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把握了。国大党前任领袖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建议更强烈地煽动反英情绪，呼吁采取更迅速的途径，实现更充分的自治。据说提拉克的画像被张贴在孟买的墙壁上。1908年，他被指控煽动骚乱，在孟买的法庭上被判了刑，这件事引发了街头的抗议活动。但到了1913年，提拉克还在监狱里，而自封为印度民意代表的实用派依然在冷静地呼吁改革，他们觉得自身的温和行为让他们完全有资格实行改革。年底，在卡拉奇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集会上，会议主席、穆斯林纳瓦卜·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哈杜尔（Nawab Syed Muhammad Bahadur）感觉到英属印度以及他自身的这个组织所受的压力都有所减轻。“由于人民的明智，同样也由于英国人的政治才能，我们得以安全摆脱印度的动乱，”他对听众说，“这场动乱是在这一时期席卷整个亚洲的、觉醒与动荡之巨浪中的一部分。”[7]从这一点上，他主张“让我们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让进步与团结的力量符合我们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期望而奋斗”。
查尔斯·哈丁在1913年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渐渐康复。当他痊愈之时，印度的事情也回到了混乱的常态：大英帝国的这块宝石之所以落到英国手里，一半是偶然、一半是蓄谋，一半是通过商业利益、一半是通过政府干涉；它是帝国最大的一笔财富，也是最大的软肋；它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英国人声称只能以他们的方式来管理这里的众多民族、种族和宗教，运用技巧，不偏不倚，坚定沉着。几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都有英国人的身影，如今他们已经是印度风貌的一部分了，英属印度的来历反映出了英国势力在全世界的膨胀。“英国与印度的关联随着英国的发展而发展，”威廉·威尔逊·亨特（William Wilson Hunter）在他的《英属印度史》序言中写道，“直到如今它与我们骨肉相连。”[8]
查尔斯·哈丁总督在德里遭遇暗杀。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支点、军事人力的储备、英国商品的市场。
哈丁在德里遭遇暗杀过去几个月后，在印度的入口、1911年国王—皇帝乔治五世前往杜尔巴路上的登陆地、海滨城市孟买的市中心，上演了一场温和派印度人表达忠心的欢迎会。当下的场合是1913年的大英帝国日，和温尼伯或墨尔本一样，孟买也在庆祝，却有着明确的印度风格。“Javer Baug的房屋上装饰着英国国旗……Nar-Narayan寺庙的入口处挂着一张标语牌，上面写着‘印度皇帝和皇后万岁’。”著名孟买历史学家普鲁肖坦·巴尔克里什南·乔希（Purushottam Balkrishna Joshi）在随庆典一同发行的小册子《大英帝国日与我们的义务和责任》（Empire-Day and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这样写道。[9]乔治五世和妻子玛丽王后—皇后的肖像用花冠装饰着。“为负责主持的Karvir的商羯罗大师准备了一个加高的座位，座位上覆盖着神圣的黑羚羊皮，”乔希继续写道，“随着商羯罗大师诵起一段梵语祷告词，庆典开始进行。”
在乔希看来，英国的霸权是有好处的。“英式教育（尤其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五所大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彻底的变革，消除了我们幼稚的偏见，让我们放眼望去，将无限的知识尽收眼底。”至少对于极少数能够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来说是这样的。[10]就此而言，英国人岂不是正在遵循最优秀的婆罗门传统，向人民普及教育和启蒙，感受到他们对印度人的责任，恰似印度贵族对他人的义务？这样看来，英国人和婆罗门在这条探求的道路上岂不是天生的伙伴？他认为，如果没有教育的进步，印度会沦为落后的国家，英国人也会不受待见：
印度会像现在的阿富汗和波斯一样，依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英国人会被视为野蛮人，被人们避开、憎恨，或者如果人们忌惮他们刺刀的力量，对他们采取容忍态度的话，还会把他们看作罗摩的猴子大军的后裔。
从政治上看，在1857年的兵变之后，难道不是英国人带来了秩序？“印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维多利亚女王（首位印度女皇）和她手下那些能干的大臣们的深谋远虑、宽宏大量与政治才能。”乔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又补充说英国人尚未兑现他们在政治事务上对印度人民的所有承诺。“我们并没有要求任何特殊权利或者特别优待，”他对Javer Baug的听众说，“我们恳求，我们真诚地希望，维多利亚女王给我们的郑重承诺能够实现。”但他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一样，建议采取耐心、忠诚、与英国伙伴友好辩论的途径，而不是恐怖主义的鲁莽方式，因为这注定会招惹到英国人，体现出某些人所秉持的印度和印度人无法胜任自治的观点。“印度人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对英国的统治忘恩负义，”乔希表示，“自从英国人踏足这片海岸，就一直在为印度人煞费周章。”
