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与支持经济修正主义的人相反，贸易逆差扩大是在名义汇率跌速最快时发生的，而其缩小则出现在马克稳定时。正当德国通过廉价出口商品占领对方市场来对协约国赔偿征收者施加压力时，它也在通过向其出口商品提供活跃的市场来减轻这种压力。这或许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帮助世界走出经济不景气的局面（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大萧条），但从德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则事与愿违。
德国出现出人意料的巨大贸易逆差，原因十分明了。国外对德国出口商品的敌意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马克在兑换其他主要货币中的确贬值（名义上），但实际上，考虑到相对价格，德国的竞争能力并没有出现明显增强。这反映出英国和美国物价水平较低，国外投机行为持续存在，以及德国国内物价和工资水平已迅速调整。
因此，认为持续的贬值能够帮助德国避免支付赔款，基本上是一种误解。如果有可能，这种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它不可避免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稳定货币的政策难道就不能通过抑制德国进口的需求来更有效地向协约国施加压力吗？1930年发生的一切（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彻底地削减了德国的进口）表明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毕竟在经历过1923年的危机之后，战争赔款需要修改和重新确定支付方法，但金额并没有降低；但1931年美国总统胡佛在大萧条高潮期间宣布暂停偿付政府之间债务，则直接取消了它的存在。这是魏玛外交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当时德国的战争外债——1931年其金额名义上达到770亿美元——以牺牲其前对手的代价被取消了（见表14–1）。考虑到德国偿还真实赔款总额未超过45亿美元，结论便相当明显了。以相当少的花销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意志帝国终于成功逃避了支付所有战争赔款的厄运，而仅承担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表14–1 1931年未支付的战争借款以及赔款债务（单位以每千英镑计）
资料来源：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p.278.
无力收款
和平条约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过于严苛，而是协约国并没能成功执行，“无力收款”的程度超过了“无心偿还”。1870~1873年，德国占领了北法的大片领土，并将赔偿与撤出国境的速度相挂钩：法国什么时候偿清战争赔款，德国便在什么时候撤出法国。1919年发生的事情却截然相反，在解除了海上封锁之后，协约国于1921年提出赔款总额，但当时协约国在莱茵兰地区布置的兵力相当有限。除了使用占领手段来敦促对方偿还赔款，协约国，或者说法国，还试图以占领更多地盘为威胁来约束并处罚拖欠赔偿。这让人在心理上产生了误解，鼓动德国人冒一下险，没准法国是在危言耸听（凯恩斯在1922年也轻率地如此判断）。另一种可能是自愿偿清赔款；不出意外，经过民主方式选出的政治家极其不情愿以税收的形式解决该问题。魏玛的政客们面临的难题——甚至有些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德国必须践行和平条约——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必须缓和德国预算中相互矛盾的两方利益，一方来自于选民，另一方来自德国之前的敌人。简而言之，协约国可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因而索取赔款，但德国选民同样认为，在遭受了1914年发生的苦难之后，自己也理应得到“赔偿”。
根据德国的预算数据，1920~1923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实际总支出达到65.4亿~76.3亿黄金马克，占德国总支出的20%以及公共总支出的10%。换言之，1920年，战争赔款占德国赤字的1/5，1921年为2/3。但即便将赔款从中扣除，公共总开支仍然保持占国民生产净值的33%，与此相比，战前这一数据仅为18%左右。尽管如若没有战争赔款，通货膨胀可能会有所缓解，收益也会因此而增加，但赤字无论如何都会存在。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如果赔款奇迹般地被废止，那么国内开支就不会增加。
除了缩小长期债务的实际花销，德国对本国人民的赔款——这也是国内开支的对象——包括了公共部门的高额花销、失业救济金（国家支付一半）、房屋修缮补助以及为抑制食品价格而发放的补贴。针对在战争中受伤的人，国家同样支付了超过80万的抚恤金；用于阵亡士兵遗孀和战争孤儿的津贴总额则分别为53.3万和120万。然而，预算中最大的困难是铁路和邮政系统造成的赤字：1920~1923年，德国铁道部的亏空约占德国总赤字的1/4。从某种程度上说，购买新的运输工具、经营不善是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但它同样也可以被归咎于政府保持就业水平的考虑（导致了人浮于事的局面）。邮政、电报和电话体系的局面与此大同小异。除此之外，德国商船队的重建（旨在保持造船工业的就业率）开支在1919年和1920年占到德国总开支的6%。这种“面向国内的赔偿”在造成德国财政赤字方面比实际赔偿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所有参战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负债的压力过高，以至于支付利息的同时大量福利开支面临压力。