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未受过训练的记者发表一些不祥的论调，夸大其词，几乎让公众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心灰意冷，然而尽管如此，庄稼依然在生长，民生也依然在发展。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种介于专制与革命之间的中间项正在逐渐形成……不论是否伴随着动乱……各大主要因素正在改变，虽然缓慢，但确确实实是在改变，而俄国也终将走上复兴之路，忠于过去，且自信未来。她远不至于衰落，反而会更有能力参与欧洲的公共事务。[33]
在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没有哪一份期待看起来像是过分自信或者盲目乐观的。” [34]
不过话说回来，俄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依然令人心悸。俄国国内的黑暗势力依然很强大，俄国政府的组织结构依然摇摇欲坠。虽然俄国幅员辽阔，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金叶都可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土地的很大一部分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冬季封冻，夏季化为沼泽，没有公路和铁路，杳无人烟。尽管农村收入有所提高，但农村为数众多的未受教育的贫困人口对国家造成了很大负担。帝国人口的多样性让人叹为观止，但这却增加了施政难度。针对个别民族的拙劣的高压政策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是适得其反，强化了这些民族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对立。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一直怀疑帝国更多地维护了被征服民族而不是俄罗斯本民族的利益。
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俄国这样，生活不稳定，暴力司空见惯，赤裸裸的野蛮。各类事故——火灾、工业事故、矿井崩塌、冰河开裂、道路交通事故、火车事故、电车事故——每天都要随随便便地夺去数十个俄国人的生命。在乡下，虽然农奴制已经废除了50年，但挥之不去的封建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司法审判也就是那么回事，但落实起来倒是粗暴直接：据报道，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由于往将军的马腿之间扔了一根棍子而遭受鞭笞，一个10岁的孩子由于向邻居的院子里扔石头而遭受鞭笞。[35]在城市里，俄国报纸上满是关于足球流氓的报道，人们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既定原则正在崩溃的信号。[36]
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在他们的艺术和诗歌作品中歌颂这种足球流氓精神，表达了惊醒世人、让他们抛下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愿望。1912年，未来主义者发表了一份运动宣言，标题是“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A Slap in the Face of Public Taste）。1913年12月，他们把一部未来主义歌剧搬上了圣彼得堡的月亮公园剧院，剧中的太阳作为启蒙开化的象征，被抓了起来，然后被杀掉了。歌剧创作者中的两位——马秋申（Matiushin）和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想要让世界陷入混乱，粉碎既成的价值观。”[37]“到底是谁更疯狂？”《彼得堡公报》发问道，是未来主义者，还是花了9个卢布就为了“看丑陋的装饰品和一些穿着大号衬衫的怪人，听他们注定招来嘘声和骂声的胡言乱语”的那些人？[38]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圣彼得堡，展示俄国现代性的一扇窗口，而它身后广大的内陆地区尚不发达。
关于流血事件的记忆依然鲜活。1913年2月，300周年庆典期间，沙皇尼古拉步入喀山大教堂，他的脚下正是1901年一群学生被哥萨克士兵砍倒的地方，当时学生们正在庆祝一名政府大臣被暗杀。1905年革命，6万名工人聚集在冬宫门前，他们的领袖是一名佩戴着十字架的司铎，拿着呈递给沙皇的一份忠心耿耿的请愿书，而帝国军队却对着他们乱枪扫射，那一幕距离现在也仅仅过去了8年。去年，西伯利亚的勒拿河附近，罢工的金矿工人也遭到了开枪镇压，死伤数百人。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对俄国犹太人展开集体迫害，政府却袖手旁观，甚至是纵容，这使得俄国乡下成了反犹屠场的代名词。
1905年革命之后，虽然进行了法制改革，但国家依旧保留着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特权，而且往往是强权。警察若是听到了一个他反对的词语，例如“宪法”，就可以驱散一场公众集会。国内移民受到控制，这样的机制对俄国的犹太人尤为残暴，他们被局限在所谓的“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中，只有少数人例外，比如要被归类为妓女的犹太妇女。就连外国人在俄国也得提心吊胆。来到俄国的一名意大利游客路易吉·维拉里（Luigi Villari）描述说：“你来到俄国，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通行证、宪兵、秘密警察、虚无主义小说和西伯利亚。”你会很紧张，“不得不反复核对证件……眼前浮现出俄国监狱的样子，被无所不知的警长刨根问底”。[39]
