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争第一，我想起年轻时报纸上表彰过的万里长城徒步考察第一人刘宇田。刘宇田是乌鲁木齐铁路局的工人，1984年在报纸上读到某法国人的文章，宣称要在有生之年徒步走完长城。不久他又读到一篇文章，说某位美国退役将军给中国政府先后写了两百多封信，要求准许徒步走完长城。报道说，刘宇田当时很激动，蓦地一拍大腿：“长城是中国人的，考察长城乃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怎能让外国人走在前面，我得先走！”于是他不顾家人阻拦，辞去铁路局的铁饭碗，毅然决然踏上行走长城的征程。他出发的时间是1984年5月13日，从嘉峪关到山海关，1986年4月5日顺利完成。这期间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报道中提到深夜被狼群围攻，沙漠里迷路，遭遇沙漠风暴，等等，绝大多数是可信的。完成长城徒步以后，刘宇田自然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英雄。正是从1986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沿着长城作长距离徒步，而且常常把刘宇田拉去参与接待这类申请者的仪式，以强调徒步长城中国人已经在先了。
我见过刘宇田，那时我还在读博士，某一年清明节，陪友人去采访他。在农科院的一栋宿舍楼，见到颇有艺术家做派的刘宇田，衣装随便，长发飘飘。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儿神神道道，纵论天下大事之际，忽然对某电视剧的一个情节厉声谴责一番。我们告辞时，他坚持要送下楼。到了楼门口，我瞥见他似乎并没有特别看，只是随手从门边草丛抓一把草塞进嘴里，嚼一嚼吞了。这让我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刘宇田说：“今天是4月5号，是我走完长城的纪念日，每年这天早晨，我要吃下我遇见的第一棵草。”他进一步解释，一路上经常吃能找到的野草野果，正是这些植物多次救了他的性命，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纪念，并且感恩。
刘宇田对自己“长城徒步第一人”的身份是很看重的。采访中他一再提到这一点，强调说，有个英国小伙子，在我之后的第二年也徒步走完了长城，好悬啊，差一点儿就让外国人抢去了第一。他说的这个英国小伙子是威廉·林赛（William Lindsay），我也恰好见过，大概是在一次宣传保护长城的会议上。我听到的版本之一，威廉·林赛不是徒步，而是跑完全程的。和刘宇田一样，他也是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用时一百六十天，1987年当年就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威廉·林赛此后竟迷上了长城，从此献身于保护长城的事业。他娶了中国姑娘为妻，定居北京，长年组织志愿者到长城上捡拾垃圾，还在香港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主持“长城今昔对比研究”，被誉为“长城守护者”。
2011年6月，林赛主持的“万里长城百年回望”长城今昔影像资料对比展在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开展。他在开幕式上说，第一次登临长城是在1986年的8月，正是在山海关的老龙头。“当我再次来到老龙头的时候，我感到，这里不是长城的终点，也不是我旅行的终点……我继续留在中国，研究长城，同时试图保护她。我认为，保护长城的方法之一是展示长城的变化，从而警示人们对她珍惜，最终能给予这个伟大遗产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过，威廉·林赛并没有机会成为长城徒步第一人，即使刘宇田未能在前一年完成这一壮举。事实也许会让刘宇田伤心：现在所知真正第一个全程走完长城的，偏偏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以及他带领的考察队。盖洛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第一次到中国并游历长江之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探寻中国的历程。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盖洛率领一个团队，用五个月的时间，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全面考察了长城，最难得的是拍摄了许多照片。他次年出版的《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是世界上系统介绍长城的第一部专书，书中插图所用大量照片尤为珍贵。此书已由沈弘和恽文捷译成中文，于2006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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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外国人早于中国人走长城的，不仅有刘宇田这样的普通国民，还有中国政府官员。