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两年，忽然接到K老师的电话，说他和老伴搬到北京来住了，在昌平买了房子，“退休了，没啥牵挂了，在北京等孩子回来”。他约我在北大二院见面，几天后见到，老两口比几年前明显苍老了许多，七十来岁却显得不止八十岁的样子。我说请他们吃饭，他们坚决不同意，说是看看北大就回家去。那时来来往往有不少学生和老师走过，他们当然谁都不认识。K老师问起系里的情况，他认识的老师多已不在人世，健在的似乎他觉得也不便贸然拜访。“跟你说说就挺好。”他说。他在书店翻看系里一些教师的著作，电话里聊过，见面时更是不停地表示佩服他们的学问。记忆中似乎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就只在电话里聊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意避免见他们，或是他察觉到我不太情愿，K老师后来很少提见面。有一天我收到包裹，是一本有关高句丽研究的资料集，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过了几天接到电话，原来他在杂志上读到我讨论高句丽的文章，就把这本书送我，希望有助于我的工作。
说起来都快二十年了。前年春节我在美国接到他的电话，说了拜年的话之后，他好像不知还说什么好，停顿一阵子。我问，身体好吗。好，没啥不好，没啥不好。又停顿一阵。我说，那咱们回来再聊，我这会儿在国外呢。是不是我的声音透露出不耐烦之类的情绪，他说，哎呀，抱歉。立即挂断了电话。这一年多再没有联系，直到我走在巴图营以北的太阳下。有时候我们强制自己不去问这个问题：如果自己遭遇这样的不幸会怎么样？同情都是短暂的、有限度的。我叹一口气。远离熟悉的环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至少是推动我们出门旅行的理由之一，然而在异乡的蓝天下，你却发现自己的心思总是飘摇于那些熟悉的人与事之间，一如此刻我因接了K老师的电话而想起他的人生，当阳光变得越来越像火一样酷热，在黑河东岸寂静的公路上。
2
回到塘子庙是十点十分，早过了与店家约好的时间，但他们还是为我们做了饭菜。这家“温泉宾馆”的餐厅同时也是小卖部和办公室，昨晚我还看到一桌人在这里打麻将，夜里显得乌烟瘴气，白天看还算整洁，饭菜也不错。吃完饭，我们包了几个馒头，带着准备当午餐。再回到路上已是十一点了。村北路边见到好几处木牌，写着“单间十元”“大池五元”之类的广告，昭显着本地温泉资源的开发热潮。几公里之外，一家大型温泉度假村正在建设中，这里离塘子庙温泉群已经相当远了，意味着他们要么开掘深井抽采地下热泉，要么泵取河水简单地加热成所谓的“温泉”。工地上看得到一些半球型的建筑框架，大概是蒙古包式建筑，和附近的“塘子营民族村”一样，以开发蒙古族文化资源的方式发展旅游。
路西河谷一侧的玉米地边，醒目地竖立着水泥碑板，在罂粟花果的背景上，是八个红色大字：“卫星监控，种毒难逃。”路上和村民聊天，说前几年很多人种植罂粟，这两年好多了，因为政府打击得厉害，“卫星啥都能找到呢”，他们说。有意思的是，有些种植者为了躲避检查，用花盆种罂粟，挂在树上。有时大半个山坡的树上都挂着陶盆，把树林都变得红艳艳的。花籽随风飘散，山坡河谷间就有了“野生的”罂粟，开花季节是相当好看的，我们这一路上常常见到。我想起去年夏天在桐柏山区听说的，山村留守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种罂粟，即使种在地里的被政府来人打掉，种在自家小院里的一年也可以挣万把块钱。那些过去多达五六十户人家的山村，如今只住有五六个病残老人，他们有足够的田地种菜种粮，但几乎没有渠道获得看病买东西所需要的现金，这种情况下，就会有毒品组织来把他们编织进那个种植罂粟的网络。
走过东梁村时正好十一点半。村子在公路西侧地势较低的河谷，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全村的房屋和街道。暗红和灰黑两色的屋瓦分别标示着两个不同的时代。灰黑色屋瓦的老房子大多已破旧残损，屋檐瓦片滑落，露出泥土和椽木，但精致漂亮的黑色窗棂依稀回响着热闹的旧时光。这些清代或民国时候的老房屋多数已不再有人居住，屋后长方形的院子早已开为田地，种满了玉米、土豆和蔬菜。村里树木不多，只有几棵白杨树和榆树，孤独地挺出黑瓦红瓦的屋顶之上。天空湛蓝，点缀着几朵白云。远处看得见黑河西岸的青山，阳坡是低矮的灌木和草丛，只在北坡有一片片的人工林，大概是松树和柏树。黑河在这一带流量并不大，但河谷开阔，滋润了河谷里的草场和农田。
中午十二点，我们走到东万口乡。这是龙门所到白草镇之间最大的集镇，我们从早上到现在走了近二十公里，差不多是一半路程，正好休息一下。街两边摆摊的多，逛街买东西的少，显得一派荒寂。进了一家商店，买几瓶水，一个西瓜。柜台上的年轻女子说：这瓜可不甜啊。没关系，有水就行。店里空间狭窄，没有地方吃瓜，我们抱着瓜出来。正午时分，骄阳似火，也不能坐在太阳下吃瓜。沿街走几步，见到街东一个院子，院子东头一棵大榆树，旁边有一台报废的拖拉机。这个院子属于东万口公路段，院子北侧的一排平房就是公路段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些桌椅。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在，得他同意，我们搬了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到院内树荫下。拿出一直带着却从未派上用场的户外餐具，分食西瓜。西瓜确实不甜，但我们还是非常满足，更何况我们头顶着树冠很大的榆树，还有麻雀飘飞于那台锈迹斑斑的拖拉机上。
