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妆楼是一座全砖横券无梁结构的建筑，形似一个方块，上端一个穹隆顶，与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有别。在清代志书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为辽圣宗之母萧太后住夏梳妆之处。很早就有学者指出楼上的穹隆顶应该是元代的“圆顶殿”，判断是元朝宫殿一类建筑。这种地表高规格建筑的存在，在相当长时间内让一部分学者怀疑这里就是元代著名的察罕脑儿行宫。1999年秋，河北省考古所对砖楼周围进行清理，没有发现围墙一类建筑，却发现了十多座墓葬。冬天气温转低后，考古人员专注于楼内探测，意外地发掘出地表大石板下的墓葬，发现了三具木棺，其中两具是见于元明文献的树棺。
叶子奇《草木子》、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和《元史·祭祀志》都提到作为蒙古人传统葬俗的树棺葬。就是把一截整木一剖为二，在其中掏出人体大小的空间以放置死者，再合起来外加金属套圈，成为一具棺材。这是蒙古旧俗，成吉思汗等蒙元大汗应该都是按这种方式下葬的，只不过与普通蒙古人比起来，他们要用珍贵的香楠木，而且用黄金套箍固定木棺。前面说到的三种文献提到树棺葬，主要是着眼于皇家葬俗。比如《草木子》提到把遗体安置到树棺里，两半树木扣合起来，加黄金圈固定锁紧，送到漠北“园寝之地”予以深埋，土坑回填之后让马群踩踏，所谓“万马蹴平”，春季青草复生，“漫同平坡”，再无埋葬痕迹。相较于中原传统大事陵寝而易代之后不免毁发的历史教训，蒙古人这种神秘的深埋潜葬似乎自有优长，至少，“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
蒙古人消除埋葬踪迹的习俗似乎并不是孤立的。近千年前，就是十六国北魏时期，同样属于蒙古语族（Mongolic）的鲜卑和柔然，表现出和蒙古人一样的葬俗传统。北魏孝文帝激烈变革之前，拓跋鲜卑的历任皇帝（可汗）及宗室贵臣，都葬在一个神秘的、被称为“金陵”的地方。考古学家费尽心力，也没有找到金陵的所在。与此相应，二十多年来国际上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致力于寻找成吉思汗陵，至今毫无成果可言。这种“找不到”也许比“找到了”更有一种学术思考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有一种先入之见，即倾向于相信游牧首领们一定会把他们掠夺的财宝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呢？
1999年冬梳妆楼内元代墓葬发掘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明确了所谓梳妆楼的性质，原来这是一座墓上的享堂（祖堂，安置祖之像牌以祭享之，曰享堂）。因为知道了元墓的树棺葬形式，一些人开始这样解释“梳妆楼”一名的来历：本来叫树棺葬，后来音讹成了梳妆楼。其实国内有梳妆楼之类名称的地方还不少，比如河北的邯郸、北京的延庆，难道它们都是从树棺葬讹变过来的吗？
由于墓葬很早就被盗掘破坏，只找到一件已多处腐烂的丝织长袍和一个二龙戏珠鎏金银带钩。尽管据此可以推定墓主人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但再没有其他物证足以揭示其具体身份。2000年春清理墓地周围区域时，发现了多处类似的墓葬。在梳妆楼前原已发掘过的碎石杂物中，找到一块破碎的碑石，石上残留三行铭文，分别是“襄阔里吉思”“敕撰翰”“臣为”。从文字和格式判断，这块残石应该是梳妆楼元墓神道碑的一部分。尽管神道碑其他有文字的残片再未出现，不过几乎可以据这一小片判断，墓主人的名字就是阔里吉思。
阔里吉思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其语源是基督教圣徒圣乔治的名字，希腊文形式是Geōrgios，拉丁文形式是Georgius（英语的George由此而来），阔里吉思是其汉文音译形式，有时又写作阔儿吉思。元代信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蒙古人，常以阔里吉思为名。当然，当一个名字被使用得足够普遍时，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也可能以它为名。
阔里吉思神道碑何以残破如此，竟然难以在墓地左近再找到有铭文的残片？周良霄先生在讨论墓主人身份时，对神道碑的消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
周先生引《明史·王英传》的一段记载，指出这一地区的元代碑铭可能是遭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有计划的、系统的破坏。据《王英传》，永乐二十年（1422）王英随永乐帝北征，回来时经过李陵城（即我们两天后要去拜访的李陵台）。永乐帝听说城内有石碑，命王英去调查。王英在城内北门找到一块已大半埋在土中的石碑，费劲挖出，才看清楚是元朝李陵台驿站的驿令谢某人的德政碑，碑阴刻着立碑人姓名，其中有达鲁花赤等蒙古名字。听了王英的报告，永乐帝说，碑上有蒙古名，将来蒙古人会据此来争，说这是蒙古人的地盘，会成为地盘纠纷的由头。于是命令王英“再往，击碎之，沉诸河”。不仅要把碑石打碎，还要把打碎的石块沉进滦河，是彻底销毁。按照永乐帝的意思，为了不给蒙古人将来谈判时留下佐证，必须销毁这一地区写有蒙古人名字的所有碑刻。
