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正蓝旗成了旅游名城，旗政府所在地改名为上都镇，闪电河改名为上都河（写作上都高勒，即Shangdu Gol），我们面前这个街道定名金莲川大街，都与元上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走在凉意浓重的广场上，想起李陵台，想起元人杨允孚的诗句“李陵台畔野云低，月白风清狼夜啼”。滦河河谷早已见不到狼，但我上一次来参观上都遗址时，在城外为游客搭建的蒙古包里，听到超低音的音响轰唱着“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此刻，在我们穿过广场走回酒店的路上，身后远处某个歌厅正在唱“我是蒙古人”，苍劲悲凉之中，似乎还有一点儿无法掩饰的勉强。
乌桓城下问白翎
——从黑城子到四郎城
1
谷歌卫星地图显示，从黑城子以东的X502往正蓝旗方向，路东有一片连续的沙丘地貌。我打算今天走一走这些沙丘。早饭后先在酒店大堂跟着赵欣做拉伸，之后到门前广场靠马路的电线杆旁伸手拦车，很快就招到一辆出租车。昨晚北行时一切都在暗夜里，现在可以看到公路在滦河东岸，河谷西侧有间断的村庄、厂房和早已荒弃的耕地，东侧则是草原、沙丘和几乎没有植被的山地。我们在大致上与李陵台遗址平行的地方下车，跨过路东的草地，朝一公里外的沙丘走去。沙质的草地向河谷缓缓西沉，向东则渐渐升高，直至强烈隆起成为裸露的沙丘。两三寸高的沙地艾蒿被践踏之后，挥发出一种薄雾般的清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蒙古国中西部的那个夏天。不知名的草开着色彩艳丽的小花，只是草株低矮、花朵细小。从远处看，绝对想不到这种植被稀疏的沙地上会有如此繁盛、如此美丽的百花。
上沙丘比上同样坡度的土石山丘要难得多，一脚深一脚浅，常常费了半天劲还在原地踏步。爬上一座不足百米高的沙丘，足以让你累得气喘吁吁。我们终于爬到沙丘的山脊上时，都已大汗淋漓，好在有轻微的风扑面而来。向西远眺滦河河谷，一点儿也看不到那些往复盘旋的河道，只有泛着淡淡蓝色的草滩。东边，一长列光秃秃的山地兀然挺立。陡峭的沙坡上偶尔有一丛丛的沙葱，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沙漠的奇妙在于，一方面它代表着干旱、荒漠、无生命或不适宜生命，另一方面它是如此温柔、细腻和美丽。我第一次接触沙漠，是很多年前在敦煌的鸣沙山。那天下午，在亲眼见到水波般的沙丘曲线之后，又立即领教了沙漠风暴的凶险狂烈。几年后我坐长途汽车在阿拉善高原的巴丹吉林沙漠，再次遭遇沙漠风暴，大白天骤然暗如深夜，细沙的洪流在汽车玻璃上快速滑过，那么美，你几乎想不起害怕。
蒙古高原最大、最著名的沙漠“蒙古戈壁”，是地球上纬度最高的沙漠，面积达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戈壁一词源自蒙古语Gobi，指荒漠和半荒漠的沙石与砾石平地。蒙古戈壁东西向横亘于蒙古高原的中部，把高原一分为二，人文地理上的内外蒙古或南北蒙古就是这样被切割开来的。古代汉语里把这个大戈壁称作“大漠”，因此史籍常见漠南、漠北的说法，南北向横穿大漠的行为被称为“绝漠”。为了实地了解大漠的地貌景观，体会古代的绝漠，2004年夏在蒙古中部考察之后，我们北大历史系和社科院历史所的六个朋友一起，完成了一次现代版绝漠。我们乘坐越野中巴车，从乌兰巴托向南，先在草原上走了一段柏油公路，后进入沙漠地带，在若有若无的沙地路段走了半天，夜宿沙漠包裹中的赛音山达。次日在沙漠中走一整天，傍晚抵达边境小城扎门乌德，边境那边就是中国的二连浩特，在扎门乌德我们换乘国际列车回国。从赛音山达到扎门乌德的沙漠中，常见牛羊骆驼的尸体，有些尚未腐烂，显是干旱缺水所致，委实令人心惊胆战，终于理解了古人“绝漠”之难。
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就在我们乘坐俄制越野中巴车穿越大漠之前一个多月，确切地说，是2004年6月25日，六十岁的意大利人Reinhold Messner完成了真正的绝漠——他用五个星期的时间，独自一人，步行两千公里（某些路段搭乘了当地人的卡车、马和骆驼），穿越了蒙古戈壁。这个古今罕见的伟业，我是两年半以后才知道的。2006年底我读当年《国家地理杂志》第11期，上面有一篇Caroline Alexander的《谋杀不可能》（Murdering the Impossible），文章列举了Messner一系列已经载入史册的壮举，其中提到他穿越大漠，只有这一句：“为了庆祝退休，他完成了一个旧梦，六十岁时穿越了戈壁沙漠。”我四处搜集他的绝漠信息，可惜都只有寥寥数句。在英国《卫报》网站上读到一篇2004年10月的访谈，那是在绝漠之后不久，对于为什么使用车马而没有徒步走完全程，他回答道：“为什么我不能借助当地人的帮助呢？反正我是背着个背包走进去，又背着个背包走出来。”
Messner早就有穿越沙漠的经验，1992年就曾沿着和田河步行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稍稍看一看他的探险经历，就知道这种沙漠徒步对他来说实在谈不上冒险。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登山家，是第一个不带氧气就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第一次是和一个同伴一起，第二次是独自一人），第一个成功地攀登了世界上全部十四座海拔超过八千米的高峰，还是第一个不借助雪地摩托和狗拉雪橇就穿越南极与格陵兰岛的探险家。在这些辉煌履历的映照下，也难怪绝漠之举难以占有较大篇幅。值得表彰的是，Messner还是一位勤于著述的作家，先后写了八十多本书记录自己的探险经历。他关于戈壁之旅的书近年也出版了（《戈壁：我心里的沙漠》，Gobi, il deserto dentro di me, 2013），可惜是意大利文，我读不了。