就此观点来看，印度永远欠英国一份恩情债。英国的统治根本不是英国镇压印度人的手段，说到底还是印度自我改进的工具。在这个概念里，英国与印度之间是合作的关系，或许一开始并不平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逐渐趋于极其慷慨大方的平等。近年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将选举产生的60名印度代表引入总督的委员会，印度代表进入省议会，撤销孟加拉分治——岂不是体现了坚定不移的改革之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也许只是犹疑不决的一小步。
诚然，1913年的印度，其民主程度或许还不如法属阿尔及利亚。但话说回来，英国的承诺从未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多。对于委任统治，它提供了法律、教育、良政，而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说实话，欧洲人所理解的民主难道就不会与印度的良政背道而驰吗？英国人难道没有义务保护少数群体——例如穆斯林——不被多数主义原则下的印度教教徒以极大优势压制吗？新成立的穆斯林联盟害怕印度教教徒以数量取胜，他们充分表达了对英国国王的忠诚，继而请求英国的保护。这样一个印度人群体在军队和警察队伍中明显超过了比例——确切来说，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格外忠诚的一个群体——英国人也热情地接受了他们的忠诚。即便英国自由主义者与一些印度同僚——包括1892年在伦敦芬斯伯里中央选区（Finsbury Central）当选英国国会议员的印度人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一道批评大英帝国在印度未经改革的统治，但他们未必都认为放开手脚的民主才是答案。印度的管理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行。
英国人可以声称在印度肩负着历史使命，但谁都不会怀疑英国也因进驻印度而获得了明显的物质和战略利益。道德目的与民族自豪感——以及自身利益——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前总督寇松勋爵在1901年指出，“如果我们失去它，就将立刻沦为三流强国。”[11]印度之所以重要，经济占了一部分原因。1913年，英国的出口依然以棉布类商品一家独大，印度依然是它最大的市场。[12]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发展成了一张贯穿整个国家的巨型铁路网，反过来，印度购买的火车头和火车车厢又占到了英国这类出口商品的1/3。但同样也有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控制了印度，就控制了印度洋，因此也就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航线。同时，控制了印度，对俄国势必进一步支配亚欧大陆的扩张也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此外，印度驻军的人数超过了印度自身防御所需，却是由印度的税收养着，也就是所谓的“本国费”（Home Charges）。倘若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需要支援，印度驻军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额外军事人力储备库。最后，印度的黄金掌握在伦敦手里，补充了英国自身的积累，并确保在印度银本位货币贬值的趋势下，支付给英国的“本国费”不受影响。这里的印度银本位货币贬值是1913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的主题，委员会也得到了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力协助。
1913年，印度被称为帝国的宝石，仿佛仅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小装饰品，让英国的领地锦上添花，当伦敦人为以自身所在地为中心的帝国之庞大而感到自豪时，印度也让英国的国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助长这份自豪感的东西。把印度称作帝国的支点，或许更合适。
对大多数来自欧洲、经苏伊士运河穿过红海、之后出亚丁湾进入印度洋的旅行者来说，他们在印度的头一个靠岸处就是孟买，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1661年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带来了孟买作为嫁妆。
17世纪的孟买曾经是一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一个设防的岛屿港口，沿着印度海岸一路延伸、跨越大洋到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的穆斯林贸易网中的一个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统治下的孟买形态扩大，填海拓地，孟买岛渐渐转变成了一个人工半岛，底气十足地从大陆突入印度洋。1853年，一条铁路线最先把孟买和塔那（Thana）连接起来。往后的那些年里，工程师们将周围各个岛屿连为一体，把孟买向外扩，一直到1912年，Mazagon-Sewri改造让城市的陆地面积增加了583英亩。[13]现如今，在1913年，孟买共有100万居民，比加尔各答少几十万。它既是工业城市，又是商业城市，居住在这里的既有印度最富的人，也有印度最穷的一些人，它是一座国际性的、拥挤的城市，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印度斯坦语的音调交织在一起，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帕西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各得其所。