东万口到巴图营一带就是明朝所谓“李家庄夷人”所在的“李家庄”。史料中的李家庄夷人似乎有两拨，分别在宣府和蓟州的边外，研究者有各种解说。这个地名在万历年间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当时就有人以为龙门所本名李家庄，其实龙门所本名东庄。照我的理解，两拨“李家庄夷人”根源其实是同一拨，即本是蓟镇边外的“朵颜别部”，是独立于蒙古本部、与明朝关系较为亲善的朵颜三卫的一部分。其中一批人沿长城一线向西移动，来到宣府龙门所东北边外驻牧。当时明朝边镇知道他们的底细，仍称之为“李家庄夷人”，时间稍久，明人记录中就把他们所在的黑河河谷一带记作“李家庄”，把这批自东边流徙而来的蒙古人称为“李家庄流夷”。随着土默特蒙古的崛起，俺答汗的势力逐渐覆盖到宣府和蓟镇边外过去由“流夷”控制的地区，吞并了绝大多数“流夷”，包括黑河河谷的“李家庄夷人”。在宣府边外统治新附各部的黄台吉与黑河河谷的原李家庄夷人发生矛盾，这批夷人在史鸡儿（色振儿）之子史大官、史二官两兄弟的率领下，于嘉靖四十年（1561）投降明朝，成为此后宣府事务中非常重要的属夷之一，即史书上所说的“史夷”。史部附明之后，一段时期内在蓟州和宣府同时申领例行的“抚赏”，直到蓟州方面发现为止。这说明两边的“李家庄夷人”其实是同一拨人。
从政治上独立的“李家庄流夷”，到成为黄台吉统驭下的阿勒巴图（Albatu，意思是属部），再到南奔降明成为明朝属夷的史部，这批长城地带的蒙古人在三十多年内经历了命运的多个转折。而降明之后，又遭遇隆庆和议的重大历史变化。这一变化，清代魏源在《圣武记》里誉为“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然而正是这一变局给宣府属夷带来了极大的问题，造成他们后来再次外逃，以及被明朝强制蒙古本部送回，等等。五十多年间，他们的命运一直在风口浪尖上飘摇不定。在准备这次“走向金莲川”的历史资料时，我注意到这一群人。他们的命运，我从走进白河堡水库开始就一直惦记，不能忘怀。现在我们到了黑河东岸的东万口，到了李家庄流夷曾经的故乡。就是在这里，他们有过一段不太长久的自由和快乐的时光。
3
长城一线的明朝守边军人与长城外的蒙古各部之间，即使在烽火不绝的紧张时期，也保持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有时是一种今人难以理解的互依共存的关系。比如，有些边堡将士为了腾出时间照料他们开垦的农田，就请边外的蒙古人替他们巡守边墙和墩台。有时则相反，塞外蒙古人会请明朝军士替他们放牧。这就是《明实录》所说的“虏代墩军瞭望，军代鞑虏牧马”。走私贸易是长城内外各种人群共同参与的经济活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宽，远远超过了史料记录。在隆庆和议以前，对明蒙互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与草原社会有紧密联系的明朝戍边将士远比朝中政治家们理解得深刻，这至少反映在朝廷一再拒绝边镇有关互市的提议上。当长城内外正在卷入同一个市场、同一个经济浪潮时，政治家看到的只是鼻子底下的政治利益。
如果把“李家庄流夷”这样的人群也纳入考虑，作为传统农牧分界线的长城地区就更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元的人文景观。这种“流夷”夹在明朝和蒙古本部两种超级势力之间，在长城外狭窄的山区河谷间求生存，虽然人口不多，规模不大，却尽可能久地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除了自己放牧和耕种，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串通明、蒙两边的走私贸易，以及时不时对明、蒙两边进行突袭式的抢掠。他们的根据地都是“四围皆山，壁立如削，林木茂密”的地方，易守难攻，“其中旷衍，周匝约百里”，又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他们从明、蒙对抗中获益，根据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决定自己的策略。
明朝观察的结论是，这些流夷“犹中国山贼也”。明方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常盗俺滩（俺答）马牧”，因为所居“山深险”，强大的俺答也“无如之何”，“非兵不相敌，盖险不可攻也”。根据通晓边事的明人尹耕的记录，这些流夷很注意维护与明朝边堡的友好关系，他们集中兵力去蒙古本部（所谓“大营”）“捣巢赶马”时，特意知会长城上的明朝将士：“往大营盗马，无南事也。”突袭大营归来，也要这样向明方解释。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集结军马，奔驰于边外，会引起长城守军的警惕，所以要通告明方以免引起误会。在“大营”（蒙古本部）与“南”（明朝）之间投机获利的流夷，当然也同时面临两边打击的风险，不过由于他们目标小，人众有限，可以较为轻易地流移躲避于深险之地。
