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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我在农场路西侧的白杨树林里一块石头上坐下，喝点水，吃几块饼干。然后继续向北，到京张公路时，本该折而向西前去龙虎台村，我却一直向北。虽然是上坡路，但无人无车，树荫浓重，在一上午的暴晒之后，这一段路让我心情舒爽，走得兴高采烈，以至于二十多分钟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只好掉头回来，不免略略沮丧。这种沮丧立即与饥饿疲劳合了流，而水杯里水的储备已经不够多了。非常幸运的是，再沿着京张公路向西走十几分钟之后，就看到很热闹的奥莱中心，赶紧进去吃饭喝水。不得不感慨，奥莱的建筑风格和繁荣景象，与周围低矮荒寂的北方乡村形成过于强烈的对比。坐在空调餐厅里，体会冰凉的水滑进喉咙，惬意地看玻璃窗外的蓝天和阳光，竟然忘记了这大半天来的烈日炙烤。
一回到路上，奥莱的清凉立即变得遥远。向西再走半小时，就到龙虎台村。村口停着几辆车，司机问我要不要用车，我借机和他们聊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旁边小超市的主人也不是本地人。我沿着村内南北向的街道向北走了一阵，再返回到村口，在超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下休息，卸下背包，扯起湿透的衬衫后背，享受这种短暂的凉爽。那几个司机对我很有兴趣，围过来聊天。“天热呀。”“是啊。”“居庸关可远啊，还是坐车吧。”“不用，很快就到了。”“小心中暑啊。”“嗯，不怕。”“去居庸关一路上山，越来越难走了。”“是啊。”“从北京走过来？多远啊！”“才走了两天，不远。”
龙虎台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元帝北巡，例以龙虎台捺钵为正式的告别大都之地，必在此留驻，留守官员也是远送至此。杨允孚的诗说：“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在这里，北巡路线和日程才正式报告给皇帝。从上都返回时，到龙虎台捺钵，就算是真正回到了“冬营盘”，要在此大宴一番，有时甚至欢宴连日。大都重要官员前来龙虎台迎驾，许多诗文都与此有关。《析津志》说：“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又记皇帝和太子等驻营于龙虎台时，官吏百姓来迎，皇家气象得以展示，“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忭之至”。
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羊儿年（1211）成吉思汗攻打金国，夺取居庸关后，曾驻营于龙虎台，兵锋直指金中都（今北京）。在《蒙古秘史》里，龙虎台是汉文旁译，蒙古文汉文注音的原文是“失剌·迭克秃儿”，可以还原为Shira Dektür，意思是“黄色的台子”。书里另一处说，成吉思汗曾驻军于中都的“失剌客额儿”。失剌即shira（黄色），客额儿可以还原为ke’er，王国维说失剌客额儿就是《圣武亲征录》里的王甸（即黄甸，刻本中误为壬甸）。余大钧说黄甸可能就是黄台子，也就是龙虎台。这一带是燕山南麓的山前台地，由来自八达岭峡谷和虎峪山谷的洪水长期冲积带来的沙土碎石堆积而成，与南边的平原地带相比明显高得多。这片台地在植被稀疏的季节，地表沙石的颜色会较为醒目，故蒙古语称之为黄台子、黄甸子。
在忽必烈正式制定两京体制，并开创巡幸途中以龙虎台为重要捺钵的传统以前，《蒙古秘史》还记载窝阔台征金途中宿顿于龙虎台，生了病，巫师建议以亲人为替身，托雷因此而死。虽然研究者认为这里是《秘史》的笔误，窝阔台驻营之地在北边的官山而非龙虎台，我每次想到龙虎台时，还是常常联想起托雷之死。现在走到龙虎台村，在暑热的昏昏沉沉中看这个曾经热闹非凡、如今平平淡淡的地方，再一次想到托雷。从现实主义的史学原则出发，托雷之死反映了窝阔台在任后期对继承人问题的忧虑，他看到了托雷系势力的壮大，只好谋杀托雷以图改变力量对比。窝阔台死后托雷系的崛起，一方面说明窝阔台策略的失败，另一方面说明他的确看到了问题、感觉到了危机。可是，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窝阔台的谋杀行动促成了他所担忧的一切。我总觉得草原传统中（也许不止草原），无辜和令人同情的死亡，会赋予死者及其血统以神圣性，使他的后裔在权力争斗中获得某种政治优势。拓跋魏的沙漠汗如此，蒙古的托雷也是如此。
元代有关龙虎台的诗文很多，其中江孚和刘基（伯温）都撰有《龙虎台赋》，都以十分夸张的文字描述龙虎台的雄伟壮丽，并借以歌颂元朝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江孚的赋文这样描写元朝皇帝前去上都的盛况：“季春历日，法驾北巡，五辂辉煌，万骑纷纭。”后来成为明初开国功臣的刘基，在《龙虎台赋》里赞美元朝皇帝“朝发轫于清都，夕驻跸于斯台，明四目以遐览，沛仁泽于九垓”，又感言自己生逢盛世，“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因而要讴歌“天子万年，以介遐祉”。这篇文章收入《诚意伯文集》，有人还以为是刘基入明以后所作，其实是他在大都中进士后满心追求上进时的作品。