1854年，连接塔那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的第二年，帕西商人Cowasji Dawar在孟买建立了第一家棉纺厂，由此开辟了为印度人所有、由印度人经营的一项产业。这项产业让孟买成为印度的经济和金融之都。到了1911年，塔塔水电厂（Tata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在洛纳瓦拉（Lonavala）开始运营时，孟买的棉织机已经占到了全国的一半。[14]“在孟买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中，1911年将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名记者洋洋洒洒地写道，赞美着一项“凭借印度人的智慧和印度人的资产而达到现阶段的”发展。[15]“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因她的神奇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篇文章继续写道。但如今情况正在变化：
她（印度）像是一个梦里人。她生活在群星之间。当印度把一车厢的实际生活和学问拴在星星上时，未来的她无疑会比过去更加强大。在下一个世纪里，印度将会在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16]
孟买的确是帝国的城市，然而作为帝国城市，它的存在方式与同样地位的那些城市并不相同：比如德里，建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印度人深刻认识到英国统治者作为莫卧儿王朝继任者的资格，或者加尔各答，那里的商人和实业家中，欧洲人和印度人平分秋色。[17]孟买不会成为一座好高骛远的城市，而是要代表印度实际、商业、现代、高效的一面：那就是未来的印度，自信、开朗。1913年，从孟加拉走出了印度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但同年印度的首部电影Raja Harishchandra却是在孟买首映。“看——皇家猎虎，看——丛林之火”，一家报纸上这部电影的宣传语如是说。[18]孟买的外在环境更是得天独厚。19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建成了宏伟的维多利亚终点站（Victoria Terminus），这是英属印度最大的建筑物。从它的全砖拱门、垛口、哥特式尖顶和怪物形状的滴水嘴来看，它不仅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依稀相似，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向印度北部的撒拉逊风格靠拢。一只英国狮和一只印度虎在入口处迎接来访者，整座建筑物顶端立着一座14英尺高的雕塑，象征着进步。海边的泰姬玛哈酒店（Taj Mahal Hotel）于1903年开张迎客，委托建造这座酒店的是孟买一名举足轻重的帕西商人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孟买的城徽上自称“印度第一城”（Urbs Prima in Indis）。这是孟买居民意欲长久保持下去的一项殊荣。“我的城市毫不吝啬，”出生在孟买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一部脍炙人口的诗集的献词中欢呼道，“因为我出生在她（印度）的城门里/在棕榈树与大海之间/驶向天际的轮船停靠之地。”[19]
走海路过来时，在见到这座城市之前就会有所感觉。“空气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香味，”19世纪末乘船来到这座城市的塞尔维亚Bojidar Karageorgevitch亲王写道，“我们已经在沿着印度的海岸航行了，但依然看不到海岸线，也没有任何标志，唯有这一阵阵温暖的气流，满溢着麝香和胡椒混合出来的那种神秘莫测的芳香。”[20]随后，城市便映入眼帘：
黎明之前，夜色阑珊，暧昧的光亮映出幽暗的景致，灰色和紫色的山峦，山的形状酷似庙宇，其中两座看上去确实像是顶着低矮的塔，仿佛尚未完工。晨雾笼罩了一切；此景必然要在一系列黯淡的色彩中渐变，直到不久之后重现在清澈的玫瑰红光中，正是这光把闪耀的金粉倾泻在宽广的孟买泊地……我们渐渐靠近，在建筑群中看清了哥特式塔楼……在纯洁的亚洲那灼热的光照下苏醒。
对于几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德国人汉斯·冯·柯尼希斯马克伯爵（Count Hans von Koenigsmarck）来说，最先感受到的同样是城市的气味——“混合着麝香、香料和人们在祷告和过节时焚烧的檀木闷燃的气味”。[21]但紧跟着的是城市的色彩：“在这里，人们的肤色展现出了所有的色调，乞丐们五花八门的装扮展现出了调色板上的全部色彩。”作为商品交易城市，有东西要卖和有钱去买的那些人的集合地，孟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强烈的多样性或许正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征：
孟买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风光、街景、人口的多样性。一个人得长出100只眼睛，才能把它那异域风情、光怪陆离的来来往往尽收眼底。这分明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啊！东方，完全是童话般的光辉灿烂，旁边是清醒冷静、条理分明的欧洲；西方单调无趣的陈词滥调，和这么多沉溺于色彩和奇遇的人们来往着。孟买既是泛亚洲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它是一个种族与宗教的熔炉。
