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马尾不仅用来制作马尾裙。江南还流行一种马尾帽，比如小说里说南京有人戴“马尾织的瓦楞帽儿”。南京女性日常的头饰，也有用马尾织的一种帽子。在隆庆和议之前，内地市场对马尾的需求大，而供应渠道狭窄，自然使得价格高企，刺激边民冒险做这项买卖。由此可以理解，长城地带的越境走私贸易中，马尾是主要货品之一。记载蒙汉人事迹的《赵全谳牍》就多次提到边民越境入蒙做马尾生意，他们把从蒙古人那里买来的马尾运到扬州转卖。有意思的是，这些做走私马尾生意的边民，如果受明朝政府打击，其中一些人会逃入他们早已熟悉的蒙古社会，成为帮助蒙古人对付明朝的重要力量。
说来有趣，我先前读到互市中的马尾时，首先会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决裂》。为了嘲弄知识分子，电影里一个农学教授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这种被认为是无用的题目。其实我们追踪马尾，可以看到明朝内地流行时装业是如何与北边马市联系起来的，甚至可以看到这一需求对边外蒙古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等等。在这个意义上，马尾是内亚（蒙古高原）与东亚世界（明朝与朝鲜）紧密联系的一个缩影，这不正是早期的全球化吗？
明代的长城地带真是很有意思。本来用以分割明蒙两个政治体、切断农牧两个经济区域的长城，竟演变为把这两个世界连接和捆绑起来的历史走廊。
3
从三道川乡向北，沿X404走一个半小时，就到黑龙山村。路边田里主要是玉米和土豆，偶尔也见到小米和黍子。到波浪湾村以前，黑河一直在公路的东侧，浅浅的河水清澈明丽，闪烁着正午直射下来的阳光。我们已走在黑河发源的山区，北方横亘的深色山地每个山沟里都藏着许多个泉眼，它们吐出的点滴泉水汇合成我们眼前的黑河，每一个泉眼都是黑河的源头。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说某一河流的源头时，总是把它确定在某一个点上，而忽略其他数不清的源头。在我们北方不到十公里的黑龙山森林公园，有个地方被确定为黑河的起源点，立有一块刻着“黑河源头”的石碑。就如同说起长江的源头，人们只会想起沱沱河，上游另一些支流就被遗忘或忽视了。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只有回到历史中，才知道任何简化与概括都必定伤害历史的丰富与真实。这样说并不是要拒绝简化与概括，而是要保持对一切历史叙述的怀疑态度。我们不必去砸掉那块“黑河源头”的石碑，只要心里清楚，这山地的每一处自涌泉、每一条水沟，无论水流大小、距离远近，都是黑河的源头。
公路在波浪湾村以北返回到河谷东侧，从桥上看这个村子，紧贴山麓，远离河滩，村子南北都是玉米地，不知怎么会获得“波浪湾”这么个有点浪漫气息的名字。估计波浪二字是后来写定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发音相近的词汇，如同明代“土木堡之变”那个土木堡，在元代本写作“统墓店”（理由是当地人说附近有统军之墓）或“统幕店”（理由是辽代君主在此搭了大帐篷）。从这座水泥桥往北再走一里，X404左转进入黑龙山村，而笔直向北的宽大水泥路，则前往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听去过公园的朋友讲，那里有一片被称为榆林长廊的天然白榆林，十多万棵平均树龄为八十年的白榆树，密密地分布在进山的河谷里。传说1930年一场大洪水之后，洪水冲积形成的宽阔河滩上长出许多小榆树，就形成今天的白榆林。公园的山上非常珍贵的有树龄达到一百年、树高达四十米的华北落叶松林，即著名的樟子松，还有成片的白桦林（又称杨桦）。秋天树叶变色时，想必是很美的。从公园这条山谷进山，向东可以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东猴顶。东猴顶海拔将近两千三百米，号称“京北第一峰”，峰顶平坦宽广的亚高山草甸，密布萱草等耐高寒草本植物，夏天在草甸上争奇斗艳的花朵中，就有格外引人注目的金莲花。
我们没有往森林公园走，而是随着X404左转进入黑龙山村，在村中一棵大榆树下休息十分钟，喝水吃东西。路北有一道石头堆砌的矮墙，正适合放背包或倚靠歇息。背包一卸下，全身都清爽轻松许多。从白草镇算起，我们已经走了二十公里。可是离目的地老掌沟还有差不多二十公里，看来很难完成了。天上浮动着厚厚的云朵，刚才还炙烤大地的阳光变得断断续续、不那么灼热了。山区有自己的小气候，也许会突然来一场暴雨。这种想法使我们不敢多歇，背上包继续向西北赶路。
我们走在赤城县的边缘，很快就要进入沽源县。也许正是因此，公路越来越缺乏维修，坑坑洼洼，翻浆严重，有的路段似乎被水冲毁后再也未加修补。这种情况大概要维持到沽源县境内。不过有意思的是，两县交界处的交通窘况，却成为一些越野自驾爱好者的良机，使得老掌沟在越野迷中名声很大。我们一路上已见到好几拨越野车队轰轰隆隆地驶过，多来自北京和山西两地。
到山神庙村之前，公路翻上一个小山坡。从这里向西北看去，黑河河谷忽然间开阔平坦，可是只有右岸的一小片田地种着玉米和黍子，剩下的多是青草覆盖的沙石滩地，稀稀落落地立着些榆树，让人想起“稀树草原”这样的地理名词。云朵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展开、拉平，布满天空，云的颜色也越来越暗，只偶尔露出不太蓝的天空。河谷的上游，正前方的远处，我们一步步走向的地方，火山形状的山峰包裹在云雾里，看不真切。
