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
冉云飞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新版自序
一座城市的社会学生长与观察
一
别说张艺谋团队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广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锦江春色来天地”、李义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对成都夸饰增华的文艺状描。成都当然不独是文艺青年的园圃，若我们拿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来观察这座曾经有味道的城市的话，那么他们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尽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丰富是必然的。
当我读到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酒家多，游人爱向谁家宿”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千多年过去了，万里桥边的商业业态，都没有变过，现在依然有锦江宾馆、岷山饭店、耍都等在其附近。不仅想起了著名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的《唐诗地理》一书，更想起了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古代诗文写就之杰出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唐一代忠州、涪陵、成都等地都有荔枝，而今四川只有泸州合江才有荔枝的踪影了，这说明唐代的气候更有高出今天之处。
对一座城市进行历史研究及考古发掘，这样比较传统的方式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对已经认定的材料做多面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解读，也是非常必要的。关于成都之名的来历，历来歧说并存，学者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说，宋人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乐史《太平寰宇记》）来解释成都之名的来历，是站得住脚的，我亦认可此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非常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生长原理，一步一个脚印，有历史与现实的累积感。所谓自发秩序生长，当然不是说没有人为因素，而是说人为因素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因素并且符合人的现实生存之需，而不是搞那种人定胜天的所谓“跨越式发展”。
二
今年暑假立人大学的年轻人们请我带他们行走成都，讲历史背诗词谈美食，这些都难不倒我。但这样按部就班地道来，未免自己都嫌单调而厌倦。我跟他们说，我曾用一条离我家很近的街道与一首唐诗，来给女儿讲街道与城市的社会学观察的故事。唐诗是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街道则是爵版街。我认为非常小资的白居易让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给刘十九，邀其向晚时分来围着火炉喝上等新醅佳酿——在没有蒸馏白酒出现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为储存实在是个大难题。对比老杜这样的穷人“樽酒家贫只旧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有多么奢侈了。既然白居易约酒可能要送名刺给对方，那么古人怎么生产今天叫名片的名刺呢？
总督府、布政使司署所在的街道督院街、藩库街，无疑是权力核心所在地。围绕着权力核心所在街道，为了提高行政运转效率，就会衍生出次一层级的街道如总府街、提督街、经历司街、布后街、爵版街等。布政使司署是一省管人事与钱粮的单位，俗称藩台衙门，故名之曰藩库街。而藩台衙门之下有一个掌管核对文卷档案的“照磨厅”，兼印制文武百官郡望藉里、官衔级别的名片，其木板所藏之处谓“爵版库”，因是名街。而围绕或者连接着官方这些街道的还有书院街、惜字宫（有焚烧字纸的字库）等。在布后街西侧有著名的成都大戏院，许多川剧名角在此演戏，至于北侧的荣乐园，那是成都著名的高档餐厅。这使得街道虽是人为却亦算是一定程度的自发生长，呈现出一种产业链互相供需与咬合的状况，亦像生物界的食物链一样，互相不可或缺。