1918年2月英国战后重建部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列出的“购物清单”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适当的住房规划……包括材料的购买以及大规模收购土地……这是以小地产、士兵安置、造林计划以及开垦计划为目的，从农业用地向政府集中管理的巨大转变……道路的重建以及铁路（设施）的修缮……某些核心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应全部或部分由国家帮助融资……在下一阶段的转型期，要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以此弥补工业的错位……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艾迪生反对“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次于偿清债务”；他认为，英国应当“尽早地将开支用于重点建设，采取最为合理的方法提高国家生产力”，这与战后德国的思路如出一辙。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国内支持分期还债的人占据了上风；而在德国，支持福利建设的人有压倒性优势。这是1921年英国从通货膨胀演变成通货紧缩的原因，而在德国，印钞厂一直在工作，直到货币崩溃。
早在1922年，德国国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已经几乎降至1914年的水平（为13亿美元，战前则为12亿美元）。与此相反，英国的债务几乎是其战前水平的10倍（见表14–2）。6年后，德国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英国则重新回到战前水平，这种差距就变得更为显著。德国及联邦州的联合债务占到了1913年GNP的40%。1928年，这一数字仅为8.4%。与此相反，英国的国债从1913年占GNP的30.5%上升到1928年的178%。尽管德国国内出现了“货币升值”的声音，但财政部部长汉斯·路德在取消德国战争债款的问题上还是颇有成就的。1924年2月，在起草《第三次临时税法》（它保证了对私人抵押贷款和信用债券从10%稳步升到15%）时，他明确排除了对仍在发行的价值6000万马克的战争债券采取相似的做法（直到赔款被偿付）。格奥尔格·赖曼曾在战争期间预言，古雅典立法者梭伦的“解负令”会在德国重新上演；而今，该预言现已实现。
表14–2 1914年和1922年各国国债
资料来源：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137.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的抉择在微观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有重要意义。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一个能够平衡预算并使其货币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政府同时也在冒着降低经济总产出和就业率的风险；而一个将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贯彻到底的政府却正相反，其产量和就业水平会有所增强，但这一结果是以牺牲债券所有人以及其他票据资产储户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在英国，为战争付账的方式是通过实施通货紧缩政策以及降低工薪阶层就业率来实现的（更甚，战争债务的实际价值是在增加的）；而在德国（当然还有俄国），付账的是债券持有人。
但哪种方式更为合理？在《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凯恩斯认为，尽管通货膨胀“在改变财富分配”上要“次于”通货紧缩，但后者在“减缓财富生产”方面却“更为有害”。尽管他表达了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但“鉴于其带来的积极影响”，他显然更为赞同通货膨胀的政策，“因为在一个贫穷的世界里，让靠收租生活的人感到痛苦总归比增加失业率更好”。实际上，他明确表达“德国的通货膨胀其实是个例外”。弗兰克·格雷厄姆认为，德国通货膨胀在“物质利益和损失”的较量中显然偏向于“物质利益的获得”。劳尔森和佩德森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1920~1922年，不仅是产量增加，投资也有所提升，并由此创造了持续增长的潜力，只有在1924年之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才得以被抑制。该观点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德国的就业率在1920年到1922年期间出奇的高——这也是格雷厄姆考虑到的一点，他认为“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以较低的实际花销，顺利地完成了从战争走向稳定的战后货币结构的转型过程”。现代经济历史教材苦心孤诣地强调这些通货膨胀带来的相对优势，至少是在超级通货膨胀出现之前。言外之意，另外一种政策将导致较低的增长率、较低的投资但更高的失业率。
为了解释每个国家做出的不同选择，历史学家采用将社会学和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他们得出结论是，在英国，某些社会团体的物质利益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虽然如此，出于非理性的经济考量，他们仍然支持健全货币的“传统智慧”，这类似于格莱斯顿关于道德操守的正统说教。法国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即适度地降低国债的价值——相对（而不是绝对地）承认法国社会食利者的权力。意大利的议会体制则无法解决分配产生的冲突，因此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不得不承诺保持货币的稳定。与此相反，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关键组成部分——企业家和商业管理精英——出卖了工薪阶层，转而支持通货膨胀政策，这使得德国的工业得到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却伤害了股东、债券持有人以及银行的利益。