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世界
1913年5月，加拿大温尼伯的大英帝国日（Empire Day）庆典。同一天，在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以及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土，均举行了类似的庆典。
1913年的世界地图上，空白区域所剩无几。除了遥远的南北两极附近还留有一些虚线，世界上的大陆块被人们满怀信心地填充着，轮廓也用黑色的粗线条重重地标记出来。人类首次到达南极才过了一年多一点儿，首次到达北极也只是在那之前几年。当下的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在地图绘制学的意义上达到了完整，不同的区域按照统治着它们的王国、共和国或者帝国而上色，一些特定的颜色——尤其是红色和蓝色——突出表示了欧洲几大帝国的疆域。探索的时代即将结束。世界地图体现出了桀骜不驯的自然渐渐为人类以及人类的帝国所驾驭的过程。
自然与人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大多数地图上，锯齿线表示穿越大陆、连接着一个个城市的铁路线，虚线表示漂洋过海、停靠在一个个港口的客船航线。在更专业一些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陆地上和海洋里纵横交错的电报线，经过斐济、连接温哥华与布里斯班，或者经过中大西洋和巴西的岛屿、连接欧洲与拉丁美洲。鲁德亚德·吉卜林曾写过一首赞美诗，赞颂让这个世界因通信而合一的海底电缆：
它们唤醒了永恒之物；它们杀死了时间之父。
在幽暗中携手，与残阳相距甚远。
嘘！当代人的对话逾越了究极的泥滩，
一个新词跑了进来，低语着：“世界一家！”[1]
吉卜林是在暗示时间和距离都已经被杀死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仅仅是驾驭了时间和距离，并没有消除。毕竟通信只是加快了，并不是即时的：当然，信息是以电报员的打字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的，但这仅限于电报站之间，也只有在线路畅通之时才可以。货物在周游世界时要更安全、更便宜，也更能保证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但仅限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所允许的速度。人类的旅行总体来说比过去更迅捷、更容易了，但内部差别很大。旅行仍然可以是一个艰苦又耗时的过程，特别是在某些内陆地区，公路条件很糟，甚至根本没有路，铁路也只是在开发者的眼神中闪现过。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大片区域依然很偏僻，虽说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区域是完全无法涉足的了。
然而这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内部联系也在渐渐增强。当前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些地方是外国旅人或游客、世界另一个角落里生产的产品、外国投资者的现款或者远方某个大城市的政令完全无法触及的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再也不是平行发展，偶有交集。现如今，如果星期二有报道说加拿大的作物收益超乎预期，那么第二天早上就会影响到伦敦的价格，周末就会影响到对俄国小麦的需求。关于战事成败、饥荒、大屠杀、洪水和革命的新闻传播得更迅速、更广泛，人们为之赞不绝口，或者要求立即落实报应。爱尔兰、印度和印度支那民族主义者如今也更容易互相交流、同仇敌忾，他们认为彼此都是相似的群体，投身于共同的斗争中，为的是从伦敦或巴黎的控制中争取到更大的自治权。1913年，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要清楚地表达和维系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了。1905年，日本在海战中战胜俄国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令开罗和加尔各答的人民欢欣鼓舞。1913年，在南非纳塔尔省（Natal），当地的印度居民进行了反对不平等法律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在伦敦激起了热议，在孟买引发了抗议。这是不是象征着某种新事物，一种突生的全球主义，或者甚至像某些人所看到的那样，是全世界道德良知的显现呢？[2]
地球上各个彼此迥异的角落正在被稳定地拉近。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钱的问题。诸如温尼伯、墨尔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的偏远地区之所以能够兴旺起来，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条件：富裕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欧洲需要食物和原材料，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盛产这些资源，并且具有将供求二者相匹配的能力。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和勘探者，他们的希望、梦想与野心，他们对原材料和市场的探索，造就了如今的波斯和中亚、中国和阿根廷、南非和印度的局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在奥属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写道。[3]
