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反对派要求改革，偶尔还会出现政局动荡，例如在1892年和1905年，有时还有军队中某些派系的支持。在保守派看来，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危险政治思想，正在和急需的劳工一道从欧洲传入国内。劳工骚乱在1902年的第一次阿根廷总罢工中达到了极点，人们害怕拉普拉塔河沿岸会上演一场暴力的社会革命，对于如何防止这样一场革命则是左右为难。
起初，政府倾向于联合打压的策略，实行戒严，查封反对派的报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均在此列。1902年推出的《居住法》让政府有权将它所认为的外国破坏分子驱逐出境，但罢工和抗议还在继续。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 000间廉租房的租客拒绝交房租。有大批群众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190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长拉蒙·法尔孔（Ramón Falcón）遇刺。1910年，罢工打断了阿根廷革命100周年纪念庆典。恰逢克列孟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哥伦布剧院被丢了一枚炸弹。这样的事情对生意影响很不好，可能会把投资者吓跑。1912年，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ña）总统提出并设法通过了一条新的法令，授予全体男性选举权，实行义务投票和不记名投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只要是基于使政府合法化的选举，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这样做是为了分化对政府不满的激进反对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改革。或许现在的阿根廷国民可以不再自上而下地建设发展，而是自下而上了。
191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光鲜的外表下依然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广大的阿根廷民众，还是外国投资者？“阿根廷真的有描绘得那般光辉灿烂吗？”10月的《先驱报》向读者提问道。[40]
1913年的美国人担心，华尔街金融托拉斯不可一世的力量会为了银行控制下的大公司而压榨普通民众。在阿根廷，当地人抱怨肉类托拉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压低在海外销售的肉价，抬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销售的肉价。“也难怪，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啊，明明居住在这样一片富饶的国土上，可如果能以每公斤1美元—1.5美元的低价从‘卖肉的骨头’[1]那里买到骨多肉少的牛肉和名不副实的牛排，都得谢天谢地了。”一名记者写道。[41]事实证明，对普通的欧洲消费者有利的，未必是对阿根廷当地人有利的。
虽然“阿根廷”这个名字表示白银财富的意思，但生活在阿根廷的很多人都在勉强糊口，根本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贫穷的移民得非常辛苦地奋斗，才能过得比农奴好一点儿。”从澳大利亚继续旅行至阿根廷的约翰·福斯特·弗雷泽写道。[42]还有另外一名作者是环游拉美的英格兰工程师，他也谈及了这一现象，指责“土地垄断、不计后果的财政……（而且）肆无忌惮地透支国家信用，推行让垄断者或私人公司获利的方案，却罔顾民众的利益”。[43]农村的大部分良田都已经为私人大地主所有。和加拿大的移民不同，大多数阿根廷移民到头来是在为别人耕种土地，或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运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居民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的着装打扮光鲜亮丽，为了让外表看上去很优裕。早上五六点钟，他们乘有轨电车上班时，穿的是长外衣，系着领带。但这种向中产阶级的优雅高贵看齐的着装，很快就会被抛弃在码头或者铁路站场，在那里，脏兮兮的工作服更适合眼前这10个小时薪水微薄、艰苦繁重的苦力活。某些保守派似乎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只是外国煽动者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游行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似乎是陷入了困境的社会的产物。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阶级如饥似渴地投注国家彩票，对于他们被阿根廷实际的经济生活慢慢腐蚀了的雄心壮志，彩票也许是最好的替代品。
“先生——”哈里·詹金斯（Harry Jenkings）给《先驱报》写信说，“我在你们的专栏中读到高高在上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时……经常会怀疑，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是否彻底忘记了那句警示箴言……‘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44]让阿根廷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一直闪光固然重要，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气派的大街上所展现的、精英阶层引人注目的财富所发出的耀眼强光，会蒙蔽外来者，让他们浑然不觉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已有累卵之危：
