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岳渊、黄德邻合著的《花经》，开篇辟首即大讲特讲种花养草的气候和土壤，可见得有适宜之气候及土壤，才能进一步说得上花草的培植。而成都的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百谷自生”，而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华阳国志·蜀志》），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比较适合梅花、海棠、芙蓉等花种的种植。花草本来就是我们传统诗歌及绘画题材中的常见对象，诗人们对其加以歌咏，画家们对其加以点染，确是他们分内之事，因为花草是最能移人性情的尤物。
但有关成都的花尤其是海棠、梅花的诗，我认为最好的还是抗金不成，郁郁从南郑退下来，不能施展其爱国之抱负，到成都做小官的陆放翁写得最好。他虽然没有直接写成都的花市，但他写到梅花及海棠的盛况，可以从侧面映证成都花市的繁荣，以及成都人的惜花之心。“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陆游借此把对梅花的倾心喜爱，自己的醉意（真正的醉意以及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沉醉）及不得志的失意混合在一起，其复杂之情跃然纸上。而写海棠的诗则是：“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花时遍游诸家园》）“市人唤作海棠颠”与“曾为梅花醉似泥”一样，堪称千古名句，由此可看出陆游对梅花与海棠的挚爱，非比寻常。
对于各种时令鲜花，既有文人的努力倡导，又有民众的喜爱，更有杜甫曾写过的一位黄四娘这样的农妇之爱花、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同时进行鲜花的买卖交易，以适应市场，因而成都花市的繁荣便不是空中楼阁。花市成为季节性专业市场，应是宋代的事。1018年，官员赵稹开放彼时成都花开得最为繁盛、园林规模最大的“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岁华纪丽谱》）。比赵稹晚几十年知成都的赵抃在作《成都古今记》时记载的花市为二月，寒食开放西园观花游乐的习俗，只保存了几十年的光景便被废黜。
因为旧日以农历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作为百花的生日，又称花朝，成都人在花期开花会，相沿成习。由于成习，很多本地人对此已无敏感，倒是一位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的外乡人萧遘，对彼时成都的花市比较敏感：“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簰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成都》）虽然不能确定此花市交易的准确地点，但是从水路运来进行交易则是无疑的。而且这个花市是从早上开始进行的，或者是个花卉的二级批发市场亦未可知，因为真正的个体消费者不可能那么早起来进行个体的单独消费，要么不全是或者大部分不是个体消费者。花市由唐代单一的交易，到宋代变成遨游节目的一部分，再到近现代成都青羊宫的花会，既是一个商业交易的机会，更是一个赏花游乐的好去处。
生老病死对于人来说是不用测算的，也无法回避，因为上天不可能给任何人这样的豁免权。但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在于要与不可回避的人生之一态——“疾病”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争斗，药的诞生可以预见就是如此抗争的结果。成都的药市见于《岁华纪丽谱》记载的有三次，全在观街（观街系玉局观之省称，与子城西南得贤门同处一地，有论者说或系今日柳荫街一带）举行（一为二月八日、二为三月九日、三为九月九日），大抵观街药市也纳入正月元日至四月十九日遨游必行之项目，因此前两次药市在春季举行，实为春季药市；另一次则为九月九日的秋季药市。
九月九日作为秋季药市的时间，并非是随意而定的，而是从较早开始，人们就有在九九重阳插茱萸避邪的习俗。宋人京镗曾有词云：“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萸缀席，黄菊浮卮，巷陌连镳并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雨中花·重阳》）而词人张仲殊以咏蚕市的同调《望江南》又描绘了成都药市的盛况：“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转引自陈元靓《岁时广记·吸药气》）京镗和张仲殊都写出了九月九日成都药市的盛况，九月的药市或许是成都一年的药市中交易最为火爆的时候，人们纷纷前去乘兴游玩、求医问药，这对深受潮湿气候之苦而又解方不多——“西南岁多疠，卑湿连春夏”（宋祁《九日药市作》）——的成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在如织的人流中，除求医问药想将病治好的人以外，自然还有不少如张仲殊所说的“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的人，想在药市上寻求长生不老之方。对于此，有的文献记载更为详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转引自《岁时广记·吸药气》）
