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晚8点就寝，早5点起床，克茨尔（Kerzl）医生喜欢在一边看着他吸入蒸汽。那些见到医生在美泉宫后院里穿行的人，却忘了皇帝喜欢早起，还以为医生是仓促之下被召进皇宫的。早上5点钟，医生总是和皇帝在一起，还有中午，皇帝在大长廊走来走去，那里栽了一小片松树林，他享受着树木散发出来的清香。他非常怀念每天抽烟的时光，当咳嗽不见好转时，克茨尔医生不让他抽烟。[33]
皇帝一直在履行帝王之责，一晃60多年过去了，宫廷生活的规律性对皇帝本人来说，或许也算是一种慰藉。失去了妻子（15年前在日内瓦被一个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暗杀）和儿子［1889年和比他年轻很多的情人玛丽·韦切拉（Marie Vetsera）女男爵双双殉情］后，如今他已经近乎生无可恋。皇帝和城堡剧院（Burgtheater）的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Katharina Schratt）交往已久，这种关系对于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奥地利贵族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传递感情，而不是炽热的激情火花。[34]
即便偶有桃色丑闻传出，但宫廷的本质并未曾改变，这让维也纳人心里感到踏实，他们是奥匈帝国的政治旋涡中风平浪静的中心。大多数维也纳人由于出身低微，根本无法参加一场盛大的皇家宴会，这样的事实只是再一次证实了维也纳努力地维护了传统。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谈道：“一个奥地利人身上可能结合了莎士比亚、伽利略、纳尔逊和拉斐尔的特质，但如果他没有祖上四代贵族的出身，就无法在上流社会得到承认。”[35] 50年后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会回答说“完全正确”。他根本不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习惯，他很讨厌电话，他在霍夫堡皇宫点的是煤油灯而不是电灯，他以故步自封为荣，此外他还拘泥于宫廷礼仪——其实是18世纪的宫廷礼仪，沿袭自更古老的16世纪的西班牙宫廷。[36]
1913年，严格遵循传统的皇帝对自己的侄子、假定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很是冷落，因为他娶了地位低下的捷克贵族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这对叔侄二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而德皇威廉二世巧妙地利用了弗朗茨·斐迪南的心理，他邀请大公夫妇与自己和皇后四人共进晚餐，借此强调自己虽然有极端保守的一面，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在广阔的社会中，这些礼仪习惯虽然矫揉造作、形式主义、迂腐保守、近乎无稽之谈，但至少对于某些维也纳居民来说却是一种乐趣。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剧在城堡剧院大受欢迎，导演本人也回访了他，这就表示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了绅士的行列，他对此感到很高兴。[37]
宫廷为一些美术馆和剧院，当然还有歌剧院——宫廷歌剧院（Hofoper）——冠上了皇家的头衔。希特勒画了宫廷歌剧院的很多外景，也曾在歌剧院里对奥地利犹太人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1908年被任命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之前）指挥的瓦格纳歌剧如痴如醉。[38]1913年是瓦格纳的百年诞辰，宫廷歌剧院在魏因加特纳（Weingartner）的指挥下，上演了瓦格纳歌剧的一系列传统剧目。《阿依达》（Aïda）的作曲者威尔第的歌剧并没有特别突出——一大原因就是威尔第的音乐与意大利复兴运动联系过于密切，而正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对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座意大利姊妹城市的控制。[39]
但维也纳的音乐还远不止是皇家的特权——和德皇威廉二世不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就很少去歌剧院，他的爱好显然要更朴素些。音乐也并不是贵族的专利，狩猎才是。音乐倒不如说是维也纳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其中很多是犹太人）而言，但终究还是对于整座城市而言。音乐和戏剧是严肃的。茨威格指出，在维也纳，“低了一个半音”都会被人发现。“作品不单单是在首演时受到专业评论家的指点，”他写道，“还要日复一日地受到全体观众的指点，由于不断对比，侧耳聆听，观众们的耳朵也变得越来越敏锐”：
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气都相当宽松，人们对于不修边幅的作风也都能和和气气地包涵，对于很多违反规则的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对于艺术，他们的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因为这是关系城市荣誉的生死存亡问题。每一位歌手、演员、音乐家，始终要尽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在维也纳，当一个受人爱戴的明星是很美好的，但想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40]
这座城市向来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让那些最伟大的作曲家在贫困中死去，之后又会纪念他们，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个著名的例外，1913年，在他妻子的住宅开了一家纪念他的博物馆。[41]
