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其他地区对此也并不这么待见。在纽约，“上帝正在塑造美国人”，《熔炉》中的奎克萨诺喊道。[30]但当今很多美国人觉得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1911年，由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廉·P.迪林厄姆（William P. Dillingham）担任主席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1卷的报告，深入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美国移民模式。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限制移民的可行之策，作为确保移民的“数量与质量”处在合适范围内的一种手段。其中一个办法是将接收移民限定在部分现存的民族社区之中，从而遏制一波又一波新的移民潮。另一个办法是设立一项读写测试。总体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不能再继续不加限制地接收移民了。
还有些人觉得移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美国最著名的一名医生亨利·史密斯·威廉斯（Henry Smith Williams）报告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移民的文盲率都只有1%，然而却有40%的俄国移民、一半的意大利移民和2/3的葡萄牙移民不识字。[31]纽约州犯罪精神病院中，有将近一半的罪犯出生在国外。引用纽约州冷泉港（Cold Springs Harbor）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主任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的话说：
我们人口中的4%，大多处在最具劳动生产力的年龄，而一场新的瘟疫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能力，更是成为每年要花1亿美元去扶持的负担。全世界很快便会注意到这场瘟疫。但我们已经对犯罪、疾病和堕落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在劫难逃。
威廉斯的态度更加激烈。他认为最近这一波移民潮所造成的结果——“这一大群外国人带来的重担”——对美国的价值观甚至是民主的存续构成了威胁。对移民社区的隔离成了“头领政治”的温床，这种类型的政治在纽约市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世界主义”是不如“美国精神”的。威廉斯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平均智力水平的下降，而国家的经济前景也会因此衰退。他说，如果能让美国人口的平均素质相应提升的话，人口的数量减少1/4也不是什么坏事。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前任干事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以不限制移民为前提，以纽约的世界主义为代表，为美国的未来描绘出了一副更加夸张的景象。他认为南欧移民仅仅是滑坡的开端：
美国对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它却对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或许到1930年时，剩余的机会将不再吸引他们；但契丹人、布哈拉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无疑会将这里视为应许之地。到了1950年，甚至连他们都将对这里的机会嗤之以鼻；但到了那时，人口过剩的印度的小工或许会很乐意拿美国的薪水。到本世纪最后的25年，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在意美国剩下的机会了。到那时，移民自发地停止了，移民神圣权利的教条完成了它的绝唱，老一辈先驱者的血统渐渐淡出了血统混杂、多种语言、多种肤色、阶级崩溃、会把这片大陆变得像中国一样拥挤的人口，那么就立起一座纪念碑吧，上面刻着：“致美国的先驱者，人道主义泛滥、缺乏常识的牺牲者。” [32]
关于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纽约，读到这些，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是美国的卓越先锋，而是对未来情况的一种警告。
1913年3月31日，老纽约最显赫的一位人物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华尔街巨头、一度主宰纽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子孙、美国圣公会的领袖人物、新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旧世界的首都罗马去世。[33]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J. P.摩根的伟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称他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个夸张的说法，但华尔街普遍都是这样认为的。摄影师爱德华·S.柯蒂斯（Edward S. Curtis）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的记录曾经得到过摩根（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他将摩根称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公民”，明显渗透着出于一己之私的奉承意味。