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意大利也正在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欧洲民族帝国。对于1913年的选举，最近提出的选举法将选民范围扩大至800多万意大利人，这个数字比之前翻了一番还多（和法国一样，很久以后才赋予妇女选举权）。很多北欧人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无足轻重、落后混乱的国家组织。对于这些北欧同胞，英国作家理查德·巴戈特（Richard Bagot）写道：
我总是怀疑，在那个国家旅行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同胞们，能否理解他们所见所闻的真正意义，哪怕是最表层？对于意大利在过去50年中的成就，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一丁点儿概念？根据我经常听到的、来自他们的评价和非难，我猜他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如果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英格兰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用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发展至此，以适合这样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建国只有50年的民族，完全是不公平的，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5]
他暗示这些人或许觉得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永远陈旧腐朽、积贫积弱才好，正如他们“为现代罗马人每天的破坏行径而发出愤愤不平的哀号”，或者一旦“有哪座古老的建筑为了满足像罗马这样迅速膨胀的大城市愈发紧迫的需要而被拆除”，就会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6]
1913年1月，刚刚在殖民地打了一场仗的意大利万人部队回到罗马，举行了一次列队游行，他们所属的意大利陆军的规模已经接近于英国。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艘“但丁·阿利吉耶里”号无畏舰，其所属的海军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地中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意大利在非洲拥有殖民地：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在上一年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小规模战争中，意大利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因此又从对方手中得到了利比亚。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飞机，主要用于侦查，但朱利奥·加沃蒂（Giulio Gavotti）中尉出动飞机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投下了炸弹。[7]在亚历山大港长大、襁褓中由苏丹奶妈哺育的菲利波·马里内蒂歌颂战争中的暴力，认为它将意大利与“野蛮”非洲的活力重新结合，同时也肯定了意大利的现代冲力。[8]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乔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认为，正如普法战争促使德国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在利比亚的战争也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重生之路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任何人如果想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就去看看它的陆军和海军吧……海陆空，山地和平原，半岛和岛屿完美地融为一体。肤色白皙、不苟言笑的阿尔卑斯山区战士与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的西西里战士并肩作战，高大的伦巴第掷弹兵与瘦小的撒丁燧发枪手勾肩搭背……看看那些光荣牺牲者和以身负重伤为荣的伤者名单吧：你会觉得自己是在记忆和修正一个地区的地理学问，那里不久之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啊，你们这些为国捐躯的神佑者！……50年前，意大利建国。在这神圣的50周年纪念日上……你们证明了意大利民族也已经铸就。[9]
这类作家都对Italietta嗤之以鼻，这是一个安宁的小意大利的概念，以生活充裕舒适的中产阶级为主，但实质上别有一番情趣。这正是意大利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理想中的国家形态。而这类作家却为意大利描绘出了一片灿烂的未来，作为一个受欧洲兄弟国家尊敬的国家，依然历历在目的昔日罗马帝国合适的继承者。
对于意大利国家命运的这种宏伟构想，激发了意大利在非洲进一步殖民的渴望，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the Battle of Adowa）中，意大利被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这些构想煽动了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那里的一些意大利人梦想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重新成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正如法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怀着复仇主义雄心，意大利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也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让曾经属于意大利但现属法国的城市尼斯回归祖国，还要求意大利名义上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归还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和蒂罗尔（Tyrol）。困难之处在于尼斯人民实际上在50年前的一次公投中就已表示归属法国，这一点却被人忽略了。事实就是法国和奥匈帝国都不太可能未动干戈就把土地割让出去，而这一点也被敷衍过去了。或许这并不重要吧。毕竟一些意大利人想要的恰恰是一场战争。马里内蒂把的里雅斯特形容为“我们美丽的火药桶”（notre belle poudrière）。[10]