在这些年里，维也纳共有8个大型交响乐团（包括维也纳医生交响乐团）。有247个男声合唱团，其中包括由杂货商协会、奥塔克灵（Ottakring）啤酒厂的工人、单独的工厂和公司以及事业单位的某些分支机构所组建的合唱团。维也纳商人合唱协会（Wiener Kaufmännischer Gesangverein）在音乐会上演唱韦伯、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奥地利现代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还担任过合唱音乐协会（Chormusikverein）的指挥。］轻歌剧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维也纳人民歌剧院（Volksoper）和约翰·施特劳斯剧院上演——仅仅在1913年一年就有11部新作涌现。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Salomé）没能通过维也纳的审查，因此未能在维也纳上演。相反，《蝙蝠》在宫廷歌剧院大受欢迎，也因此得到了维也纳传统守护者们的祝福。
圆舞曲之城维也纳，严格恪守着传统，在欢乐中衰败，然而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一些问题。维也纳作为文化实验熔炉的角色被淡化了。这是维也纳一个突出的矛盾：这样一个传统的捍卫者竟然也可以是现代性的温床。
维也纳绚烂的外表下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也许维也纳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13年，年过五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每天都要对他的病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进行精神分析；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一书，揭示了个人与集体的神经症。城市风景明信片也可以让维也纳的现代主义者们感到挫败，他们包括卡尔·克劳斯，他每两星期就要在自己的报纸《火炬报》（Die Fackel）上解构感伤主义，还包括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在他看来，维也纳建筑过分注重装饰，因此是颓废的表现，对此他的回应是“装饰就是罪恶”（ornament ist vebrechen）。1910年，路斯将他的这句格言投入实际运用，建造出了著名的、位于米歇尔广场（Michaelerplatz）的“没有眉毛的房子”（Haus ohne Augenbraue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窗户没有装饰性的过梁。（据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因此再也不在皇宫里他最喜欢的那扇窗前远望；希特勒干脆在画中的这个位置画了另外一座房子，就此克服了这座建筑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4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一名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他详细分析了一个阶级、一座城市和一个帝国长期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美国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
现代性甚至还染指了维也纳人心中最神圣的领域——音乐，但也不乏争议。1913年3月31日，阿诺尔德·勋伯格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自己与同一派别的另外两位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作品。贝尔格的《艾腾贝格之歌》（Altenberg Lieder）引发了骚乱，甚至导致警方介入，正如几个月后那场更加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演出在巴黎引发的骚乱。[43]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在写作中大胆直白地谈性说爱，挑战了维也纳社会的伪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他的导师、分离派（Sezession）运动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油画中也有如此直白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犹太钢铁巨头和艺术赞助人之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开始向传统的哲学思想发起挑战。[44]
像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众多领域向既定的文化秩序发起激烈的挑战，并不只是巧合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情况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这个团体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将日耳曼人的“教养”（Bildung，指自我修养）视为人类最高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团体规模极小，是一个彼此联系极为紧密的知识分子阶层。阿诺尔德·勋伯格不仅是作曲家，还是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蓝骑士（Blaue Reiter）的成员。他在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拥有的、自己的作品《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的空白页上写道：“我从你这里学到的东西或许比一个人应该学到的还要多。”[4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阿图尔·施尼茨勒视为知性上的另一个自己。斯蒂芬·茨威格写道：“一个奥地利人可以在咖啡馆了解当下发生的所有国际大事，同时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讨论，除此之外，或许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帮助他培养灵活的头脑和国际视野了。”茨威格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是Café Griensteidl，就在米歇尔广场上阿道夫·路斯的“没有眉毛的房子”隔壁。[46]