这一段路我一直和郭润涛走在一起，听他讲最近读书的感想。他对明清地方史料及地方经济与社会的熟悉，一直是我佩服的，我对明清地方司法行政有限的一点知识，几乎都是平时和他聊天所得。他讲到的县级行政中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问题，让我时时回想起从前读过的明清小说，常有恍然大悟之感。这种对古代社会的细节了解，在中古史领域是不可想象的。他还说到最近的苦恼之一，就是视力日益下降，工作颇受影响。这也是我的一大苦恼。这几年，我常常有视力暂时性衰退及相关问题，就是突然看什么都模糊不清，休息一两个小时才能恢复。到医院检查多次，才知道是所谓“电脑视觉综合征”（Computer Vision Syndrome，简称CVS），与长时间使用电脑和手机直接相关。医生的建议除了勤用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最重要的是减少看电脑的时间。令人悲观的是，我们对电脑和手机的依赖度事实上越来越高，意味着我们将终身与CVS为伴了。——除非如此刻这般，远离书斋，行走在天地山川之间，让眼睛接受绿野花草的滋润。
经过山神庙村时，隔着一小块玉米地和一堵石墙，看见一座小小的神庙，院落四角各竖一根木杆，前排两根木杆上各挂一面红旗，迎风招展。木杆之间系了几根绳子，悬挂数十面三角形彩幡。不知道村名是不是取自这座小庙？路边墙上的大字标语“普及反邪知识增强反邪意识”，似乎为日后我们看到内容相反的标语做了铺垫。村北不远，公路移到黑河的左岸，再走一个小时，经过盆子坑村。村子安静得像是没有人居住，村口一个似乎已被遗弃的院落，满满地长着高大丰茂的荨麻。王抒脚上的水泡让他疼得走不下去了，大家在村北一片草地上休息片刻。这时我又看见了野生的罂粟花。
下午三点半，我们终于走到老掌沟的南沟门。单一的公路消失了，面前细沙翻涌的河滩地里，到处是车辙印，都是那些越野车撒欢的痕迹。从这里开始，就是赤城县与沽源县交界的老掌沟河谷森林地带。赤城县在东边的黑龙山建了国家级森林公园，沽源县就在老掌沟林场一带建了省级的金莲山森林公园，各自开发旅游资源。进入老掌沟，最强烈的感觉是，如同回到了春天。灌木和乔木似乎刚刚进入花期，白杨树正在吐出一团团的白絮。我猜想，此地物候比北京至少晚了两个月。让大家不约而同发出感叹的，是两侧高耸笔立的山岩。山势之奇丽，崖壁之陡峭，景色之壮美，堪称一路所见之最。紧抱在悬崖峭壁之内的河谷，密布高大的白杨和榆树。被车轮翻开的白沙，和海滩上的沙子一样细软。不远处数十头花色的奶牛，在河流两侧的青草地上或行或立，悠闲自得，完全不在意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入侵。
从沟口往沟里走了半小时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走到目的地时，恐怕就快六点了，而郭润涛夫妇和潘隽还得回到白草镇，开车南返北京。于是打电话给原已联系好的、位于北边沟门村的一家度假村老板，请他开车来接我们。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卸下背包，在沙地上歇息。说是歇息，大家似乎根本歇不下来，都忙着用手机拍照，一会儿拍牛，一会儿拍人。
老掌沟
进入老掌沟，最强烈的感觉是，如同回到了春天。灌木和乔木似乎刚刚进入花期，白杨树正在吐出一团团的白絮。不远处数十头花色的奶牛，在河流两侧的青草地上或行或立，悠闲自得，完全不在意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入侵。
4
元代辇路东道的具体路线，特别是从黑峪十八盘到沙岭这一段，研究者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们大致上采纳陈高华和史卫民《元上都》一书中的观点。按照这本书的解说，我们从白河堡水库到老掌沟这四天所走的路，就是周伯琦所记：“遂历龙门及黑石头，过黄土岭至程子头，又过摩儿岭至颉家营，历白塔儿至沙岭。”
这些地名分别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由于缺乏材料，研究者只好猜测。多数人解释龙门即龙门所，我不大相信。从白河堡到龙门所，我们走了两天，道路有几次重大转折，周伯琦不该全都忽略。龙门所这个地名是明代才有的，是“龙门守御千户所”的简称，之所以有龙门二字，是因为该守御所自大宁徙来，配置的是龙门卫后所的官兵，他们把龙门这个地名也带了过来。此地原来的名字，应该是“东庄”，或如有些资料所说是“李家庄”（我认为是误会），无论如何与龙门无关。那么龙门是哪里呢？我猜是骆驼山村以北郑家窑至长伸地的峡谷地带，因地形险要，东西两山夹峙，得名龙门。
那么黑石头、黄土岭又是哪里呢？我怀疑黑石头即今巡检司村一带，黄土岭则是今之红沙梁。如果这些猜测不误，或大致近实，那么程子头就在今龙门所一带。摩儿岭（又写作穆尔岭或磨儿岭）和颉家营大致就在今东万口至白草镇一带。白塔儿又写作“拜达勒”，是一种音写形式，不一定指一座白塔。蒙古语中有个词baidal，非常接近“拜达勒”的拟音。baidal的意思“情形、形式”，似乎在这里难以解释。《日下旧闻考》的《译语总目》说： “拜达勒，蒙古语形像也。”形像，大概是图像、造像之类，与baidal似乎也有一点关联。不管怎样，周伯琦所说的拜达勒（白塔儿）的位置应该在从白草镇到老掌沟的黑河河谷某处。