刘宇田以“徒步长城第一人”的身份参与接待的外国申请者中，有两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家，他们向中国政府提出走长城的请求，始于1981年，直到1986年才获准进入实质性谈判。据说，中国驻荷兰使馆的官员最早获知他们的计划后，直接评论道，中国的长城，应该是中国人先走完才好啊。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申请始终无法获得批准的原因，但的确是在刘宇田完成壮举之后，中国使馆通知两位艺术家的代理人，绿灯打开了。当他们到北京落实细节时，中国对外友协安排他们与刘宇田见面。不是普通的见面，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他们与刘宇田携手在长城上行走。我见过一张照片，刘宇田与乌雷（Ulay，两位艺术家中的那位男性）携手攀登陡峭的长城砖砌台阶，两人都兴高采烈。刘宇田穿着点缀有白色五星图案的暗黄色短袖T恤衫，仰面而笑，长发后飘，好像在唱歌一样。
这两位艺术家，特别是那位女性，可是惊天动地的人物。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当代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家之一，人称“行为艺术的老祖母”。她的行为艺术表演，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以看似癫狂的行为，不断挑战身体与精神的极限，在极端的紧张与痛苦中，在毁灭的边缘，获得最大的解放与自由。这位生长在南斯拉夫的艺术家自1976年移居阿姆斯特丹以后，就与来自西德的乌雷相爱并成为艺术伙伴，创造出一组又一组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行为艺术作品。他们合作的作品多半具有性别意义，探索时空观念和两性关系的多重属性。比如他们扮成连体双胞胎，以探索人与人相互信任的深度与意义。他们的作品有一个题为“死亡的自我”，彼此把嘴巴对在一起，互相吸入对方呼出的空气，直到两人肺里充满二氧化碳，都昏迷在地板上，以此探寻人在吸取他人生命时所蕴含的毁灭力。在另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中，乌雷右手拉着弓弦，弦上搭着直指阿布拉莫维奇心口的长箭，她则右手抓握弓身，两人都向后斜靠，由此拉满弓弦，一丁点儿闪失都会闹出人命。贴在阿布拉莫维奇胸前的麦克风把她急速的心跳传播出去，观看者体会到自己也在濒死的冒险中。据说这是对爱情的一种诠释，当纯真消失，依赖与冒险同时存在，爱人变成潜在的杀手。
设计以长城为舞台的表演时，他们还在热恋之中。按照设想，他们两人分别从长城的两端走向对方，走到中间相会后，立即举行婚礼，因此这个作品题为“情人”（The Lovers）。向中国政府申请许可的过程极端复杂，加上他们还有别的工作计划，一直拖到1988年才开始这场表演。然而在这八年间，他们探寻人际关系极限的多次表演，不是把他们拉近了，恰恰相反，每一次冒险都是以相互摧残为主要形式，两人在爱之外积攒起仇恨和厌恶，相距越来越遥远，终于耗尽了温情与爱意，彼此背叛，不再相爱。1988年，他们仍按计划进行长城表演，但把相遇结婚的情节改为分手，也许这是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诠释“爱人”主题。
真是一个空前巨大的舞台，乌雷从嘉峪关向东走，阿布拉莫维奇从山海关向西走。中国政府提供的帮助也是惊人的，全程都有军人和翻译护送，每天有车把他们从长城接送到附近的投宿地。他们两人最初合作时，有过两个类似的、具体而微的作品：一个是两人在室内反复地相向奔跑，每一次都会互相碰撞，每一次都更加快速，碰撞越来越激烈，直到撞得人仰马翻、精疲力竭；另一个是两人隔着一堵墙反复地相向奔跑，每一次都撞在墙上，每一次都加大力度，直到晕厥在墙边。现在他们从相距四千多公里的两端相向而行，目标也是彼此撞击，然而这一次撞击不是当初期待的那样彼此发现，而是永久的告别，这才是人生的真实面向。
阿布拉莫维奇给自己的回忆录拟题为《穿墙而行》（Walk ThroughWalls），寓意或许在此。她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取消这个表演，因为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终结。是的，我们要走得如此之远，相遇时却一点也不会感到幸福。不过总算是一个终结，某种意义上还挺符合人性的。这比仅仅一个浪漫的情人故事更有戏剧性，因为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说到底你真的是孤独的。”走了大约一半，有人送来乌雷的一张字条，写道：“在长城上行走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是富有深意的话：行走容易，其他则很难。