但轰轰烈烈的文化领域所具有的这种一致性，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或许也是维也纳特质的产物，既是在反抗这座城市的传统，也反映出维也纳生活中更深邃的潜流。在弗洛伊德笔下，梦是愿望的实现，玩笑是内心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产物：用大笑的表象来掩饰更加黑暗的现实。[47]对于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他笔下最绝妙的描述。
“在欧洲，人们对维也纳的印象是永远的星期天。”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在1906年这样写道。他继而写道：“维也纳是一座翩翩起舞的幸福之城，这里的人民温和无害，有一点儿放纵，不怎么积极，也不怎么能干，但心地善良，维也纳在外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名声。”[48]巴尔表示这只是错觉。他写道，真正的维也纳人“永远在咒骂”，尽管如此，却还是希望“永远得到赞美……他们总是在抱怨，总是在威胁”。巴尔的这本书被帝国当局列为禁书。[49]它太犀利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它说得太对了。
在政治方面，传说中随和宽容的维也纳事实上正在尝试民粹政治，其实是剧场政治，这往往会转变为大众的反犹主义共识。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增加，这些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摆脱贫困，从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俄罗斯帝国远道而来。当时的维也纳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从1867年开始保证他们享有同等权利——以及改善经济状况的条件（不过人们还是把1873年的股市崩溃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新来的东方犹太人在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定居下来，进一步壮大了维也纳历史更悠久且普遍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口。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维也纳的总人口为200万，其中有17.5万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这个比例要低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然而维也纳却酝酿出了一种特别的民粹反犹主义倾向，最开始带头的是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Georg von Schönerer），后来换成了1897—1910年间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
新来的东方犹太人普遍被刻画成兜售廉价商品的小贩，从异国他乡流落至此，穷困潦倒，神秘兮兮。［那些和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已经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有时也这样看待他们，认为这些新来的是一个未开化的团体，显然并不愿意为融入日耳曼文化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而改变他们的服饰、语言或者犹太村庄（shtetl）的传统。］与此同时，维也纳人对城市中那些在商业和职业领域取得了成功的犹太人也很嫉妒。维也纳大学40%的医学院学生、1/4的法学院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新闻记者都是犹太人——当然还有维也纳的很多知识分子，譬如弗洛伊德、马勒、克劳斯和茨威格。[50]卡尔·卢埃格尔不加掩饰地使用“犹太人”作为与“小人物”作对的各种现代性力量的简称。为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添油加醋的，是一个决定性的、自相矛盾的因素：犹太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是犹太人，这一点被当成了证据。1905年的俄国革命爆发后，卡尔·卢埃格尔警告维也纳的犹太人，“我们维也纳人是反犹的”，“犹太人一旦对我们的祖国构成了威胁”，就要毫不留情地收拾他们。[51]
在一些更狂热的维也纳人看来，维也纳犹太人种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合在一起，构成了犹太人企图霸占世界的惊天大阴谋，首当其冲的就是维也纳。虽然这些看法未必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这座城市的大环境中就包括天主教的反犹传统，因此大多数维也纳人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在1913年，维也纳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危险，他们将整个问题看作民粹主义言辞的一次实践。毕竟卢埃格尔也不是一直都在坚决反犹。维也纳被同化的犹太人不仅仅是日耳曼文化忠实的拥护者，还受到法律的保护。斯蒂芬·茨威格不知是忆起了过去，还是记错了过去，总之他这样写道：“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52]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很普遍。
雷德尔和军队至少还有保全颜面的可能，只要不把这件事呈上法庭，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件。雷德尔无疑深知自己已经插翅难飞，那天晚上，在警察的监视下，他和一个老朋友共进晚餐。回到酒店后，他的叛国罪被推上了台面。他请求借用一把军用手枪，得到了允许。凌晨1点多，在Klomser酒店附近的鹅卵石街道上，短促地回荡起了一声枪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成了1913年维也纳自杀时间最晚的人。
