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处看时，长城并不那么雄伟。有点像一般城镇的城墙。而对于刚刚见过北京高大城墙的人来说，长城就更加经不起比较了。然而，当我们过了八达岭，在通往岔道城的路上回过头再看长城时，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一线白色的长城直奔目力所不及的远方，起起伏伏，随山势而升降，时而跃入林谷，时而昂扬而起，时而侧向拐弯，时而径直前行，以各种方式引领着烽火台。一会儿在我们面前徐徐展示其城垛，过一会儿又在远处成群结队。像是一个古怪的东西，时而招摇，时而谦退，如此交替反复，直至两边的天尽头，直至最高之处，直至变成难以察觉的一个小小线头。而这只是直隶省内的五百英里而已，在这段长城的外面，才是遍布危险的边疆。这只是内长城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我们即将在张家口看到的“万里长城”，沿着中国本部的边界伸展，长达一千五百英里。长城可不只是两重城墙而已，在岔道城之后的平川旷野上，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烽火台、更多的城堡，一如我们在南口河谷之所见。
中国人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西方，这种劳作直到三百年前才停下来，直到中国的皇位被鞑靼人所占据，而恰恰是为了对付这些鞑靼人，才出现了这种砖头加灰浆的建筑。
以我们现代人的心智去理解，长城更像是表现中国人恐惧的纪念碑，巨大而又毫无意义，壮丽而又荒唐可笑：我们欣赏它，又嘲弄它。可是我们忘记了，罗马也在大不列颠岛上修筑了双层城墙，以对抗不屈不挠的喀里多尼亚人。而且，历史上有很多时期的生活条件使得人们认为，在相邻的国家与种族之间，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筑建起巨大的障碍物，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要的。即便是今天，那种巨型工程，比如在地球上铺设成千上万英里长的铁轨，为此要砍掉那么多的森林，要在大山的心脏里开出一条路，等等，我们现在认为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可是，说不定将来也会被认为比修建长城更不可思议、更荒唐可笑、更中国。
5
岔道雄关
古代道路至此分岔，所谓“路从此分，四通八达”。辇路正是在这里与驿路分开，各奔一方。
从八达岭关门往前，就是一路缓坡下山。中午两点整，我们到达岔道城东门。古代道路至此分岔，所谓“路从此分，四通八达”，向西北经怀来、鸡鸣驿前往张家口，向东北则经延庆进入黑谷峪，后者就是元代辇路所在，辇路正是在这里与驿路分开，各奔一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岔道城“逼临山险，为居庸之外卫”，军事意义由此可见。元代过八达岭后的第一个捺钵，应该就在明代修筑的岔道城一带。明代的岔道城，属于宣府镇庞大又复杂的防卫体系的一部分。经十几年来的修复，现在岔道城在形制上大致可见明清旧观，特别是东、西两个城门颇有气势。不过到长城的游客通常停留在八达岭一带，不会来岔道，这里几乎没有游客，只有东门门洞内呆立着两个年轻的保安。出奇的安静，新修的仿古民居反倒增添了破败和寂寞的气息。然而，夏蝉怒鸣中，城内主街上的三棵古槐，有如灰色画布上的三大团绿彩，给似乎已被岁月遗弃的古城注入些许生命。
岔道城只有东门和西门，分别题为“岔东雄关”和“岔西雄关”。我们从东门进城，沿街西行，经过清真寺，到一家名为“铁锅王”的客栈休息、午餐。非常意外的是，客栈里住有几个青年，正傍着西窗读书，完全没有长城游客那种慌急忙火的紧张劲儿。主人领我们到空无一人的上房，摆开桌椅，先切了个西瓜，再陆续上菜。从外面绝对看不出，这个小院轻漾着舒适和静谧的气氛。如此凉爽，连头顶上的太阳都不再那么令人畏惧。元代的萨都剌有诗句云：“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明代有条谚语：“过了八达岭，征衣加一领。”就我自己的体感，山南山北的气温差距应该超过五度。其实岂止是气温上的差距，空气质量的差异更是巨大。一过八达岭，天空明丽，一切都显得好看了，哪怕是灰暗的房舍和远处山头上的黄土墩台。空气不仅不再呛人，甚至还略有甜意，使得你不由自主地深深呼吸。
军都山南北气温的差距，古人在旅行中自然有深刻印象。本来从京北平原地带进入居庸关，气温已显著降低。胡助的诗句“清泉白石幽深处，暑气绝无寒气生”，就是对关沟里气温的体察。但过了八达岭，更有季节转换的感觉。王恽《中堂事记》就说：“出北口，午憩棒棰店。天容日气，与山南绝异，以暄凉较之，争逾月矣。”他觉得山南山北的差异几乎是一个月那么大。清代有一句诗，描述春天自居庸关出八达岭的“气候之异”：“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在弹琴峡与榆林驿之间，也就是今日的岔道城一带，有一首诗写早晨向往来行人叫卖豆粥的女店家：“狼山山下晓风酸，掩面佳人半怯寒；倚户殷勤唤尝粥，正宜倦客宿征鞍。”初夏天气，山南已是暑气蒸腾，山北却是“晓风酸”“半怯寒”，诗人把自己的感受加在了那个倚门唤客的佳人身上。