在那样一个唯力是视的强权外交时代，历史仍然是领土主张的主要理由，对历史的争夺和双方军队在战场的厮杀同样重要。与战场取胜只靠实力不同，争夺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制造自己想要的历史，同时排除（即遗忘）自己不想要的历史。历史是建立在史料之上的一种复杂构造。制造也好，排除也好，都要把功夫花在史料上，即制造于己有利的史料（以形成新的历史），同时销毁于己不利的史料（以遗忘旧的历史）。永乐帝毁坏有蒙古名字的碑刻，可谓深得其中三昧。北边的李陵台尚且如此，南边的梳妆楼更不能免；碑阴有达鲁花赤之名尚且不容，碑阳正文的阔里吉思当然是愈发地必须灭迹。
我们在楼内参观墓葬之后，出来看楼西空地上摆放的文物。有些是本地出土或征集的，有些是从远处搬来的。比如罩在玻璃箱下的两根已生锈的大铁柱，两端阔大，看不出是什么器物，据说是从察罕脑儿元代行宫遗址搬来的。地上还堆了两件石刻，看得出是从某个近代基督教徒墓园搬来的，都刻有文字。竖排的铭文是“去罪免地狱”，横排的铭文是“息止安所”。“所”字已损坏，但不难猜出，因为“息止安所”是西方基督徒墓碑上常见的拉丁文短语Requiescat in pace（缩写为R.I.P.）的汉译。一个周身有两排小孔的石碓引起我的兴趣，想象中，一群人拉扯着穿过这些小孔的绳子，在歌声和吆喝声中齐齐整整地用力，把这个石碓高高扬起，沉沉落下，砸在修建中的土墙上。
周围墓地早已回填，种上了苜蓿等植物。苜蓿的紫花和黄花在阳光下有炫目的光彩，嗡嗡响的蜜蜂正在花间忙碌。沿着搭好的木板人行道，走到楼北的高地，向东看，巨大的闪电河湿地草甸平铺眼前。闪电河，其实是从“上都河”音讹而来。上都河是滦河在正蓝旗境内一段的别称，沽源境内的上游讹成了闪电河。闪电河湿地公园总面积超过四千公顷，以河道两侧平展无垠的退化湿地草滩为主，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繁殖地。可惜现在看不到什么鸟，大概都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过夏呢。
管理处与梳妆楼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花园，靠西南的一片金黄色的花格外抢眼。不需要走得太近，就知道是金莲花。这还是我们此行第一次见到金莲。仔细看，每一朵盛开的金莲花都有一种奋力托举的气势，环绕花蕊的十几根针状花瓣笔直上扬，好像在齐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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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梳妆楼元墓的主人是谁呢？尽管神道碑残石上保留了他的名字“阔里吉思”，但元代史料里有很多阔里吉思或阔儿吉思，哪一个才是正主呢？
发掘者在2000年初清理出神道碑残石之后，立即把墓主人确认为《元史》卷一一八有传的汪古部第四代首领，也就是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的儿子、先后追封高唐忠献王和赵王的阔里吉思。恰好他先后娶真金之女忽答的迷失公主和爱牙失里公主为妻，与墓中一夫二妻的棺木格局相合。借助媒体渲染，墓主人身份的这种勘定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定论。于是，《元史》所记阔里吉思的英雄事迹，比如他在平定宗王也不干叛乱时身中三箭仍英勇作战，以及后来远征时作战被俘、不屈而死，也被媒体和各类文章反复引述，以证明墓主人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阔里吉思身死他乡，多年后他儿子派一支十九人组成的迎丧小队前往迎护棺柩，史称开启棺木，发现“尸体如生”。如今，这种神话般的文字也被频频引用。更进一步，既然梳妆楼这一片墓地是汪古部首领的家族墓地，那么除了阔里吉思以外，他的曾祖以下乃至子侄诸人，不是也应该葬在周围那些墓地里吗？于是，各种对号入座的工作也开始了。
然而，汪古部的这位阔里吉思，究竟是不是梳妆楼元墓的主人呢？
很快就有人提出质疑，并有了替代方案。林梅村根据文献中描述独木棺葬主要涉及皇家，认为这种葬俗只适用于皇族，梳妆楼的墓主人必定是皇室成员。他又说，作为享堂的地面建筑具有浓烈的伊斯兰拱北建筑风格，而蒙元皇族中只有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此外他还提出一个佐证，史书记阿难答的父亲安西王忙哥剌在察罕脑儿有封地，而察罕脑儿就在梳妆楼以北十来公里的地方。依靠这些理由，林梅村得出梳妆楼元墓主人就是阿难答的结论。阿难答是忽必烈之孙，有资格问鼎可汗大位，后来也死于与武宗海山争位，在元代中前期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因自幼信奉伊斯兰教，他还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差一点儿当上皇帝的穆斯林。如果梳妆楼下埋葬的是阿难答，那可比汪古部的阔里吉思光彩得多。
