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新世界
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就职典礼。几个月前，威尔逊对一位友人谈道：“如果我的任期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将是命运的讽刺。”美国金融制度改革是他对内改革的头号任务。
1913年，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旅行需要乘船。人们可以从南安普顿、瑟堡（Cherbourg）或者汉堡乘坐快速汽船出发，渡过北大西洋。还有更多笨重的大船从那不勒斯或者热那亚、的里雅斯特或者阜姆（Fiume）驶向美国。上层甲板上，海风吹拂着那些为了公务或休闲的旅客。下层甲板上的旅客更有可能是移民，尼古丁与汗臭混杂的气味充斥其间。
在海上航行了四五天的时候，一些旅客或许会略微产生恐惧的战栗，因为此时的他们可能已经靠近了前一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那片海域。“泰坦尼克”号带走了大西洋两岸的一大批精英人物——约翰·雅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美国总统的军事助手——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为人知者。但大多航程都平安度过。大西洋航行的安全性也在不断提高。1913年10月，“沃尔图诺河”号（Volturno）汽船着火，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唤来了另外十几艘船只前来营救。
美国人去欧洲做生意，在旧世界观光，或许还会和欧洲贵族家庭联姻。欧洲人来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国政治自由，普通人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发财机会，这些都在吸引着他们。欧洲人对于过去50年里美国惊人的经济发展有数不清的疑问——美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是50年前的六倍。相比之下，英国还不到两倍。“泰坦尼克”号上的遇难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早在1901年就著有《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1913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谜”（The Riddle of America）的文章。[1]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贵族政治家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Paul-Henri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跟随着大约80年前的同胞托克维尔的脚步，往“今日美国”（Les Etat-Unis d’aujourd’hui）题材的著作堆里再添新品。美国的概念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正如美国的产品在欧洲家庭已经屡见不鲜。
前一年匿名发表的小说《行政官菲利普·德鲁》（Philip Dru, Administrator）描绘了不久以后的美国，欧洲的游客若是碰巧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好奇心大增——如果更加详细地品读，或许还会想要下船。这本美国出版的书中有着对美国奇异而荒诞的展望，设想出了这个国家在1920年，第二次内战前夕的样子。他们不会想到，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德鲁得到的纽约地址是“曼德尔大楼”（Mandell House），顺着这条线索就能找到这本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州商人、民主党疏通者、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l House，军衔为荣誉性质的）。只有非常关注美国政坛的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此人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行政官菲利普·德鲁》开篇，同名主人公盛情招待高傲的女朋友格洛丽亚·斯特朗（Gloria Strawn），一边发表对美国近况的看法。他告诉她：“财富已经积累得如此雄厚，以至于少数人将要扼杀多数人，广大群众中酝酿着阴沉、反抗的不满情绪。”[2]美国工业发展造成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城市里的劳动者和农场里的生产者”来说，前途是“黑暗、绝望的”。德鲁解释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美国政治的不景气。美国失去了天生的统治阶级的真正领导——豪斯会把自己和德鲁归为其中的荣誉成员——政治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操纵者和骗子手里。惨烈的结局可想而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财富比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更能目空一切，垄断更牢固……下一场解放人类的大战将会在这个国家打响，打赢。一个文明民族的鲜血和艰苦努力将会改变世界，黯淡了2 000年的伯利恒之星将会再次闪耀出恒久灿烂的光芒。
在这篇小说中，德鲁离开了军队，在纽约定居下来，近距离观察着现代城市生活中严酷、不公的现实。