如上记载之史料，再一次证明，古往今来，想长生不死的人，绝非细民百姓。因为他们果腹尚难，苦海无边，谈何长生不老？只有那些不为生活所困的人，才可能兴起此等邪门之妄念。读书人入药市的目的，既是为“吸药气愈疾”，更是为“一粒定长年”，像这样违反基本生活常识的举动，竟然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认同。读书人应算是社会的有识阶层，尚且如此，中国社会的不堪，便不难想象。自然这其中有官员对长生不老的道教的号召，引起并无独立能力（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读书人的跟随附和。好在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正是曾执掌成都权柄的宋祁对士人阶层在药市里寻长生不老之方的可笑做法，在《九日药市作》诗里提出了批评。而且他还在诗中表达了一些经商赚钱的经验，“乘时物无贱，投乏利能射”；药市中鱼龙混杂，药物质量没有保证，故而“曹植谨赝令，韩康无二价”，应该提倡严格打假。宋祁毕竟算有见识的读书人，在彼时已经提出了对药市的管理措施。
要言之，诗词里所表现出来的成都市场，所言的大多是现象及其热闹的表面，作为正规史料文献的佐证物来讲，它更多的是具备一些民俗风物的价值，而与经济如何发展、市场如何繁盛关涉不大。因为古代的读书人虽然也很爱钱贪利，但在诗词中他们总是习惯于侈言高论，一旦著书立说，注重的也是所谓的修身养性等大言玄玄的道理，而于致用之处缺乏应有的观照，像宋祁在诗中所表达的观点都相当地稀少。但是从诗词切入市场这个角度是我们所迷恋的。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中国是个等级森严之社会，因此汉语中对于某人到某地，其称呼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如平民百姓，无非是“到达”，成都的方言口语则更为轻描淡写——“走拢了”，一旦稍有级别的人到了某地便是“抵达”，更有级别者则是“驾临”，而军队之列阵到某地者则为“开进”，至于案犯嘛，就对不起了，属于“窜至”。公元756年6月，成都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到成都的称呼很特别——“幸蜀”。其实这位“幸蜀”的人物才是真真切切地属于仓皇“窜至”成都，以求保命。但人们对他的逃至成都，却不能据实以陈，因为他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皇帝之驾临成都，便成了“走拢了”的最高级别“幸蜀”。他之“幸蜀”可说是成都民众的大不幸，因为他的到来只能加重民众业已繁重的负担。
但总有人得了一点唐明皇“幸蜀”之幸，佛教徒们便是其中的幸运者。唐明皇逃到成都时，难民蜂拥入川，当时的彭州刺史高适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以躲避“安史之乱”带来的灾祸。有点地位的人逃入四川多至“道路相系”，那么平民百姓之悲惨逃命就更是难以数计。沙门英干——可惜的是，台湾比丘明复编的载五千多人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失载，因为大慈寺的敕建他居功至伟，尽管名为敕建，花的也还是纳税人的银子——正在施粥济贫的时候，被幸蜀的唐玄宗看到。仰佛力救济本该他所领导的国家拯救的灾民，或许感到愧疚，或许感到佛教之仁善，于是敕建大圣慈寺，并亲书“大圣慈寺”的匾额（这一匾额躲过了会昌武宗毁佛的劫难，却躲不过大慈寺被战火焚烧的命运），以示崇扬。
于是在成都城市东南部的，出现一片庞大的寺院建筑群，“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两万多间房屋，接纳僧众几千人（有的甚至说是一万多两万人）。其占地面积之大，令今日尚存之大慈寺望尘莫及。相传成都鼓楼街就是大慈寺钟鼓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就是以大慈寺庙门两根红石柱而得名，虽然这只是传说，亦可想见其广大。但就是据实而言，寺极盛时，其占地面积亦属不小：西抵今东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北街、庆云南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寺院之宏阔壮丽，千拱万栋，名画纷呈，佛家胜景，一应俱全，不可缕数。