对于我们这些在阿根廷生活了有些年头的人来说，有些东西读起来很让人恼火，比如某某勋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转悠几圈之后，对所见的一切赞不绝口，但与此同时，商人团体正在大声抗议当地的乱政导致船运耽搁，而由于利益相关的纵火犯接二连三的纵火行为，保险公司拒绝为堆积在海关的货物承担责任。再比如某某公爵夫人乘坐汽车从五月大道（Avenida de Mayo）巡游至巴勒莫（Palermo）赛马场之后，表示这个现代黄金国中没有犯罪，没有贫困，简而言之就是没有任何不良因素。听到这些，同样让人感到难受。
仔细读一读报纸，便会发现到处都是暴力和轻微犯罪。对于移民来说，阿根廷的生活比很多人所期望的更艰难。詹金斯警告称，投资者也可能会等来失望：“我认为阿根廷已经到达了极点，它那‘非凡的发展’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从今往后，它将会以算术级数而不是几何级数向前发展。”[45]或许阿根廷作为一个富强国家的命运，就像莫雷蒂的纪念碑一样，终究还是要拖延下去。
詹金斯的这通抨击发表之后，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反驳与支持的声音兼而有之。“满意派”愤怒地回应，表示“在这里谋生的那些人应该是最不可能贬低它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里，每天都有开往其他地区的轮船”。[46]这是拥护者的论调，提醒人们即便情况比报道出来的还要糟糕，但要是公之于众的话，就是在削弱个人自身和他人的利益。一名铁路文员给《先驱报》写信，对詹金斯的看法提出异议，辩称自打离开英国来到这里，自己的财产的确增加了，如今给布里斯托老家的母亲汇去的钱比两个兄弟都多：“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对普通人来说哪里最好吗？”“贪吃者”和“美食家”也在报纸中以更轻松的口吻谈论了阿根廷美食的品质，前者持批评态度，而后者表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菜应有尽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需花上不到5美元，就可以配着波尔多或基安蒂红葡萄酒，把所有这些菜吃个遍。
更悲惨的信件内容出自被困在阿根廷乡下的一名英国女佣安妮·鲁滨逊（Anne Robinson）。“虽然我不太会写信，”她紧张地告诉《先驱报》，“但我不得不多说几句。”[47]“我来到阿根廷时，也是满怀着希望与对那间乡间小屋的憧憬的（这也是每一个家庭佣人的理想），和普通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她写道。结果这个国家却令她大失所望。在英格兰，她在布莱顿海边的一座房子里工作，年收入25英镑，在那个家庭中也拥有合情合理的地位。在那里，她偶然遇见了一个朋友的兄弟，那个人是一个水手，把阿根廷描绘得有声有色，主动提出帮她联系每年出60英镑招聘女佣的一位女士。就这样，她将自己的人生打包进了一个手提箱，远渡重洋。但到了阿根廷，她起初的乐观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她的女主人心地善良，但她抱怨说跟她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个爱尔兰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佣，那个人“脾气暴躁、肮脏龌龊、无知愚昧、懒惰成性”。她的工作很辛苦，到了冬天，乡下的泥土带进房子里，根本擦不干净，在干燥的夏天，灰尘根本杜绝不了。“我每两个星期才能有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从1点到7点，”她写道，“但我又能去哪儿呢？”只能去教堂，或者在镇子上到处走走，但她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时间学，所以备感孤独。她可以自己做衣服，但从欧洲进口的面料太贵，几乎是划不来的：
不，先生，再过6个月以后，如果有哪位女士想在回国途中找一个女仆或者保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很高兴的。我会很乐意为她服务，换取回国的旅费，但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从60英镑的丰厚年薪中存下来的这笔小钱，就得充当回英格兰的旅费，即便只能坐三等舱。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颗南方之星并没有照耀到所有人。
[1] 卖肉的骨头（Bones the Butcher）是一种纸牌游戏快乐家庭（Happy Families）中的角色。——译者注
阿尔及尔
共和国的光辉
1913年，一个法国人会提醒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南端——法律上被认为是法国中央管辖领土、完整且不可分割的那个地区——并不在地中海沿岸，而是在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尔、奥兰（Oran）和君士坦丁三个法国行政省（départements）的南端。这三个省在形式上和诺曼底或普罗旺斯一样，是法国的一部分。出了这些省，在撒哈拉沙漠起伏的沙丘间，才算是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尽头，法兰西殖民帝国由此开始。
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既包括被认为是法兰西共和国组成部分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北方三省，还包括更多的是直接被当作一块殖民地的广大南部地区。与地中海以北的法国实际上的行政制度相比，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管辖确实有几处重要的差别。总督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切事务行使实质性的行政权，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法国总统所拥有的权力。[1]有些层级的政府是不为法国本土所知的，其中包括选举产生的财政委员会（Délégations financières），其决议要拿到巴黎获得批准。尽管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居民，无论是不是欧洲人，都会被认为是法国国民，但大多数非欧洲人（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被完全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并且受制于另一套法律以及另一种（压力更大的）财政制度。这些是与法国本土行政制度的实质性区别，其根源在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是白人领导和控制着为数更多的阿尔及利亚本地人。