然而早期阶段，大公司被当作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受益者，它们通过较低的实际利率、低税收以及低汇率来获利；但现在，工人的情况同样得到了相对改善。因此，通货膨胀成为产业部门、有组织的劳动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之间反对通货紧缩而心照不宣地达到“通货膨胀共识”的意外结果。真正没有得到好处的是食息者。但若与通货紧缩相比，这种局面带来的整体作用是社会的好转和公平。这种论点同样拥有政治寓意。在汉斯·哈勒尔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他做出估算，认为若想在摆脱政府借债的情况下平衡预算，那么税收水平需超过国家收入的35%；虽然这种税收级别在现在看来是合理的，但哈勒尔认为，20世纪20年代早期，政策上是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确保了政府的议会体制”，因为其他任何试图稳定财政和货币局面的政策将导致政治危机。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到处都是为通货膨胀辩护的例子。1922年6月，拉特瑙（当时已成为德国外交部部长）和实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在柏林与美国大使的一场会谈中提出了两种意见，但却都是对德国现行政策的补充辩护：
拉特瑙认为……从经济方面看，通货膨胀比控制租金更好，财富从所有者那里转移至两手空空的人，在德国这样如此落后的国家，这是非常合理的。施廷内斯称，通货膨胀和发动革命是德国面临的两种选择，就这两种选择而言，他偏向于前者。
对施廷内斯而言，通货膨胀是“保证人民就业率的唯一途径，也可确保国家的正常运行”。之后他对霍顿说，“从政治上看，我们必须让300万从战场上归来的人有一份工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金钱还是生活的抉择问题。”梅尔希奥的观点与他大同小异：
当下，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这样做都是有必要的……如果局面能够控制，则不会再出现永久性伤害。这并非事先计划……它演变为新资本的创造，以便让企业有能力雇佣复员士兵。
此外他还认为，公有制下铁路部门出现的巨大赤字能够“避免让10万雇员陷入无业状态，并避免了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生”。1923年11月，沃伯格强调：“我们是否希望通货膨胀停止，希望爆发一场革命——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许多商人也普遍持有这种观点。保守党的保罗·昂布里特反对减少社会开支，“如果经济和社会影响是相互对立的，则需要优先保障社会利益。”
然而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去怀疑这些观点的真实性。实际上，通货膨胀政策付出的代价比格雷厄姆、劳尔森和佩德森等人所预期的还要多。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斯坦蒂诺·布雷夏尼–图罗尼1931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谨慎的研究，成为最早研究这一领域的人，他在书中列举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生产力下降、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有机体极度不平衡”、“出现了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公共卫生和道德水平下降：
它使得社会不再提倡节俭……它毁灭了道德观和理智……它通过在所有阶层中传播投机思想以及引导人们离开原有的常规工作，来毒害德国人民；它持续不断地扰乱政治和道德秩序……此外，通过加强右翼政党骨干所处社会阶层（比如大工业家和金融家）的经济地位，它煽动了针对民主的反动政治。
尽管赞同通货膨胀，凯恩斯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放任货币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佳途径”：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能够不知不觉地没收公民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这种手段，政府可以恣意专横地侵吞私人财产；这一过程让一部分人陷入贫穷，另一部分人自然会中饱私囊。这种对财富的专断整合不仅打击了债券，也对现有财富的平等分配造成了打击。那些因此而大发横财的人成为“暴发户”，同时也成为资产阶级仇恨的对象，后者与无产阶级一样，因为通货膨胀政策而陷入悲惨的境地。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永久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失调，甚至失去意义……也没有更加可靠的方式可以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在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为进行对外贸易，货币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而这导致人民生活境况更加悲惨，社会根基摇摇欲坠，发生在这些国家的现实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仍然只存在于虚幻中。