阿布拉莫维奇对沿途的艰难说得不多，只有一些在她看来十分新奇怪诞的事情，比如在农村，上那种蹲在两条石板上的厕所，会有妇女从两边拉住她，以防她跌落粪坑。她不能容忍军人们走在她前面，总是拼命走在第一，直到她的翻译讲了“笨鸟先飞”的故事。她吃惊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即使是某些城市宾馆，也让她回想起南斯拉夫那些死气沉沉的建筑。她花了些笔墨描述她的翻译韩大海，这个因为喜欢霹雳舞而受到组织上惩处的年轻人，一开始跟她相处得很不好，慢慢地两人却成了好朋友，甚至受她摆布还临时表演起行为艺术来。我看到一张照片，韩大海赤裸上身和双脚，只在腰腿上缠了一块蓝黑布巾，站在长城上，背靠一座坍塌将尽的烽火台。这大概是一次即兴表演。
这一刻我心头大震。十二年的人生一瞬间在我心里闪过。对我来说，他远远不是另一个访客而已。于是乎，仅此一次，我破了规矩。我把双手放到他的双手上，我们互相注视，在我意识到之前，我们两人都已热泪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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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转佛庙等了不到半小时，赵欣乘一辆破破烂烂的出租车赶回来了。从这里到塞北管理区有十多公里，大概还得走三小时，于是我们起身赶路。沿着024县道东北行，一路下山，半小时后走到紧傍滦河的马神庙村。研究者认定元代明安驿就在这里。“明安”是蒙古语mingan或minga的音译，意思是“千”，大概是指千户机构所在。这个千户也就是元代史料所说保卫察罕脑儿行宫的那个千户。驿站与千户城都应该在今马神庙村一带，村中现存元代城址一座，为民户所挤占，考古工作者无法深度考察。村口路南有新建的厂房，路边电线杆上悬着一幅广告，潘隽大声读上面的字，把“神马”读成了“种马”，被大家取笑一番。
马神庙元代土城外角壕沟的废墟里，1963年曾出土一方铜印，印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有三行八思巴字和三行汉字印文。汉字印文是：“昔保失八剌哈孙站印，至元十七年六月，中书礼部造。”八思巴字可读为：“昔保失八剌哈孙站之印。” “昔保失”在元代文献中多写作“昔保赤”，对应蒙古语sibauchi（sibau是蒙古语的“鸟”，chi是表示某职业“从业者”的突厥语后缀，合在一起是指养鹰人、猎鸟人）。八剌哈孙对应蒙古语balghasun，意思是“城”。站，对应蒙古语ǰam，即驿站。“昔保失八剌哈孙”就是“鹰人之城（鹰房）”，驿站设在该城之内或旁边，故又称鹰房站。
可见如今破败萧条的马神庙村，在元代既是千户驻扎之地，也是皇室鹰房所在，同时还是一处驿站。村东进入平坦无垠的滦河河谷草滩，从那里可以向西南眺望察罕脑儿行宫。因为转佛庙所在的丘陵向河谷伸出一段石壁，河道在这里转了一道弯，如同一处山嘴，在元代得名“滦河嘴”。从滦河嘴看行宫，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在宫城内外云雾般的大树簇拥下，宫殿建筑只露出琉璃瓦的脊角，这是那些没资格进宫的人所能见到的风景。揭傒斯的诗《还宿滦河嘴望行宫》有句云：“下马河边市，遥瞻海上宫。水天涵野白，禁树拥云红。”
从马神庙村向北的公路，是县级公路X402从前的老路，新路在滦河东岸。我们沿着老路向北走，经过大河湾村和安家营子村，开始上山，逐渐远离河谷。不久老路与新路会合，时而可见大型卡车驶过，都是运送鲜奶的，路西有好些蓝色屋顶的厂房。我们已经进入塞北管理区的现代牧场了。塞北管理区是张家口市下辖的县级管理区，过去名为国营沽源牧场，地处张家口最北境，与内蒙交界。我们走到一个巨大的火炬形红色雕塑旁，下到路边坐下休息。雕塑上有“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字样，东边山下的河谷平原，看得见大片农田正在进行微水喷灌。近年来，微水喷灌技术正在改变这些地区的地貌：以喷灌器械的支撑点为中心，以喷灌长臂的射程为半径，形成圆形的农田。一个又一个的圆形农田分布在大地上，用卫星图片看，会觉得十分怪异，仿佛外星人的设施。
晚七点一刻，我们终于走到赵欣已订好房间的方元酒店，一座宏伟的建筑，猛一看很像如今各地各级政府新建的豪华欧式大楼，楼前有空旷气派的水泥广场，到酒店大门要走漫长的水泥台阶。赵欣的宝马越野车就停在台阶下。从车上取出背包，费劲地走上台阶，进入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第一次感觉到走这几十级台阶也不那么轻松，两脚的脚跟和外侧都打了水泡。赵欣解释说，连续走路，人的脚会变大，所以户外运动者在第一周之后应该改穿大一码的鞋子，或薄一些的袜子。我想起看过的徒步书上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我想，我们还有三天就可以走到上都，熬一熬就好了。
天色已黑，我们先去酒店北边不远的一家餐厅吃饭，旁边好几桌正呼啸着拼酒。没想到外面黑魆魆看起来没人的地方，里面是如此生气勃勃。我们受这种气氛的鼓励，大吃大喝一顿。饭后回到似乎只有我们入住的酒店，先到赵欣的房间，在她指导下做拉伸，汗流浃背，痛苦不堪。
又一天结束了。想到明天就会进入内蒙，进入上都所在的正蓝旗，心里微微有一点不平静。
李陵台上野云低