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明成祖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在此设宴大飨随驾将校，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的一个表现。宣德年间，明宣宗也曾驻营于龙虎台，“召英国公张辅等至幄中，问郊外民事，赐酒馔”。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1449年8月5日），明英宗朱祁镇仓促发兵五十万北征瓦剌，从北京德胜门出发，一日行至龙虎台扎营。连日暑雨，长时间行军，造成“人情汹汹”。在龙虎台扎营的这天夜里，天刚刚黑，史书上说是“方一鼓”，也就是晚八点左右，“众军讹相惊乱”，在没有敌军攻击的情况下自己大军发生了惊乱，后来人们认为这预示了随后“土木堡之变”的灾难，所以史书说“皆以为不祥”。
龙虎台村东北有一片荒草蔓生的旷野，背后的燕山高耸峭拔。我上研究生时曾和同学多人在深秋的微寒中徒步经过那里，看白茅的银花在夕阳下随风流波，远处的山脊、村庄和树林变幻着色彩，蓦然颇受感动。后来在昌平园工作时，我好几次到龙虎台一带闲走，才知道那片草地其实是某坦克六师的训练场，怪不得还有两座明显是人工建成的大土堆呢。我曾站在土堆上四下眺望，试图想象当年龙虎台捺钵的样子。什么都想象不出来，只有风在草丛中推挤涌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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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虎台到南口村，又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今日人们说南口，通常指南口镇，而这个南口镇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围绕京张铁路的南口车站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南口，是今南口镇以北的南口村。南口相对于北口（北口就是八达岭）而言，南、北二口是居庸关的两个门户，两口之间大约十六公里长的山谷就是关沟，是从北京向北跨越燕山最重要的通道。关沟因居庸关而得名，居庸关则因古居庸县而得名，居庸一名大概出自古代山戎的语言。关沟之所以被历代视为南北交通的首选通道，并非因为比起其他通道来最不艰险，而是因为燕山主脉的这一段最为狭窄，从这里翻越燕山用时最短。
在南口镇折而向北的十字路口，我向一位在街边看报纸的人问路。他的年龄看起来比我略大一些，说话清晰，很有条理，文化程度不低。我就问起南口村的古迹，他竟然相当熟悉，如数家珍。他对我也感起兴趣，知道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以后，更是兴奋起来，说：“我陪你走一会儿。”原来他曾是本地小学的语文教师，十几年前回家种地做生意。他对本地历史很有积累，能顺口说出许多事件的年代、人物和过程。他说他曾走遍了附近的古长城，也喜欢收藏文物，家里有不少古董，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我看他健步如飞，不喘气，不出汗，问他年龄，竟比我大了十多岁。到了南口村的南头，他陪我在一座亭子里坐了一会儿，见我没时间去他家，就给我指了路，自己匆匆掉头回去，说是接孙子放学。我这才知道他家在南口镇，是为陪我才走了这么远的。
今日南口村的主体其实是过去南口城的南关，1958年的大洪水冲毁了北城墙和北城门，城内建筑大半因此毁弃，现存的南城门经过了大幅度维修。城南保存的古迹中，最主要的是一所传统汉式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以及一座明代李姓太监的墓地。清真寺大门紧锁，我只从墙外往里张望了一下。李太监的豪华大墓红石牌坊雕刻很精致，最有趣的是墓前一对神态傻萌的石兽，和一对浮雕文武石像生。村里很安静，街道异常洁净，常有果树从院内伸出枝条来。在一个拐角的地方，有金银花蔓爬过墙外，那种熟悉的甜香让人立即心境平和，仿佛回到了往昔的温暖之中。
对于徒步者来说，从南口向北去居庸关，正确的走法是往东下到河道里，沿河道的乡村公路往河谷上游走，没有路的时候就走河床。这种走法的优点是安静、安全，而且也最接近近代公路开通之前的交通路线。京张铁路开通的时候，还没有公路，因为铁路基本贴着河谷东岸，所以后来的公路就贴着河谷西岸，前些年建的高速公路大致上也靠近西岸。我告别南口村的南城门时，并没有下到河谷，而是沿京藏高速的辅路（就是过去的京张公路）北行。最初阶段也没觉得不妥，但走了二十几分钟后，路肩收窄，甚至慢慢就没有路肩了。川流不息的汽车呼啸来去，激起的灰尘直扑面门，行人只有闭眼捂面，静待车流过去。这段路虽然只有七公里左右，但对行走者来说是十分不安全、不愉快的。
有意思的是，还是有大量的骑行爱好者走这条路，他们速度那么快，保护能力那么低，和蛮横飞驶的汽车争抢道路，看得我心惊肉跳。而且也有和我一样的徒步者走在这条路上，户外背包是最鲜明的标志。走了三公里多时，对面走来一个年轻人，瘦削而精干，个子不高，步子却奇大。我冲他一笑，他回笑一下，很腼腆的样子。我问：从居庸关下来？他说是的。我又问：从哪里开始的？他说，早晨从沙河开始，走到居庸关，现在再回沙河去。说完挥手道别，继续赶他的路去了。他看上去平静、从容，步伐匀称，腰背直而有力，并不像走了一整天，至少不像我这样（虽然我看不见自己，但可以猜想）。我算了一下，他已经走了三十五公里了，从这里走回沙河，还有二十五公里，势必要走到夜里九十点钟。他一天要比我多走一倍的里程，而事实上他的速度也的确是我的一倍快。我就算在年轻时，也从没有走得这么快、这么远。