但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代表阿尔及尔省、奥兰省和君士坦丁省欧洲居民的议员们，却又与来自里昂、南特和加莱的议员们同席。阿尔及尔小学的门口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字样，与敦刻尔克没什么两样。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法属阿尔及利亚永远都将是法国的，正如法国永远都将是她自己。法兰西共和国的口号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实行情况自相矛盾，而人们认为这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必然的。
80多年前的1830年，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落入法国人手中，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代表侮辱了法国领事，据说是由于这个法国人傲慢无礼，被对方用孔雀羽毛做成的拂尘给打到了，这件事成为法国进犯的借口。自那以后，法国的统治范围不断向南扩张。在1848年，那个以“民族之春”（Springtime of the Nations）之称为人所熟知的欧洲革命之年，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到了1913年，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法国，已经成为北非毋庸置疑的主宰者。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海外扩张的中心，是对在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中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安慰，也是法国的拓殖想要与英国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开疆拓土一争高低的桥头堡。
对于将法属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本身光辉灿烂的扩大部分的这种想法，最自豪的鼓吹者当属每隔几年就会被派去巴黎的法属阿尔及利亚议员，当然他们都是欧洲人。为人强势的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领导着一个利己主义自吹自擂者紧密团结的联盟，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更多投资而进行游说，大声要求增强对巴黎中央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对于那些可能会削弱欧洲人凌驾于阿拉伯人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改革的呼声，则予以驳斥。
鉴于法国国民议会中大多数其他议员很少参与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议会辩论，一般来说，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核心小组在议会上可以挡住任何自由主义性质的批评。但引起政府的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同情。当雷蒙·普恩加莱1913年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时，阿尔及尔的政治领袖们发出了一封电报，祝贺他“这位开明的爱国者、明明确确的共和主义者”，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电报中说：“您在总统任期中，如果没有访问过阿尔及利亚，亲眼看看它洋溢的活力，了解它的正当愿望，见证它的人民为法国及其共和制度孜孜不倦的奉献，未尝不是一种遗憾。”[2]
阿尔及尔港等待出口的葡萄酒桶。1913年，阿尔及利亚在行政上被认为是法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尔在大部分意义上也是一座法国城市。
电报作者晓之以理，说如果总统访问法属阿尔及利亚，便会发现阿尔及利亚温暖阳光下的土地适合开辟出更广阔的殖民地，从法国到阿尔及利亚密密麻麻的海上航线也注定会变得更加密集。他会明白，阿尔及利亚不仅仅是法国的加拿大，或者法国的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法国的印度。对于法国的伟大，这是不可剥夺的一个方面。开发它势在必行，失去它则是不堪设想。
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城市，独占鳌头，拥有13万居民，其中大多是欧洲人。[3]但它同时又是整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陈列柜：大多数游客的目的地，实行统治的主要城市，并且在这里的居民们看来，还是最美丽的城市。阿尔及尔的花园里，紫色的簕杜鹃和白色的木兰花争奇斗艳，公园里种满了橘子树和柠檬树、丝兰和棕榈树，蓝绿色的桉树与耐寒的橄榄树遍布周围的乡村。正是这番自然美景，以及近在咫尺的海上新鲜空气，让阿尔及尔在19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成了欧洲人过冬的热门城市，其中卡尔·马克思也于1882年慕名而来。[4]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很多当地人看来，阿尔及尔还有其他的优点。阿尔及尔的欧洲人口大多是法裔，这一点与阿尔及利亚其他的沿海城镇截然相反。那些地方的欧洲人口中，包括大量意大利、西班牙或者马耳他裔的归化法国人。