其战前国土面积的13%，且其中46%的居民并非德国人。德国人为失去80%的铁矿石、44%的生铁、38%的钢铁以及30%的煤炭储量而感到惋惜；但俄国人在1918年失去的资源更为可观，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同样在领土问题上忍痛割爱（匈牙利人丢掉了战前国土面积70%的土地），在其各自的条约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也遭受重创。德国殖民地损失也相当惨重：但是尽管失去了3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1230万人口，但这部分领土的经济价值并不高。
尽管在协约国提出这些条款时，德国人进行了痛苦的反抗，但他们知道该来的总归会来。当沃伯格应邀加入德国代表团后，他对此做出了评价：“毫无疑问，协约国的条件未免过于严苛。”新任财政部部长欧根·施利芬以及外交部赔款问题专家卡尔·贝尔格曼在谈及赔偿时认为这一数额会在200亿~300亿马克之间；但沃伯格警示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个“天价”。他在4月初向外交部部长乌尔里克·冯·布洛克多夫–兰曹伯爵也这样说：“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对方开出的过高条件。”实际上，沃伯格认为，德国未来25年~40年都将背负着战争赔款的重担。唯一能够卸下这一负担的方式就是国际贷款，因此德国便能用25~40年以年金方式支付固定的最高赔偿额。4月，他设想了一份千亿马克的贷款蓝图。
德国人认为，请求获得一个相对慷慨的条约的最佳借口是，如果协约国不这样做，德国将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进一步实践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计划。沃伯格的朋友弗朗茨·维特赫夫特在同意加入德国派往凡尔赛的代表团后不久也这样说：
秩序与劳动的前提条件是面包与和平，否则我们将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偏离，德国会彻底失去希望。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危险的笼罩之下，虽然协约国也妄图彻底挫败我们，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具有连带关系的安全阀。如果这种不安的迹象从匈牙利传播到德国，法国和英国也会无一幸免；那时，整个欧洲就会彻底失去希望。
4月底，在柏林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梅尔希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向俄国倾斜”，这一观点受到了德国宰相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的支持。毫无疑问，当他第一次见到凯恩斯时，梅尔希奥真切地为德国的政治局面而担忧，毕竟是他自己的家园正在遭受一个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且1918年11月的革命局势还很不明朗。它会以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更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守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三者之间达成妥协而告终吗？即便如此，一个明朗的结论是：为给凯恩斯辩护，他夸张地鼓吹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的威胁。红军在1919年年底和1920年年初取得的胜利以及在德国发生的连续性社会暴乱激发了梅尔希奥的新一轮预言：“成立一个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失败者联盟”。实际上，拉特瑙与俄国人在1922年肯尼亚会议上就赔款问题达成的协议（帕拉洛协议）让他和沃伯格都惊骇万分。
与此同时，德国人并没有为平衡预算做出努力，而这是在国际贷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支付赔款的方式。实际上，作为财政部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将德国的税收体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变，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他还试图在1920年3月卸任之前将直接税收大幅度提升，这一“帝国临时税”将税率提高到65%，而帝国所得税则提高了60%。然而在降低赤字方面，这些措施都远远不够（1919~1923年，其数额平均占据国民生产净值的约15%）。首先，出现了大量逃税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法律框架允许范围内的行为。比如，“临时税”可在47年内分期缴纳，其利息在1920年12月之后仅有5%。只要通货膨胀保持在5%以上，拖延缴纳显然就更有利。同样，不以工资形式获得的收入（税款在收入源头便被扣除）能够轻而易举地延期缴纳新帝国所得税。
这并非偶然，税制改革也是出于有意逃避赔款的目的。约瑟夫·沃思总理本人也反对征收财产税（即‘剥夺实际价值’），“我们的所有政策必须以消解‘伦敦通牒’为目的。因此，如果在此刻引入剥夺实际价值的制度，我们实际上正将‘伦敦通牒’80%的内容付诸实施。”因此，1921年5月到1922年11月，国内关于财政改革的讨论变成了一场伪装，总理本人也没有诚意。为了给赔款委员会一个交代，关于财产税的规划不得不被提上议程。同样，作为对协约国在戛纳要求进行财政改革方案的回应，关于10亿黄金马克的强制贷款成为重点规划项目；财政部规定了将马克纸币兑换成金子的系数，但其级别如此之低，以至于税收收益仅占目标数目的5%。州务部长大卫·费舍在提到赔偿委员会的“增加未来税收的愿望”时，实则将这种愿望暗示为“将德国经济摧毁的愿望”。实际所得税在1921年下半年有所下降，在1922年上半年也只出现了轻微反弹。
