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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半小时后，我走在六道口与上清桥之间的小月河西岸。这一带前些年是北京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因《蚁族》一书而广受关注。书里有一篇《他们在小月河》，开头就写道：
小月河，跟著名的奥运村，只隔着一条高速公路
这里，是无数追梦的外地孩子，梦开始的地方
这里有一边唱歌一边卖东西的贫嘴男人，
还有跳河自杀的小姑娘……
《蚁族》描述这一带的各种群租“学生公寓”和北漂群体，那是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虽然和我家只隔了一条四环路和几个小区。据说电影明星王宝强曾蛰居于此，许多后来取得成功的年轻人也曾拥挤在小月河。看《蚁族》和网上的各种回忆，说每天傍晚以后各种小贩卖挤满了大街，行人通过都很难。有解释说，群租的蚁族下班后无法在住处容身，只好在大街上晃荡，各种卫生条件绝无保障的小吃摊因此极为发达。住过的人在网上回忆说：“六层高的楼，每层有二十个左右不到十五平米的房子，每个房子住四到六个人不等。一栋楼就一个澡堂，十五六平的地儿，竖着十个莲蓬头，放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三个人共用一个莲蓬头轮流洗，剩下的就脱光了在旁边等。抬头望着水流，竟似南方小雨时屋檐下滴答的雨水，轻轻柔柔，却无情无爱。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心跳到喉头，恼恨自己无端地跑来北京受活罪。入口的旮旯角落散发烂臭垃圾、臭水与腐木的味道。”也读到这样的回忆：“小月河，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想结束的地方。”对那个跳河自杀的姑娘来说，小月河岂止是梦想结束的地方。
我在准备这次远足时，常常在离家十公里的范围内随意走，也曾在傍晚走到俗称“二里庄学生公寓”一带，已见不到那种拥挤、热闹和让局外人略感紧张的青年人聚集场景，只有宽阔干净的马路和刚刚种上的街树，偶尔见到流浪者在过街天桥上拥被而眠。大概因为广受关注，这里的蚁族已被市政方面清理驱除。这两年小月河东岸密集的棚户区被全部拆除，原来多达十万人的北漂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了，到了另一个我们看不到、不理解、也不想知道的地方了。从网上各种回忆和评论来看，小月河河道被铁丝网密封起来，是在那个姑娘跳河自杀之后，这算是市政管理者的一种应对举措。《他们在小月河》说“小月河的泥很厚啊”，那个姑娘是陷在泥里淹死的。现在河道经过清淤，没有水，也没有泥，只有泛白的水泥河底和随风流动的塑料袋。
从上清桥下过五环时，刚刚八点。阳光越来越刺眼了，不得不戴上帽子和墨镜。小月河汇入清河之前，我见到了明代所建的广济桥。广济桥始建于永乐十四年（1416），景泰七年（1456）全面维修过，是明代御道北去十三陵过清河的关键地点。我看过介绍，说广济桥的桥基由双层带企口的石板铺砌而成，原来石桥下有密铺的松木大方木，方木之下是密贯的大木桩。石桥两端有明代石望柱及望板，下有两座分水尖桥墩。这座三孔联拱实心栏板石拱桥，长四十八米多，宽十二米多，桥体和泊岸俱以块石包砌，内以条石、青砖混砌，砖石缝隙间灌以白灰浆，券石之间以铁腰相钩连。1984年整修清河时，把这座古桥拆解开，再重建于原桥东南侧的小月河上。现在这座桥周围全无标牌说明，不注意的可能无从知道其历史价值。桥面事实上成了停车场，十来辆汽车停在上面，有的还紧裹着银灰色的车罩，显然是把古桥当作了长期的停车场。
广济桥
桥基由双层带企口的石板铺砌而成，原来石桥下有密铺的松木大方木，方木之下是密贯的大木桩。石桥两端有明代石望柱及望板，下有两座分水尖桥墩。
小月河汇入清河之后，我向左拐沿清河南岸的滨河路西行。骤然间人车汹涌，极为拥挤，行人、自行车和小汽车比清河水流动得还缓慢。这里的清河水体很大，那是拦坝蓄水的结果。这样在城市中心地带蓄水似乎是当前的一种时髦，明明干涸的河流到了城市忽然形成不小的湖泊，造成虚幻的湖山美景。这种做法是不是有利于环保，我不知道，但总觉得并没有什么好看。好不容易在人流和车流里挪到清河二街，右转过桥到清河北岸，左转沿小清河路向西。这么走的理由是，我相信元代御道和驿道过清河的地方比明代要靠西，而著名的大口捺钵大概在今小营附近，也就是说，元代过清河的地方应该在小营以南略偏东。从小清河路北转进入毛纺路，再走一会儿，就到五彩城，这时我已走了两个小时整。再往北走到小营西路，大概就是元代大口的位置了。
元代大口是出大都的第一捺钵，皇帝北巡，出京后都在大口宿顿。周伯琦《扈从集》记“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又说，“其地有三大垤，土人谓之三疙疸，距都北门二十里”，所谓“三垤何崇崇，遥直都门北”。根据元代其他人的记录，三疙疸在大口西侧，从大口捺钵西望，最醒目的就是这三个大土堆，很可能指的是今上地一带地势较高的地方，所以大口又有三疙疸捺钵之称。百官迎送皇帝，最近的地点就是大口。周伯琦的诗写这一带的风景道：“天肃烟岚青，野迥露草白。”今人只能凭着宋元山水画去想象了。不过周伯琦的诗重点在描述皇帝的威仪、国家的富盛和百官的欢欣：“文武迨髦倪，忭舞拜路侧。万羊肉如陵，万甕酒如泽。国家富四海，于以著功德。”肉山酒海，歌舞升平，真是太平盛世。谁也想不到，十六年后，同一个皇帝，同一个统治集团，会仓皇北逃，经过大口时竟一刻也不敢停留。