这一点让阿尔及尔比波尼［Bône，现在的安纳巴（Annaba）］、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现在的斯基克达（Skikda）］和奥兰多了一分优越感。[5]这座城市也是阿尔及利亚城镇中文化最为发达的，拥有自己的大学（1909年成立），自己的市立博物馆（1910年建成），自己的戏剧和音乐会场次。1913年，一个法国交响乐团在阿尔及尔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阿尔及尔竟然上演了贝九！”据说有一个当地人惊呼道，“这简直像是地中海不复存在一般。”[6]与此同时，一名英国女游客称赞这座城市“非常世界主义”，大街上“妙趣横生”。[7]“在有轨电车上，”刚刚从南安普顿坐轮船来到这里的蕾切尔·汉弗莱斯（Rachel Humphreys）写道，“坐在你身边的可能是法国人、德国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美国人，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上，你也许会看到一辆小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怪里怪气的马车，上面坐满了穿白袍、蒙面纱的女人，从农村进城来。”[8]
海边中心区加高的路段，卡诺大道（Boulevard Carnot）和共和国大道（Boulevard de la République）是这座现代城市最为光鲜亮丽的地方，雅致的石砌建筑鳞次栉比，地面上的拱廊错落有致，下方的下坡道通往火车站和港口。在那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一桶又一桶的红酒，正等待装船运往法国本土。到了晚上，人们去那里吃新鲜的虾蟹或者马赛鱼汤（bouillabaisse）。不远处就是公认的城市主广场，总督府广场（Place du Gouvernement）。19世纪阿尔及尔的征服者奥尔良公爵（Duke d’Orléans）的骑马像坐落于此，城里人把它当作一个显眼的汇合地，在这里约见，然后一起去附近的阿波罗咖啡馆（Café Apollon）喝杯咖啡。这座城市黄色和褐色的有轨电车也集结在总督府广场。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人们还可以花几个生丁租一个座位，停下来倾听军乐队的演奏，由此回想起法国的尚武荣光，以及支撑着法国屹立不倒的这支军队。[9]
此外还有别的东西可讲。总督府广场有三面是阴凉的骑楼——商店、咖啡馆和一家大酒店——另一面是一座清真寺，通体雪白的渔场清真寺（Mosquée de la Pêcherie）。这座清真寺提醒人们，阿尔及尔并不完全是迁移到地中海对岸的一座法国地方城市。城市之外是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人数远远超过了450万，相比之下欧洲人仅有72万，其中还包括1870年一起被授予法国国籍的那些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人口并不像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原住民那样，随随便便就可以忽视掉。
比起乡下地区，阿尔及尔市内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更像是陪衬。这里的穆斯林虽然从未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他们只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地区占据优势，那就是旧城区（Casbah）。旧城区曾经是阿尔及尔的全部。如今它仅仅是一座比之前大得多的城市中的阿拉伯区，在这座现代法国城市背后的山丘上居高临下的白色三角形区域。如果说共和国大道是法属阿尔及尔的门面，那么旧城区就是其阿拉伯往昔的堡垒。优雅的现代城市阿尔及尔，背弃了拥挤的阿拉伯旧城区，试图将它遗忘，转而面朝大海。
“老阿尔及尔的小巷构成了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奇异的迷宫，”《若阿纳》（Joanne）旅行指南为法国游客描述着旧城区，提醒他们，“没有哪一条是平坦或者笔直的，都是犬牙交错、迂回曲折、绕圈打转、乱作一团，一会儿是陡峭的上坡，一会儿又冷不丁地来一个近乎垂直的下坡。”[10]蕾切尔·汉弗莱斯和两个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用世界语）进行了一番交流，在他们的带领下快速游览了这座阿拉伯城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想象出这个地区的人们是何等的肮脏，文明是多么的原始，”她后来写道，“‘难闻’一词根本不足以形容我们所遭遇的可怕气味。”[11]最后汉弗莱斯一边走一边用手帕蘸香水捂着鼻子，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注意到旧城区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咖啡馆的热浪之外当街喝咖啡，之后她匆匆前行，回到位于上穆斯塔法（Mustapha-Supérieur）欧洲别墅区迎宾大道（Boulevard Bon-Accueil）的大陆酒店（Hôtel Continental），这是当地《贝德克尔旅行指南》鼎力推荐的一家酒店。[12]
对于一些人来说，旧城区确实带有某种浪漫色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Isabelle Eberhardt）是一个有俄国和德国血统的冒险家，她厌倦了瑞士的生活，到了阿尔及利亚，过着穆斯林的生活。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阿尔及利亚血统的法国水手，有时会充当法国间谍。一个夏天的夜晚，沉溺在阿尔及尔旧城区的她在日记中写道：
社交界和文艺界的那些傻瓜凭什么说阿尔及尔没有一点儿阿拉伯风情？港口和上城区的屋顶上方响起婚礼声的美妙时光便是一例。青白色的屋顶衬托着许多快活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一身粉色或者灰色的打扮，开心地嬉戏玩闹……尽管法国文明带过来的净是些渣滓，也就是妓女和嫖客，但阿尔及尔仍旧是非常优雅迷人的地方。[13]