随后，夜晚重新归于平静。再过几个小时，皇宫就将笼罩在曙光之中，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又要醒来了。有人会把前一天的新闻进行汇总，上报给皇帝，并布置这一天的计划。维也纳摩天轮将要开始转动。哈布斯堡帝国也将继续运作下去。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1913年复活节，沙皇尼古拉二世送给妻子亚历山德拉一件珍贵的礼物：一颗法贝热（Fabergé）彩蛋。彩蛋的外部装饰着华丽的金质双头鹰、皇冠和罗曼诺夫王朝18位男女沙皇精美的微型画像，上至尼古拉的先祖、沙皇米哈伊尔，他成为俄国领袖时正好是300年前。[1]但这颗彩蛋真正的工艺成就在于内部。它里面有一个蓝钢球，分别展示了1613年俄罗斯沙皇国的疆域和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黑海到中亚，从中国边境到普鲁士边境，都能看见双头鹰的标志。总而言之，这些领土组成了陆地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帝国不断扩张，数十年如一日，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最有力的凭据。
这一整年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在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出版沙皇尼古拉的传记，竖立纪念碑，为十字架和圣像赐福，新教堂落成，其中包括圣彼得堡Nikolaevskaya火车站附近那座能容纳4 000名信徒的教堂。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上演了无数次，用来纪念伊凡·苏萨宁（Ivan Susanin）的英勇献身。据说他骗过了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外敌，自己把他们引到隆冬的森林深处，他和那些人都无法逃出生天，从而救了沙皇一命。
在夏季，沙皇尼古拉一家沿着伏尔加河旅行，从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到科斯特罗马（Kostroma）和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这些地方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传说密切相关。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伯爵以政治家的眼光察觉到，河边的民众“兴味索然”，凛冽的寒风之下，来到河边瞻仰沙皇的“盛装打扮、世代务农”的农民寥寥无几。不过在科斯特罗马，有一座罗曼诺夫纪念碑揭幕，这里民众的热情似乎是发自肺腑的：“天气回暖，民众的情绪也跟着暖和了起来。”[2]皇室家族感受到了俄国人民对沙皇表露出来的忠心，这让他们永生难忘：“当我们走过时，匠人和工人们跪地亲吻他的影子。欢呼声震耳欲聋。”[3]在莫斯科，有更多的游行队伍、演说和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意在将俄国与皇家的命运搭在一起，权力的仪式也更多。
同期制作的两部影片囊括了俄国近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段历史几乎等同于罗曼诺夫家族史。生产纪念马克杯、饼干罐、香烟盒，发行沙皇肖像邮票——然而传统主义者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让沙皇的尊容被俄国的邮政局长们玷污。整个帝国大大小小的东正教堂里都在宣读沙皇发布的一份声明，重申沙皇对俄国国民生活发展的担当。在圣彼得堡新建的清真寺中，布哈拉（Bukhara）酋长、希瓦（Khiva）可汗和俄国杜马中的穆斯林议员都会接受这样的教导，“忠君爱国是上帝和先知穆罕默德提出的要求”。[4]
在俄国首都，银行家们把一张100万卢布的支票放在金盘里献给沙皇，这张支票可以在国家银行提现，此举体现出他们在慷慨大方的同时也缺乏想象力。[5]帝国偏远地区的政府官员们也在筹划将更加朴素的贡品寄送给沙皇，以表敬意，同时也以此提醒中央不要忘了他们这些人。西伯利亚西南的城镇托博尔斯克（Tobolsk）一度是俄国的殖民中心，如今却因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而没落，当地人决定派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Dmitri Smirnov）前往俄国首都，向沙皇进献创造奇迹的Abalakskaya圣像复制品。1891年，青年时代的尼古拉曾经向这个圣像祷告。[6]
1913年2月21日的圣彼得堡迎来了3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也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正是在1613年的这一天，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全俄贵族齐聚的缙绅大会（Zemsky Sobor）上被推举为沙皇。他是被推举的，而不是选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关键。按照负责掌管纪念仪式的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说法，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被缙绅大会全员齐心协力地推上了沙皇之位，为了将俄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这在当代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1913年和1613年一样，人们要认识到沙皇与俄国人民之间有着直接且不容改变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玄妙的联合，他充当着人民的父亲、向导、信仰的捍卫者。这种关系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它所暗含的全心全意的忠诚与服从也不容破坏。举例来说，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即杜马——1905年革命爆发后，沙皇被迫召开国家杜马——应当协助君主履行责任，而不是暗中破坏他的专制独裁。尼古拉并不喜欢“皇帝”（Emperor）的头衔，这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国家领袖华而不实的虚名。他更喜欢古老的俄国“沙皇”（Tsar）头衔，它的内涵是拜占庭的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君主与臣民合而为一。[7]
虽然庆典从头到尾遍布着东正教的标志和符号，但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的教会长老们提出的把3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放在7月11日，也就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教堂加冕的日子进行的建议，却遭到了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否决。若是着重强调这个日子，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暗示沙皇的正统地位来源于东正教本身。而沙皇应该被视为东正教的捍卫者，而不是反受其制；他是被上帝和俄国人民选定的，而不是被司铎选定的。