最前沿的研究为这些论点提供了最充分的支撑。具体而言，林登劳勃对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增长的论断表示怀疑；其关于工程公司的具体研究表明，上涨的物价（或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物价的不确定性）的确阻碍了投资。1920年——物价稳定的一年，这些公司从事了许多新的资本项目，但在1921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时，其中许多项目不得不被终止。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通货膨胀在1921年和1922年带来了什么好处，在超级通货膨胀出现后，这些好处都被生产和就业的急剧下跌所替代。鲍尔德斯顿还颇让人信服地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在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造成了破坏，因此它对德国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发端及其罕见的严重程度负有间接责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的代价要大于利益的获得。
社会学的分类解释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社会学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财政方面，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政府债务持有人以及纳税人之间，而这两个群体并非是彼此孤立的。战争之后，新增的债券所有人如雨后春笋般增加。1924年，英国国内的公债中12%是由小储蓄者持有的。人们经常忘记，战争债券的最大持有人是机构性质的而不是个人投资者——保险公司、储蓄银行等——其大量的战时购买有效地维护了小储蓄者的利益。例如，1924年英国债务的5.5%由保险公司持有，8.9%由清算银行持有。
与此同时，缴纳直接税收的人数出现了增长。在英国，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增长了3倍——从1913~1914年的113万增长到1918~1919年的354.7万人，而工薪阶层的成员比例则从0%上升到58%。实际上，在源自于所得税的净收益中，工薪阶层的贡献仅有2.5%，但1918~1919年，他们人均支付的3.72英镑却不容小觑。在德国，由于中产阶级延期支付税款，直接税收总收益的稳定上升则要归因于以工资为来源的税款。因此，德国的工薪阶层纳税人对直接税收更为关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权在战后的变化，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受到财富或收入等条件的限制。民主化的背景下，那些既不是债券持有人，也不是直接纳税人的选民的政治权力有所增加。然而在英国，选民与所得税纳税人的比例从战前的6.8∶1下降到1918年的6∶1，纳税人的数量增速超过了选民人数的增加（两者分别为214%和117%）。
因此，由于关键社会群体——债券持有者、纳税人和选民——已经因为战争而表现出极大的变化（不同于旧有的阶级基础模式，三者出现了重叠），因此社会学研究所青睐的阶级分析作用并不大。在一方面是赢家，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失败者，德国的农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1914年以前以及战时，英国财富精英们所做出的牺牲（额外税以及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金融资产价值的实际增长以及他们获得的收入，对战后的局面有所弥补。与此相反，德国富人却在战前和战时成功地抵制或逃避了更高的直接税收，因而在战后也受到了处罚，支付一大笔通货膨胀税。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中产阶级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战争债券利息带来的收入，但却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收；要么避免纳税，但尾随而来的将是通货膨胀。
在政治上，哪种选择更为冒险一目了然。在英国，中产阶级可能会对“公务员问题”以及1914年以来出现的相对穷困满腹牢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议会保守主义的忠诚。但在德国，尊重议会政治的中产阶级却受到通货膨胀的致命打击。德国司法部部长岑霍夫在1923年11月准确预言，“法制的失败必然会导致对国家法律理性和自信的严重破坏。”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可以追溯到1924年的选举；6年后，许多曾经背叛过他们的选民组成了暂时的分裂组织，比如经济党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
希特勒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一贯强硬。早在1922年他便谴责“这孱弱的共和国为了喂饱它所有的政党官员而将自己的纸币恣意处置”。纳粹党在1930年的宣言为（当年，该政党赢得了最大的选举胜利）：“其他政党可能会与通货膨胀的剽窃行为达成妥协，可能会认同共和国的欺诈行为，但国家社会主义会将这些盗贼和叛徒绳之以法。”“我保证会稳定物价，”希特勒向他的选民承诺，“这是我的冲锋队员的使命。”尽管纳粹政党的宣传中经常利用希特勒（以及战争能手戈林）本人参加兵役的事迹现身说法——他们甚至还在竞选中举行伤残老兵的游行，但这种行动实际上仅仅是“前线经验”的间接产物。1933年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有38%的人在战争结束时只有16岁或更年轻，而大部分老兵则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催生纳粹主义诞生的并不是战争，而是战后的经济危机。由此，下一场大战开始酝酿。
超级通货膨胀的选择
问题依然是，超级通货膨胀的灾难是否可以避免。
