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城外的石油井架。20年前，第一个在该地区发现石油的爱德华·多希尼乘坐有轨电车来到了这块地。到了1913年，单独一个加州的原油产量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除外）。
然而到了1913年，多希尼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洛杉矶也被建设成了南加州的石油工业之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多希尼的石油事业如今已经延伸到了墨西哥境内，他本人也富甲一方。20年前还在住廉价旅馆的他，如今住在一座装饰着一万朵兰花的豪宅里。1913年，他的妻子埃丝特尔（Estelle）受到一次欧洲长途旅行的启发，请人建造了一间大理石和玻璃舞厅，名为庞贝屋（Pompeian Room），设计者是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3]多希尼还购买了其他的房产，向天主教会捐款，对爱尔兰人的事业慷慨解囊。埃丝特尔·多希尼的社交晚会可以媲美白宫。与此同时，在洛杉矶周边地区，如今已有数百架石油钻机星罗棋布，其中一些探入了太平洋中。凭借石油，加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底特律。但除此之外，加州依然可以笑傲天下：更多的电话、更多的电车轨道、更多的阳光、更多的机会、更光明的未来。
与之前的金矿和廉价农田，以及后来的电影一样，在加州，石油象征着快速致富的希望。“的确，在加州，一些人把宝押在石油上。”自诩为加州石油工业史学家的莱昂内尔·V.雷德帕思（Lionel V. Redpath）在1900年写道。“关于石油生意，”他继续写道，“有些东西让人们罔顾最基本的常识，做着白日梦。”[4]但除了加州，人们还能到哪儿去做白日梦呢？多希尼之类的人能发财，别人就不行吗？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在古老的美利坚新世界，洛杉矶就是那“古老的新福地”。[5]
对于游客来说，洛杉矶周围地区展现的是自然财富向个人成功的转换。“我生活在法国已经足够幸运了，”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写道，“我了解英格兰，牛津或剑桥阴凉的山谷，也迎接过我们阿尔及利亚绿洲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以为我早已麻木”——
然而我注意到美国人用草坪、鲜花和水果铺就了加州最美丽的山谷，并且创造出了……人世间真正与天堂接壤的地方……帕萨迪纳（Pasadena）的每一座别墅都坐落在自己的一片绿毯上；每一座小屋都是独一无二的，掩映在枝繁叶茂的树荫、盛开的玫瑰和蔓生的天竺葵下面……激励人心的美国思想观念，主宰着美国人创建的这些花园。[6]
德康斯坦写道，加州的葡萄酒“并不亚于我们的，而且口感更佳醇厚”。他提议建立一所法国烹饪学校，与加州文化相得益彰。他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精明的土地测量员，在一项工作中接受了土地形式的报酬，如今挖出了石油，他每天都有上千美元入账。
把加州作为机遇之地的观念，一直都有类似的故事为之添枝加叶。加州在美国声名远扬，吸引着来自寒冷的底特律、拥挤的纽约，甚至是太平洋彼岸的移民。在大多数方面，洛杉矶并不是一个特别国际性的城市。虽然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人有3/4来自加州以外，但城市总人口中只有1/5出生在美国以外——这个比重远不及纽约和底特律。这些人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德国，而不是意大利和俄国，更不必说亚洲了。与此同时，加州历史中的墨西哥人时代不但残留在人口中，还烙印在建筑和地名上。
加州人虽然吸引着本国的移民，但长期以来一直畏惧外国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动不动就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华人更喜欢旧金山，而日本移民更喜欢洛杉矶周边地区。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到1910年时，整个洛杉矶县共有8 000名日本人，但当地的政治环境助长了恐惧和偏见，仅仅是神经质的“黄祸”臆想，就能让问题一触即发。“我的邻居是一个日本佬，”一名农民告诉记者：
他家在我家隔壁，占地80英亩。这家伙很机灵。他家里住着一个白人妇女，膝上抱着一个婴儿。那么，这婴儿是什么呢？不是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一个问题的开始——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种族问题。[7]
1913年，位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加州议会预备通过剥夺日本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立法。基于这样做会冒犯亚洲人的感情，还可能如日本外交官坚称的那样违反美国在条约中的承诺，因此华盛顿建议加州不要这样做。《洛杉矶时报》呼吁议员不要忘了常识，就让“日本人活在我们中间，种蔬菜，洗衣服，不受打扰地制作和售卖和服吧”。[8]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被派到撒拉门托进行一次为期5天的谈判，力图通过协商得出一种能够让各方满意又不失体面的方式。尽管布莱恩努力游说，表示反对，但这条法律还是通过了。在公开场合，威尔逊试图低调处理整件事。私下里，总统及其内阁收到了美国海军对于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评估，评估内容令人愕然。“可想而知，”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报告中说，“日本可能会决定——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要和美国开战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忍受持续两年左右的贫困和危难，以此为代价占领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9]