那天上午8点整，从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向阴沉的天空中发射了雷鸣般的21响礼炮。以此为信号，一些游行队伍开始向市中心的喀山大教堂聚集，队伍中大多是宗教人士，但也有前来支援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教堂的钟声响起，军乐队演奏。圣彼得堡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商店拉下门帘，上面装饰着沙皇的肖像、旗帜、双头鹰以及电灯组成的华饰。彼得堡举足轻重的画家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zhinsky）发出了“没品位、太寒酸”的怨言，但大多数人的感受是更加正面的。当地一家报纸《彼得堡公报》（Petersburgskaia gazeta）的记者报道说：“一切看起来都比昨天更光鲜、更美好、更灿烂。”[8]比起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老家寂寥的土路，这样的反差让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颇受震撼。据他描述，街道是“空前的沸腾”，那是当天上午9点，距离主要的典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他匆匆赶到喀山大教堂，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9]
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4 000人缓缓聚集在大教堂内，人声鼎沸。斯米尔诺夫觉得自己被烛火在枝形吊灯、刀剑和金色穗带上的反光“震惊了，闪瞎了眼睛”。《新时报》（Novoe Vremia）的记者也同样受到震撼，描写了“女士们的钻石、勋章和星章、制服上的金银，这一切是多么的耀眼”。[10]斯米尔诺夫在大教堂内找到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可以纵观活动全程，目睹沙皇驾到，现在的他正在翘首以盼。也有人对自己的位置不怎么满意。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Michael Rodzianko）强烈抗议将杜马代表的位置排在沙皇任命的国家评议会成员后面，这好像是在暗示他们处于次要地位。他要求调换位置，最终赢得了这场小型政治斗争的胜利。
随着会众落座，在安提阿牧首（Patriarch of Antioch）的指引下，在来自俄国和其他东正教国家，包括当时正处于巴尔干战争中的塞尔维亚的司铎的支持下，庆祝的礼拜仪式开始了。沙皇一家乘坐敞篷马车，从冬宫出发，沿着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kt）来到喀山大教堂，这是多年以来沙皇与大批民众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不过还是有一支哥萨克骑兵卫队将他围在中间，阻拦人群。斯米尔诺夫这样描述沙皇驾到的场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南面的入口。开门之后，大街上传来热烈的“万岁”欢呼声，向受人爱戴的君主和他的家人致意……随后，陛下进入了教堂——万众期待，万民景仰的陛下……你一直都在全心全意地尊敬他，视其为被上帝选中的那一位，对他怀着最深刻的崇敬和无限的信奉，视其为整个俄国唯一的支柱、捍卫者和希望，俄国的红日（用流行的话说）……[11]
见此情景，司铎热泪盈眶。他后来写道：“有时我会想：我们的价值观真的出错了、弱化了吗？”他回想起之前的那些年，工人动乱，街头抗议示威，1905年的政治革命，对日战争败北，1908年俄国在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这一事件上陷入外交困境，1911年时任首相被暗杀，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还在交战。然而一看到沙皇，看到他的臣民们聚集在喀山大教堂的穹顶之下，四周围绕着神圣教会的圣像，有关俄国团结统一和国家地位的疑虑就全都打消了，仿佛晨雾被太阳的热度驱散。“愁云惨雾都哪儿去了？”他问道，“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据警察估算，圣彼得堡有25万人，也就是将近全城1/10的人口，在公园参加了民众的庆祝活动，群众与温度计上平稳下降的水银柱、酒精的作用和即将举行的庆典之间形成了绝妙的配合。此时的彼得保罗要塞灯火通明，装饰着三幅巨型肖像：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者沙皇米哈伊尔、圣彼得堡的缔造者彼得大帝，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尼古拉二世。[12]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镀金大厅完全笼罩在水晶吊灯发出的光芒中，22岁的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在这里指挥了一场向沙皇致敬的小型音乐会（然而沙皇并不在场），上演的作品必然要包括《为沙皇献身》中的选段——两天之后，整部作品在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上演，皇室家族亲临现场。[13]
当晚7时30分许，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之下，向寒冷澄澈的天空发射的一连串烟花，再次用罗曼诺夫王朝迸发的华美照亮了天空。之后，夜幕再度降临。