在孟买的一条街上，会看到虚弱的人被带去火化，以期有助于消灭这座城市周期性爆发的一阵阵瘟疫。在其他地方，或许是城市最大的居民区、俯瞰巴克湾（Back Bay）的马拉巴山（Malabar Hill），会看到帕西的百万富翁乘车出行。“人身上的脓包与热带植物的芬芳混合成这里特有的味道，有谁会分辨不出呢？”[22]
斯蒂芬·埃德华兹（Stephen Edwardes）是一位对孟买的振兴颇有研究的业余历史学家，1913年时担任这座城市的警察局长，他声称“世界上各个城市街头来来往往的人潮中，当属挤满了孟买街头的人潮最具生气，最为丰富多彩”：
在这里，梅蒙（Memon）与和卓（Khoja）女子穿着绿色和金色或者粉色和黄色的衬衫长裤，戴着深蓝色的面纱，带着穿彩虹色的孩子们游荡。来自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教徒打扮得有模有样，穿着柔软的棉布衣裳，包着整洁的彩色头巾；古吉拉特人戴着红帽子，穿着贴身的白衣服；喀奇的水手是昔日海盗的后代，有着硬朗的五官和古铜色的面容……穿着卡其色的英国士兵；来自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和波斯混血商人，穿着阿拉伯或古波斯服装，包着带红边的黑头巾……信德族人穿着有许多纽扣的马甲；来自非洲的黑人裹着带条纹的围腰布，在街头缓缓而行，每当看到什么新鲜事物时，总会惊奇地驻足；还有穿着孟买伊斯兰服装、戴着红色土耳其毯帽的黑人；留辫子的中国人；最新潮欧式打扮的日本人；穿着英国夹克、包着宽松头巾的马来人；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穿着羊毛华达呢的布哈拉人，取道从麦加返回他们在中亚的家乡。[23]
埃德华兹或许会焦急地思忖，这就是他要维护秩序的城市。这项任务并不简单，需要在各个社区之间维持长久的平衡，每一个社区都有各自的利益、节日、传统和历史上的过节，这一切从乡村的广阔空间聚集到了孟买的邻里街坊。这座城市的生活被压迫得让人窒息。根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孟买有3/4的人口居住在四五层楼高的廉租公寓中的单间。市政府有时会盖一些采光和通风更好的新楼，但往往由于房租太贵，招不来租客，要么就是到头来这些更大、更通风的屋子里住进去的人比计划入住人数还要多。[24]1893年，在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社区暴乱中，有80人丧生。五年后的1898年，一支暴虐的搜查队在搜寻一名隐瞒病情的瘟疫病人时，与愤怒的人群发生对峙，他们向人群开枪，反过来激发了人们对欧洲人的袭击。1904年，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请愿下，传统的逊尼派街头乐队庆祝伊斯兰历正月节日被禁止。什叶派随后又斥责逊尼派“喧哗吵闹、不守规矩的游行队伍”亵渎宗教，“用嗓子和手鼓制造巨大的噪音……摆出下流至极的姿态和手势，将身体暴露在男男女女众目睽睽之下”。[25]1911年，当警察局长埃德华兹试图给街头乐队指定一条行进路线时，有20人死在了警察的枪口下。正如他在别处所描述的那样，街头乐队就是“原住民精神信仰中的喧嚣和吵闹”的体现。[26]
这座城市最美的全景要到孟买岛一个岬角南端的马拉巴山山脊去欣赏。在这里能够看到城市的全貌，从宽敞的新花园和公园，到拥挤的老城，帝国宏伟的行政大楼，还有稍远处为孟买的帕西精英赚取财富的棉纺厂。1908年的《帝国地名辞典》（Imperial Gazetteer）描述道：“夜里站在山脊上，俯瞰着Chaupati海滩的棕榈丛，从巴克湾到Rajabai钟楼［位于新哥特风格的孟买大学校园内，由设计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建筑师吉尔伯特·斯科特（Gilbert Scott）设计］、秘书处（Secretariat）、Colaba灯塔的一大片区域，陆地边缘的整条弧线上点缀着一串连绵不断的光链，是名副其实的‘女王的项链’。”[27]孟买老城就坐落在下方的海湾另一端。左边是“工业区，有高大的烟囱群和厂房屋顶”，是工厂主们大量财富的来源，工人们对创造出这些财富的条件提出抗议，举行罢工，影响力越来越大。[28]1913年，孟买工厂主协会（Bombay Mill Owners’ Association）主席杰汉吉尔·博曼吉·珀蒂（Jehangir Bomanji Petit）预见到，印度会被和欧洲一样的趋势所影响。他表示：“这座城市的工人如今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29]
汉斯·冯·柯尼希斯马克探寻着孟买建筑物中的英国印迹。“从一开始你就会发现，这座大都市是老英格兰的女儿。”他以德国人的自信口吻写道。[30]当然，总督府上方飞扬着英国国旗。1913年的《撒克孟买名录》（Thacker’s Bombay Directory）列出的2 398辆汽车中，价值连城的注册号01落在英国上尉G.H.休伊特（G. H. Hewett）名下，紧随其后的瓜廖尔（Gwalior）土邦王也只得将就用02、03、04号。[31]与此同时，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建筑很多都是由英国建筑师负责的。但是这座城市的英国韵味在大多数领域都比较淡。城中两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苏格兰人约翰·贝格（John Begg）和乔治·威特（George Wittet），刻意采用没有英国味的印度—撒拉逊风格，设计了孟买近年来建造的两座最宏伟的建筑：邮政总局和西印度威尔士亲王博物馆。[32]