[34]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例如《牧师》（The Churchman）、《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和《航海公报》（Nautical Gazette），都给了摩根很高的评价。《美国评中评》（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称他为“金融界的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的前任牧师威廉·博伊德·卡彭特（William Boyd Carpenter）爵士当时正在开往美国的“亚得里亚海”号（Adriatic）轮船上，他深受触动，写下了一首诗纪念摩根：“降旗敬礼，商船队长已经靠岸！”摩根的儿子杰克（Jack）收到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仰慕者和生意伙伴发来的电报：从哈瓦那、墨尔本、伦敦和汉堡。《独立》（Independent）杂志引用一名驻伦敦记者的话说，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摩根是“美国的财富、活力和金融机构的化身”。[35]
摩根去世时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美国也正因最富裕的一部分公民的财富而闻名，而伍德罗·威尔逊的所得税对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者只征收7%，并未对其造成太大的影响。摩根到底有多少财产，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过了整整三年，才对他的财产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估算。结果显示，他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富有（也与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相差甚远），但与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继承人们不相上下。
但摩根的慷慨和他的财富一样，在1913年成了他讣告的主题。大都会博物馆称赞他“与生俱来的伟大人格”——这样的伟大背后，是纽约市最出色的公共收藏增添无数艺术品所需的美元。在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摩根私下里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赠予了一位知名参议员的遗孀。他与这位参议员并无交集，只是听说他没有给遗孀留下任何财产。慈善让活跃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符合。对于摩根这种在19世纪末的道德化世界里发家致富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比赚钱更具美国精神，那就是把钱捐献给他认可的事业或博物馆。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让一个人集绅士、虔诚的基督徒、美国人、资本家、具有欧洲文化修养的人、艺术赞助人、业界巨头、服务于公益事业的人这些身份于一身。这就是富人领导阶层家长式、帝王式作风的典范。据报道，摩根对主教比对总统还尊敬，这一点很有代表性。
摩根的公德心主要表现在他作为国民银行家的非正式身份，以及他在文化上的投入。1907年，美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摩根将华尔街金融人士召集到自家举架颇高的书房中，在欧洲文艺复兴装修风格的注视下，威迫他们为美国市场注入额外的流动资金，从而避免了一场全面金融危机。摩根作为一名艺术收藏家的胃口相当大。他的财产中包括价值280万美元的挂毯、地毯、家具、鼻烟壶和装饰品。仅仅是伦敦的一座房子里，就摆满了大烛台、五斗橱、高脚杯、座钟、彩陶、日本漆盒、瓶饰以及收藏的138块表。[36]但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太多太多献出去的东西。摩根是很多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他那间非同凡响的藏书室，原本是自己的内宅，于1924年向公众开放。“正如他带领美国摆脱了金融地方主义”，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 of New York）评论道，“他还竭尽所能用美好的绘画和书籍教育他的美国同胞”，为他的同胞提供“被它们的美净化”的机会。[37]
1912年年底，摩根因假想中的“金融托拉斯”遭到了国会的盘问。所谓的金融托拉斯是一种交叉持股的制度，少数华尔街银行家能够借此压榨他们的投资者，控制住获取信贷的途径，从而将个人生意的未来凌驾于整个美国之上。对于更民主的信贷获取这一主题，以及华尔街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掠夺性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的总统竞选游说中曾经有过热情洋溢的发言，反对这些做法的路易斯·登比茨·布兰迪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律师也站在威尔逊一方。［1913年，布兰迪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们如何利用这些钱》（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一书中。］在1912年的那场盘问中，摩根表现得从容不迫，反击了那些阴谋论调的问题，宣称自己毫不含糊地拥护美国的自由市场。[38]他收到了很多支持他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奥尔巴尼教区主教。还有一封信祝贺他“驳倒了那个讼棍”，指的是国会委员会中诘问他的人。[39]