的确，在20世纪初年，灵感来源于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又流行了起来，最主要的例子是官方主持建造的一所新的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采用的是所谓的“新阿拉伯”（néo-Mauresque）风格。[14]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亨利·克莱因（Henri Klein）在当地创立了老阿尔及尔之友委员会（Comité des amis du vieil Alger），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免遭现代建筑的侵蚀。与此同时，在为突破循规蹈矩的欧洲传统、取得标新立异的成就而寻找灵感的新一代艺术家眼里，北非正变得越来越时髦。北非平整、煞白的房屋成了马蒂斯绘画的主题（虽然他1906年访问阿尔及尔时，认为它“肮脏又丑陋”）。[15]1913年夏天，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与妻子玛塔（Marta）到比斯克拉（Biskra）旅行，用留声机记录阿拉伯音乐，以期从中发现可以在作品中使用的新调性。[16]由于酷热难耐，巴托克不得不缩短这段旅程，打算在1914年回国，而这个计划却被发生在欧洲的事件给打断了。
然而在阿尔及尔，很多法国人觉得至少旧城区配不上这样的艺术认可或者特殊保护。有些人想把它彻底铲平，一了百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欧仁·德·雷东（Eugène de Redon）参与了阿尔及尔近来的开发，他计划在当前旧城区地势较低的一个区域开辟新商业区，遭到了保全主义者的阻挠，据说他对此大喊道：“7月14日路上的历史建筑？!旧城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那些粪坑才对。”[17]他的话很有道理。1909年，斑疹伤寒在旧城区肆虐，隔三岔五还会闹一阵疟疾。死亡在旧城区的窄巷远比在空气流通的上穆斯塔法来得更猖獗。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旧城区根本不是这座城市中一个美丽如画的区域，反倒证明了阿尔及利亚本地人的落后，或者在少数更开明的人看来，法兰西共和国口口声声说要改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的命运，却言而无信，旧城区的这番惨状就是在提示这一点。对一些人而言，旧城区让他们想起了更难受的一个事实——阿尔及利亚的那些现代法国城市依旧是这个国家整体中零星的飞地，很可能成为阿尔及利亚当地的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柏柏尔人泄愤的目标。
1901年，西北的玛格丽特（Margueritte）村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除此之外，在阿尔及利亚，整整40年里没有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反法起义，上一次还是在普法战争期间。然而，对泛伊斯兰主义反叛的恐惧很容易在法国人群体中造成恐慌。1913年，在东北的城市君士坦丁（Constantine），安德烈·塞尔维耶（André Servier）写出了大受欢迎的《未来的危难》（Le Péril de l’avenir），警告称在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民族主义的潮流已经开始在北非各族人民之间蔓延，更不必说在边境另一边的利比亚，意大利军队正逆着当地穆斯林的意愿，确立起新的殖民者身份。[18]类似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出现，都是同样的论调。在法语报纸中，一般性的犯罪一律被扣上“本地人”或者“卡比尔人”的帽子，仿佛是在暗示阿尔及利亚本地人对恶劣犯罪有特别的嗜好，或者对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天赋异禀。[19]1913年之前的三年里，基于有可能在旅程中接触到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阿尔及利亚人的麦加朝圣遭到禁止。1913年，麦加朝圣再度获得批准。当地的法国官员阴阳怪气地问，为何出现了一艘德国轮船搭载朝圣者。[20]
同年，突尼斯的一家剧团在阿尔及尔首演了一部现代阿拉伯戏剧，Najib al-Haddad的《萨拉丁》（Saladin）。[21]该剧的题材带有浓烈的政治气息。萨拉丁是一位伟大的穆斯林领袖，曾经在圣地抗击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他的才略、胆识和胜利者的骑士风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与尊敬。简而言之，他是全体阿拉伯人的英雄。回顾他的一生就是在提醒观众，当年的阿拉伯人曾经是主人而不是臣民。那个时代显然早已远去，不免让人心生苦痛。然而到了1913年，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正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作为本民族历史的参与者，虽然是被法兰西共和国塑造的，也深受其价值观的灌输，但并没有完全对巴黎言听计从，任其摆布。1907年，在阿尔及尔出版的一本书简要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伟人的生平。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明白，这种圣徒传的形式对于国家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自己就喜欢用类似的办法。
与此同时，当面对如何在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之中将少数的欧洲人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事实证明“自由、平等、博爱”这套共和主义永恒的价值观是极具可塑性的。一些共和主义者将同化原则奉为圭臬，理想是将阿尔及利亚人转变为法国公民。他们认为这是法国推行教化的使命。“我就是对全人类团结深信不疑的那种人。”总督吕托（Lutaud）在1913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22]但在吕托看来，如果说这种团结终究会实现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要按法国人的条件，行法国人的方便：