所谓“李家庄夷人”并不都是蒙古人，事实上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锅大杂烩：汉人、蒙古人、逃犯、强盗、乞丐、难民、农民、牧人……他们依靠朵颜部残余的部落框架组织在一起，如梁山泊好汉那样生活在明、蒙两个政治结构之外。明人早就发现，李家庄夷人的基干人群是“诸夷华人之逋逃者”。虽然兼有蒙古人和汉人，从他们的首领陈挞頇、色振儿、阿耨豆儿几个人的名字看，这个人群主体上是蒙古人，社会内部以蒙古语为通用语言。这种社会构造意味着他们对南边的明朝和北边的蒙古大营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也拥有与外部世界轻松沟通的能力。“土肥沃，可屯田”的自然条件，与“华人逋逃者”相结合，也推动了农业种植的发展。不同于历史上农业在蒙古高原上的零星出现，明中期以后草原南部，特别是靠近长城的地带，农业比重显著增长，深刻地、永久地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生态面貌。
明朝官方对这种介于明蒙之间的独立人群，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明实录》载嘉靖十年（1531）巡按直隶御史李宗枢的报告，他认为，由于李家庄流夷这类人的存在，等于在明蒙之间设置了一个战略缓冲带，使得蒙古大军不能轻易直逼长城，“此地因彼住牧，北虏亦罕能至”。这种人群有如双刃剑，固然可借以阻隔蒙古，同时也可能越境内侵，就是所谓“善抚之则为我藩篱之用，不善抚之则为我门庭之寇”。那么应该怎么与他们相处呢？李宗枢建议朝廷指示边防镇巡官将，既充分利用这些人群可利用的一面，又必须看到他们需要提防的一面，“犯顺则剿杀，以挫其锐；贡市则恩信，以结其心”。
然而，宣府明军对李家庄流夷的策略并没有维持前后一致。尽管很多人都有近似李宗枢那样的认识，但一些主事的将领贪功求利，竟然趁李家庄流夷放松对明人的警惕，多次发动袭击（这类袭击就是所谓“捣巢”）。嘉靖二十二年（1543）宣府总兵官郄永率领家丁从龙门所出塞袭击，“斩四十余级而还”。第二年冬天，郄永与口北道参议苏志皋再次从龙门所北出，“斩首五十二级，获马一千有余，牛羊无算”。打了胜仗，当然要到朝廷邀功，“朝廷嘉其能，各重加升赏”。苏志皋为此写了一首《甲辰北伐》，有“半夜驱兵薄虏营，旄头星陨将星明”之句，尽现得意扬扬之态。
郄永等人昧于蝇头小利的行为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比如，尹耕认为郄永“怯于御强而勇于贪弱”，这么做“不惟失李庄诸虏之心，无以成抚处之计，抑使之饮恨于我，盗边日甚”。尹耕也看到，真正因小失大的，还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逼得这些流夷投靠蒙古本部，使蒙古本部的兵锋直接来到龙门所的长城脚下。所以他说：“或自虞孤弱，求合大营，所失非寻丈也。”可是，袭击捣巢的好处诱使另一些边将效法郄永，继续这种因小失大的做法。嘉靖二十五年（1546）夏，宣府游击将军吕阳和参将董麒对宣府督抚唱出高调，放言“必立功以报国”，然后“出塞袭击李家庄诸虏”，虽然“斩三十余级”，但返程时在大雨中被追兵赶上，明军大败。董麒不敢支援前面的吕阳，径直逃入长城，吕阳弃众潜逃，“间关获免”。
事后总结，吕阳“作俑贪功，废谋轻举”，董麒“见虏先回，不援后拒”，都得到应有的惩处。新任宣大总督翁万达改变策略，决心与李家庄流夷调整关系，为此特地把郄永从宣府调开，让他“闲住京师，不令在镇”。翁万达最担心的，也是这些流夷被郄永之流的贪功之举推向蒙古本部的阵营。他说：“设使我军屡袭为功，逼之太甚，势弱不能自立，将必并投大虏，为彼向导，地方愈益多事，费于支吾。”翁万达的政策调整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了事情向更糟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郄永等人把李家庄流夷向蒙古大营的方向推了多远，现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分析和判断。不过几年之后蒙古本部的势力就发展到了黑河谷地，龙门所之外都是黄台吉的统治区域了。与蒙古大营本有历史仇隙的朵颜别部，终于在多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与俺答汗建立了主属关系，成为蒙古本部的阿勒巴图（Albatu），从此丧失了独立地位。
