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猜测，韦尔塔曾经向马德罗及其副总统皮诺·苏亚雷斯（Pino Suarez）保证，会将他们安全送出国，但这两个人最终于1913年2月21日被害。误传的版本是，在一次试图营救他们的行动中，两人在一场交火中身亡。逃跑法依旧在。据后来发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一封密件称，马德罗和苏亚雷斯被射杀的地方成了圣坛：“过路人在地面的两块血迹上用石头堆成了一座小丘，在顶端插上了点燃的蜡烛。”[16]
1913年行将结束之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上做了担任总统头一年的报告，概述了他对联邦情况的观察意见。会上的氛围大体上是乐观的，大多是关于国内事务。威尔逊说：“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一片阴云。”接下来，他说：“那片阴云已经在我们的南面现身了，正笼罩在墨西哥上方。”
对于威尔逊来说，墨西哥问题是在他上任当天开始的，那天他收到了韦尔塔的一封电报：“我谨代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且代表我个人，荣幸地对阁下当选贵国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第一要职，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这封电报不太好回复。威尔逊总统还没有准备通过正式的外交往来承认韦尔塔的政变。他准备了一份中立色彩的回复语，几天后发了出去，只是含糊地写了墨西哥墨西哥城的V.韦尔塔将军收：“我对您的诚挚祝贺表示感谢。”[17]
对于一个自称全世界的自由灯塔并且愈发肩负起强国之责的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应对家门口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军人政权，是一个让人左右为难却又无从逃避的问题。怎样比较好呢？是将外交承认的范围覆盖到一个乏善可陈的政权，以期由此迎来政治稳定的局面，还是基于原则拒绝承认该政权，以此为反对派加油助威，却要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扩大化的内战中冒着美国投资者赔钱、美国侨民丧命的风险？怎样更好呢？是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给墨西哥人民带去稳定与自由，还是保持纯粹的中立，避免陷入泥潭的可能性，却要顶着露怂之嫌，任由超出自己掌控的力量来决定墨西哥未来的出路？
1913年4月，豪斯上校透露说，他认为采取军事干涉需要5万兵力，但初步平定下来之后可能还要打游击战。（战争部随后的一份应急方案表明，美国可以在一星期之内派出3 000兵力到韦拉克鲁斯，在一个月之内派出4万兵力——这是远征墨西哥城所需的最小兵力。）5月，威尔逊的助理国务卿力劝美国总统承认韦尔塔政府，认为不予承认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干涉，这与正常的外交惯例背道而驰，只要美国在承认与否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却还无法制止对墨西哥城中政府的武器销售，那么就摆明了是一副虚伪的面目，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18]对于如何权衡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原则，以及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如何去应对个中矛盾，威尔逊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去解决这些困局的总统。
残忍的铁腕军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左）。“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美资的《墨西哥先驱报》编辑这样写道。但无政府状态并没有随着韦尔塔的政变而终结。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意识到美国国力真正的局限之所在的总统，即便是在这个国家的后院。墨西哥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威尔逊一个人在闲暇时间就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解决的那种问题。无论门罗主义说欧洲大国应该撤出西半球如何如何，墨西哥的现状就是其他的玩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他们会根据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算计而采取行动，从而影响到其他任何一方的算计和利益，其中也包括美国。
举例来说，英国准备先行承认韦尔塔政府，这让美国内阁中的一些成员断定，墨西哥的局势实际上就是“英国与美国石油公司之间争夺（墨西哥资源财富）控制权的一场较量”，英资的墨西哥之鹰（Mexican Eagle）石油公司想方设法与多希尼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争夺石油开采权。[19]德国的大战略家对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很感兴趣。[20]来自外界的武器销售有助于决定墨西哥国内各势力的成败。外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是避免不了的。日本正与美国就加州土地所有权法而争论不休，因此很乐意借墨西哥这个机会表现一下，只要日本愿意的话，便可以影响到美国在华盛顿家门口的利益。1913年7月，新任日本驻韦尔塔政权大使安达峰一郎到达墨西哥城，迎接他的是狂热的“日本万岁”欢呼声。几个月后，费利克斯·迪亚斯作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的特使，被派到东京执行一项极具外交色彩的使命。