然而林梅村不仅没有解释阔里吉思这个名字，而且他所说的宋元明时代的穆斯林拱北（Qubbah），如扬州的普哈丁墓、广州万噶斯的响坟、泉州的先贤墓等，与梳妆楼的差异还是明显的。在那个时代，仅凭墓地建筑式样还不能断定墓主人的宗教信仰。他说树棺葬只有皇室使用，这个也不对。北京东城区（原崇文区）吕家窑村发掘的元代铁可墓，墓内东室木棺下有三道等宽的铁箍，明显是捆扎固定独木棺的葬式。铁可来自今巴基斯坦地区，并非蒙古皇室，但也沿用独木棺葬俗。林梅村所举几乎唯一有文献意义的证据是忙哥剌的察罕脑儿封地问题，可是察罕脑儿（Tsagaan Nuur，意为“白色的湖”）是蒙古高原上常见的湖泊名。伯希和早就考证过，忙哥剌封地的察罕脑儿在榆林以西、怀远（今横山）以北，与今沽源境内的察罕脑儿完全不相干。于是，林梅村提供的这个假想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赵琦（2003年）和周良霄（2011年）先后发表文章，论证梳妆楼元墓的墓主人阔里吉思，并不是汪古部那个被追封为高唐忠献王和赵王的阔里吉思，而是在《元史》里写为阔儿吉思、被元顺帝追封为晋宁王、谥号忠襄的那个大臣。
周良霄先生的考证尤有说服力，比如他说汪古部首领的家族葬地不应在滦水流域，残碑铭文阔里吉思之名前面的“襄”字应是谥号，与“忠献”不符，等等。按照周先生这一考证，墓主人阔里（儿）吉思是元武宗海山的亲信怯薛（护卫），武宗死后，拥武宗之子明宗西走金山，文宗时迎立明宗，阔里吉思随之东归。元人文集里有歌颂他的话，如“事明皇于雷雨盈满之际，盘桓屯难，草行露宿”，就是说他追随明宗外逃过程中的艰难契阔，由此可以理解明宗即位后会倚他为臂膀。虽然明宗死后阔里吉思经历过一小段被剥夺实权的时期，但不久大宝复归明宗之子元顺帝，阔里吉思以旧臣的身份被重用，大红大紫了一阵。如果我们接受周先生的意见，就应该为梳妆楼元墓的主人讲述一套非常不同，却照样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不过关于墓主人到底是谁，近年又有新说出现。黄可佳在2013年的《草原文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这个阔里吉思很可能是元代著名学者爱薛之子。爱薛（1227－1308）是拂林（拜占庭）人，也是景教教徒，通晓西域许多语言，精于星历、医药之学。黄可佳对周良霄先生的批评最值得重视，因为周的论证是迄今最有说服力的。黄可佳指出，残碑铭文“襄阔里吉思”的“襄”字并不是谥号（而这正是周良霄先生的出发点），因为如果是谥号，那么应该在襄字后还有个“王”字，作“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这么说似乎也有道理。但是黄可佳把这个阔里吉思与爱薛之子联系到一起，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何况，以爱薛在这个家族的中心地位，其子阔里吉思并不那么显要，其家族墓地怎么会形成以梳妆楼（阔里吉思）为中心的墓葬格局呢？
总之，这个问题看起来还远没有到定论的时候。
罗生门的故事是历史研究的常规模型：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用来还原真相的证据（证言）却指向多个彼此难以重叠的过去。通常我们相信，未来是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无法准确预估的。没有人敢说自己能看到未来。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因而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这就是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与热情，相反，却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开放性。在这个基础上，历史学建立和积累学科内普遍遵守的规范，发明、改进和提升从业者都接受的技术与语言，以此探讨历史。我们站在罗生门的门楼下，向过去看，向未来看，看到的都是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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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五十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五花草甸。五花草甸是口道营村和义合成村之间公路西侧的葫芦河河谷草滩，因地势平展，河道迂曲回旋，滋润出一片总面积达四千亩的天然草甸，满是拥挤、蓬勃、平均高度近一米的青草。这些以毛茛科为主的草类植物，很多都在夏秋季节开花，花期五颜六色，草甸变成花海。不同的花期色调也会不同。一个多月前来过的朋友说，他们恰好碰到粉红色的小花草玉梅盛开，整个草甸像是漂浮在梦一般的粉色云霞之中。据说每年七八月的主色调是黄色，因为正是金莲花和黄花的花期。可惜我们来得早了一些，金莲花还没有开。