孟买最具英国风情的地点，无疑是位于阿波罗码头（Apollo Bunder，一个海滨散步场所）的皇家孟买游艇俱乐部（Royal Bombay Yacht Club）。每到星期五下午，这里就挤满了印度的英国侨民，一边等待来自英国的邮轮，一边聆听衣着整齐的英国军乐队在俱乐部花园里演奏。刚刚结束阿尔及尔冒险之旅的蕾切尔·汉弗莱斯坦言：“要想消磨掉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很难找到比游艇俱乐部更有乐趣的地方了，这里完全是英国人的天下，绝对不允许有色人种入内。”[33]《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编辑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彭德（John Alfred Spender）写道：“把灯光全部调暗，在昏暗的光线下，（从孟买游艇俱乐部）看到的风景和普利茅斯高地（Plymouth Hoe，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没什么两样。”来到印度参加1911年德里杜尔巴的斯彭德继续道：“暮色迅速消融，电灯上的花彩把100张茶桌照耀得光怪陆离，一支出色的军乐队奏起了《参孙与大利拉》（Samson and Delilah）中的音乐。”[34]“当你置身此地，”他接着说，“你会忘记身后那座庞大、酷热、瘴气缭绕的城市。”他竟是这样写的：
（你）会对孟买英国男女的快活、聪明、美貌和礼仪发出赞叹。不论平民或是军人，他们显然是一个强大、独立、美丽的种族，带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威严。[35]
然而这份威严，至少在斯彭德看来，并不是炫耀出来的：
你听不到有人说大话；事实上，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诱使他们（英国军人和文官）中的任何人说起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职责。他们似乎将自己身在此处、身负其责视为理所应当。你最先得到的突出印象是，他们都对治理非常感兴趣，根本没人对占有感兴趣。因此，孟买虽然是被外国人统治着，却能让你强烈地感受到它明显是属于自己的，事实上它是一座真正的印度城市，与通常意义上的英国殖民地相去甚远。[36]
在很多方面，孟买确实更具印度而不是英国色彩，与阿尔及尔恰恰相反，后者的法国色彩盖过了阿尔及利亚的。如果说印度的上层人士被英国人的俱乐部排斥，那也不要紧，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1886年，帕西人创立了他们自己的体育俱乐部。1892年，一个穆斯林体育俱乐部得到了一块土地；两年后，一个印度教体育俱乐部也得到了一块土地。1912年，欧洲人、帕西人、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这四大社区之间举行了首届板球四角赛。或许孟买的上层市民不会在彼此的家里或者俱乐部里见面，但至少可以相会在板球场上。
板球赛场外，孟买的各个社区还在争相做慈善。这项竞赛的胜者无疑是帕西名流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爵士，孟买首位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世袭爵位）的印度人。吉吉博伊及其继承者在全市的医院和火庙的名字上都有所体现，更不必说孟买的艺术学校了，印度英国人的杰出代表鲁德亚德·吉卜林之父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就曾经在这所学校教建筑。截至1913年，另有7名孟买人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以表彰他们对当地的重大贡献：帕西社区中有两人，巴格达犹太人沙逊（Sassoon）家族中有三人，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中各有一人。[37]正是帕西人、穆斯林、印度教教徒和犹太人社区中的这些重要人物，左右着负责城市改造的孟买城市改建信托基金（Bombay City Improvement Trust）。孟买印度人社区中具有影响力的领袖时而会通过在城市中集会，或者给相关的政府官员写信轰炸的方式，参与讨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印度人现状，或者对于印度穆斯林来说，还会关心英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在孟买的男男女女看来，他们的城市并不在英属印度的边缘，而是立于更广大的印度人世界的中央。
1913年，印度人不仅关心着马德拉斯、迈索尔（Mysore）或者加尔各答的事态，还关心着印度洋彼岸新成立的南非联邦纳塔尔省的德班。
1912年，国大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莱在南非待了将近一个月，行程非常紧凑，从开普敦到金伯利钻石矿、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和纳塔尔，与包括杜省中华公会（Transvaal Chinese Association）、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及其政府班子在内的众多人会面。德班和孟买一样，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非大多数印度人的所在地。戈卡莱来到德班时，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是犹太人市长F. C. 霍兰德（F. C. Hollander）。随着火车驶入装饰着英国国旗的站台，当地的印度女孩儿唱起了印度国歌《母亲，向您致敬》（Vande Mataram）。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份报告记录称：“外面候着四匹乳白色的马，装饰着粉色康乃馨、绿色叶丛、黄色和红色的缎带……数千名印度人涌上街头，一路上欢呼声连绵不断。”[38]有一个人始终在戈卡莱身旁，时而发言回应他的话，时而对他表示欢迎，时而提醒听众戈卡莱的鼎鼎大名，甚至暗示说如果他生为英国人，定会成为首相，如果他生为美国人，定会成为总统。这个人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接受了英国教育的一名律师。由于为人诚实正直，以及始终以文雅的方式给当局添堵，他在南非名望颇高。