由于对当地情况缺乏可靠的情报，威尔逊在墨西哥的两难处境进一步恶化。“你可曾知道有哪种情况是被更多的问号包围着的？”1913年5月，威尔逊向新闻界人士抱怨说：
无论何时，只要我正视它，映入眼帘的只有感叹号。它就是一个光怪陆离、不断变化的场景。对于我所面临的情况，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任何一丝确凿的消息。[21]
威尔逊总统并不信赖亨利·莱恩·威尔逊发来的急件，于是便派在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记者威廉·贝亚德·黑尔（William Bayard Hale）去非正式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向自己汇报。黑尔在6月和7月里的报告为这个夏天笼罩上了一层阴霾。报告反复强调了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威尔逊大使已经预测到马德罗会被谋杀，而且大使还把韦尔塔推上了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给他下达的指令。韦尔塔本人则被描述成“一个猿猴一样的老头子……据说嗜酒如命”。不论他的军事背景或政治意图如何，总归是没有恢复国家的稳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依然在南部活跃着。动荡不安的北部如今被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曾经的支持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率领的立宪派控制着。黑尔报告说，墨西哥正在滑向谷底：
任何形式的财产或性命都没有保障。土地荒废，矿井关闭，只有最不可或缺的劳动和贸易还在进行。匪军和政府军在残暴上互不相让，对象却是人民。墨西哥人是野蛮人，在可怕的、极端的暴行中取乐。如今在墨西哥，除了几座主要城市，人命一文不值；开枪射杀平民就像是一种娱乐活动……凌辱女性的现象极其普遍。[22]
抛开这些，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美国的干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
我们除了要做好自己，还是这个大洲秩序与正义的捍卫者；维护这里的人道利益是我们上承天意、与生俱来、无可推卸的责任。文明与人道依赖着我们，且有权依赖我们在这个大洲保护它们……我们更需要的是维护文明，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无力维护文明的政府的形式特权毕恭毕敬。
美国在墨西哥的责任就这么多了：那么，要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呢？黑尔个人并不建议采取军事干涉。埃伦·阿克森·威尔逊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把（所有的）武器都给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从长远来看能省下我们很多麻烦。”[23]
威尔逊选择了一种更具外交色彩的途径。他召回了亨利·莱恩·威尔逊，并且撤了他的职。他派前明尼苏达州州长约翰·林德（John Lind）接替其职，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但林德的任务在墨西哥遭到了挫败。韦尔塔的外交部长费德里科·甘博亚（Federico Gamboa）狡猾地回答林德说，鉴于两国并未交战，美国的和平使命是很奇怪的。他声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为政府所控制，如果美国希望对墨西哥示以真正的友谊，只需“注意不要为那些在国境线另一侧避难、密谋、接受武器与食物的反叛者提供任何物质与金钱援助”。[24]他反对停战的想法，指出“密使先生，土匪没资格谈停战”。最后，他对美国要求进行选举一事表示震惊，因为选举已经计划在10月进行，他还拒绝了美国方面让韦尔塔自己事先放弃参选总统的提议，认为“这一点只能到由墨西哥的民意来决定，到时候通过投票进行表决”。8月底，威尔逊向国会汇报称，林德的使命从一开始就遭到驳回，现在他号召美国人全部撤离墨西哥，宣布对墨西哥武器禁售。9月，约翰·林德与夫人顶着炎热的酷暑，来到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的韦拉克鲁斯。“我承认，我差点儿要放弃希望了。”林德在写给国务卿布莱恩的一封信中说。[25]
在1913年余下的时间里，由于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抉择现已近乎走投无路，且尚未做好下令进行军事干涉的准备，因此在墨西哥内部分崩离析之时，他只得“观察等待”。韦尔塔的政权越来越不稳固，但也许还没到致命的程度。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躲藏在偏远的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州。萨帕塔领导的游击战在墨西哥南部继续进行着，还有以联邦为目标的零星叛乱。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在奇瓦瓦州的大本营，与美国记者一起开展了一次媒体宣传活动，将自己描绘成韦尔塔之外真正的不二选择，塑造出反叛革命者的激进形象。[26]11月，比利亚截获了联邦的一列火车，让火车满载着自己的士兵，直接驶向北部的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出其不意地全歼当地的守备军，占领了这座城市。