元代王守诚在《题上京纪行诗后》里说，元帝北巡走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走西道，两道“至牛群头乃合，各经五六百里，共山川奇险不相上下，而东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所谓“东道水草茂美”，指的是从黑峪十八盘至沙岭这一段，也就是我们五天来所走的从延庆白河堡水库到沽源县老掌沟这一段。
黑河上源老掌沟一带的风景，今日尚且令我辈讶异叹赏、啧啧不已，古代自然是更加壮美。周伯琦这样写道：“自车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山路崎岖，两岸悬崖峭壁。深林复谷中，则乱石荦确，涧水合流，淙淙终日，深处数丈。”自黑峪十八盘以来的白河、黑河河谷，大致都是这种景观。沿途过河的地方很多，水深处建有各类桥梁，过河较易，水浅处则靠人马自己渡过，反倒困难一些，所以他写道：“关有桥，浅处马涉，颇艰。”沿路居民情况呢？“人烟并村坞，辟处二三十家，各成聚落，种艺自养。”从“种艺自养”这句话来看，元代白河、黑河谷地的居民，已经过着农耕生活。当然，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有维护辇路的责任，可能本来就是政府从别处迁徙过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伯琦对老掌沟一带风景的描写：“山路将尽，两山尤奇，高耸出云表，如洞门。”这就是我们从盆子坑村向北进入老掌沟的南沟门时，所见到的壮丽景象。今日沟内榆树和白杨茂盛成林，那么古代呢？周伯琦说：“然林木茂郁，多巨材。”能够称得上巨材的，很可能是高五十米、粗大笔直的樟子松。从今天燕山最靠北的这一支脉的林木状况来看，周伯琦经过时，巨大的樟子松林应该是东西连绵数百公里的。我们走过的这一段黑河谷地在明代有个名字“万松沟”，可见松木之富。怪不得明代萧大亨感慨“彼中松柏连抱，无所用之”。
不过萧大亨说蒙古人对丰富的林木资源“无所用之”，既不符合明代蒙古已开始筑城盖房对木材消耗的需求，也与元代蒙古人大肆砍伐上都附近松林的事实差距甚大。元人白珽有诗云：“滦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自注云：“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其大十围，居人薪之，将八百里也。”为了维持供应上都巨大的人口（主要是当做燃料），周围较大范围内的林木资源曾遭受严重破坏，数百公里的古松林都被砍成了光秃秃的童山。
也可以想象，那时山林中的虎豹鹿狐等动物资源是何等丰富。王恽《中堂事记》记录忽必烈中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261年9月21日）这一天，他在从上都南返的路上，正走到今赤城县境内的马鞍山一带，早晨下雨直到中午才放晴，本来就不易通行的山涧山洪汹涌，人和马都要用绳子绑缚悬缒而下，再从对岸拉拽而上，才得通过。恰在此时，“有虎突起涧东，啸而去，人马为之辟易”。老虎显然并不打算攻击这一小队艰难于行旅的人，只是路过而已，但带来的恐惧只怕很久很久都难以消退。那天晚上王恽在滴水崖（他称之为碧落崖）过夜时，睡梦中也许再一次听到了那一声虎啸。
王恽遇见的应该是东北虎（西伯利亚虎）。周伯琦走在巨松参天的老掌沟里时，附近的山林里当然也有东北虎，只是他与数万人的大军在一起，队伍中还有东北虎从没有见过的大象，百兽之王也只好远远地遁入深林了。
5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多一点儿，老掌沟“森态旅游区度假村”的张先生开着一辆有山西省车牌的白色切诺基2500来了。因为名片上写着“书记兼经理”，我们就喊他张书记。后来知道他是附近沟门村的书记，是我们前往投宿的度假村的经理。我们五人连行李带人挤进车里，越野车怒吼着冲进河滩，蹦蹦跳跳地越过一个又一个水坑，在风景如画的沟谷里飞速行驶。白杨林里有不少开越野车来野营的游客，正在五颜六色的帐篷前架起火炉玩烧烤呢。驶出这一段长约五公里的河谷，有新铺的平整公路沿山麓快速上升，很快到了不再有河流的地方，也就是快到分水岭的山坡上。张书记的度假村就建在公路东侧的一片沙地上。
度假村最显眼的是靠近公路的大餐厅，用一种类似白毡的厚布覆盖了三面，只留出正面的大玻璃墙，玻璃上写着柴鸡蛋、农家菜、八大碗、手扒肉、烤全羊等红色大字。餐厅后面小坡下的沙地上，有一排建在水泥平台上的简易建筑，就是度假村的客房。张书记为我们准备好了两间客房，大家进了客房，在潘隽和郭太太的指导下做拉伸。郭润涛对我说，不似预想得那么疲劳，应该可以再走几天。是啊，我说，不多走几天岂不可惜了这么专业的装备。但他有出差任务，一两天内就得去南方，只好今晚返回北京。
郭润涛夫妇和潘隽三人再坐张书记的吉普车，沿来路返回白草镇，估计需要一个小时。他们从白草镇开车回北京，即使不遇到堵车，路上也需要五个多小时。也就是说，等他们回到各自家里时，差不多就到半夜了。潘隽说下周末会和她的好朋友赵欣一起再来，郭润涛说以后约着一起走别的长路。挥手道别，切诺基如白色蝴蝶般飘飞下山。我站在餐厅前沙地上目送汽车消失在沟下，感念朋友们的热诚情谊。这时黑云翻腾，风吹沙起，天色转眼间就暗了下来。旁边有人议论，是要下大雨吧。我和王抒刚回到各自房间，就有雨滴击打在门前的沙地上，很快发展为狂风大雨，气势汹汹。我不禁替吉普车上的他们担起心来。