但更广阔的世界依然混乱不堪，并不仅仅由资本，由欧洲和美国的需求和口味来决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围绕着欧洲大陆，沿着更不牢靠、更隐晦的轨迹，被各自的历史、各自对周边环境的理解以及渴望与这片大陆建立的联系牵引至不同的方向。它们有自己的腹地，有自己的眼界。欧洲人所认为的边缘地带，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自家后院。地图上，几个帝国鲜明的色彩隐藏了彼此之间以及内部的差异。毕竟帝国，这个在全世界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地方，对于不同的人，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土耳其人说了算的奥斯曼帝国，多教派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可以把帝国视为安全的保障，来自上头的课税，或者仅仅是政治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波斯，帝国意味着夹缝中求生，一边是寻求领土扩张的俄国，另一边是寻求印度安全的英国，波斯帝国就是承载着其他帝国野心与渴望的棋盘。阿尔及利亚形式上是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尚未照此执行，在这里，帝国（对法国人而言）意味着大都会的扩张，法国文化与影响力的扩散，让光明照亮北非的黑暗角落。在印度，帝国的含义又有所不同，是作为一项事业，印度人本身就在活跃地参与其中。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英国对印度的政治发展的一种指导作用。这一切发生在更广阔的大英帝国内部，而整个大英帝国除了某些非常普遍的基本原则以外，在地方关系中见风使舵已成惯用手段，德行这种东西实质上只是偶有闪现。[4]
大英帝国日表面上是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共同的帝国纪念日，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在哪里庆祝，意义都有着微妙的不同。在墨尔本和温尼伯，对于这两座城市以英裔为主体的居民们来说，为帝国屈膝下跪，是再次确认全世界大不列颠人的契约，再次奉行共同防御的信条。在德班，大英帝国日提醒这座城市的英国白人，他们是在政治上占据着优势的少数人，尽管这是个非洲黑人人口远远超过白人的国家，而且即便是在白人势力内部，也还有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一个几年前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们、把他们的家人关押起来、让他们的独立化为泡影的帝国，是毫无忠诚可言的。在孟买，至少对当地的印度精英人士而言，庆祝大英帝国日，是在提醒自己英国对于更大程度自治的承诺，以及在英国统治之下各种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安全、铁路和法制。
在世界各地，对于种族与文明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各民族对于彼此、对于自身在世界所处的位置的看法。某些文明和种族要高于其他的，这种观点对欧洲帝国的存在与习惯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正如法国殖民地官员朱尔·阿尔芒（Jules Harmand）在1910年所言：
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这样的原则和出发点，即种族与文明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属于高级的种族与文明……我们的尊贵地位依赖于那种素质。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权指挥其余的人类。物质影响力只不过是一件工具。[5]
但记述这样一个某些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先进的世界，对于那些设法用优越地位的金箔为自己的政治权力职责镀金的殖民地官员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专属特权。1913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在悲哀地谈论着印度文明的衰落，与此同时却在盛赞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造就的欧洲人的个人素质。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由被同化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所组成的团体——阿尔及利亚青年团（Jeunes Algériens）——认为比起老派的“旧头巾”（vieux turbans）身上的阿拉伯特质，恰恰是他们身上的欧洲特质让他们有资格领导阿尔及利亚。在此基础上，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在中国和日本，很多人看到了西化与现代化甚至可能是政治独立之间的联系，因为获取西方技术难道不是在西方的政治侵蚀中获得自保能力的最好办法吗？
同时，透过种族的棱镜观察世界的习惯也不仅限于欧洲殖民者——虽然他们有时在察觉到的外部或内部威胁面前，是所在的移民社会中“白人纯洁性”最热情的维护者。1913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废除南非迫害印度社区的法律而战时，却对在南非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卡菲尔”（kaffirs）——所受的待遇保持沉默。要说有什么的话，甘地是想要确保白人统治者心中不要把印度人和黑人混为一谈，而是要清清楚楚地区分开。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种族重要性的概念，并认为用设想出来的种族特征来考虑个人是正确的。