甘地曾经与俄国作家、《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通信。他往来于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托尔斯泰农场和纳塔尔的菲尼克斯（Phoenix）之间，先是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印度人辩护，后来又为他们的权利摇旗呐喊，成了当地的知名人物。他总是穿着一身英国郡县律师的细条纹西装，干净利落。戈卡莱此行对甘地个人来说是极大的成功，证明他的工作在印度得到了承认，也证明了印度人在自身帝国中的地位这个范围更大的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同样也是甘地实现个人成就的时机：1912年年底，甘地陪同戈卡莱前往达累斯萨拉姆，送他乘船回国，这是甘地在成年后第一次穿上印度服装。[39]
戈卡莱1912年来访时，德班是一座多灰却又美丽的英国前哨阵地，与毗邻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争夺南非生意的港城，内陆地区的人们来到印度洋暖脚的海滨度假胜地。那个时代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来自德班的美好祝愿”，印着当地白人在海里游玩的场景，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更衣小屋。德拉肯斯堡山脉包围着城市的北边和西边，高高耸立在海滨平原之上。这里气候温和，几乎每天都沐浴着阳光。在很多人看来，未来的南非必然会受到财富与权势的眷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事实上也垄断了钻石的生产。对于一个已经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兴旺且注定会和加拿大人一样繁盛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自然资源基础还不够吗？在德班的海滩上，倒也可以容许南非白人在某一片刻忘记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口与政治现实：脆弱、分裂、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不久前的1910年，南非联邦由四块英国殖民地适时合并而成。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和政治传统各不相同，有相对自由主义的、说英语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也有布尔至上主义者的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在那里，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布尔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那是阿非利卡人站稳脚跟的一步。英国国会通过了南非联邦的宪法，希望其种族内涵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该宪法只允许“欧洲血统的英国国民（们）”拥有众议院席位和非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席位。[40]在开普，省级选举的选举权理论上是不论种族的，但实际上基于教育和财富的选举资格早已将绝大多数非欧洲居民拒之门外。支配着南非大部分其他地区的选举权具有种族排他性，并且依然保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这就是让阿非利卡人加入这个新的民族国家而付出的代价。1910年，布尔人总理路易斯·博塔组阁寄希望于这届政府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家政府，减少阿非利卡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分歧。然而，这并不容易。布尔民族主义者巴里·赫尔佐格（Barry Hertzog）对于开普的种族自由主义思想，对于南非联邦从属于英国的地位，都是同样的反感。1913年年初，他脱离了博塔政府，并威胁称要让政府垮台。历史、种族和土地为南非的政治注入了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南非联邦会以当前的形式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纳塔尔就像是一个局外人，曾经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如今是南非一个较小的省，德班是纳塔尔最大的城市。这里白人统治者的人数不及印度移民，相比于南非的其他地区，他们的人数也比非洲原住民少太多。在纳塔尔，白人与其他人的比例是1:10。相比之下，自由邦是1:2，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开普是1:3。[41]德班的纳塔尔白人形成了强烈的英国身份认同，与原住民祖鲁人、阿非利卡人，也逐渐与德班的印度人划清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抵消人数上的劣势。城市的白人人口中，有1/3出生在英国。他们在这座城市中修建英国花园，铸造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1899年，南非重要的英国殖民地官员米尔纳（Milner）勋爵将纳塔尔形容为“英格兰一个安全可靠的前哨阵地，像阿尔斯特一样忠心耿耿”。[42]1910年，亚热带的非洲城市德班回敬了这句赞美——新的市政厅完工，几乎和6 000英里外的北爱尔兰瓦灰色天空下、傲然挺立在贝尔法斯特的那座市政厅一模一样。1913年，“新西兰”号（New Zealand）巡洋舰到访德班，提醒人们即使是英国最小的自治领，也能够为帝国的防卫和统一做出一些贡献。这件事大大增强了这座城市属于英国的自豪感。