这样的前景并没有影响到这片乐土。随着洛杉矶的繁荣发展，土地价值飞涨，城市向海岸延伸，建筑方向更多的是向外而不是向上，在这一点上与纽约正好相反。空气中弥漫着自信。洛杉矶铁路与太平洋电车“深入了旷野之中，领先而不是落后于人口增长”，公司所有者对于他们的投资做出了这样的解释。[10]《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则广告承诺在The Palisades的投资者会得到200%甚至300%的回报，该地是紧邻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一个滨海开发区，太平洋电车很快就会通到这里，到那时就会有“四条美丽的碎石大道”直通洛杉矶市内。[11]尽管旧金山发展得更加完善，也已从1906年的地震中恢复了元气，正在筹备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但加州的人口中心已经南移。洛杉矶的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的1 500人增加到1913年的将近50万人，人们普遍预测它的人口将在1920年突破百万大关。一些人认为甚至有可能更加提前。据一名记者预测，到1920年，洛杉矶的人口将精确到119万3 086人。[12] 《泰晤士报》的一名社论作者将1938年的洛杉矶想象成“奇迹之城洛杉矶”，“艺术、文化与学问的麦加圣城”，“现代社会的雅典城”。还有一个人更加幽默，画了一座18层的洛杉矶百货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世界各地被废黜的君主。[13]然而虽说加州盛产石油，但洛杉矶却有一种更重要的资源正在变得短缺：水。这座城市的反应也是典型的宏大做派，是在欧文斯河（Owens River）上修引水渠，把水从225英里之外绿意盎然的乡村引到干渴的城市，这段距离相当于从华盛顿到纽约那么远。《泰晤士报》盛赞道：“洛杉矶这座无可匹敌的城市，再一次遭遇并战胜了所谓的不可能”——
为干渴的洛杉矶，“未来、未来的未来”之城引水。
……一条大河愣是被改了道——自从创世之晨上帝之手让山脉和海洋各就各位的那时起就一直存在的河道——并引河水供给当下的洛杉矶人民，以及未来、未来的未来数以百万计的洛杉矶人民。[14]
11月5日，卡塔利娜岛（Catalina Island）乐队演奏着《加州我爱你》 （I Love You, California），星条旗招展，欧文斯河水涌向了这座干渴的城市。[15]上千人翘首以盼。之后在洛杉矶最豪华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酒店举行了一场庆祝宴会。
南边的另一条通道，也就是巴拿马运河，有望为洛杉矶带来新的商路、新的欧洲游客。洛杉矶扩建了深水港，作为应对。1913年5月初，已经有5家航运公司宣布了经停洛杉矶的环球航线，以至于当地一家船运代理商表示：“如果再没有其他公司来的话，那么就是这5家公司独霸这个前景最为乐观的港口、首屈一指的环球贸易通道上的一站。”《洛杉矶时报》继续道：“法国的三色旗、老英格兰的米字旗、日本天皇帝国的旭日旗会快活地飘扬在进港轮船的船尾。”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不但发行了赞美洛杉矶自然资源、气候和繁荣的《今日洛杉矶》（Los Angeles Today）一书，还计划发行一本西班牙语的小册子，面向拉丁美洲市场宣传加州的物产。“这将成为一个契机，”一名记者写道，“借此机会，我们不但希望与南方邻居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还希望与他们保持贸易往来，这会让钱钻进我们的钱包里。”[16]
对于那些怀着宏伟的梦想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阳光与希望并不能化为餐桌上的面包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带有明显的大规模推进主义性质。1913年10月，《洛杉矶记录报》（Los Angeles Record）询问洛杉矶人对城市问题的看法。读者们的回答很有启示意义。“为我们的国家做宣传，散播广告说1913年的人口如何如何，到了1915年又将如何如何，这当然对那些‘大企业’有好处了，”一名读者写信说，“但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广告上写明这样一些统计数字，以表明这些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如饥似渴地找工作，为了维持生活。”另一名读者找出的问题是“工作时间长、薪资低”：
……贪污受贿现象太严重了；没有得到市政所有权是一个错误，主要的目标——为富人铺设一条康庄大道，为穷人铺设一条崎岖小路，所谓的“洛杉矶精神”过时了——（“他有多少钱？我又能从他那里拿走多少钱？”）……你若是就不断更换员工这件事向雇主提问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洛杉矶有很多“流动人口”，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如果能够赚到维生工资的话，就会成为常住人口。[17]