很明显，任何试图将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英国式”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产出下降5%还是失业率超过10%（1920~1921年英国的通货紧缩带来的结果）都可能影响政治局面。但马克真无法稳定在1美元兑换50马克，或是战前价值的8%吗？可以说，这种货币稳定程度（类似于南斯拉夫、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情况）是不会造成英国式经济萎靡的。
德国在1920年向持久稳定迈进的第一步是更大限度地降低预算赤字。作为国民生产净值的一部分，1919年赤字下降的幅度为18%，1920年为16%，而1921年则为12%。此外还需多管齐下。合理的税收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韦伯认为，如果直接税收的收益并没有被1921年中期后出现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所侵蚀，那么1920年7月到1921年6月之间的实际赤字将仅占国民生产净值的4%。更实际一点儿说，如果埃茨贝尔格同样提高了消费税，他的整个税收体系在中产阶级眼中可能也不会显得如此“财政社会化”。在埃茨贝尔格的改革下，来源于直接税收的帝国税收获益份额从1920~1921年的60%上升到1921~1922年的75%，与此相比，战前水平仅有14.5%（包括印花税）。此外，更高的消费税——在左派人士眼中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实际上变得更容易征收。公共开支也出现了相应的削减。为了将1920年的赤字减少一半，需要将税收增加15亿黄金马克，同时削减开支。
当然，仅凭财政政策是无法解释失去持续稳定的原因。尽管货币政策深受政府债务货币化的影响，但也不至于出现具有依赖性的彻底的可变因素。问题可以得到简化。从流通货币方面看，1920年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实际上高于1919年或1921年。由于当时非帝国银行持有的国库券出现上升趋势，这种扩张仅有很小一部分原因是源自于政府的持续性赤字。上述情况反映了货币市场的高度流通以及德国银行的静态贴现率政策，导致直到1922年，市场利率保持在3.5%，贴现率在5%。尽管德国银行在1919年确实受到国库券贴现停止的威胁，但它并不会收紧私营部门的信用状况。实际上，当这种紧缩初具形态时，它出手进行了干预，试图通过对商业票据进行贴现来保持经济流通性。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实行另外一种货币政策。直到1921年5月，德国银行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储备金要求。显然，由于将储备金中的战时附加纸币与黄金视为等价物，这些规范被大为削弱了。但1920年年底，这些纸币的总数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2.5%；而德国银行的黄金储备却与其1913年的水平旗鼓相当（10.92亿黄金马克），占流通货币实际价值的19%（1913年这一比例为18%）。因此，实际稳健的货币政策在1920年能够得以实施，而且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实际货币收缩。为了避免内部货币改革的法律困境，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马克纸币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5或10黄金芬尼。
这些措施为何没有落实？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该时期内德国经济理论的不足，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出于完全虚假的原因而反对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政治家们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让通货膨胀恣意发展所带来的风险。1920年6月28日，康斯坦丁·费伦巴赫总理敦促国会代表，“当下极为紧急的是要促进帝国财政的改革”：
浮动债务的大肆增加抑制了货币的购买力，限制了我们的信用并将物价抬升到虚高的地步。纸质货币的数量并不意味着繁荣（太对了！），而是仅仅体现了日益增加的贫穷程度。货币价值越低，对薪资的抗争就越发激烈——没有什么能够与飞涨的物价比肩。它给贸易和交通运输，给工业部门和劳动者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国家财政和经济崩溃的可怕局面，那么就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来解除这种危险。
他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也明确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对赤字财政风险的认识，并深知自己不得不采取的稳健货币政策。
那么，此时有没有反对这种稳健政策的声音呢？其实，确实有些人反对货币贬值。例如有人认为，对于拥有战时外币债务的企业和个人来说，这意味着马克就无法在长期内实现复苏。然而，更重要的是存在国内流通危机或“信用短缺”的危险。就算没有实行稳健的政策，1921年上半年出现的破产情况也会比1920年上半年高出2.5倍。当然，应该忧虑的并非破产本身，而是由此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但紧缩政策确实可能会引起价值重估的“二次革命”。
毫无疑问，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在短期内造成失业率的增加。货币贬值虽然可以停止国外的马克投机并阻止未来面向马克的资产投资，但它同样可以消除出现在1921年和1922年的德国贸易赤字的扩张，并因此为国内的消费设定一个最大限度。而且，稳定的物价和货币贬值也可以刺激1920年开始的投资项目的继续发展（但随后还是被取消了）。同样，我们也无法设想国外贷款有任何永久性停滞的可能性。毕竟，它在1924年迅速恢复，但可能会承担比1920年造成的货币贬值更加严重的损失。可以想见，1920~1921年的稳定政策危机的危害性会次于1923~1924年的紧缩局面；当时，货币经历了彻底的崩溃，国民生产净值下降了10%，工会成员中的失业率达到高峰（25%），其中还不包括超过40%的临时工。如此级别的失业率直到1931年才再次出现。与此相反，1920年的失业率只在两个月内就超过了5%（7月和8月），全年的平均水平为4.1%。法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失业率将会翻一番。与1923年和1924年的情况相比，工会成员中约10%的失业率象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软着陆”。