1982年7月，我在北大上学的第一个暑假，同窗好友组织了一个远足小组，计划从北京走到承德。我们在清华园站上火车到昌平，从昌平开始步行到十三陵，第一天住在长陵中心小学的教室里。那天夜里，我们到景陵陵园内玩了一两个小时，在宝山前祾恩殿的废墟上聊天，看星星在暗空中眨眼，听同学吹笛，感受到无可言说的、美丽奇妙的安宁。接下来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贪玩晚睡，早晨迟迟不起，总在太阳开始施虐的时候出发，午后不久便疲惫不堪。就这样，我们每天大概只走得二十公里，一周才走到密云水库。那时路边吃饭远没有现在的卫生保障，不停有人拉肚子生病，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于是放弃徒步，在密云上火车前往承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路达到连续一周，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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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10日，那场有五辆车参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的第一天，路吉·巴兹尼所在的意大利车当天下午抵达南口，在这里过夜。他在《北京到巴黎》中写下了对南口的观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口峡谷，如同两座石山之间的狭窄裂缝，山巅矗立着古代戍堡的烽火台。群山依次展开，奇异的山脊顶向天空。在雨天苍白、阴郁的光线下，风景反倒不如晴日映照下显得那么荒凉萧索。可是这种高度看上去是没法跨越的，山坡也形似城堡的坚壁，装备良好，足以御敌。
离峡谷入口处的南口村还有六英里（9.6公里——译者按：数字可能有误）时，我们的车就没法继续开了。从这里开始，公路进入自南口下泻的那条河，公路与河床合而为一。只有碎裂的石块、鹅卵石、沙砾和水洼。我们只好停车，等我们的人（苦力）赶上来。他们赶到了，奔跑雀跃，兴致高昂，忙着来占有这辆汽车。或许，在他们心里有一种秘密的恐惧，这汽车会逃脱，并带走他们挣钱的希望。所以他们赶来了，呼啸着，如一伙剪径的匪人。
接下来，巴兹尼详细地描述中国苦力如何在头人的带领下前拽后推，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把汽车运送到南口。头人以口哨和歌声来指挥，如乐团指挥一样，使全体苦力能够按同一个节奏和同一个意志来使力。有意思的是，不懂汉语的巴兹尼竟然知道头人所唱的歌，只有曲调是固定的，歌词则即兴杜撰，目之所见、心之所想，都随时成为他的歌词。众苦力只管随他的曲调有所回应，并不在乎他唱了什么。正是这些衣衫褴褛、情绪饱满、始终快乐而昂扬的一群苦力，如同蚂蚁搬家，把这辆汽车搬到南口，搬过燕山，搬到它可以发挥机动能力的北方原野上。巴兹尼是这样描述南口的：
南口村看上去就是一些石片随意堆积出来的，低矮而原始的民舍用乱木条和泥块建成，房子前面是大石堆砌的人行道，街道中间则是深深的水洼。这个粗陋的小镇被围在一个残破的城堡之内。
我们从一个又低又深又暗的城门进入该村那唯一的街道，雨已经停了，几分钟后太阳从云中探出头来，雨水淋湿的石头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人们也出来了，站在门前张望着。
他们简直像是另一个种族的人。他们是山民，强壮有力，身上带着鞑子祖先的印记。这一小群人，为艰厄的石头大山所隔绝，让人想起那些古时候被派到这里把守关隘又被遗忘在此的那些人。的确，这些人也许真是满人征服后派到这里的那些鞑子士兵的后裔，现在不再是军人了，但还在岗位上，无意识地执行着数世纪之前的使命。
意大利车和驾车的团队下午两点四十五到达南口，这一天共走了不足四十英里（六十四公里）。他们进入南口所经由的那个“又低又深又暗”的城门，就是至今犹存的南城门，而书中所描述的那条街，如今只剩了短短的一小截，且早已面目全非。从书中所附的照片看，南口城南门与北门之间那条唯一的街道，中间塌陷超过半米深，这应该是长年缺乏维修的结果。车马践踏，纵是石铺路面也会塌陷，石板破碎，比泥土更妨碍交通。如果无人照料修缮，雨雪积水，路面下沉还会加剧。街两边的商住人家只会维护自家门前，以大石砌筑，保持门前地面不塌陷。天长日久，就会出现照片上那种街道中央深陷地下的景象。不难想象，雨雪之后，车马驴驼经过时会是多么艰难。巴兹尼说南城门“又低又深又暗”，那个“深”就是路面塌陷的结果。城门地面深陷如坑道，往来人畜车担堵死城门，这样的故事常见于清末民国间的各类记录。
在巴兹尼他们到达南口之后很久的傍晚，第二辆车才跟上来，当然不是一路开过来的，而是坐刚开通的京张线北京至南口段的火车来的。然而京张线最艰难的一段，是从南口到居庸关再过八达岭的一段，当时还正在紧张施工中，他们显然不能坐火车过燕山了。第二天，他们只能如意大利车一样，靠中国苦力拉拽推扛，才能越过燕山。在南口的这一夜，巴兹尼写道：