收到了几个星期的类似来信后，1913年11月5日，《记录报》在头版整版做出了总结：“洛杉矶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贪婪，大写的贪婪！”或许《记录报》的记者们也投资了洛杉矶投资公司（Los Angeles Investment Company），这是一家债务融资型房地产公司，与商会联手，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建造廉价平房住宅，吸引新的低收入工人到洛杉矶来。这样的循环模式在加州已经是屡见不鲜，繁荣产生了泡沫，而泡沫最终破裂。1913年年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洛杉矶投资公司的股价从4.50美元暴跌至区区23美分。[18]
不论是购买土地、石油还是柑橘园，都可能让人一夜暴富，或者一贫如洗。洛杉矶这座城市已经唤起了游客、外地人和潜在移民的心中普遍存在的尝新、成功、发达之梦。此时的洛杉矶尚未完全拥有将这些梦想牢牢地捆扎在一起的媒介：电影。洛杉矶还不是好莱坞。1913年，洛杉矶才刚刚走上成为大众娱乐之都的道路，和正在成为汽车之都的底特律相类似，只是后者的步伐迈得稍微远一些。
在过去的15年中，电影在美国蓬勃发展。1910年，全国共有一万家廉价电影院。每星期有2 600万美国人，也就是全国1/5的人口，会去这些被称为“五分钱影院”的地方。[19]（套用亨利·福特的说法，一枚五分镍币或许不算多，但2 600万枚五分镍币就是一笔巨款。）这个国家疯狂地沉浸在电影之中，特别是工人阶级和移民社区。作家奥利维娅·霍华德·邓巴（Olivia Howard Dunbar）写道：“你会纳闷，在这个所谓的繁忙世界中，怎么可能有时间进行如此丰富的娱乐活动——每天将这么多无所事事而且显然并不为此发愁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度过很长一段空闲时间。”[20]喜欢看电影的人有3/4都是男性。
五分钱影院大多放映很短的默片，一部接着一部，完全不考虑连贯性或者题材，只希望观众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来来去去。很多影片都是新闻报道。对于搬上舞台的那些影片，这种形式的娱乐带有一些二维的成分，没有什么叙事结构可言，也没有言语支撑：
……影子士兵队伍被集合在一起操练；12类游行队伍模糊地穿过幕布；外国城市闪现着各自的特色风光；轮船下水，放置奠基石，颁发奖章，还有体现出些许科普的意味的实验室实验，放映这些东西可谓是煞费苦心。
故事情节如果有的话，也大多浅显易懂。要么是“一场口角、一个恶作剧”，要么是“什么人在追逐什么东西”。由于每一部单独的影片都很短，短到只有一两卷胶片，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塑造人物性格。角色必须让观众容易理解，情节也要直来直去：
……在讨厌的女主人和做作的仆人之间的争论中，吵闹的女仆获得了胜利；或者一对很不搭调的情侣在亲热时受到了滑稽可笑的干扰；再或者是喧闹的街头场景，人们打成一团，无辜的人挨了打，而真正的犯事者正从邻近的角落不怀好意地瞄着。
邓巴总结道，对喜欢看电影的人唯一的要求是要有“相当不错的视力”。
1913年，纽约依旧是美国娱乐产业的中心，发展的推动力来自轰动一时的戏剧制作这种商业模式，后来也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但与戏剧不同，电影可以在距离关键市场很远的地方制作。而且加州作为一个制作电影的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气候与阳光的完美结合增加了可以进行拍摄的时长和天数——尽管这同样适用于古巴、得克萨斯州或者佛罗里达州，旧金山也与洛杉矶相差无几，并且发展得更加完善，只是略小一些。多种多样的风光——沙漠、森林、山地——意味着可以在相对比较近的距离内拍摄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日薪仅有一美元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能够完全满足对群众演员的需求。[21]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洛杉矶远离爱打官司的电影专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掌握着电影制作相关专利的托拉斯——而且距离墨西哥只有100英里，如果托拉斯的代表们逼得太紧，还可以很方便地跑到墨西哥避避风头。远离这个机构就意味着更多的创新，随着托拉斯的专利遭到侵蚀，公众的口味朝着更长、更具故事性的影片发展，加州的独立电影人开始在东部的竞争对手面前抢占先机。
这时的电影依然是一种肤浅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洛杉矶的核心产业。《洛杉矶时报》在1913年设想着1938年时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其中并没有电影的份儿，而事实上到了那时，好莱坞将成为电影的代名词。虽然商会很支持在洛杉矶拍电影，但1913年发行的一本大肆渲染洛杉矶经济前景的小册子中并没有提到电影。9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部分为七部分的“电影剧本创作”指南，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洛杉矶满是崭露头角的电影编剧。直到1913年关将至之时，好莱坞的首部故事长片《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白人》（The Squaw Man）才开始拍摄，正值查理·卓别林与洛杉矶的Keystone电影公司签下第一份合同之时。