Messner针对现在的登山热说过：“如果有高速公路通向珠穆朗玛峰，那么你不会遇见山峰。要是什么事都准备得好好的，还有向导负责你的安全，你也不会遇见山峰。只有当你完全依靠自己时，你才会遇见山峰。”他又说：“如今登山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你可以拿钱买一次珠峰之旅，如同你可以买一次罗马之旅。你可以买一次登顶，像个旅游者一样让别人把你送上去。可是你买不到我的，或者Edmund Hillary的，或Chris Bonnington的经历。真正的登山意味着你本人（或加上你的同伴）为一切负责。那是完全不同的。”这一段话，是不是会让我们想起近年中国一些富翁登山家乘直升机征服高峰的闹剧？Messner是这么理解的：“人生的奇妙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做什么。”
1978年Messner和一个同伴登顶珠峰之后，很多人难以相信他们不带氧气，特别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1980年他独自一人，沿着一条新路，不带氧气再次登顶珠峰，这才打消了众人的怀疑。这一次，当他坐在地球上最高的地方时，“我处在持续的痛苦中，我一生从没有像那天坐在珠峰上时那么疲惫。我就那么坐着，就那么坐着，忘记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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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说，我们走这些小小的沙丘，难度并不小于戈壁大漠里的冒险，因为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拦住去路，必须翻越或推倒铁丝网才行。农业地区分配耕地，只需要以田埂标示分界，而草场分配要有效阻止别人家的牲畜进入，可能就得用这种极端手段，草原因此被切割成丑陋的碎片。可以想象，这个地区即使还有野生动物，也势必会被这些铁丝网困死。我们艰难地越过一道道铁丝网，在一长串沙丘里上上下下，偶有沙窝窝里的花色奶牛们投来迷惑的眼光。这样走了一个半小时，越来越高的铁丝网迫使我们放弃沙丘之路，沿山前草场返回公路。靠近公路时，遇见几个牧民在搭建蒙古包，旁边几匹马低头啃草。一问，才知道他们在发展旅游，只是不大有人从这里经过。
草地上有一群绵羊，我和戴军帽穿阿迪达斯运动衣的放羊人聊了几句，问他为什么这么多铁丝网。他说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得管起来呢。他的上衣塞进皮带，露出外裤下面的秋裤。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热还穿秋裤，他说早晨出来早，天冷呢。我们回到公路上继续向南走，不一会儿背后马蹄嘚嘚声响。发展旅游的那个戴牛仔帽的年轻人骑一匹枣红马超过我们，跟我们招招手，很快就不见了。再走半小时，见公路西侧一个村庄，一个大院子铁门敞开，刚才骑马超过我们的小伙子站在门前，招呼我们进去。这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又累又饿，该休息一会儿了。于是我们进到院内的一个蒙古包里，就地坐在毡子上。一个瘦瘦黑黑的中年男子提着热水过来，问我们想吃点儿啥。我们自己带着午饭，所以就不麻烦他们了，就着水吃起自带的馒头和面包。这个瘦黑男陪我们坐下，聊了起来。
他说，他是多伦县的，汉族，来正蓝旗打工已经两年了。这个院子的主人，就是刚才那个骑马的青年，蒙古族，有牛有羊，还想建个农家乐，招了五六个打工的。为什么不在老家干活儿，要跑这么远呢？老家哪有活儿呀，家里有兄弟，本来还能种地，现在退耕还牧、退牧还草，又没多少羊，没事做了。问他年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他，其实刚满四十。成家了吗？有孩子吗？摇摇头，憨厚地笑，没。我们说话时，潘隽蹿高伏低忙着给我们拍照。我请她拍我们两人的手，手心手背都拍。很显然，我自以为手背的下半截已晒出了黑油，比起他的手背，竟然还算是白的。手心的比较更是触目惊心，他的手掌较小，手指细长，本来是所谓艺术家的手，却因为长年辛勤劳作，粗糙得和翻浆的公路一样。一点左右，进来一个小伙子，叫他去吃饭，我们也起身告别，离开时，对院里一人高的拴马石印象特深。
因为研究历史上的内亚游牧人群及其政治体，我多年来在草原地带行走较多，对草原退化、环境恶化的研究与报道也颇有所闻。十多年前在蒙古国中西部草原旅行时，几乎察觉不到现代生活与技术对草原生态的影响，但听蒙古国的专家说，草原生态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蒙古国也存在着草原退化的问题。年轻人不肯接受游牧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牧人家庭迁入城市，中心城市的外围形成越来越大的帐篷城。没有了牧民和牲畜，草原也会发生变化，更不要提开矿、伐木等开发作业对生态的恶劣影响。跟蒙古国比起来，内蒙古的农业化和工业化程度要高得多，对生态的影响也要激烈得多、深刻得多、可怕得多。听朋友说，单单露天采煤一项，就把草原上的许多草场彻底毁灭了，从附近开车经过，看到巨大的黑色矿坑连绵不绝，如同人体上生出的无数脓疮。