与此同时，《行政官菲利普·德鲁》的情节也走向了国家的层面。它描写了鬼才参议员塞尔温（Selwyn）操纵的一个政治阴谋是如何呈现的，他利用美国的民主，将人力和财力集中投入在12个关键州每一个选区的区区1 000名中间选民身上，然后想方设法说服、哄骗、贿赂他们投出“正确的”选票。选举就是这样赢的。塞尔温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州长詹姆斯·R.罗克兰（James R. Rockland），作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反过来，罗克兰也运用一流的政治操纵技巧——呈现出造访华盛顿的可能性和高官要职的权力——来吸引关键州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的额外支持。他利用塞尔温关于这些人的信息数据库，能够知道需要拿出多少，拿出什么。
罗克兰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为他带来胜利的阴谋最终却完完全全以尼克松的方式破灭了：塞尔温用来记录私人房间对话的一个声控激活的录音设备，揭露了他败坏美国民主的行径。随着阴谋被公之于众，菲利普·德鲁又重新走到台前，领导了一场反对塞尔温和罗克兰的军队叛乱，这是为了开辟政坛新局面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西部各州纷纷响应。南方痛苦地回想起了之前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名不副实的“重建”时期带给他们的贫困，于是也响应了他。
德鲁在纽约上州的艾尔玛（Elma）取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随后他宣布当选为“共和国行政官”，开始落实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方案：开征联邦所得税，将国家基础工业国有化，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对工业的集中进行更加严格的调控，废除罢工、以推行员工分红制作为回报。并不满足于此的妇女被赋予了投票权，宪法也经过了修改。
对外，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德鲁通过协商谈判，使美国、欧洲和日本达成了一项地缘政治协议。加拿大并入美国，同时美国军队介入墨西哥“拨乱反正”。德鲁向战败的墨西哥人保证，他无意吞并墨西哥或者索要赔款，然而：
……未来我们的国旗将成为你们的国旗，你们将直接受到美国的保护……会设计出一份公平的方案。在此方案中，当前为少数人所有的土地将会为多数人所有。再过一代，站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都将是受过教育的、兴旺发达的、幸福美满的人民。
经过7年的独裁统治，美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德鲁效仿乔治·华盛顿，拒绝终生担任国家首脑。他和格洛丽亚驾船驶入落日余晖。祝福者们“在沉默的悲伤中”看着他们的船消失在太平洋中：“他们心系何方？他们能否回来？所有人都在问，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菲利普·德鲁》也并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作者又深谙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体制中的各方压力，可以说这本书是很具启发性的。1913年3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前夕，豪斯得到了一个在威尔逊政府任职的选择机会。但他和小说中的塞尔温一样，更青睐幕后参谋的角色。
《菲利普·德鲁》的主题正是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主题：这个国家努力度过了充满经济与社会大变革的半个世纪，内部并不安定，国家尚未完整。[3]人们害怕大企业——控制着国家铁路、钢铁厂和华尔街的那些大公司——会压垮美国的事业和精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份恐惧已是老生常谈。欧洲人把新世界看作一股蒸蒸日上的世界力量，而美国人却在回首旧世界，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及移民，不论好赖。内战结束50年后，南方依旧消极对待国家建设。虽然美国的经济如今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工业生产的各项指标上超过了英国，但在政治上，这样的经济实力却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控制。经济管理机制很无力：到了1913年，美国甚至还没有一家中央银行。从一个由小村镇组成的国家，每个村镇都有各自的政治腹地，到一个大城市遍布的国家，相距甚远的各大城市联系紧密，表现出一个统一国家的推动力。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中，美国还只是在半路上。
美国想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国家，有些办法是1913年的任何一名观察者都十分清楚的。这年1月，包裹邮递推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包裹业务，使得爱达荷州博伊西（Boise）的一桩买卖可以被直接运送到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的客户手中。10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手一挥，随即引爆数吨炸药，突破了巴拿马运河最后的阻碍，将北美大陆的东西海岸连接起来。这一年里，在“一个政策——一个系统——普遍服务”的口号下，贝尔电话公司宣传着他们系统的国家建构作用：
电话让通信变得快速、直接，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信息技术打破了距离的屏障……贝尔系统中有750万台电话，连接东西南北，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个大型的邻舍。每天，信息技术把我们拉近2 700万次，以此开发我们的共同利益，促进我们的共同交易，增进我们人民的爱国精神。[4]