每当一个（当地的）个人从教育和文明中受益，他就离我们更近了一点儿。他可以积少成多，得到和我们同样的权利。这是演进的法则，缓慢却必然、难以察觉但又确凿无疑的转变之法则。当原住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教养时，当他们把某些偏见抛之脑后时，我们就能完全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了。
从阿尔及利亚人的角度看，法国人所承诺的转变，其实基本上是察觉不到的。到了1913年，法律和惯例中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国的属民，却不是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人是有可能成为法国公民的，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很多同胞）会将这种入籍行为视为背教，这样的后果也是需要承受的。1909年之前的10年间，仅有337名阿尔及利亚人成功申请入籍，成为法国公民，另有214人遭到拒绝。[23]与此同时，法国人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全部授予阿尔及利亚人。后者要受到额外的法律约束，穆斯林与法国官员顶嘴，或者按照当地传统在婚礼上鸣枪以示庆祝，都是违法行为，可以进行处罚。仅凭总督的一面之词，就可以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行政拘留，最长可以关押三年。
法律上的不平等同样也存在于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财政安排中。阿尔及利亚人缴纳的财产税和所得税在比例上远远高于欧洲人，仍然被征收所谓的“传统”税，被施加法国早已在大革命期间废除的、半封建性质的徭役。因此阿尔及利亚地主总是连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都不如，渐渐变得债务缠身，或者破产，或者离开土地搬到城里去，这一切都不足为奇。1913年，仍有一半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生活、劳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贫穷，不得已将自己的农田划分成小块，且越划越小。1913年，此时距离卡尔·马克思来到阿尔及利亚疗养已经过了30年，他的信徒罗莎·卢森堡将这个国家举作殖民者进行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头号例子。“在饱经磨难的英属印度之后，”她写道，“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在资本主义殖民史中占据着显要位置。”[24]
阿尔及利亚人虽然为阿尔及利亚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但他们对于这笔钱的去向却没有什么发言权，至于公共设施的提供，情况也可想而知。在农村地区，就算有市长，也都是法国人。在一些市镇，由阿尔及利亚人选出来的席位充其量占到地方议会的1/4。在另外一些市镇，地方委员会中的阿尔及利亚人代表是由法国人任命的，这些幸运的少数人被叫作应声虫（Béni Oui-Oui），因为他们总是完全同意法国人的提案。在阿尔及尔，负责通过整个阿尔及利亚地方预算的财政委员会中，尽管有21名成员是阿拉伯人或卡比尔人，但欧洲人是他们的两倍。此外，法国代表是由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男性普选出来的，而阿尔及利亚代表是由少部分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选出来的，他们的人数不过5 000，其中还包括很多保守派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认为是最容易控制住他们本民族的人。
至于共和国的承诺与阿尔及利亚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任何人只要花上一些时间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实情，就不会看错。然而受过教育的、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正在崛起，准备对这样的差距提出挑战——用法语，直指法国政府。1913年，拥有法国法律博士学位的谢里夫·本哈比勒斯（Chérif Benhabylès）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了文字。他写道：“这份意见是一名阿尔及利亚本地人青年战战兢兢的自白，他在法语课堂上接受教育，深爱法兰西的美名，将自己所受的教育归功于法国的统治，并且视其为真理；他既不想像某些忘恩负义的人一样，对他的恩人们恶语中伤，也不愿对当权者阿谀奉承，溜须拍马。”[25]本哈比勒斯对共和国的批判还没有达到揭它老底的程度。
本哈比勒斯认为，对于法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曾经的强盗国度、海盗大本营建立的秩序，阿尔及利亚人应当心怀感激。然而他接着说：“考虑到一名警官的月薪，穆罕默德·本·阿里，这名热心工作的警探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和尊重，但到了预算上，天平就极度倾向于弗朗索瓦·阿尔贝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平等？”他严厉批评了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认为他们要么保守，要么懒惰，安享因自身地位而得到的靠不住的利益，而不去寻求自我提升，或者为别人谋发展。本哈比勒斯指出，到了晚上，年轻的阿尔及利亚贵族子弟并没有为了成为法国人而学习，而是到单身汉之家去，“在那里拨弄吉他，打牌，大吃软蛋糕，抽大麻，甚至是鸦片，这时会有一个眼圈涂成炭黑的美女，往往是犹太妓女，来照顾其他人”。他继续说道，几条街开外，“啜泣的母亲和妻子正等待着我们的散步者”。（当然，对他们的批评不仅来自自由主义的、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人，还来自他们在宗教上的对立者：追求净化宗教生活的萨拉菲派伊斯兰教信徒，这些人认为法国人和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都腐蚀了他们的宗教生活。）