——从塞北管理区到黑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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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把电脑衣物等留在车里，背包里只放了四瓶矿泉水、两本书、一本地图和笔记本，谈不上重量。先在赵欣指导下做了一套拉伸，还没开始走路就出了一身汗，如果前些天也能这样认真，身体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八点出发，留下赵欣那辆车停在太阳下，它会和我们一样全天顶着日头，算是和主人同甘共苦了。走过寂无一人的塞北医院大门口时，王抒说他前几天发现右大腿外侧肿胀疼痛，后来才明白是裤兜里装着手机充电器，长时间的摩擦和轻微撞击所致。我也听说过类似的运动损伤，像是跑马拉松的男性因着装较为宽松，衣服磨破乳头，“血流成河”。长时间单一姿势的身体运动会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损伤，比如内裤边缘磨破大腿皮肤，背心边缘磨破腋下皮肤，等等，更不用说脚掌和脚趾磨出水泡和血泡了。
我们沿着县道402往北，在阳光变得火热之前，尽量享受清晨若有若无的凉风。从昨天下午离开察罕脑儿行宫遗址开始，我们就走在没有行道树的路上。不仅道路两边没有树，举目四望，远远近近也看不到一棵树。我知道今后几天都会是这种情形了。天气预报说这一带的气温会升高到36℃－38℃，我不禁怀念起前些天的白杨树来。连日暴露在高温烈日下，加剧疲劳还在其次，最明显的影响是我开始畏惧阳光，甚至从上都回来后很久，到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不要说走在骄阳下了，连想着大晴天出门，都不免心悸。
公路宽阔，却少有汽车往来，大概因为前面不远就是内蒙地界。快到三牛点村时，公路折向东北，跨过闪电河（滦河）河谷。站在闪电河一号桥上，看南北两侧的河谷湿地，因河道曲折蛇形而形成的串珠状水泽，滋润出绿油油的草滩。奇怪的是，水草间几乎没有鸟，完全看不到马可·波罗以来那么多人描绘过的美好景象。他们当然没有说谎、没有夸张，只是环境变了。农业化在草原深深扎根，年复一年比雨水还多的农药浸透大地，鸟类和昆虫的世界早已变成黑暗的炼狱。读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就知道农药如何把百鸟的歌唱变成了寂静的长夜。DDT虽成历史，其他农药仍然飘荡在我们周围。不仅各类药物，还有直接捕杀鸟类的粘网。我在燕山南麓的昌平境内，见过多处意在保护果园的粘网，一面网上至少有数十只小鸟，有的还在最后的挣扎中。现在看着闪电河青翠的草滩和一汪汪的水泽，无法想象这一派宁静背后是怎样的环境悲剧。
河谷东岸的第一个村子是黄土湾村，村南有一片简易房，像是建设中的度假村，我们到屋檐下小坐喝点水，歇一会儿。由此往北再走三公里，十一点三十分，我们到达河北与内蒙的分界点，就此进入内蒙的正蓝旗，这条路进入内蒙后改名X502。省际分界点也是县级公路两不管的地方，几百米长的路面沙石暴露，坑坑洼洼，不过对我们这些不开车的人来说并无不同。公路西侧几百米，就是宽阔的滦河河谷，但我们几乎一点也看不到，因为四野一望平川，远近无别。只有在卫星图上可以看到，滦河河道在河谷间画出奇怪的盘旋曲折，以无比缓慢的速度向北流去。再走一两公里，路西出现一大片精致又有气势的建筑，寂无一人，显然尚未投入使用。虽然大门紧闭，但门侧的木楼外廊可以提供难得的荫凉。我们到外廊坐下，取出花卷、罐头、榨菜和矿泉水，享受起来。
潘隽是摄影爱好者，这次带来了单反机身和好几个镜头，一坐下就开始倒腾一路拍的照片，再用AirDrop发到我们的手机上。她真有摄影的天分，同样的景观叫她一拍就有了别样的意味。在她的照片里，我们在太阳下的行走显得那么坚定和平静，隐藏了疲惫和对酷热的畏惧，只有天上胡乱流动的白云暗示着与步伐不一致的心情。我自己也曾在拍照上花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器材升级不落人后，技艺却迄无长进。这两年随着体力下降，出门都不愿带那么沉重的机身和镜头了。现在看了她这些照片，拍得那么好，我都不好意思再举着手机到处瞎拍了。我特别请她给我的手背拍一张：衬衣长袖保护下，手背后半截与暴露在外的前半截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不是普通的黑，而是那种炙烤之后流出黑油的焦灼感，看起来有点吓人。
我们在外廊吃吃喝喝，没注意到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了，看门人推着自行车出来，一张脸比我那半截手背还要油黑，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解释是路过，吃完饭就继续赶路，不会破坏他们的房子。他看看我们在吃什么，问，没热的呀？说完就骑车走了，不是回院内，而是往马路对面远处的一片建筑去。大概一刻钟之后，又是在我们全无留意的时候，他回到外廊旁，从自行车前筐取出两只搪瓷碗、一个不锈钢饭盒，里面盛着热烫的馒头和青菜。他解释说，那边是他的食堂，他去打午饭，顺便给我们带一点热的。“吃凉的不好。”他说。不只是出于感激，我们分食了他带来的午饭，当然多得吃不完。