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电话直到1915年才打通，但进步的过程——以及铁路的铺设——拉近了美国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世界的距离。[5]
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随着美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大业得以完成，它又将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全球性的和事佬，干涉墨西哥，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和吸引力相结合的方式，将整个北美洲置于自己的荫蔽之下。但1913年的美国还不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全球外交霸主的派头。当年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发现他的大使馆竟然位于一座经过了改造的公寓楼里，要穿过两家廉价商店之间昏暗肮脏的走廊才能进去。很难通过这样的环境看出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然而敏锐的观察者们明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且伴随着人口增长，一部分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美国必将参与更大范围内的事务中去。正如佩奇在给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国际性的博弈中——并不是陷在旧世界的诡计、负担、悲痛和忧伤中，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在通向领导地位和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统治权的道路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在其中，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6]美国再也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安守这份孤立的正直，以一座遥远的“山上的城”[1]自居。未来的美国需要立足于世界，依照全球政治的现实检验它的道德目的：如何以原则的名义、在为国效劳的过程中行使权力，当其他国家未能采取美国为其最大化利益所做出的决定时，又要如何处理。美国作为正在国际秩序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新兴大国，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大西洋对面的欧洲大国一样？美国作为新世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如今它会不会变得更像是旧世界？
美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其他任何强国一样，受到了帝国的诱惑。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美利坚帝国开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形成，从菲律宾到波多黎各。这第一波帝国主义热潮受到了两位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但这项事业是美国的，而不是政党政治的。1901年，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用简明的语言阐述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责任。这份责任并不是给予菲律宾各族人民“全新的美国式自治制度”。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仍处在政治发展童年时代的不发达民族来说，并不是祝福，而是诅咒”。相反，他的国家要担负起的责任，就是给菲律宾人带来一个“政府，以及管辖，这些本身是符合道德的，因此会让他们接受教化，本身是纯粹坚定的，因此会让他们得到提升和稳定，还要引导他们接受正义与自由的基本概念”。[7]
如果说欧洲人对这种感情习以为常，那是因为它来自更博大的帝国文化。多年以来，威尔逊一直随身携带大英帝国的大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如果》（If），叠得整整齐齐，揣在外套口袋里。[8]虽然美国人不喜欢用“帝国”一词来描述他们的海外领地，但他们为持续不断的霸行辩护时所采用的论据，与法国或英国思维正常的帝国主义者们所采用的并没有本质区别。还有一些人不这样看，他们担心美国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帝国，却会迷失自我。美国最著名的杂文大家、曾经是“狂热帝国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建议美国国旗应该为了菲律宾而改动一下，把白色条纹改成黑色，把星星改成骷髅图。[9]
1912年，豪斯发表了《菲利普·德鲁》，而另一边，有四个人在竞争这个半成型、半统一的美国的总统职位。现任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共和党身份参选。他的前一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抛弃了共和党，以进步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由于在竞选游说过程中对一次暗杀行动做出了一贯矫健的反应，得到了“公麋”的绰号。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以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身份参选。担任过一届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以民主党身份参选。爱德华·豪斯已经在为威尔逊效力，在民主党内部帮他争取到了得克萨斯州对他参选的支持。现在他就要看看他选择的这个人能否一路披荆斩棘，问鼎白宫了。