对于一个以现代性为荣的产业，对于一个以未来为荣的州，或许有点儿讽刺的是，全部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批影片——拍摄于1910年的《在从前的加利福尼亚》（In Old California）和《拉莫娜》（Ramona）——是对往日加州的浪漫化，背景设在1848年美国在美墨战争中战胜墨西哥和1850年加州并入美国之后不久。［对历史的戏剧化成了D. 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拿手好戏，后来他还导演了《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拉莫娜》的主演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在片中饰演剧名角色，影片全长只有17分钟。但在影片中稍加改编的那个故事却是广为人知的。东部人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著作《拉莫娜》出版于1884年，对新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美丽风光的描写和对墨西哥生活的戏剧化让一代读者如痴如醉。
这部小说一面是爱情故事，另一面是悲剧，以南加州某地的牧场剪羊毛的时节作为开篇。西班牙人莫雷诺太太“和她的民族一样，和蔼又懒散”，面对美国统治者的蚕食和要求，她惨淡经营着自己的牧场：
这样的生活美丽如画，比起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海岸所能见到的，这里有更多的伤感和欢乐，更多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更多的浪漫色彩。这种生活的香气依然萦绕于此；工业和发明创造都还没有把它扼杀；它会持续到这个世纪结束——事实上，只要莫雷诺太太这样的房子还立在那里，它就绝对不会无迹可寻。[22]
拉莫娜是被莫雷诺太太的姐姐带到牧场的，她美丽、亲切、善良。她与墨西哥和印第安血统的雇农亚历山德罗相恋。与此同时，莫雷诺太太帅气的儿子费利佩也爱慕着拉莫娜。费利佩穿上父亲莫雷诺将军的仪仗服之后，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穿上这些衣服，”莫雷诺太太对儿子说，“让那些卑鄙的美国狗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之前，先看看墨西哥军官和绅士是什么样的！”莫雷诺太太企图扼杀拉莫娜对亚历山德罗的爱情，她跟拉莫娜讲起信仰的问题，而且人们一直以为拉莫娜有西班牙血统——凭借这一点，她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印第安人。莫雷诺太太还揭秘了拉莫娜真正的出身，她的双亲分别是苏格兰人和加州印第安人。只是拉莫娜无论如何都不为所动。最后莫雷诺太太把拉莫娜关了起来，而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成功地逃了出去。他们逃到一个印第安村子里，但生活得很艰辛。他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罗也变得精神错乱。最终，一个美国人误以为他是偷马贼，开枪打死了他。电影版中，费利佩在拉莫娜哀悼亡夫之时出现，电影就此结束。在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回到了牧场，此时莫雷诺太太已经去世。但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最终在当地的教堂里结为夫妻。
尽管作者对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的刻画带有同情悲悯的笔调，书中的美国人被塑造成反面角色，人们也乐于把《拉莫娜》当成消遣之作，但洛杉矶白人对于回归牧场生活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渴望。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待这座城市的角度来讲，洛杉矶是从那段历史中逃出生天：逃出了19世纪印第安人村的天主教蒙昧主义，奔向了20世纪大都市的欢乐与财富。然而这段历史并未走远，对加州说西班牙语的老一辈人来说依然历历在目，由此突出了洛杉矶的进步，也强调了向未来猛冲的发展轨迹。
与此同时，这段历史也孕育了浪漫传奇，带来了旅游收入。南加州毕竟有相当多的西班牙语地名，比如洛杉矶本身就是1781年西班牙人最初建立的定居点“我们的天使女王”（Nuestra Señora la Reina de los Angeles）的缩写，还有圣莫尼卡，或者州内的要塞。加州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曾经活跃一时，僧侣和神父试图用西班牙语向原住民传教，而如今也只有游客的相机快门才能捕捉到了。别有一番风味的西班牙—墨西哥文化有部分程度上的复苏，却是作为一段古朴的记忆，而不是一项政治规划。在19世纪90年代，花节（Fiesta de las Flores）成为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不过为了迎接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访问而进行了美国化改造。[23] 《拉莫娜》已经撑起了活跃的旅游生意：游客们寻找着拉莫娜结婚和生活过的地方，开开心心地把真实的地点与杰克逊的虚构创作混为一谈。[24]海边的皇家路（El Camino Real）连接着一个个墨西哥时代的传教点，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
在僧侣们离去的地方，很多人把仅仅60年前的加州传教遗迹视为与阿兹特克或者印加文明一样古老的文明：墨西哥人被历史遗弃、被现代超越的往昔。然而过去的那段岁月并没有从建筑记录中完全抹去，也没有从加州文化中彻底删除。当加州人眼巴巴地打量着南方的墨西哥时，那段过去与现在也并非毫无关联。
墨西哥城
门罗的遗产
皇家路这条旅游线路最远到圣迭戈（San Diego）。但冒险家还可以继续驱车南下——深入加州的过去，走近墨西哥动乱的当下。这里是古老的新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地区。1913年，正是在这里，美国权力与原则的矛盾达到了最高潮。