因此，在一体化程度与互联性日益加深的全球背景下，围绕着欧洲的中心地位而接合起来的远方世界还有另外的含义：金钱与商品的相遇之地，但同时也意味着人员、思想、希望与恐惧。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1913年5月，秉持着帝国精神的加拿大温尼伯市民正在筹备“帝国盛典”，这场大英帝国的盛大庆典将在新落成的工业局大楼举行。这场为期数日的盛典所创造的收入，将会进入大英帝国女儿团（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Empire）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这个机构是加拿大的一个妇女组织，大约在10年前成立，意在培养女性的加拿大国家意识，对于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印度到南非的世界性帝国——大英帝国，也要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这场盛典由一系列表现帝国各个区域的活人画（tableaux vivants）组成。据《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Manitoba Free Press）报道，有“500名女士、先生、少男少女甚至年幼的小孩子”被迫参加这场表演。[1]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大英帝国及其国旗的意义表现出了庄严的忠诚与热烈的感激”。
第一幅活人画是光彩照人的大不列颠本身，一只手拿着象征英国海上霸权的三叉戟。帝国军队代表在她身后行进，入场时高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相继入场，伴随着民族歌曲、舞蹈和让人一看便知的历史人物形象，可谓是寓教于乐。英格兰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中世纪英格兰之父阿尔弗雷德大帝，以及当代大英帝国之母维多利亚女王也加入其中。苏格兰跳着里尔舞登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与高地巾帼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搭档亮相。威尔士戏剧协会用威尔士语高唱同为英国和加拿大国歌的《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爱尔兰的代表是竖琴师、蕾丝编织者和阿尔斯特的造船工人，唱着《亲爱的小三叶草》（The Dear Little Shamrock）。
加拿大的入场要更隆重些，有数百名扮作枫叶的女孩儿和所有象征着加拿大自治领的人物，其范围和帝国本身一样广阔：因纽特人、皮草贸易商人、种小麦的农民、矿工、牛仔、西北骑警、划独木舟的加拿大人、穿雪鞋的加拿大人、用最大的声音唱着《啊，加拿大》（O Canada）的加拿大人，对国家的爱国心与对帝国的归属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接下来，帝国领地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分别入场，后面是西印度群岛和南非。一名记者写道：“一段祖鲁舞，虽然明显经过了夸张，但无疑是‘非洲最黑暗之处’生活的真实写照。”[2]然后是“加拿大的姊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队伍中的女人戴着徽章，上面大胆地写明“我们可以投票！”（与加拿大自治领的女性形成对比。）新西兰的毛利战士与代表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人物一起入场，之后接替他们登台的是埃及。随后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印度的王子和公主。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海军舰队和商船”以及为之提供燃料的装煤站网络，进一步表现出了大不列颠人遍布全球的势力范围：直布罗陀、马耳他、香港、亚丁、苏伊士、百慕大、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和新加坡。次日报纸的新闻摄影师们拍下的最后一幅画面中，全体演出人员齐聚舞台，把大不列颠围在中间，这意味着对英国的伟大表示肯定——其中也有加拿大的一份。
几天之后的5月23日，曼尼托巴开始入夏，这次轮到温尼伯的学校在大英帝国日庆典中向母国和国王高表忠心。大英帝国日最初由私人发起，受到大英帝国各地民众的支持。比起伦敦，帝国那些最偏远的角落反而庆祝得更为热烈。这一年，英国的米字旗被分发到温尼伯学校的一万名儿童手中。《自由新闻报》表示：“似乎没有什么更能让他们感到自豪和幸福了。”[3]在诺奎（Norquay）学校，当地的圣公会牧师提醒学童们，“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帝国”，伟大体现在人数和面积上，但最重要的是在文明程度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帝国的法律像我们一样完善，”他宣称，“一位国王、一面国旗、一支舰队、一个帝国——以最了不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强大同盟。”[4]
世界另一侧的南半球城市墨尔本，是澳大利亚临时的联邦首都，从这里乘火车和船到温尼伯需要经过温哥华和斐济，历时数星期，但电报电缆和不列颠团结统一的家族纽带把它和温尼伯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澳大利亚的帝国国民也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庆祝大英帝国日。和加拿大一样，活动也围绕着孩子们展开。维多利亚州教育部发出的一则通知上说：“培养学生爱国、尊法、忠君的情操，是在州立学校任职的全体教师的责任……教师们应当时常抓住机会，让孩子们铭记，他们不仅是澳大利亚公民，还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公民。”[5]在这个秋天里，国旗高高飘扬在州立学校的操场上空，孩子们向国王、帝国和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三次欢呼，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第13个年头。当地一家报纸表示，向国旗敬礼是孩子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中最开心的事情（不过更让他们开心的大概是下午不上学）。到了晚上，墨尔本郊区的坎伯维尔（Camberwell）和萨里山（Surrey Hills）会亮起电灯，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是当地的惯例。