我问他这个建筑群是干吗的。他咧嘴笑，说不知道。我又问，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他说，不许呢，有规定。问他家在哪里，说太仆寺旗。那这房子的主人也是太仆寺旗的？“不是，不知道，”他始终咧着嘴，笑笑的样子，那种笑更像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出于快乐，“我就是看个门，别的啥也不知。”问他多大岁数，他伸出四根手指。我大吃一惊，他看起来至少有五十了，却原来比我们中最小的潘隽还小。见我们吃完收拾垃圾杂物，他说，你们别管，你们别管，伸手把垃圾袋拿过去，又接过搪瓷碗和不锈钢饭盒。我们跟他道谢，他很难为情的样子，只说，啥呀，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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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开老掌沟前往小厂镇那天开始，我一直留心沿路的小鸟，希望看到蒙元文献所说的“白翎雀”。白翎雀的现代名称是“蒙古百灵”（Mongolian Sky Lark），羽毛主要是黄褐色，因翅膀下有白色长羽，飞翔时从下面可见两翅伸展开来的一片白色，遂得白翎雀之名。这种鸣禽栖息于草原和半荒漠地区，蒙古高原南部的河谷草滩尤为多见，能从地面直飞高空，发出一种动人的颤音，清脆婉转。因鸣声悦耳，白翎雀很早就在中国内地列名珍贵笼鸟，也深得草原游牧人的喜爱，屡屡出现在蒙元文献中。
成吉思汗在崛起过程的后期，与最重要的盟友义父王罕（Ong Khan）和义兄（俺答，Anda）扎木合（Jamuqa）渐有反目之势。显然是成吉思汗一方制作的历史叙述中，扎木合在这一反目变局中负有主要责任。他首先向王罕进有关铁木真的谗言，以草原上的鸟儿分别作比，说明自己忠诚而铁木真已经变心。这个故事同见于《元史》《蒙古秘史》和拉施特《史集》，应该都是根据同一个史源。中译本《史集》的这一段话有点混乱，我把W. M. Thackston的英译译成中文：
……扎木合认出王罕的大旗，飞驰而至，说：“汗啊汗啊！你看到了，我兄弟（走了），如雀儿（sparrow）从夏营地迁到冬营地一般。”他的意思是：“我的亲人成吉思汗已决定逃走，而我总是说：‘我是你的雀儿’。”
波斯地区没有扎木合提到的蒙古草原上那几种小鸟，所以辗转翻译之后只保存了一个雀类的通称，造成这一段话难以理解。明初编《元史》时，这个故事是这样写定的：
扎木合言于王汗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
白翎雀（蒙古百灵）是一种留鸟，不因季节变化而迁徙，而鸿雁（大雁）是一种候鸟，冬南夏北。按照《元史》编纂者的理解，扎木合以长留不去的白翎雀自比，以来去不定的鸿雁比铁木真，说明二人对王罕的忠诚度颇有不同。就字面上看，《元史》比《史集》清晰得多。不过，《元史》以白翎雀与鸿雁对举，其实反映了汉地知识分子的理解，是对所据史源进行改造的结果。
最接近史源的版本见于《蒙古秘史》，明代总译这样翻译扎木合的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白翎雀原文写作“合翼鲁合纳”（qayiruqana），告天雀写作“鷝都兀儿”（bildu’ur）。所以扎木合的话可以译为（用余大钧译本）：
王汗啊王汗，我是与你在一起的白翎雀，我的安答是离你而去的告天雀。他已到乃蛮人那里去了，他是要投降乃蛮才故意落后的吧。
告天雀就是云雀，虽也是一种留鸟，但栖息地不似白翎雀稳定，会随季节寒暖的不同而在小范围内变换。游牧人对草原动植物的分类是系统的、清晰的，对身边各种鸟儿的习性观察得非常细致。扎木合以白翎雀自比，以告天雀比铁木真，王罕一听就明白他的真义所在。编写《元史》的明人却不能理解，只好把告天雀改为鸿雁。
元明时期在南北中国都非常流行的《白翎雀曲》，既可以用筝演奏，也可以用琵琶演奏，其起源很可能应追溯到辽金时代，但元人都说是忽必烈让一个叫硕德闾的乐师制作的。张宪《白翎雀》诗有句：“真人一统开正朔，马上鞮鞍手亲作。教坊国手硕德闾，传得开基太平乐。”据说忽必烈听白翎雀鸣声悲切，忽有所感，就让人制作此曲。杨维桢《白翎鹊辞二章》有序，把这个说法归之于元朝的“国史”：
按国史脱必禅曰：世皇畋于林柳，闻妇人哭甚哀。明日，白翎鹊飞集斡朵上，其声类哭妇，上感之，因令侍臣制《白翎鹊辞》。
“脱必禅”即“脱卜赤颜”（tobcha’an），指蒙元的官方史书，普通汉臣一般无从窥探，杨维桢竟然看到了，不知是真是假。据杨维桢所称引的国史，忽必烈行猎时先是听到了妇人的悲哭，次日又听到帐篷（斡朵，Ordu）上白翎雀的鸣叫，与妇人哭声相似，因有所感，才叫人制作《白翎雀曲》。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白翎雀曲》是“国朝教坊大曲”，属于“达达乐器”，“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谓之白翎雀，双手弹”。陶宗仪引他人之言：“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所引歌词如“白翎雀，乐极哀，节妇死，忠臣摧”，“左旋右折入寥廓”，说明这个曲子苍劲雄奇，大异汉地传统音乐。一说硕德闾制曲完成，演奏给忽必烈听，忽必烈评论道，怎么结尾的地方有“孤嫠怨悲之音”？硕德闾还没来得及修改，曲子已广泛传播。