没有人会怀疑，可能获胜的只有两人，威尔逊和罗斯福，而共和党一派明显对威尔逊青睐有加。两人都提出了美国复兴的构想。罗斯福在“新国家主义”的大旗下，主张利用现代世界的推动力为国效劳。一个重新强大起来的国家，将会巧妙地让现代商业贸易的规模和效率所释放出的能量改变方向。而威尔逊主张“新自由”，这是一份内容宽泛的政治宣言，表明了对普通人的扶持和对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涌现出来的工业巨头，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的管控。威尔逊承诺让自由竞争回到市场当中，让希望回到立足于小镇的美国。
对于过去数十年间的经济集中程度，两位候选人均表示赞成，不论是在财富方面，还是就少数人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力而言。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美国的生活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样子了”：
我们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彻彻底底的变化，从顶点跌到了谷底；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我们的生活结构。旧的政治公式并不适用于当前的问题，这些公式现在读起来就像是从被遗忘的时代抽出来的文件。[10]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后的这些情况：是激进的集中式大修，还是将受到新经济阻碍的竞争与主动的传统力量释放出来。
说到底，罗斯福和威尔逊在未来方案上的区别，既有性格因素，也有分析思路上的原因。罗斯福极为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自上而下地改造美国。威尔逊的性格更为保守，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启发。在他看来，罗斯福就像是一个危险的杂耍演员，如若当选，则注定会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威尔逊自己对社会的展望更有组织性，是从他自己出身的奋斗阶级开始，自下而上地实现稳定的复兴。他在竞选游说中表示：“并不是花支撑着根，而是根支撑着花。”
威尔逊谈到罗斯福，说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挑战者，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物，他们（选民）见了他，为他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投给他千百万张选票”。威尔逊自己在公众的眼里，则是“一个模糊的、难以揣摩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观点意见和对学术的痴迷，而不是有着人性特征的血肉之躯”。[11]罗斯福无疑也会赞同，他把威尔逊视为一个守旧、怯懦的保守者，过去的观念根深蒂固。
然而，威尔逊却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实力。他发布了一段非常具有倾向性的竞选影片：《老办法与新办法》（The Old Way and the New）。他在全国巡回演讲中批评官商勾结——以用来保护美国国内特殊利益产业的各项进口关税为代表——表示这种现象“不符合美国的作风”。他抨击“大型、非个人”企业的崛起，认为这是在预示着消灭竞争、把个人变为谄媚的雇员。他警告说，有事业心的中产阶级“在这些过程中饱受压榨，而我们所受的教导称其为繁荣的过程”。美国真正的生命力来自美国各个社区的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已是岌岌可危。他警告说：“如果美国阻挠地方，将会扼杀这个国家。”他宣称：“华尔街的财富总量无法表示美国人民的活力。”
威尔逊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本人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上述这些观念等于是向美国社会的道德秉性提出了挑战。企业的非个人属性具有抹杀人们心中的个人责任概念的风险。这样一个主要由企业来驾驭的美国，会让人忘记在小型社区塑造出来的美国价值观：
……那时的美国渗透在每一个村子、每一条幽谷中，那时的美国在辽阔的大草原展现着她的巨大力量，上至山腰，下至地底，燃遍了事业的星火，富有雄心壮志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工业巨头，而不是受雇于人；想要立业的人们无须遥望远方的城市，只需环顾左邻右舍，他们的信用取决于自身的性格，而不是人脉关系，他们的信用与他们已有和潜在的品质成正比，而不看持有多少股票……[12]
威尔逊就这样把一系列经济问题转化成了一系列道德问题。他自己本来是因对手退出而成了党内领袖，共和党的内部分裂又让他占了选举算法的便宜，如今他却转变为反叛的候选人，成为一场谋求变革的道德运动的领袖。他本人是追求进步的，但提出来的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变化，他的建议是“不能随便拿来一张纸就确定明天的生活要变成什么样”，而是“要把新事物编织进旧事物中”。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社会变化的美国所引发的焦虑，他做出了回应，并且清醒冷静地做出了保证。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拿下了48个州中的40个，这也反映出1912年，也就是《菲利普·德鲁》发表的这一年进入尾声之际的美国民情。1913年年初，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