藩库街今天短得只有几十米了，这是为什么呢？其起因，童年曾生活于经历司街（今华兴街一带）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小说《大波》里说过。保路运动引起辛亥革命，清兵哗变，到藩库街抢钱粮，于是“打启发，抢藩库”几乎成了彼时成都人的口头禅。而“打启发”与“拉肥猪”等语言，就成了今天川人熟知的暴力抢劫、打土豪、占便宜的同义语。民国时这街道生态有变，变成了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中尊孔的徐炯所掌舵的大成中学的校址，后来又变为志诚商业高级中学。而在爵版街上则住着另一位耆老宿学林思进，他帮助有名的盐商兼藏书家渭南严氏刻了不少书，斋名为霜柑阁。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抗战时移住成都时，与林有不少往还。
我想说的是，以前街道之命名，大多是因商业或者机构而自发形成的，这样的成长链条，可以让人猜到街道是一种互生关系。比如黉门街附近有国学巷，草市街附近有骡马市，棉花街附近就是纱帽街，糠市街旁边就是磨坊街，陕西街上有陕西会馆等，都不是什么让人感到稀奇的判断力。我不是说以前街道就没有受到官方的影响，但近现代以降，特别是四九年后，政府对街道命名的影响，大到一种乱来的主导地位。民国时期街道自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远未达到后来单独成立一个地名办后，政府对街道命名强力介入的地步——至于说四九年后的街道办、居委会、居民小组、派出所对街区生活在组织上的无孔不入，探照触角的无远弗届，那是研究组织社会学很细的课题——比如人民路、红星路、解放路、英雄口（盐市口）、反帝路（青年路）等街名完全没有城市个性，看不出它的具体方位，甚至猜不出他们所属的城市，更猜不着它们之间有没有商业业态和机构互需上的链条性。现在不少取名虽然没有一望即知的意识形态风格，却也看不出地名办或者某领导命名某街为某名时的合理性在哪里。
我一直主张研究者要接地气，事实上以前许多学术上的大家，除了专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外，都有不少对流寓地做的接地气的研究。如顾颉刚、徐中舒二位史学家未到四川前，作为外省人，根本与四川没有多少关系。但抗战时踏足斯地，后来都写出了一些与巴蜀有关的学术文章。顾文后来结集成《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而徐中舒后半生终老巴蜀，自然写得更多，有《巴蜀考古论文集》《论巴蜀文化》等。一个外乡人生活在某地，要使自己与所在地接地气，必须关心该地的历史与现实，才使得自己与所在地不是水和油的关系。有许多华人在国外生活，很多方面都没有问题，但由于缺少对社区事务、公众权利的关注，对所在地的过去与现实漠不关心，始终让人感到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该地的游离分子，幸福度与契入感都比较小和弱。关心所在地的历史与现实，既是学术研究的近便，也是情感所系与寄托，增加与当地的黏合度，对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也不无关联。
为了踵武前贤，也是自己心性与兴趣之所在，于是我学着写了四本与我自己长期生活之所在地——成都有关的书，按时间先后分别是《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以及即将出版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不特如此，我还用脚丈量了成都市二环路以内的所有街道，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街道关系。以前街道与各个省建在成都的会馆有关，现在则变成了各地驻成都办事处或者相关宾馆。有一天我行走到将军街，街的前半截，全是医药器材公司，是附生于此地的省医药管理局的，这个一看就明白。走到半路，忽见三家卖通江银耳的商家，甚觉诧异，不数武即见达州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及达州宾馆赫然在焉。三家通江银耳的顾客，乃达州上成都办事的送礼之人。更加好玩的是，穿过东城根街，走到将军街斜对面的金家坝街口，还有一小面馆名之曰达州格格面，看来达州驻成都办事处及达州宾馆还是有相当的商业业态辐射能力的。
事实上像将军街这样依傍某地驻成都办事处及其宾馆的商业业态及人群聚集，并不少见。如武侯祠附近多藏餐及相关产品，还有众多的户外登山产品店与活跃的地下越野车进藏区活动，自然与甘孜州驻成都办事处及其宾馆、西南民族大学乃至整个藏区有关。这与四九年前以会馆来影响街道商业业态及人群聚集的方式，还是颇有些区别的。前者是官方权力的附生物，而地缘、血缘关系退居次席，后者则是地缘、血缘、某地商会共同组成的民间自治附生品。有些人会以为这无非是鸡毛蒜皮，小焉者也，其实这还涉及建筑物的形式。如以前外省在成都的会馆，多与当地的建筑型制及相关文化有关，而今的驻成都办事处及相关宾馆，多不讲究自己的地域特色，千篇一律。与此同时，乃至行道树也在某种程度上非常雷同，在在表明权力笼罩，大一统在我们生活细节里无处不在。而这种细节变化，要运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阿兰·B·雅各布斯《伟大的街道》、迈克尔·索斯沃斯等《街道与城镇的形成》、列堡《泰利的街角》、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等的思想，用法国学者居伊·波德“景观社会”理论来观察、研究城市及其街道，才能见出在一个妈生出来的众多水泥森林盒子包围下的城市之后果。
三