其实是我们自己遇到了麻烦。虽然大雨只下了半个小时，但大风吹倒了电线杆，度假村的用电被切断了。我洗澡刚洗到一半，冷热水都停了，胡乱擦干了事。度假村有备用发电机，但只供餐厅使用。一个显然上了年纪的服务员送来蜡烛和开水，见我盯着桌子上的电蚊香看，解释道，别担心蚊子，这地界凉快，没蚊子。我问，没蚊子为什么要准备电蚊香呢？他笑道，有些客人担心呢。我问，这么大年纪了还工作呀？他回说，我们老两口跟着儿子住这儿，儿子是经理。哦，我说，您是张书记的父亲呀。他摇头说不是，他儿子是吴经理。原来他儿子才是这个度假村的投资人和日常管理者，张书记是他的合伙人。
因为没有电，室内光线太暗，做不了什么事，我就跟着这位姓吴的老人出来走走。他家不是本地人，因为儿子投资盖这个度假村，全家都搬过来。他带我进了一个大棚，说这里气温太低，只好在塑料大棚里种菜。大棚里有好几畦地，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的认识，有的我不认识。老人一一指给我看，告诉我是什么菜。我恭维他几句，他很不安地说，唉，农民嘛，只会种个地。我看到棚外花坛有几株罂粟，就提起沿路所见野生罂粟的事。他说，前两年种的人多，现在没了，政府打得严呢，用卫星打呢。
老人的儿子吴经理陪我们吃了晚饭。略微有些胖，但总体来说还相当精干的吴经理，竟极为健谈。也许因为我来自北京，他一开始的话题主要是北京。原来他十五岁就到北京打工，从电工小学徒做起，逐渐成为熟练电焊工。后来他在打工者集中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商店，不久开了第二家。奥运会那一年，他撤出北京，回到沽源县，在家乡的镇上开了一家提供汽车贷款担保的公司（虽然他解释了很久，我还是不明白这种公司是怎么挣钱的）。去年开始，他来到老掌沟，办这个度假村。我问他张书记在度假村的角色。他说，张书记是本地领导，没有村上的支持，哪里办得了度假村？
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房间，靠着昏昏摇晃的烛光收拾背包里的杂物，然后吹灭蜡烛，上床睡觉。果然是十分凉快，甚至有点冷，在被子里体会温暖的意义。当郭润涛夫妇和潘隽在星光下翻越大海陀山时，我和王抒已深深陷入梦乡，在雨后冰凉的夜里。
北出沙岭见平川
——从老掌沟到小厂镇
1
六月间制定计划时，考虑在中途休整一天。原来设想的地方就是老掌沟，因为这里山清水秀，比较凉爽，而往北进入传统的草原地带，再无大片的山林。昨晚住下来后，才知道这里的食宿条件并不适合休整，只有继续往前，当然首先要补上昨天没有走完的一段。早晨电路还没有修通，餐厅那边人进人出，显得有点乱。我们把一部分行李留在房间里，背上大大减轻了的背包，去找张书记。昨晚约好，请张书记一早送我们返回昨天接我们的地方。
天已放晴，但仍有灰色的云东一片西一片地飘在头顶。虽不像昨夜那样冷了，人们还是都穿着外套。在餐厅见到吴经理和张书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好像早就起床了。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我觉得吴经理在张书记面前似乎不大愿意和我多说话，略有些冷，全不似昨夜那样健谈且风趣。这两个合伙人中，张书记似乎强势得多。他们正骂骂咧咧地说着山下林场的风景区管理人员，昨天竟然在沟口设了关卡，向往来车辆收费。张书记怒道：“再他妈设卡子，咱派人去砸死他！”怒气未平，又补了几句脏话。
回到住处已经接近中午了。吴经理陪我们吃饭，大概因为张书记不在，他的谈兴恢复到昨晚的水平，为我们介绍了他为度假村设计的未来，比如门口种两排杏树，建一个沙滩排球场——反正到处都是沙子。没说多大一会儿，张书记回来了，吴经理立即起身去忙他的账务，张书记坐下来陪我们说话。我感谢他帮了这么多忙，要给他钱。他说，不是为了钱，就是想交个朋友。他还真是只收了很少的钱。我们回房间收拾收拾，把电脑、衣物、书和杂物塞进背包，一背上身，就觉得非常沉。出来与张书记和吴经理告别，再返回X404，向北，向小厂镇走去。
2
从沟门往北走十多分钟，就到了燕山山脉北支的分水岭，向南可见沟谷急剧下沉，谷中林木葱茏，黑河的上源就由其中的多条溪水构成。向北是微微倾斜的绿色田野，莜麦和土豆地如此开阔，连日来局促在山谷间的视线骤然间获得解放。难以相信，蒙古高原就这样静静地平铺在我们的眼前。
从沟门分水岭到小厂镇这一段，今日是连绵不断的农田，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漫长时期里，应该是河谷地带。从燕山北麓流出的溪水一路向北，沿途水量渐大，到沽源县城附近汇入滦河。这条河就是发源于冰山梁北麓，东行来到沙岭北坡，向北最终汇入滦河的葫芦河。沙岭至小厂镇地势下降明显，葫芦河河道应该深而且窄。过小厂镇之后地势平缓，葫芦河盘旋迂曲，形成巨大的沼泽和河谷草原，然后北流汇入囫囵诺尔，即元代的察罕脑儿。如今小厂镇以南的整个河谷上游早就开发为农田，从前的葫芦河河道被压缩成一条若有若无的沟渠。这条沟渠自南而北，串联起许多个村庄和乡镇，依稀保存着过去交通和水道网络的格局。从沟门向北，已无法想象当年溪流清澈、青草茂盛、骏马奔腾的美景。