墨尔本的《阿尔戈斯》（Argus）提醒读者，大英帝国日真正的意义是对遍布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大洲的最根本的英国特色表示肯定。就这个概念来看，大英帝国不仅有理，而且有情，不仅人多势众，还为个人提供了机会：
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就像在加拿大或者南非一样，都是在自己家。他是那里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而自己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也完全不会折损，他愿意什么时候重新启用都可以。这个世界通行的大英帝国公民身份，让他同时拥有了旧世界与新世界——这样一个人在每一个大洲和众多岛屿上都享有公民权利，无论走到哪里，都代表着一个幅员辽阔、遍及全球的世界强国，几乎每一块土地上空都飘扬着它的国旗，标志着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这样的公民身份本身对于澳大利亚的游客和商人来说，都是一件珍贵的礼物……[6]
《阿尔戈斯》指出，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帝国身份认同应当被视为相互促进而不是对立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帝国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澳大利亚人，或者优秀的加拿大人。”换句话说，为成为英国的自治典范（以及脱离伦敦的直接控制）而奋斗，并不是要质疑帝国的完美典范，而是要以一种更美好的方式向它致敬，就是说大不列颠的各个国家要自由地合作，每个国家都在自己的政策和利益上取得进展，却又被以英国为典范的风俗和文化联结在一起。从最广义上讲，大不列颠各国所组成的这样一个联合体，能够让不列颠不仅存在于英格兰的乡村、威尔士的山地、苏格兰的丘陵，还存在于维多利亚州乡下的灌木丛、曼尼托巴省开阔的农场中一望无际的麦田。可以把墨尔本和温尼伯看作与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一样富有英国气息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和建筑让人回想起建造这两座城市的当地英雄，他们是身在海外的不列颠人，在远隔重洋之地建立着一个新的不列颠。
理论上如此，事实则要更加复杂。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并不仅仅是流放到国外的不列颠人，虽然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与祖国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是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帝国命运的一种觉悟，一方面摆脱英国，一方面再造英国。让澳大利亚人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劳动人民的天堂，比英国更自由、更平等。加拿大人建立了一个大陆国家，几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那么，他们还欠母国什么呢？热爱？忠诚？金钱？人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摆脱了殖民地的身份，并且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与英国的关系进而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另外还有一项变化正在进行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口依然沿袭着不列颠群岛的传统，他们把天主教和新教之争、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会圣统制、阿尔斯特人的奥兰治联盟仪乐队、苏格兰人的自尊、威尔士人的歌谣和另外一些东西一起带到了新的家园。而一些新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新加拿大人来自德国、波兰、乌克兰、俄国或者意大利。1913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达到400 870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而他们的出身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如果放任自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会不会在外表和感觉上变得不再像英国，而成为缩小版的美国式熔炉呢？这样看来，大英帝国日并不只是对帝国身份认同的肯定，还意在创造出这种认同感。
出生在英国的加拿大人斯蒂芬·里科克（Stephen Leacock）声称，自己对加拿大的展望是作为帝国的引擎，而不是附属国。他在1907年写道：“首先我们和英格兰人民都必须认识到加拿大必然的伟大之处。”[7] 里科克表示，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并不是说大话”：
事实很简单。我们600万人站在这儿，身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拥有一块大陆的一半，全能的上帝把西方那富饶的幽静之地托付给了我们……是啊，就这么点儿人，但一直在增长，增长，增长。照这样下去，明天我们就会有1 000万人，到我们孩子的时代就会有2 000万人，到本世纪末就会有1亿人。加里堡（Fort Garry，其实就是温尼伯）在你们父辈的年代还只是一个寨堡，如今已有十几万人，将来会有50万人。对此，你们是怎么想的？