但我对大慈寺的兴趣却不在其中的佛家胜景，纷呈的名画，虽然遥想起来亦不免动情，尤其是痛伤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画的毁损亡失——文同《彭州张氏画记》、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和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都曾记其盛况。但我更在意它与其他寺庙不同的“与夫市廛百货珍异杂陈，如蚕市、扇市、药市、七宝市、夜市莫不麇集焉”的世俗烟火情景。当然佛事胜景、名画众多，是吸引皇帝王公、官吏文人经常于此游览宴饮的一个原因，但它的另一方面亦即世俗烟火气，吸引的却是大量的商贾市民，使各色人等聚集于此，因为此处有作为消费购物的场所，还有不错的商机，且不时有随之而来的民俗表演。
概而言之，大慈寺之所以在唐宋两朝如此繁盛，与当时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大环境有相当的关联，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功能的多样化，除了上述所言受达官贵人、平民百共同喜欢，但是各取所需的功能外，接受众多僧人的剃度受戒，是它作为大寺院的分内事；同时也是在战乱以及其他天灾人祸时期，接济难民给他们施粥的地方，因为正是沙门英干这一点使得唐玄宗敕建大慈寺。据称诗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随难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以便留下时间到西郊浣花溪以及去拜访有点权势的旧交。而像杜甫这样逃难的人肯定不是少数，因此作为每次逃难经过大慈寺的人来说，大慈寺成了他们歇脚的场所，是让他们补充一点微不足道但却十分重要的能量，然后再投奔下一站或者另外的目的地，使他们不至于在尚未到达目的地或下一个救济地之前，成为饿殍，填尸沟壑的地方，大慈寺于民众尤其是难民之重要，于斯可见。
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人包括割据政权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过，那就是大慈寺。由于成都唐宋两朝经济的发展，游乐渐成气候，后来更成习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长官的倡导，因此大慈寺作为成都东南部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场所，必然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在我们就《岁华纪丽谱》一书里所记载的大慈寺作为市场和游乐场所的情况，辅之以其他文献，以作必要的参证，来对大慈寺市场、宴饮、娱乐诸方面作一个案考察。让我们根据《岁华纪丽谱》一书，先排出一个在一年里，依照时间（按农历）顺序，成都游乐宴饮、市场及游乐内容、领导者（为方便计，通称太守）及参与人数诸方面的大致情形的表格：
表 唐宋两代成都游乐及市场情况
时间 领导者或参与者 大致内容 地点（含宴请地）
一月一日 太守设宴、僧徒、民众 持彩旗祛邪求福，塔上燃灯，僧人做法事。登塔眺望 安福寺
一月二日 大约系太守领群僚 宴毕，妓以新词送茶。此俗为宋祁始，后人因之 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
一月五日 蚕市 五门
一月十五日 民众、官方 上元节放灯，连续三夜
一月十四至十六日 太守、民众 初更时分，到结彩的牌楼或戏棚看变灯 早宴大慈寺，晚登五门楼
一月二十三日 太守（就宴）、民众 蚕市，奠献李冰 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一月二十八日 太守、民众 奠拜保寿侯、杜丞相 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 太守、民众 踏青，万里桥小游江 晚宴宝历寺
二月八日 太守、民众 观街药市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
三月三日 太守、民众 学射山射弓，巫人卖符于道，游人佩之祛邪。夜泛舟池中 宴学射山，晚宴万岁池亭
三月九日 太守、民众 观街药市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
三月二十一日 太守、民众 海云山摸石求子 晚宴大慈寺
三月二十七日 太守、民众 大西门睿圣夫人庙蚕市，太守前往祭庙 宴于净众寺，晚宴大智院
寒食 太守、民众 祭无依死鬼，观西园楼亭之胜 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
四月十九日 太守、民众 至梵安寺谒浣花夫人祠，官舫民船同乐，溯流至百花潭 宴于梵安寺
五月五日 太守、民众 医人鬻艾、道人卖符，众人祛邪，纪念屈原 宴于大慈寺
六月三伏日 太守、监司、职官、府县官 避暑江渎庙 早晚皆宴于江渎庙
七月七日 太守、民众 观锦江夜市，七夕乞巧会 晚宴大慈寺
七月十八日 太守、民众 烧纸钱，做佛事，祭奠亡人 宴于大慈寺