无论德班的纳塔尔白人希望展现给世界，也展现给自身一个怎样的形象，这座城市和周围乡村的经济财富却并不仅仅是吃苦耐劳的白人移民者与大自然搏斗的结果。远不仅如此。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1911年，印度契约劳工——或者按白人的叫法，称为“苦力”劳工——不断涌入纳塔尔殖民地，在沿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后来又到纳塔尔北部的煤田和铁路工作。是这些工人为纳塔尔的发展注入了大部分的力量，在南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些劳工的契约期一开始不过几年而已，但很多印度人在契约期满后，放弃了以自由身回到印度的机会，选择留在南非当家庭佣人，当工人，或者种植蔬菜水果。一些人去了德兰士瓦的矿上，大部分人留在了纳塔尔。一些在自由市场中入不敷出的人，又签下了新的契约合同，回到甘蔗种植园或者矿上工作，没有书面允许禁止离开工作场所两英里之外。[43]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印度契约劳工人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的“自由”移民，他们也由此将贸易网络从毛里求斯扩大到了非洲南部。古吉拉特商人在德班市中心开店，为他们在当地的印度客户进口大米和印度酥油，也在印度和英国之间进行更广泛的贸易。1908年，他们在德班成立了一家印度人商会，被城市中的白人商人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44]在白人看来，对于纳塔尔资源的开发，印度人曾经是“答案”，如今却成了“问题”，给白人的经济主导权画上了一个问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同样会对白人的文化和政治主导权构成威胁。
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纳塔尔白人有了殖民地自治作为工具——让伦敦更难对当地事务发号施令——并开始鼓励没有契约在身的印度人再次迁居。他们允许当地官员随意决定是否颁发贸易许可证，这让印度商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他们还剥夺了未来的纳塔尔印度人的选举权，向契约期满没有回国的印度人征收3英镑的年度税。[45]英国政府收到请愿，要政府出面保护被这些变数危及的纳塔尔印度人的权利，维护英国国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也是印度人最初来到非洲南部并能够留在这里所依据的原则。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印度人群体中民怨沸腾，印度政府迫于压力，威胁称要将前往纳塔尔的契约劳工输出一并取消，试图以此向对方施压。然而，纳塔尔政府依旧我行我素。1906年，纳塔尔对祖鲁人骚乱采取武力镇压，造成3 000名祖鲁人死亡，相比之下白人的死亡人数是24人，其中有18名军人，因此温斯顿·丘吉尔将纳塔尔殖民地称为“大英帝国的流氓”。[46]印度人受到的待遇，尽管完全算不上苛刻，但也遭到了类似的批评，迫使纳塔尔政府调整对印度人的政策，更改法律措辞，来安抚伦敦方面的敏感神经，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目标或者结果。纳塔尔的印度人明白他们身为英国国民的历史性权利，当地的精英人士明确有力地为他们辩护，身在印度的盟友也在为他们说话。他们成了帝国的一大著名案例，这反映出了帝国织锦一般的复杂，以及南非的帝国原则与地方实际之间的鸿沟。
戈卡莱来访时，南非印度人的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精心设计的地方和国家法律，自认为负有保护“白人的”纳塔尔之责的小官吏一贯的做法，都是歧视他们的。在德班，印度人的愤怒特别指向了移民官员，那些人按照自己对规定的诠释而进行工作，正如南非一位政治人物所言，是“卑贱的小独裁者”，目的明显是为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刁难移民。[47]由于戈卡莱的这次访问，人们对情况的改善又多了几分期待。但事实上并没有改善。“科尔伯恩—史密斯先生（Colborne-Smith，首席移民官）是那种冷酷无情、阴阳怪气的类型，”南非印度人社区的代言人《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评论说，“他似乎认为，博塔将军向戈卡莱阁下承诺未来南非移民法的执行会变得更加人道，这是一个笑话，意思是截然相反的。”[48]
1913年2月，写给《纳塔尔使者》（Natal Mercury）的一封信，让读者注意到了近来发生的12岁儿童艾哈迈德·科特瓦（Ahmed Kotwal）事件。尽管艾哈迈德携有纳塔尔居住证明，却一开始就被拒绝在德班登岸，理由是他的印度商人父亲此时正在周游欧洲和美国，并不在纳塔尔。他很快乘来时的“边境总督”号（Markgraf）轮船被遣返回印度，没有时间寻求法庭禁制令。这位波拉克（Polak）先生发问道：“如果是欧洲血统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儿，像这些无人可以代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印度人一样，遭到了这般可耻、严酷的非人道行为，纳塔尔人民难道不会起义反抗吗？”[49]报纸的编辑在社论版刊登了这一事件，询问德里或孟买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此事：