近年所读针对草原生态的社会调查报告，我觉得最好的是韩念勇主编的《草原的逻辑》（四辑一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多年来，韩念勇带领一个小小团队，在草原上走乡串户，访问牧民，让这些草原政策承受者、草原环境适应者以及草原文化缔造者们，表述自己的生存状态，呈现他们眼中的事实，从而揭示一种不同于官方表述的草原景象。编写者探寻内蒙古草原诸种生态困境的症结，追本溯源，认为起于农耕地区的一元化国家模式及其政策，可能要对今日草原牧区的生态灾难承担责任。比如，书中各报告从农区和牧区有着天然差异的角度，讨论从农区移植到牧区的承包制度和舍饲方式在草原上的不适症；从游牧传统的知识体系合理性的角度，探讨如何在草原上实现一种包容传统并基于传统的现代性。被认为无往而不利的市场机制，在草原上为什么不灵了呢？牧民靠购买饲草发展畜牧业会陷入贫困，靠贷款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却难逃债务危机，出租草场则促使草场退化。作者认为草原畜牧业本不可能是增长型经济，将简单的市场引入草原，会推动人们为短期利益进行掠夺式开发。如何探索另类市场，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决定草原命运的关键因素。
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王小毅研究员在书评《简单的生态，复杂的问题》里说：
这部著作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多样的草原。作者在对原有的简单化逻辑进行梳理考察以后，并没有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替代另外一个简单的逻辑。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治理草原的药方有许多，比如草原承包，当草原承包不能解决问题，就开始进行网围栏，然后是休牧禁牧、生态移民，然后是增加补贴。在每一个药方出台的时候似乎都可以解决草原问题，但正像作者指出，往往是解决一个问题带出了十个问题。本书最大贡献之一是让人们认识到草原的复杂性，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草原，我们应该虚心地学习，不要简单地将我们一套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套用到草原。
这套书的第二个贡献是提供了思考草原的逻辑：一，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尊重牧民的选择，把牧民看作草原的组成部分；二，复杂的思维方式，不是将保护与利用、牧民与政府简单对立起来，而是寻找其契合点；三，生态文明的视野，超越所谓游牧、农耕和工业社会的线性发展思路，寻求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共存之道。
重新思考草原的逻辑，不仅仅可以对草原的政策制定有着直接意义，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存之道。
这套书的基本思路是强调农牧有别，反对把农耕地区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政策简单地移植、推广到草原上。对此我完全赞成。我只是觉得作者的许多论述，似乎把农耕与畜牧各自看成无差别的两个大铁板，这本身潜伏着问题。农牧之分是相对的。传统中国固然可以大致区分为农牧两种不同的经济与文化单元，可是农、牧内部又各自存在着差异显著的多元社会与文化。大一统的集权体制倾向于无视地区差，不独今日为然。发生在草原上的简单化政策移植，历史上在新开发农耕地区（或即将被农耕化的地区）也发生过，只是那些生态的和社会的灾难，通常被遮蔽了，或者说，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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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X502再走不到一小时，到与308省道相汇的路口，有一个加油站，旁边有一座还没完成的蒙古包式水泥建筑。不过这些都要走近了才看得见，它们附近有两个褐色物体，高高矗立，两公里之外都十分醒目。原来是两座雕塑，上大下小，微微扭曲，走近了一琢磨，才明白是两片风干肉。风干肉是草原牧民的传统食物，类似内地的腊肉，不过不需要熏烤，只利用风吹使肉条脱水，就可以保存较长时间。13世纪中期出使蒙古的天主教修士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说：“如果在夏季有一头牛或一匹马死了，他们就把牛肉或马肉切成细条，挂在太阳光和风下，这些肉很快就干了，不用盐也没有任何不好的气味。”据说蒙古骑兵行军时携带风干肉，在马上边走边吃，一点儿也不耽误工夫。