头戴花冠的女人
我们只在路东园区内的商店里小坐一会儿。开店的老妇人头戴一顶自编的花冠，紫白相间的小花密密麻麻地向外伸展，呈现一股混合着野性与浪漫的热情。
历史上整个葫芦河中下游河谷应该都是连成一片的草滩，现在因水量锐减，上游修了石头城水库，而且大面积草滩被开垦成农田，连续分布的草滩已大大缩小。近年沽源因保护湿地和发展旅游的需要，特地把口道营村这一带的草滩开发为旅游点，起名五花草甸。旅游点入口设在路东的园区内，买门票后可经一座人行天桥到路西，天桥延伸进入草甸，游人在天桥上欣赏草甸景观。我们听说门票是每人八十元，就没有进草甸观景，只在路东园区内的商店里小坐一会儿，喝了本地的“雪原”牌酸奶（堪称美味，中午和晚上在沽源镇上却再也找不到了），买了几瓶矿泉水。开店的老妇人头戴一顶自编的花冠，紫白相间的小花密密麻麻地向外伸展，呈现一股混合着野性与浪漫的热情。
坐出租车来时一路上尘土飞扬，原来S241的这一段正在修路，往来车辆奔行在裸露的黄土路面上，卷起比云雾还壮观的灰土。不敢想象我们要在这样的路上走两个小时，于是看地图，发现与公路平行的东侧农田有田间小路，遂东行穿过一片拴了十几匹马的白杨林，进入田间土路。说是田间土路，其实特别适合行走，宽敞得足以通行拖拉机，偶尔还有高高的白杨树，树荫恰好遮挡了针刺般蜇人的阳光。数百米之外S241上喧嚣的汽车和龙卷风一般的尘土像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如此安静，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清清楚楚。我们就在这样的土路上往北走，每逢土路中断，就向东或向西略略绕一下，找到南北向的土路，继续北行。
元代辇路与驿路在牛群头（石头城）会合之后，是如我们所走的这样跨过河谷草滩，沿葫芦河东岸向北呢，还是继续在葫芦河西岸往北走，直到察罕脑儿？今沽源镇以北有多个湖泽，较大的有囫囵诺尔、北淖、公鸡诺尔和水泉淖尔等。这些湖泽在古代应该是连成一体的，或至少是有河道相通的（察罕脑儿可能是它们的共名），而不是如今日这般各自隔绝。在这几个湖泽以西，还有多个现已干涸成为碱滩的湖泊，如九连城淖尔、巴彦查干淖尔等，在古代都互相连通。这些湖泽是接纳来自南方、西南、西方和西北高地的河流形成的，在近代农业化过度发展之前，应该都有足够的水量最终汇入滦河。按照这一地貌特征，从牛群头到察罕脑儿行宫所在的小宏城子，最便捷的走法还是跨过葫芦河，沿河谷东岸北行。
虽然背包大大减轻，但走一阵之后，昨天下午那种疲劳感渐渐回到身上。脚上的疼痛似乎传染到小腿，走起来有一种明显的不适，偶尔感到要抽筋，只好停下来揉一揉。这使我的速度明显变慢，远处王抒的背影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走了一个小时，王抒停下来等我，我们在一棵白杨树下休息，喝点水，擦擦汗。草丛间灰黑色的蚂蚱跳跃来去，在低空短暂飞行时翅膀击打出清脆的节拍。是大晴天，可是高空似乎有一层薄薄的水汽，使得天不那么蓝，阳光却更加刺眼。进沽源之后，再没有了在赤城境内每日所见洁净如洗的天蓝云白。
靠着背包，伸展腿脚，听自己的呼吸，忽然想起两年前读过的一段话。澳大利亚作家萝宾·戴维森（Robyn Davidson）在二十七岁时（1977年）完成了一次惊人的旅行：她独自一人，牵着四头骆驼，带着小狗，用九个月时间穿越西澳大利亚的内陆沙漠，行程共计2700公里。她记录该行程的书《足迹》（Tracks）1980年出版后大受好评，据说最受女读者欢迎，因为女性在这一不可思议的野外冒险中，展现出罕见的独立、勇敢、坚韧和完整。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中文或译作《沙漠驼影》）2013年上映，我是看了电影才知道这本书，也才找来一读。我对书中这一段话印象极深：
然而当你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每天跋涉二十英里（三十二公里）时，真会有一些奇异的事发生，一些只在过后才看得清楚的事。我居然能记起一件往事，记起细微生动的细节，以及相关的所有事、所有人。我记起我很小时候参与或听到的一些言谈，记起其中的每一句话，这使我得以在回顾过去的事情时情感超然，好像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重新发现和熟悉了一些人，他们久已故去或被遗忘。我打捞上来一些我根本不知其存在的东西。人、面孔、名字、地方、感觉、点滴知识，一一列队等候我去检阅。这是对积攒在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渣滓的一个浩大清理，是一次温存的净化。或许正是因此，现在我能更加明晰地观察如今我与他人，以及与我自己的关系。我很高兴，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这种感觉。