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会是加拿大的世纪，这句话最初是1911年卸任加拿大总理、如今身为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爵士说的。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比加拿大少，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前景没那么乐观，欧洲移民也相对较少——一方面是距离问题，一方面是加拿大的繁荣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还有一方面正如一位游客所言，“因为欧洲时不时地听到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旱灾和商业灾难的传闻”——但澳大利亚同样可以寄希望于未来，作为帝国中一个不断成长的部分，坚定不移地开发广袤的国土，用于农耕和发展。[8]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套用了几乎和劳雷尔说加拿大的那句话一样豪迈的说辞，而且要现实得多：“整块大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独占一块大陆，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但谁来保卫这些新生的国家呢？这些国家会不会反过来保卫英国呢？在南非进行的布尔战争期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队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所做出的贡献，可以在部分程度上回答关于帝国防卫的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奔向1913年的这些年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利益并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都与英国的利益保持一致，比如在贸易或者政治关系上，自然会存在一些分歧。英国本身也不可能提供无限制的安全防御保证，因为要大量投入在世界其他地方，将来要与德国或俄国竞争，甚至在遥远的未来某一时刻还要与日本竞争。因此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渐渐将自己视为志得意满的大不列颠民族的一分子、大不列颠未来的卫士，然而同时或许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他们担心的不仅是英国移民的比例相对不足，说到底，还是担心人口如此稀少、1913年还不到500万居民的澳大利亚大陆，在拥挤的周边环境中，要如何才能一直保持不受侵犯。“日本已经快要挤爆了，”英国旅行家约翰·福斯特·弗雷泽（John Foster Fraser）指出，“（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把过剩的人口送过去……（它）正在东方世界四下观望，把国内政治家们想要让那部分人口去的地方标记出来。”[9]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为军事同盟，这既是承认了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又承认了英国的过度扩张。但这一同盟未必会持久。而如果英国被拖进其他地区的冲突中呢？“澳大利亚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或许会瞥一眼未来，思考一下英国海军在西方海洋里吃败仗的可能性，”福斯特·弗雷泽继续说道，“而这些政治家更应该思考的是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墨尔本，报纸上写满了对亚洲的恐慌。“游牧民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阿尔戈斯》表示，“但今天的我们可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威胁，而在东西方密切接触的边境之地，看守人要本能地打起精神来。”[10]1913年7月，维多利亚州总理威廉·瓦特（William Watt）访问伦敦时，告诉英国听众，澳大利亚渴望建立一个“南太平洋国家”，但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实力削弱，“黄种人就要过来了”。他继续说道，“当前这一代人或许不太能够预见到这样的发展，但这必定是早晚的事，到了那时，激烈搏斗的舞台就会从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11]几天以后，情报部队的C. A.米切尔（C. A. Mitchell）少校在墨尔本发表了一场以澳大利亚国防为主题的公开演讲，进一步渲染了遭受敌国侵犯的前景。[12]墨尔本海外俱乐部（Melbourne Overseas Club）的成立仪式上聚集了澳大利亚各地的政治领袖人物，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团结一致、同志情谊、备战防御”。[13]未来的成员被要求到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帝国拱廊（Empire Arcade）的俱乐部聚会厅里登记。实际上，维多利亚州在1913年已经拥有325家步枪俱乐部，有1.5万名年龄在12—14岁的男孩儿是少年学员团（Junior Cadets）成员，而永久民兵和志愿军也已接近1.7万人，还曾在到访的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面前颇为自豪地炫耀了一把。[14]
在开支更大的海军问题上，澳大利亚联邦几年前在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的带领下咬牙硬上，为本国海军斥巨资购入了一艘旗舰——“澳大利亚”号，以取代那些开走了的英国舰船。
1913年，这艘战列舰及其护航舰离开英国的船坞，驶向新的目的地，途中曾在南非停靠，澳大利亚纳税人的忠诚和牺牲让当地人印象深刻，之后舰队再次起航，横渡印度洋。“长长的灰色舰队冲破晨雾，驶入港口。”10月，《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名记者描写了澳大利亚舰队在1770年库克船长的登陆地点附近靠岸时的情景：
