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向的沙土路走上南北向的水泥大路，往北直行就是上都遗址。路东白杨林后面，有飞机起落，那是新建的机场。和这条宽阔的水泥路一样，据说是上都遗址申遗成功后的建设成果。路西草场上有懒洋洋的牛群，往西北方向可以看见巨大的草滩，那是我们几个小时前傍行过的滦河河谷。马路上过很久才偶有中巴和轿车驶过，大概旅游旺季也没有太多游客来。下午三点以后，酷热慢慢消退，更难得的是风吹了起来，人立即有了清爽感，甚至脚下的水泡也暂时隐退了。阳光依然强烈，却不那么令人畏惧了。当遗址公园的大门在望时，我们四人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横排起来，齐步向前，完成了最后一公里。
上都遗址公园的大门立在滦河南岸，从这里到上都古城遗址，还要跨越滦河河谷。一条高堤形的沙土路把公园大门与古城的正南门明德门连接起来，中间一座长桥下是向东流去的滦河。滦河滋润出一大片湿地草滩，草滩绝大部分都覆盖着繁密的高草，它们争先恐后地高举着色彩鲜艳的花朵，其中最明亮最夺目的就是金莲花。据说我们来得太早，大多数金莲花还未到花期，再过两三周就会看到金莲花在整个河谷燃烧。不过这少数的金莲已经足够美丽，足够令人想象元顺帝的诗句“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金莲川）”。
从遗址大门内那块大而无当的巨石到明德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公园向游客提供电瓶车。我们没有坐电瓶车。怎么可以坐车到明德门呢？只有走到明德门，才算完成了从大都健德门到上都明德门的全部徒步行程。何况，只有在这长堤般的高路上慢慢走过，东西两侧河谷的美景才缓缓地、有层次地、毫无保留地展开。我2009年夏天来过上都，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的申遗配套工程，遗址还是一片荒草遮盖下的废墟，河谷草滩上的金莲花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因此略略理解了元人诗文所说“川平野阔，山遮水护”，“万朵金莲次第开”，“花开水面黄虽小，时有清风起暗香”。现在旅游设施全面升级，遗址看起来文物的色彩重而古迹的意味轻，更像是在博物馆隔着厚厚的玻璃观看橱柜中的古物了。
下午四点，我们到达明德门前，走过木板铺设的门道，进入上都城。从健德门到明德门，大约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只走了十五天。元人无论走驿路或辇路，都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今人或许因此为他们遗憾，不过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站在密布着芨芨草和荨麻的南城墙上，极目南望。在滦河河谷以南，是青色的、有着花白牛羊的草场。草场以南，是绿草覆盖的、线条柔顺的低矮山丘。山丘之南，是看不真切的、黛色的远山。我知道，远山之南，是燕山山脉的无数沟谷与山脊，再往南就是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我十五天来走过的路，就在这看得见看不见的川野间。河山万里当前，我心里只有感激。
生也何幸。
⋒
写在一年以后
⋓
一年来常有人问我，走了这么一趟有什么收获？某些历史学的同行问得较直白：你对辇路路线有哪些新发现？当我犹犹豫豫，答说没什么新发现，问者总是“哦——”，表示理解地不再追究，立即转移话题，似乎是要替我免去进一步的尴尬。
在专业研究的意义上，我的确未能获得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不过，我丝毫不觉得这一趟白走了。相反，我很庆幸自己完成了这次徒步——时间过去得越久，这种庆幸越是轮廓鲜明。说到底，我本来就是“为走而走”。
其实，就在一年前的7月10日，也就是我们走到上都的那天，当离开古城遗址，并参观元上都博物馆之后，我们坐上赵欣驾驶的宝马越野车返回北京的路上，潘隽换上记者的画风采访我：“终于走完了从大都到上都的千里辇路，您有什么感想吗？”当然，我应该有许多感想，只是，如同秋天原野上焚烧干草和枯叶的青烟，只有影影绰绰的味道随风蔓延，却难以转化为可以明确表述的话语。那时我们正在穿越坝上草原，红日早已西沉，车灯在黑夜里掘出一条白闪闪的隧道。思绪和隧道一样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太阳下慢慢行走的那些日子，那些道路，那些白杨树，那些黄色、白色和紫色的苜蓿花，那些清凉的风和棉花般的云，都在眼前叠加、变形并重新组合。
读过一本记野外考察的书，作者追寻百年前探险家的足迹，在高山深谷的小道上行走数周，最后他总结道：“我完成了从旅游者（tourist）向旅行者（traveler）的蜕变。”他并没有解释旅游者与旅行者究竟有什么不同，照我的理解，区别不只在于自身的感知或认同，更重要的是你在别人眼里的影像。你在路上遇到的人会辨别出你是旅游者还是旅行者，而且他们会据此分别对待。旅游者与当地人之间的那种张力，旅行者可能完全感受不到。旅行者不是来猎奇的，你短暂地（哪怕是浅浅地）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你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你是背负行囊汗流浃背的过路人，你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十五天里，我没有遇到一个对我怀有恶意或我不喜欢的人，我遭遇的都是善良与温暖。大概这是因为他们把我归类为旅行者而不是旅游者。
对于我这样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来说，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远离建筑工地，远离满身脏污的劳作人群。我们只是在图书馆、在书页和数字里研究所谓的中国和中国社会。有天傍晚我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站在一起，他身上明显是因为很久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而发酵出的强烈味道让我难以呼吸。我和他贴得那么近，我却分明感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沟，我甚至期待这界沟变成一堵物理的高墙，好隔住他的味道，好让我看不见他。有那么一瞬，我们彼此注视。我忽然意识到，对于他，我是一个旅游者。对于许许多多层面的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
我希望自己也实现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并且，我更希望这一转变是单向的、不可逆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以解忧？唯有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