在计划前往金莲川之行时，一再有人提醒我中暑的危险，特别是从北京到八达岭这一段。我也认为只要过了八达岭，就不必担心气温了。虽然后来证明这种想法并不全对，但基本上一进延庆，就舒服得多。因此，很自然的，坐在岔道城那家客栈里吃午饭时，我对完成这个计划似乎信心大增。从早晨离开居庸关到现在，我们走了不到五个小时，但连续上山造成的疲劳还是比较明显的。脱去鞋袜，检查一下两脚的水泡，发现一直疼痛的右脚食指指甲周边出现肿胀，大概是甲沟炎。十年前我参加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中西部旅行时，右手食指得了甲沟炎，指头肿得比大拇指还粗，相当不好受，直到回新疆后在吐鲁番做了个小手术。对长途步行者来说，甲沟炎可比脚上那两个水泡严重得多，好在接下来的两天会有时间找医生解决。
下午三点，我们离开客栈，继续沿街西行，经过官井、把总署和城隍庙到西门，顺内墙台阶上了西城门。从城门上俯瞰全城，四围城墙、城内外街道格局都一清二楚。原来岔道城是一个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内主街也在东侧呈明显的弧形，现今岔道村除了包含原岔道城以外，主要是在西关外发展起来的，这很可能与城外的客栈、商铺等非官方服务业有关。南望燕山，深绿色的山峦层层叠叠，山脊上盘旋着细如长线的银色长城。想起巴兹尼《北京到巴黎》里对这一段长城景色的描述，不由得好奇，那么，中国传统文学的笔法会如何描述呢？
明代徐渭（1521－1593）在他五十六岁那一年，即万历五年（1577），应时任宣大总督的老同学吴兑之招，前往宣府，在明朝的北部边疆生活了大半年。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他游历边境，增益见闻，到过我此行要经过的某些地方，写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诗文。但他此前的大病和入狱，似乎对他的健康破坏很深，所以经受不起宣府那个冬天的严寒，只好在第二年春天返回北京。他往返走居庸关，都是乘坐一种小轿子，所谓“一肩舆坐度居庸”。什么样的“肩舆”呢？徐渭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描述，说是“坐小兜，冒以红毡”，即双人肩扛的小轿，上面覆盖着红色毡子。他返程经过八达岭时，写了一首诗，长长的诗题对眼前景色有所描写：“自岔道走居庸，雪连峰百仞，横嶂百折，银色晃晃，故来扑人。”连峰与横嶂，让人一下子就想到古代中国的山水画。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种观察和表达的传统，也已越来越远了。
巴兹尼的意大利车队并没有进入岔道城，而是继续向西，前往如今已沉没在官厅水库里的怀来县城。两个月以后，即1907年8月10日，他们率先抵达巴黎，赢得了那瓶作为奖品的玛姆香槟（Mumm Champagne）。作为纪念，整整一百年后，也就是2007年，同样路线的洲际汽车挑战赛再次举行。然而，这时到处都是高速公路了，巴兹尼描述的艰难行程几乎不复存在。穿越关沟、翻越八达岭，成了一瞬间的事情。高山、深谷、悬崖、绿野和长城，都不过是车窗外飞速闪过的一抹颜色而已，巴兹尼那样的记录已成绝响。移动速度对于观察者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正是在这种比较之下，才能理解，步行之于高速飞驶的汽车，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
所以我们就在岔道城与巴兹尼分手了。
6
告别岔道城，我们沿西门外向北的路走上一座小山，那里有一条不能通车的沙土路直指小泥河村。从地形分析，元代辇路应该是在稍西一些向北，基本上就是沿今日的西新路，在簸箕营折入今八达岭路，再往北就到了延庆（元代的龙庆州）。我不想与汽车拥挤在一起，特意选择山边的小路，从岔道城经小泥河村、大泥河村，以大榆树镇为今日的目的地。这个略微偏离辇路的线路穿行于玉米地和山林间，除了偶尔遇到几个村民，再没有别人出现，更听不到汽车声了。右手边是静默的燕山，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散布在山脊上的长城墩台。微风吹拂，凉爽宜人。只有路侧草丛和树林里的虫声，提示着这是夏天。
我的同伴潘隽有比我丰富得多的户外经验，身轻体健，一拔腿就走到我前面去了。我读过的徒步指南一类的书上说，多人一起行走，每人要找到自己的速度和节奏，不可追人，亦不可等人，如此才能持久。我们就是这样各走各的，但每过一小时她会停下来等我一下，因此才没有走出我的视线之外。聊天中，她经常提到中欧和戈壁挑战赛，这两个关键词都是我非常陌生的。中欧是指中欧商学院，潘隽对她就读过的中欧商学院认同度非常高，我通过她而认识的其他中欧同学也无不如此。对我来说这是很新鲜的，因为我一直把这类商学院看作职业培训，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而一所职业培训机构能够使学员具有这么高的情感和思想的认同度，不能不说是相当成功的。