如果是其他强国的国民遭受了这些所谓的辛酸苦难，一定会酿成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印度人民的耿耿忠心，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待遇，我们的官员做梦都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处治享受着外国国旗庇护的人们，对此印度人民又做何感想呢？[50]
接着，在3月，又有法院下了判决，按照印度习俗结成的婚姻在南非不予承认，因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即便事实上绝大部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婚姻都是一夫一妻的。《印度舆论》控诉道：“事实上，它（法院判决）是在宣布，一名穆斯林的妻子出了省就回不来了，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夫多妻者，即便他只有一个妻子。”[51]“在后一种情况下，”报纸讽刺道，“他被称为一夫一妻制的一夫多妻者。”内政部长扬·史末资（Jan Smuts）用不敬的布尔俚语形容伊斯兰教徒的离婚，表示他们离婚只需男人让妻子滚蛋。这件事让印度人的愤怒火上浇油。
在这种法律限制和专制行政的背景下，1913年年中，一部新的移民法在南非议会得到了通过。这部法律给了政府官员——归根结底是内政部长——更加广泛的权力，对于被认为在经济意义上不受欢迎，或者更广义上讲，“生活标准或习惯”与国家的发展不相称的任何群体，他们都有权拒绝其移民南非。排斥亚洲移民的意图已经是公认的了。“我们一致认为，不受限制的亚洲移民是无法容忍的，无论他们是否为英国国民。”《纳塔尔使者》发表社论，解释说不想让“一种处于文明低级阶段的外来成分无限制地增加，同时社会特征又能将大批亚洲人同普通欧洲人区别开来”。[52]
尽管针对印度移民的控制违反了大英帝国的一条关键性原则——英国国民自由迁移——南非的很多印度人还是准备勉强接受下来，只要承认他们现有的权利即可。但法律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官员们得到了这么多无条件的权力，人们无权上诉，往往就会出现不公正的情况（《纳塔尔使者》自己都在控诉这种“不计后果的独断”）。[53]事实上，南非联邦的各个省份都在通过其他方式限制着印度人的迁移和定居，例如印度人从纳塔尔到德兰士瓦，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就是违法。这也进一步为民愤打下了基础。在这一切的背后，人们怀疑移民法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政府会不会收紧限制，直到连定居下来的印度人如果短时间内不在的话，也会被剥夺生活在南非的最基本的权利，或者被划分到新的安置区去。
对于这部移民法的出台，甘地指责南非政府“背信弃义”。[54]他主张进行一场消极抵抗运动以示反对，说不定还会更有力地推动3英镑税的废除。事到如今，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格外强烈，鉴于戈卡莱1912年来访时，认为已经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承诺，会取消这项税。然而一年过去了，这项税还写在法典中。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南非印度人的斗士。1912年，他在成年后第一次穿上印度传统服装。
这已经不是甘地第一次发现被南非政府欺骗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被称为“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抵抗策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了。几年前，在德兰士瓦，甘地就曾抗议对印度人新增的一项登记要求，这项要求很可能预示着将来对印度人的进一步控制。甘地提出了大规模罢工的方针，说服当地的印度人在他的带领下，在约翰内斯堡的帝国剧院集会。在随后与德兰士瓦政府以及扬·史末资的谈判中，甘地似乎得到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印度人将自愿注册，这项法律也将撤销。但这项法律并没有从法典中被撤销。印度人纷纷烧毁登记卡。甘地带领一支游行队伍从纳塔尔来到德兰士瓦，这也违反了法律。他遭到逮捕，被关进了监狱。
这一次，他的对手又是时任南非内政部长的史末资。和甘地一样，他也是一名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然而也曾经是布尔人将军。在某些方面，现在的甘地更有实力了，他所反对的不仅是一项法律、一个象征、一件麻烦事，而是3英镑税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政负担，它迫使许多印度人的契约劳动一期又一期地延续下去。此外，身在印度的印度人民也站在他这边，因戈卡莱遭到欺骗而义愤填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南非印度人都相信消极抵抗会奏效。“在德兰士瓦，很多之前供应战争物资的、举足轻重的印度商人，都对这场运动袖手旁观，”《纳塔尔使者》在10月初表示，“而在纳塔尔，很多之前参与这场斗争中的人，如今却置身事外。”[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