美国与墨西哥具体的国界线很难界定。两国的国界线原则上是由地图上的一条线来定义的：从加州徐徐往东，然后顺着正式建州还不到一年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南部边界，再沿着格兰德河（Rio Grande）蜿蜒而下，直到墨西哥湾。但地图上的线与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对应的。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与墨西哥的蒙特雷（Monterrey）又有多大差别呢？
或许地图上的线无论如何都只是暂时的。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得克萨斯人豪斯上校在小说《菲利普·德鲁》中幻想了墨西哥并入美国之后的未来。这看上去并非痴人说梦。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昭昭天命[1]将得州和加州并入美国的版图，让美国对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的命运负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自然会吞并墨西哥。但即便不去重画这条线，如果墨西哥和美国密切合作，共同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考验，这条线难道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化吗？如果说墨西哥是加州的过去，那么加州岂不是墨西哥的未来？1913年的墨西哥在内战的炮火中分崩离析，由于首都太危险，威尔逊的私人代表躲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渗出南边的国界：
……我们决不能忽视墨西哥劳工与我们国家文明的接触，在边境地区，在我们的学校里，沿着国家铁路线，已经有25年左右的时间了。他们很多人都尝到了个人独立与安全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甜头……他们呼吸的是经过了提纯的20世纪空气。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由于接触到了民主以及环境的力量，他们成了民主主义者……而且墨西哥北方人的民主主义意识越是强烈，就越会憎恨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憎恨老朽的16世纪政治制度……[1]
在20世纪初年，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墨西哥最大的投资方，遥遥领先于墨西哥当地人（同时也领先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美国矿山的领班、工程师、会计和医生都是美国人。最先在洛杉矶发现石油的爱德华·L.多希尼，也是最先在墨西哥生产石油的，地点位于墨西哥湾边上的坦皮科（Tampico）附近的El Ebano。他的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 Petroleum Company）占据着60万英亩的墨西哥土地，已经并入了洛杉矶的公司旗下。[2]在墨西哥，虽然外国人修建的铁路系统如今已经由墨西哥人控制，但它的官方语言依然是英语，主要的铁路线依然是北上的。1906年，美资企业卡纳内阿铜业公司（Cananea Copper Company）发生工人大罢工，亚利桑那州巡警越过比斯比（Bisbee）边境赶来支援，镇压了这次罢工，不过墨西哥当地的州长坚称这些美国人是临时作为墨西哥边境索诺拉州（Sonora）的士兵宣誓就职的，由此减轻了对当地人民族自尊心的打击。
与此同时，当格兰德河南岸的形势不利时，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们也经常逃到北岸避难。从1911年革命开始，墨西哥的反对派频繁从美国国土展开斗争，无论掌控墨西哥城的是哪一个政府。1911年2月，绝对的唯灵论者、地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率领130人，通过埃尔帕索（El Paso）的边防哨所进入墨西哥，目的是推翻自1876年起一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913年3月，爱吃花生糖的革命家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Francisco ‘Pancho’ Villa）也越过这道边境，与马德罗的继任者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交战。据说迪亚斯曾有言道：“可怜的墨西哥啊，与上帝相去甚远，却与美国近在咫尺。”[3]
墨西哥的都城以自己的祖先为傲。城市中巨大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Zócalo），上演过这个国家历史中最戏剧性的片段，它所处的位置正是阿兹特克时代的城市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的主广场。墨西哥城华丽的天主教大教堂——也就是海伦·亨特·杰克逊的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结婚的地方——是由西班牙传教士放置的奠基石，比“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靠岸北美洲早了50年。在国家博物馆中，你可以比较一下墨西哥末代皇帝、出生在维也纳的马西米连诺（Maximilian）的镀金皇家马车，与1867年复辟共和国的功臣“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极为简朴、破旧、共和色彩鲜明的车辆”。