有意思的是，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史集》记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时，也提到这条辇路。余大钧、周建奇的中文译本（第二部，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24页）是这样写的：“还有一条沿着一处名为……的高地的道路，当走过了这个高地之后，一直到开平府城，就都是草原、草地和夏营地了。”这个没有被译出的地名，在Wheeler M. Thackston的英译本（哈佛大学近东系，1999年，第442页）中，被定为Singling。Singling应该就是沙岭。中译本说它是一个高地，英译本则说是一座低山，但意思其实差不多——从沟谷往北看，沙岭是一个高地；从北边向南看，比起同一山脉东西两侧的高峰来，沙岭只是一座低山。
我和王抒从沟门村那家度假饭店北行，X404的路东先后是前坝村和后坝村，这两三公里之间，就是元代沙岭捺钵所在。沟门与前坝之间的一小片樟子松，是如今这条路上最后的森林，大概在古代也是。从前坝村开始，正如周伯琦所说，“晴川平似掌”“碧草浅连冈”。只不过，我们看见的不是周伯琦眼中的“碧草”，而是纵横如划、齐齐整整的农田，以及农田里绿油油的土豆、玉米等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出现的庄稼。
3
刚过后坝村，天上就不再有蓝色的空隙，阴云沉沉，要下雨的样子。这条路出奇地安静，几乎没有汽车通行，走了半小时只见到路边停着一辆拖拉机。也见不到行人，只在经过村庄时远远地看到几个人走动。对于徒步者来说，这真是最理想的路段。甚至连太阳都躲在云层的后面，可以摘下墨镜和帽子，敞开衣领，让凉风尽可能地吹拂脖颈。如果不是阴天，路两边稀稀拉拉的白杨实在不足以遮挡阳光。西边远处低缓的山梁上，一溜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慢慢转动着叶片，不慌不忙，好像比我们还有耐心。
我们，或者说只是我，走得比前几天更慢了。也许是因为背包的重量，也许是因为脚后跟的水泡，也许仅仅因为体力已经消耗太多。王抒的情况显然比我好，脚底板的水泡已经消失，轻轻松松就走到我前面很远，不得不常常停下来等我。到黄土坑村时，向东一条宽阔的岔路直通丰源店乡，整齐而茂密的行道树显示那是一个较大的镇子，但远远地，我们只看得到一片隐隐约约的红瓦砖房。这时开始下雨了。不是很急骤的雨，没有风，雨滴也不密，但听得见水珠砸在衣服上的啪啪声。把雨伞撑开时，意识到我们一路上可真是幸运，在这个一年里降水最大最密的月份，却几乎没有淋到雨，两次暴风雨都发生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雨滴击打雨伞，以某种不可思议的节奏。恍惚之间，我竟然想起十年前，在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山间深夜，我，还有我那些无法入睡的同伴们，躺在各自小小的野营帐篷里，惊恐地感受狂风骤雨的撕扯。
走到西大道村时雨就停了。迎面一个老乡骑着黑驴过来，驴的额头上那块红布条虽然褪色了，依然非常显眼。这个骑驴的老乡戴着米黄色耐克棒球帽，一副大大的墨镜遮住了半张脸，只看得清黑黑的颧骨和鼻子，以及紧绷的嘴唇和下巴。我对那一副铁镫很感兴趣，因为过去很少看见骑驴的有这么齐全的装备。他当作鞍鞯兼褡裢坐在屁股下面的，是一个印着美国星条旗的大化纤袋子。我拿出手机拍照，看不出他的表情，不过他一定也在盯着我看。不只是他，他胯下那头黑驴，也打量着我，从我面前嘚嘚嘚走过时，还向我偏过头，好像要打招呼一样。
骑驴人
走到西大道村时雨就停了。迎面一个老乡骑着黑驴过来，驴的额头上那块红布条虽然褪色了，依然非常显眼。我对那一副铁镫很感兴趣，因为过去很少看见骑驴的有这么齐全的装备。
我们在西大道村与三间房村之间休息了一会儿。路边找不到适合坐的地方，就下到路西农田与路基之间的草地，顾不得草上的雨水，卸下背包，坐下歇歇。田里几寸高的莜麦，如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从眼前一直铺向远方。我第一次吃莜面食物，是二十五年前在五台山，一年后在内蒙武川县，见到田里结粒的莜麦。莜麦是禾本科燕麦属裸燕麦的一种，因为野生莜麦在华北北部较为多见，一些研究者认为莜麦是华北原生，并在华北驯化的作物。即使这个说法是可靠的，蒙古高原南缘大规模种植莜麦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太早，不会如一些人所说早至古代游牧人群如匈奴鲜卑等。也许荞麦反倒早于莜麦。游牧社会的多经济形态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各个时代的种植业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到现在还缺乏可靠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也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猜测。无论如何，看着眼前无边无际的莜麦地，沿途树干上和房屋墙壁上那些“自磨莜面”的广告牌就生动起来。