所以说虽然意大利并不是1913年欧洲外交的主线，但是在巴尔干外交中却不容忽视，在对于欧洲势力更广义的思虑中也不容小觑。罗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城市地位，如今大国纷纷设立大使馆，这正是在外交领域重拾地位的标志。罗马再也不是只要有游客就好了，虽然他们带来的麻烦无非就是偶尔会向领事打听一个不安分的丈夫的行踪，或者一个被偷的包的下落。得把意大利当回事儿才行。
如果说有哪座城市比巴黎更配得上永恒，那么一定是罗马。这里有着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一切，大多来自城市里的大量遗迹，位于市中心的考古大道（Passeggiata Archeologica）。罗马帝国灭亡后，这座城市也衰落下来，之后又得到了新的角色，作为罗马教会所在地、教皇国（Papal States）首都、罗马天主教所在地。罗马成了神父与修女、教堂与修道院之城，人口照罗马帝国期间的峰值骤减，工业发展停滞，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然而如今的罗马已经是年轻的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洋溢着自由和反教权的气氛，这个新生国家的官僚们也住了进来。1861年，罗马的人口还不到20万，到1913年至少有50万：虽然少于米兰和那不勒斯，更远不及伦敦、巴黎和柏林，却仍算得上是相当惊人的增幅。巴黎始终名声在外，柏林迫切地展示自己的成就，罗马和它们不同，这座城市的地位正在恢复。
尽管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为意大利复兴运动高呼“罗马或死亡”的口号，复兴运动通过战争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但罗马直到10年后才并入意大利王国。那是1870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保卫法国本土，被迫召回用来保护教皇世俗权力的驻军，意大利军队借此良机占领了罗马。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以“首都罗马”（Roma Capitale）之名构思了一些规划方案，目的是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从教皇的飞地转变成一座可以与欧洲其他首都相媲美的城市。古罗马精神（Romanità）重获新生，意大利也超越了考古学书籍和《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登上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闪现着过去与未来的荣耀。[11]
1911年6月举行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纪念碑官方揭幕仪式，标志着意大利宣告统一50周年纪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座巨大的纪念碑由大理石和炫白的石灰石筑成，用来纪念这位率军征服了罗马的国王。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萨科尼（Giuseppe Sacconi）设计的这座纪念碑耸立在罗马的天空中，罗马女神上方屹立着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骑马雕像，更上方是古典装束的16个人物，分别代表意大利的16个地区。这座纪念碑既是在回溯历史，也是在暗示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光辉灿烂的未来——却跟教会全然无关，它的象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选址位于曾经归罗马帝国管辖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以表雄心壮志。它要俯瞰全城。为了得到更壮观的远景，放大视觉上的宏大观感，附近的建筑都被清除掉了。[12]它被称作“祖国的圣坛”，硬是挪用了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义的称谓。事实上，这座纪念碑完全挡住了一座教堂，除了台伯河对面圣伯多禄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穹顶，这面又多了一个焦点。仿佛是要证明新生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性质一样，围绕这次揭幕仪式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一场选美比赛，有300名佳丽竞争“罗马女王”的桂冠。[13]
旧与新。1911年，飞机首次飞掠罗马梵蒂冈上空。
事实上，意大利更加名正言顺的二把手——教皇庇护十世（Pius X）——沿袭了之前历任教皇的传统，拒绝承认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完全合法性，不过比起以前，可能是更加流于形式。庇护十世之前的倒数第二任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9世纪70年代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无法踏出一步。虽然庇护九世和过去400年里的所有教皇一样是意大利人，但他并不为意大利建国而庆祝，反而认为意大利王国侵占了曾经的教皇领地。自那时起，教会和国家在罗马冲突不断，一方是顽固的反教权人士，另一方是倔强的罗马教廷，由教皇无误论的精神信仰支撑着，两方还都有一些狂热的支持者。1899年，在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原址立起了被其处以火刑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这个蓄意挑衅的举动在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导致了一场罗马教廷感召下的骚乱。