当他们一口气跑到居庸关，吃喝都无人“供张”时，一定会怀念当年的万羊肉、万甕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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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买到意大利记者路吉·巴兹尼（Luigi Barzini, 1874－1947）的书《北京到巴黎》（Pekin to Paris）的英译本，闲中翻阅，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博尔盖塞亲王驾驶汽车穿越两个大洲的行程记”（An Account of Prince Borghese’s Journey Across Two Continents in a Motor-Car），记录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五个车队参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那时汽车出现还没多久，对大清国上下各阶层的人来说应该是极为新奇的。我对汽车比赛没有兴趣，让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那时中国的种种描述。
路吉·巴兹尼对中国并不陌生，义和拳时期他就在驻北京的意大利使馆内，是向西方发出实时报道的少数记者之一。日俄战争时期，他曾跟随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事报道。1907年6月他到北京加入博尔盖塞亲王（Prince Scipione Borghese, 1871－1927）主驾的都灵产Itala七升意大利车队，全程报道这次史无前例的洲际拉力赛，幸运的是他随乘的这辆车以六十二天跑完近一万五千公里的全程，获得冠军。出版于1908年的《北京到巴黎》对比赛过程，特别是对博尔盖塞亲王的Itala车的沿途情况，有生动和详尽的记录。该书的第三章《去长城的路上》一开头这样写他们6月10日清晨的出发：
在一个（中国）警官的号令下，我们行经路线上约五英里（八公里）范围内的全部交通都停了下来，北京城里那种常见的原始的载人二轮小车都拥挤着等候在狭窄的十字路口和宽阔的大马路边。北京主街道两旁数不尽的低矮房屋下，人群也驯顺地列队等候我们通过，他们要么倚靠在暗黑冒烟、飘着蒜味的饭馆前，要么散立于沿街商铺前，这些商铺当街的一面都是涂彩或镀金的木雕，高挂着饰有龙和红丝边的店铺招牌，或是那种写着金字的漆板，展示着各种形式与各种色彩独特的大混杂，把中国街道装饰得像是每天都在过节一般，它们移动、漂流、震颤，似乎与生活的声浪一起摇荡。
这些是集市上日常所见的那种人，淡漠而生动，每天如此，并非因我们而聚集。这个威风的比赛车队就这样在北京人的漠不关心中离开北京城。他们看着我们，既不好奇也不厌憎，好多人甚至懒得看我们一眼，那态度会使你认为他们对汽车比赛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我们几乎有了卑屈之感。我们本来期望巨大的敬仰，却只见到庄严的无动于衷。事实是现在欧洲人不管做什么，或有能力做什么，都不能让天朝的子民感到惊讶。我们文明的奇迹甚至不能吸引一个中国小孩的注意力。似乎在中国很久以来人们都认定我们欧洲人有某种魔力，掌控着某种神秘力量，可以给钢铁之物注入生命，让它们做各种工作，这在我们欧洲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能算是什么奇迹。
在狭窄街道的迷宫里快速行进，我们来到北城。穿着写有白色大字的外衣、戴着草帽的中国警员们，长辫盘在头上，如法式发髻那般优雅，用长棍给我们指示方向。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煤山的佛塔耸立于黄墙紫禁城之上，这个煤山是有个皇帝为了看到京师全貌而命人在他花园里建造的。再过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伟岸高峻的德胜门下了。这个半城堡半神庙的建筑，以其三排带遮板的炮窗威慑着城外的平原，那炮窗就和古代三桅战舰上的炮眼一样。靠近城门时道路变得像是庞贝古城的街道，岁月久远，车辙深陷，我们只好慢速前行。出得城门，那呆滞的、吵闹的、无所用心的郊区生活就流淌在我们面前。
从德胜门往北一直到昌平，他们走的是明清的官道，其中从健德门至清河一段，大致与元代的御道重合，也和我走的小月河东岸较为接近。从巴兹尼的记录来看，这段官道似乎并不宽阔，也不平直，有些路段泥泞难行，有些则沟壑纵横，汽车不仅不能高速疾驰，有时还不得不靠人力抬起来才得前进。他们雇佣的一队中国“苦力”是他们得以安全抵达张家口的最大功臣。书中对这些苦力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写，以后我们还会引述，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巴兹尼记录的车队过清河古桥的一段。那座陈旧破损、给他们增添了巨大艰难的古桥，就是我刚刚走过的、1984年搬迁到小月河上的广济桥。
在清河我们必须面对第一道难关。汽车要驶过古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沿着河岸到处寻找水浅的地方，希望找到有人涉水而过的痕迹。可是，没有！只有一条路，就是这座桥。