[1] 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1630年的一次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14节耶稣的登山宝训中关于盐和光的隐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温斯罗普的布道让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是“神的国家”，因为它被比喻成一个“山上光辉的城”，这是美国例外论的早期例子。山上的城此后逐渐成为美国政客的流行语。——译者注
华盛顿特区
共和国、国家、帝国
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宣誓就职。四年前，塔夫脱的就职典礼因为一场暴风雪被迫改在室内进行。四年后，威尔逊可以在室外的美国国会大厦东门廊宣誓，将台下聚集的25万人尽收眼底。
到了这时，总统就职典礼已经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盛会，为国家的公共生活带起节奏，吸引游客到首都去。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旅游观光部门给出了一系列建议，指导游客如何从纽约开车到华盛顿，走连接美国金融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收费道路和泥道，经过费城，但要不惜一切代价绕开巴尔的摩。[1]据《纽约时报》报道，距离总统就职典礼还有几天，华盛顿就已经充满了商业气息。人们可以花20美元入住城里的大酒店，但必须住满5天才行。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上的酒店更贵，高达每晚50美元。游行路线上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的租金也一并上涨。就职典礼当日，蜂拥的人群中夹杂着普林斯顿大学的青年学生，穿着威尔逊母校的代表色——橙色和黑色。前总统塔夫脱，“我们见过的输得最惨、最心平气和、最得人心的总统竞选失败者”，将总统一职交给威尔逊时笑容满面。[2]尽管塔夫脱在大选中屈居第三，但他作为正式的共和党候选人，到底还是分流了足够多的选票，从而阻止了脱党的罗斯福重回白宫。
这座城市从建城之初就注定会让人铭记在心。华盛顿古典风格的建筑和城市雕塑中体现出来的共和美德，以新总统——仅仅是内战以来的第二位民主党总统——就职典礼为代表的国家凝聚力，城市规划展现出来的帝国豪气，每一个方向上的壮美远景，这一切都会让游人深受感染。外地人在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下了火车，便能感受到路易·圣戈当（Louis Saint-Gaudens）的花岗岩雕塑“铁路铺设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Railroading）的凝视。这六座石像位于车站正门入口上方，既表现了美国的现代性——其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代表火，泰勒斯（Thales）代表电——同时又重申了古老的正义价值观，并提醒正在进行城市化的美国，不要忘记田间劳动的价值。在罗马农神刻瑞斯（Ceres）傲然挺立的雕像旁，刻着托马斯·杰斐逊也会赞同的话：“农场。家庭最好的归宿。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文明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天佑。”
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指出，纽约的“异国色彩都快要赶上它的美国风情了”，而华盛顿拥有一项更崇高的使命：
……要成为整个国家威严与宏伟的化身；要成为……万都之都……充分表现出美国观念中的精粹，美国思想中的最开阔、最光明的一面，呈现出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应有的理想形态。[3]
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第一大政治城市，还是联邦政府的私有领域，总统就职典礼给了它大放异彩的机会。
威尔逊站在装饰着美国国旗的国会大厦前，面对彩色灯光下的美国国徽，迎接着楼顶上的观众从上往下的视线，提出要为人们“阐释个中缘由”。“政府发生了变化。”他抑扬顿挫地说。但这只不过是国家需要重新恢复道德目标而显露出的外在迹象。说客们为了“一己私利”败坏了政府。国家是富裕了，但“恶与善并肩而来，腐蚀了太多的纯金”：
我们一直以我国的工业成就为荣，但至今为止仍没有停下来全面细致地计算一下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了多少代价，失去生命的代价、筋疲力尽的代价，所有这些重担和负荷经年累月、冷酷无情地压在男人、女人和儿童身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又付出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代价。
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净化、审议、修整和纠正邪恶，而不损害善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变得纯净、人性化，而不使之弱化、满怀感伤。”威尔逊列举了几项要务：削减进口商品关税；建立国家银行系统，使获得信贷变得更加容易，剥夺资本所有人一手遮天的权力；对限制竞争、浪费国家自然资源的工业体系进行改革；将国家工人的健康纳入法律保护。
威尔逊肩负起了沉重的期望。有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就职典礼不仅是总统的接力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更意味着“往日已逝，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4]几个月前，一名德国记者预测威尔逊不仅会当上“政府首脑，更会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领袖”。在圣彼得堡，一家俄国报纸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如果未来的总统不被险恶的党派势力麻痹了意志和主动权的话，他也许会为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政治诚信时代。”[5]推崇过“新自由”之后，威尔逊现在要做的是实现它。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国际事务。当选之前几天，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家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Edwin Grant Conklin）面前谈道：“如果我上任后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因为我的一切准备都是针对国内问题的。”[6]