中午十二点半，在沽源镇南的河东村以北，我们走出田间土路，回到崭新的公路上。S241在这里弯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跨过葫芦河，绕行沽源镇南，在镇西折向西北而去。我们在镇南离开公路，往北进入县城，在宾馆对面的餐厅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回宾馆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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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已近下午五点。靠着枕头，拿起笔记本，记上午看梳妆楼的印象。小腿还有点隐痛，希望能够再撑几天。再撑四天。还有四天，整个行程就要完成了，上都正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太阳下静静等候。越是接近终点，越担心身体出现意外。我记得那种精疲力竭、无力迈步的感觉，那时你会觉得身体背叛了你。
二十年前，我和巫新华翻越东天山的十二条达坂，在一个美丽深邃的峡谷里走了一整天，傍晚开始翻山，没想到在山口上遭遇暴风雪，从天黑开始挣扎到第二天早晨，才走出黑松林，到了哈萨克人的牧场上。那一夜我多次感觉体力达到极限，似乎迈出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如同梦魇一样。在风雪扑面的山顶上，我有一点儿缺氧，特别想睡觉。远方落日如血。我说，这么美，就在雪地里睡一会儿吧。新华提着我的脚，把我往山下拖了一百多米，我才清醒过来。深夜在黑松林里走，因全身湿透，停下来会有冻死的危险，不得不坚持前行，听着西边不远处河水的咆哮，判断下山的方向，踉踉跄跄，走了一整夜，直到早上八点，走出林子，迎接初升的、温暖的太阳。我立即躺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感受阳光的抚慰。一个年老的哈萨克牧民骑一匹白马过来，用哈萨克语和新华说了几句，立即打马而去。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壶奶茶和两只碗返回我们身边，那是我喝过的最香甜、最难忘记的奶茶。
那时我还年轻，年轻的好处是疲劳难以在身体内留存，总是睡一觉就消失。现在每一分一毫的疲劳都会存储下来，积少成多，生息滚利。我读过的有关徒步的书中，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林中行纪》对行走中的疲劳感描写最为生动，不过他那时只有四十来岁，其实还算是好年华。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里，雷德福（Robert Redford）饰演布莱森，把年纪提高了二十多岁，那样似乎才与书中的疲劳有点儿匹配。
六点半下楼，王抒已经等在大门外。坝上天气，天还没黑就十分凉爽，那股凉气穿过衣服，直透入你的身体，告诉你白天的日晒和燥热其实并不可怕。我们沿街向北走了十几分钟，找到一家比较大的餐厅，点了羊排和贴饼子煮鱼。王抒问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吃肉的。我说是2014年夏天的中亚之行，从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那天开始。那天吃饭时看到餐桌上堆了太多牛羊肉，忽然产生不想吃的感觉，就决定不再吃肉。当然这个解释不大有说服力，但的确是这样开始的。那以后我再没有吃肉，但仍然吃鱼、吃鸡蛋，并以此证明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
其实我以前试过不吃肉。某年在纽约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因为觉得书名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们爱狗、吃猪、穿牛：肉食癖导论》（Why We Love Dogs, Eat Pigs, and Wear Cows: An Introduction to Carnism）。本以为是食物人类学方面的书，第二天回北京，在飞机上一直读，没想到是宣扬素食的。作者对肉食者进行伦理上的拷问，由浅入深，由轻变重，最后逼得你承认自己的肉食习惯背后有很大的道德悖论。这使得我那天对飞机上供应的牛肉饭都吃不下去了。那以后我尝试不吃肉，大概坚持了半个月。在吉尔吉斯的奥什，当我说不吃肉时，我想的是暂时不吃。我本以为会和上次一样，回北京不久便恢复吃肉，但回来再见到肉时，竟然一点儿也不想，而且再也没有动过念头。
菜上来以后，王抒吃羊排，我专心吃贴玉米饼煮鱼。很久没有这样轻松愉快地享受食物了，也许下午的睡眠发挥了威力，使我们的味觉变得正常了，或更灵敏了。我们聊到家里的人和事。我感觉很抱歉，因为王抒在去德国那么久之后，刚刚回家，只停了一天，又离家随我北行，实在对不住他的夫人和孩子。王抒说，他是这样对夫人说的——我一辈子就没做成过什么事，这次一定得做成了。我知道这话有玩笑的成分，但还是大受触动。类似的念头其实偶尔也会在我心底闪烁，特别是当某种失败感浮起的时候。
饭后回到宾馆房间，我还在想着王抒说的话。拿起笔记本，却不知道该写什么。猛然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诗句，觉得再没有什么比这两句诗更能代表此时的心情。弗罗斯特1922年冬天写了一首《雪夜林边驻足》（“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诗的最后两句，无论哪一种中文翻译我都不满意，我自己也试过多次，怎么也译不出那种意境和情感。所以我还是直接抄下原文吧——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察罕脑儿草萋萋