但这次经历也让摩根身心俱疲。于是，他去了更具古老内涵的城市旅行。首先是法老的城市开罗。然后到了罗马，他入住的大酒店房间据说是欧洲众位君主在旅途中下榻的，能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他本打算继续旅行至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他最终离开罗马时，是躺在一口棺材里，在一艘前往纽约的轮船上，轮船所属的公司中也有他的一份经济利益。
他去世后，一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完全有资格在世界中心城市（罗马）长眠，让这个世界安静下来，回忆他，谈论他。”[40]罗马从未见证过如此强大有力之人的离去，“新世界的人却恰巧在历史的中心与世长辞”。被一名美国记者问起有关摩根的问题时，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来奥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表达了对他金融天才的钦佩，又补充说：“如果他把那些了不起的才能运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上，那么当这个世界因为失去他而哀悼时，会比现在这样真诚得多。”[41]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特别提到了摩根的财富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反常”，并表示“在这方面，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42]他们和另外一些人遭到了罗马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院长杰西·贝内迪克特·卡特（Jesse Benedict Carter）的指责：“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认为摩根先生是一个‘富人’。不论以何种方式接近过他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把财富也一并带来了。” [43]一些人表示美国进入了“新时代”，而与之相反，卡特坚称这是一个人“浸润在古老传统中的”美德，这就是个人利益的传统。
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要承认的：J. P.摩根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巴黎《费加罗报》写道：“不仅仅是一位显赫的——最显赫的——大金融家辞世了，而是整个制度——金融封建制度——消亡了。”[44]在这之后的1913年里，自诩为美国商业大都会的纽约，自由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
私人银行家们掌管着世界最大产业经济的财务，摩根正是这种体制的代表。为了取代他们的私人运筹，混合而成的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成立了，它相当于一种分散开来的中央银行。在这个系统中，全国各区域设立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它们能够向上汇报当地的信用状况，这种办法使纽约的权力得到了分流。为了让华尔街的意见被普通民众和华盛顿的意见调和，在联邦储备董事会任职的都是政府官员。利率在过去往往会有季节性波动，对农民造成了很大影响，如今一年到头都能够保持平稳。金融恐慌也会更容易得到控制。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从长远来看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尽管在当时未必预测得到。它增强了美国国内财政的稳定性，最终为美元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提供了一个跳板，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而1913年时主宰全球经济的是英镑，几乎没有美元的位置。[45]因此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最终为纽约崭露头角，成为不仅是全国，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之都打下了基础。
摩根去世后两个星期，遗体被运回纽约，棺材上覆盖着美国国旗和月季花。后来当遗体停放在摩根图书馆供人瞻仰时，人们献上了更多的花：德国皇帝用丝带捆扎的一簇棕榈叶，意大利政府的铃兰花圈，维农山庄（Mount Vernon）据说是乔治·华盛顿亲手栽种的一棵树上的棕榈叶。几天后，葬礼在圣公会圣乔治堂（St. 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举行。纽约证券交易所闭市，以表敬意，通常只有总统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之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棺材被抬上驶往康涅狄格州哈特福（Hartford）的专列。在那里，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他的出生地新英格兰坚硬的泥土中。