凯恩斯对他的德国朋友表现出十足的信任。1921年11月，有观点认为德国故意激化通货膨胀，以此避免支付战争赔款，但凯恩斯予以否认，他写道：“我全然不相信这个愚蠢的故事。德国政府不会大胆或疯狂地刻意设计这样一出戏，因为这种行为最终会对自己的人民造成灾难性后果。”不幸的是，这个“愚蠢的故事”是真实的。德国人相信，尽管赤字和货币贬值的局面还在继续，但他们能够以此增加出口；用梅尔希奥的话说，这样还可以“通过摧毁和英美国家之间的贸易，让债权人亲自向我们提出缓和措施”。
1919年6月到1920年2月，马克与美元的汇率从14马克换1美元下跌到99马克；之后，德国对汇兑的管控有所增强，经济部部长罗伯特·施密特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愿景：“德国低价向海外大量倾销商品……这样协约国就会允许我们恢复汇兑秩序。”正如电气巨头AEG的菲利克斯所言：“我们脆弱的货币是不幸中的万幸，它让我们能够进行大规模出口。”为了保持这种优势，1920年3月到6月，经济部部长针对马克采取了行动：通过买进大量外国货币来限制马克的升值。沃伯格在1920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了这种战略的基本原理：“就算有一定风险，有时候也需要向国外低价卖出我们的产品……必须要让其他国家明白，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在被剥夺支付方式的情况下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的……如果和平条约不做出让步，那么货币的彻底崩溃便不可避免。”
放弃偿还
实际上，《凡尔赛和约》所对德国造成的经济后果远远不及德国人自己和凯恩斯所说的那么严重。除了美国，所有参战国家的资本账款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未来接受赔款的国家需要支付给美国的欠款已经达到约400亿黄金马克。同样，并非只有德国的航运受到了影响：战争期间，全世界的航运总损失超过1500万吨（其中大部分损失是德国造成的）。无论如何，这些财产损失的重要性不应当被夸大；特别是航运，因为它被很快便被取代了。短期内，世界经济得到了增长。商人们争先恐后替换更新战争期间的存货清单以及不景气的工厂，且由于前线发生战争而中断了贸易往来，因此商船和潜艇得以重新修整。1920年，国际贸易恢复到战前的80%，由战争引起的货币扩张助力了它的增长。根据计算，德国的国民生产净值在1920年增长了10%，1921年增长7%。尽管其农业一直出于萎靡状态，但工业产值显示了锐增的态势，1920年增长了46%，次年增长20%，某些工业门类（特别是造船业和煤炭业）增长尤为迅速。
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迅速增长的背后是汇率的削弱，并且这也招致了投机行为。因此，德国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通过大规模的外国贷款来承担的，而是外国人小规模但大量购买了马克纸币。柏林七大银行的国外存款从1919年的137亿马克上升到1921年的416亿马克，几乎占到存款总额的1/3。纽约购买的马克数额在1919年7月到1921年12月期间达到6000万黄金马克。凯恩斯隐隐约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1920年年初说道，“投机行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其程度前所未有。”但他完全忽略了这将给汇率造成的可能影响。1920年3月，马克突然停止了贬值，6月，其汇率从1美元99马克上升到30马克。次月，前8个月出现的所有趋势又出现了反转。德国国内物价从1920年3月的峰值下降了20%，在7月份陷入低谷，之后又大幅度起伏，达到战前水平的大概30倍——直到1921年夏天。1921年3月，年通货膨胀率比战后最低水平还要低2%。同时，德国的物价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也突然缩小。这不仅阻止德国继续沿着其出口的轨道前行，同时还让凯恩斯失去了2万余英镑，这笔钱是他基于和平的经济后果的预言进行的投资。直到后来，他才完全掌握了事情的真相：
从徘徊在资本大街上的犹太人……到西班牙和南美最遥远城镇的理发师助理……事实只有一个……德国是个伟大而坚强的国家，有朝一日它将东山再起。当那一时刻到来时，马克也将重振雄风，带来巨额利润。银行家和女仆对历史和经济了解得太少了。
实际上，通货膨胀的减速带来的不仅是消息不灵通的投机行为。此时，英国和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战时积欠的账单，并通过增加税收和限制贷款来结束通货膨胀，事实上各国正经历通货紧缩。1921年两国都出现了物价跌落的局面，这种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波及其贸易伙伴。
同样，1921年制定的赔款总额并不是无法承受的负担。1320亿黄金马克中有820亿是“估算出来的”，原因在于，“C”债券只能在未来德国经济恢复到足够强劲时才能够发行。这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并限制了德意志帝国在国际市场的借款能力；但也同时意味着德国在1921年的还款义务不到500万黄金马克——410亿（算上1919年之后已经支付的金额）。此外，通货膨胀已经在本质上降低了帝国内债的实际价值（1921年中期下降到240亿黄金马克）；因此，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包括“A”和“B”债券在内的帝国债务约占其中的160%。与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所承担的债务负担相比，这笔债务显然要更高：如果将俾斯麦当时索要的赔款数额（50亿法郎）与法国现有的国债（111.79亿法郎）相加，那么总债务额度几乎是1871年国民生产净值的84%。然而，德国在1921年面临的债务负担略低于英国国债（内债与外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65%）。英国的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甚至还要高一些——将近200%。然而英国仍然是19世纪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其政治组织的稳定性也首屈一指——但它同样面临着负债的压力。