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体现了他对政府的理解，以及他在执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演说诚恳而又豪迈。《经济学人》将威尔逊的说服力与之前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进行了对比，相比之下，之前的那些更像是出自“秘书、助理秘书和速记员的笔下”。[7]新总统的演说言简意赅，不像林肯或杰斐逊那样修辞迭出。一位社论作者评论道：“新总统显然明白，总统职务并不是用来佩戴的奖章、用来展示的奖品，而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棘手任务。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对的。”[8]华盛顿也很快便发现，对于美国行政部门首脑和公正不阿的公共利益捍卫者身份，威尔逊是严肃对待的。上任之后的第二个月，华盛顿就再次召集国会，这比惯例和宪法规定的都要提前。寻求晋升为联邦政府任命的职位或者某国大使的那些支持者，发现白宫的大门对他们关上了，让人捉摸不透、看上去不动声色的威尔逊因此得到了“斯芬克斯”的绰号。同年晚些时候，他出席了国会的一场联席会议，亲自发表了一份国情咨文。对于这件事，他的前任们很少会这样亲力亲为。
3月4日当晚并没有举行传统的就职舞会，总统觉得太轻浮了。而他则是来到肖汉姆酒店（Shoreham Hotel），和让他感觉最自在的普林斯顿大学1879届同学共进晚餐。后来他在给一个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你可以肯定的是，星期二晚上我只听从内心的指示，参加79届的晚宴是我在那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9]《菲利普·德鲁》的作者豪斯上校现已成为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心腹，远离公开场合，不过还是同新上任的总统及其内阁一起出席了一场午宴，很多内阁成员都是在豪斯的促成下选出来的。他更愿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旁观这场就职典礼。
夜幕降临，美利坚民族有了新的捍卫者，联邦政府有了新的领袖，华盛顿也有了新的主人。
即便是在1913年，华盛顿也有一个要甩掉的名声。它是出了名的内省。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华盛顿只谈论自己，再无其他。”[10]威尔逊初次会见新闻界的“先生们”时，曾经力劝他们，不要告诉全国人民华盛顿在想什么，而要“告诉华盛顿全国人民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会掌握情况、采取行动，我们会充分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最新民情，这些情况不会过时，也不会腐烂，人们也会开始关注这些，意识到他们必须根据国家的目的、国家的需要来投票，为经过了阐释的国家总体利益投票，只有这条路。[11]
5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威尔逊发表了相关的又一通老生常谈的牢骚。他抱怨道：“城里说客云集，随便往哪个方向扔一块砖头都能砸中一个——虽然你很想扔砖头。”[12]
游说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方面是由于威尔逊主张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的缘故。1913年夏初，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Bill）通过众议院来到了参议院，说客们为了让他们的特定产业继续享有某种关税保护而到处活动。威尔逊“新自由”议程的重头戏——进口关税大幅度下调，开征联邦所得税来弥补损失——险些演变成痛苦的慢性死亡，总统亲自出马干预才得以幸免。
但城里出现了这么多说客，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在18世纪，选择华盛顿而不是费城或纽约作为国家首都，是为了让联邦政府远离各州狭隘的政治生活。因此，随着政治中国家性要素的比重增长，华盛顿自然也变得愈发重要。阿尔弗雷德·莫里斯·洛（Alfred Maurice Low）发表社论称：“美国人民有意无意地成了联邦主义者，而华盛顿则是联邦主义的象征。”[13]
根据洛的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到华盛顿去”。那时的华盛顿是“一个烂泥坑，城市中的邋遢鬼，衣冠不整，四仰八叉，胳膊肘从袖子里露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补丁有多丢人，还傻乎乎地为身上的污垢和不修边幅的外表而自鸣得意呢”。他认为这一切如今已经有所改观。现在度蜜月的人们对华盛顿就像对尼亚加拉瀑布一样青睐。
区区几十年前，政治和社会的“要地”还是各州的首府，它们的特点是没那么多讲究，人们亲切热情，每个人都能够亲自去认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相反，华盛顿是关系疏远的“铁石心肠的后妈”。到了华盛顿，大家的好朋友、以小名相称的普通州议员比尔·琼斯，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本正经的国会议员威廉·琼斯，“只有少数选民认识他……其他人只知道他的名字”。[14]