在1913年以前，罗马教会不允许意大利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选举中投票，因为投票会被看作将合法性授予一个非法政权。直到1913年，通过所谓的《真蒂洛尼条约》（Gentiloni Pact），教皇才将这条禁令部分取缔，而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候选人赢得选举。罗马人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世俗环境中，而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并非像天主教会宣称的那样偏离正道，那么罗马人对这类法令到底有多在乎呢？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几乎所有的罗马人都自认为是天主教徒，然而符合投票资格的人大多投了票。外国的天主教徒或许还能在梵蒂冈感受到半神圣的氛围——就连西奥多·德莱塞这样的美国冷淡教友也很珍惜接近教皇的机会——罗马的上流社会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黑”沙龙，只接纳对教会有政治倾向的人。[14]但比起这些超级保守的狂热信徒，大多数罗马人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没有这么严重的倾向。他们即便出于习惯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欢庆一个个圣人的节日，可对于梵蒂冈的阴谋诡计却是冷嘲热讽，对它的神圣性充满怀疑。“他（罗马人）的座位离舞台太近了，对于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的工作方式再熟悉不过了。”巴戈特写道。[15]
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913年的作品《抽象速度：车已驶过》[Abstract Speed （The Car has Passed ）]。悠闲国度意大利同样也是未来主义之乡。马里内蒂有言道：“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
一些意大利人瞧不起罗马，说它过于老派，沉湎于历史中，腐败堕落，热衷于议会制而不是实际行动。一家民族主义报刊发文指出：“鱼从鱼头开始发臭，意大利从罗马开始腐朽。”[16]马里内蒂作于1912年的诗歌《教皇的飞机》（The Pope’s Aeroplane）具有非凡的未来主义想象，他想象着一架飞机飞越古老与超现代兼具的意大利。在这首诗中，他将罗马视为一座“巨大的鼹鼠丘”，散发着钩心斗角的政治味道，直冲天际。类似的叠句还有不少。虽然意大利政府定都罗马，但罗马的天命并未完成。对于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帮手，比如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面讨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来说，罗马只是经过了重建，却尚未复苏。
然而到了1913年，大多数意大利人和一些游客都已看清了这一点：意大利再也不会充当欧洲历史的牺牲品——四分五裂、战乱不断、任人宰割。意大利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了。那么它会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呢？或许达不到英法的水平，但可以向奥匈帝国看齐，后者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竞争对手，也是欧洲（除瑞士以外）唯一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少数民族的国家。《教皇的飞机》是一首速度与危险的赞歌，在这首诗中，飞机的俯冲和拉升让人头晕眼花，火车在下方的铁轨上蜿蜒蛇行。全诗在马里内蒂对意奥战争的想象中结束，但只是在表达某些更深沉的内容，也就是将意大利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一场战争：
我自由又强大！……
突然之间，我这个意大利人
摆脱了基督教的压迫，
也冲破了天主教的囚禁！……
向维也纳前进！……前进！[17]
维也纳
影与光
意大利王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在阿尔卑斯山丘中的阿迪杰河谷接壤，北面那座城市特伦托的意大利语名字是Trento，德语名字是Trient。16世纪，特伦托因罗马天主教会在这里召开了一场会议而名噪一时。自那以后，这座城市又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只是间或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易主，却总是会回到在风云变幻的欧洲政局中岿然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如今的特伦托，是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广阔无垠、现已寥寥无几的意大利属地中的一块，是皇室的遗存，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异类，而管辖它的是这些国家中最庞大、最具历史感的异类：奥匈帝国。
1909年，特伦托当地的社会主义政党邀请贝尼托·墨索里尼过来一起工作，因此他在这里暂住了一阵子。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南欧和中欧之间一条主干道上的铁路枢纽。它的北边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天然通道——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布伦纳山口的另一边就是奥地利的国土了，那里的人说德语，不过他们的口音和方言会把北德人吓得发抖。
从布伦纳山口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只有几十英里，再往远走几个小时就能到维也纳——那里有圣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霍夫堡皇宫（Hofburg palace）及其现已83岁高龄的主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人们还可以在喜欢的咖啡馆中找到一个钟爱的角落。走近奥匈帝国的首都，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冲出寒冷街道边的双层大门，钻入一间热乎乎的咖啡馆，领班喊着客人的名字，笑脸迎客，微微鞠躬，悄悄吩咐手下的员工准备好客人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段最喜欢喝的咖啡：如果时间还早，就准备kapuziner（柯璐娜啤酒），如果时间不早了，就准备fiaker（加朗姆酒），装在特定的玻璃杯或者咖啡杯里，一如既往，一如将来。