从很多方面来看，俄国的形象比双头鹰所代表的更瘦弱，虽然爪子锋利，却是有气无力。俄国并不是每个街角都有一名警察——事实上，俄国警察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低于德国和英国。维拉里对俄国边防警卫的忧虑最终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边检就是个笑话。“在这些海关官员眼皮底下，我就算带着整整一箱革命文学作品也能通过。”他写道。[40]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要归因于专制的反复无常，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前者是整个俄国官场的一大特点。俄国的行政结构——多层次，多种管辖权，不同的机构表面上有着同一个目标——好像是专门为了降低效率而存在的。这样一个国家或许足以让人民勉强保持闷闷不乐的顺从，但如果说这就是秩序，那也只是流于表面。现代政府还有更加复杂的任务，比如筹集资金，或者进行战争。面对这种，政府就束手无策了。俄国军队1905年战败的内情中，充斥着种种骇人听闻的、组织计划混乱的实例。
一个人越接近事情的核心，越接近圣彼得堡、杜马和沙皇本人，就越会因俄国面临的挑战，或许可以说是机制而感到沮丧。杜马在波将金（Potemkin）的塔夫利宫召开——这也为俄国政治体制的现实罩上了民主的“波将金门面”[1]。尽管杜马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当然也让民意变得更加难以忽视，但俄国通往真正的立宪议会政府之路并不是一条政治发展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曲径。300周年庆典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沙皇将杜马视为自己的附庸，是顾问性质的，更有很大可能是临时的。杜马本身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而是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力争倒退回更简单的时代的那些人。
沙皇本人的政府理论，正如俄国一位前首相于1912年描述的那样，是非常幼稚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的都是好的；如果人民看不到，那是因为他们是凡夫俗子，而我是上帝选定的。”[41]或许这就是俄国的规矩。“让欧洲夸耀他们的宪法去吧，”深受尼古拉二世宠信的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Vladimir Mescherskii）写道，“全欧洲只有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未来……最高权力需要绝对的权威和自由，因为只有它依然保持着纯洁，没有被腐败的毒药所染指。”[42]然而如果想要沙皇专制走上开明专制而不是古老的独裁道路，那么沙皇本人就必须得是开明的。但尼古拉并不是彼得大帝。众所周知，他智力有限。甚至连相信以沙皇为代表的体制的那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非常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言道，俄国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后一个向沙皇进言的人。很难知晓沙皇真正的想法，也很难预测他会如何行动。“我们的沙皇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日记中坦言，“今天他是右派，明天他会变成什么样却是一个谜。”[43]
他不但拿不准自己的想法，还总想着扰乱别人的工作。一位前任大臣写道，沙皇“非常热衷于密函和小伎俩”，然而实行起来手腕拙劣，必然会让自己陷于“泥坑或血池”之中。[44]最近的例子就是沙皇暗地里与改革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作对。（最终斯托雷平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沙皇接受了俄国西部地方政府改革的提案。）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遭遇暗杀。据说沙皇曾为自己瞎管闲事请求原谅，只是为时已晚。
沙皇的身后又是些什么人呢？有一个罹患血友病的9岁男孩儿，人们看到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惊讶得倒吸一口凉气；有一个弟弟，因违抗沙皇的意愿娶了一个有婚史的平民而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一个出生在德国的妻子，拒绝抛头露面，而当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时，总是紧张得快要崩溃一般；还有“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Rasputin），所谓的“圣人”，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皇宫里作威作福。
年底，乌克兰基辅的一家法院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人们想起了俄国这个国家的一大痼疾，也就是反犹主义的痼疾。在法庭上受审的是犹太职员梅纳海姆·门德尔·贝利斯（Menahem Mendel Beilis），捏造给他的罪名是谋杀当地一名男青年，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血祭。记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写道，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身像之下，一场司法公正的滑稽剧正在上演，“被仇恨、怀疑和谎言所败坏”。[45]证人们遭到威胁，警察满嘴谎言。唯一的“证据”来自当地一名精神病学教授伊万·西科尔斯基（Ivan Sikorskii）的小声陈述，他的证词与他的职业背道而驰。对此，纳博科夫写道：