从风干肉向北就进入正蓝旗旗政府所在的上都镇。镇南有一个青铜骏马雕塑群，恰好与北京健德门附近的青铜马雕塑互相映照。上都镇的蒙古语名称是敦达浩特，改名上都镇大概是为配合上都遗址的旅游开发。烈日高照，气温高达37℃，街上行人和树木一样稀少，水泥街面和两边的彩色建筑看上去像是处在蒸煮中。我们沿圣元街东行，一直走到四郎城路再往北走，过了闪电河（上都高勒）大桥，可以看到公路西北隐隐隆起的青色城垣，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四郎城。
四郎城，当地人又称侍郎城，据说是因清代某位侍郎镇守此地而得名。这里是金代西北路招讨司所在，那时命名为桓州。金之桓州，原置于滦河上游，大概在元代察罕脑儿行宫附近，后北迁至此，为元代所沿用。元人常称桓州城为“乌桓城”，大概认为桓州得名，是因为这一带原为乌桓驻牧之地。其实金人设置桓州，只是借用（或搬用）了辽代设于东北的桓州之名，正如他们同样在河套地区使用辽代东北的丰州等州名。至于辽代在原渤海国境内设置桓州，是不是考虑到了汉晋时期的乌桓（看起来不大可能），那是另一个问题。反正金代这个桓州，本不涉及乌桓因素，但城中居民有大量契丹人耶律氏，他们很早就投靠蒙古人，得到信任和重用。
前往四郎城
烈日高照，气温高达37℃，街上行人和树木一样稀少，水泥街面和两边的彩色建筑看上去像是处在蒸煮中。
桓州怎么变成了四郎城呢？当地人解释说，当年宋辽交争，杨四郎杨延辉被俘失陷北番，被招为驸马，修建此城是给他夫妇居住，所以后人称之为四郎城。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认为，侍郎城就是四郎城音讹而成的新名称，有了这个新名称，就不得不创造一个清代侍郎镇守此城的说法。然而，杨家将的故事形成较晚，传入草原更晚。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似乎是侍郎城之名在前，再被杨家将故事吸收而改造为四郎城。不管侍郎城还是四郎城，应该都是清末民国时期迁入草原的汉人所称。本地蒙古人对这个早已废弃的古城有自己蒙古语的名称“库尔图巴尔哈逊”，“巴尔哈逊”即balgasun,其词根balgasu的意思是“城”。我不知道“库尔图”对应的是哪一个蒙古语词，不过肯定与侍郎、四郎无关。元代以后此城荒弃，桓州一名流传无绪，终于作古，新的名称到近代另外建立起来。等现代研究者发现这里就是金元桓州，两个名称系统才会合一处。这正是历史传统断裂与新生的一个例证。
下午五点，我们到达四郎城西北角时，正蓝旗文化部门的领导和电视台人员正在那里等候。这是因为王抒在北京的朋友把我们正走向上都一事告诉了锡林郭勒盟文物部门，他们近几天一直跟王抒有联系，知道我们今天下午抵达四郎城。他们打开铁丝网的小门，导引我们爬上北城墙，进入四郎城东北角的子城。金元桓州城的四垣基本上保存较好，二至三米高的城垣在滦河北岸至呼尔虎山之间的河谷平原上相当醒目，长达四公里的周长又使整个遗址看起来气势宏大。城内只有子城地势略高，子城里面一大片白杨林，林间有一群黄白相间的牛。无数的乌鸦高声鸣叫，盘旋于林间和空中。我们在东城墙上走了走，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两道城墙的中间各有一个较大的凹陷，大概就是资料上说的东门和西门。
电视台采访王抒时，我们几个坐在一边的树下休息，和文化局的领导聊天。长草茂盛，蚊蝇成群，不过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快乐的心情。白杨林间蝉鸣有如怒潮，几乎压倒了乌鸦的嘎嘎声。太阳西沉，肆虐了一天的酷热正悄悄消退，几乎可以感觉到清凉的风即将从北边的山坡，从南边的河谷，从头顶的天上飘然而至。坐在桓州城内的草地上，不由地想起了有关“乌桓城”的元人诗句，如“记得乌桓城下宿，出门无路客愁生”，“荞麦花深野韭肥，乌桓城下客行稀”，“乌桓城头春雨晴，乌桓城下春草生”。
不过，我最喜欢的有关乌桓城的诗句，都与白翎雀相关。比如廼贤的诗：“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王沂的诗：“乌桓城边春草薄，草际飞鸣白翎雀。”最有风调的是萨都剌《白翎雀》：“凄凄幽雀双白翎，飞飞只傍乌桓城。”写桓州的诗，多半会写到白翎雀，说明这一带白翎雀特别多，十分常见。然而我一路行来，一只也不曾见到。为什么呢？向文化局的领导打听，他回答，近几年是看不到了，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小时候可多了，到处都是，我家院子里常见，天天听它们唱歌。”
元人贡师泰有一句很美的诗：“野阔天垂风露多，白翎飞处草如波。”谁想得到呢，如今青草依旧如波，白翎雀却绝无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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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寂静的春天》，既震惊于近代农业如何深刻地破坏了地球生态，也由衷敬佩那些先知先觉者——那些最先察觉到院子里鸟儿减少的人，那些在春天听不到鸟儿歌唱却没有止步于发些感叹的人，那些冒着风险持续进行调查的人，那些勇敢地发表自己研究结果的人，以及那些敏感的并诉诸行动的读者。毫无疑问，中国的春天变得越来越寂静，正是因为大地上发生过或仍在发生几乎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灾难，然而我们却不曾听见类似《寂静的春天》这样伟大的声音。