李家庄流夷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群投入俺答汗的阵营后，长城南北真正变成了一个非明即蒙的二元世界。十年以后，当史部与黄台吉的矛盾日益激化时，明朝边镇抓住机会诱导史大官、史二官兄弟率部叛入长城，降附明朝，成为明的属夷或熟夷。这意味着他们告别黑河谷地，迁入白河河谷，也就是我们前几天走过的那些地方。那之后的故事，比如史部在“隆庆和议”之后的艰难处境，比如史二官率部逃出长城，又被蒙古本部送还给明朝，等等，我们在来龙门所的路上，都已经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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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万口的大榆树下吃西瓜之前，我们就接到两条有意思的信息。第一条是王抒的好朋友刘未发来的，问我们在哪里。刘未是北大毕业的年轻考古学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和太太想来慰问我们一下，然后顺便考察去上都路上的几个古城。我们当然欢迎，约好晚饭时在白草镇见面。第二条信息是郭润涛发来的。他三天前走延庆至白河堡水库一段时，发现自己缺乏徒步所需要的背包、鞋子和衣服，和我们告别时就说要更新装备后再来。现在他发来四五张照片，都是刚刚在太太陪同下到“三夫户外”买好的高级装备，包括一双登山鞋、一对登山杖、一套上衣和裤子、一个专业户外背包。既然有了这么好的装备，那赶快用一用吧。他回说，好的，再陪你们走一天。看来，今晚的白草镇会非常热闹。
从东万口向北，经过梁山湾之后，黑河越来越偏向河谷的东侧，也就是越来越靠近公路。河边浅草滩上，有白花花的羊群。放羊人头顶大草帽，右手半举羊鞭，左手拿着手机。河谷偶尔会有一丛丛的白杨林，可惜公路两边并没有高大的白杨树帮我们遮挡阳光。天空澄澈，碧蓝如洗。几天来我已习惯了这样的蓝天，不再那么惊奇、那么满怀感激了。想想在北京，但凡有个好天气，微博、微信上都是满屏赞美。只要蓝天上再飘几朵白云，人人都忍不住掏出手机来拍照，似乎是要留下证据，证明我们也曾见过美景，证明生活并不总是雾霾沉沉。
从官路坊蒙古族村路口开始，王抒越走越快。潘隽说王抒两脚都打了水泡，有个水泡在脚底板上，稍一停留就感觉剧痛，连续快走则可使创口麻木。我和潘隽聊她的公司情况，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极为陌生的世界，但她说起创业的种种艰难，其中政府行政部门的繁琐手续最最无奈，这我倒是常常听说。她还说，以前不了解，到自己办了公司，才知道企业税负真是惊人。“打个比方吧， ”她说，“一万元的薪酬，员工实际拿到七千元，企业缴纳‘五险一金’要支付一万四千元”。 “五险”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虽然各地缴费费率有差异，但中国的社保费率在全世界比较都算是高的，甚至高过一些高福利国家。潘隽说：“是高额的税率和社保费率，让企业不堪重负。”
前不久读到，深圳的财政收入早已超过台湾，而台湾的人口数量和GDP总额却远远高于深圳。统计显示，2014和2015年，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深圳常住人口，人均奉献给政府财政的金额竟是台湾的三倍以上。
常常听到“国家富强”这样的话，从税收和财政的角度看，国家的富与强未必是社会富庶的结果，关键是政府如何把社会财富转化成国家财政。战国时代为什么法家普遍受到各国君主的欢迎？因为他们擅长从制度上和法制上增长国家的力量，也就是尽可能地吸收社会财富，不仅把一切物资转化到国家财政体系之内，而且把全体国民都组织进国家的军事系统，建立起空前有效的战争机器。汉代以后，都是“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意识形态上是儒家，政治制度上还是法家，归根结底是国家（state）控制和榨取社会（society）。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所谓“富国强兵”，与普通人民的幸福生活，还真是没有绝对的正相关的关系。
下午三点半，到瓦窑村口。颇有一点疲乏了，既累又饿。村口向东北岔出的斜街路边，两棵白杨树的树荫下，一群村民围坐着打扑克牌。我们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喝几口水，吃了一直带在包里的馒头。微风吹过，汗湿的衣衫凉凉的很舒服。潘隽替王抒检查脚上的水泡。我瞥了几眼，有点不敢看，就挪到打牌的村民中，看他们打牌。
他们打的是升级，单副牌的那种，是我上本科时花了最多时间的一门课程（上研究生时就研究两副牌的拖拉机了）。那时至少在两年间，我们班男生的一小半人都卷进来了，打牌的虽只有四人，旁边山呼海啸的岂止十个。每天从中午到午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时对宝座的争夺达到白热化，主打者都不敢上厕所，生怕从厕所回来发现牌桌易主了。当然也有人约着敌方一人同去厕所，还得把牌带在身上，防止别人抢夺。那真是奇怪的，但也令人怀念的日子。
我蹲在一个穿红上衣、戴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背后，看她起牌、出牌，看得入迷，忘乎所以，竟然支起招来。从我的支招中获利的这一位似乎看出我的牌技更高，或瘾头更大，而且出于礼貌，把牌交给我，说：“你来打，你来打。”我猛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三十年前的北大32楼，赶紧推辞：“你打你打，我马上要走了。”就这样又看了一阵，才背起背包重新上路。