太阳落山不久，南口沉入梦乡。我裹进水手用的那种毯子里，躺在炕上，全无睡意，在想象里继续着我的旅行，在幻想中探索着乡野，就这样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远处有奔腾咆哮的河流，那正是明天我们要走的路线。过了一阵，河水声被急骤的雨声所淹没，风吹雨点击打纸窗，发出如同手指敲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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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深谷里的黄昏来得格外早，太阳刚刚偏西，西侧山峰的暗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从谷底向上逐渐铺展到东侧山崖上。下午四点半，走到高速公路的居庸关出口。左手崖壁一面漆黑的水泥墙上，正中写着“珍爱生命，拒绝邪教”八个红色大字。东边山脊上的长城蜿蜒盘旋，箭垛上数十面花花绿绿的小旗一会儿随风起舞，一会儿耷拉着毫无生气。西边山顶的长城上游人正成群往下移动，阳光依旧强烈，不过很快就要黑下去了。再走十来分钟，转过几个山角，红墙绿瓦、高高耸立、近年才修建的居庸关南北大门遥遥在望。汽车已经不那么多了，沿辅路走进关城这十几分钟里，只有十几辆汽车迎面或从我身后驶来，而且只听到三四次刺耳的鸣笛，这让我感到了大半天都没有体会到的安静和轻松。
居庸关云台是我今天的目的地。下午五点多，我走到云台前时，游人正在散去，服务人员也在准备下班。天光虽然正在变暗，青白汉白玉大石块所砌的云台依旧醒目，甚至也许更耐看。不过历史上云台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元至正五年（1345）建成时，它只是永明寺的一座塔基，塔基上建有三座覆钵式白塔。因为建在关城之内，在南北大路上，正当关隘要冲，所以塔基下开有宽阔的券门，行旅往还，必从塔下穿行，故名“过街塔”。据《析津志》记载，元帝巡幸经过这里，有时会在永明寺歇息，寺庙建筑极为富丽：“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对元顺帝而言，迫使行旅经由塔下，既是一种敬佛行为，也符合治安方面的考虑。
《析津志》收有欧阳玄所写的《过街塔铭》，对于了解云台建造史非常重要。根据这篇铭文，建塔之初，就是“伐石甃基，累甓跨道，为西域浮图，下通人行”。整个建造工程“山发珍藏，工得美石”，“堑高陻卑，以杵以械”。值得注意的是，欧阳玄一方面夸耀过街塔“广壮高盖，轮蹄可方”，另一方面又说“中藏内典宝诠，用集百虚，以招百福”，似乎是说过街三塔里藏有释典经论，这和那个时代佛塔土石内多藏佛经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更有意思的是，欧阳玄这篇铭文还从哲学高度阐释了永明寺和过街塔的意义，他提到在过街塔占据交通线之外，另在悬崖边修了一座三世佛殿，断绝了从旁绕道的可能性，不仅“势连岗峦，映带林谷”，而且“令京城风气完密”。这一句“令京城风气完密”究竟是一种事后的阐发，还是元顺帝启动这一计划的动机，当然已不可知，但似乎透露了某种可能。元顺帝醉心于种种神秘主义理论，身边有许多奉献奇谈怪论的奇人，如果有谁提起“京城风气”因居庸关的南北通透而不够“完密”，引发元顺帝造塔建寺之举，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过街塔的三座白塔到明初已经毁掉了，可能是因为地震。后来在塔基上建寺庙，由此把塔基称为“云台”。寺庙到清代也毁了，就成了今天唯有云台独存的局面。明代寺庙在云台上的印痕，就是那一圈汉白玉护栏。据说云台顶部还有明代寺庙的柱础，不过我从未上去看过。值得仔细瞻仰的是元代券门内外的浮雕和刻铭，特别是汉、藏、西夏、梵、回鹘、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是古语文学研究者常常会提到的，我自己很多年前就不只一次陪海外学者专程来看过。其实我对这种塔基和券门相结合的形制更感兴趣。林徽因在讨论法海寺白塔时，对白塔建于有拱门贯通的塔基之上，曾联想到居庸关的云台，认为是同一种建筑样式。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制源于古代城门那种上有高楼下有大门的建筑传统。
天暗下来的时候，我联系到一家为长城游客开的客栈，请他们来车接我。很大的客栈，住宿者却只有我。主人解释，游客到长城都是一日游，愿意住下来的非常少，“生意不好做呀”，他说。不过在长城脚下住一晚真是值得，空气清爽，带着一丝甜蜜。凉意比夜色来得更快，让我一下子忘记了白天在旧县和龙虎台一带时所经历的酷热，对眼前的舒适生出莫名的满足和感激。洗过澡，换过衣服，吃过店主人替我去山下买回的饭菜，在客栈前的石板台阶上看黛色的燕山和山脊上游动着的长城慢慢隐入暗黑，听远处时紧时慢的蝉鸣。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两脚各打了一个水泡，但显然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知名的鸟从头顶飞过，叫声清脆，由近而远，只在倏忽之间。
居庸关外看长城