戈壁挑战赛的全称是“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创始于2006年，由多所商学院组队参赛，比赛内容是在河西走廊西端瓜州与敦煌间的戈壁上，用四天时间徒步穿越一百一十二公里的无人戈壁滩。研究者认为这片戈壁就是古代的莫贺延碛。唐代玄奘法师西行的全程中，以这一段最为艰难，既绝了水，又迷了路，“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被迫决定掉头，回到第四烽去，已经走了十几里，忽然想起自己发过誓愿“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于是下了决心，说“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这么想清楚了，拨转马头，朝不可知的危险而去，即所谓“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戈壁挑战赛在玄奘走过的路上进行，所标举的就是这种“从坚持到超越”的精神。
对商学院学员来说，戈壁挑战赛名声响亮，他们只用简称“戈六”“戈七”等来说那些参与过或很熟悉的赛事，参加过戈壁挑战赛的则都是“戈友”。参赛者分成争取名次的A队和不计成绩的B队，能够进入A队的当然都是千挑百选的强者，而进入B队的也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潘隽很谦虚地说，她参加的是B队，而她的好朋友赵欣是获得过名次的A队。赵欣也计划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走向金莲川”，所以我会有机会认识她。从潘隽的介绍，知道戈壁挑战赛的赛前训练非常系统和严格，有专家指导，经过这番训练的戈友都或多或少积累了户外运动的经验。比如，每天徒步之前和结束之后的拉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小泥河村时，天越来越阴。再走不到半小时，就到大泥河村了。大泥河村南北向的主街上有一棵粗大而苍老的槐树，似乎在表明这个村子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只是树腰上环绕了一条标语牌，显得有些唐突。村中还有一座戏楼，看起来像是清代至民国的建筑，似乎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登记为文物的，无墙敞透的地方都围上了金属网，算是保护起来了。这时黑云翻腾，天暗了下来，马上要下大雨的样子。离大榆树镇还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决定就到这里，结束第三天的行程。于是向村头老乡打听有谁开出租车送我们到居庸关，老乡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几分钟后，开始有零星雨点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开着轰轰响的小车赶过来了。车过八达岭，雨意全无，阴云都隔在山北了。回到居庸关停车场，游客正在散去，我们还有时间做几组拉伸，才开着潘隽的车南返。再过一小时多一点，天还大亮，就回到中关村了。
我接下来有差不多两天的休息时间。此前的十多天里，王抒正在中欧多国进行他的“启蒙之旅”，从微信里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德国、捷克等地非常有趣的旅行。他定于6月27日返回北京，然后和我一起完成从延庆到正蓝旗的全部行程。我们计划28日夜赶到延庆，29日从延庆出发，所以留给他休息的时间只有一天。我呢，根据这三天的试探，要做一些新的准备，特别是要解决脚趾头甲沟炎的问题。虽说走了三天微微有些疲累，但比起三天之前，信心大大提高，这才真的是令人愉快。
黑谷深深十八盘
——从延庆旧县镇到白河堡水库
1
被手机闹铃叫醒时，我正在做一个有关故乡的梦。睁眼看陌生的房间，床边堆着的蓝黑色背包，以及小桌上摊开的昨夜入睡前所读的书，才完全清醒过来。这是6月29日早上六点，在延庆的一家宾馆。昨夜我们一行四人在五道口集合，开车来到延庆，在这家宾馆住下，约定六点半大堂见。除了王抒和我，我的同事郭润涛教授和潘隽的同事刘冰也加入这一天的行程。我收拾停当下到大堂时，他们都已经等在那里了。夜里下过小雨，街边苦楝树瘦长的树叶油光发亮，空气里满是湿意。于是到隔壁的小吃店吃早饭，豆浆油条煮鸡蛋，再买一袋馒头准备在路上吃。吃完早饭，我们告别延庆，坐出租车前往旧县镇，从那里开始走去白河堡水库。
旧县镇就是元代的缙山县城所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1285－1320）出生于本县，当上皇帝后就把缙山县升级为龙庆州。周伯琦在《扈从集》里记他所参与的1352年6月那次北巡，车驾大队并没有进入缙山县（正如此前没有进入昌平县），而是宿顿于车坊，车坊在“缙山县之东”。缙山（或缙云山）即今佛爷顶。从海坨山等北部山地发源的多条河流汇入妫川盆地，形成大片的湿地和肥美的良田，“风物可爱”。周伯琦对缙山县的农业条件印象很深，特意记录“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竟然还是元朝皇家的粮仓之一。他的纪行诗叙述过了八达岭之后，“居庸东北路，草细一川平，夹岸山屏转，穿沙水带萦”，与山南景象迥然不同。接下来就说到这一带农业物产之饶，“缙云山独秀，沃壤岁常丰”。