虽然源自朔漠，“与汉人曲调不同”，《白翎雀曲》在元明时代却受到南北各地的同等喜爱。杨维桢《吴中竹枝词》有“白翎鹊操手双弹，舞罢胡笳十八盘”之句，说明吴中盛行此曲。释来复《西湖绝句》里也说“笑掷金钱花底醉，玉簪弹出白翎歌”。由元入明的张羽感慨世变，有一句诗：“莫更重弹白翎雀，如今座上北人稀。”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白翎雀曲》依然是教坊名曲之一。吴梅村《王郎曲》就有“时世正弹白翎雀，婆罗门舞龟兹乐”之句。
明代中期的“理学名臣”丘濬对“华夷之辨”是非常认真的，用现代观念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和情绪特别强。他把元明之变看作“胡运消沉汉道兴”，因而视《白翎雀曲》为“亡国之音”。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座中有乐师演奏《白翎雀曲》，大家由此谈起元代的事情，不免大发历史感慨。丘濬口占一诗，有句云：“起辇谷前驼马迹，居庸关外子规声。不堪亡国音犹在，促数繁弦叫白翎。”
白翎雀分布在长城地带以北，滦河流域尤多，我们自进入沽源县境，就该看到或听到白翎雀，然而一路除了麻雀，什么鸟都没有。正如元人张昱的诗句：“伤哉不闻白翎雀，但见落日生寒烟。”
3
吃过午饭，我们沿着X502继续北行。今天的目的地是正蓝旗黑土城乡以北的老黑土城古城遗址，研究者相信那里就是元代的李陵台。路程不算远，大概还剩下十多公里。可是阳光不仅从天上，也从地面，从前后左右，从所有的方向，紧紧地包裹住行人，让你有一种置身蒸笼的幻觉。我只管倾身向前，几乎意识不到自己迈步和挥动手杖。杖头触地和鞋底摩擦沙地的声音，有时清晰切近，有时模糊遥远。
想起正在哈萨克斯坦沙漠间的Paul Salopek，他已经顶着同一个太阳走了三年多，在他前面还有很多很多年的路程。他这场从非洲东部走到南美洲南端的“走出伊甸园”（Out of Eden Walk），别人看到的是旷世壮烈，他自己却必须承受那分分秒秒和无意识的一步一步，时间与空间在他那里都已发生坍缩、爆炸和膨胀。如他自己所说：“徒步就是向前倾倒，每一步都是被拯救的陷落、被避免的崩塌、被终止的灾难。这样，行走变成一种出自信仰的行动。”当行走变成呼吸一般自发的身体反应，人就无限接近于成为大地山川的一部分，如沙石草木一般。行走中，他还写过这样一段话：
据一位人口学家计算，地球上生存过的人类总数超过一千亿，其中93%已经消逝。人类的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那么多的怆痛与欢欣都被我们置于身后，被我们日复一日地抛弃在历史的荒原。这样也是对的。即便我说我如此徒步是为了记忆，其实也不尽然。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发现地球，为了能一直走下去，为了持续走，为了不坐下，我们还必须遗忘。……我们站在非洲的边缘。大海正在行走，它没完没了地扑向非洲，又转过身没完没了地向东方涌去，向着也门和帖哈麦海岸，向着喜马拉雅耸入云霄的山谷，向着寒冰，向着日出，向着我不知道的那些人的心。我很高兴。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很高兴。
行走并不总是愉快的。19世纪美国诗人和旅行记作家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 1825－1878）曾用两年时间在欧洲徒步旅行，后据此经历出版《徒步的风景；或，带着背包与手杖所见的欧洲》（Views A-foot: Or, Europe Seen with Knapsack and Staff, 1846）。不同于那时的大多数旅行作家，泰勒不大忌讳徒步经历中不那么浪漫的一面，比如脚上的水泡和路途的乏味厌倦。然而，他，以及他的读者，最终会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我出发去Artern时，夕阳已快要碰到Kyffhäuser的塔楼，大地还洋溢着燥热。当我沿着田间小径艰难跋涉时，远方，我必须抵达的那些蓝色丘陵，看起来并不是越来越近。……
讲述令人厌倦的旅行会使人更加厌倦。再肥沃的田野也会单调乏味，再甜蜜的牧场景观也显得平平淡淡、千篇一律。我的视线越过金色草地，热切地朝向东方的Artern尖塔，也微微有点向往南方的、坐落在通向Unstrut的峡谷上的Sachsenberg城堡。太阳西沉，散发壮丽的色彩。月亮上升，如一面青铜盾牌。满载谷物的马车缓缓移动在回家的路上，肩扛耙叉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归向村庄，冷却的轻尘坠落在大平原。我就这样走完剩下的路程，月光映照中踏进Artern的城门。
下午两点半，我们走到黑土城镇的南侧，路东是墨绿色的玉米地，路西是只看得见无边青草的滦河河谷。似乎是为了阻挡畜群，路两边都密密地拉起铁丝网。从河北进入内蒙并没有显著的地貌变化，不过人文景观还是颇有不同，比如铁丝网纵横交错，草原分割成无数的碎片，行人必须跟车辆和畜群一样按指定路线移动，文学想象中的草原漫游已不复可能。我们走在公路西侧路肩与铁丝网之间的土路上，阳光正在一天中最暴烈的时刻，我低头往前，想不到留意风景，如同走在隧道里，只顾看眼前的路。王抒他们和我一样默默迈步，只有摄影家潘隽跑前跑后，挥动着沉重的相机。