——从居庸关到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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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象。按照计划，我应该每天走六小时，平均每小时五公里。早上六点起床，不到七点出发，那么中午以后不久，就完成了一天的行走任务。这样，下午住店，洗澡放松，读书写笔记各两个小时，天一黑就睡。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完美节奏从未出现。平时轻身快走当然可以每小时五公里，背包长途连四公里都达不到，更不用说山路上下的困难。早晨虽然醒得早，可要无视腰背四肢的酸痛一骨碌起身，却不那么容易。所以很自然地，6月26日，也就是第三天，本计划早七点出发，其实七点多才醒，吃了饭，请店家开车送我到居庸关时，已经是上午九点了。
今天我不会是一个人，同伴已在云台下等着我。潘隽，一位经营教育和游学业务的年轻企业家，一个多月前在和我商量8月的中亚游学时，知道了我前往上都的计划，当即表示要利用周末加入。作为户外健身活动爱好者，潘隽在我面前是专业和教练级别的。她一大早开车到居庸关，停好车，就在云台西南侧的一棵大树下做起了拉伸。我虽运动有年，却从未认真做过拉伸，得她指导，掌握了几个拉伸动作的基本要领。做完拉伸，已过九点半，我们背上包出发。和前两天不同，我把登山杖拿了出来。吸取前一天的教训，我们避开公路，走沟底小河边的小路，这样更接近古人的路线，也可以避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卡车。
从居庸关城向东进入关沟，沟里的小河就是著名的温榆河的上游。河边有一条乡村公路，沿着河沟南北伸展，在峡谷收窄的地方，常常西斜与京张公路汇合，我们则在没有路的河滩上继续向北上山。尽管是夏天，河水还是又浅又窄，河滩长满了高低不齐的野草，茂盛蓬勃，甚至掩盖了河水的存在。幸亏用了登山杖，既可以拨草寻路，也能在踩着石头过河时保持平衡。去年夏天在湖北老家徒步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失去了沙滩，我所熟悉的那种在月光下白花花一片的河滩已不复存在。建筑用沙的巨量需求，使得大多数宽阔的河滩被挖得千疮百孔。河流水量的急剧下降，以及夏日洪水的不规则发生，使得河滩里的沙石与腐殖质混合起来，形成厚厚的黑泥，生长出高而密的芦苇等水草，而黑藻、水鳖和浮萍几乎塞满了水体。这种物理和生态变化可能普遍发生在中国的河流里。就连这里，八达岭峡谷里的小河，也发生着同样的过程。这么小的一条河，有的河段还被人筑坝蓄水，养殖鱼虾，水体发散着腐烂的气味。
河两岸的灌木丛和野草贡献着美丽的小花。只有在野外行走，你才会注意到一年生植物更多是在夏天开花，夏日原野上的百花之绚烂真是无可比拟。也只有在这样慢速的行走中，你才会被那些随处可见的小小花朵所打动，被那种淡淡的、甜甜的香味所吸引，才会注意那些飞旋在花朵与绿叶之间的蜂蝶。花瓣变化多样的几何形态与色彩搭配，是我走路时最喜欢想的问题之一，因为明知没有答案，不必使劲想，所以轻松又有趣——你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正变得急促，甚至不会注意到你已经随着河床的抬升而走到很高的地方了。
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自南向北者，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风物一变，不免心神震荡，所谓“心洞神竦”，忍不住要诉诸笔墨。吴师道的诗“神京望西北，连山郁崔嵬；百里达关下，两崖忽中开”，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柳贯有诗云：“我来山水窟，爱此不能忘。”胡助的诗句“天险限南北，乱石如城陴”，感慨关塞天险，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类似的感慨也常见于其他人笔下，“惟天设限蔽，万古何雄哉”，“居庸关外阴漫漫”，“居庸关外草连天”，都是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自上都南返者，到了居庸关，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即将回到温暖的大都，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胡助的诗句“居庸山水新霁色，左右清景轩须眉”，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元代蒙古人对居庸关有自己的名称。《蒙古秘史》写作“察卜赤牙剌”，即Chabchiyal，这个词的意思是陡峭的峡谷或深沟，与Dabaan（意思是山口或关口）结合，就是居庸关。《析津志》说居庸关“古今夷夏之所共由定，天所以限南北也”，元帝北巡上都，居庸关是必经之路，“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途，率以夜度关”。所谓“以夜度关”，是指很早从龙虎台出发，到居庸关时天还没有亮，需要“笼烛夹驰道而趋”，目的是一日过山，到山北的棒棰店宿顿。杨允孚《滦京杂咏》云：“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就是写天不亮从昌平（其实是龙虎台）出发，沿路列队夹道高举火烛照明，到居庸关时还是很早，但已经听得见早起的黄莺鸟嘤嘤而鸣了。虽然《析津志》有“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的记录，但一般来说，元帝似乎不愿在居庸关住宿，也许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所谓“驻跸于寺”，只是路上临时休息一下。