[4]在圣卡洛斯学院（Academy of San Carlos），你可以在鲁本斯和提香的画作旁边，凝视费利克斯·帕拉（Felix Parra）画笔下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这位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劫掠中保护印第安人的主教。矗立在城市西边一座小山上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始建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又在1847年被美国军队占领。如今这座城堡是作为一所军事学校以及墨西哥总统的住所：革命前是波费里奥·迪亚斯，革命后是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一到星期日，墨西哥城的达官显贵就会乘着他们的马车登上查普尔特佩克山上的公园——一方面是被别人看见，另一方面，到了黄昏时分，还要反过来欣赏下方平原上他们这座城市的景色。
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随笔作家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Charles Macomb Flandrau）曾断言，去宪法广场观光，最好的时间是早上五六点钟：
稀稀落落几个上工的工人，还有在中央公园（Alameda）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方便的男人，他们身后的这座城市仿佛在温和地沉睡着，这座伟大的、尚未完成的、冷漠无情的首都在梦中微笑着，智慧中略显疲态，好似一个人的面容，而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沉睡时会难得地显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让我们大吃一惊。就在此时，血统混杂的城市人口还没开始蜂拥而出，才应该漫步在公园里，迎接湿漉漉的玫瑰与百合、花市上的栀子花、三色堇与向日葵的第一缕清香，在宏伟的大教堂前的树丛里，不受干扰地聆听历史的啜泣悠悠回响。
但这座城市也在变化。中央公园里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剧院，精致的玻璃幕布由纽约人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设计——他还受托设计了埃丝特尔·多希尼在洛杉矶的舞厅。在城市的正中央，旧式西班牙和墨西哥风格的一组街道正在被更多的现代建筑慢慢地改造着。弗兰德劳评论说，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大城镇中的小城市”。建筑风格带有欧洲的痕迹，但“四周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美国标志、美国产品和美国居民，让人根本判断不出身在何方”。
在1911年革命之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可以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一边读着美资的英文报纸《墨西哥先驱报》（Mexican Herald），一边啜饮着早晨的咖啡，他们也许会觉得墨西哥城跟自己国家没什么两样，或者至少不会有远在异国他乡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很快地辨认出自己的同胞，不论对方是游客还是侨民：
20世纪初的墨西哥城，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虽然你来到韦拉克鲁斯可能已经有两三个星期了，但长鼻子的高个美国人，或者某个相貌带有这些特点的同车乘客，或许还会坐在离你咫尺之遥的地方；如果你开口问的话，一些头一天夜里“到达的人”还会告诉你，他们从水牛城过来只花了四天，或者从圣路易斯过来只花了三天，一路上乘着豪华卧铺车，还有餐车服务。[5]
流连在墨西哥城中心，很容易对20世纪初年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做出错误判断。零星的罢工和地方的动荡并没有威胁到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他的技术官僚支持者们——统称为科学家（científicos）——或者他在国际上的支持者们的核心设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去被称作迪亚斯时代（porfiriato）的30多年，是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的时代：合理化、工业化、教育。国际投资，铁路建设，如今又开采了油田，这些都是墨西哥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过程尚未完成，但路线已经设定好了。1910年9月，波费里奥·迪亚斯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庆祝自己的80岁生日时，很难看出他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同样是在迪亚斯生日的这个月，在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100周年庆祝仪式上，约有10万名墨西哥人来到亮着绿白红三色灯光的宪法广场。[6]大教堂一座塔楼底部的霓虹灯招牌上写着“1810年：解放”（1810: Libertad）；另一座塔楼的招牌上写着“1910年：发展”（1910: Progreso）。