鸟类在中国的急剧减少，除了农药制造的“化学－生物－生态”危机，还有更令人羞愧的人文灾难——人为捕杀。捕猎、捕杀鸟类的目的或动机，说起来真是五花八门，为了养生，为了美食，为了笼养，为了放生，为了好玩……针对迁徙候鸟的大规模非法捕猎，在各地都不是秘密。到任何地方的肉菜市场，都会见到贩卖野生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如穿山甲一起）。在许多地方的饭店，都容易听到服务员推荐珍稀动物美食的“口头菜谱”，因为是保护动物，所以价格格外高。
前些年回湖北老家，听人说山里野猪、野兔和野鸡猛然多起来，一是因为封山育林，二是因为收缴枪支，连自制的土铳都必须上缴。可是近几年人们找到了打猎的新方法，更高效，更轻松，就是架设电网。去年夏天我在老家徒步，见到深山和丘陵地区许多地段都有一尺高的电网，有的连续铺设长达一两公里。据说这些电网的主人都是晚间拉闸通电，早晨断电清点猎物，不再需要和过去一样扛着猎枪满山乱跑了。我徒步时见到的这类电网，有些远离道路，有些直接横切各类小径，夜里行走撞上去，后果不堪设想。那天偶然在路边遇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邀我到他家院里树下小坐，他告诉我他那天收获了一只狗獾。问他打到过野猪没有，他笑笑说，不好打，野猪没以前那么多了。
《中国鸟类观察》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杂志，由中国观鸟爱好者自发创办编辑，联合了各地多家观鸟组织，是中国大陆唯一以观鸟为主题的连续出版物。这个杂志宣称其宗旨是：“在本来养鸟、食鸟成风的中国，推动野外观鸟活动的开展，以此培养公众关注自然、关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进而关注鸟类保育与生态保护工作，减少以至杜绝捕鸟恶习……”该杂志总第89期（2013年第1期）是“内蒙古专辑”，有一篇徐亮《蒙古百灵的飞羽之殇》，专门写白翎雀（蒙古百灵）种群的悲惨现状，值得抄录其主要部分：
每至暮春时节，河北、京津的花鸟市场上，大批蒙古百灵的雏鸟九死一生地被与草原和亲鸟分离，瞪着惊恐的双眼待价而沽。在华北地区（京津、保定、唐山、石家庄为中心）的笼鸟饲养传统中，蒙古百灵与红喉歌鸲、蓝喉歌鸲、沼泽山雀、画眉、黄雀并称六大鸣鸟。和黄雀与歌鸲不同，由于蒙古百灵的成鸟很难在笼养条件下学习其他鸟类的鸣唱，所以这种交易基本都在雏鸟阶段进行。庞大的市场需求，诱人的高额利润和缺失的法律法规，促发了新的产业——在内蒙古和河北北部的草原地带毁巢捕鸟。
由于蒙古百灵的雌雄在雏鸟阶段难以分辨，所以捕鸟人基本是“连窝端”地毁灭性捕捉，即使是疑似的幼雌鸟，也可以在鸟类市场欺骗没有挑选经验的买家。连带的问题是同样在地面筑巢的凤头百灵和云雀也无法逃避，一样会有人花不低的价格购买它们的雏鸟进行饲养。
蒙古百灵那自由奔放的天性，惟妙惟肖的效鸣，婉转嘹亮的歌喉成了断送它们自由生活的“原罪”。北京、天津等地的传统饲养者以训练笼鸟能成套路为荣，训练蒙古百灵按次序地仿效麻雀、灰喜鹊、伯劳、黑卷尾以及母鸡生蛋甚至是用手转动保定铁球的碰撞声，而将其他声音的效仿嗤之为“脏口”，一旦出现，不惜弃养或杀害。而蒙古百灵求偶时的炫耀，也被人类利用，多方训练鸟儿在鸣叫时站在笼中的平台上“载歌载舞”。更有甚者，有的地区设计出可以提升空间的鸟笼，诱导百灵如同在野外时一样，进行飞鸣，各种手段，花样翻新。
利益的驱动是永无止境的，近些年每至秋冬季节，蒙古百灵集群南迁越冬，就有大量的捕鸟人拉网捕捉，贩卖到各地的笼鸟市场。没有养鸟经验的买家往往会被鸟贩的言语说动，购买这种被称为“老野”的成鸟，其结果：成鸟很难适应笼养，更难开口鸣唱，下场基本是在春季到来前无辜丧命。也有很小一部分笼鸟爱好者致力于人工繁殖，目前看到的是凤头百灵和小沙百灵已经有了在人工小空间内从自然交配到育雏的案例，河北的部分地区几年前也已经实现小规模的蒙古百灵繁殖。不过这种零星的探索与庞大的市场需求之间，差距太大，加上几乎可以忽略成本的违法捕捉，根本无法改变对百灵种群的滥捕。
笼养小鸟被许多人说成国粹，其实许多古老文化都有（或有过）。白翎雀成为内地笼养佳品，很可能是元代历史的遗产之一。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笼养鸟“又有阿鷃、白翎，自北而至，不恒有”。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扬州养鸟风俗，说：“每晨多城中笼养之徒，携白翎雀于堤上学黄鹂声。白翎雀本北方鸟，江南人好之，饲于笼中，一鸟动辄百金。”古代笼养规模较小，市场需求有限，捕鸟技术更是原始，对野生白翎雀资源不至于造成破坏性冲击，和现在的毁灭性抓捕完全不同。把NGO概念与实践引入中国并组建了“自然之友”的梁从诫，多次在“两会”上呼吁取缔野鸟贸易，均遭到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笼养小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应予继承与发扬。这才没发扬多久，乌桓城下、滦河河谷，已见不到白翎雀了。
元代揭傒斯有一首诗：
白翎雀，白翎雀，每见滦河河上飞。
平生未识百禽性，不敢笼向江南归。