这座最为壮观的桥梁，是欧洲传说中归功于马可·波罗的伟大建筑之一，但可能不会早于明代。这一富丽堂皇的杰作，全都用大理石建造。栏杆雕刻得颇有一点欧洲式的优雅，这或许证明把此桥归功于马可·波罗的欧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桥栏以优美的线条伸展开，把两岸连起来，构成一个华丽的白色拱形。这是往昔荣耀的最后孑遗，在这片已忘记了从前对伟大和美的热爱、如今只剩下原始粗俗的土地上。巨大的大理石石板曾平铺在桥面上，但许多世纪的磨损已使它们破裂分解。你会觉得在过去的这数个世纪间，大地的缓慢隆起正试图举起这些石板，似乎它们就是如此之多的半开坟墓的棺盖。自从这个城市被称作汗八里（大汗之城）——马可·波罗记作Cambaluc——以后，这座桥一定再也没有被维修过。我们该会多么赞赏这一美丽的历史文物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把一辆重达一千两百公斤、四十马力的汽车运过桥去。
接下来是把汽车折腾过桥，这个过程占了整整三页纸。如果我们不在乎作者明显怀有的欧洲优越感（这也许是他在二战期间滑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及观察、知识和记忆的错误，他所记录的道路破败状况，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中国的制度性无序和失败。后来他们的车队经过南口、怀来时，他也记载了今人无法想象的城镇中心的深陷、泥泞和肮脏。书中有一张汽车过桥的照片，桥面大石板断裂、错位、失踪，的确比土路危险得多。但是，以通行近代汽车的标准来衡量广济桥或其他中国桥梁，以及那时中国的城镇乡村道路，并不是合适、合理的，因为它们本来并不需要承载汽车。巴兹尼他们知道，这是第一次有汽车驶上广济桥。不过他们肯定想不到，一百多年后，广济桥会承担停车场的使命，会有十多辆车分三排停在桥面上，一如我之所见。
4
从大口向北，元代辇路接下来要经过皇后店和皂角屯。周伯琦《扈从集》记元顺帝一行从大口出发，“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捺钵也”。皇后店和皂角屯这种捺钵，多数时候不一定用作车驾过夜，只是途中休息一下而已。龙虎台才是出京之后第一重要的捺钵。从大口、皇后店至皂甲屯这个路线，可以看出元代的御道、驿道与明清官道相比是偏西的，因为那时昌平县城（今昌平旧县）也偏西，元代驿道直指元代的昌平县城。皇后店、皂角屯、龙虎台等地名都保留至今，显示了历史与社会强韧的连续性。当然这些地名在当时、在后来，都有许多不同的写法，比如皇后店当时就有写作黄堠店的，皂角屯现在的名称是皂甲屯。有一种解释，说皇后店是“皇后田”的讹写，而皇后田是金代皇后的奁妆田。地名连续性是历史连续性的一个方面，但这种连续性有时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就如同今人在西直门见不到门，在双井看不到井一样。
我从小营向西，沿上地西路北行，过了西二旗地铁站之后不久，就并入京包路，从此离开繁华、拥挤和喧嚣，进入到空旷安静、视野开阔、有许多绿色的地带。西望太行，北眺燕山，蓝天上有白云浮动，清风带来田野的凉意，精神为之一振。这时我走了三个小时多一点，艳阳高照，背包下的衬衣已经汗湿，却没有一点疲劳感。相反，似乎感知能力忽然提高了，我开始注意路边小草的摇曳、树枝间蜂蝶的飞舞和各色野花在阳光下的欢笑。这时候你可以真正享受走路了。写了《瓦尔登湖》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说过：“只有我的双腿迈开时，我的思想才开始流动。”对我来说，走路时所进入的那种沉思状态，能够带来极大的愉悦，似乎比深度睡眠更使我头脑清醒，比听古典音乐更让我心情平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大自然的那个存在，才真真切切地与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发生联系，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再走一个小时，过了异常宽阔的北清路，往西就是航天城。地图显示航天城以北不远就是皇后店村。上午十一点，我从北清路北转进入友谊路，西侧是一大片新建的褐粉色高层住宅楼。路边新栽种的槐树下，三三五五本地农民模样的人聚在一起打扑克牌，兴高采烈地吆喝着。几个人笑吟吟地打量我，问，旅游呢？我说，是呀。又问：要去哪儿这是？我说，皇后店。他们笑了，指着路西那些塔楼说：哪儿还有皇后店呀，都搬到那些个楼里了。原来，皇后店村一带已被拆迁，村庄的很大一部分都建成了城市学院的新校区。这些在路边休憩的村民是牛坊村的，也就是北清路和友谊路这一带的拆迁户，他们的村庄也都彻底消失了。
我跟他们聊了几句，继续往北走，走了不到百米，忽然觉得有点累，也有点饿。这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于是靠着一棵堪堪可以遮一点儿太阳的、新栽的小槐树坐下，取出水杯和饼干，开始午饭。刚才聊过天的一个村民走过来，指着楼群北边对我说：别介，那边有餐馆呢。显然，他是远远注意到我在路边吃干粮，专门过来提示我的。我谢了他，起身背上包沿友谊路向北，再向西拐上丰润路，绕到这个新居民区的西北侧，找到村民所说的餐馆，点了一碗拉面。走了近五个小时、差不多二十公里之后，在凉爽的室内安坐下来，吃这么惬意的一顿午饭，真是享受，就像汗流浃背的登山途中忽然来了一阵清风。
午饭后再上路，回到友谊路向北，再左转到皇后店路向西。友谊路的西侧有一条新修的大渠，是向北直通到南沙河去的。东侧，越过京新高速（G7），可以看到一片高大建筑，楼顶有大字招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想起不久前听人说过，在昌平有个北大医疗城，应该就是这里了。皇后店路的南侧就是城市学院的航天城校区，也就是从前的皇后店村。这一带大概就是周伯琦所说的皇后店捺钵所在，不过具体的捺钵位置，不一定与皇后店村紧密对应。从地理上分析，之所以在大口与龙虎台之间有皇后店和皂角屯两个捺钵，可能与渡口有关，就是在沙河渡口的南北两岸各有一个捺钵，便于休整和接应。