太阳一斜，天就凉下来了。在于家营以南，一座水泥桥北的护栏上，满满地坐着于家营的村民们。看起来全村的人都来了，可是并没有什么重大活动，大家只是在乘凉，在享受太阳落山之前的夏日时光。前几天我们偶尔见到路边的村民几乎没有表情，这些人不同，彼此说话时，表情丰富而生动，令人大感亲切。我们走过时朝他们笑笑，他们也笑着打招呼：“去哪儿呀？”“白草镇。”“那不远了呀。从哪儿来呀？”“从北京。”“北京……？就这么走着的吗？”“是呀，走着的。”“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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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整，我们走到白草镇南G112向东转告别黑河河谷的地方，完成了今天的行程。在镇子西头找到一家餐厅，外面屋角竖着一块红漆大字“泰山石正挡”的三角立石。卸去背包，坐下休息，等待刘未夫妇和郭润涛夫妇的到来。喝水之后各自掏出手机，埋头收发信息、查看照片。我在“微信运动”上看今天的步数，吃惊地发现我们三人的步数差别非常大：王抒走了54326步，潘隽走了47604步，我只走了43032步。手机根据身体动作计算运动情况，像我们这样持续走路的，手机所记步数应该基本可靠。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步数差异呢？大概是步幅不同。我只用一根登山杖，王抒使用双杖。有一种说法是双杖使人步幅变小，但速度加快。加之脚上打了水泡，促使他倾向于让双脚更多更快地接触地面，从而使脚底板神经麻木而减轻痛感，当然这样步幅就会变小，同时速度却加快了。王抒创纪录的步数，见证着他这一天行走的艰难。
刘未夫妇六点前就到了，我们先点了几瓶啤酒。刘未说，之所以晚到，是因为经过龙门所时，下车对明代古城进行了考察。问他，觉得那座古城怎么样？他说，可惜残存的部分实在太少了。我问他是否考察了古城东侧的龙王庙。他说没有。我估计龙门所的龙王庙还是值得调查一番的。我对刘未这几年的工作了解不多，只知道他以前做辽代考古方面很为人称道。王抒告诉我，前年他们两人一起参加了胡戟先生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走访了中亚重要的历史名胜。我在刘未的微信号“鸡冠壶”上，读到他对中亚一些古城的考古学分析，很佩服他视野开阔。现在当面听他品评国内考古学界，觉得非常开心。
但刘未很快就把话题扯到欧洲杯上。八强赛今天凌晨刚刚赛完一场，威尔士战胜比利时挺进四强。不幸的是，我们住的那家“温泉宾馆”的电视没有中央五台，超级球迷王抒只好用手机看图文直播。八强赛最重要的一场，德国对阵意大利，今天夜里（明天凌晨）就要上演。刘未说，这个我必须看，一定要找一家有中央五台的饭店。你们住的宾馆居然没有中央五台？这个问题他连问了几遍，似乎无法理解。在他要求下，潘隽赶紧在手机上查塘子庙所有的“温泉饭店”，看哪家有中央五台。可惜查不到明确的信息，只能到了再确认。
七点刚过，郭润涛夫妇的车到了。一见面，郭太太就对我怒道：“罗新，你又害我们家花钱！”他们今天去户外店买了超过七千元的徒步装备，堪称豪买。她说，老郭总是这样，花钱买了又不用。她的话是有来历的。我们在北大历史系的这几个好友，每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比如有人喜欢古典音乐，有人喜欢摄影，互相影响，成为小圈子的一时风气。当然这些都不是省钱的嗜好，有时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凭设备见高低，某些人还整天炫耀自己的无敌兔和小白。郭润涛加入这种军备竞赛后，不甘落后，音乐方面买了大量原版CD，摄影方面一出手就是“大三元”。当然也不全是瞎花钱，他的相机和镜头在我们历次的野外考察中都派上了用场。现在他为了徒步，不得不重新武装，没想到走个路也有那么多讲究，似乎又是一个拼装备的无底洞。我宽慰郭太太：没关系，只要老郭用这套装备走两周，就很值得了。她说：走一周也行呀。
郭润涛夫妇带来一个大西瓜。餐厅服务员帮我们切开，放到大餐桌上，比我们在东万口吃的那个要甜得多。吃饭时讨论明天的行程，刘未夫妇要开车先去上都，他们对徒步也没有兴趣。郭润涛当然是要和我们一起走了，郭太太呢？大家都鼓励她也参加走一天。王抒说明天要走差不多四十公里，可能是全部行程里最长的一天。郭太太一开始有点犹豫，说她没走过这么长，担心自己走不下来。我说，我也没有走过这么长，走不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其实我知道，郭太太身体很好，一直坚持锻炼，前几年我在海淀一家健身房运动时常常碰到她。可以肯定，如果明天有人走不下来，那一定不会是她。这样就确定下来：明天一早我们坐郭太太的车从塘子庙到白草镇吃早饭，把车停在这家餐厅的后院，五人一齐出发，到达目的地后找车把他们夫妇和潘隽送回白草镇，再开车返回北京。
饭后我们七人分乘两车，返回塘子庙。天已完全黑了，依稀识得白天走过的路。本以为开车一眨眼就到，没想到跑了好一阵子。到达宾馆，老板热情地说，正担心你们呢，咋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刘未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家有中央五台的饭店，开车投店去了。郭润涛夫妇住进我们这一家接近客满的“温泉宾馆”。服务员热情地介绍怎么使用温泉水龙头，原来还有许多复杂的机关。不知道他们几个怎么样，我哪里顾得上洗温泉，草草冲了一个澡就上床死睡了。一夜连个梦都没有。
水远沟深山复山
——从白草镇到老掌沟
1