无论再过多少年，当研究我们这场审判、研究我们公共生活的未来历史学家翻开这些速记报告时……他们将会读到满篇的胡言乱语，在一个精神病学教授立起的科学权威的大旗下、从最低劣的反犹文献资料中找出来的所谓确证。他们会诧异地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样，贝利斯事件也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案例，激起了很多写给报社的读者来信和公众宣传活动，支持与反对兼而有之。很多人自忖，受审的也许并不是贝利斯，而是俄国本身。[46]最后就连特地选出的乌克兰农民陪审团也无法忍受如此的不公，宣告贝利斯无罪。但俄罗斯帝国已经腐朽了。沙皇也一样，人们都觉得他支持俄国的反犹主义，以此号召大家拥护这个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未来对立的政权。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里，皇室依然在圣彼得堡一手遮天。俄国的政治主要围绕着沙皇、他的政府、杜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但皇室家族更愿意在15英里以外的沙皇村生活，那里相比之下更具私密性。想在圣彼得堡看到沙皇，要比在维也纳看到弗朗茨·约瑟夫，或者在柏林看到威廉皇帝更困难，哪像威廉皇帝，一天好几次乘坐汽车从歌剧院飞速赶往皇宫，每次都要穿不一样的制服。沙皇的皇后在圣彼得堡贵族的社交生活中更是完全不见踪影，这对她的名声也有不好的影响。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你或许可以忘掉沙皇，忘掉杜马的嘈杂声，完全融入这座城市本身：它如今已经是一座现代城市，现代性的熔炉，也许正预示着俄国与欧洲其他现代大国并驾齐驱的未来。
虽然圣彼得堡被帝国的各个民族主宰着，尤其是俄罗斯人，但这座城市却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这里有一个热闹的英国侨民区。体面人士之间普遍讲法语，还有一家法语报纸报道法国国内的各类新闻，用法语报道俄国政治，也必然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法国毋庸置疑的伟大。[法国学院开设了关于伏尔泰的课程，《圣彼得堡杂志》（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尼古拉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的头号敌人——拿破仑的文章。]一个由5万人组成的德国人社区拥有至少7座教堂、5个唱诗班、一座剧院和两家日报，他们为此深感自豪。[47]
1913年，身穿制服的仆人和宏伟的宫殿，依然昭示着这座城市的特征——贵族教养、贵族财富。弗拉迪米尔·德·别林斯基（Wladimir de Belinsky）在《圣彼得堡杂志》上撰文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有圣彼得堡这么多的搬运工，他们构成了一个部族，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48]然而在贵族的旧宫殿旁边，是中产阶级的新宫殿。喀山大教堂对面屹立着胜家缝纫机公司俄国分公司，建筑所采用的是巴黎或布达佩斯的现代风格，而不是彼得堡的传统风格。沿着涅瓦大街再往前走一些，是叶利谢耶夫（Elisseeff）熟食店，它的商品宣传采用了法语、德语和俄语。这条街上的广告牌上，从英国茶到法国香水无所不包，刺激着顾客们的购买欲。[49]
多年以后，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报道贝利斯审判的那名记者的儿子——依然能够一口气说出圣彼得堡童年时光里的那些英国商品：
皮尔斯（Pears）皂，干的时候是黑焦油色，用潮湿的手指拿到光下，却仿佛黄宝石一般，人们在晨浴时总是需要它的关照。把英国折叠式浴盆的橡胶下盖打开，里面起泡沫的水流到污水筒里，浴盆的重量也一点点减轻，这种感觉很是愉悦。“我们不能给膏加量，那么我们就给管加长。”英国牙膏如是说。早餐时，汤匙在从伦敦进口的金黄糖浆中转呀转，镀上一层层金灿灿的糖圈，再拿出来往俄罗斯面包黄油上抹开沉甸甸的一大坨。各种让人感到舒适、赏心悦目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商店源源不断地涌来：水果蛋糕、嗅盐、纸牌、画谜、条纹上衣、洁白的网球。[50]
涅瓦大街上，海军部大厦与丰坦卡（Fontanka）运河之间的55座大楼中，有28座带有银行，这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既要储蓄，也要投资。[51]（1913年，普罗科菲耶夫在Nikopol Mariupolsky冶金公司投资了4 000卢布，后来又投资了水泥行业——这两大行业在经济扩张和城市建设的时代很有前途。）[52]
从涅瓦大街快走10分钟就到了阿斯托利亚酒店（Astoria Hotel），圣彼得堡最豪华、最新的酒店，十足的现代化风格，即使放在柏林、斯德哥尔摩或者哥本哈根也不会显得突兀。酒店对面的大楼也同样引人注目，那是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意志帝国新建的大使馆，它的设计师彼得·贝伦斯正是几年前设计了柏林的AEG公司透平机制造车间的那位。虽然大楼的立面张扬地展示着按照圣彼得堡风格设计的古典柱，但这些柱完全没有用圣彼得堡风格的任何装饰加以美化。英国记者乔治·多布森（George Dobson）对这座城市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加劲儿”，加快速度大步迈向现代化。[53]他写道：“不到10年前”——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彼得堡只有两条大街，似乎吸引了所有的人——涅瓦大街和大海大街（Great Morskaia Street）——相当于俄国首都的牛津街和摄政街。如今已经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大街，例如花园大街（Sadovaya Street）和戈罗霍娃街（Gorokohovaya Street），铸造厂大街（Liteyny Prospect）、苏沃洛夫大街（Soovorofsky Prospect）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Voznesensky Prospect）同样也是繁忙拥挤的交通主干道。人们的脚步也加快了，以前，比起其他欧洲首都喧嚣忙碌的人群，他们简直像是在爬。