原皇后店村的主体部分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学院的新校区。走到这里时，大风骤起，黑云蔽天，豆子般的雨滴穿透白杨树叶，砸在我的脸上。我慌慌张张从背包里取出雨伞，顶着沙尘和风把伞撑开，可是才过了几分钟，风停雨住，太阳又挣开了云层的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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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这次徒步时，有朋友问，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么靠两只脚的？的确，除了最低等级的奴使人员，那时往返两都者绝大多数是乘车骑马的。古人步行，不赶路的话，一天也就二十来公里。《汉书·贾捐之传》记当时“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唐代的制度是骑马每天七十里，步行或骑驴则是五十里，坐车只有三十里。也就是说，因公出差者步行一日五十里（合今二十三公里），很可能这是机械动力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的常态。可是我们去上都计划要用的时间，比元代两都巡幸的日程要短得多，因此必须走快一些，平均每天得走三十公里左右。我也考虑过路上雇头驴什么的，免得背包太沉。行李是远程徒步者的主要负担之一。有本书上说，在山间跋涉一周之后，每一片飘落在背包上的树叶都让双肩感到压迫。我向一个来自延庆的出租车司机咨询雇驴马的可能性，他说，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啊。汽车时代，牲口少了，也没谁赶着牲口走远路了。
元帝出行的阵仗之大，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前后合计在十万人以上，牛羊马驴骡骆驼，真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游牧转场。首先食物供给的规模就骇人听闻，而食物中首先是马奶，沿途预先准备好可以取奶的马匹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元史》上说：“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远于群。”马奶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堪比麦粟之于华北农人。装载马奶的大车叫“酝都”，用马奶祭祀历代过世皇帝也有个专名叫“金陵挤马”。（把皇帝陵墓称作金陵，熟悉北魏史的也许会有一丝诧异？）胡助描述皇帝出发之前粮草（牲畜）先行的诗句说：“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他还提到“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是指宫中的女性服务人员和食物，而他特别强调“膻荤”，反映了江南文士对草原美食的隔膜。
至于宿卫军人之多，仪仗之盛，更是人山人海，“万骑若屯云”都不足以形容。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皇帝（蒙古大汗）的主旗是黑色的，竖在白色旗杆上，大旗前后则是马鼓。出行时，皇帝仪仗打头的就是这面黑色大旗，这面大旗叫“皂纛”。原书在 “纛”字下有小注云：“国语读如秃。”意思是蒙古语称纛为“秃”，蒙古语表“旗帜”的正是tug一词（我猜“皂纛”这个词在蒙古语里就是kara tug）。围在皂纛前后的马鼓也很特别，是架在马背上的皮鼓，马夫牵引而行。而这些马的装饰也相当特别，马的辔、勒和胸前都缀饰着红色缨带，缨带上穿着闪亮叮当的铜铃。马头、马身有鎏金的铜杏叶、长长的野雉羽毛等各类装饰。马背上安放一个四足木架，木架上就是皮鼓。除了马鼓，还有驼鼓、骡鼓。驼鼓架在双峰驼上，有时候“前峰树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两峰之间架一面小鼓，骑者即是鼓手。“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
元代皇帝的座驾迥异古今，乃是东南亚所产的大象，史料中或称象辇，或称象驭，或称象轿，或称象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交趾（今越南北部）和真腊（今柬埔寨）被蒙古人征服后，每年进贡的重要贡品中就有大象及驯象师。据《元史·舆服志》，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即今什刹海至积水潭一带，也就是《析津志》所说的“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为什么要养在这里呢？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气温略高，大象可借以过冬，所以《析津志》说“今养在匠城北处，有暖泉”。《元史》说这些大象的功能就是为皇帝提供骑乘：“行幸则蕃官导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里提到忽必烈乘坐由四头大象所负载的象辇：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七十八章《大汗讨伐叛王乃颜之战》）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马可·波罗行纪》第九十二章《大汗之行猎》）