六点起床，昏昏沉沉的天光应和着贪睡的心情。欧洲杯八强赛德国对意大利的比赛刚刚结束，住在旁边一家旅馆的刘未沉入睡乡可能才几分钟。把背包装进汽车后备厢时，我问王抒比赛结果。他说，点球踢到第九轮，德国胜。一场艰难漫长的比赛，意味着王抒一定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而我们今天还得走比前几天更多的路程。郭润涛感叹道：还是年轻啊。装好行李，大家挤进汽车。郭太太把车开上她昨晚已经熟悉的路上，在渐渐明朗的晨光里驶过黑河河谷，六点二十几分就回到白草镇西头那家餐厅，把车停进后院。前一晚已经说定，餐厅给我们准备好了早餐。半小时之内吃完，带上午饭，我们告别G112国道和尚未完全醒来的白草镇，沿黑河东岸的一条县级公路（X404）向北，朝黑龙山森林公园的方向进发。
一行五人，声势自是不同。列队走在公路西侧，五人的衣服色彩各异，郭太太的橙色冲锋衣尤其鲜亮。可是清晨的公路上既无人也无车，没有谁来看我们。郭润涛换上了专业装备，果然精神抖擞，登山杖敲击地面的声响清脆有力。偶尔有晨风拂过，带着山林草木的气息。高空有弥散的白云，低空有稀薄的雾气，所以看不到昨天那种澄湛深邃的蓝天了。两侧的石山渐渐收拢，河谷不再像下游那么宽阔。和前几天不同，今天这条路两边树很少，连那种最常见的白杨树都只是偶尔一现。我们已走在蒙古高原的南缘，但地理位置并不足以解释行道树的稀少，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黑龙山森林公园，这一带在古代还是莽莽苍苍的林地。合理的解释是，大概原来有树但后来被砍了。
在静谧中走了一个小时后，修路工人上班了，公路像是从沉睡中忽然苏醒过来，卡车和推土机怒吼着抢占道路，车尾吐出尘土的长龙。在阳光变得炙热的同时，道路越来越嘈杂多尘，特别当卡车驶过时，我们只能屏住呼吸，或用毛巾紧遮面部。好在施工路段只有三四公里，在达子营以前就结束了。达子当然是从“鞑子”来的，但现在该地名又常写作大志营，可以说是在汉字书写传统下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杀胡口之变为杀虎口、平虏县之变为平鲁县。在达子营村以北路东土豆田旁边的草地上，大家坐下休息一会。潘隽让王抒脱去鞋袜，检查他脚掌上的水泡。我瞄了一眼，见到那个长条形的水泡晶莹透亮，活像一条虫子，心里直发毛，赶紧到另一边喝水吃东西。
从达子营村向北，河谷明显紧缩，两侧陡峭笔立的石山上，灌木和草丛渐渐稀少，褐色岩石的出露面积越来越大。不知怎的，这种景致竟然让人忽视河谷变得狭窄，树木变得矮小，河流变得枯浅，仍觉得天地宽阔、山河壮丽。河流在谷地左右摆动，有一段移到西侧，紧贴高耸入云的峭壁，经年累月的冲刷向内侵蚀底部岩石，雕刻出一道深槽，使石壁的底部比上面更內缩，形成上大下小的动人景致。在干沟门村附近，两峰巨岩紧紧地夹峙在公路两边，如同一道高大的城阙，十分壮观。岩石上只生有杂草和灌木，没有一棵树。过了这道石门，见一个妇女牵着一匹马。承她同意，我替她牵了一会儿。同伴们赶紧给我拍照，还发到微信上。微信上立刻有人发问了：哇，你们还有马骑呀！
快到三道川乡时，不宜种植的沙石河谷地带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太阳能板。这是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光伏精准扶贫”项目，赤城县三道川乡被列为全国首批试点之一，2015年上马，2016年完工，要建成16兆瓦光伏农业电站。据说实现并网发电后，不仅有助于环境保护，还为本县一千六百户贫困户每年提供三千元的补助。这个光伏扶贫项目主要针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的农村困难群体，赤城县得以列入首批试点县区，说明该县的贫困人口相当突出。只是不知道这些深蓝色的太阳能板，能不能最终帮到他们。无论如何，在绿色的草木与褐色的山石之间，在白色的土豆花与粉红的玉米穗映衬下，这些和灌木一样高、斜斜地平铺着的蓝色玻璃板，是千万年间行走于这里的人都没有见过的新事物。
上午十点半，我们进入三道川村。很大的村子，却看不到什么人，安安静静。一面砖墙上写了个广告，是“枪支”二字外加一个手机号码。找到村中心广场，看到广场南侧有一座称得上宏大的戏台，水泥墙壁的上端是红褐色繁体字“人民剧场”和一个五角星。繁体字、水泥戏台、“文革”气息的建筑样式以及看起来还相当新的建筑能力，这几个因素混合在一起，让我对这个戏台的修建年代感到困惑。广场东侧有一家小卖部，蔬菜水果都摆在室外。我们在室内买了矿泉水，再到室外买两个西瓜。本想坐在小卖部外吃瓜，但阳光强烈没个遮挡，只好转移到戏台上。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个小时，吃完瓜还服从潘隽的摆布拍了一些合影。有几张合影是我们四人坐在戏台上，她从下面往上拍，还真的挺有意思。照片里我们都显得特别精神，笑得圆满真实，神情安闲愉悦。其实，或至少是在记忆里，我是感觉相当疲乏的，疲乏使我的感知触角蜷缩起来，对外界的了解变得缓慢而隔膜，如同增加了距离一样。路程过半之后，只在每天早晨的两三个小时里，我会感觉到轻松并享受行走的快乐，之后就是一种麻木的疲劳感。汗水向外溢出时，疲乏向内侵蚀。我渐渐失去对周围景物的敏感，对所闻所见的细节也不再有那种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我对这种状态并不排斥，也不恐惧，甚至还有点享受。我想起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林中行纪》对类似情形的描述：