打开1913年的奥匈帝国地图，首先会被它的面积所震撼。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从西边的瑞士一路延伸至东边的黑海，北接德俄两大帝国，南下深入巴尔干半岛。1908年，奥匈帝国更进一步，正式吞并波斯尼亚，这块领土之前已经由维也纳管辖了30年，但在形式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这一事件让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巴尔干国家天然的监护者。对于奥匈帝国的边境来说，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已经近在咫尺，或者说一个炮弹就能打过去。1913年，奥地利的将军们在考虑是否要参与巴尔干战争、是否要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解决掉哈布斯堡王朝家门口的麻烦时，也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推出的奥匈帝国分册中，把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列为便游目的地。）[1]所有这些领土的人口共有5 000万——略多于法国或英国，略少于德意志帝国。在奥匈帝国的广阔腹地上，有湖光山色，葡萄园和渔村，积雪和阳光。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中，波希米亚盛产铁和煤，加利西亚（Galicia）盛产石油，让这片土地能够自给自足。[2]帝国内部既有像德国一样富裕的工业化地区，也有另外一些像俄国一样贫穷的地区。它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帝国对内交易，也对内投资：或许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全世界。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张稍微详细点儿的奥匈帝国地图上——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政治地图——总会看到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或许算不上彻彻底底的分裂，但还是能够体现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内部彼此迥异的本质。《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指出，波希米亚、施蒂利亚（Styria）、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萨尔茨堡、卡尼鄂拉（Carniola）、摩拉维亚（Moravia）、加利西亚、奥属西里西亚（Austrian Silesia）、布科维纳（Bukowina）和匈牙利是左侧通行；卡林西亚（Carinthia）、蒂罗尔、伊斯特拉（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是右侧通行。[3]美国一本关于奥匈帝国的书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4]奥匈帝国的气候学家将帝国称作“自然实验室”。[5]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所说的“世界史实验室”或许更为确切。［1914年，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是称之为“毁灭世界的试验场”。］[6]不论采用哪种政治体制，能够让如此丰富多彩的国度保持统一，都堪称一大奇迹。
奥匈帝国的语言或者民族地图，比如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结果绘制出来的那批地图，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惊人胆大的抽象派画家画出来的油画，挥洒上大量不同的颜色，没有哪个色调特别突出，整体给人的感觉犹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在特伦托附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臣民们说意大利语。从瑞士边界到多瑙河流域的一大长条区域，以及沿着德意志帝国边界的一带，人们说德语。波希米亚内地和布拉格以捷克语为主，但也有其他语言。再往东，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波兰人说波兰语，南面的斯洛伐克人说斯洛伐克语，其中还有一些人说德语。在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最东端，当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说方言的，语言学家把这些方言粗略地归为鲁塞尼亚语（本质上是乌克兰语），而在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在不同语言中有Lviv、Lwów、Lemberg几种写法），波兰语是第一语言。沿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边境顺时针移动，这些地区的居民说的是罗马尼亚语。往布达佩斯方向去，西南方向散布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人，但人口明显是以匈牙利人居多，这些人构成了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的第二大语言群体。最后是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飘扬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头顶上方。