日历从1913年翻到了1914年，美国人南望墨西哥，看到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在格兰德河以南的某个地方，新世界的希望似乎已经被旧世界的恶魔挫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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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德鲁》这部小说出版后仅一年多，豪斯上校在书中虚构的很多政治纲领就都成了现实。华盛顿在过去12个月中的活动比之前的12年还多，美国其他地方也被带着走。在经济方面，降低关税，开征所得税。联邦储备系统正在建设中。这一年里，一个漫游美国的旅行者也许不会彻底领悟发生的这一切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一阶段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在苏格兰多诺赫（Dornoch）度过高尔夫假期时，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说：“从1913年的关税法开始，商业霸权转移到了美国手中，这一刻将载入经济史册……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太美好了，让我兴奋不已，结果把高尔夫球直接击出了球洞区，输掉了比赛。” [27]
或许这个国家的风气也有所转变。美国最富裕的公民可能不那么横行霸道了；美国最贫穷的公民可能也对未来多了一点儿信心，尽管快到年底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美国或许略微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运行了，而不是作为各个城市及其区域腹地的集合体。
然而，保持不变的东西却要多得多。《菲利普·德鲁》设想了妇女被赋予投票权的情况——但虽然威尔逊立下了以私人名义表示支持的誓言，这项事业却只是在州的层面上得到了实现，并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从全国范围来看，非裔美国人的处境一直未见起色——在华盛顿甚至还恶化了。豪斯上校将墨西哥拉近美国的幻想被时局一脚踩碎。
最重要的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依旧是一块特立独行、不可侵犯的大陆。的确，世界各地的人们登上这块大陆的海岸，商品与人员从这块大陆的海岸涌向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但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命运独一无二的国家——游离于这个世界的烦恼之外。虽然在他们的晚报上，对近来发生在墨西哥的暴行的报道铺天盖地，但这些事件并没有直接触动普通的美国人。巴尔干战争或者欧洲战争恐慌的新闻，只不过是在强调美国与欧洲隔着深深的大西洋是多么有利。
人们确信美国是无懈可击的，这份自信很少受到冲击，即便有也只是暂时的。1913年5月，英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筹划即将在1915年2月17日举行的英美和平100周年庆典。代表们与前总统罗斯福共进晚餐。在华盛顿，威尔逊总统接见了他们。双方最后一次会面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英美两国的代表们最终采纳的提案是在英语世界默祷5分钟，在英美两地同时由乔治五世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分别为两座纪念碑揭幕，以此作为100周年纪念庆典的标志——从名字不符的1812年战争结束之日开始算起，正好是100年。
在美国作为工业心理学鼻祖之一而广为人知，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心理学院院长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教授，打断了会谈的进程。芒斯特伯格问代表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其他国家普遍盛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大英帝国与美国正在联手，准备与德国开战”。纽约委员会成员查尔斯·皮博迪（Charles Peabody）让他平静了下来。皮博迪说，两国都没有开战的想法。他继续道，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团结在一起，这将会废止战争。在场的每个人都拍手喝彩。[28]
[1]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是19世纪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政治信条，认为美国的开拓者命中注定要实现横贯北美洲、直达太平洋的领土扩张。——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