迪亚斯政权非常注意打造墨西哥的国际形象，他们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来报道这次庆祝活动，下令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城当地居民到了宪法广场附近，要把凉鞋换成帮鞋，以此掩饰贫富差距，还慷慨大方地接待了国际上的官方代表团。这样的做法颇见成效。美国代表团领队、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小柯蒂斯·古尔德（Curtis Guild, Jr）特使称迪亚斯为“在世最伟大的美洲人”。[7]
结果这并不是迪亚斯政权的至高荣耀，而是谢幕演出。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了。美国一名调查记者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与墨西哥革命者初次打交道是在洛杉矶的一所监狱里，1910年，他为美国读者写下了一份对迪亚斯时代的激烈控诉。他纠正了墨西哥在美国读者心中作为“我们的姊妹共和国”的形象，他们原本都误以为那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相似，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性情与我们略有不同，比我们稍微穷一点儿，稍微落后一点儿，但还是在享受着共和国法律的保护”。[8]他对于人们“透过车窗”或者通过对墨西哥矿业股票的投机而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形象提出了质疑。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家，贫困、腐败、没有自由。他揭发了尤卡坦（Yucatan）半岛的债务奴役现象，而且更恶劣的是，美国人还在充当帮凶。“解放了自己的黑奴之后，”特纳写道，“山姆大叔就去别的国家蓄奴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迪亚斯的统治无懈可击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我发现这里的人民并不仰慕他们的总统，反对的浪潮虽然一直被军队和秘密警察镇压、遏制，却在上涨至马上就要没过大坝的高度。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墨西哥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场民主革命的边缘；鉴于迪亚斯年事已高，想必命不久矣，革命即使不在他当政期间爆发，也会在他去世之后爆发。
谁也没有完全料到，人群聚集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100周年之后不出一年，迪亚兹就流亡到了巴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成为总统，墨西哥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的第一阶段。
事实上，并没有一场所谓的墨西哥革命。[9]推翻迪亚斯之后，动荡的浪潮反而无所顾忌，有时是被哪个政治人物或者军事长官——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煽动的，有时受到他们的控制，还有时把他们牵连进来。政治不稳定在一部分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动荡：国际投资、物价或者全国各个地区的降雨量的波动起伏。但在迪亚斯统治时代压抑下来的民愤也是一大原因。民愤针对的是农业大庄园（hacienda）制度，这种制度让一些墨西哥人沦落到奴隶的水平，同时却为生活在墨西哥城或者巴黎而并不在当地的庄园主（hacendado）提供了巨额财富。这些庄园主根本不把墨西哥更全面的现代化事业放在心上，经常让迪亚兹的科学家们失望。州代表往往是当地政治掮客的傀儡，他们独断专行的制裁也激起了民愤，典型代表是逃跑法（ley de fuga），它给了政府主管部门处决企图逍遥法外者的权力，而对于这类所谓的企图，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唯一的见证者和审判官。一旦反抗，就走上了穷途末路。
墨西哥的官方名称是墨西合众国，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必然存在着地域差异，这正是革命兴衰起伏的关键。与海伦·亨特·杰克逊在《拉莫娜》中所描写的墨西哥人的加州相类似，真正到了墨西哥，西班牙裔墨西哥人与印第安裔墨西哥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摆在经济竞争之上的是种族偏见。迪亚斯时代曾经试图强迫太平洋沿岸的亚基族（Yaqui）印第安人迁往国土另一侧的尤卡坦半岛，希望能借此镇压他们长期以来的起义，但未能奏效。和任何地方一样，动荡的政局为当地人报仇算账、发泄个人的不满、拥戴和抛弃英雄提供了一个良机，变幻无常的战争命运支配着全局。对于墨西哥的一切，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用当他提出一个关于降雨可能性的简单问题时当地人的回答加以总结：“没有既定规则。”（No hay reglas fijas, señor.） [10]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团结在了一起，那就是对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佬”（yanqui）的猜忌。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之后不出两个月，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得克萨斯州被私刑处死，这一事件在墨西哥城引发了对美国利益的攻击，《墨西哥先驱报》也未能幸免于难。[11]革命之后，对美国人入侵的恐惧一直被用作政治口号，以此表达无论墨西哥城的主宰者是谁，都将给予其政治上的支持。