当你以脚步应付世界时，距离感就彻底改变了。一英里变成很长一段路，两英里值得掂量一番，十英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五十英里绝对是思维的极限。你会意识到，世界的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你和那些徒步者才真正理解。星球的规模成了你的小秘密。
生活也获得一种纯净的朴素。时间不再有意义。天黑你上床，天亮你起床，两者之间的一切，也只在两者之间而已。相当棒，真的。
你没有事务安排，没有承诺、义务或责任，也没有特殊的雄心和抱负，除了一点最简单最平凡的需求。你存在于宁静的单调中，远离嗔怒，正如早期探险家加植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所说，“被远远地驱离于烦恼之席位”。你所需要的仅仅是跋涉的愿望。
完全没有着急赶路的必要，因为你实际上并不会赶到什么地方去。不管你迈步走了多远，你实际上还在同一个地方：在树林里。昨天你就在这里，明天你还是在这里。森林是无边的单一。路上每一个拐弯处所提供的，是彼此全无差别的景观；每一次投向森林的注视，看到是全都一样的林木丛杂。你知道，你的道路将描出一个无意义的圆圈。然而，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你几乎能肯定这个山坡你三天前就攀登过一遍，这道小溪你昨天已经跨越，这根倒伏的大树你昨天就至少翻爬过两次。不过呢，绝大多数时候你是不思考的。没有意义。相反，你沉浸在某种行动中的坐禅状态，你的大脑像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气球，陪伴着你的身体，但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数小时、数英里的行走，变成自动的、不经意的，如同呼吸。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不会想着：“嗨，我今儿走了十六英里呀。”也不会这样想：“嗨，我今天呼吸了八千下。”你只是那么做而已。
坐在三道川村的大戏台上，看北方远处黑龙山黛青色的山峦，听同伴们快乐的言笑，我似乎也没有想什么。我只是享受里里外外的那种安宁。
2
我们走过的黑河河谷，从巴图营到白草镇以北的三道川，都看得见河道两侧平展肥沃的农田。蒙古高原南缘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从放牧的草场转为农殖的良田，也许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发生过，但那都是零星的、间断的和偶发的，大规模并永久改变了长城地带地貌的农业化，应该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
明代中期长年在宣府、大同、山西和宁夏等边镇为官的萧大亨，对蒙古人农业种植的情况是了解的，所著《夷俗记》云：“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长城内汉人因北逃、被俘或其他原因进入蒙古，固然是边外农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开垦农田的蒙古牧民也不在少数。《夷俗记》里说，自“隆庆和议”以来，许多过去蒙古没有的蔬菜瓜果（如瓜、瓠、茄、芥、葱、韭）也见于边外，但蒙古人粗犷的耕种习惯不同于南方农民的深耕细作，“藉天不藉人，春种秋敛，广种薄收，不能胼胝作劳以倍其入”。萧大亨甚至认为，长城地带的农业条件，南不如北，北方“腴田沃壤，千里郁苍，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而长城以南多是荒山干河，所谓“山童川涤，邈焉不毛”。
萧大亨说塞内山河“邈焉不毛”，塞北却“厥木惟乔”，对塞外森林植被条件十分肯定。他进一步记录：“彼中松柏连抱，无所用之，我边氓咸取给焉。”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南北互市至少在引入木材这一项上，对明朝是一个重大利好。对明蒙互市的所有研究，都会涉及木材从北方流入明朝的史料。互市虽然多数情况下简称“马市”，但不同地区货物交易的重点是不同的，“木市”的广泛及其交易量的巨大，值得特别注意。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者来说，明代塞内“邈焉不毛”与塞外“松柏连抱”的强烈反差，是什么意义上的历史地理现象呢？塞内“邈焉不毛”并不是因为那里自然条件不宜植被，而是因为历代官私竞相滥砍滥伐。塞外“松柏连抱”的大森林即使经受住了南北互市的消耗，也会在未来的农业化，以及伴随农业化而来的人口膨胀与定居化的浪潮中，慢慢消失。鸟居龙藏1906年到喀喇沁王府时，注意到“古时候这一带有森林覆盖，松树很多，最近砍伐过度，树林减少了很多，还留下昔日是森林地的痕迹”。如今长城南北地带植被并无明显差异，或者说，很难得出塞北林木更优的结论，比之萧大亨所见已是大大不同了。