所有这些语言群体对于帝国整体及其内部不同地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群体分散在帝国内部不同的行政体系中，还有一些则多多少少是统一的。一些群体放眼于哈布斯堡王朝国土以外的同胞们：南斯拉夫人（对塞尔维亚），波兰人（对德国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同胞），罗马尼亚人（对罗马尼亚），鲁塞尼亚人（对俄国的乌克兰人，不过这些鲁塞尼亚人并不一定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有泛日耳曼主义的信条，更倾向于德意志帝国而不是奥地利帝国）。另外的群体则完全分布于帝国内部，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匈牙利人。
哈布斯堡王朝疆域的宗教地图也体现出类似的多样性，只不过没那么触目惊心，清晰的线条并不像阴影那么多。奥匈帝国的臣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但不完全是。在匈牙利的一些地方，譬如德布勒森（Debrecen）周边地区，当地人信奉新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在宗教上更亲近俄国人而不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人。与此同时，在说罗马尼亚语的地区，东正教与一位论派正在争夺教派主导权。在波斯尼亚，情况又不一样，为数众多的塞尔维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但少数派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也不容小觑。犹太人社区分布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但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以及首都维也纳。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在法律和医疗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政治地图要简单得多，国家的版图分为两半：按理来说应该是西部的奥地利［依照莱塔河（Leitha）命名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或者简称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或者简称匈牙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仅仅是表象——正因如此才产生了问题。这是因为这种二元体制掩饰不住奥匈帝国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语言和宗教结构。在奥地利，日耳曼人是最大的群体，然而他们也只占总人口的1/3多一点儿。在匈牙利，匈牙利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上，之所以采用二元体制，说到底还是因为某一时刻的软弱，出于皇室自身的生存需要——这一点也暴露无遗。这要追溯到50年前的1867年，当时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很年轻。在前一年中，与哈布斯堡皇室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暴发户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捷克语Sadová）附近进行的克尼格雷茨战役（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中打败了他的军队。在失败的阴影下，弗朗茨·约瑟夫委派撒克逊人博伊斯特男爵（Baron Beust）与帝国的第二大族群——匈牙利人谈判，以防他们像前些年扬言的那样借机彻底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7]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折中，或者说妥协。匈牙利人同意留下，但要求重新制定宪法，坚持要求古老的圣伊斯特万（St. Stephen，匈牙利战士的主保圣人）领地由布达佩斯管辖，不论这些地区的人口现状如何。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两半都有各自的议会，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布达佩斯——而布达佩斯议会则是依照巩固马扎尔（匈牙利）乡村贵族优势地位的制度选举产生的。但这两个部分拥有同一支军队，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和财政系统。除了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外，还有一个由帝国首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它只能在少部分地区行使职能。所有这些政府都效忠于同一位君主——弗朗茨·约瑟夫，然而他本人的地位如今也有所变化：他在奥地利是皇帝，但在匈牙利是国王。因此在1913年，他的统治也是“K. u. k”，“皇帝和国王的”（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这个“和”字是在1867年之后加上去的，意在明确帝国和王国是完全独立的，又属于同一个主体，这个概念对于从小受到圣三位一体的奥秘熏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说得通的。）后来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了一篇小说，关于他长大的那个帝国，他将“K. u. k”称为“卡卡尼国”（Kakania）。[8]弗朗茨·卡夫卡的荒谬感无疑与他所在的布拉格的政治体制有一定关系。
即便是在19世纪60年代，也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完美的折中方案——一开始，这种方案的内容每过十年就要重新谈判，因此这两大实体之间必然会定期发生激烈的争执，雷打不动。但就当时来看，折中是最好的选择。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个人的角度来看，折中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今后是要改的，也许是在帝国军队能够重新编制、打败普鲁士军队、再次登上德意志政治舞台的中心之时。不过，事情并没有照这样发展。至1871年，普鲁士再次获胜，这次的对手是法国，而德意志帝国也就此宣告成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但奥匈帝国却被折中方案牢牢地困住了。1867年的这份协议到了1913年，已经成为写入宪法的既成事实——虽然并不完善，但截至当时，它存在于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皇帝的大多数臣民。