但本哈比勒斯的主张是，对新的阿尔及利亚精英团体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来说，面前的道路并不是要偏离法国，而是要通过法国，通过他本人就曾从中受益的那些机构：学校和大学。[26]［埃米尔·哈立德（Emir Khaled）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名门望族，在1913年加入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团体。在他看来，这条道路要通过另外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机构：军队。］[27]本哈比勒斯得出的结论是，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所以对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议程颇有微词，从根本上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促动：他们惧怕与阿尔及利亚人在就业和政府开支方面进行竞争。他们在政治上过度恐惧。对泛伊斯兰主义——“几个作家丰富想象力的产物”——的恐惧，不过是用来隐藏这些卑劣动机的烟幕弹。[28]在任何情况下，法国不是都有责任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改革，恪守共和国的价值观吗？事实上，“对一个总是信任自己的儿女，并且肩负着将文化大旗插遍全世界、贯彻在自身历史各个时期的光荣使命的国家，最美好的报偿”不就是改革吗？[29]
与本哈比勒斯的法学博士身份相适应的是，他并没有采取革命的表达方式。他采取的是渐进主义同化的共和主义表达方式，自己则是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不是法国人来表达这些。毕竟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并不是为未来的全体阿尔及利亚人争取完全的政治权利，而是想要让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人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更多地参与治国理政。这是要减轻法律和经济负担，并不是彻底推翻法国的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提出的议程最让人意外的一点是，它竟然如此温和。1908年，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团来到巴黎，向乔治·克列孟梭总理当面陈词。1912年，又有一个代表团重返巴黎，带去了一份差不多是改革宣言的东西呈交给普恩加莱总理。次年，埃米尔·哈立德在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主张采纳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他的阿尔及利亚名门望族身份、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经历和法国教育背景，意味着他能够在传统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共和主义的法国人这两个群体之间左右逢源。在法国知识分子领袖（以及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法国人—本地人联盟（Alliance Franco-indigène）。变革之势愈演愈烈。
1913年，在阿尔及利亚改革中，有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论调或将成真，巴黎则对它越来越敏感，那就是征兵制。
对于是否要将义务兵役制推广到绝大多数并非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群体身上，作为扩充法国军队规模的手段，巴黎政府部门已经考虑了多年。如果处理得当，会把阿尔及利亚从不得不由母国法国的军队镇守的一大消耗，转变为新兵的储备库。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反对这一构想，一方面是注意到了那样做会扰乱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是担心军队会让阿尔及利亚本地人掌握危险的组织技能和军事技能。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也反对扩大兵役，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担心穆斯林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军队中的待遇问题，认为这只是施加在他们和子孙身上的一项额外负担。
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站在了不同的阵营。他们准备接受这一构想，不过是有条件的。如果公民的义务推广到了阿尔及利亚人身上，那么公民的权利不也应当得到扩充吗？把阿尔及利亚人想要的一些东西给他们，以此对他们进行某种形式上的安抚，不仅是公正，更是良政的体现，这岂不是明智之举？他们的策略是将兵役用作杠杆，撬开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组织结构，坚持改革。他们坚信，更让巴黎发愁的，终究还是兵员数量，而不是一小撮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议会代表在所难免的高声抗议。
事情果然如此发展。1912年扩大了义务兵役制，巴黎方面也承诺会继而进行改革。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又将是怎样的改革呢？一如既往，细节和时机才是问题的关键。1913年，就在埃米尔·哈立德在巴黎为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议程造势时，偏偏是法国国民议会中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议员、政治现状的坚定捍卫者欧仁·艾蒂安当上了国防部长。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阿尔及利亚的改革、共和国的承诺、殖民者的私利，这一切又将如何调和呢？北非法兰西共和国的新协议是不是正待达成？还是像过去屡屡发生的那样，改革的承诺终将化为泡影？法兰西共和国会不会在地中海以北真正奉行共和主义，而在地中海以南仅仅做些表面文章？随着1913年落下帷幕，这些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