德国的年赔款金额同样不算过分。众所周知，“伦敦通牒”中规定的年赔款金额为每年30亿黄金马克。80亿~130亿黄金马克已经在1920~1923年交付，占到国民总收入的4%~7%。1921年，即最困难的一年中，这一数字也仅有8.3%（见图14–2），但这还是离凯恩斯的猜测（25%~50%）相去甚远。实际上，与后来根据道威斯计划进行的赔款相比（最多也只占3%），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且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更别提近期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助了。但从1871年6月到1873年9月，法国共支付给德国约50亿法郎：占据了第一年国民生产净值的9%，第二年则为16%。
最后，与19世纪70年代的案例相比，德国所要支付的年度债务并不完全不能实现。1929年青年委员会的报告时常遭人嘲笑，正是因为它提出让德国的战争赔款支付持续到1988年。但自从1958年起，德国支付给欧洲其他国家的金额达到1630亿马克（以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预算提供捐款的方式）。诚然，每年支付的金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总体数额却大大超过了凡尔赛赔款协议的要求。这正是杨格计划力图实现的目标。
凯恩斯有一点是正确的：赔款的背后暗含了国际利益尖锐的冲突。如果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0亿黄金马克，那么其进口将会大大缩水，出口则会出现扩张。但德国的贸易伙伴中有谁会为此付出代价呢？英国和法国的商务代表多次指出，“一战”结束后应当采取措施“阻止德国（这一危险的经济敌人）挤入我们的市场”。英国贸易部1916年1月的战后商务报告认为：
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忧虑，战争结束不久，我们的国家将涌入大量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物资，它们的价格普遍低廉。战前出现的价格战将再度上演，其结果将波及所有卷入这场价格战的制造商，使得它们面临严重困境，对那些受到鼓励而扩大贸易，或是致力于开拓新工业部门的制造商来说，这绝对是场灾难。
图14–2 赔款负担，1920~1932年
资料来源：Ferguson,Paper and Iron,p.477.
人们还讨论了战前出现的歧视德国贸易的事宜，次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英法会议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1917年12月，战后经济政策质询委员会总结道，“当下，敌对国不应当（至少一段时间内不应当）与大英帝国按照战前不受约束的方式继续贸易，不应当享受与协约国或中立国一样的条约待遇。”该决议使德国战后的进口被追加了一层关税，德国人称之为“憎恨带来的折扣”。
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利用贷款来支付赔偿，那么究竟要优先保障谁的权益——赔款接收者还是新出现的贷款人？正如舒克所言，德国人以贷款形式从国外借来的钱（却从未偿还）与他们支付的赔款数是一致的。1919~1932年，德国总共支付赔款191亿黄金马克；同一期间则接受净资本流入270亿黄金马克（主要来自私人投资者），但这笔贷款却一直拖欠，从未偿还。
这并不是说德国政府不打算支付赔偿的做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交易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而在于德国人采取的措施以及凯恩斯的观点是否能说服协约国他们已无力偿还。“经济修正主义”正通过出口一大批德国物资对协约国经济施加压力。这无疑是1919年出现的问题，但其持续时间并不长。就连1921年5月~11月期间马克的大幅度贬值都没有让战后不久出现的“便宜货”现象再度上演。诚然，1921年5月之后，月出口数据增加了35%，而年出口数据也增加了2/3。格雷厄姆关于43种日用品的统计同样揭示了出口的增加。但与此同时，进口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由于只有贸易顺差才能对协约国的经济施加影响，因此这同样至关重要。年度数据表明，1921年的贸易逆差达到6.9亿黄金马克，1922年则超过22亿。月度数据则更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记录：1921年5月~9月贸易逆差呈现扩大化，1921年则演变成小幅度的顺差，但1922年7月又出现扩大情况并达到最高点。贸易量的数据也有类似的结果，但是却揭示了1922年2月以后出现的更为戏剧性的逆差鸿沟，但在这一阶段，半成品和成品比重已经占所有进口产品的1/3。但这些数据可能仍然低估了贸易顺差的程度。经济部官员一再表明实际出口量被低估、1922年的逆差可以被忽略（这些声明对后来一些历史学家产生了误导），帝国统计委员会也“完全赞同”，称“贸易逆差的平衡性被严重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