俄罗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是领土面积，其次是人口数量，再次是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之下的民族多样性。以上三点都大到不可思议，从沙皇米哈伊尔加冕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主角的300周年庆典这段时间内，以上三点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然而，帝国的面积还有增加的余地。俄罗斯帝国的北方边境是冰封的北冰洋。那里还有更多的岛屿有待发现和探索。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因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而受阻，这场失利让俄国威望扫地，爱国者们很难承受［其中包括沙皇本人，他年轻时曾经周游日本，险些被暗杀，所以一直管日本人叫“猴子”（makaki）］。[14]但这场败仗并不足以成为俄国向满洲和蒙古扩张的永久性障碍，蒙古最近成立了受俄国保护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在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和中东的边陲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和俄国争夺势力的地区，两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势力分布协议。但这两大帝国之间的竞争依然在暗中进行着——彼此都心知肚明，这不可能是外交和军事棋局中的最后一招。最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悬而未决的边境一带笼罩着互相猜忌的气氛——俄国人毕竟支持了巴尔干地区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民族独立运动，这也正是1913年土耳其人的战争对象。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既是基督教正统的所在地，又是地中海的出海口）垂涎已久，而他们可以借保护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名，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央扩张。
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确切人口数仍未可知。但据中央统计局估计，从1897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矛盾重重，沙皇尼古拉颇有个性地将自己的职业归为“地主”——到1913年，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约30%。[15]因此在300周年的这一年，公布出来的数字上升为至少1亿7 513万7 800人，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两倍，比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多。[16]（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乌拉尔山近侧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但仍有约4 500万沙皇子民生活在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那里到北京和东京的距离比到巴黎或伦敦还近。）从这样的人口中产生了一支规模首屈一指的常备军——1913年的兵力大大超过100万——以及丰富的人力储备，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现有的规模。
俄国庞大的人口是众多民族与宗教的混合体，俄罗斯民族本身只占不到一半。再加上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奥匈帝国人称他们为鲁塞尼亚人，而俄罗斯人称他们为小俄罗斯人），总共占据了不到3/4的人口。其余的人口包括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日耳曼人。这些群体中，有些已经被俄罗斯人的社会同化，有些勉强接受了俄罗斯人的优势地位，还有些受到压迫。（俄国的犹太人是又一大难题，他们尚未被视为一个“民族”，法律对他们权利的限制甚至比对另外的沙皇子民更加严苛。）1913年，俄罗斯帝国出版了49种语言的书籍。[17]
俄国是如此庞大，如此丰富多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有多么透彻呢？就连负责管辖帝国某一部分的那些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了解十分有限。19世纪90年代，负责区域事务的一位当地贵族承认：“我们对图拉（Tula）乡村的了解和对非洲中部一样。”[18]罗曼诺夫家族成功地将如此广袤的领土凝聚在一起，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真的统治了俄国吗？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权是不是仅仅在为俄国的重重矛盾、为无人收拾的烂摊子打掩护呢？
在小说《彼得堡》（Petersburg）中，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巧妙地捕捉到了圣彼得堡官僚（chinovniki）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于掌控俄罗斯帝国混乱现状的无能为力。他尖锐地评述道，首先，帝国首都是存在的：
——在地图上：有两个小圆圈，大的套小的，圆心是一个黑点；以这个没有量度的数学意义上的点为开始，它精力充沛地宣告自身的存在；从那个地方，从这个点，如洪水般涌出了一大堆新出版的书籍；从这个看不见的点，飞出了政府通告。[19]
事实上，很多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圣彼得堡当作一个人工城市，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而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俄罗斯的首都。将这座城市描述成近乎幽灵般的幻影，别雷并非首开先河。
这座城市并不是由于处在古代商路的交叉口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沙皇勒令建造的，彼得大帝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芬兰湾边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在那里，波罗的海海风的气息会激励俄国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将他们从俄国教堂焚香的腐臭中解放出来。圣彼得堡因此成了一个独裁者——或者按彼得大帝喜欢的说法，叫作开明君主——绝对权力的象征。这座城市始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彼得大帝愚蠢行为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终于在沼泽地里建起了这样一座城市，古典式的建筑立面完美无瑕。但建造这座城市也是有政治意图的：它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锋，是向世界展示俄国、向俄国展示世界的窗口，这座城市意在主张俄国是欧洲的，且一定是欧洲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强行用作俄国不同版本的未来的口号。