多布森提到了电影院的普及——1913年圣彼得堡有130家——在电影院里，人们可以观看一部300周年庆典的电影，或者更有可能观看俄国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薇拉·霍洛德纳亚（Vera Kholodnaya）主演的一部关于暗恋的默片。[54]他提到了电灯的普及，特别是在冬天。虽然城市的外围还有很多木制房屋，但在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房屋开始采用砖石结构。他谈到城市中机动车交通的出现，还为往日冬天里雪橇在白雪覆盖的道路上静静驶过的冬寂不再而感到惋惜。他提到有轨电车自1907年开始营运以来，一次可以承载五六十人，渐渐取代了马车。
仰望1913年的圣彼得堡上空，或许会看到更加引人入胜的东西，进一步证明了俄国摆脱过去、跃向未来之路：那就是俄国最新的飞机，四引擎的Grand，其他飞机在它面前只不过是“空中皮艇”。[55]飞机的设计师伊戈尔·西克尔斯基（Igor Sikorsky）是在门德尔·贝利斯事件中提供反犹“证据”的那位基辅教授的儿子，他在接受一家圣彼得堡报纸采访时表示：“虽然起步比别人晚……但我们（俄国）在飞行和建设中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们并没有落后于师傅，而且很快就会超过他们。”美国发明家爱德华·艾奇逊（Edward Acheson）1913年年初曾在圣彼得堡的帝国技术学会（Imperial Technical Society）发表演讲，直截了当地表示“俄国——未来的国度！”[56]
诚然，这座城市里依然有廉租公寓，naemnye kazarmy，这个词从德语的Mietskasernen而来。这座城市里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能不能熬过严酷的冬天都成问题。大多数工人的公寓根本没有自来水，夜晚用推车把排泄物运走。城市中的有轨电车上张贴着红色大字的布告，提醒居民不要饮用生水，要先烧开了再喝。圣彼得堡的死亡率比君士坦丁堡还要高。1908—1909年，约有3万人感染霍乱；1913年，沙皇自己的女儿也感染了霍乱。[57]
但在这样一个正在从古代遗风转向现代的国家，这一切或许只是一座城市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不可避免的成长之痛。当然，其他一些欧洲城市几十年前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但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难道俄国就不能像欧洲的其他地方那样克服这些问题吗？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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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并不像前几届那样成功。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根特虽然有很吸引人的蕾丝店，但它毕竟不是巴黎。世博会的组织者也很倒霉：那年5月，一场大火烧毁了法属印度支那展馆；9月，又有一家德国餐厅起火，火势蔓延开来。但或许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1913年，国际事务和展览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千篇一律。随着展会一次又一次举办，人们对它们的期待值越来越低，并不觉得有多么了不起。国际主义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来所说的，是“正常的、必然的、永恒的，除了在未来的发展进步方面”。[58]
他继而言道，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与文化斗争，垄断、限制、排外，这样的规划会对这片乐土造成破坏，但基本上就像日报一样只供消遣”。当然，不论是在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还是圣彼得堡，这样的规划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版。有大量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报道。同样得到广泛报道的还有相关的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更不必说法国民族主义、意大利殖民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俄国反犹主义。但它们也有争夺报纸版面的竞争对手：皇室婚礼、议会辩论、政治丑闻、社会丑闻、罢工、庆典和周年纪念、银行股价、俄国铁路股票、南非黄金和加拿大小麦。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这个词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真相——争夺地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个来自过去的词语，应该永远留在那里。对于很多人来说，战争只是一个词语。就算真的发生，也通常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交战双方要么是难以置信的英勇，要么是难以想象的懦弱，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比较贫穷，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
同时，世界向欧洲来，从欧洲去，欧洲依旧是世界的中心，在变迁之海上波澜不惊。
[1] 此处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典故。1787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出巡克里米亚途中，波将金为了取悦女皇，在第聂伯河沿岸建立了一批可以移动的假村庄欺骗女皇。“波将金村”也由此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