张昱《辇下曲》有“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之句，拉施特《史集》亦记忽必烈汗坐在象背上的轿子里，幄殿和轿子，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木楼。所谓木楼，就是大象所背负的皇帝座椅。其实这个座椅是一具装饰极为华丽的大轿子，《元史》称为“莲花座”，其华丽程度远不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内布金锦、外覆狮皮而已。据《元史·舆服志》，这具“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装饰得美轮美奂：“绯绣攀鞍絛，紫绣襜襦红锦屜，鍮石莲花跋尘，锦缘毡盘，红牦牛尾缨拂，并胸攀鞦，攀上各带红牦牛尾缨拂，鍮石胡桃钹子，杏叶铰具，绯皮辔头铰具”。莲花座上还有一个鎏金银香炉。
驯象力大步阔，乘坐大象也许远较车马平稳，即便道路狭窄，也可以解开连索，不必四象并用，用两头象或单用一象也不错。而且大象看起来步履迟缓，其实步幅很大，一步抵得上骡马两三步，走起来一点也不慢。所以《析津志》说：“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蹿马乃能追之。”但驯象是驯服的象，并不是驯化的象，受惊的大象往往会制造险情，踩踏伤人还在其次，象背上的皇帝也难得安全。忽必烈时期，发生过大象被迎驾者表演的狮子舞惊吓，失控奔逸，幸亏有人堵住大象去路，又有人砍断象背上拴座椅的绳子，把忽必烈从象背上及时救下来，才没有出大事。史籍上有关元代驯象伤人的记载并不少，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过程也称得上艰辛万状。至元年间一头大象从云南北送，途中惊怒，踩死了一个被称作“老殷”的老军人。
元以前也有把大象养作宠物的皇帝。《明皇杂录》记唐玄宗除了养有著名的舞马以外，还养了犀牛和大象，而且这些犀牛和大象跟舞马一样，“或拜舞，动中音律”，也学会了按照音乐节奏起舞跪拜。卢纶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的诗句。《安禄山事迹》里还有一个故事，说这些巨型宠物落入安禄山之手后，他在某个宴席上试图让大象朝他行跪拜之礼，没想到大象“瞪目忿怒，略无舞者”，一动也不动，激怒了安禄山，把大象推进深坑，先烧后杀，尽数屠戮，“旧人乐工见之，无不掩泣”。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不仅骑乘大象，而且也养了一头能够跪拜起舞的宠物大象。元顺帝北逃后，徐达把这头驯象运往南京献给朱元璋。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朱元璋杀了这头不向自己低头臣服的大象之后，又觉得它是头义象，比降明的元臣危素有气节，就让人做了两块木牌，分别写“危不如象”“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双肩。而且，明代歌颂这头义象的诗文还不少，郞瑛《七修类稿》载明初《义象行》一诗，就写得极为生动，一唱三叹，赋予这个传说以巨大的道德意义。
明人叶子奇《草木子》记了一条谚语“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因为没见过。可是元代北方人见过皇帝象辇的并不少，即使没能亲眼见到，也大致听说过那无比威风的派头。统治者的荣耀和不可侵犯，需要崇高的建筑、庄严而独享的色彩和远方稀罕的巨兽来映衬，也需要比蝼蚁还多的臣仆来见证。或许，这正是象辇在元朝一直使用的原因。正如杨允孚的诗句：“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柯九思有一首《宫词》，准确传达了这一时代精神：
黄金幄殿载前驱，象背驼峰尽宝珠。
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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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半，乌云消散，天蓝云白，我走在南沙河南岸，从人大附中的一个训练基地附近过桥到了北岸。从地图上知道西边不远处有新建的古迹“纳兰园”，其实是一家农家乐，园名借自东侧原有的纳兰性德家族庄园故址，纳兰家族墓地也在附近，但早已了无踪迹。当年读纳兰词，感觉真是超越了时代，这样一颗敏感得不可思议的心，既亲切又陌生。想想他曾行吟在南沙河岸边，他所凝视过的天空，他所吹拂过的夏风，和此刻大概也差不了太多吧。
从航天城到南玉河，村庄密集的地方，见到多处蓝白两色的小房子，大牌子上写着“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网格管理站”。网格指的是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网格内有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和网格消防员等。也有人说，网格员就是驻区民警，根据区域内的人员情况、社会治安复杂程度将区域划分成网格。几年前在新疆听一个边疆研究专家介绍，说在南疆农村推行网格化管理，要求管理人员几分钟之内到达出事地点云云。后来又听说，在西藏也推行这种网格化管理。我还在一次会议上听一个民族问题专家讲边疆治安，对这种网格化管理大加推崇，誉为新时代的制度创新。没想到北京郊区也在实行这种制度，上网一查，原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推行，远不止于边疆地区了。