如今华盛顿正在成为政治要地，将更多的形式规范带入政治之中，让大多数美国人更加了解这座城市，同时也变得更加高贵典雅。过去人们去华盛顿出差，现在人们去华盛顿定居。从内战到1913年之间，以华盛顿为主体的哥伦比亚特区人口翻了两番还多：从7.5万增加到33万多。
之前那个笨手笨脚、蓬头垢面、躺成大字形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出落成一名优雅的世故女子，她以自己的美貌傲视群芳，对自己的权力了然于心。华盛顿，曾经的烂泥坑，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而且是无人愿意唤醒的一段记忆。烂泥和脏雪随着旧风俗和旧观念一并消逝了。宽阔的大街铺得平平整整；宏伟的大道绿树成荫；公共建筑并没有为了美观而牺牲实用性，而是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一流的酒店和餐厅、剧院、商店、还有很多精美的住宅——这一切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首都之一。[15]
华盛顿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它虽然比大多数欧洲首都要小，但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美丽的市容，足以与那些城市平起平坐。法国人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的评价肯定了它的这般地位。在周游美国的途中，他兴高采烈地回想起华盛顿的城市规划是由他的同胞皮埃尔—夏尔·朗方（Pierre-Charles l’Enfant）做出的。他提到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雕像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这位法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还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命名。他称赞道：“创建一座大城市，却将公园或花园的魅力赋予它的街道……这个梦想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大肆盛赞华盛顿女人的优雅，这也反映出了城市本身的美丽和新产生的世俗气息。
我看着她们来来往往，对自身充满肯定，对自身的魅力充满自信，也对这份自信感到满意……啊，世故的美国女人！选举产生的女王，民主制度的贵族，你们的丈夫、父亲和你们的国家要挣多少钱才能一直够你们打扮啊！我们可以肯定这笔钱有一大部分会花在巴黎……[16]
德康斯坦赞美了华盛顿前卫的优雅背后来自欧洲的灵感，但他同时也视其为对华盛顿经久不衰的美国特色的一项挑战。德康斯坦写道，当初定都于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美国会扩张得这么快，以至于华盛顿早已不再是美国人民的地理中心，而是成了东部的边缘地区，与太平洋沿岸相距几千英里。
那么，她（华盛顿）到底要面朝何方呢？是朝向过去，朝向隔海相望的旧世界，还是朝向仅仅是名义上以她为中心的新世界？这相互影响的两个世界，究竟哪一个影响力更大？新世界会染上旧世界的痼疾吗，还是恰恰相反，抵抗住它们的侵蚀呢？[17]
这些观察者忽略的，或者可能刻意无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古典风格的建筑立面和柱廊背后，在对共和主义公平价值的颂扬背后，在深受欧洲影响的华盛顿会将美国欧洲化还是帝国的华盛顿会将世界美国化这一问题背后，华盛顿本质上依然是一座美国南方城市。有1/3的城市居民是黑人，他们基本上是城市人口中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健康状况最差的群体。1913年10月，记者约翰·帕尔默·加维特（John Palmer Gavit）给报社的白人老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of Colored People）的建立者之一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写信说：
华盛顿本质上是一座南方城市；这里占大多数的白人秉持着南方对黑人的观点，来到这里的北方人很快就会反对黑人，比起南方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
教堂巷（Church Alley）。在国会大厦视野所及之处，共和国的承诺仍未兑现。华盛顿特区光鲜的外表之下，依然是一座南方城市。
尽管华盛顿的黑人有不少是在联邦政府中任职的，因此也有发迹的希望，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穷困潦倒的黑人。大约1/5的黑人，也就是1.6万人，生活在城市中卫生条件堪忧的后巷里，站在国会大厦锃亮的白色圆顶下，往往能够看见这些地方。这些人是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韦勒（Charles Frederick Weller）和尤金妮亚·温斯顿·韦勒（Eugenia Winston Weller）笔下“被忽视的邻居”。[19]韦勒夫妇指出，巷子里的居民“与大街和大道两旁的居民没有任何交集”，只有华盛顿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富裕阶层和外来的游客，才有资格端详那一条条宽敞的林荫大道。
通向这些隐蔽居所的是截然不同的蜿蜒道路。多年以来，有本事的人们居住在大道两旁引人注目的住宅中，对于就在他们身后的巷子屋中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无动于衷。一国之都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差距大抵如此。[20]
巷名就体现出了这些意思：“污水桶路”“私酒”，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宪法巷”。近距离观察揭示了这些巷子酝酿出来的社会环境——让人望而生畏的健康状况、轻微犯罪、文盲、不稳定的家庭、对酒精的依赖：