第一次，我在途中休息时竟然有了闭上眼眯一觉的冲动。靠着背包，盘腿而坐，我尝试小眯一下。有那么一小会儿，也许只是一瞬，不知是不是睡着了，我的心思飘飘忽忽，离开了莜麦地，离开了辇路，离开了现在。去了哪里呢？大概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回到1982年7月那个清晨的密云火车站。我们七个刚读了一年大学的年轻人，走了一个星期，从昌平经顺义走到密云，在密云水库游泳玩闹一天之后，终于决定放弃走去承德的计划，改为坐火车，于是来到火车站。几天来，好几个同学都病了，不是感冒就是拉肚子，狼狈不堪。最严重的是老大，他夜里连着跑了四五趟厕所，这会儿躺在候车室的绿漆长椅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离火车开来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打发这段时间，有的同学在睡觉，有的在写笔记。我在站外花坛旁发呆，努力整理一周来时间地点和路线的记忆。就在那时候，我注意到爬出花坛木栏杆的牵牛花藤蔓，以及藤蔓上粉色和蓝色的牵牛花。无法解释，我那时竟被这些牵牛花深深感动。坐在丰源店乡X404路边草地上半睡不睡的那一瞬间，我再次看到了当年的那些牵牛花，那么真切，连花瓣上的露珠都晶莹透亮。
下午三点，我们回到X404，继续北行。也许是因为接近小厂镇，路上行人、车辆多了起来，还有一辆长途巴士呼呼开过。几分钟后，快到一家加油站时，路东一畦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格外醒目。七月里油菜花盛开，我此前只在青海湖一带见到过，可见这里的物候与青海高原接近，比华北平原晚了差不多两个月。
再往前走，路边出现了大片的黄花苜蓿。苜蓿比油菜花和莜麦更引起我的兴趣。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出版于1911年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第一部分就写苜蓿，是一篇学识充沛的文字。他特别指出，汉文“苜蓿”应该是对费尔干纳语言而不是古波斯语言中该植物名称的音译。前面引元代王沂写沙岭的诗，有“马衔青苜蓿”之句，说明那时从沙岭向北的辇路上种植苜蓿。不知道元代蒙古草原南缘人工种植苜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无论大小，毕竟是一种农业行为。某种意义上，种植苜蓿对游牧人来说也是急需的，因为粮食布帛可以从南方运输，苜蓿却是当下和普遍的需求品。
下午四点一刻，我们走到X404与S245交叉的地方，终于到小厂镇了。住进旅馆，洗澡洗衣服之后，立即瘫倒在床上。今天只走了七个小时多，距离不超过二十八公里，但非常非常疲劳。连天花板什么样子都还没有看清，我就睡着了。
4
主要仕宦于明代万历时期的王士性据亲历见闻所写《广志绎》，有一条特别有意思，是记他任确山县令时，见到牧羊人在山西老家与洞庭湖之间游牧。如此大范围的游牧，即使在欧亚草原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原文如下：
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令朗时，见羊群过者，群动以千计，止二三人执箠随之。或二三群一时相值，皆各认其群而不相乱。夜则以一木架，令跳而数之。妓妇与肩酒肴者日随行，剪毛以酬。问之，则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诸湖左右泽薮度岁，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余则牧者自得之。
晋商逐利，足迹遍于天下。马可·波罗就注意到，“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明代“京师大贾数晋人”，山西人善于利用他乡资源，固已人所熟知，但连羊也要去外省吃草，实在令人感到新鲜。王士性所记事例，是他做确山县令（朗陵即确山）时亲眼所见。他说，经过确山县的羊群，每群常逾千只。这么大的羊群，牧羊人却只有两三个，手执羊鞭跟随羊群。有时候好几个这样的羊群，也就是一共好几千只羊，碰到一起了，也不会发生混乱，每只羊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不会乱窜。晚上羊群被关进木头搭建的围栏内，让它们跳进去，好进行计数。
根据王士性的观察，那些山西牧羊人都还过得不错。他们一路走，一路享受当地的服务业。他们当然没有时间上馆子、进妓院，但会雇人挑着饭菜酒肴一路跟随，还把妓女带在身边，和羊群在一起，绝不耽误放羊。有趣的是，牧羊人不用付现金，只需要剪点羊毛抵销费用。按照这一描述，至少是在今人的想象里，牧羊人的生活还挺浪漫的。不过，王士性没有交代他们是不是还配有大车。照理他们应该是赶着大车的，以装载搭建围栏用的木头、剪下来的羊毛、牧羊人过夜所需的帐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草原游牧人最艰难的就是季节转换时的转场，这些山西牧羊人似乎常常处在转场的状态，其困苦艰难可想而知。
这种游牧的最大优势，是穿越了南北气候带，用王士性的话，就是“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当秋霜凋残了华北平原上的草木，他们继续南下，越过大别山、淮河一线，进入长江流域，那里即使到了深冬，仍会有浅浅的青草供应羊群。他们过年的地方，也就是所到最南的地方，在“楚中洞庭诸湖”。大概每年行程不定，或过江到洞庭湖区，或留在江北的洪湖、三冈湖、太白湖等湖区。这些湖区秋冬水量下降，露出大片滩地和沼泽，为青草所覆盖。羊群和牧羊人就这样在“诸湖左右泽薮”过年，迎接春天，等天气变热时，再往北走，即所谓“春深而回”。这样慢慢向北，夏天才回到山西老家。