一九四九年后，成都人民南路、红星路、东风路这种道路的形成，和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不仅是意识形态取名之产物，更是在原有城市街道的基础上横冲直撞，高举高打，彰显着政府的强权。对于街道自发生成和历史累积，没有多少尊重，到了你即便有物痕鉴定专家李昌钰的卓越技术，也无从探查的地步。对于中国当下这样破坏历史遗迹、原有街道、城市记忆的密集高楼、宽马路——许多城市的主政者，对不少主干道像对待性工作者的拉链，开关（挖）得十分随意，大量的浪费与无度的寻租比翼齐飞——以及“摊大饼”的做法，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者，无论是撰写《城记》的王军、出版《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的朱涛，还是来中国实践其新城市主义规划理论的彼得·卡尔索普，以及走得更远的、主张将城市规划完全模仿蒙特利尔地下城和巴黎的拉德方斯地下社区的“新新城市主义”规划者，都是反对的。尽管他们反对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对目下这样的城市外观、街道布局、交通拥堵、尘霾满天等，都有深深的不满。
本来空间的历时性与同存性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使得历史与现实能够和谐共处，这实在是城市规划者不能不注意的事。正如研究空间社会学的学者叶涯剑所说：“即历史痕迹的累积，在同一个空间形态里，不同时期的空间变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沉积下来，这种沉积不一定是以物理形态体现出来，而可能以文字记载、习俗、仪式的形式得以呈现。通过这些历史痕迹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我们可以体会人类生活的延续性，而寻找今天生活形态的历史根源有助于我们构建一条更严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象的因果链。”（《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城市空间的社会记忆有多种方式，但非常要命的是，旧城胡乱改造，使得历史及诸多记忆近乎片甲不留，拔地而起的水泥盒子完全是行政权力与商业资本勾结的附庸。
在我们这些不识时务的人看来，每条街道，都应该得到关注，诸如文化历史、记忆痕迹，特别是那些街道上曾经或正在住着的民众。我主张做街道的口述史，这样的做法，可以从小学课外活动开始。小学生这种课外活动，学校应该委托给比较专业的关于街区历史建设的民间组织来做。每个人从了解自己的街道与社区开始，使他们从小就能与自己所在的城市接地气，而不是始终处于水与油的状态中。这就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已经编纂了达几万字的《历代名人成都行迹年谱》，来关注这些人在成都的活动及文化遗存的原因。如果能把这些名人曾经居住的街道用地图标识出来，辅以成都的美食、旅游地点、街道简洁说明，一定会成为别具一格的创新性地图。这样的创意与传播，是此前那些城市传播所不具备的。有人或许会说，这样做只关心了有名的人，那是因为我们历史的缺陷所造成的。普通人不被记录，这样的历史遗憾，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到一定的修正，这就是我倡导采访活着的正在街道上住着的民众之原因。
我早年曾在拙著《尖锐的秋天：里尔克》一书里说，现代城市里的人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一座大得连街道名字都难以知晓的城市，一座能容纳无数但大多没有干系的人、能吞吐成千上万吨垃圾却无处倾诉与寄托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谁的故乡，只有天知道。的确，哪家的鸡在叫都听得出来的山村，街头打个屁就可以臭到街尾的小镇，是挺适合装下许多温情故事的。因为东家长西家短的话把子，就可以把人们平静的生活搅动起来，若是谁家有红白喜事，那就可以把当地的人煮沸。一件小事就可以煮沸的乡村生活，其好处是大家都在血缘、地缘受到一些天然的道德制约，但你真要欣赏它，其前提条件是，你是个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那么挑剔的人。但容积量很大、极具吞吐力的大城市，却不吃这一套，因此你有出生地，却不一定会有故乡。但是这一切，在每座城市都真正有自己的乡土教材，并重视社区记忆、街道历史、建筑景观、社群自治的黏合度后，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如果有精力来重新写一本关于成都历史的书，那么我一定会从历史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而非仅像本书一样，纯然是从比较传统的历史角度来进行阐释。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本书下意识地接受了诸种社会科学的影响，这可能与我的阅读与关注的学科之多样性、多元化有关。据我所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成都人事的，社会学者魏伟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大约应属第一部专著。虽然我一直说，就像病人不可能按医生的要求来生病一样，城市亦不可能按社会学家的理论来生长，但我要说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值得我们运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之方法来细致观察和研究。