我在出租车上问司机，这一带是不是还种植小米。他回答说只种玉米。的确，公路两边可以看见的农田，种的全都是玉米。周伯琦所说的那种供应皇家内膳的大颗粒粟米，早已被单位产量和经济效益大得多的作物比如玉米所驱逐。旧县是妫川平原的中心，而妫川平原是地理学上所说的断陷盆地接收南北河流冲积物而形成的，有“北靠山，南连川，五万亩山，五万亩滩，五万亩粮田”的说法。妫水上源各支流构成的灌溉水网，使妫川平原足以提供大片的宜耕良田。军都山南北支脉夹持环护的地势，又使得这一带地下水资源格外丰富。郦道元《水经注》说牧牛山（即海坨山）山下有九十九泉，附近还有很多温泉。其中有一个水温特别高的温泉，可“疗治万病”，然而“此水炎热，倍甚诸汤，下足便烂人体”，病人需要把热水引到别处，慢慢降温，等水凉一些才能使用，所谓“消息用之耳”。如今海坨山下泉眼锐减，妫川平原河流多枯，滚烫的温泉更只是古老的传说了。
七点半过一点儿，我们在旧县镇政府附近下车。先找片空地，在刘冰带领下做拉伸，然后沿八峪路向北走出这个安静的、全然没有古旧意味的古镇。走了一刻钟，到旧县村，再往北，就上了212省道（昌赤路），这条公路将会带我们到白河堡水库。也许因为还是早晨，路边虽然常有房屋，却见不到什么人。从旧县往东北再走一公里，见一岔道口，路边大石头上刻着红字“车坊村”。原来，这条岔道以东的那个车坊村，应该就是周伯琦所记载的、元代皇帝当一个捺钵驻扎过夜的那个车坊，那是1352年6月15日之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入黑谷”，爬高山了，走的正是我们现在要走的路。
车坊东南八公里之外的永宁镇，就是延庆境内最重要的明代古城之一永宁城。我多年前为了看火神庙明代壁画去过一次，在古城区停留了一个小时而已，对建于19世纪的耶稣圣心堂（所谓小北堂）印象特深。听说近年重修了玉皇阁，还建了仿古一条街。在准备这次辇路之行时，我读材料常常涉及永宁城，主要是有关明代宣府边防体系，因为那时的黑谷（黑峪）就属于永宁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黑峪口在（永宁）县北，寇冲也。口西为白草窊等处，属夷驻牧于此。”这段话可能抄自明代万历时期杨时宁所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谓“属夷”，有时又写作“熟夷”，是指款附明朝、在长城内外驻牧的蒙古部落。白草窊就是今白草洼村一带。我对明代长城地带的熟夷一直有兴趣，因为相较于古代其他时期的熟番，明代的边疆防卫资料丰富得多，仔细分析的话，或许能看到某种有趣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早时期的边疆问题。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有“永宁城图”，在黑峪口画了一个小小的方城，据此，明代黑峪口有堡子，这个堡子是长城防卫体系的一部分。黑峪口是妫川平原与北部山地（即所谓黑谷）的连接点，是所谓“寇冲”，驻军筑城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根据明代史料，黑峪口曾设过巡检司，后来移到别处去了，这个小方城也可能是巡检司城。今昌赤路（即212省道）从车坊向北，一路缓坡上升，走一个小时，就到黑峪口村，也就要开始爬山了。周伯琦的诗句“车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就是说从车坊出发时还在平原上，到黑峪口山脚下，就能感受到山上的寒意了。黑峪口一带是否还有明代堡子的遗迹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报告，看起来是早已不存在了。而在白草洼一带驻牧的“熟夷”是什么部落，经历了哪些变化，我也很感兴趣。
从延庆出发时还是乌云蔽天，走到黑峪口时，越来越多的阳光穿透云层，照射到刚刚重铺的马路上。一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往来，对徒步者而言真是十分幸运。路边田间偶尔见到妇女收摘连翘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连翘籽在这么青嫩的时候就被采摘。到黑峪口村时，公路绕村向西形成一个小小的弧度，雾气蒸腾中，露出迎面山上大部分包裹在树林里的一座墩台，以及墩台背后高耸的山峰。那就是元代的色泽岭，有的地方又写作色珍岭，可能就是明代所说的涩石岭。从黑峪口一路上岭，山高坡陡，道路盘旋往复，直至分水岭的山口，有所谓“十八盘”，元代又称之为“十八盘岭”。我们从黑峪口村开始，就要开始爬这个古人谈虎色变的十八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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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从了解明代驻牧于海坨山下白草洼一带的蒙古部落到底是什么来历，但附近长城一带的其他蒙古部落大致上都有一定线索。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边墙内外的驻牧“夷人”通常记录得比较清楚。比如在东边紧邻的四海冶堡的地图中，在长城外画了两顶蒙古包，包前有两个蒙古人骑马相对而立，旁边还有一群马，图上标注“安兔等部落”。安兔（他处又写作赶兔）作为俺答汗的孙子，是兀爱营的大领主，率领一部分土默特贵族统领蓟镇和宣府边外的新附朵颜部落。研究者发现，安兔通过联姻，也就是娶朵颜各部酋长家的女子，加强了土默特万户对朵颜部众的统属关系。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里，他们常与宣府边外的另外两个属夷部落联系在一起，这两个部落就是在我们接下来几天要行经的路段驻牧的史、车二部。