实施如此远距离游牧的牧羊人，是不是羊群的主人呢？不是的，他们只是受雇于羊群的主人，一年四季颠沛辗转于南北数千里之间。那么，他们的工钱怎么计算呢？王士性实在是个有心人，他和牧羊人谈到了这个话题。原来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责任承包制——羊主人把若干只羊交给他们，一年后，还给主人的时候，按原来的数目，每一百只羊必须增加若干只羊，以及缴纳羊毛若干，额定数目之外，剩下的羊只和羊毛，都归牧羊人所有。这个办法好比投资放贷，羊主人是投资一方，牧羊人是接受投资的一方。羊群在一年周期的长距离游牧之后，理应有所增殖，增殖部分先由主人抽取其投资收益，剩下的，无论多少都归牧羊人。可以想象，如果年景不佳，羊群增殖有限或干脆发生减耗，牧羊人一年的辛苦不仅毫无报偿，甚至还会背负债务。
这么大规模、长距离的游牧，不大可能直接学习自草原牧民，尽管有研究者试图从草原文化的影响来寻求解释。不过，如果说辽金元以降，与北方汉语、北方汉文化的阿尔泰化相匹配，华北和西北地区在经济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上，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草原游牧社会的影响，那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论。明人张瀚《松窗梦语》有这样一段话：“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有张姓者，世以畜牧为业，以万羊称，其畜牧为西北饶，富甲于秦。”这位姓张的富人因专门经营畜牧，累世为业，羊只上万，成为关中首富。不知道王士性提到的那些山西羊群的主人，是不是也专职经营畜牧，还是兼营其他？
我年轻时游历高原牧区，常听牧民说些瞧不起农民的话，认为种地最苦，收入最低，远不如放牧自由幸福。首先是这些野外的见闻经历，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学习，使我明白农牧之间的转换绝非易事。历史或现实中的这种转变，通常只有外力逼迫或生存维艰才能促成。只是历史的时间尺度实在过于不确定，边疆历史的能见度、清晰度又格外低，要了解这种转变的具体机制，其难度可以说并不比转变本身更小。
5
六点多才醒，夕照挤过窗帘的缝隙，在房间里画出一道白线。扯开窗帘，看到西边是六排共十二个统一格式的南北向红瓦砖房宅院。再往西，就是平敞无垠的农田，看不清的远方大概是低缓的山丘。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看到王沂所说的“野旷青烟直，天遥落日低”的景象。收拾行李时发现，一个多小时前洗的衣服基本上干了。正觉得肚子咕咕叫，王抒来敲门，原来他也睡了一会儿。下楼去街上吃饭，路上我问他累不累，他说比昨天好，和我的感受正相反。我读过的那些写徒步的书，有纪实的，也有虚构的，都提到长程徒步的某个转折点，有的人忽然变得强壮起来，有的人忽然泄了气无法继续。我是不是到了泄气的边缘呢？
小厂镇是南北一条主街，外加东西一条横街，我们沿着主街向北，过了一座水泥桥，就是店铺密集的闹市区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卡车上有三匹枣红马，路边的木桩上拴着高大的黑骡。街上飘浮着一股轻烟般的兴奋。下午到宾馆时，服务员问我们是不是来赶会的。原来从明天开始是小厂镇的大集会，有货物交换，也有唱大戏，周围老乡都要来赶会。没想到这种古老的乡里传统能持续到今天。
我们进了一家玻璃窗上写满了饭菜品种的餐馆，各点了一碗刀削面，外加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盘土豆丝，一盆家常豆腐。真是饿了，我们把面吃得一滴汤都不剩，菜也差点儿吃完。聊起许多话题，过去的，现在的，多半都是我们共同熟悉的人或事。不知怎么聊到很多年前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去陇南，在西汉水北岸的高山上寻访古仇池国。那次一起去的除了我和王抒，还有我的同事、北大历史系的李新峰教授，以及已经不在人世的刘聪。我还记得在火车上他们三个合起来愤怒地批判我，因为我反对把那年世界杯上韩国队的奇迹般胜利与作弊及国民性联系起来。
我知道王抒和刘聪的父母一直有联系，就问起他们怎么样。王抒叹口气，说了一些情况，都不是让人高兴的。自从刘聪去世，我很少和人谈起她，不愿触及这个令人伤痛的话题。现在，在远离北京、远离熟人的地方，忽然想起她，竟然一下子沉浸到往事之中。饭后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还去看了正在布置戏台的大戏场，再沿着街边种有樟子松的人行道回到宾馆，回到房间，已经错过了“天遥落日低”的高原美景。脑子里一直有刘聪的样子。