有学者认为，明代漠南蒙古农业种植的发展，与蒙古高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基本同步，两者间必有某种关联。自匈奴时代以来，在同时控制漠北与漠南的游牧帝国里，优越的水草条件使漠北草原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游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总在漠北。明代开始，漠南（清代称为内蒙古）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可能漠南在东亚大陆与内亚乃至中亚的贸易网络中所占的地理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与明朝的贸易，无论是合法的贡市还是非法的走私，至少是漠南蒙古得以崛起的因素之一。在贸易网络依赖明朝的同时，内地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也逐渐展开，农业化就是结果之一。蒙古方面从明蒙互市中热切希望获得的大宗物资之一，就是铁制农业工具以及生活用品，如铁锅，这应该能够反映蒙古农业发展的需求。
明蒙互市，历来是边臣比朝中大员更积极。反对互市的人总是宣称，明朝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蒙古不能提供明朝没有的物资，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看看互市中哪些蒙古货物受明人欢迎，也是很有趣的。我这里只举一例，就是马尾。《万历武功录》说“我所资于虏，非马牛羊，则皮张马尾”。马尾怎么会成为大宗进口商品呢？这与明朝的流行服饰文化有极大关系。
大概在明代成化年间，来自朝鲜的一种服装样式在北京流行起来，时人称为“马尾裙”或“发裙”。明代王锜的笔记《寓圃杂记》有“发裙”条，说发裙用马尾织成，系于腰间，衬在外衣之内，使腰腹以下的外衣向外鼓胀，看着像撑开来的一把伞——想象中是不是有点像18世纪欧洲上层妇女流行的华都长服（Watteau Gown）? 这种衬裙使着装者下身宽大，肥胖者只需要系一件，瘦弱者就需要多穿几件。《寓圃杂记》强调这种服装样式是一种不祥的奇装异服，即古人所说的“服妖”，只在没有文化的有钱人中流行，正经人是看不上的，原话是“然系此者惟粗俗官员、暴富子弟而已，士夫甚鄙之，近服妖也”。
王锜对马尾裙的批评态度使他不愿承认（或不愿写出）真相，真相是这种流行服饰不仅仅波及“粗俗官员、暴富子弟”，影响面之大，几乎是全民性的。明代陈洪谟的笔记《治世馀闻》有一条，讥讽言官不达治体，上疏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例子之一就是某给事中“建言处置军国事”：“京城士夫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尾，落膘，不无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陈洪谟说该给事中的这一上疏“一时腾笑于人多矣”，不过对我们来说，上疏中所说的马尾原料供应不足的事实，佐证了“京城士夫多好着马尾衬裙”的判断。明代沈德符的著名笔记《万历野获编》也提到“左侍郎张悦身服马尾衬裙，为市井浮华之饰”，把这种马尾裙看作“市井浮华”（也就是大众）的流行服装。和王锜前后同时的陆容在笔记《菽园杂记》里有这样一段：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
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根据这段话，马尾裙流行于北京，一开始需求量不太大，本地不能或不必生产，都是从朝鲜国原装进口。等流行渐广，连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都赶起这个时髦了，需求量自然大大增加，市场变大了，本地才开始生产。但马匹有限，最重要的原料马尾并不是容易获得的。怪不得有人会想到去军营里拔军马的尾巴，造成军马瘦弱“落膘”。在隆庆和议以前，明朝在辽东蓟北早有小规模的马市，但贸易量有限，马尾必定是供不应求的。当然，供应不足所造成的价格高企，有助于保障马尾裙的奢侈品地位。
马尾裙流行了多久？弘治时期的禁令针对的是哪些人群？我暂时没有看到明确的材料。《万历野获编》有“大臣异服”条，把马尾裙与西晋的雉头裘、唐代的集翠裘相提并论，视为一种“服妖”，并强调这一风尚并没有维持太久，“今中国已绝无之”。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还是很可疑的。一种时尚流行不可能仅限于北京，从北京向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向规模不那么大的城镇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一种时尚的终结也不会那么急骤。从隆庆和议以后明蒙贸易中马尾还是大宗商品来看，马尾裙依然在流行中，尽管不一定是在中心城市和上层社会。马尾裙不再时尚，也许不是因为朝廷禁令、腐儒抗议，或审美变迁，而是因为马尾供应量暴增造成马尾裙价格下跌，使它失去了奢侈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