元代陈秀民赴上都路上，曾在居庸关投宿：“晨出健德门，暮宿居庸关。风鸣何萧萧，月出何团团。”那恰好是一个月圆之夜，对月思乡，不免感慨身世：“我本吴越人，二年客幽燕。幽燕非我乡，而复适乌桓。”然而，壮丽峭绝的燕山景色似乎没有给他带来惊喜，反倒平添了些凄寒之气，让他觉得“寓形天壤内，忽如水上船”，把不能自我支配的人生比喻为水上随波飘摇的舟船。我在居庸关下的关沟里沿河上行的时候，既没有留意风景的壮丽，也常常会忘记地势的险要，因为我的东边山腰有火车奔驰，西边有高速公路如丝带般飘过，哪里还有“折冲险道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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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吉·巴兹尼所加入的意大利赛车队，1907年6月11日晨离开南口时，热心的南口人燃放鞭炮给他们送行。他们沿着温榆河岸边古老的驿路北行，穿过居庸关，翻过八达岭，直至岔道古城。巴兹尼的《北京到巴黎》中最宝贵的部分是诚实地记录了中国“苦力”如何以他们的血肉之躯，硬生生把那辆意大利车拖拽推扛，以非常快的速度“运送”到了山北的平坦道路上。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赘述他对苦力们艰难工作的记录，我注意的是他如何观察，以及如何描述关沟与燕山。据说，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人对同样的自然景观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达，我们已知道中国古人和今人是如何描写居庸关一带风景的，那么意大利人巴兹尼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周围的景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头顶上是持续延展的山脊，起伏波动，光秃秃的，陌生而怪异；黑云笼罩，白雾升腾，使得那些山脊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大、更远、更可怖。下面是一道河流，同样变化不定，这会儿看上去如小溪般安静而无辜，在路侧蜿蜒出没，掩映于绿色灌木丛和柳丛中，我们都不敢从路边向下仔细观看。沿路时时可见成列的烽火台，从山巅向下直至深谷，复由深谷上升，渐高渐远，慢慢消失。这些有锯齿状箭垛的烽火台，是为了防卫外侧的攻击者；这是第二层防卫设施，依附于那巨型的壁垒——长城。
两侧烽火台长列向下交会之处，是一个大村子——居庸关。我们进入那高而阴郁的城墙，就看见一座奇妙的大理石穹拱，从远处看你会想到罗马，有精致的浮雕，描绘着花草和人物。这座巨大的穹拱在村内贫穷低矮的房舍间巍然而立，庄严雄伟，这是那个懂得何为伟大何为壮丽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最后文物。在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居庸关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那时，那些伟大的军队的满大人们，和罗马执政官一样，浸润于富丽堂皇之中，轻松地打发掉他们懒散的时光。
巴兹尼提到的穹拱，就是只剩下台基的过街塔（云台）。尽管他发了这么多感慨，但车队并未在此停留。那时京张铁路正在关沟施工，但似乎还没有影响到沟底的旧路。随着工程的展开，关沟东侧开掘路基所挖出的石头和泥土被推到河谷里，对河床与道路形成直接的破坏。巴兹尼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却提到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欧洲工程师，是中国人请来帮助开隧道的。很显然，巴兹尼知道京张铁路是清廷独资自建，不用外资，不用外国工程师。非常有意思的是，几天后走在前往张家口的路上时，巴兹尼他们遇见了一个说流利英语的中国铁路工程师：
“你们要去哪里？”
就在我们刚刚过了一座废弃的小庙时，耳边响起了这个提问，说的是英语。我们惊讶地转过身，只见一个中国人坐在树荫下，看着我们。是他在跟我们说话吗？是的。
“你们要去哪里？”
“张家口。你呢？你是谁？”
“我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研究。”
“研究什么呢？”
“京张铁路。”
“希望你觉得有意思。”
“等一下。”
“为什么？”
“我想说 How do you do。”于是这个工程师停下。他看起来更像是在休憩的研究，郑重其事地走过来显示他懂得欧洲礼仪。他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不停地说：“再见，再见。”然后返回他的树荫下面。