2014年11月6至9日写于成都，10日改定
初版自序
时过境迁，岁月流播，历史好像成了先人们对后来者的恶作剧。因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方便，仿佛那样就太便宜了我们。这是我写《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所获得的最核心而无奈的感受。
我深知自己对蒙昧无知的童年，怎样地没有记忆。顺理而推，我便主动放弃了一些无谓的努力，即想通过本书全方位地再现先人们生生不息的生活全景。哪怕他是一位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家，也只好在邈远的时光隧道面前投降，空有一腔无所畏惧的抱负，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的。相反，对自己蒙昧无知的童年，如果不是特别不幸，我们倒有自己历史的活见证。比如母亲或父亲，或者家族的其他长辈。正是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对历史的传说，对故老的轶闻，对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应有特别的观照。因为我们还能从这些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里，寻出历史的初步轮廓来，我希望在运用这些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时，能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因为我对专制制度下的官家正史，尤其是对那些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虽也不得不批判地利用，但却对它们保持了较多的警惕，间或有某种程度的厌倦。这是我个人不可改易的毛病。
三年前，因为研究中国告密史与专制制度的勾结，开始了读廿四史的日课，现已读过泰半，就所收罗的资料来说，自然是不少的。但就阅读感受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阴谋太多，岂止是“吃人”，制度之残酷及其无所不在的缺陷，几乎使人窒息而气绝。中国的史书，看上去抱负宏大，颇成规模，其实不外乎是帝王起居注和断烂朝报。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谓的大事，其他便付诸阙如，自然民众的喜好和个体的生活便没有位置。我们一贯对个人的地位、利益及其相应的价值之忽略，于斯可见一斑。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其资料来源似乎仅限于《东京梦华录》《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我真的理解他写作该书时的艰辛与无奈。这就说明中国官方的正史总是不给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个人生存状况的方便，此种尴尬，也绝不会放过像谢和耐这样的汉学大家，最终弄得他这本书取名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为恰切。而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关心民众的生活，而只对帝王将相有着不懈的热情，甚至变相肉麻地讴歌。如果要我点出自己所喜爱的史学著作，我将毫不掩饰对布罗代尔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尔斯廷的巨著《美国人》三部曲，威廉·曼彻斯特的巨著《光荣与梦想》等书的由衷喜欢和赞赏称许之情。他们所记载的民众生活是如此的鲜活，而分析又是令人叹服的透彻，有趣成了他们著作不可缺少的特质，这一切挽救了史学著作在读者中的声誉。而我们，唉，真是不说也罢。
建筑师埃利尔·萨里南说：“城市犹如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其抱负和目标。”我希望自己能揭示一点成都这座城市生长的年轮，过往人民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悲伤和欢乐是怎样延续到我们身上的，借琐细的面貌，使之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复活。但不管怎么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我认为的成都“历史”，而不敢以客观自命。我把本书的写作，当作自己学习写作历史著作的一个训练过程，并希望在将要进行的更为漫长而艰苦的，关于《中国告密史》的写作里，做得更好一些。
1999年7月20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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