在帝国的层面上，一些人担心二元制对军事备战的影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侄子、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正在为指挥军队的语言问题而发愁，特别是和匈牙利部队打过交道以后，这些人甚至在他面前也只肯讲匈牙利语（这是不符合规定的）。[9]世纪之初，匈牙利人曾要求建立一支独立的匈牙利军队，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驳回。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成了一大顽疾。
帝国的体制必然让国内的各个民族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波兰人已经适应了二元体制，这些年来也涌现出了一些重臣，比起处在德国人和俄国人压迫之下的同胞们，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还趁势在鲁塞尼亚人面前作威作福。相反，捷克人对整个二元体制感到失望，因为它使得匈牙利人凌驾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变成了次等民族：哪里能够承认圣瓦茨拉夫（St. Wenceslas）领地，使之与圣伊斯特万领地平分秋色呢？以捷克人为主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迅速成为帝国的工业重地。这些地区的人口中，40%从事工业劳动，为奥匈帝国生产了大量的铁，还拥有斯柯达这样一个巨大的军工厂。这一切更加强化了捷克人的这种情绪。[10]诚然，捷克人的经济地位正在提升，说捷克语的人拥有的工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的行政语言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究竟是采用德语，还是德捷双语？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从语言族群之间其他的政治分歧中凸显了出来，这意味着维也纳的奥地利议会在1913年已经差不多要靠肢体语言了。允许使用的语言多达10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却没有口译员，所有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只用德语。[11]议会上秩序混乱，人们出言不逊——有时甚至还会打起来。1907年，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选权，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好管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以法令统治。前来参观维也纳议会的游客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瞠目结舌。其中一个来自上奥地利的落魄青年画家阿道夫·希特勒，兴奋地握紧了拳头。[12]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此时正居住在奥属加利西亚，用他的话说，这里“和俄国差不多”。他从克拉科夫的报纸上得知这些情况，此时的他正在为下一次党会做准备，读报是他工作之余的消遣，其间他还会在冬季滑雪，在春季去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s）远足。[13]来自格鲁吉亚的鼓吹者、银行劫匪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f Djugashvili），又名斯大林，（用一个希腊的假名字）被派到维也纳，向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取经，以便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运用在俄国的民族问题上。[14]
在匈牙利王国，匈牙利人推行的是将所有其他民族——特别是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马扎尔化的激进政策，坚决主张独尊马扎尔文化。其他民族纷纷表示抗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没能平息他们的愤怒。克罗地亚人虽然在匈牙利王国中取得了官方自治权，但仍然受到匈牙利人任命的统治者的压迫，并开始寻求与他们的南斯拉夫同胞塞尔维亚人结成某种政治联盟，甚至想要大刀阔斧地重建帝国，将国土一分为三，分别是奥地利、马扎尔和南斯拉夫三个行政区。塞尔维亚人在帝国中的处境是最恶劣的：这个民族被弄得四分五裂，奥地利管辖的达尔马提亚有10万人，匈牙利有50万人，此外理应是自治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Croatia-Slavonia）有65万人，最近得到的波斯尼亚省还有85万人。[15]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关系一直不睦——还曾一度筹备过军事计划，如果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就会实施这些计划，在匈牙利重新确立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16]
所以说，1913年的奥匈帝国是矛盾与过时制度的累积、不同民族与宗教的混合、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的杂烩、王朝统治下的乱局——长期以来，精打细算的联姻，得天独厚的好运，本是权宜之计，后来却变得一发而不可收的折中，一切汇聚在一起，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一些维也纳人，当然还有弗朗茨·斐迪南皇储，可以花上很长时间钻研地图，试图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国家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三方联邦，或许是更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所有民族的联邦，或许是单一制国家——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或者说至少在政治上绕不开强大的反对势力。