孟买—德班
帝国的织锦
1912年12月23日，在德里火车站与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红堡（Red Fort）之间的月光集市路（Chandni Chowk Road）上，一颗炸弹投向了英国国王——印度皇帝乔治五世的私人代表、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的象轿（howdah）。“炸弹猛烈爆炸，”后来的官方文件中记录说，“把象轿上正好站在哈丁勋爵身后的随从炸得粉身碎骨，站在哈丁夫人身后的随从也身受重伤。”[1]“夫人阁下所幸安然无恙，”报告继续道，“但哈丁勋爵被炸弹碎片击中，受到了诊断书中所述的伤害。”站在附近的一名男孩儿死亡，几名旁观者受伤。
调查随之展开。据当地犯罪调查局的穆斯林领导Khan Bahadur Sheikh Abdullah报告称，炸弹所使用的主要爆炸物是苦味酸，是从旁遮普国民银行（Punjab National Bank）的办公室投到象轿上的。[2]然而，犯罪者的身份还未能确定。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由英国直接统治，另外一些地区由当地的印度王公（在英国的领导下）统治，整个国家是由印度文官机构中的一小撮英国公务员来掌管，还有少量军队可供差遣（以印度人为主，军官是英国人），以及有限的警力。在一个至少有3亿人口的国家，即便是像这样高调的政治犯罪，能不能解决也要看是否有什么侥幸的线索。说到底，哈丁的印度——又叫英属印度——是从北边的阿富汗和西藏边界一路延伸至南边的锡兰（斯里兰卡）海域，囊括了东边的暹罗（泰国）与西边的伊朗之间的疆域。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是一个逃亡者可以轻易融入的世界。
因此就目前来看，只能把对总督的这次刺杀看作更猛烈的一阵反英活动浪潮中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年里，偶有零星的反英活动，特别是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那里的反英情绪高涨，是由于当局将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省划分成两个行政区的拙劣尝试，所幸这一政策现已撤销。分治方案提出之后，一场对非印度商品的抵制运动——印度语中叫swadeshi，意为自给自足——在短时间内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但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现已变得更像是促进印度经济发展、保护印度传统工艺的一句大众口号，很大一部分印度人和英国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恐怖主义被一些人用作对付英国人的政治武器，但它从未威胁到英国对印度整体的统治。
因此，恐怖主义蔓延到德里自然会引起高度关注。说到底，这座城市被确立为英属印度的新首都，还只是两年前的事。1911年，国王—皇帝乔治五世访问印度，在半封建性质的忠诚展示会德里杜尔巴上，印度王公向他表示了至高无上的敬意。德里由此被视为英国在印度势力的据点和象征，让英国人在公众心中树立起了曾经立足于此的莫卧儿王朝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城市建筑风格的选择能够强化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查尔斯·哈丁主张采用“东方人和欧洲人都感兴趣的”建筑风格时，曾力争这一点。[3]如今，城市甚至还没有完全建成，而它作为英国势力象征的用意，是否已经打了折扣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除了少数政治观点得以表达并且被监控着的印度人以外，印度的民声在1913年是听不见的，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完全受当地环境和事务的支配。[4]而大多数英国人坚信，他们驻扎在印度，是一种文明的善举，受到了当地人的普遍欢迎，他们把铁路和教化带到这个国家，传播秩序的美德、良政的原则。他们所听到的来自印度、关于印度的信息，主要出自那些与印度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比如从印度文官机构中退休的英国文官，或者退伍军官。这些人并不完全像巴黎国民议会中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代表们那样奉行利己主义，却还是自视为最高贵的种姓，一个人上人团体，比印度人本身更了解印度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与此同时，声称为全体印度人发声的印度人团体陷入了分裂。这就是从名称来看颇有雄心壮志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事实上是印度精英人士的组织，有时还会让英国同情者来当主席。[5]温和派只要求在印度内部进行改革，提高印度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地位。“从个人素质来看，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政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这样说英国人，“他们的责任感更强，在工作中有更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知道如何捍卫他们所拥有的各项特权。”[6]从不列颠之狮身上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对于温和派来说，大英帝国依旧是印度自然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