从南玉河村向西走十几分钟，就到皂甲屯村了。皂甲屯，显然就是元代的皂角屯，村名来自于皂角树。但二者似不必在空间上重合对应，因为从地理路线来看，元代的皂角屯应该在偏东一些，大概在今天的几个玉河村一带。如今这些村子几乎彼此毫无空隙地相连，没有田地间隔其中。我留意到几乎我经过的每个村口，都有横向的金属卷闸门，只是都卷起来堆在一边，似乎并未打算使用。不过可以设想，如果需要，这些卷起的门可以立即展开来，封堵住通向村内，以及村子与村子之间的交通，经过或进入这些村庄的路就被切断了。不知道这种设施是否是网格化管理的一部分。过去常听人说当前社会管理的成本如何如何高，看到这些设施，才多少有些理解。对于自古以来的管理者来说，历史上大概只有很少的时候面临过同样的压力。
在这几个村子停留、买水或问路时，吃惊地发现我试图攀谈的许多人都说他们不是本地人，都来自外地（河北居多），租住在这里才几年时间。想起去年夏天我在湖北老家的农村徒步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形，那些坐在古镇老房檐下乘凉的人，对我打听的本地往事一无所知，因为他们都是近年才搬来的。当代中国急剧的人口流动并不只是发生在城市，偏远的乡村亦不例外。去年徒步时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在京郊农村的半天行程中也得到印证：行走在乡野村落间，基本上不必如从前那样担心有恶狗突然窜出。传统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看家护院的土狗、柴狗已基本绝迹，被数量更大的、外来的、贵族气的宠物狗所替代。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一样，这种家养狗的种族替代现象，绝不是仅仅发生在城市里。
沿甲屯路东北行，到北玉河村，就到了繁忙喧嚣的沙阳路，也就完成了今天的行走计划。于是沿沙阳路东行，打算走到沙河镇。时当下午三点半，距我早晨从健德门桥下出发，已经九个小时了。地图上显示我走了三十二公里，实际上可能更多。一想到今天不必再走，疲惫立即和汗水一起遍布全身。过了G7的立交桥不到两百米处，路边白杨树下停着一辆出租车，司机主动问我要不要车。我说，好啊，就上了车。在G7上快速南行时，看路西我刚刚走过的那些地方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走了差不多一天的路程，现在一眨眼就过去了。半小时后，我在清华东路下车，沿王庄路走回五道口。路上颇有积水，人行道开裂的砖石缝隙不时溅起泥水，路边散布着被大风撕扯下来的槐树枝叶。显然下过不小的雨，当我在皇后店村的废墟上撑起雨伞的时候。
龙虎台前暑气深
——从昌平到居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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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还是六点半出发。因为不像第一天晚间可以回家，所以得带上电脑、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背包明显变重了。晴空湛蓝，又一个高亢的暑天。坐城铁13号线，到西二旗转昌平线。大概是周六一大早的缘故，乘客并不多，13号线上见到好些人打瞌睡。离我不远，一对中年男女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激烈地争论，江浙口音，忽然那女的手掌一扬，“啪”地打在男人的脸上。连闭眼瞌睡的乘客都惊醒了，瞪大眼睛看他们。那男人背过身去，不仅没有回打，似乎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看热闹的只好又闭上眼睛。从五道口到昌平，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
元代的昌平县治并不在今昌平镇，而在今昌平镇西四公里的旧县村，古称白浮图城。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于土木堡（今怀来县境内）被瓦剌俘虏，留守京师的皇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是为景泰帝。景泰元年（1450）调整京师防务体系，在昌平县以东兴筑永安城，两年后成为昌平县治。从此这个狭小地带就有了两座包砖的城池，但两城并存的时代并不长久。迁治之时，难免发生拆用原县城建材的事情，比如后来永安城南大门修葺时，很多砖瓦就是从旧县城拆来的。拆用建材的事官家和民间都会做，这个过程中，旧县城势必倾颓隳堕，日渐萧条，到清代就看不到城墙的痕迹了。