八月十五日 太守、民众 赏月 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十日 太守、监司宾僚、民众 观街药市 宴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
冬至前一日 太守、客人 观樵 晚宴于天长观
冬至 太守、民众 宴于大慈寺
冬至后一日 太守、民众 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冬至前后三日的游乐活动分成三次，而把六月三伏天的游乐活动当作一次，把寒食无论是在四月三日还是在四月四日都当成一次，并且将一月十四至十六日包括十五日的活动当作两次，整个游乐活动，包括专业且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活动，算在一起，那么成都的游乐包括市场总共24次。24次中只有2次太守没张宴或者就宴，那么说明，成都的整个游乐和市场活动，只有8.3％的活动是没有行政长官亲自宴饮的。也就是说，只有两次是没有太守亲自率领或参与的，而且从深处说，与民同乐始终是个悬拟在那里的标准，因为从太守的设宴来看，没有一次是没有民众参加的。由此观之，整个成都的游乐活动是一种官方行为，从经济的角度看，是扩大内需的迫切愿望；从市场的角度看，是繁荣市场，有无互换的得力措施；从人文的角度看，是倡导人文气习，加固民俗习惯，顺应民意的需要。成都整个一年的游玩中，其中有关民俗的游玩活动有17种之多，占全部游乐活动的70％，而关涉市场或者市场与民俗相结合的游乐活动只占30％，这就说明民俗风情活动，仍是主宰游玩活动的主项。换言之，整个活动仍是以游乐为主，而市场之设立与发展，乃至满足民众的需求方面仍旧只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也就进一步表明，农业社会对商业发展的钳制，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只有这样的结局。
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大慈寺在有关成都的游玩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
从最为枯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有案可稽的34次宴饮中，在大慈寺的宴饮有14次，占总数的40％。如此众多的宴饮，在背后必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其一，大慈寺是个很大的市场，举凡蚕市、香市、七宝市、扇市以及小规模的药市均在这里举行。这些市场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民俗意味，需要官方的号召与参与。复次，公元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于东郭附近仍入于内江。如此一来，使得大慈寺更成为游览胜地，而且有河流经过，遂成避暑之地，公元934年六月后蜀主孟知祥到大慈寺避暑。另外，大慈寺的壁画及佛家胜景，雄冠当时，据说唐僖宗及其群臣百多人的画像及众多的佛像在大慈寺里（《益州名画录·常重胤》），这就证明“成都，西南之都会也，佛事最胜”（苏轼《大圣慈寺大悲阁记》），不特如此，大慈寺“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加以市场游览之胜，因此四方之士，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前来参观拜访。这样就使得官家在大慈寺的宴请变成常事，自然就有专门的“设厅”来宴请同僚，以及官方要员及其他来访者。设厅是唐宋两代郡署之厅事，唐代诸州郡每十天宴犒将吏一次，为之询设，因而后来亦称宴请官吏的官署厅事为设厅。这就说明，官方在大慈寺有专门的宴集之处。此等常设之宴请，固然可添盛况，但靡费甚多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也是吏治腐败的表征。
大慈寺之繁盛可作为唐宋两代成都繁荣的一个标本，那么它在此之后的逐渐衰败，也是成都在近现代以前一蹶不振的缩影，可以说，大慈寺对于成都来讲是个活的观察点。大慈寺在极盛时占地千亩，至宋末衰败。而1435年，寺院发生大火，损毁殆尽，到1481年才修复，但占地大为削减。而清初整个成都全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初成都的建设较为缓慢，自然大慈寺只有简陋殿宇一二栋及铜佛一尊。1867年僧真印发愿重修大慈寺，经过十一年的时间才修完毕，但占地只有四十亩，可能只有极盛之时占地之零头。
我有很多年就生活在古大慈寺的占地之内，走过这些街道，想起古今往事，竟不胜沧桑之感。前几年我住在旧名福寿街通过的一个院落中，那里是清末妓女成堆的地方，又名新花街（后更名兴化街），讹呼为“心花街”；现今我借住在清末名为杀猪巷，后改名为玉成街的地方。它们都被包括在古大慈寺范围之内，虽然大慈寺已今非昔比，但现今仍不失为人们休闲的好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