属夷有驻牧于长城内的，也有停留在长城外的。“四海冶堡图”的文字说明就提到，在“边外芍药湾宝山寺”一带驻牧的安兔部落中，也有“朵颜属夷杂处”。朵颜三卫（或称兀良哈三卫）是宣大和蓟辽边外属夷的重要来源，史、车二部也出于朵颜。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中说，大约宣德年间，因蒙古各部内部政治关系的变化，兀良哈三卫与明朝的关系突然友好起来。根据明人的说法，这之后的兀良哈三卫整体上已具有属夷性质。后来在土默特万户扩张时期，受到挤压和威胁的察哈尔万户东迁，东迁的察哈尔又威胁到兀良哈三卫。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大举入侵并逼临北京的“庚戌之变”以后，蒙古本部持续进入朵颜卫驻牧的燕山腹地，最终造成三卫整体上被征服并被吸收进蒙古本部，只有一些残余的朵颜部落向南依托明朝，沿长城一线自蓟镇向宣府移动，成为嘉靖至万历时期驻牧于宣府大边内外的属夷部落。
属夷又称熟夷。熟夷是相对于生夷而言的。生、熟对举，是古代用以区别边裔族群的常见说法，明之前有生番熟番、生蛮熟蛮等名称。通行的英文翻译把生番译为raw barbarians、熟番译作cooked barbarians，取生、熟二字在食物处理方面的词义。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准确的。其实这里的生与熟分别指的是野生和家养，所取的是二字各自所含的陌生、熟悉两种词义。照我看，生番应该译作untamed barbarians，熟番则当译作tamed barbarians，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在政治上（哪怕仅仅是名义上）服从王朝。现在许多研究者喜欢把生熟的区别强调为是否服膺中华文化传统，是否在文化上表现出接受中原影响。我认为即使文化上的区别在某些案例中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或从根本上说，分别生熟的标准是政治而不是文化。熟番就是已进入王朝政治秩序的生番，虽然来自生番，却不再如生番那样独立于王朝的政治秩序之外。
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老说法，任何王朝统治在空间上总是有边界的，而边界以外并不一定就是敌人。即使有时存在强大的外敌，敌我之间也不一定是一条清晰的、剑拔弩张的分界线。其实，在历史上的几乎任何时期，边境地区通常存在一个宽窄不等的、模模糊糊的灰色地带，熟夷就是这个灰色地带。就北方长城地区而言，当某些草原部落遭受其他部落欺凌压迫时，投靠南边的中原王朝、接受其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无论如何总是一个现实的选项。这个选项的结果，就是放弃独立地位，政治上接受明朝政令，部落向长城靠近或进入长城以内，古代把这种做法称为附塞、款塞或保塞。
至少在开始阶段，这么做对那些部落的好处是非常显著的，不仅解决了部落安全问题，而且会获得王朝的优厚赏赐，部落首领还会得到王朝的官爵，这些官爵反过来又帮助他们去收编部落外的其他游散牧民，从而扩大本部落的实力。同样，对于王朝来说，敌对阵营有人来投，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花费小而收益大。这些附塞熟夷有责任协助守边，要参与王朝的军事行动，即所谓“可藉藩蔽”。然而，如果边疆军事对抗的形势和缓下去，熟夷各部对王朝的边防价值随之下降，例行的赏赐就开始不那么顺畅地抵达。更有甚者，当王朝和边外的大敌开始和谈时，夹在中间的熟夷会有极大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他们面前为数不多的选项中，脱离王朝控制、重新回到北方阵营、做回生夷，也是相当切实和现实的。由于这种特性，熟夷和生夷之间的边界永远是不稳定的、流动的。
熟夷通常都会保留自己的部落结构，但由于首领被王朝授予了官爵，就算是王官了。不仅北方如此，南方深山大谷里的那些生夷一旦归附王朝，首领被授予官爵，就成为土司。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余录》说：“有土司者熟夷，无土司者生夷；生夷居山，熟夷居村。”这虽是针对南方情况而言，但以有无土司为标准，也就是说，看是否在政治上服从王朝，分类标准和北方长城地区是一致的。