事情完成了。空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里，在他们眼前，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多年以来的梦想——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从而孕育出的梦想——华丽地实现了。事实上，舰队的宗旨并不是完全实现这个梦想，而是开始这个梦想。当他们注目之时，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回头路。这些可怕却又庄严的战争引擎，耀武扬威地经过领导们的眼前时，这个梦想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责任一起，击中了目标。[15]
海军和整个国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要与英国母亲分开，然而又因“遵循同样的传统、保持同样的世态”而依附于它。身为澳大利亚人，同样也是身为大英帝国的人：“从一个光荣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但还是它的一部分。”[16]
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大多数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也同意让加拿大承担起更多的帝国防卫重任。1909年，加拿大保守党议员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提出，现在的加拿大无论愿意与否，都已经“驶入了世界的水域……每一轮风暴都可能遭遇到……每一种危险都可能接触到”，人们也都普遍同意他的观点。[17]“她不能逃避共同的重任，”福斯特警告说，“她不能疏忽共同的义务，她不能无视共同的职责。”和澳大利亚一样，在加拿大，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考虑到了周边那些更强大的国家，以及复杂的地理因素。福斯特认为：“她在东西两面，分别隔着两片浩瀚的大洋，与两个人类活动量巨大的地区遥遥相望。在东方那一面，醒来的3.5亿人正在迎接新生……在另一面，是古老的、广为人知的欧洲各国的人类活动。”[18]至于南面的美国，一些人认为对加拿大的大不列颠认同来说是长期的威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大不列颠的盟友，因为美加两国都以白人为主，而且其中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对面的方向，是“辽阔、寒冷的北方疆域，寂静而又神秘”。和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个地缘政治中心之间也隔着一片广阔的海域，不过就加拿大来说，航程只有几天，而不是好几个星期。福斯特提醒加拿大议会，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既然我们这里听不到炮声，看不见在那边作战的舰船，那么战争就与我们无关了”。[19]
但无论福斯特的口才有多么好，无论他的帝国色彩论证多么有说服力，还是有一些群体直言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也就是认为加拿大有义务为母国而卷入战争的这种思想，而且对于加拿大应该以怎样的实际形式出力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1913年年初，就在温尼伯市民涌入工业局大楼观看帝国盛典时，海防问题已经成为加拿大政坛上最容易制造分裂的问题，伴随着关于不忠的种种责难，还牵涉了宪政合法性的问题。
一些加拿大人认为增加军费开支是用来加重税负的借口，会反过来抑制经济的发展繁荣，而那才是加拿大真正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最好的防卫。另外一些人认为国防上的额外支出更有可能煽动而不是避免战争。“现在这支海军已经比过去的50年甚至100年里还要庞大，要它有什么用呢？”温尼伯的谷物栽培者协会（Grain Growers’ Association）主席、出生在爱尔兰的詹姆斯·斯卡利恩（James Scallion）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一封信中问道。“加拿大人民花好几百万造军舰，难道是要煽动欧洲的军国主义，离间各国之间的关系吗？”[20]在曼尼托巴省首府之外不远处的布兰登（Brandon）召开的年会上，该协会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反对一切海军政策。“他们（谷物栽培者）似乎把所有的公共问题都放在谷粒称上掂量。”一名评论员刻薄地评论说。[21]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是指责大英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由于劳雷尔对伦敦做出了让步，派出加拿大军队参加了布尔战争，布拉萨与他分道扬镳，如今则威胁性地警告人们，一群好战的帝国朋党正在把加拿大拖进未来更血腥的险境中，征兵制已经初露端倪。
但即便是公开承认的帝国主义爱国者，也就是那些认为加拿大海军需要为帝国防卫出力的人，在他们内部，对于如何达到目标也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劳雷尔在说英语的侵略主义者和说法语的抗议者之间制订了一套折中方案，其实就是稍微贡献一些由加拿大人管理的海军，然而双方对此都不满意。布拉萨认为这仍旧是把加拿大赶上了英国战争的贼船；保守党认为这是把一支由英国二手船组成的“劣等海军”留给了加拿大，而那些船原本是要丢进垃圾堆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凭借着颇具帝国色彩的纲领赢得了1911年大选，他反对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赞成更大力度地支援帝国防卫。1913年，他陷入了到底怎样才算更爱国的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中：是立即为英国财政部提供3 500万美元的财力支持，用来建造无畏舰（这是保守党的提案），还是发展加拿大海军（即便这样历时更久，能做的更少，更局限于加拿大海域，在战时以外接受帝国粗略的指挥时也更间接）。