刘聪生于1979年2月，山东莱阳人，1996年保送进北大文科实验班，2000年本科毕业后师从陈苏镇教授，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即赴芝加哥大学跟巫鸿教授读艺术史。刘聪读本科时参加了我们的吴简讨论班，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写吴简，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吴简的论文。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和她熟悉起来的。她到美国读书后，我路过芝加哥还去看过她两次。2007年夏天我在宁夏，忽然接到王抒的电话，说刘聪被诊断患有脑瘤。2008年3月我到美国开会，在芝加哥见到她，她显得还挺好，跟着我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没想到7月间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北京。我们把她安排到亦庄一家带有临终关怀性质的医院，她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两个月。巫鸿教授在刘聪去世后立即发来一篇挽词，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刘聪：
刘聪是个好学生、好同学、好朋友——一个踏踏实实而又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她在芝加哥的短短几年里为我们的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课堂上她冷静而严肃，孜孜不倦地探讨学术上的问题，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搜寻最原始的资料——在我看来这是一名学者最珍贵的素质。在课堂之外她积极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讨论会，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她的性格爽朗开放，乐于帮助别人——不管是访问学者、同系学生还是她辅导下的大学生。她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深入，在近年内已经开始对中国美术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佛、道信仰和丧葬礼仪的复杂关系，道教中的“代人”概念和实践，做出了独具见解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文章的初稿。正当这样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在即将出现于国内外学术舞台之时，她却不幸地夭折了！
第二年春天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在楼下小院里，就是在刘聪经常走动、经常注视的地方，为刘聪立了一个别致的纪念碑。巫鸿教授精心挑选了一块中国乡村的磨盘石，立起来当作纪念碑，还撰写了中英文碑文（当然没有刻在石头上）。碑文这样写：
我们选择了这个石刻来纪念刘聪：和刘聪一样，它也来自中国。它的质地是坚硬的花岗岩，但是它的磨损和残缺记录了时间的历程和多年的劳作。它不是为哪个英雄定制的纪念碑，而只是一块农民使用的无名的磨盘。它不记载史诗般的历史，而是吸收了世代人们的普通生活经历。它的形状是一个圆环——天空与和谐的象征。它的性格是混融的整体，就和刘聪一样。它既严谨又尊严，也和刘聪一样。它将伴随着我们，以及我们以后的人。当人们不再记得我们和刘聪，这块石刻仍将纪念着一位中国来的学生，对她来说知识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边界。它不是我们送给刘聪的礼物：它是刘聪留给我们的礼物。
那年冬天蒋人合教授带我去看过那个纪念碑。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傍晚，我独自在那个圆磨盘前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空空如也。对刘聪的任何好评都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联系，那是满含着岁月、理解与情谊的生命之交。刘聪去世后的那个冬天，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去世有关，我大病一场，成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从刘聪去世开始，或者说我总觉得是从她开始的，我接连遭遇这类创巨痛深的丧失，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没有为刘聪写过纪念性文字，只在她回到北京，刚刚住进亦庄那家医院，并且经多方求诊确信已无希望时，我给刘聪的同学、熟人和朋友群发了一封邮件，介绍情况。那天深夜我写这封邮件时，思绪混乱，心痛如割，不由得在邮件之末又写了几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