午后，在一个挤满了孩子和大人的小房间里，安妮·萨蒙斯躺在肮脏破烂的长沙发上，虚弱地转动着脑袋，气喘吁吁。她的小婴儿正在焦躁不安地吸吮着肺结核母亲贫瘠的乳房，7岁的孩子哈蒂正在和另外7个小孩子在房间里玩耍。包括6名成人在内，总共有15人一辈子都住在这间小小的四室房屋里，而时不时还有些不正经的房客寄宿在这里。虽然家里的母亲玛丽亚·萨蒙斯是个大美人，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品性，但她的5个成年女儿个个都有私生子女。萨蒙斯太太自己生了16个孩子，夭折了5个。一个儿子进了精神病院。女儿安妮患了肺结核，命不久矣。[21]
所有飞速发展的美国城市和欧洲城市都有贫民窟。在大多数城市中，居民是按照出身聚居的。在巴黎，布列塔尼人聚居在从布列塔尼开来的火车到达的蒙帕纳斯车站附近。在维也纳，犹太人倾向于定居在火车北站（Nordbahnhof）附近的利奥波德城以及一些犹太教堂附近。然而没有哪座城市像华盛顿一样，贫民窟与非贫民窟之间的物质差异如此清楚，贫民窟的种族内涵如此明显。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陋巷问题并不是贫穷的问题，而是另外的问题，而对此应当接受或者忽略：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黑人”，得出的结论要么是那个种族成员的生活条件无关紧要，要么是陋巷生活的罪恶和问题只不过是有色人种固有属性的产物……“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层出不穷的逮捕记录、小屋和陋巷生活的低标准，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 [22]
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至1913年，巷子里的人口有所减少。韦勒夫妇的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溃烂了数十年的社会危机的关注。1912年，一个社会改革家组织星期一晚间俱乐部（Monday Evening Club），发表了一份华盛顿有人居住的巷子清单，意在提醒普通市民注意市内某些区域的情况，这座城市已经被世人拿来当作美国的典型了。总统夫人、出生在南方的埃伦·阿克森·威尔逊（Ellen Axson Wilson），把扫除华盛顿贫民窟作为她的头号社会事务。1914年8月，她在临终时欣慰地得知，宪法规定对国家首都负责的国会，正在加紧通过一项整修陋巷、改善住房的法令——《小巷住宅法》（Alley Dwelling Act）。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的丈夫当选为美国总统，很多人对此喜闻乐见，认为这意味着南方不再是政治荒漠了。自从1865年击中亚伯拉罕·林肯头部的一颗子弹把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推上总统的位置，华盛顿第一次迎来了自家人担任新的统治者。1913年2月，威尔逊就职典礼的前一个月，《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刊登了一篇题为“掌权的南方”（The South in the Saddle）的文章。但伍德罗·威尔逊对待南方以及对待与南方难解难分的种族问题，态度非常不明确。毫无疑问，总统确实来自南方，但真的可以说他是南方人吗？
威尔逊出生于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中的弗吉尼亚州斯汤顿（Staunton, Virginia），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 Georgia）种植棉花的乡下长大。周边的乡村地区有一半人口是黑奴，奥古斯塔有1/3人口是黑奴。1861年内战爆发时，威尔逊只有四岁，他还记得，对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以及这对美国和平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家人在战争中分道扬镳。两个叔叔在联邦军中担任高级军官。他的父亲虽然出生在北方的俄亥俄州，却成为邦联的长老会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出生在英格兰。1909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孩子绝不会忘记童年”，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为我解释什么的地方，就是南方”。[23]
这一切都对他的1912年大选有利。在威尔逊妻子埃伦的出生地，佐治亚州罗马（Rome, Georgia），《论坛先驱报》（Tribune-Herald）的编辑称，这位民主党候选人“身上有着南方人的血性、南方人的骨气、南方人的胆识”。威尔逊在这次选举中总共拿下了40个州，而票数过半的州全部集中在南方。在亚拉巴马州，他得到的选票是第二名的四倍。密西西比州的选民把9成选票投给了他。威尔逊在南方以外也获胜了，但从没有这样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威尔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南方之子——至少在他的选民以充满偏见的眼光看来，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他在国家而不是地区的层面上开展自己的事业。他坚决把自己和妻子的南方口音改掉。他曾在北方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虽然后来又回到南方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就读。1880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时，他还为“邦联的失败”叫好，主张对南方来说“重建的严酷和愚蠢也比无依无靠的独立要好”。[24]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和睦比一个地区的局部利益更重要。他对内战的解释是，南方并非为了保护蓄奴的权利而战，而是为宪法赋予的退出的权利而战。他认为这项权利是合理的，却用错了地方。正如他在《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关于他的那一章节中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