考虑到全面推行体制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各个地方重新取得平衡是短期之内所能期待的最好的情况了。弗朗茨·斐迪南认为有必要煞煞匈牙利人的威风，并打算力排众议坚持到底，甚至考虑动用武力。或许在他即位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尽管国情无比复杂、千变万化，尽管多年以来国家的完整性一直是如履薄冰、危情不断，然而奥匈帝国仍然像维也纳普拉特（Prater）公园巨大的摩天轮一样转动着。帝国的宪法结构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但到头来总会落在同一个地方。帝国一直转个不停，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就像维也纳摩天轮一样。这好歹也是一种制度，或许算不上有多么辉煌，和奥匈帝国一样只是疲于应付。［19世纪末担任奥地利首相多年的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形容为“让君主国的所有民族保持一种不满的状态，而这种不满情绪要控制得非常稳定、平衡”。］[17]如果政治过于动荡或者过于沉滞，无论是哪一种，人们也都可以选择无视它。斯蒂芬·茨威格后来回忆道：“一个普通的维也纳人拿起晨报，第一眼看过去的不是议会事件或者国际大事，而是剧院的节目单。”[18]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物。
在很多人看来，奥匈帝国最持久的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它的存在本身。这样一个事实岂不是证明了帝国骨子里的韧性？岂不是证明了它的长命是有道理的？甚至还可能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如果奥匈帝国不复存在又将如何？德国来统治？俄国来统治？还是开战？这些选择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除了对少数大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会很乐意与更强大的大哥合作。帝国至少为平稳增长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地区分布不均（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平均收入是以波兰人为主体的加利西亚的三倍）。[19]虽然奥匈帝国以农业为主——1910年，奥地利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匈牙利2/3以上的人口依然在务农——但它正在稳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只不过走的是法国的路子，发展速度要慢于高速工业化的德国。[20]
而帝国通过集中多方力量，不是也打造了大于各个局部相加的整体吗？其成果就是这样一个强国，所有的组成民族，包括匈牙利人在内，想必都不会希望这个国家消失。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维也纳议会中的捷克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于1893年宣称：“我们想要让奥地利继续保持强国地位，但我们也希望奥地利对内同样强大有力。”[21]他谋求的并不是独立，而是改革，即便是在1913年：“我们的……计划并不是为了削弱别人，而是为了增强整体。我们知道，如果整体一无是处，那么我们也都得跟着遭殃。”他说，问题在于改革的进程似乎已经停滞了。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他说，奥地利的政治家就像是吞进了一把雨伞，动弹不得，生怕它什么时候就突然张开了。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像这样岿然不动，说到底也并不算太坏。这对专横跋扈的政府起到了遏制作用。这种状态下的奥匈帝国更像是一座凌乱的大房子，有许多互相连接着的房间，这个地方曾经风光过，在里面闲逛也很愉快。罗伯特·穆齐尔回忆起卡卡尼国：“这里也有一种步调，但并不太快”——
这里的道路上当然也行驶着汽车，但并不太多！这里的人们也准备征服天空，但并不太上心。时不时有船开往南美或东亚，但并不太频繁。人们没有争夺世界市场或世界霸权的野心。这里位于欧洲的正中心，古老的世界轴线交汇之处，“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词语听起来生涩又遥远。人们也有一定的奢侈心，但绝不像法国人那样过分讲究。人们热衷于体育运动，但并不像英国人那样狂热。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却仅够让这个国家在列强中保住倒数第二的位置。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那些最大的城市要小一点儿，但还是远远大于一般的大城市。[22]
因而对于内部骚动不安的奥匈帝国来说，长期以来的危机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但这并非无药可救。正如受人尊敬的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言：
君主，政治家，或许还有各民族的谬误、弱点或者偏见，也许真能再次将这个君主国推向毁灭的边缘；灾难可能意味着崩溃瓦解的预言将要成真；但经过我连续10年的观察和体验——而且是斗争不断、危机重重的10年——对于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哈布斯堡王朝，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能够让它的这个君主国失去在欧洲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它的内部危机往往是发展，而不是衰败的转折点。[23]
1913年，和1813年一样，和1713年一样，一个没有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欧洲简直难以想象，至少在他们的首都维也纳是这样的。当年的一张维也纳图画明信片展现的是上了年纪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佝偻着身体，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签署文件、批准晋升、同意将一位军官从一个卫戍部队调任到另一个。1908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带领一个德国王公贵族代表团访问维也纳，向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活化石——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位60周年道贺。这位老人已经在位太久了。为什么不换人呢？