魏玛政治家对失业率造成的社会结果的担忧未免被夸大了。实际上，在1920年马克相对稳健时期，失业率引发了无数的小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活动发生在反卡普总罢工之后，同时伴随着一些消费者针对过高物价的抗议活动，因此难免会引起当局的恐慌。然而，将这些多发性的群众表达不满的活动当作潜在的革命威胁，并将两者混为一谈，未免不合逻辑。稳健政策可能会通过稳定物价以及消除为争取更高工资而罢工的动机来降低有组织劳动者的激进性以及消费者的不满。与此相反，对政府敏感部门的工人（如运输部）实行的补贴政策只能带来最虚妄的社会和平，因为对这些工人的人数和薪资待遇的提高只会助长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中最为激进的因素，导致雇员产生敌对心理并因此而激化工业摩擦。
实际上，在相互矛盾的机构中有许多经济利益瓜葛，这使魏玛政府将有可能成功实行轻度通货紧缩政策。就连在1923年和1924年——费伦巴赫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之时，改革货币的唯一途径也只能利用总理手中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当然，这正是1930年之后所采取的削弱魏玛体系的措施。如果德国早在10年前便拥有更为独裁的政府，那么事情会缓和许多。如果马克在1920年成功稳值，而不是跌至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便将会重写，从而避免毁灭的道路。但事在人为，很快，凯恩斯又在为下一场战争的赔偿而劳神了。
后记
善恶之战的选择
在《罪与罚》一书的结尾，虚无主义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做了一个狂热而具有明显寓意的梦，其中，“全世界……在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的瘟疫中毁灭”，
那些被感染的人会立刻陷入疯狂。他们认为自己是如此智慧而正确，这种自信的姿态是史无前例的。同样，他们对自己的判断、科学演绎、道德观念以及宗教信仰深信不疑。所有的村庄、城市和国家都被这种病原体感染并陷入疯狂状态。每个人都神经过敏，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其他人，每个人都坚信自我即真理。当他们观望其他人时，他们捶胸顿足，愤然涕下，十分痛心。他们不知道该审判谁，该如何审判，他们无法明辨是非。他们不知道该谴责谁，该原谅谁。出于无意识的狂躁，人们相互杀戮。一支军队被召集起来抵御其他军队，然而这些军队一旦进军，它们的内部便开始出现分裂。队伍四散成一盘散沙，士兵相互推搡、挥砍、猛刺，撕咬和吞吃对方。在城市里，警钟从早到晚地嘶鸣着。所有人都被召集起来，人心惶惶，但却不知受谁之命，为何而来。平日的生意也没人去做，因为每个人都聒噪地固执己见，恣意批判，而不知悉心听取，农业生产也荒废了。在某些地方，人们会集合成群，达成某些共识，并承诺保持团结。然而话音未落，就开始做起相反的事情。于是他们开始相互指责，扭打成一团。火光冲天，饥荒四起。所有事，所有人，都毁于一旦。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场景在1914年到1918年的欧洲的确出现过。
人们究竟在这场末日之战中得到了什么？德国士兵已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被清除出去，罗马尼亚、波兰、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也是这样。德国、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奥地利也一并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土锐减，此外还有大英帝国——它一步步地失去了爱尔兰。新兴国家逐步形成：奥地利和匈牙利分道扬镳，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此外还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一道，完成了建立南部斯拉夫国家的目标——1929年正式命名为“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独立。尽管没能满足其领导人的愿望，但意大利通过获取南蒂罗尔、伊斯的利亚、达尔马希亚的一部分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1923年）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在1871年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后，法国重新收回了对两地的主权。法国和英国同样以“授权”前敌方殖民地的方式扩充了自己的殖民帝国，如法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的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后者还致力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这两位胜者还分割了喀麦隆和多哥兰。此外，德国在西南非洲的势力范围归南非所有，德属萨摩亚和德属新几内亚分别归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英国同样攫取了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这使得比利时和葡萄牙懊恼不已（它们仅分得了非洲并不吸引人的几块土地，被草草打发了）。萨松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已经发展成“侵略之战”；正如鲍尔弗所言，世界版图已经“被进一步瓜分了”。埃德温·蒙塔古在英国的战时内阁会议中讽刺说，他宁愿听到一些反对英国吞并整个世界的观点。美国与英国还为世界银行老大的地位暗中较量，而前者更是离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仅有一步之遥。威尔逊总统关于以国际联盟和国际法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变成现实。但世界并没有注意到日本的自负狂妄，作为战利品，它将山东半岛从德国手中夺走；当土耳其和俄国对业已独立的亚美尼亚进行暂时瓜分时（这破坏了《塞夫勒条约》），同样没有出现激烈的反对声音。