县城东迁，引起交通路线东移，这就是为什么元代从健德门北行的驿路偏西，而明代从德胜门到昌平的驿路偏东。这种变化使得这一段的元代驿路、辇路终于无迹可寻，旧县南边榆河（即古代的温榆河）上那座石砌的红桥，也早已“桥亡而名尚存”。在红桥边，元文宗（Jayaatu Khan, 1304－1332）给替自己夺位立下大功的燕铁木儿（El Temür）建祠立碑，因为燕铁木儿曾在这座桥上驰马搏击，赢下关键一仗。不过这些碑刻祠堂，早就和红桥一样，被明人拆解挪用了。如果明代不曾迁徙昌平县治，那么清河北岸的大口、南沙河南岸的皇后店、北沙河南岸的皂角屯等元代捺钵多少会有某种规模的古迹保存，榆河上的红桥也应该得到后代缮治维修，不会逊色于今日沙河镇北边那座著名的朝宗桥。如果那样，从北沙河到白浮图城也就不会壅塞不通，我之所以要从昌平镇前往旧县，就是因为从皂甲屯无路北行。
沿昌平镇的政府街西路向西，到西关环岛，走过李自成骑像，看川流不息的汽车环绕着他、无视着他、淹没着他，觉得很有趣。心想：李自成本来已经到小营环岛了，为什么要让他退回到昌平呢？沿京藏高速辅路（就是过去的国道）继续向西，二十分钟就到京藏高速（G6）与京新高速（G7）的交叉桥下。我想从桥下空地直接过去，猛然听到低沉雄浑的狗吠，原来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黑毛藏獒，作势向我扑来。一个中年妇女趴在一块大石上死死拽紧狗绳，高喊：“别过来！别过来！”我说，我要到对面去。那妇女说：“快从那边走！它不会让你过！”大概这里平时无人光顾，成了遛獒的好地方，我的出现让她十分恐慌，似乎生怕控制不住狗。既然它不让我走，我只好绕道了。走路碰上藏獒，也算是新事物吧。
照说我对昌平的这一带是比较熟悉的。二十多年前刚留校担任新生班主任时，我在北大昌平校区（昌平园）生活过一年，而旧县村就在昌平园附近，原京张公路的南侧。那时我常在园区周围及十三陵陵区走动，对附近村庄和道路有一定了解，但仅止于京张公路以北，没有到过旧县村。这次为走元代辇路做准备时，才意识到旧县的意义。虽然没有看到元代皇帝在昌平县宿顿的任何材料，但辇路和驿路一定经过这里，所以我必须到旧县村看一看。
沿着京张公路（现京藏高速辅路）的南侧向西，我离开马路，走在路基下的田地里，高大的白杨树挡住了越来越灼热的阳光，汽车的喧闹也隔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距离之外。只是进了旧县村，就很少有大树足以遮阴了。比起附近的几个村子，旧县的街道缺乏修整，房舍也显得不够光鲜。在村北的旧县小学门前，我向两个老人问路，打听著名的唐槐和观音庵。老人伸手向南：一直走，到头儿就看见大槐树了，树下就是观音庵。他们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几座寺庙，后来全毁了，观音庵是十几年前新建的，那个地方过去叫菩萨庙。
网上有消息说，2009年5月，旧县村民王全等人挖下水管道时，在地表以下1.5米深发现一方寺庙石碑，碑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新安程奎撰”。万历时还会有朝廷高官为旧县寺庙写碑，可见香火之盛。我打听那石碑的下落，说是已经被文保部门搬到昌平镇去了。网上有人回忆，“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三座寺庙。一个小小的村庄竟集中了这么多寺庙，只能从该村曾长期作为县城的历史来获得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唐代狄仁杰为祠祀对象的狄梁公祠。
根据元代宋渤所撰《重修狄梁公祠记》，狄梁公祠在白浮图城北门外，可能就在今日的旧县小学，始建年代不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重修。宋渤在记文里试图解释白浮图城何以有狄梁公祠，把这种民间的感念与狄仁杰在幽燕地区抵抗突厥的历史联系起来。不独昌平如此，似乎华北多地都有这一传统。他说：“吾尝往来上谷渔阳古镇戍中，往往有公祠宇，盖敦实之精，惠义之著，其被覆冒之境，感而不忘，相率祠之，无疑也。”明代正统、弘治和清代乾隆年间，都曾对狄梁公祠进行较大修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清初旧县“居民不满百家，而狄梁公祠香火特盛”，并记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明人马愈《马氏日抄》却说：“昌平县北有狄梁公祠……每岁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来作社。”两人所记节时虽有不同，但必是京北地区极为热闹的盛会无疑。
观音庵就在旧县正中最长街道的最南端，树皮剥落、满身沧桑的唐槐如一朵绿云笼罩在观音庵的上空。北方常见把古槐称作周槐或唐槐，这株古槐的确切年岁也许还到不了唐朝，但我愿意相信它见证过金元白浮图城的全盛时期。非常可能，这个地点就紧靠白浮图城的南大门，驮马商队、驿递行旅、征戍往返，都要由此进出，都见过那时还在壮盛之年的这棵槐树。树旁的建筑早经过无数次毁坏和重建，观音庵自身，和华北北部乡间许许多多新建小庙一样，香火微渺，人迹罕至，远不如这棵古槐巍巍然且气宇昂藏。
告别观音庵和唐槐后，我一边躲避塞满街道、喷起灰尘的汽车，一边看沿街院落内的花坛、杂物和呆呆坐着的老人。中午的街道，除了偶尔的汽车，只有蝉声此起彼伏，给这个房屋低矮的村庄增添了寂静和荒芜的气息。在一家小店买水时，寂静突然打破了。街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猛然响了起来：“通知，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全体党员到文化园学习。”重复两遍，最后是：“通知完毕，通知完毕。”广播声穿透所有的庭院、门窗和房间，似乎看得见那个女播音员严肃坚定、冷若冰霜的样子，使我一瞬间发生了时空错乱的晕眩。沿街北行到小学，西行离开旧县村，越过无水的河道，走到豪华别墅区“北京湾”的北侧马路上，在农场路转而北行，前往下一站——龙虎台村。