从太仆寺旗东来的511县道跨过滦河（本地人只说是“闪电河”），在东岸与我们行走的502县道交会，大概正是这种交通便利催生了现代黑土城小镇。进镇子后，我们左转沿该镇唯一的大街向西，找到一家明亮却安静的商店。女店主看起来五十多岁了，我们的突然涌入似乎打搅了她的休息，所以她一开始爱答不理的，但很快就恢复了职业精神，宽容耐心地对待我们在货架间的搜寻和提问。我们惊喜地发现冰箱里有几瓶沙棘汁，就是西贝莜面村那种。凉凉的沙棘汁入口，带来秋天的气味和风声。喝了还不过瘾，要求店主再冰冻一些，等我们从李陵台回来再喝。一如既往，我们买了一个西瓜在店内吃，店主主动提供一盆水供我们洗手。问店主去老黑土城怎么走。她指指街对面，从那儿往北，还远着呢。有多远？嗯，十来里地吧。您去过吗？老早前了，没啥看的，啥都没有。
地图上显示老黑土城（李陵台）在镇子北边约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横穿街道，沿一条向北的小巷，走到尽头后错误地右转而不是左转，结果走进一片菜地。只好折返向西，遇到盖房子的几个砖瓦工，经他们指示，才找到地图上那条窄窄的土路。路两边都是铁丝网，一辆小卡车经过，我们只有紧贴着铁丝网避让卡车，同时饱吸车轮卷起的云雾般灰尘。三公里之后，下午四点半刚过，面前忽然开阔，铁丝网向东西弯曲而去，留给我们一片空旷的草地。我们解下背包，坐下休息一会儿。地表有一层盐碱，大概这里曾是一个小小的积水滩，干涸后就留下这种颜色，看起来像一层薄薄的霜雪。一丛丛马兰草散布开来，细剑形的坚韧绿叶簇拥着蓝色的马兰花，从我们眼前向西伸展到滦河河谷，向北伸展到那个缓缓隆起的小丘——那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元代李陵台所在。
远远可见小丘上有一排红瓦房，围在一个院子里，看上去是一处人家。果然，从小丘上驶来一辆摩托车，经过我们时停了一下，是一个穿军绿色衬衣的年轻女性带着一个穿红色运动T恤的男孩，看不出他们是母子还是姐弟。他们看看我们，没有说什么，继续向镇上驶去，我们向小丘进发。一刻钟后，到那排红瓦房下边的南坡。坡边平地有一片明显的建筑遗迹，看上去相当古老。难道这就是李陵台遗址？是不是太小了？或者，这只是遗址的一小部分？正疑惑间，那辆摩托车又回来了，卷起一线烟尘，一直冲上小丘，回到院子里。在院子里停好车，那个年轻女性向我们走过来，问我们找什么。听说是找老黑土城，笑道，不在这儿，在那边呢，在房子后面呢。
我们走到小丘的最高处。在红瓦房的北边，朝向滦河河谷的一侧，快要西沉的太阳照耀下，突兀厚重的城墙扑面而来。啊，这才是李陵台呀。
4
中古以后北方有好几个李陵台，最著名的一个与王昭君墓同在阴山地区，大概出现于晚唐五代。元代两都之间这个李陵台，似乎并非继承自辽金，而是入元以后才出现的。耶律铸有诗：“想得玉滦河北畔，有人独上李陵台。”自注云：“土俗呼为李陵台者，在偏岭东北百里。李陵失利在无定河外，意其好事者名其山为李陵台也。古有李陵台，在唐单于都护府金河县界。”按耶律铸的理解，滦河东岸这个小山丘获得李陵台之名，是“好事者”的随意发明，时间大概非常晚近。后来这个名字为元官方所接受，成了驿站和捺钵的名字。按元初王恽所记，那时这个名字还不算很正式。中统二年（1261）春，王恽侍从忽必烈北行，到了这里：
中统辛酉春，予扈跸北上，次桓之北山，或曰此李陵台也。徘徊四顾，朔风边草，为之凄然。
那时忽必烈虽然在此扎营，这里尚未筑城，更没有形成捺钵和驿站，李陵台之名还在凝定过程中。忽必烈选择这里扎营，应该是看中了紧邻河道又高敞突出的地理特点。以我们沿途所见，从明安驿古城遗址到这里，三十多公里之内，滦河两岸都是平坦的草滩，微微高于河道而已。紧靠河谷的明显山丘，似乎只有这一处。元代张择（鸣善）有一首《李陵台晚眺》，提到“云黄沙白绕平原，独立崇台思黯然”，强调李陵台耸立于河岸，从台上远望，可见滦河在平原上盘绕回旋，西岸沙滩如洗，高空黄云沉沉。
李陵台名定之后，经行此处者不免被这个地名所触发。毕竟如耶律铸这样具备怀疑精神的人很少，多数人一听到李陵台就会联想到托身草原、有家归不得的李陵，曾在此登高南望寄托乡思，自然要感慨唏嘘一番。元代往返两都途中的诗作，吟咏李陵台者尤多，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名格外容易搅动诗人的羁旅情怀。多数诗都会写到李陵，比如“今古李陵悲绝处，夕阳野牧下荒台”，“故国关河远，高台日月荒。颇闻苏属国，海上牧羝羊”，等等，都是见名生情之作。李陵台又称荒台、高台、崇台，显然不是指驿站和捺钵的土木建筑，而是指这座山丘的最高之处，也就是今日那个红瓦房院落所在的地方。院子北边的古城，才是李陵台驿的遗址。
我们翻过铁丝网进到古城里面时，太阳已快要触及河西远处的山头，温柔的夕照把古城染成一片金黄，特别是城内和城墙上的一丛丛高草，迎风摇曳，散发出骄傲而醒目的光泽。古城规模比牛群头、明安驿两处大得多，保存状况也更好，四面城垣较高且完整，也许受益于远离村庄和农田。我没有读到过有关此城的调查和发掘报告，可能没有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工作。城内南高北低，西南角明显高耸，大概是主要官署建筑所在。我们在城内随意走了走，所见陶片和瓷片不如牛群头古城多，应该是因为这里没有变成耕地，元代文化遗存都覆盖在草皮以下。从西城墙向西看，宽阔的滦河河谷在夕阳下幽静得如一个深梦，看不见流水，只有三三两两的花白奶牛。元诗有句“旷野平芜入壮怀，征鞍小驻李陵台”，也许就是暮色苍茫中远眺平川时的感触。然而，周伯琦所见“川草花芬郁，沙禽语柔滑”，与我们眼前的景象还是不那么一致，虽然短草小花遍地都是，却听不到鸟鸣、看不到鸟飞。