——从沽源到塞北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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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起来收拾行装，再对着地图核查今天的路线。今天我们会与马可·波罗西来的路线会合，在沽源县城以北不足五公里的察罕脑儿。察罕脑儿真是令人向往的地方，按我的说法，元代察罕脑儿之于上都，正如清代圆明园之于紫禁城。六点半到楼下吃饭，那个喜欢说话的姑娘穿着红艳艳的裙子，大概出于同情，给我们多上了两个鸡蛋。她似乎已经不怀疑我们在徒步，但对我们要走去正蓝旗还是不大有信心，连连说，太热了，太热了，蓝旗那边可热了。
告别酒店时是七点十五分。舒爽的风从街上流过，摇动着新栽的、竹竿一样的白杨树，至少部分地抵消了白灿灿的阳光对一天暴晒的暗示。我们沿着酒店门前的大街向北走，到桥西路右转向东，走上青年湖大桥。青年湖是葫芦河在县城这一段筑坝截流而成的小湖，湖水有限，湖区却很大，形成一大片湿地。从桥上向北看，围绕湖水的芦苇丛十分茂盛，景色不错，但看不到什么水鸟。过了青年湖大桥，到葫芦河东岸，就是县城的郊区了，破旧的房子和脏乱的街道，甚至比不上我们沿途所见的普通村子，完全没有了桥西县城的繁华气象。我们沿西十字北街向北，一直走到街道尽头的玉米地。玉米和土豆地间，一条小路略略东偏，指向芦万贵营子。在这条小路上走了不到半小时，我注意到路西一小块地里种着一种开蓝花的植物，从未见过，激起我的求知欲。两百米外聚了一群人，似是在掘土架桥。我过去求教，他们都摇头说，不认识。原来都不是本地人，是被雇来修路的。
从芦万贵营子向北，穿过一片开着黄花的苜蓿地，一条土路直指囫囵淖尔的南大堤。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也就是从沽源出发后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囫囵淖尔的大堤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堤内的草滩和远处的湖水。据说囫囵淖尔现在的湖面有十几平方公里，比起从前，虽然缩小了不知多少倍，但仍然是坝上最大的湖泊。这个高原湖的主要水源是几天来与我们一路相伴的葫芦河。由于葫芦河水量锐减，加上多处筑坝截流，只剩点点滴滴流入囫囵淖尔，造成湖面收缩，原为水体的地方成了大片草滩。靠近大堤的草滩已开垦成了农田，种着土豆和苜蓿。在堤上向湖内看，蓝色的湖水还在遥远的北方，充斥眼帘的主要是极为开阔的草滩。东一群西一群的牛羊散布在草滩上，犹如巨大的绿色地毯上织出的几点白黑图案。
我们在堤内斜坡上的一棵榆树下休息了一刻钟，继续向东北方向走，先是下到草滩，然后沿着拖拉机车轮轧出的一条路往北。王抒说墨镜忘在刚才休息的地方了，返身去寻找。过了一会儿回来，说没有找到，只好作罢。但他很高兴地说，在找眼镜时，遇见一只土拨鼠从地洞里爬出来，和他对视了一会儿才潜回洞去。“猛然见到它的脑袋冒出来，就在我面前，眼睛亮闪闪的，我也吓了一跳。”这可以算是丢失墨镜的补偿吗？其实再走十几分钟，真正的补偿才会到来：一只毛色银灰的小动物站在我们面前，似乎对我们的出现猝不及防，愣神一样看着我们。我刚刚反应过来是狐狸，它就快速向西跃入一丛灌木之中了。
囫囵淖尔又有天鹅湖之名，大概因为天鹅迁徙要在这里停留。本地人则称此湖为“白海子”。“白海子”应该是囫囵淖尔从前名字的汉译，因为囫囵淖尔其实就是元代的察罕脑儿。察罕脑儿是元人对蒙古语Tsaghan Nuur的汉译，按照清人的习惯，应译作查干淖尔。Tsaghan Nuur的意思就是“白色的湖泊”。元代察罕脑儿的水量比今日囫囵淖尔当然大得多了，据周伯琦描述是“汪洋而深不可测，下有灵物，气皆白雾，故名”。
那时察罕脑儿的湖水还向北流入今日已基本成为碱滩的北淖，并且西北与公鸡淖尔，东北与水泉淖尔相通，最后向东汇入滦河。值得注意的是，从前公鸡淖尔的水源主要是西来的河水，这条河连通察罕脑儿以西的多个湖泊，其中最大的在元代被称为“怀秃脑儿”。周伯琦有一首《怀秃脑儿作》，题下自注云：“汉言后海也。”怀秃脑儿（清人译作辉图诺尔），就是蒙古语Xoitu Nuur，意思是“后面的湖泊”，所以周伯琦解释为“后海”。后，是相对于察罕脑儿而言，察罕脑儿在东，紧傍滦河，怀秃脑儿在西，一前一后。该诗第一句“侵晨离白海”，白海即察罕脑儿。一大早离开察罕脑儿向西走，当天晚上的宿顿之地在怀秃脑儿，推以行程距离，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九连城淖尔。
这么多湖泊如连串的珍珠，把滦河西岸方圆五六十公里的区域点化成草原水乡，“水禽集育其中”，“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禽鸟中有些是本地的，有些则是候鸟，如鸿雁和天鹅。禽鱼集中的湖区，自然也是渔猎的佳胜之地，所以忽必烈以下的元朝皇帝都喜欢来此。把各湖间隔开来的丘陵岗阜，成为居住的好地方。周伯琦说：“居人可二百余家。”这些居民，主要是负责保卫行宫的蒙古卫士、在宫廷服役的各类人员，以及为往来行旅服务的商户，其中汉人必定不少。大概人口数量不小，都依赖南边转运而来的粮食，所以经常发生断粮、缺粮的问题，史书常见察罕脑儿“大饥”，就是指这种情况。