我第一次读到这里，就想：巴兹尼他们遇到的是不是詹天佑？那时詹天佑已升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位高权重，似乎不大可能孤身一人出现在路线调研的野外。如果不是詹天佑，那就是詹天佑的手下、同样在美国学习过的其他工程师。总之这是一次有趣的相逢。这个工程师显然比巴兹尼他们在关沟遇到的那个帮中国人炸隧道的欧洲工程师更热情，那个被中国人敬称为“开山的老先生”的工程师坐在撑着凉棚的轿子里，抬轿子的是情绪饱满的中国轿夫。与车队相遇的时候，他只是用英语说了句“早上好”，继续下山，一刻也没有停留。
巴兹尼提到沿路众多的村庄和居民，在今天已十分罕见。在京张铁路通车以前，关沟作为北京前往张家口、包头等地商旅交通的必经路段，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滋养了关沟内的服务业。这种情况很可能自古已然。元代杨允孚的诗：“翎赤王侯部落多，香风簇簇锦盘陀。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写的就是关沟内的居民，只不过他的目光是紧紧盯在那些突厥等部落的年轻女性身上。“翎赤王侯部落”，是指那些被迁到关沟一带司职守卫的各部族人员，比如原来居住在西域的哈儿鲁（即唐代的葛逻禄，Qarluk）。元人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收有一篇为柏铁木尔所写的家传，提到柏铁木尔“其先出于西域哈儿鲁氏，世居海牙里”，高祖塔不台跟随本部的阿尔思兰汗（Arslan Khan）归附成吉思汗，参与征金战事，“从太祖攻居庸关有功，遂以所统哈儿鲁军世守居庸之北口”，从此就在关沟一带住了下来。
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元大汗们又把钦察、唐兀、贵赤等部落兵分配到居庸关一带，就形成了“翎赤王侯部落多”的形势。这些人世代在此，担纲守卫，家属自然参与一些可以盈利的服务业。周伯琦的诗句“市阛云聚散，关岭斗低昂”，写到关沟内的“市阛”。胡助的《居庸关》有“民居亦棋布，机硙临山陲”，柳贯《度居庸关》则说“岂唯遂生聚，列廛参雁行”，表明那时四十里关沟内有相当繁荣的服务业，为往来商旅提供住宿、饮食和交通等服务。这种繁盛景象，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就不复存在了。商务旅行都坐火车，还在地上一步一步走的人一定都享受不起服务，关沟的服务业迅速过剩，不久人口锐减，市廛萧条。巴兹尼他们经过时，大概没有人会知道，关沟的荣耀已到了黄昏时分。
3
从三桥子往北，河谷迅速收紧，走在谷底乱石耸动的河床上时，只需要从东侧的铁路和西侧的公路越来越近、似乎紧紧挨在一起，就知道河谷已非常狭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说居庸关“崇墉峻壁”“林障邃险”，指的应该就是这种地貌。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记录居庸关的军事地理形势，特别强调“两山夹峙，一水旁流”，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居庸）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险要”。越来越窄的河谷对防卫者固然是一大便利，对行旅交通却极为不便，怪不得古人以军都陉为太行八陉之首。军都陉就是居庸关，燕山与太行山相接的这一段叫军都山，所以古时称居庸关为军都关，在此设军都县。
不远处汽车的轰鸣，使得周遭的自然风光被压制在感受的边缘。郦道元《水经注》有这么一段话，描述走在关沟时的情感波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尚思矣。”今天走在关沟，很难有这样的体验，即使偶尔鸟鸣啾啾，也被淹没于雄浑如海潮的汽车马达声中。不过，我在河道里拨开芦苇和乱草寻路而进时，理解了郦道元说这一段“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最窄的地方“路才容轨”，只够一辆车通过。南宋程大昌《北边备对》也说这里“中间通行之地才阔五步”。那么，元代皇帝们骑着大象从这里经过时，断断乎不可能四象并行。《马可·波罗游记》说：“大汗行猎所经之处，有些地方的关口非常狭小，他就只能乘坐在两头象身上，有时甚至乘在一头象上。”在“路才容轨”“阔五步”的关沟北段，元帝的象辇当然只能使用一头大象了。
中午时分，我们走过三堡村，到了村西北的弹琴峡。西边山脚石壁上刻着“弹琴峡”和“五贵头”两行字，落款是“邑人王福照书”，刻写时间大概是清末。五贵头指的是石壁对面的山。据说“五贵头”原作“五鬼头”，在京张铁路开通后又改名“五桂头”，那么王福照写这几个字，当在1909年铁路开通之前。南侧石壁有一篇刻写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居庸关重修关帝庙创建魁星阁碑记》。据各种资料介绍，附近摩崖刻铭甚多，可以略略想见当年这一带的热闹景象。杨允孚的诗句有“题名石壁辽金字，宿雨残风半灭磨”，说明元人所见关沟摩崖题铭主要是辽金两代留下的，只是不知道“辽金字”是指辽人和金人所写的汉字呢，还是契丹字与女真字，我猜前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元代每年从驾往返两都的文臣如此之多，当然会有更多的题壁文字了。《析津志》说“两京扈从大驾，春秋往复，多所题咏，今古名流并载于是”。这种盛况，正如耶律抑溪所说“两京巡幸多题咏，百代兴亡要主张”（据刘晓考证，耶律抑溪是耶律柳溪之误，耶律柳溪即耶律希逸，是耶律楚材的孙子）。大概路经关沟的文学之士，目睹道旁石壁到处是字，见猎心喜，没话也要找出话来写几句。胡助说关沟一带“从官多名儒，山石遍题名”，方便写字的石壁上想必早就写得满满是字。不知道这些题咏、题名仅仅是墨书呢，还是会雇人镌刻。此后的明清两代，刻写不断，覆盖前人的必定不少。1907年巴兹尼他们经过时，还见到石崖上到处是刻铭、题记。可惜如今都已难得看到，明以前的题记更是基本无存。