忽然听到王抒和赵欣欢叫，原来城内草间跑出一只灰兔，高竖两耳，被他们一惊，又跃入低洼处的灌木丛。
眼看天色不早，我们未敢多停，六点一刻告别李陵台古城。穿军绿色衬衣的年轻女性坐在院墙上看着我们，赵欣和潘隽过去跟她道别，还拍了照片。下得山丘，原路返回黑城子小镇。走在路上时，太阳已半隐西山，不过天色还是很亮。回到小镇那家商店时大概是七点半，女店主帮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匆匆挤进这辆破旧的桑塔纳，颠簸中开出好远，回到白天一路走来的公路上时，才想起忘了把存在商店冰箱里的四瓶沙棘汁取出来。想到沙棘汁的酸酸甜甜，舌根不免分泌出几丝遗憾。晚风清爽，一天的酷热早已无影无踪。欢快的情绪鼓荡洋溢，塞满了本就拥挤不堪、几乎没有缝隙的桑塔纳小车。
5
回到塞北管理区那家宾馆时，天还没有全黑，我和王抒在赵欣督导下做了基本的拉伸，之后大家都上了她那辆宽敞舒适的宝马越野车。我们的计划是今晚住进正蓝旗，明天坐出租车返回黑城子附近，补走黑城子到正蓝旗一段。从塞北管理区到正蓝旗，沿滦河东岸的县级公路走，全程五十公里，不足一小时就到了。直奔网上推荐的上都酒店，办好入住手续。我在走向自己房间的过程中，心里面开始抱怨走廊过长，要走好一阵。意识到自己在抱怨，才明白已经十分疲劳，连这么一小段路都不愿走了。
洗了澡，换了衣服，大家到酒店西侧的一家蒙餐馆吃饭。这是两周来最奢侈的一顿，满桌子的鱼肉饭菜，多半还是从没见过的做法。最不可思议的是盛酸奶的桶形容器，外包装是三只连毛带皮的牛蹄子，看起来十分怪异。清水煮鱼配奶疙瘩，烤得焦黑的韭菜饺子，都是我没见过的。一边享用美食，一边看潘隽拍的照片。照片上没有了酷热、单调和疲乏，只有微小却真实的成就感。其中有一张，我正走在黑城子小镇南侧的公路里程指示牌下面，牌子上写着“元上都遗址60km”，似乎是在鼓励已成强弩之末的我。从北京健德门桥算起，到今天的李陵台古城为止，我们已经走了十三天，总里程接近四百公里。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成绩。
饭后走在石铺的广场上，享受高原夏夜的清凉。正蓝旗政府所在的这个上都镇，街道宽阔，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广场灯火通明，是一座繁华的草原城市。不由得想起威廉·达尔瑞坡，这个追寻着马可·波罗足迹，万里迢迢从地中海前来东方的剑桥学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86年10月间和女伴路易莎到达正蓝旗。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小村庄。在《在上都——一次追寻》里，达尔瑞坡写道：
我们在夜幕降临时抵达。正蓝旗很小而且很新，只有十来栋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搭建的棚屋。大车店（caravanserai）则是一座石砌建筑。和多伦一样，这个小镇潮湿、寒冷且无遮无蔽，极不协调地坐落在草原上。大风从镇上呼啸而过。如果我们的计算是正确的，那么上都就在不到五英里之外。可是一切都和柯勒律治的描写大相径庭，那闪亮着蜿蜒小溪的花园，和山丘一样古老的森林，洒满阳光的绿野，此时此刻，简直无法想象。
蒙古人长得丑，有细而凸出的眼睛和紧绷发暗的皮肤，他们还特好奇。晚上我们坐在大车店的餐厅里时，四十个蒙古人聚拢来围观我们吃饭。搞不清他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要知道小镇上总共也才十来栋房屋。路易莎猜测他们都是堂兄弟或表兄弟，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有点像，以及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生活在这么少的房子里。我们狼吞虎咽地干掉羊肉汤和羊肉卷饼，赶紧逃回自己的房间，不敢再招惹别人的注意。
不过他们已经引起了注意。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正在憧憬走去上都遗址时，两个蒙古族公安冲进房间，收走护照，然后把他们锁在室内。那时内蒙并没有对外国游客完全开放，外国人不带许可证就在内蒙各地旅行是非法的，而达尔瑞坡明知这条规矩却未曾申请，只想着蒙混过关，和他几个月来在叙利亚、在土耳其、在伊朗、在巴基斯坦所做的一样。几乎就要成功了，在12000英里之后，在离目的地只有五英里的地方，在最后的时刻，因证件不齐，他们即将被遣送离境。公安带来两位教师做翻译，告诉他们必须立即返回北京。达尔瑞坡抗议说他得走完马可·波罗的路。几小时后，来了一位穿黑色中山装的蒙古族党干部，再次询问事由，还重复他们的话，“嗯，忽必烈汗，忽必烈汗”。一直到下午四点多，他们被赶上一辆吉普车，驶出正蓝旗。沮丧得要哭出来的达尔瑞坡对路易莎说：“他们这是在驱逐我们，在驱逐我们呀。”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一个蒙古族公安转过身用英语对他说：“蒙古音乐，很好，很好。”达尔瑞坡却默默地连喊了四声“Fuck”，任由悲伤绝望的情绪浸灌全身，直到——直到他发现，这辆车原来特地绕了道，是为了带他们去上都遗址，以成全他们的宏大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