1911年5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把迪亚斯赶下台，迪亚斯时代就此终结，伴随着街头的抗议，对宪法广场上200名抗议者的屠杀，以及那场灾难过后迪亚斯领导集团的垮台。这位老人匆匆登上一列开往韦拉克鲁斯的慢车，之后乘船去了法国。但“小个子、其貌不扬、非常神经质、总是心烦意乱”的马德罗，是被一场并非由他掌控的起义推举到总统的位置上的。[12]他能够获胜，一方面是依靠个人品质，另一方面是由于迪亚斯的错误——过于相信自己的宣传机关。迪亚斯流亡巴黎——第二年还曾在那里与爱德华·多希尼一起饮茶——而在这之后的10月，马德罗赢得了一场实际上毫无阻力的大选。在这样一个节点，新任总统却没有致力于土地改革，而是用假名发表了一本基于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唯灵论者手册》（Spiritualist Manual）。[13]马德罗既没有力排众议的魄力，又没有力行改革的眼光。结果最致命的一点是，他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
马德罗的总统只当了一年多一点儿。他无力镇压墨西哥中部莫洛雷斯州（Morelos）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起义。马德罗在改革上不作为，导致曾经支持他的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在北部的奇瓦瓦州（Chihuahua）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叛活动。取胜的政治资本很快消耗一空。即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军事化，军队也更加强大，却还是没能重新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结果证明，马德罗并不是墨西哥的救星。
1912年年底，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迪亚斯（Félix Díaz）造反。这场叛乱本身很容易处理，也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小迪亚斯和曾经担任过部长和将军的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被双双关进了监狱。但迪亚斯时代的最高法院介入其中，救了小迪亚斯一命，而右翼分子也在图谋将他和雷耶斯救出监狱。该计划在1913年2月9日实施。波费里奥·迪亚斯曾经的军队首长曼努埃尔·蒙德拉贡（Manuel Mondragón）率军前往关押雷耶斯和迪亚斯的营房。指挥官拒绝将二人交给蒙德拉贡，于是被开枪打死。雷耶斯被带到了宪法广场，他自信会被拥立为新一任总统。但依然效忠于马德罗的军队已经事先收到了通知。雷耶斯和另外400人在宪法广场被乱枪射杀。悲情十日（decena trágica）就此开始。
政府军和迪亚斯的军队在墨西哥城中心陷入了僵持状态。市中心成了战场，尸横遍地。“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资源上投了太多钱，”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一名记者写道，“无政府状态或许不太可能持续很久……但目前很难看出权威的恢复之手会从哪里伸出。”[14]事实上，权威的恢复之手比人们所猜测的更加接近。政变开始当日，马德罗匆匆赶回墨西哥城，试图重振权威。一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过后几分钟，他遇见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韦尔塔知道马德罗的军队指挥官已经负伤，便提出将自己的部队派给总统。马德罗仿佛命中注定一般，接受了他的提议。据后来提交给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份报告称，墨西哥总统之后向人群发表了一通讲话，韦尔塔就在他身边。
韦尔塔表面上全心全意地效忠马德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的协助下，他将权谋玩到了极致。韦尔塔率领的政府军与迪亚斯率领的叛军之间的交战就像是精心策划好的。这是因为事实本就如此。在威尔逊大使的怂恿下，双方一直在磨时间。韦尔塔把忠于马德罗的部队派上前线挨枪子儿，迪亚斯的部队也没有为了驱逐他而动真格。与此同时，威尔逊大使还鼓动墨西哥城的精英人士相信，美国会通过军事入侵的方式即刻恢复秩序。为了抢先一步避免如此耻辱的情况发生，墨西哥的参议员们要求总统辞职。之前还曾向马德罗宣誓效忠的韦尔塔，如今却派自己的手下去国家宫（National Palace）逮捕他。
背叛还在疯狂地继续着。韦尔塔邀请总统的弟弟古斯塔沃·马德罗（Gustavo Madero）到市中心的Gambrinus餐厅共进晚餐。马德罗刚一露面就被逮捕，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被弄瞎了双眼，最终被枪杀。之后让迪亚斯感到诧异的是，韦尔塔表示想要自己当总统，而不是把总统的宝座交给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面对威尔逊大使对这一举动的支持，迪亚斯别无选择，后来只得接受韦尔塔派给他的外交职位。与此同时，外交部长佩德罗·拉斯库赖因（Pedro Lascuráin）说服了对自己弟弟的遭遇浑然不知的马德罗，让他辞去了总统职位。随后总统职位便落到了拉斯库赖因手里，他只当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总统，之后又把总统职位交给了韦尔塔，就这样维持了宪法中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次日的《墨西哥先驱报》头版是“迪亚斯万岁！韦尔塔万岁！”这几个大字：“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