生夷和熟夷表面上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关系通常是很复杂的。吴振棫指责熟夷帮助生夷入境抢掠，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生夷以熟夷为间道，熟夷以生夷为巢穴。熟夷势败则委过于生夷，生夷则捏一不可知之名，指一莫须有之地，又得熟夷弥缝之，袒护之”。这种情形是否普遍，当然难以概言，但王朝多数官员这样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朝对熟夷的政策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明代唐顺之在兵部做官时，曾到蓟镇长城区域出差，路上写的诗有“熟夷生夷递番覆”“时时愁被熟夷遮”的句子。由此可以理解，王朝对于政治上臣服归附的熟夷，总是怀着天然的疑虑，一边借用其力，一边深加戒备。
从黑谷道开始，在阳光闪烁的林木间，随着一步步走进明朝的大边二边，我们就进入了熟夷各部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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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个人从旧县出发时就找到了各自的节奏，前后隔得相当开，王抒和刘冰走得比较快，我和郭润涛稍微慢一些，大概取决于年龄和体力。我已经习惯了使用登山杖，杖头敲击路面的嘚嘚声，和心跳、呼吸一样成为身体韵律的组成部分。《金银岛》的作者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徒步旅行当作文学主题的作家，他说：“真正享受的徒步旅行应该是孤身一人。如果是一群人，哪怕只是两个人，那你的行走就徒有虚名，徒步一变而成了野炊和郊游。”不过马克·吐温也说过：“再没有比一起旅行更好的方法，来检验你到底是喜欢还是恨一个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好的同伴并不会干扰你享受行走时的沉思或半睡眠，相反，他们的存在使周围变得更生动、更安全。
从黑峪口村开始的上岭之路，因坡度较大，折旋攀升，所谓“其山高峻，曲折而上，凡十八盘而即平地”，故有十八盘之号。十八盘是一个常见名称，几乎每个山区都有，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有好几个十八盘。比较之下，元代辇路上的这个十八盘并没有什么特别艰险难行之处。周伯琦纪行诗写这个十八盘“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实在是夸张得比较过。他还写登上山顶俯瞰山下的村庄房舍，简直怀疑自己是生了翅膀飞行于高空之上，所谓“俯视人寰隘，真疑长羽翰”。不过他写的“飞泉鸣乱石”或许并不是瞎编，虽然这种美景今天是看不到的。另外，他写了“危磴护重关”，“危磴”指人工铺砌的石台阶，这印证了元顺帝曾下令 “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辇路的史料。当然，这些石台阶我们今天也是看不到的，尤其当我们沿着盘山公路往上走的时候。
也许因为心里事先对这段路的艰难准备得过于充分，真走起来却觉得相当轻松，尽管呼吸越来越急促、步子越来越缓慢。茂盛的林木使山间弥漫着清爽，停下来喘气时，双手把背包稍稍上托，汗湿的背部立即感觉凉飕飕的。转过一个大弯，一条小路岔出的地方，路边本来是为香营某个试验区所立的大石碑上，喷写着四个红漆大字“禁种毒品”。这种标语说明，在离首都如此之近的地方，也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防止种植毒品。是种植而不只是吸食，这个事实令人吃惊。去年夏天我在桐柏山区行走时，得知深山里一些只剩孤寡老人居住的村子里，一些老人唯一的收入来自在自家院子里种植的罂粟。我问，种了罂粟怎么出售呢？回答是：到时候自然有人来收。
石碑旁边的岔路指向对面绿意深浓的山峰，那就是著名的佛爷顶，也就是古代的缙山，或称缙云山。我们在石碑旁休息时，一个六十来岁的精瘦男子骑车上山，停下来和我们聊天。他是山下香营人，因患病而锻炼身体，每天在山间坡道上骑行百十公里。他指着佛爷顶对我们说，那山上有空军雷达站，林彪出逃的飞机就是这个雷达站最先发现的。据我所知，佛爷顶原有延庆最古老的缙阳寺，又称龙安寺，是辽代所建，早已毁坏不存。缙阳寺分为上下两寺，山顶是上寺，山麓是下寺。上寺原有一座辽代的功德碑，现已移存他处。根据碑文，辽代不止一个皇帝南巡时驻跸于缙阳寺，说明辽代皇帝前往南京（即元代的大都、今日的北京），也会经由此路。那么，元代这条黑谷辇路，是不是继承自辽金呢？
再往上走半小时，就来到崇峻耸立的三香峰下。作为白河与永定河分水岭的三香峰，是由三座喀斯特地貌的山峰组成的“峰丛”，形似三大香柱，故称三香峰。三香峰的岩石是十多亿年前在海洋中形成的前寒武纪雾迷山组白云岩。雾迷山组得名于蓟县雾迷山，主要是燧石条带白云岩。由于岩性坚脆，由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与新生代的岩溶作用共同塑造为喀斯特地貌，容易形成悬崖绝壁。京北许多风景区壁立如削的峡谷，都是出于这种地质条件。当然如三香峰这般惊艳壮观且贴近公路的并不多见。离这里不远，延庆境内还有国家地质公园，展示的就是同样的地貌和地质景观。