更重要的是，战争推翻了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已处于消亡的边缘），代替它们的是共和体制。就此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君主制与共和制长期斗争的转折点，这场斗争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如若更加追本溯源，则为17世纪的英国。尽管有两个君主制国家在1911年时就已经面临垮台——中国和葡萄牙——但1914年，这两个国家的共和意识还相当薄弱。实际上，战争给三大欧洲主要君主政体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严重动摇了其他几个君主国的地位。在战争前夕，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嗣和其他亲戚不仅在大英帝国以及爱尔兰称王，其势力还涉及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在欧洲，只有瑞士、法国和葡萄牙是真正的共和政体。尽管诸帝国的战前外交中颇具火药味，但这些统治者私下却保持着诚挚亲密而友好的关系：“乔治”、“威利”、“尼基”（皆为通信时使用的昵称）之间的信件表明了这种世界性、多语种、拥有共同利益的皇家精英集团的持续存在。尽管英国的战争宣传者不断对德皇进行攻击和谴责（这些攻击被历史学家所采用），但威廉二世本人无须为1914年爆发的战争负责；实际上，当他得知英国会在全面战争中支持法国和俄国时，他也曾对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进行限制，但却没有成功。沙皇也将其和平主义的意愿过多地托付给了他的总参谋长，因此有了“砸毁电话”的事件。尽管君主拥有多项涉及政治家和士兵的权力，但他们最终还是在相互敌对的全面战争面前犹豫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正如贝特曼在1914年的预言：“战争将会颠覆一个又一个君王的统治。”最终，君主的地位注定会受到一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的战争的威胁。本质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民主的战争。
因此，当战争开始造成损害时，君主制度是首当其冲失去其合理性的组织建构之一；因此，战争使得共和制走向胜利，这是18世纪90年代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叶卡捷琳堡被杀，并被抛尸矿洞（直到80年后人们才发现他们的尸体）；德皇秘密出逃荷兰，他的政府坚决反对将其出逃看作是战犯的行为；哈布斯堡皇帝卡尔一世先后出逃瑞士和马德拉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后一位君主从君士坦丁堡慌忙出逃，搭上了一艘等待他的英国船只。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以及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君主制因为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而得以存留；在原有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又萌生了新的君主制形态。然而，在战后的欧洲版图中，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巴尔干三国，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后几个国家在1919~1921年期间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皆诞生了共和体制。这是战争带来的惊人结果。俄国走向内战的命运或许就是德国发动战争的最初目的：打破东方大国的军事威胁。但其他所有参战国（包括德国）开始对列宁取得的胜利感到后悔。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示威游行活动风起云涌——从格拉斯哥到北京，从科多巴到西雅图——然而就像西班牙大流感，全世界人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担忧未免被刻画得过头了。然而苏维埃俄国却逐渐成为甚于俄罗斯帝国的潜在的更大的军事力量，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新政权发展壮大的程度才足以成为新一代德国士兵的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赢家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其收获；由于国内的物价过高，不久后它们便发觉自己吃不消了。双方在战争中损失的人数超过了900万，约占到参加战争的6580万人中的1/8。在4年3个月的机械化屠杀中，每天平均有6046人因此殒命。大英帝国共有92.1万人不幸阵亡：根据英国军人墓地管理委员会发起人费边·韦尔的计算，如果这些死去的人肩并肩经过白厅，那么这支队伍的游行将持续3天半。1919年，埃内斯特·博加特试图对死者的资本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他的计算，德国总花销为70亿美元，法国为40亿美元，英国为30亿美元。实际上，根据人口统计，阵亡人口的空缺很快被弥补了（但替代者在技术上往往不如原来）。10年前移居海外的英国移民人数超过了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国士兵人数。自1902年开始，德国的出生率锐减（1917年，从35‰之多跌至14‰的谷底），但在战争结束时，年轻人的人力资源从未出现短缺，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况。1910年，年龄在15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2.8%，1925年反而上升到23.5%。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5岁到24岁的男性人口数在1911年和1921年相差无几，其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仅出现轻微下滑（从18.2%下降到17.6%）。