揭傒斯说他不懂养鸟，否则会抓几只白翎雀带回江南去。有此心又有此力的人并不少，元代一定有很多白翎雀不仅进入华北，也进入江南的笼养市场，并促成此后全国笼养市场对白翎雀的持续需求。七个多世纪过去，不知有多少只白翎雀自幼被抓，离开草原，局促在小小的鸟笼度过一生。如今就是来到草原，也看不到“沙草山低叫白翎，松林春雨树青青”的往昔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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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的领导要给我们接风，还说会有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朋友来。于是我们先搭电视台的车返回上都酒店，放下背包，洗浴更衣，再坐他们的车到东郊外的一家蒙古风农家乐。没想到这家建在草原上的农家乐极为热闹，大门前车水马龙，十来座蒙古包人声嘈杂，穿着蒙古族传统服装的服务员端着酒菜穿梭于人群间。不远处还有一个跑马场，一群小伙子正在骑马游戏，大呼小叫、欢声动地。这景象让我恍惚间误以为自己穿越了近八百年，眼前正是那神秘的蒙古诈马宴（蒙古族特有的庆典宴飨，整牛席或整羊席）。晚风清凉，草原的夏夜开始了。
旗文化局、锡林郭勒盟元上都文化遗产管理局和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朋友们都到了。我们一起进了一个蒙古包。坐下不久，大圆桌上就摆满了菜肉美食。上都管理局的一个年轻人是从蒙古国立大学考古系学成归来的，对蒙古国的考古非常熟悉，我们聊到共同认识的学者，不禁怀念起十多年前在鄂尔浑河上的快乐时光。我向这几位专家打听近些年上都遗址及附近地区的考古进展，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好些都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我对上都附近的祭祀遗址尤其感兴趣，总觉得这方面将来还会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博物馆的朋友邀请我们明天去博物馆“指导工作”，我赶紧说，当然很愿意去，但绝不会是“指导”，是学习。一点儿也不是谦虚，真是学习。他们称我为蒙古史专家，我也赶紧解释，我是蒙古史的外行，对10世纪之前的北方草原稍有了解，对蒙古史的了解只是业余水平。他们说，你真谦虚。我自己知道我不是谦虚，了解我的人也知道我不是谦虚。我经常说，我的蒙元史知识支离破碎，而且绝大部分得自同事和同行的提点，其中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老友兼同事的元史名家张帆教授。说起张帆，我刚刚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他转发我那篇发在《上海书评》上的《从大都走到上都》，他说：“这事本来应该由我来做。”有趣的是下面有他刚刚毕业的一个学生的评语：“老师，你可以从上都走到和林。”想到他一定被这句话噎住，我不由得好一阵乐。
从农家乐回上都酒店的路上，司机让车窗大开，风呼呼地灌进车内，带来太阳烤过的青草的气味。只剩一天了，上都近在咫尺。
紫菊金莲绕滦京
——从四郎城到上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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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时服务员说，今天会是几年来最热的一天。我们坐出租车过了上都音高勒（上都河，即闪电河，也就是滦河）大桥，从桥北开始最后一天的行程。现在从正蓝旗到上都遗址，当然是走河谷以南的高速公路，不过元代连接桓州城与上都的驿路和辇路一定都在河北。我们选择走北岸，不只是追求与元代的路线更接近，也为了避开公路以求清静。
太阳一大早就威势赫赫，河谷宽阔的草滩与细细的溪流，北岸的城市和南岸的草场田地，都吸收并反射着热辣辣的阳光。我们走在北大堤上，细沙路面上几乎看不到人车的痕迹，两边路肩长着高高的苜蓿和蒿草，有的向路面倾倚，几乎覆盖了沙土路。大堤斜坡和堤下平滩上青草茂盛，五颜六色的小花如繁星闪烁。蜜蜂和飞蛾在花草间上下穿梭，听得见细细的蜂鸣。路上常见死去的蝴蝶，彩色双翅充分地张开，排着长队的蚂蚁正在它们身上忙忙碌碌。
金莲川之名得自金莲花。其实元人说起上都一带的花草时，还有一种与金莲齐名的紫菊。比如廼贤的诗句“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虞集的诗句“金莲疑可致，紫菊若为妍”。写上都风光的诗，涂颖有句“海风吹雨度龙沙，满眼金莲紫菊花”，许有壬则有“金莲紫菊带烟铺，画出龙冈万世图”。钱塘画师潘子华在上都作画，以本地特有的新鲜题材取胜，多为古人所未见。危素《赠潘子华序》赞扬他在题材创新上前无古人，“故凡子华之所能者，皆自子华始，非有所蹈袭摹仿也”。危素所列潘子华创新题材，有“金莲、紫菊、地椒、白翎爵（雀）、阿蓝”，都是“绝塞之外”的“动植之物”，“皆居庸以南所未尝有”。吴当为潘子华所画花鸟题诗，有句“潘侯妙笔留神都，金莲紫菊谁家无”。可见潘子华画了多幅金莲紫菊，好多人家里都挂了他这个题材的画作，以至于吴当要感慨“谁家无”。