从三香峰再走二十分钟，就到了公路最高处的盘云岭山口，大概也是古代十八盘结束的地方。盘云岭山口是由地质学上所说的盘云岭断层形成的，山口路旁有观景台和一座绿瓦红柱的凉亭，旁边立有大石，石上刻着“燕山天池”四个红漆大字。从观景台下望，白河堡水库温润闪亮的水面直扑眼帘，那也就是所谓“燕山天池”。称白河堡水库为“天池”，大概因为它是北京地区海拔最高（560米）、水量第五大的水库。它环抱于四周绿色的群山之中，覆盖在洁净如洗的蓝天之下，水面在蓝绿两种颜色之间变幻不定，静谧而温柔。
我们在凉亭休息了十来分钟，喝点水，吃个馒头。从旧县出发到现在，我们已走了整整三小时，其中爬十八盘用了两个小时。大家互相询问：累吗？不累，一点也不。山口吹来轻轻的凉风，外套下面汗湿了的衬衣冰凉冰凉的。
4
下山的路也是盘旋往复，不过轻松得多了。路两侧山坡上的野杏树丛丛簇簇，枝头青黄色的杏子在阳光下显出暗红色斑点。我注意到，有些杏树远远看去像是结有硕大的锈黄色果子，近前一看却是叶片肥大卷曲并变成了黄色。我后来知道，这是一种常见的杏树病虫害，即杏树桃粉蚜。这种蚜虫附着于杏叶的背后，造成杏叶肿胀肥大并向后包卷，绿色褪去之后变灰或变黄，多个叶片纠结成一团，猛一看像是奇怪的花朵或果实。家养的杏树在花期以后会施药除虫，不容易见到这么严重的症状，山上的野杏树自然无人照料。这一带山坡上的杏树真是密密麻麻，春天杏花怒放的季节，一定是朵朵白云停在山坡上的样子。
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到山下的白河堡乡所在的三道沟村，到了水库旁边，路边刷了石灰的砖墙上喷写着红漆大字“严禁种植毒品原植物”。这样的标语之后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了。在1983年水库大坝竣工以前，经黑峪口翻山前往赤城的路，应该是经过今库区内的白河河谷，沿水库北岸的山麓地带西行。水库建成后，因南岸山崖陡峭，公路从水库北岸绕行一周，在水库西端回归白河河谷。这就要多走一倍以上的路程，对于汽车当然不算什么，对于步行者可是一个大圈子。我们接下来的路程，就是绕行到东北角的水库大坝附近，在那里过夜，明天再从那里继续绕行，走到西边白河流入水库的地方去，进入白河河谷。这些当然都不是以前河谷中的辇路，而是远在辇路以上的山间。辇路也好，明代边塞的驿路也好，都已淹没在白河堡水库的水底了。
白河堡水库不仅淹没了古代道路，还淹没了明代设在这里的戍堡，即白河堡。常见人说，白河堡的正式名称是靖远堡，因在白河峡谷中，俗称白河堡。可是明代宣府所属堡子里并没有靖远堡，在今天白河堡水库一带只有一个靖胡堡。我猜是清人讳胡，改靖胡堡为靖远堡。靖胡堡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修筑的，“周二里有奇，北面阻山，东西南三面临河”，可见白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靖胡堡就建在白河北岸被河水环抱的台地上。北边的山上筑有长城，长城外的黑牛山、乱泉寺、许家冲等地，都是“属夷驻牧处也”。而白河东流切割出的白河峡谷（今天的百里山水画廊等风景区），“层崖叠嶂，林壑深阻，部落往往驻牧其中”。前面说过，这些部落通常是源于朵颜三卫的熟夷。
沿昌赤路（S212）在水库边走半小时之后，回过头看南边高高的盘云岭山口，才明白那个断层真是异常激烈，山脉在这里断裂下陷，形成一个深深的马鞍，成为这一带过山道路的必然选择，黑谷道因此才能出现。而水库向西南角伸出的那个长湾，超过一半已露出库底，蓬蓬勃勃地长满了青草。白河堡水库的重要功能是向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补水，随着北京地区的缺水情况日益显著，处于上风上水的白河堡水库向密云水库补水的任务越来越重。但是白河堡水库自身也面临巨大压力，水源破坏，水质污染，水量减小，生态环境恶化，地下水位逐年下降。2005年延庆水务局联合河北赤城县发起“白河堡水库水源保护工程”，封山造林，封河育草，恢复湿地，力度似乎相当大。但愿这些措施至少能够部分地达成目标。
白河堡水库一角
沿昌赤路（S212）在水库边走半小时之后，回过头看南边高高的盘云岭山口。山脉在这里断裂下陷，形成一个深深的马鞍，成为这一带过山道路的必然选择，黑谷道因此才能出现。
在水库南侧沿路向东，常见地质公园管理者在某些露出地质特征的地方竖立说明牌，只可惜说明文字如地质学教科书一样，缺乏基础的人一定看得一头雾水，至多接触了一下“角闪正长斑岩”“角闪石”“上侏罗统土城子组”这样的术语而已。这段路走一个多小时，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对面不远处的大坝了。这时我们已经走了五个半小时，身体开始发出各种抗议，甚至开始消极怠工。肚子也叽里咕噜，在山上补充的那个大馒头似乎已化为乌有了。照说我们应该停下来吃点东西，但天空突然间乌云翻滚，远方传来隆隆的雷声，四围的青山变得黯淡无光，似乎涂上了一层墨色。很显然会有一场大雨，我们必须赶在大雨到来之前找到住处。
偏偏在这时候，许多令人吃惊的景色出现了。除了左手水面的色彩不停变幻以外，右手山巅巨大的悬崖把山林切分成多个楼层，既秀丽，又雄壮。在一个大转弯处，水库一侧伸出一条巨臂般的长岬，崖壁如削，切割出一道水湾，猛然看去颇有海洋的气象。我们忍不住停下来一边赞叹，一边拍照。对面高山的山腰以上都已没入云雾之中，而山腰以下直至水库的部分，却特别清晰，像是被水洗过一样。头顶清脆的雷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而且开始有雨点飘下来。中午两点过几分，我们终于上了大坝。在大坝上向东侧的坝下望去，从前的白河河谷，如今满是农田和房舍，坝下大片的果树林也说明已经很久没有泄过洪了。