保守党认为他们的策略是必要的，也受到伦敦的欢迎，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家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关于是否应该建造更多的舰船，以及自治领提供直接的财力支持究竟合不合适。加拿大自由党认为保守党的策略相当于又被白厅压制了一回；劳雷尔本人在国会上起立发言，表示“如果我们通过了这条法案，则必将中断，甚至有可能终结自信自立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如今的加拿大”。[22]博登的计划四面受敌，政府也被指责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了欺压议会的手段，这项计划最终流产，无人拥戴，无人痛惜。加拿大在很多人眼里就像是澳大利亚的兄长，因为组成联邦的时间要比后者早34年，如今它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到了1913年年底，澳大利亚已经自豪地建立起了一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致力于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御，以及维护澳大利亚的白人主导权，而加拿大只有一支实力有限的海军，没有面向未来的海军策略，即便加拿大的政治家大多表明了他们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对帝国坚定不移的忠心、对帝国安全防御的担当。
草原之都温尼伯，一座注定光耀世界的城市。至少它的助推者在1913年是这样宣称的。
但这或许正是1913年的海外不列颠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状况，比过去那些年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在大英帝国日那天，无论是温尼伯还是墨尔本，多伦多还是奥克兰，开普敦还是悉尼，都在以同样的方式为帝国欢庆，但帝国统一体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差异，对身份认同、自身利益和义务的意识也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如果信得过曼尼托巴的房地产推手、移民中介人和当地政治家（往往是同一批人）的话，那么温尼伯确确实实是一座未来之城。由于日用品价格、移民、外国投资和苦力劳动都在提升，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加拿大在1913年之前的10年里兴旺发展。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解释从伦敦越过大西洋的资本流动时说：“这个穷亲戚继承了她的遗产。”[23]在加拿大内部，发展最兴旺的是草原地区，在那里，自治领经济成就四大要素的结合最令人心潮澎湃。新的来访者不会抱有任何疑问：温尼伯是一座扶摇直上的城市。
“温尼伯能够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自居。”那个时代一本插图纪念册上的这句话，仅仅是略微有些夸大罢了。[24]这本小册子提醒读者，“仅仅在30年前，”他们脚下的这一地区还是“光秃秃的大草原，只有被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占用的一些简陋房屋，以及20来个富有进取心的移民拓荒者”。真是今非昔比啊。温尼伯不再是一个定居点，而是一座城市；不再是道路尽头，而是交叉路口；不再是穷乡僻壤，而是世界经济的一大转口港，越来越多的谷物源源不断地汇集在这里，然后再散发出去。小册子还起了一个浮夸的名字——“了不起的温尼伯”：
巨大的砖砌、石砌和大理石建筑……取代了为数不多的棚屋，以及里面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居民；同时，铁路和有轨电车的众多线路取代了嘎吱作响的红河车……教堂、学院和一流教育机构充斥于此。自治领和市政公共建筑与其他任何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好几公里长的柏油马路和人造石铺面的人行道，见证了温尼伯市民“向前进”的品格……横贯大陆铁路交通线整个穿城而过。主街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放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25]
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荣耀的归属，也就是实际居住的温尼伯人，人数依然相对较少，1913年只有15万多。［当年的《加拿大报纸目录》（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采用了典型的鼓吹办法，把温尼伯的人口估算得远远超出实际，达到了20.5万。］[26]市区范围达到了14 861英亩，和曼哈顿岛的面积差不多，但这座城市还有着广大的扩张空间。[27]1913年，有轨电车线路延长到了城市外围的St. Vital郊区，当时那里除了一家杂货店、一些稀稀落落的人家和一长排延伸至远方的电线杆以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一座简陋的凯旋门代表St. Vital的入口，上面写着“欢迎”，左右两边小一点儿的拱门上分别用大字写着“繁荣”和“发展”，旁边的两面盾牌上写着“进取心”。[28]温尼伯城中元老们的理念是，只要建起来，人们就会来。
这样的理念到目前为止还算奏效。毕竟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是1900年的三倍，比起1871年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记录下来的241人，或者40年前把这座贫瘠的边陲小镇升格为城市、好借更多钱来进行扩张的1 600名精明的居民，简直是天壤之别。1911年成立的“曼尼托巴百万人口”（Million for Manitoba）联盟，号召更多的移民到加拿大中部平原定居、务农。据1912年的《加拿大年度回顾》（Canadian Annual Review）称，温尼伯早在几年前就已超过了明尼阿波利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谷物中心。[29]1913年，比城里的皇家亚历山德拉酒店（Royal Alexandra Hotel）还要豪华的加里堡酒店（Fort Garry Hotel）开张。明信片也在宣传加里堡酒店200万美元的造价。这一年，温尼伯的土地估价达到了2亿5 940万美元，比1912年增加了1亿美元，是1900年总额的25倍。[30]温尼伯的银行兑现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加。“加拿大西部和北部的土地、森林和矿山呈现出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工业局的一份出版物称，“因此温尼伯的重要性也必定会提升，温尼伯的基础资源也必将得到开发。”[31]“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今天！”一个乐观的温尼伯人在1913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美好的时代。”[32]