弹琴峡一带，峡谷收紧且急剧抬升，谷底花岗岩大石交错叠压，河水时潜时见，水流冲击岩石，发出悦耳的声音，如同琴声，在两岸悬崖间回荡，所谓“水流石罅，声若弹琴”。柳贯的诗句“水声与石斗，风飘韵清商”，就是写这一景致。弹琴峡见于历代题咏之频繁，仅次于居庸关，其中颇有名篇名句，如纳兰性德的“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写”。元代陈孚《弹琴峡》云：“月作金微风作弦，清声岂待指中弹。伯牙别有高山调，写在松风乱石间。”前面提到过的耶律希逸也有“风清时听琴三弄，人世知音问有无”之句。然而，今人到此，恐怕已无从想象当年的弹琴峡，因为修铁路和公路把两边山崖的土石砍削下来，填充到谷底石溪间，河道完全改观，溪水冲击乱石所发出的琴声，早成绝响。胡助当初写“阿谁弹此曲，遗音千万年”的时候，哪里知道要不了六百年，“白石似琴身，流水似琴弦”的弹琴峡就会消失，说什么“千万年”呢。
弹琴峡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年前修建高速公路时“重新发现”的元代小型石窟，窟内有弥勒像一区，石券门上刻有“弥勒听音”四字。元代及后来的佛教造像，这一带还有石佛寺、五郎像等等。关沟商旅繁盛之时，寺观香火也是很旺的。巴兹尼在《北京到巴黎》里写过沿途的寺庙和佛像崇拜，他们在关沟内也见到很多磕长头的朝圣者，这些朝圣者的生活形态还使巴兹尼把他们自己的汽车拉力赛也升华成了一场朝圣之行。京张铁路开通后，商旅锐减，关沟经济萧条，当地人士试图发展旅游重振经济，把古来名胜编联成“关沟七十二景”，各取雅名，这就是今日“关沟七十二景”的前身。
从石佛寺往北，谷地渐渐开朗，距离山顶越来越近。我们偶在树荫下歇息，会有成群的蚊子在身边飞舞，制造某种恐怖气氛。好在很快就走到水关长城，眼前游客花花绿绿一片。从水关长城向上，就没有谷底河道可行了，只好在公路上靠边走，小心地避让一切对面和背后的来车。再走一个多小时，中午一点半，到达八达岭。这里就是元代居庸关的北口。我们走过那些出售“好汉证书”的商店，穿过乱糟糟拥挤着要购买“好汉证书”的游客人群，走向八达岭关门。胡助有诗句“过者但知今北口，居人不识古长城”，那时古长城的遗迹已黯淡沉灭，明长城的建立还有待时日。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长城被视为暴政与边荒的象征，孟姜女哭倒的岂止是一段土城而已。可是一百多年来，长城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达岭一段的长城不仅是万里长城的象征，也是中国旅游的象征，甚至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象征。这个变化，在林霨（Arthur Waldron）的名著《长城：从历史到神话》（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里，有生动、深入的探讨。该书的副标题“从历史到神话”算得上是单刀直入，简洁明快。从许多方面看，如今这个神话还在进一步地塑造之中。
4
巴兹尼《北京到巴黎》记录了他们在1907年6月11日所看到八达岭长城，并借此机会大发议论——
刚过八达岭村，一条令人震惊的长线盘旋于我们前后的山脊之上，遥遥在望。这条长线时隐时现，微露齿状，有如一个带牙的东西，靠近我们时，渐渐显现出数不清的、串在长链上的烽火台，如同守卫在岗位上的巨人。这就是长城。
从远处看，紧紧贴附在山脊和山侧上、与高山的轮廓协调一致的长城，完全不像是人类的作品。它是如此巨大，无论从哪个位置去观察，所见者远不到它真实长度的千分之一。这个东西似乎是地球上的离奇怪物，是被某种伟大的、未知的自然力所抛掷出来的，是一场大变异的产物，只不过这场变异并非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性的。
越靠越近的时候，长城逐渐掩藏于一丛丛云朵般的山峰之后，我们只在道路最后一个大拐弯的地方才再次看到它，就在我们即将进入它那仍可使用的城堡覆压之下的、厚重的双层关门之时。通向关门的道路至多可说是一条在山石间凿开的通道，越往上越陡峭难行。在毫不间断的雨水中，我们已经走了八个小时了。我们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每分钟都得停下，清理开路上的石块，以容纳车轮，并保护调速轮（fly-wheel）不为路面突出的石块所伤害。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阴郁的、荒凉的。
我们紧贴着一道陡峭的深谷，忽然，两条电报线从深谷冒出来，掠过道路和长城。如同看到了熟悉的面容，这些电报线是我们的朋友，会把我们的消息带给外面的世界。可怜的古城墙啊，三个皇朝和数百万人的辛劳与骄傲，并非只有大炮让你变得毫无用处，一根线就足够了。最遥远的人们可以静静地彼此交流，经由长城的头顶，而完全无视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