对于美国来说，J. P.摩根的去世，代表着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时代——脱胎自19世纪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准则——就此终结，这个时代形成了托拉斯、巨头、精英阶层的巨额财富和纽约富豪附庸风雅的风气。如今，国家将在国民经济中扮演更具指导性的角色，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将成为美国的标志，而不是美国精英的兴旺发达，这样一个时代就此开启。1913年是美国一个决定性的拐点，从摩根时代走向福特时代。
底特律
未来样板
卡斯·吉尔伯特庆祝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落成之后，又将全部精力投入美国崛起最为迅速的一座城市的最新一项委托中：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选址位于伍德沃德大街（Woodward Avenue），这是从城市中心通到北部边缘的一条大马路。吉尔伯特设想出了一座古典式白色大理石建筑物，象征着底特律迅速成长、志存高远的各个阶级的学识和涵养。同样是在伍德沃德大街上，一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还矗立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由砖和玻璃建成，但处处彰显着大气，同样也象征着底特律的崛起：这就是福特汽车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工厂，T型车的老家。
到了1913年，底特律已经拥有50万居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自从上次人口普查以来，美国或许没有哪个地方发展得如此迅速。”几年后发行的一本旅行指南宣称。[1]《自由新闻报》（Free Press）上的一则广告为北伍德沃德（North Woodward）地区宣传造势，高呼“底特律正在向北扩张”，并预计到1920年时，城市人口将突破100万，甚至连养鸡场的告示都在和郊区地产的告示争夺版面。[2]
和纽约一样，底特律的人口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很多最近新来的移民，到城里的工厂找工作。“有六座城市”位于底特律的地境之内。[3]来自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的一个“大型殖民地”开始在商业区的一条条街道上发展起来——克林顿（Clinton）、马科姆（Macomb）、门罗（Monroe）和博宾（Beaubien）——不过底特律依然是美国白人最多的大城市。西杰斐逊大街（West Jefferson Avenue）附近“几乎所有的店名都是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东坎菲尔德（East Canfield）是波兰人的大本营。高地公园周围形成了“小罗马尼亚”，但还有几千名罗马尼亚人居住在底特律南部的码头边，该地区曾经一度被法裔加拿大人占领。其他地方还有希腊人或者俄国人的街道，以及塞尔维亚人或者比利时人的城市街区。“尽管外国人普遍都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旅行指南上写道，“但不同的民族还是在从事着不同的行业”：
希腊人是花商和服务生，并且垄断了擦鞋这项业务。西西里人是水果商。其他的意大利人从事体力劳动。叙利亚人也是体力劳动者。比利时人务农，干体力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熟练的技工。外国人是工业世界里最优秀的工人，价值非常大。[4]
在底特律最大的工厂高地公园，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里有“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名来访的记者赞许地写道。这个工厂就是赞格威尔“熔炉”的福特版，量产的不仅有T型车，还有真正美国式的员工：勤奋刻苦，认真负责，收入高，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几年间，在福特公司英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出生在外国的员工们穿着外国服装，进入一口标着“福特英语学校熔炉”的大锅，几分钟后，当他们出来时，身上穿着美国服装，手里挥舞着美国国旗。[5]
创办于1913年的福特英语学校，和福特其他的社会革新一样，在部分程度上属于一种文明开化的利己主义。公司的管理人员注意到，一种通用的语言和高工资、舒适的工作环境、个人纪律标准的执行一样，都能够提高效率和员工留存率。高地公园厂房本身的设计就着眼于传统、阴暗的工业综合体的对立面。场地的规模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单体建筑，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将美国工业建筑的规模和雄心与埃及金字塔相提并论。[6]但在另一位德裔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指示下，巨大的高地公园工厂有3/4的墙壁都是玻璃，为工人增加了自然采光，也让工厂得到了“水晶宫”的别称。[7]建筑的设计和公司的员工培训方案都属于更广义的福特主义社会构想的一部分：不断地加以改进，本着现代科学和传统的美国农庄价值观，亨利·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农庄长大的。福特相信，遵循着这两个原则，高地公园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工厂，底特律也会成为一座成功的样板城市。
底特律的工人有工作，市民当然也有娱乐活动。1913年夏天，城市居民们可以在底特律歌剧院观看《尼禄焚烧罗马城》（Nero Burns Rome）。同年，波兰语的弗雷德罗（Fredro）剧院在Chene街和Kirby街角开张。游客还可以在午夜时分到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水域观光游览，或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去糖岛（Sugar Island）的亭子里跳舞。[8]