温尼伯当时的中心和今天一样，位于货运大道（Portage Avenue）与主街的交汇处。围绕着这个连接点，沿着这两条大街，坐落着温尼伯的主要建筑，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示着这座城市的自信与活力。北面的主街上坐落着联合银行大楼（Union Bank Building），这座12层的摩天大楼即使放在纽约市中心也不会显得突兀。西面的货运大道上坐落着伊顿（Eaton’s）百货大楼，占据了一整片街区，据说雇用了1 000多名员工，堪称一个零售分销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毗邻的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上坐落着温尼伯谷物与农产品交易所（Winnipeg Grain and Produce Exchange）。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之一，谷物的定价参考着英格兰利物浦的批发价，消息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从那边传过来，每天三次。一座电子小麦钟记录着温尼伯这边的价格，每分钟更新。[33]稍远处，曼尼托巴立法大楼（Manitoba Legislative Building）于1913年开始动工，计划建成至少在加拿大范围内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大厦。
在900页厚的《20世纪加拿大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Canada）中，有一批快照被标为“曼尼托巴商界与专业人士代表”，下面的名字显示出英国人在这座城市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34]一个姓“凯利”的人旁边还有两个同姓的。挨着“戴维森”的，有“布莱克”、“罗宾逊”、“普赖尔”、（又一个）“凯利”、“汤姆森”、“霍尔”、“赫德森”和“惠特利”。诸如共济会、猎狐和仪乐队之类的英国特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温尼伯的唯一。这座城市的面貌一直在变化着，和加拿大整个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一样。包括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瑞典在内的13个国家向温尼伯派驻了领事代表。[35]温尼伯的犹太社区非常活跃，有5座犹太教堂，因此城中有一个区域被叫作“耶路撒冷”。城市中还有德国、瑞典和冰岛的基督徒会众。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组成非常多样化，以至于报纸的种类也多到让人惊诧：有4份德语报纸（其中一份的发行量达到了2.1万）、2份匈牙利语周刊、5份面向文化水平极高的冰岛人的报纸、3份面向瑞典人的报纸、波兰语的《天主教公报》（Gazeta Katholicka）以及面向挪威、犹太和乌克兰社区的报纸。[36]出生在德国斯德丁［Stettin，现波兰什切青（Szczecin）］的威廉·莱斯蒂科（William Leistikow）是温尼伯的首富之一，他1913年在美国去世，因此《20世纪加拿大印象》的那批快照中并没有他。
大多数移民都没有莱斯蒂科那样幸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站场被称为北区（North End），敢于到这附近来的游客们面对的是紧紧挤在一起的木屋，没有卫生设备，也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加拿大严冬的防护措施。在这里，人们操着对大多数温尼伯人来说都很陌生的语言：波兰语、意第绪语、俄语、乌克兰语。温尼伯1区是事业有成的精英的聚集地，该区的婴儿死亡率为112‰，然而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站场周围的5区，这个数字高达282‰。[37]詹姆斯·谢弗·伍兹沃思（James Shaver Woodsworth）是工作在北区的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他在1913年5月的《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大体上正面肯定移民的文章，不过他也在文章中发出了一些警告：当新移民成为新公民的时候，会把腐败带入地方政治中，“我们童年时代安宁的加拿大式星期日”将会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喧闹的、欧式作风的豪饮啤酒。[38]然而和大多数市民一样，他还是乐于接受新移民的精气神儿、音乐修养和活泼的生活情趣。“我曾经受邀参加一场欢乐的波兰婚礼，”伍兹沃思回忆道，“看到了一些新奇的、古老的（波兰）民间舞蹈，带着昔日的遗风，还听见了一阵阵爱国乐曲。在他们的（欧洲）老家，异国当局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扑灭这些，却只是徒劳。”[39]“一张张坚毅的脸庞上闪烁着近乎虔诚的热情，”他继续说道，“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将会为我们的加拿大带来荣耀的品质与禀赋。”建设温尼伯的工作就要交给这些男男女女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