这时风突然大了起来，雨点也沉重了许多，头发和脸很快就全湿了。我们加快脚步，过大坝再走六七分钟，就见到石壁上的白色大字“燕山天池会议中心”。依照箭头所指，找到水库库区管理所的燕山天池宾馆。整整一栋楼，我们是仅有的前来投宿的客人。刘冰和郭润涛要返回，只给我和王抒开了房间。在刘冰指导下，我们忍着疲劳和肌肉疼痛，在房间瓷砖地面上做了几组拉伸动作。然后到餐厅，先吃了西瓜，再享受饭菜。服务员端上来一锅本水库所产的青鱼的时候，外面声响骤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哪里是大雨？其实是令人恐惧的暴风雨。像是天上的水库突然漏了底，哗啦啦倾泻而下，地面立即聚水成河，裹挟着各种垃圾冲向水库。
无法想象，如果我们未能及时赶到这里，而是被暴风雨拦截在山道上，会是怎样的情形。
5
万历五年秋冬至次年早春（1577－1578），徐渭仗着与宣大总督吴兑的早年私谊，在宣府境内各边堡旅行，也到过延庆一带。他写过“十八盘山北去赊，顺川流水落南涯”，这个十八盘是不是我们走过的十八盘呢？他另有一首诗：“十八盘南甃沸汤，燕京楼子待梳妆。当时浴起萧皇后，何似骊山睡海棠。”自注云：“十八盘山有汤泉，云是辽后浴处。”延庆旧县镇的古城村，传说有辽代萧太后的花园，她在这里生活过较长时间。徐渭这首诗把郦道元写过的那个水温极高的温泉与萧太后联系起来，甚至联想起了《长恨歌》里的杨贵妃。可见徐渭所说的十八盘，就是元代辇路所经的十八盘，十八盘山就是周伯琦写到的十八盘岭。
徐渭那首提到十八盘山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真凭一堵边墙土，画断乾坤作两家。”意思是长城隔开了农牧汉蒙两个世界。那时正是隆庆和议之后不久，北边一派和谐，俺答汗（Altan Khan，1507－1582）接受明朝所封“顺义王”之号，与明朝通贡互市，结束了北边长久以来的战争态势。徐渭在宣府时，还赶上一次俺答汗命人飞骑送来一只刚刚猎获的黄羊，得以吃到这种“味绝胜”的草原美食，写诗记其事：“紫塞黄羊美，超腾不易供，蹄虽千里外，命寄一厨中。”想到如此美味来自夷人酋首的馈赠，更是不免得意起来：“谁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借用匈奴老上单于的典故，说这只黄羊是俺答汗亲自射中的。正是在这样“边尘靖不扬”的祥和氛围里，徐渭写下了一些与文学传统不太一致的、温情脉脉的边塞诗。
尽管也有“雪沉荒漠暗，沙揽塞风黄”这样的旧式句子，徐渭的边塞诗更多描写的是另一种风情：“虏帐朝依水，胡酋夜进觞，舞儿回袖窄，无奈紫貂香。”他的确出席过塞外部落酋长在蒙古包里的宴席，所谓“胡酋夜进觞”就是这种场景。而他在写俺答汗外甥女（“此是胡王女外甥”）的诗里，特别提到“窄袖银貂茜叵罗”，也就是这里描写舞儿的“回袖窄”和“紫貂香”，反映了他对蒙古少女的观察。他还有一首诗写雪中前往蒙古部落，“立马单盘俯大荒，提鞭一一问戎羌，健儿只晓黄台吉，大雪山中指帐房”。黄台吉是俺答汗的长子，明人来访，蒙古健儿立即指示其帐房所在，竟完全不加提防。这和他诗中“塞北红裙争打枣”的画面一样，都是隆庆和议之后北边安详局面的写照。
徐渭对边境上明朝的和平政策显然是满意的、支持的。他大概不止一次去观摩边境互市的所谓“胡市”，写有好几首诗。《胡市归》写他在胡市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但无法忍受市场里的羊膻味，更糟的是这种味道还要保留好几天，就是题下小注所说的“胡馆不一刻，膻触数日”。诗里“满城屠菜马，是鼻掩绵羊”，对于胡市上杀马宰羊、腥膻扑鼻，有朴素的描写。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明蒙和议、边塞互市的政策。他写道：“即苦新输辇，犹胜旧杀伤，从来无上策，莫笑嫁王嫱。”纵然经济上并无利益，甚至颇有损失，总好过相互厮杀、折损人命；而且古来并无比休兵互市更好的安边之策，如远嫁王昭君这类的和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另一首《胡市》里，徐渭干脆评论道：“自古学碁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赢。”比起当年投身抗倭战场的纵横筹策，已入暮年的徐渭开始珍惜平凡的生活。
有个也许是听来的故事打动了徐渭。某位僧人的姐姐，昔年南北交战时被蒙古人掳掠入北。和议互市之后，南北之间有了正常往来的机会，僧人与姐姐得以相见。姐姐哭着把弟弟领到自己所居住的蒙古包里，叫出自己的儿女来拜认这位和尚舅舅。原来她已在蒙古部落嫁人成家、生儿育女了。徐渭把这个故事写成这样一首诗：“沙门有姊陷胡娃，马市新开喜到家。哭向南坡毡帐里，领将儿女拜袈裟。”和常见的辱骂外夷的诗文不同，这首诗并没有简单地把蒙古人当作这一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甚至也未必把这个故事视为悲剧。这只是边境地区常见的一幕，应该感谢的是“马市新开”，新政策使一堵边墙不再把她和家人阴阳隔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