底特律的天际线勾勒出对未来的信心。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摩天大楼，一角大厦（the Dime Building），还有四座摩天大楼计划在来年建造。“庞大而又美丽”的密歇根中央车站（Michigan Central Station）傲然耸立在商业区的边缘，是由设计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那些建筑师设计的。[9]密歇根中央车站拥有11条客运列车轨道和一条货运列车轨道，于1913年年底开始运营，这表示尽管未来可能会属于汽车，但现在是属于火车的。旅客可以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市镇或者邻州，或者远至佛罗里达州。因为老火车站的一场大火，这座车站比计划早8天投入运营，这件事被视为高效组织工作的标志，而不是车站将来要被废弃的不祥之兆。当地报纸报道说：“这件事没引起什么大风大浪，2点10分起火，3点30分，由芝加哥始发的貂熊快车（Wolverine Express）驶入16层楼的新总站，3点50分再次驶出……到了晚餐时间，出发列车正常驶出，仿佛已经习惯了好多年一般。”老火车站的时钟停在凌晨2点40分——但底特律已经在继续前进了。
底特律将会成为美国汽车工业毋庸置疑的中心，汽车工业对美国的塑造将会超过其他任何一项产业，这两点都不是必然的。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福特公司在国内还有很多竞争对手：举几个例子，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科尔汽车公司（Cole Motor Company）和国家汽车公司（National Motor Company），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的威利斯—欧弗兰特公司（Willys-Overland Company），芝加哥的宝兰—格兰尼斯（Borland-Grannis），克里夫兰的怀特公司（White Company），纽约州水牛城的皮尔斯—箭头（Pierce Arrow）。一些公司和福特一样生产汽油车，另一些则认为未来是属于电动汽车的。现有的道路通常都保养得不怎么好，汽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行驶，州际旅行就好像前往未知之地探险一般。最早的一批汽车旅馆才刚刚开始出现；州际路线林肯公路（Lincoln Highway）的计划1913年才草拟出来。9月底，美国公路代表大会（American Road Congress）在底特律召开，这相当于承认了底特律在汽车工业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汽车文化开始在中西部各州普及，每千名居民的汽车拥有量是南部的两倍，接近新英格兰的水平。[10]但即便如此，底特律的地位也未必牢不可破。
福特公司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汽车制造商，汽车也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产业。长期以来，底特律与皮草贸易一直密不可分。它还生产香烟、电梯轿厢、画框和家具。9月，底特律全市组织了一场“底特律制造”展览，一直进行到深夜，展品包括一些机械制品和45种型号的汽车。展览的组织者曾纳（Zenner）先生告诉一名记者，这次展览“会让底特律人更好地认识到他们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也会让游客深深地感受到底特律是一座各类企业齐聚的大城市”。[11]在纽约，“你可以同时让人刮胡子、修指甲、擦鞋，自己抽着雪茄、读着报纸”，纽约也为自己赢得了个人便利的浮华之城这一名号。这或许有些不公平，然而底特律向世界呈现的是一座工业厂房的形象，能够着手从事任何工作。[12]福特成功的原因，除了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有就是这些小型企业——创新的试验场，实用工程技术的孵化器，制造汽车所需的全部零件的供应商。从这个决定性的层面来讲的话，并不是亨利·福特成就了底特律，而是底特律成就了亨利·福特。
然而福特拥有从底特律提供给他的有利条件中获利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和维护一个全新市场的先见之明。亨利·福特和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们不同，他设计汽车，不是为了精英，而是为了民众，为了美国小镇上的普通镇民，而不是最能让汽车彰显其地位的那些富裕的城市居民。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在生产强力的重型车——非常适合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游，但开到没有铺柏油的乡间小路上，就很容易陷进泥里。而福特生产的汽车轻便灵活，制造成本和养护成本都更加低廉，也更不容易出故障。T型车就是面向普通人的一款汽车。
推出一款便宜又不容易出故障的汽车，是有商业逻辑在里面的。但这同时也具有道德化的一面，以及最终由汽车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远见。1906年，伍德罗·威尔逊宣称，“在这个国家，汽车是最能散播社会主义情绪的；对于乡下人来说，汽车就是傲慢和财富的具象化，独立而又草率”，以至于每一天、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是车祸新闻。[13]福特试图颠覆汽车的这副形象，使之成为个人赋权和社会责任的象征，而不是财大气粗的象征。福特公司把速度对于撞车时“粉碎性力量”的影响向车主告知，并说明“购买了这款汽车（T型车）的人们更重视安全而不是速度。他们开车并不是为了兜风”。[14]