关于俄国首都的一切都显示出其缔造者的西化野心，首先是城市名，采用的是德语中的彼得“堡”（burg）而不是俄语中的彼得“格勒”（grad）。［当地人将他们的城市简称为“彼得”（Piter），这是那位沙皇名字的荷兰语形式，使人想起彼得大帝年轻时在荷兰度过的时光。］这座城市最初的建筑是一座要塞——彼得保罗要塞，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的第一响礼炮就是在这里鸣放的。如今这座要塞已经从军用转变为俄国最森严的监狱——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下诺夫哥罗德等更为古老的俄国城市不同，圣彼得堡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堡垒”（kremlin），而是面朝波澜壮阔的涅瓦河，冬天冰冻的河面成了滑冰场和市场。城市的运河网呈半圆形，从涅瓦河岸向外辐射，使人联想起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布局。彼得大帝年轻时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学习造船的基础知识。圣彼得堡壮观的中央大街涅瓦大街修得笔直，唤起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观念，而不是俄国的灵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码头名为英国码头（English Quay），还有一座岛屿名为新荷兰岛（New Holland）。
圣彼得堡的建筑——海军部大厦、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甚至是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都带有欧洲的影子。城市中一些最雄伟的建筑其实是欧洲建筑师设计的。沙皇的冬宫，以及圣彼得堡其他很多著名的大厦，都是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的作品。城市中有很多雕像也出自外国雕刻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彼得大帝雕像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德国出生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委托法国人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 Maurice Falconet）制作的，她希望彼得堡人能够认可自己继承彼得大帝的衣钵。圣彼得堡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院长路易·雷奥（Louis Réau）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写道：“如果说任何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都必然会仰慕彼得大帝的都城，那么这一定是法国人的功劳，因为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贡献就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多。”[20]
1913年，有些人觉得圣彼得堡来自北方的高贵典雅中带有一丝冷漠，有些过于西化了，具有像雪花一样复杂的对称性，却失去了俄罗斯人的亲切热情。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斯拉夫元素，让人回想起更加悠久的历史。［在离圣彼得堡不远的沙皇村（Tsarskoe Selo），尼古拉二世拥有一个17世纪风格的村庄，那里可以让他在先代中神游。］[21]圣彼得堡文化精英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大·伯努瓦（Alexander Benois）告诉他们，要扯下“亲斯拉夫的尿布”，去发现圣彼得堡独有的美，因为它既有俄罗斯韵味，又有西方色彩，而不要吹毛求疵地认为它不伦不类。[22]他与人合编的《往年》（Starye gody）杂志专注于19世纪的圣彼得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伯努瓦通过与彼得堡剧团经理佳吉列夫等人合作，创办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推出了一套具有古典协调性的建筑语汇，强调开放空间（一些人说不应该有人的存在）和全景。（一些人建议赶走喀山大教堂周围的小商贩，以净化教堂的外观。）1912年，伯努瓦与志同道合的彼得堡人，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保护主义者一道，建立了一座老圣彼得堡博物馆，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古典的整体性免遭俄国其他地方和现代性的侵蚀。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大获全胜。例如很多圣彼得堡人讨厌新建的滴血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Spilled Blood），这座教堂实际上是效仿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而建。1907年，尼古拉二世在36年前祖父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的地点主持了教堂落成仪式。教堂一个个金色的洋葱形圆顶刺穿了圣彼得堡平坦的天际线，提醒人们这里依然是俄国，而不是什么理想化的18世纪欧洲城市。它们与这座城市其他的部分毫不搭调，却完全符合尼古拉对俄国的憧憬。
更重要的是，包括伯努瓦在内，没有人能够阻止圣彼得堡发展壮大——城市在扩张，需要新的住宅、新的办公楼，它正在从贵族宫殿之城逐渐转型为中产阶级之城，从政治城市转型为商业城市，从艺术城市转型为工业城市。到了1913年，圣彼得堡已经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其中有20万工人。这年冬天，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在Nikolaevskaya火车站下车，来到了他33年未曾见过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已经从一国之都转变为欧洲大都市。“我大吃一惊，”他写道，“嘈杂的声音和喧嚣的人流让我感到震耳欲聋。”[23]