脑儿、诺尔或淖尔，都是蒙古语nuur（湖泊）一词的汉文音译。这种音译词既然出现在汉语对话和汉文书写的环境里，就可以视为一个汉语词汇，尽管是外来词。任何一个外来词只要使用足够普及、足够长久，其外来色彩会最终消失，被视为借入语言的固有词汇，如敦煌、居庸、芭蕾、吉普、克隆、冰激凌等等。元代已经有人把脑儿当作普通词汇使用了，如王祎就有这样的诗句：“秋高口子草如云，风劲脑儿沙似水。”如果蒙元的统治再长久一些，说不定脑儿这个词会更深更稳定地进入汉语，甚至喧宾夺主（就如借自蒙古语的“站”渐渐顶替了古老的“驿”），成为表达湖泊概念的主要词汇。如果是那样，北大的未名湖就可以叫未名脑儿了。
忽必烈所建的察罕脑儿行宫具体在哪里呢？根据考古发掘，研究者大致上确认在囫囵淖尔东北、滦河西岸，今天的小宏城子村。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小宏城子察罕脑儿行宫遗址，所以没有在囫囵淖尔的草滩上停留，而是一直向北，走到王老大营子以南，向东离开湖区，穿过一家正在修建的农家乐度假村，来到南北向的024乡级公路上。沿路北行，虽偶尔有汽车开过，总的来说十分安静。路两边的白杨林遮住了远处的景物，更衬托出我们正走在另一个世界里。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移到我们头顶，高原的暴晒和暑热开始发威。中午十一点十分，抵达小宏城子村。
2
还在囫囵淖尔湖底草滩的时候，王抒接到潘隽的电话，她和好友赵欣利用周末开车赶来，要陪我们走完最后几天的行程，已经快到沽源了。王抒说，我们可以在小宏城子村等她们。进村后，见到一堵墙上写着“院内供销社，副食杂品农水配件日用百货经济小吃”。院内安静异常，似乎只有角落瓜架子上传来的蝉声。我们走进开着大门的西房，这里就是供销社了。一个妇女正埋头看手机，见我们进来，无精打采地问，要点儿啥？我们买了几瓶水，几样吃的，还要了两瓶冰啤酒。这里没有冰箱，但她说用不着冰冻，搁水里就凉了，于是拿了两瓶啤酒塞进门背后的一个水桶里。也是，太阳底下那么热，进房间立刻一派清凉。
喝点水，吃点东西，精神有所恢复。上午只走了三个小时，疲惫感却和几天前走一整天差不多。坐在塑料小椅子上，腰背不能向后靠，只有把两腿尽量平伸。室内四壁都是货架，不开窗户，大门是唯一的光源。对比之下，室内有些晦暗，门外的白光却是爆炸般耀眼。十几天走下来，我越来越畏惧阳光，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大概因为很久没有成天暴露在太阳下面。恐惧太阳和暑热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冰天雪地的景象。五六年前，我第一次去土耳其东部的Erzurum时，读过19世纪英国人Robert Curzon（1810－1873）的《亚美尼亚》（Armenia）一书，记他自己1842－1843年在Erzurum代表英国参与划定奥斯曼与波斯边界时的经历。书中对Erzurum寒冬的描写，令我印象极深，正可以用来抵抗夏日蒙古高原的太阳：
附近人很少，每年这个时候本地人都深藏在那怪异的洞穴里冬眠。在我看来，东方服饰的鲜艳色彩与寒冷而肮脏的雪地完全不搭；猩红的长袍，绣金的短褂，亮闪闪的绿色和白色衣服，在我心里本来是与灼热的太阳、干燥的气候及美好的天气相联系的。天空明丽，太阳照耀，只是那阳光不带一丁点儿热度，好像只是为了让你的眼睛随着它去注视白雪。……
另一个不便会有荒诞的效果：身在户外，呼吸会凝结在胡须上，迅速制造出冰碴儿，使你没法儿张开嘴巴。我的胡须每天都变成两根尖锐的冰柱，碰上任何东西都疼得钻心。那些有长胡须的人常常被迫像哑剧表演那样做出土耳其人的礼仪，一开始只用面部表情来表情达意，直到胡须上的冰碴融化后才能开口说话。
好在我去Erzurum的那个冬天，还没有冷得那么夸张，我的土耳其朋友成吉思（是的，就是成吉思汗那个成吉思）说，安拉不想你被冻坏，把严寒推迟了。
我们在那家供销社只等了四十分钟，赵欣和潘隽开的宝马越野车就到了小宏城子村口。她们进店来坐了一会儿，我们一起吃了她们带的瓜果。赵欣问我们身体情况，我告诉她，觉得左小腿好像使不上劲，只好用大腿拉动小腿迈步。她伸手在我左膝上下掐了一会儿，说，髂胫束有问题。我从没有听过这个词，不知她说的是什么。她解释了几遍，写下来给我看，我才知道是这几个字。髂胫束。严重吗？我问。她说，没什么，疲劳造成的，过一会儿做个拉伸。说到做拉伸，我们这十几天一开始还挺认真的，每天出发和到达时都做几套拉伸动作，后来就有点儿敷衍了。髂胫束的问题，也许是敷衍的后果之一？
十二点半，我们离开供销社，到村外白杨林里一块草地上做拉伸，草地上滚动着杨絮。赵欣让我们先做几个简易动作，慢慢上了难度，做起来痛苦不堪。她特别对我左膝外侧的髂胫束进行针对性掐捏，疼得我冷汗横流。看不出她瘦瘦小小，柔声柔气，手指头却有钢铁般的力量。听潘隽说过，赵欣是戈壁挑战赛的A队队员，跑过马拉松，是资深的户外运动专家。要成为户外运动专家，必备的条件就是懂一些医疗知识。看她不动声色就把我和王抒折腾得大呼小叫，我意识到她们是长生天派来护佑我们走到上都的。