在世界第一条生产装配线上大量生产福特T型车的高地公园工厂员工们。按照福特主义时间就是金钱的准则，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张照片。
《福特时代》（Ford Times）是面向福特汽车交易商、车主和潜在顾客发放的一本杂志，可以说是流通范围最广的产业出版物，其内容中充满了保守、朴实的智慧。杂志警告说：“从猴子变成人需要100万年，但用不了100万杯酒就能把人变回猴子。”[15]杂志忠告说：“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16]密歇根州的一名女子花5 000美元买了一辆汽车，和她“在牙缝里嵌钻石”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虚荣成了笑柄。[17]福特汽车的陈列室内禁止吸烟，要求销售员衣着朴素，不要打扮成一副自以为是或者花里胡哨的样子。某期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辆福特T型车连上了发电机，让肯塔基州一个乡村社区的电话在停电之后依然可以使用，这表示汽车就好比从前的马车一样，是一个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18]另一期杂志上刊登的故事，是一群女孩子为了给当地教堂的牧师筹钱买一辆T型车，卖出了1 900份日历。[19]
1913年1月发行的《福特时代》上刊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名潜在顾客，具体来说，是一名农夫。这幅画表现了拥有汽车所带来的自由与发展，并且以“更好的道路——更大的农场价值”这个名称，被用于一项旨在改善美国小路路况的活动：
道路旅行如此简单，你进城比之前更加频繁，还时不时地带回来一些东西，让她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之后每个月你都能定期收到报纸杂志……电话公司也更加急切地将线路延伸到路况好的社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地方的业务比边远地区多。于是你也安了电话……很快你就可以在城市商店里买东西，让他们直接送货上门了……如果你们那里的道路未经改善的话，这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个月后，该杂志表示：“每一个决心拥有一辆福特汽车的人，都发表了一份新的独立宣言。”通过所有这一切，亨利·福特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渴望，将现代性所引发的都市焦虑化解为一种更加古老的自我发展信条。[20]
T型车作为满足普通人渴望的实用交通工具，其生产与销售都是大规模的。福特汽车并不是本着手工工艺的理念，一次只生产一辆车，而是以工业效率进行生产，由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员，也就是《福特时代》喜欢称之为“福特人”或者“福特石”的人员进行销售。到了1913年，制造工艺永无止境的创新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条完善的生产线。第一辆T型车原型在底特律Piquette工厂诞生后6年，在比之大得多的高地公园工厂，一次区区9个小时的轮班就能生产出1 000辆车。据福特公司估算，如今它生产的汽车已经占到了美国汽车总量的1/3。[21]按照典型的福特主义原则——时间就是金钱，一张高地公园工厂全体员工1.2万人摆拍的照片，被描述为史上最昂贵的照片，“员工的时间和生产的损失就耗费了好几千美元”。[22]
亨利·福特就这样构想、传道，成了美国大规模生产和至关重要的大规模消费经济的化身。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就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着工匠与发明家之魂，这一点如今在亨利·福特身上得到了验证。因此虽然福特本人最终要比J. P.摩根生前富有得多，但他是美国工业化平易近人的、民粹的民主一面，而摩根则是趾高气扬的、冷漠的贵族一面。亨利·福特或许没有成就底特律，但他的成功促成了底特律的崛起——并且改变了美国。
亨利·福特对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洞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美国人对创新和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执念，源自富有感染力的物质文明信仰。
1913年，全美上上下下都在疯狂追求效率。在国会上，在法庭上，都把工业效率福音书中的一个个信条引作真理。[23]人们为预言家欢呼，认为他们带来了新一轮的美国革命。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声称分析和改进挖洞或盖楼的方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过科学的分析——对于时间和运动的研究，摄影技术和秒表是最基本的需要——可以将制造工艺分解成一系列相似的、能够标准化的步骤。对工业工序中单个步骤的这些快照加以研究和改善，之后随着时间而加速，就会使生产力得到惊人的提高。（在9月的“底特律制造”展中，“运动的展览品”——又名电影——向底特律人展示了单个的商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泰勒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统计有误的。然而这些结论对于当下的管理者很有吸引力，他们坐在那样的位置上，要在手下的工人面前树立起科学的威信。从这些结论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在一些工厂中得到了应用，例如高地公园工厂，并且助长了更宽泛的“发展的合理依据”概念。