随着1913年滚滚向前，对罗曼诺夫王朝庆典活动的回忆也开始褪色。随着300周年庆典的金叶开始凋落，俄罗斯帝国也显露出了错综复杂的真面目，这也是摆在它面前的真正考验——以及形形色色的未来展望。
事情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或许要好于前些年，并且在进一步好转。诚然，大多数俄国人还是比法国公民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更贫穷。但他们的绝对人数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国民产出量是奥匈帝国的两倍，已经超过了法国，增长速度也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快。[24]在俄国的较大城市，欧洲商品的广告牌林立。这难道不是给即将到来的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的预付定金吗？整个1913年，伦敦的《泰晤士报》都在发行以俄国为主题的特别增刊，向外国投资者宣扬俄国的形象。它传达出来的对于俄国未来的经济展望，已经十分清楚了。
1913年，俄国这个巨人并不仅仅活跃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爆炸式发展。1913年有望成为俄国农业的丰收年，农村的收入也在增加。30年来，俄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提高，如今更是在进一步加速增长。帝国的出口品——木材、金属、南高加索的粮食和石油——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涌向四面八方。流入俄国的外资占俄国银行资本的四成，外商在俄国工业，包括电车和火车、矿山、金属加工和发电厂的投资，也占到了四成。[25]在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治是围绕着某几个世界性帝国而巩固的——没有人怀疑俄国是其中之一。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言：“俄罗斯帝国和蒙古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二者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不可估量，因此一个巨大的经济世界……会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 [26]
这一切当然也可能被战争妨碍。在圣彼得堡股票市场买进卖出的证券交易者也许会听到外面传来游行的声音，呼吁俄国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3月，保加利亚的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 Dimitriev）将军在圣彼得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的礼拜仪式，人们为他高唱战意盎然的保加利亚国歌《流淌的马里查河》（Shumi Maritsa）。[27]但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经济的同时，它与最大的政治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俄国的进口总量有一半来自德国，出口总量的1/3流入德国。[28]这对于欧洲整体的政治稳定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科科夫佐夫伯爵在给沙皇的一份被大量报道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外部的和平环境，目的是借此良机将生产力发展到必需的程度。”[29]
倘若发生战争，俄国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的军队已经从1905年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改良了装备和制度。虽然欧洲各个大国的政府对于俄国在1913年的国力莫衷一是——按照一贯的风格，最刻薄的是俄国人自己——但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俄国的国力必将与日俱增。[30]（至于这到底是欧洲的稳定因素，抚平了德国人的战意，还是不稳定因素，诱使俄国在巴尔干或近东地区得寸进尺，依然有待观望。）次年，德国宰相对他的私人秘书透露说：“未来属于俄国。”[31]
首先，对于俄国走上革命道路，当前还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人罢工显然是人们担忧的一大原因，1913年的罢工次数成倍增加。但工人运动并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工人们的要求也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性——他们和格拉斯哥、杜塞尔多夫和米兰的工人一样，要求的是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减少老板的干涉，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革命者对无产阶级的掌控有松动的趋势，如果说他们真的曾经将无产阶级一手掌控的话。圣彼得堡的金属加工工人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批为“工人群众虚构出来的领袖”，指责他们曲解了“工人们的某些判断和决定的含义，基于他们内部考虑，而他们所考虑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工人们的利益和意愿”。[32]与此同时，更大力度的工厂监察也在改善工作环境。推出健康保险，承诺降低工业生活中的风险。俄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合作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报纸传达出一种意气风发的共同文化。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几年前对俄国做出的这番评价，放在1913年依然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