正如金莲花并不是毛茛目睡莲科莲属的荷花，紫菊也不是菊科菊属的菊花。如今滦河上游草原上开蓝花的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很多，比如马兰花。不知道元人所说紫菊究竟是什么，对应着今天的哪种植物？
在滦河北岸大堤上所走的近一个小时，是全天行程中最令人愉悦的一段。不过，即使这一段路，也有不少的麻烦，好几处被铁丝网截断，我们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跨越（或钻过）。快九点时，走到铁路桥下，卸下背包休息一阵。我感到脚上多处疼痛，脱鞋检查，发现脚趾头和脚后跟打了好几个水泡，右脚小拇指还打了一个血泡。没想到最后一天还会出这些问题。好在是最后一天，我想，豁出去忍忍痛吧。
可是脚上的疼痛对于行路者来说是不好忍受的。从铁路桥开始，滦河向东北流去，我们走回南岸，慢慢远离河谷，沿一条沙土路东行，隔在我们与河谷之间的是牲畜稀稀拉拉的牧场和见不到居民的村庄。每一次停步后重新走动，脚下的胀痛难以形容，仿佛双脚已膨胀开来，变得沉重又溃烂，似有数十个小针一齐扎进脚底板。停顿的时间越久，启动时疼痛越剧烈、越难以忍受。忍痛走一会儿后，脚下渐渐麻木，痛感似乎下降了、消失了。这使我倾向于加快速度，不肯停步，更不肯坐下休息。事实上也没有地方适合休息，没有树，也没有其他可以遮阴的地方。我鼓励自己，疼痛也许是好事，可以提醒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好多天来第一次，我越走越快，竟然和王抒他们拉开了距离。这种反常也许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王抒很快追赶上来，问我感觉怎么样。
再走一会儿，路北一片铁丝网圈起来的牧场内有一群骆驼和马，看起来精神抖擞，似乎根本没有受到暑热影响。路南铁丝网围起来的，是十几个水泥蒙古包，大概是建造中的旅游设施，空无一人。赵欣和潘隽坚持要进去休息一下，我猜是她们觉得我已过于疲劳，必须休整。我们在一个满是水泥灰的蒙古包里坐下，喝点水，吃点馒头。时当正午，地面反射的阳光都足以炙灼得人皮肤生疼。一丝风也没有，世界像是闭锁在一座巨大的玻璃房子里，空气无止境地吸收阳光并酝酿热度。坐在没有壁窗和顶窗的蒙古包里，只有包门透进一片刺眼的白光，挟来洪流般的热气。第一次，我虽坐在阴凉里却汗如雨下。用手擦汗，却忘了手上沾着一层水泥灰。
再出发时，下了巨大的决心，闭上眼迈出第一步，像小时候喝药那样面对脚掌触地的疼痛，清晰地感觉到尖锐的疼痛如电流一般，从脚底流过踝关节，传向小腿和大腿，让人不由自主地扭动身体，似乎这么做就可以躲闪开它的冲击。头几百步都是如此，多走一会儿，脚底神经受到连续的重力压迫，变得不那么灵敏了，也就不再以夸大的方式把疼痛感报告给大脑了。大地正在蒸腾中，路边的村庄与草场都像中暑了一样毫无生气。偶尔听得见蚂蚱飞起振动翅膀的声音，还有不知躲在哪里乱叫的蝉，以及从眼前闪过时叽叽喳喳的喜鹊。
路边的马
再走一会儿，路北一片铁丝网圈起来的牧场内有一群骆驼和马，看起来精神抖擞，似乎根本没有受到暑热影响。
王抒接到昨天那位电视台记者的电话，说还想在上都大门外再采访一下，并且问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时候我们也不客气了，说最好送一个西瓜来。很快汽车驶来了，冰冻的矿泉水和西瓜从未如此充满吸引力。我们就坐在烈日下分吃西瓜，甚至顾不得脚下的疼痛了。把瓜子吐在路边沙地时，看到一队泛红的小蚂蚁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轻盈地围着西瓜籽转悠，似乎在探究如何把它们搬回去好好享用。
2
正在“走出伊甸园”的Paul Salopek会不会经过上都呢？
我们走在沽源县梳妆楼和五花草甸的那天（7月6日），Salopek走到了他的第三十七个一百英里里程碑，意味着他已经走了三千六百英里（五千七百六十公里）。那时他正走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前往孤悬于草原上、作为苏维埃时代铁路小站而发展起来的小城贝依努（Beyneu）。对于在炎热和孤寂中走了很久很久的他来说，贝依努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应有尽有的地方，美好到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比如——传说中的Xanadu（上都）。
人人都热得够呛，人人都疲惫不堪。脚在疼痛。那天我们走了将近二十英里（三十六公里）。从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的起始点阿克陶（Aktau，意思是白山）算起，已不止三百五十英里（五百六十公里）了。我们一心想早点儿走上那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然后飞快地冲向贝依努市。
贝依努是什么？
地图上的一个斑点。一个铁路小镇。周遭数千平方英里内唯一的文明世界。一个苏维埃时代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如今正在衰灭中、被中亚热浪所吞噬的小颗粒，一个遗失在草原上的边疆哨所。贝依努，贝依努，贝依努。我们梦想着愉悦正在那里等候我们。那就是我们的Xanadu（上都）。
Salopek把旅途中的梦想之地比作上都，意味着英语文学中的Xanadu对他影响不小，那么他很可能会走到上都，即使得绕路。三个月以前（4月6日），刚刚进入哈萨克斯坦时，他在阿克陶写了一篇《徒步世界21000英里我学到了什么》，谈到这个惊世骇俗的步行项目带给他哪些影响——