1913年的美国遍地都是自诩的发明家，他们的轮胎打气泵、活动手铐和自动播种机的专利声明在《科学美国人：实用信息周刊》（Scientific American: The Weekly Journal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上占了整整四页。和泰勒一道，和福特一道，如今照亮工业涅槃之路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上帝。另一位导师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推出了一门关于个人效率的家庭课程，一共只有24课，给一个纽约的地址写信就可以参加。1913年，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目录上刊登了一系列省力设备的广告，从6.95美元的雪松木高速魔术洗衣机——“也许你的邻居也有一台”——到Eckhard电吸尘器，既有直流电又有交流电设计，能够照顾到美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让1913年成为电力之年吧。”《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的一则广告提议，并配有一张单身女性在电灯下、电灶上烹饪的图片。[24]
家庭和工厂的效率都很高，但如今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那么如何让经济保持繁荣呢？答案正如亨利·福特所看到的那样，就是更大规模地消费，创造需求，再由大规模生产来满足。福特汽车公司销售经理N. A.霍金斯（N. A. Hawkins）向听者讲解大规模消费的数学问题时，建议他们“拿出笔来——记下这些数字”。据他推断，美国有1亿人口，2 500万户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500万户买得起新车，而现有车主将来也会换新车。结论：“福特汽车永远不会断了销路——销量一定会增加！”[25]几年后，福特汽车的销量突破了百万大关。亨利·福特对一名崇拜他的听众说：“任何东西达到100万都是很大的一笔。”[26]
但福特的野心并不止于100万，也并不止于美国国内。按照《福特时代》的说法，“全球车”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普及的汽车，在俄国其他地方，“两位大公和19位亲王”也在使用，战争部也正在审查。在中国，为了保护一名政府官员，在T型车的背部架设了一挺机关枪。日本已经被福特公司作为炮兵先头部队的服务文化“征服”了。《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这样描述一辆福特汽车的交付——穿过重重戈壁沙漠，来到蒙古的“活佛”（达赖喇嘛）身边。福特汽车开进了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和新西兰的牧羊场。在一幅漫画上，一个火星人用望远镜观察地球，惊讶地发现地球上挤满了福特T型车。
严格来说，福特本人又一次成为大规模消费的使徒而不是先知。1907年，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n）在著作中将“快乐或过剩经济”称为“文明的新基础”。[27]相对充裕的时代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帕滕写道：“洁净不再是多少有些麻烦的要求，而是在工人自家锃亮的地板上、明亮的窗户上、黑亮的炉子上，在他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边、梳洗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们身上，成为一种不断加深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花里胡哨、既无意义又无用的东西”成为家庭里的宠儿，在当事人和别人眼里都是“优越与成功的标志”。休闲，产生新的渴望——实际上是创造和定义新的渴望——这已经成为一种成长型商业。
对于品位新颖且多样化的大规模消费社会的出现，1913年的西尔斯目录就是一份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更严肃一些的目录末尾部分，西尔斯提供了汽油引擎，各种各样的犁，以及美国农民为美国人的餐桌、以美国人的方式批量生产粮食时，想要或者需要的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对于近来离开乡村的那些人，西尔斯提供了一些再现乡村生活情景的廉价商品，以解乡愁：“返乡”“垂钓”或者“老农庄”。爱国者可以用华盛顿或林肯的碳素画装饰墙壁。用来把设计图烙在木材或皮革上的烙画器材，会让美国人忙活到深夜。
虽然西尔斯在1913年中止了专利药品的销售，因为它无法为这些药品的成分和药效作保，但它还提供其他数百种用来打扮或美化的产品，例如Nu-Life束身衣，一种强迫穿戴者进行深呼吸的男士紧身衣，“打造完美的血液循环，预防衰老”，再例如一种“为下垂或松弛的腹部塑形”的胖人腰带。有骑自行车的人绑在脚踝上的特制橡皮筋，防止儿童长成招风耳的耳盖，30种肥皂，各种不同的雪花膏，Carmichael牌过氧化物雀斑膏，用来染发的Gervaise Graham牌染发剂，用来生发的公主牌生发剂，以及用来脱毛的奇迹无刺激脱毛剂。西尔斯提供20种扑面粉，其中很多起了日文名字，使人想起日本女人的苍白皮肤。至于使用效果，就要照着带有德国银把手、巴黎象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镜子看了。
还有更无聊的，西尔斯提供了24种娃娃（包括因纽特娃娃），三副不同的魔术纸牌，一种有8个键的玩具单簧管，玩具飞机，德国制造的泰迪熊，不同大小的金属战舰，通灵板（又名埃及幸运板），还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华盛顿抗议种族歧视的那年推出了一套“黑人化妆工具”，描述如下：“包括黑色棉织兜帽和逼真的大眼睛，厚厚的红嘴唇和大牙……是化装舞会或者万圣节的不二选择。”