维也纳早已习惯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戏剧性，这里的人把生活当作舞台，在上面公开练习，构成了维也纳生活的集体神话。往日的辉煌——或者至少是辉煌的残影——让人们在更加纷乱的现在散发出自信的光彩。这座城市的居民扮演着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向他人和自己的表现道贺。每年有1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着浓厚的维也纳怀旧气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24]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Die Fledermaus）是维也纳最受欢迎的一部轻歌剧，于1874年首演，那时的维也纳正在努力摆脱股市崩溃的阴影。如今40年过去了，这部歌剧中的一句话或许恰恰是维也纳真言的最佳诠释：“幸福就是忘却那些不可改变的事实（Glücklich ist, wer vergisst, was doch nicht zu ändern ist）。” [25]
1913年居住在奥匈帝国首都的俄国人列夫·托洛茨基。列宁在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斯大林来到维也纳学习奥匈帝国的民族政策。
列夫·布隆施泰因（Lev Bronstein），又名托洛茨基，这些年一直在维也纳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过着不太稳定的生活。他笔下的维也纳是“对政治和知识的兴趣、对音乐的热爱、四种欧洲语言以及复杂的欧洲关系网的中心”。[26]虽然席勒和歌德的雕像表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日耳曼文化，但帝国的状态使之成为超民族的城市，而人口使之成为多民族的，甚至是富有异域风情的城市。城市里的吉卜赛人和东方犹太人（Ostjuden）表明亚洲不再像将近100年前梅特涅（Metternich）所说的那样，始于维也纳门外——东方恰恰始于圣史蒂芬大教堂的阴影中。
维也纳虽然在欧洲城市中仍有相当地位，但再也不能和伦敦平起平坐了，无论是从政治实力还是单纯作为一个城市来看。1910年，维也纳有200万人口。它或许是欧洲仅次于巴黎的游乐之城。这座城市并不像柏林。与德国首都相比，当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的边缘未免显得有些破败，也没那么刺激。“维也纳没有夜生活，”《维也纳星期一报》（Wiener Montags Journal）发牢骚道，“维也纳人10点钟都睡着了。10点钟大门都锁上了。”这样做是为了省下监管费，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要付给每一栋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看门人一小笔费用。[27]还有一篇文章批评维也纳的灰尘太多，抱怨说“柏林街上一天的人比维也纳一年到头的人还多，反倒更干净”。还有人写道，柏林的百货商场都能被列为旅游景点，反观维也纳的百货商场，完全就是“旧货商场”。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完全承认现在的柏林是真正的强力之都，两大帝国早在1879年（萨多瓦大败之后仅过了13年）就结成的军事同盟中，德国无疑是大哥。
然而大多数维也纳人更喜欢他们自己的城市，喜欢它独特的魅力、瑕疵、特色——这反映出的正是他们自己。柏林一身戎装，维也纳穿着一条华美的长裙。柏林把精力转化成势力的震撼，希望用自身的强大来感染别人，而维也纳给人的感觉更内敛，即便在标榜皇家正统时也可以自嘲一下。卡尔·克劳斯是典型的维也纳讽刺艺术最著名的大师，据说他曾有言：“柏林严肃但并不绝望，维也纳绝望但并不严肃。”[28]斯蒂芬·茨威格写道，维也纳放弃了在欧洲或者世界的政治霸权，转而获得了在艺术领域的至高地位，这也是它进行独特的自我表达的关键。[29]
实际上，柏林规模庞大，人情冷漠，它让个体感觉到自己对于这座城市无关紧要，进而与之疏远。维也纳的宏大更容易掌控，当然也很壮观，却并没有压迫感。（如果说这座城市让一部分游客——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感觉疏远，那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有些人永远无法领会维也纳人轻浮与严肃绝对人性化的结合、一边流泪一边大笑的含义，当然也就无法融入这样的社会。）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两边的宏伟建筑取代了19世纪50年代拆除的城墙，这些建筑富有古色古香的典雅气质，表现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性，远非卡尔·谢弗勒认定的德国首都粗陋的建筑冒险主义可比。
维也纳老城中心的浪漫胜过整个德国首都，而且给人留下了更大的哥特式想象空间。20世纪之初，美国一本关于维也纳的书推荐了这样一场月光之旅：
每一个转弯处都要留意浪漫的美景、微妙的情氛和意料之外的发现。这座城市的一半被黑影吞噬，另一半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中，散发着银闪闪的光泽，仿佛黎明般晶莹剔透。这是玛瑙与蛋白石交相辉映的光彩，女像柱上长胡子的脸笼罩在这之下，仿佛呈现着生灵扭曲的怪相……荒无人烟的街道像银色的缎带一样蜿蜒着，渐渐地，如梦似幻的忧伤情绪悄然袭来，一个人徘徊着，静静地端详这座沉睡在银色天幕之下的城市……[30]
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拥有柏林所没有的东西：传统。维也纳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
只有一座帝都，
只有一个维也纳，
只有一个贼窟，
它的名字叫柏林！[31]
（1913之前的那些年，鉴于维也纳的捷克人口日益增长，后两行歌词被改成了：“外面是维也纳人，里面是波希米亚人！”）[32]
在奥匈帝国首都，传统是自上而下的：宫廷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就是这个帝国运行了68年的节拍器。年初，英国报纸报道称皇帝身体衰弱，结果却是虚惊一场，皇帝只不过是感冒缠身，他的这场感冒比之前的几十年里更加难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