接下来的六七年，我要徒步穿越全世界。
我这个名曰“走出伊甸园”的洲际漫步，是一个讲故事的项目，目的在于重寻石器时代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中那些最早迁出非洲者的足迹。我正慢慢地走向（美洲南端的）火地岛，那是我们这个物种所殖民的大陆中最后一个角落。一路上我写作故事，记录我所遇到的人。这场21000英里（33600公里）的晃晃悠悠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我在中亚时随口对一个咖啡馆老板说，我刚从埃塞俄比亚溜达过来。
无法相信、震惊以及笑乐之后，是那个不变的疑问：你疯了吗？
绝对不是，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特别是今天——全国步行日——坐着才是有毛病的。我们坐得太多了，这使我们变得病态且不快乐。只消问问美国心脏学会。科学家把GPS绑在世界上最后的狩猎－采集者——比如坦桑尼亚的Hadza人身上，结果发现一个典型的男性采集者每天要走约七英里（11.2公里）——如今美国人只走大约三分之一。Hadza人每天的行程是一个生物学基准：我们二十万岁的、经过完美进化的身体，正是为此设计的。计算一下。一年要走多于两千五百英里（四千公里），或者说，就好比每年要从纽约走到洛杉矶。这也差不多正是我这几年所走的距离。正是“正常的”。
自2013年从非洲之角出发以来，很自然地，步行使我的腿和心脏变得更强壮了。而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变得更柔软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徒步跨越国家、大陆和时区，已经改变了我体验地球生活的方式。
比如，我了解到，全球最贫穷的地方偏偏最适宜徒步旅行。在埃塞俄比亚，很少人拥有汽车，人人都步行。即使非常幼小的孩子也能指引我走过地形复杂的地方，人类的足迹依然在那里交织穿梭。相反，在富裕、汽车普及的国家，人们不仅失去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而且也失去了与世界形态本身的连接。汽车抹杀了时间与距离。闭锁在金属与玻璃的泡泡里，束缚于狭窄的沥青道路上，我们患上了速度与空间的毒瘾。在迷恋汽车的沙特阿拉伯步行时，我发现询问方向已毫无意义。
徒步穿行于地球上，我重新学习了出发与抵达的往昔礼仪（扎营与拔营，装载与卸载，一种古老且熨帖的仪式）。我通过自己的味蕾，通过捡拾农夫的丰收，理解了山山水水。 我重新与人类同胞建立了连接，以一种我过去作为乘坐飞机汽车纵横于地图上的记者所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步行在外，我总是遇到人。我不能无视他们，也不能从他们身边飞车离去。我跟他们打招呼。我每天与陌生人交谈五次、十次、二十次。我在从事一种每小时三英里、穿越两个半球的漫步式谈话。这样行走，我在任何地方都建造起家园。
三年多前，为这个悠长缓慢的旅程做研究时，我拜访了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梅芙·里基（Meave Leaky）。记得有天早上我们出发去附近的某个村庄，我傻傻地问里基：“是在步行距离内吗？”她盯着我，很吃惊，回答道：“一切都在步行距离内。”
我笑了，举步走进沙漠。行走已开始呈现给我一个新世界。
研究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传媒理论的学者指出，在21世纪的媒体革命中，时间一方面在加速，另一方面又变得缓慢，世界在坍缩的同时也在膨胀。为此，与大众沉醉于速度加快、空间变小不同，他们提倡一种“慢新闻”（slow journalism）。Paul Salopek所做的，正符合他们对“慢新闻”的种种设想。岂止新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日益迷失在速度与空间的激烈变幻中。作为人类本能的行走竟然被专门提倡、组织与研究，正是时代焦虑的产物。有意识地慢下来，回到人本来的速度、节奏和韵律，也许是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案吧。
3
我们正走向上都，三四公里之外就是它的遗址。是上都古城遗址，不是英语文学传统中的Xanadu，正如湖南桃源县沅江边那个旅游点，并不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桃花源。这么说，丝毫不是蔑视历史上那个上都，真实的上都固然与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中的Xanadu绝不相类，但也未必输于它，特别是在建筑的宏大、风物的新奇和景致的绚丽方面。然而历史的上都已被岁月冲刷尽净，只剩荒莱丛生下的短墙土台与碎瓦残石，要专家和有心人才能辨认。企图从现有残迹去还原当年，不得不依靠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想象力，可是想象力是如此个人化，每个人只能描画出属于自己的上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