这还没完。有剪枝刀、猎刀、进口的德国刀，还有全套的Wilbert小折刀，其中包括牛仔刀和马具刀。在烟卷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烟草消费方式之前，西尔斯提供了60种烟斗，其中包括雕成流行的匈牙利风格的海泡石烟斗。为满足休闲和居家生活的需要，可以买到小船、窗帘、鱼饵、卷线器和钓竿、吊床、帐篷、狗口套、棒球比赛助威用的号角、大学的三角旗、网球拍、旱冰鞋、计步器，以及诱捕水獭、鹿和害虫的陷阱，名称是例如“必杀”或者“必死无疑的陷阱”之类的。有子弹、斧头、枪托、气步枪、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同时出售的还有布谷鸟钟、念珠、十字架、钢笔、搭配每一块翻领的所有类型的领针、怀表（包括售价17.45美元的州际天文台表）、发报机、可调节的电击器（售价80美分），西屋（Westinghouse）电风扇、电话交换机、双筒望远镜、普通望远镜、汽车护目镜、明信片放映机、各种照相机（包括仅售几美元的一些款式）、节拍器、留声机、吉他、小地毯、连衣裙、西服套装、帽子——以及有48颗星的美国国旗。
一些美国人担忧这样一个基于消费的社会的健康状况，在这一点上和柏林人、巴黎人、维也纳人一样。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提到了“所有人的不幸和多数人的灾难”，这就是一个竞争性消费主义的社会将要带来的后果。伍德罗·威尔逊批判着美国社会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并且当选了总统。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将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生产视为美国对文明的挑战：数量战胜了质量。[28]但到头来美国商业的市场规则完全盖过了对消费主义的担忧。亨利·福特的逻辑就是20世纪经济的逻辑。
消费者理论突然之间传遍全美，也传遍了全世界。早在1901年，W. T.斯特德就曾引用过一个英国人对美国商业正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的一番描述：
一个普通人早上在新英格兰的家里爬出被窝，用“威廉斯”牌肥皂和一把北方产的安全剃须刀刮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短袜外面套上波士顿的靴子，系紧康涅狄格州的背带，把沃尔瑟姆（Waltham）或者沃特伯里（Waterbury）的怀表揣进口袋，坐下来吃早餐。在餐桌上，他对妻子的穿着表示称赞，伊利诺伊州的直身紧身衣很衬马萨诸塞州的衬衫，然后他享用早餐，吃的是北美大草原的面粉做成的面包……巴尔的摩的牡蛎罐头，还有少量堪萨斯城的培根。[29]
在1901年这份对于全球美国化的描述中，这个伦敦人还在继续乘坐有轨电车和美国的电气铁路上下班。12年后，他在天气不好时外出也许会开车，而且很可能开T型车。
伍德罗·威尔逊1906年时还在批判汽车，到了1913年就被收服了，身为美国总统的他会定期在华盛顿周边愉快地开车兜风。他也渐渐开始拥护不断发展的美国商业信条，视其为美国国力的帮手。在亨利·福特的故乡底特律1916年召开的首届世界销售大会（World Salesmanship Congress）上，威尔逊总统对3 000名管理者的讲话，在福特听来应是如音乐般美妙动听：“走出去销售那些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幸福的商品吧，并将它们转变成美国的原则。”[30]
洛杉矶
繁荣！
亨利·福特在T型车上取得的成功还有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稳定的汽油供应。石油供应能够满足突飞猛进的需求到何时，这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在伦敦，当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皇家海军的军舰从燃煤改成燃油时，出租车司机因油价一路飙升而举行了罢工。《经济学人》报道说“全世界的汽车俱乐部联合决定悬赏两万英镑，征集合适的汽油替代品”。[1]英国政府开始进入石油外交时代，最终致使其加大了在中东，特别是波斯的投资。
在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情况则有些不同。1913年前后，美国生产了全世界2/3的石油；在这些石油中，每10桶就有4桶产自加州。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报告称：
不算整个美国的话，单是加州生产的石油就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不算俄国和美国的话，加州的石油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包括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加利西亚、日本和南美在内的世界所有其他地区。[2]
19世纪50年代，石油业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州诞生，而当时的加州才建州10年不到。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产业来说，这样的发展是相当令人瞩目的。洛杉矶直到1893年才有了第一口油井，石油商人爱德华·L.多希尼（Edward L. Doheny）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勘探过堪萨斯州、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石油，当时是他在Patton街和State街角的地下150英尺深处挖到了石油。该地点离市中心非常近，手头拮据的多希尼第一次到这块地时是乘坐有轨电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