经过这一番拉伸和治疗，我觉得左小腿能够使上劲儿了，非常高兴。我们到村北看小宏城子遗址，也就是被研究者认定为察罕脑儿行宫遗址的地方。古城四垣大致保存，因夯土外的包壁石块被拆走，土墙已有较大坍落损毁。城内过去被辟成农田，现已还为草地。城中有一个高阜，应该就是研究者所说的宫殿建筑基址，站在这个台地上，向东可以看到宽阔的滦河河谷。我们在四壁和城中走了走，低矮的艾蒿地里还能见到一些元代瓷片和陶片。研究者过去发现过黄绿色琉璃瓦、元代白瓷和青瓷，村民家里也有一些取自遗址的建筑材料，如石刻等。
察罕脑儿行宫在元代又被称为西凉亭，与多伦境内的东凉亭东西相望，是上都的两个凉亭。凉亭制度继承自金朝，金朝在这里建有凉陉，凉陉有皇帝的景明宫，具体位置就在察罕脑儿行宫遗址以西、北淖与囫囵淖尔之间的大宏城子。金代把这里定为避暑之地，也是继承了辽代的做法。元之凉亭，金之凉陉，大概源自同一个词。金人蔡松年描写凉陉的诗句有“山回晚宿一川花，翦金裁碧明烟沙”，“陂潮不尽水如天，清波白鸥自在眠”。金代凉陉在察罕脑儿连通北淖的水边，夏日水盛，可能会威胁到城基。所以元人建西凉亭时，向东迁到滦河岸边，从而废弃了金人的凉陉城和景明宫。被废弃的古城很快破败，到元末已损毁殆尽。元人陈孚的诗《金莲川》，就提到金人的凉陉：
茫茫金莲川，日映山色赭。
天如碧油幢，万里罩平野。
野中何所有，深草卧羊马。
昔人建离宫，今但存古瓦。
秋风吹白波，犹如哀泪洒。
村女采金莲，芳香红满把。
陈孚说的“昔人建离宫，今但存古瓦”，就是指今大宏城子遗址的金代凉陉。元人看金之废墟，只剩断垣残瓦，再看察罕脑儿行宫之壮丽瑰玮，油然而生自豪之情。描写察罕脑儿行宫的文字实在太多，传播最广的可能要算马可·波罗这一段（借用冯承钧译文）：
三日后，至一城，名曰察罕脑儿。中有大宫一所，属于大汗。周围有湖川甚多，内有天鹅，故大汗极愿居此。其地亦有种种禽鸟不少，周围平原颇有白鹤、鹧鸪、野鸡等禽，所以君主极愿居此以求畋猎之乐，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是即其乐为之艺也。
元末明军北进，包括上都、察罕脑儿行宫在内的元朝重地都被焚毁，不久察罕脑儿行宫也就面临当年金朝凉陉一样的命运了。永乐八年（1410）金幼孜随明成祖朱棣北征，从开平南返途中，于七月七日（8月7日）经过元代的察罕脑儿行宫。他在《前北征录》里记下了所见所感：“七月初七日发宁安驿，经元西凉亭故址，四面石墙未废，殿基树木已成抱，殿前柏两行仍在，但萧条寂寞，不能无感也。观望良久，怅然而出。”
金幼孜与陈孚，真可谓“古今同慨”。
清代舆地文献称此古城遗址为“五兰城”，五兰即乌兰（ulaan）,意思是红色，大概是指夯土墙的土色。所以后来又称红城子，讹作宏城子。由此，元代察罕脑儿行宫遗址被称为小宏城子，金代凉陉遗址被称为大宏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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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了一下，我、王抒和潘隽继续走，赵欣先把车开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塞北管理区，再打车回来加入我们。我把背包放进汽车后备厢，有种甩包袱的心情。不久我就意识到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连日行走，背包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了背包，走起来不是轻松了，而是不大自在，似乎身体失去了平衡，找不回正确的节奏了。
024县级公路贴着小宏城子遗址的西墙向北，过了遗址区稍稍折向东北，一公里之后笔直向北，经过五塘坊村的西口，再往前就是水泉淖尔了。水泉淖尔是一个很大的草原湖，西濒水泉村，东倚一座隆起显著的丘陵。我们从湖区西南角走到湖边，沿南岸东行。很显然湖面正在收缩中，湖水退出的地方，留下一圈垃圾。湖中满是绿色的藻类，几乎遮盖了全部的水面。令我非常意外的是，没有看到一只水鸟，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些珍禽都已成为传说。在湖边遇到一个牧民，聊了几句，问怎么不见金莲花。他答，从前到处都是，现在不容易看到了。
从水泉淖尔向东，一路上山，到转佛庙村南口所建的旅游点。从这里俯瞰滦河河谷，可以清楚地看到滦河在宽阔平坦的河谷间急剧摇摆、左盘右旋，画出不可思议的图案。我们在这里买了几瓶水，坐下休息，等赵欣打车从塞北管理区返回。看看手机，微信上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些截图，都是对前几天《上海书评》上我那篇《走向金莲川》的反响。文章是我六月下旬出发前所写，算是此行的一个缘起，走到老掌沟那天发出来的。评论中有我熟悉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年轻的考古学家李旻的一句：“跟着罗老师去旅行，山川都带字幕。”明知这是恭维的话，看着还是非常高兴，让我想起多年前曾和他一起从兰州坐大巴沿长城一线直到东北。当然也有一些恭维话并不那么令人得意，比如一个朋友赞道：“从大都徒步到上都的第一人！”什么什么第一人的话，我们这几十年听得不少了，绝大多数令人哑然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