更棘手的问题是150万遭受永久伤残的士兵。在曾经服役过的1300万德国人中，有270万人落下了永久的伤残，其中有80万人接受了伤病抚恤金。奥托·迪克斯描写了那些伤残人士：昔日的前线英雄，今日却沦落到在贫民窟乞讨的地步。在法国，至少有110万人伤残，其中有10万人为永久伤残。超过4.1万英国士兵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截肢，其中有2/3的人失去了一条腿，28%的人则失去了胳膊，另有27.2万人遭受着不需要截肢的伤病。20世纪30年代末期，22万军官和41.9万士兵仍在接受着残疾人抚恤金。除此之外，战争还以另外的形式摧残人们的身心：6.5万英国老兵因为“神经衰弱症”领取残疾人抚恤金，其中有许多人（如诗人艾弗·格尼）终生都在医院中度过。
战争还为活着的人带来了永不磨灭的悲痛。近期，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幸存者——包括阵亡者的父母、伴侣、兄弟姐妹以及朋友——面对并处理丧失亲人或朋友时处理情绪的多种方式。杰伊·温特认为，许多人都通过具有象征性的战争纪念物得到宽慰。毫无疑问，寄托于宗教同样有所帮助——包括相当流行但却是非正统的方式，即与死者的“灵魂”进行沟通。欧洲在战争中失去的人数要高于之后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英国在这一时代的确丧失了大批社会精英；然而他们牺牲的方式，以及并未受人口锐减影响的传统宗教精神和习惯则意味着战争生还者要比那些1945年从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幸运得多（后者的整个民族都受到了影响）。实际上，战争留下的是将痛苦传递给那些没有遭到直接损失的幸运者；南非的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提到所有英国人在每年11月11日11点默哀2分钟，他也是这个意思。那些在战争中痛失爱子的人的声明——阿斯奎思，博纳·劳、罗斯伯里、吉卜林、哈里·劳德爵士——证明了世间没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让人痛不欲生的了。吉卜林更是将这种悲恸寄托在作品中：他对儿子约翰所在军团的历史的描写备受后人称赞，其非凡之处在于轻描淡写中透出的深刻情感，而吉卜林关于战争主题的诗歌却包含浓浓的忧郁和愁思。然而回忆并没能帮助人们减轻痛苦。士兵戴维·萨瑟兰在1916年5月16日的一场突袭中阵亡，他的排长尤尔特·麦金托什中尉背着他的尸体穿过无人区，并写下了这首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诗：
啊，戴维的父亲，
他是您唯一的儿子，
新切割的泥炭正在腐烂，
工作被搁置一边，
这个老人无助地呜咽，
这个老人在痛苦中沦陷，
因为戴维，他的儿子戴维，
再也见不到他的容颜。
除了死亡、伤残和哀悼，战争还将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成果在朝夕间摧毁。一项关于战争开支的统计得出了高达2080亿美元的结果，这正是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的一个缩影。战后数十年中的经济困境——那个时代货币危机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高涨、贸易萎缩、债务横行——与1896~1914年经济的空前繁荣（这些年中，在稳定货币的基础上，就业率迅速全面增长，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增加）相比，这种落差让人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黄金时代化为泡影。人们为此感到惊讶，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后，失业情况仍旧让人头疼；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毁灭之后，提供给人们的工作岗位却少之又少。除了恢复人口，财政和货币的稳定是人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事后，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或许会批评政府平衡预算的能力——为了给创造就业提供资金援助，他们应当去借钱，但参战国的负债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并且新赤字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花销还有待考量。艾肯格林认为，世界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对恢复现有的不合理金本位制度的空想。民主议会拒绝践行旧有金本位制度。死板的劳动力市场——工会成员拒绝接受降低工资——让数以百万的资金浪费在失业救济金上。然而人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那些通过货币贬值寻求逃避战争债务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浮动汇率的体制是否能够改善还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