2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是旅行作家Don George的话，他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这样总结：“旅行是收集全球拼图板片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拼图整体；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为，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他说：“我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全凭道路的慈悲。不过我开始信任。结果是，无论到哪儿，我越是把自己开放给他人并且仰赖他人，我就越是得到他们的热诚拥抱与协助。”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朝圣，你不必旅行到耶路撒冷、麦加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或其他那些知名的圣地。只要你怀着敬畏和好奇去旅行，以天生的、珍贵的生命感受力去感触每一个时刻、每一次遭逢，那么，无论去哪里，你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
照他这样说，前往金莲川也可以算是一种朝圣，只是这一朝圣性质的获得并非由于那早成废墟的上都，而在于行走本身。从酝酿计划以来，已经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灵活一点，有的地方坐车，有的地方走路，不是效率更高、更安全吗？我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统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
近些年我读过几本写远程徒步的书，最喜欢的是罗瑞·斯图尔特《寻路阿富汗》（Rory Stewart, The Places in Between），我还专门写过一篇评介。这本书是作者2002年初在阿富汗徒步旅行的记录。2000年，二十七岁的作者计划徒步穿越亚洲，本打算从伊朗向东走到越南，后因各国政治情势的限制，只在伊朗、尼泊尔、印度和阿富汗几个国家分阶段走了一部分，全程合计近万公里。《寻路阿富汗》记录的是他2002年初在风雪之中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行程的艰险危难和作者叙述的平静从容反差极大，形成充满古典气息的、罕见的张力，读来欲罢不能。在第五天，天黑以后，书里这样写道：
一团雾气飘来，萦绕于四周，雨继续下着，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五分钟，我举步跨进薄雾。跌落下去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一丛荆棘，虽然棘条还是从手里滑脱，毕竟缓阻了我在悬崖上的下坠之势。结果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河边，在公路下方十五英尺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朝下叫喊，我也叫喊着回应他：我没事，没事……他就笑了。我发现崖壁上有一个凹槽，就利用这个凹槽费劲地攀爬上去，与他会合。
从（下午）离开Obey村以来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五个小时，天黑也有两个来小时了，我俩都冻得直哆嗦，而下雨也变成了飘雪。我们的目的地在哈里河（Harī Rūd）的对岸，大雨之后的河水浪涛汹涌，奔腾下泄。没有绳子是很难渡河的。我们听到一辆卡车从后面驶来，这可是从早晨出发后的头一遭。阿卜杜拉·哈克建议我们搭便车过河。我有点犹豫，我可不想这个旅程中有哪怕一小步路是坐车的，可是我也知道阿齐兹可能已经在雪中等候两个小时了，而且这事似乎也不值得争吵起来。
汽车到了转角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走到路中间，站在汽车头灯的刺眼光亮里，用枪指着汽车的挡风玻璃。那个司机停下车，载我们渡过河流，到了对岸。阿齐兹拿着手电筒等着我们，我走在他身边，在雪中踉踉跄跄，好几次滑倒。到一座房屋的门前，脱掉湿透的靴子，拍落头发和外套上的雪，然后进屋。主人让我坐在火旁，我把脱了皮的白脚放到尽可能靠近火的地方，满怀感激地接过一杯茶。已是夜里十点。这一次我终于疲累得不能写日记了，就和主人玩起了下棋的游戏。
接下来的叙述中，引用了阿卜杜拉·哈克对他的保安局同伴说的话：“罗瑞可不情愿坐上卡车了……这下好，明天一早我们还得回到河边那个上车地点，重新走一遍。……可是我得睡觉啊。阿齐兹，你去吧。”这说明，作者接受乘车过河的建议之前，已宣布次日要回头重走这一段。果然，在第六天的早晨，当阿卜杜拉·哈克和喀斯穆还在睡觉时，作者和可怜的阿齐兹一起返回哈里河右岸，补足了过河的这一段路程。有意思的是，读者只会敬佩他顽强执着，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他过度较真。一条无须明言的道理摆在那里，超越了时代、地域、语言和文化的分隔：既然你说你要徒步穿越阿富汗，那么每一寸、每一尺的道路，你都该徒步。这才是人们所说的“用身体丈量大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