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可以利用的武器：罢工。1913年10月，纳塔尔北部煤矿的数千名印度工人被顺利地召集了起来。当下的关键问题是时间。罢工者对煤矿老板不断施压，希望能够说服政府改变主意，他们能够坚持罢多久呢？甘地在印度矿工集会上发言，身边是他的盟友坦比·奈多（Thambi Naidoo）和C.R.奈多（C. R. Naidoo），他号召矿工们不要复工。但这样的策略也有局限。受影响最大的是最贫穷的那些人，他们拿不到工资，还得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不能指望他们一直这样罢工下去。甘地试图在矿工们决心动摇、罢工气数已尽之前，强行与当局对峙，威胁称要采取更激进的手段：从纳塔尔游行至德兰士瓦，而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穿过这两个省的边界是违法的。他希望这样会迫使政府做出回应，不论是把他们带到谈判桌前，还是迫使他们把游行者关起来，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招来印度、伦敦以及南非自由派各方更强烈的批评。游行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起初规模较小，但最后发展到了数千人之多。
但游行者穿过边界进入德兰士瓦时，史末资的回应并不是把他们抓起来，而是选择按兵不动。他坚信这场罢工终究会自生自灭，他更愿意伺机而动。这一招很狡猾，虽然有印度方面的汇款支持罢工者，也就是当前的游行者，但由于当地印度人社团资源不足，供给他们食物的开销每况愈下。甘地由于贸然行事，已经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中遭到了批评。如今，消极抵抗策略完全有可能失败，甘地也完全有可能作为一名失败的煽动者被人们记住。最终，甘地再次遭到逮捕，又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
然而到了1913年11月，情况又有了变化，这一次是对甘地有利的。纳塔尔南部的印度农业工人也罢工了。这次罢工在某些方面要比煤矿罢工更严重，涉及的工人是后者的数倍。甘蔗种植园的情况尤为严峻。一整年的收成岌岌可危，这可不是仅仅损失几个星期的产量而已，雇主们没有现成的替代劳动力来做这些工作。随着经济损失不断攀升，《印度舆论》劝告工厂主不要妄图破坏罢工，而是要“看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联合起来向政府强烈呼吁，不要投入更多的警力，而是要立即停止征收这项税”。[56]消费者开始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纳塔尔白人间谣言四起，说怀恨在心的黑人工人正在等待时机出手（不过甘地本人非常注意把印度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否认曾经拉拢那些“卡菲尔人”一起罢工）。[57]或许一场广泛的起义斗争即将到来。
然而南非政府蓄意不作为的姿态遭受的最后一击，却并不是来自南非国内，而是来自印度。现已从前一年的暗杀事件中完全康复的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担心印度国内对于纳塔尔局势的愤怒舆论会破坏印度的稳定，决定亲自出马。哈丁被迫为一个印度侨民团体出面，公开批评了大英帝国的一名同僚，在这件事情上迈出了意义非凡的一步，他还要求在南非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纳塔尔的3英镑税以及印度人的其他冤情。《印度舆论》赞许道：“南非的印度人团体对哈丁勋爵感激不尽，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知这样的态度会被人怨恨，自己也会遭到（南非一些人的）非难。”[58]这件事让史末资陷入了困窘；在南非的一些人看来，这是外人在无凭无据地干涉他们国内的事务，事实上伦敦的《经济学人》把哈丁的干涉定性为“最高级别的违宪行为”。[59]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折中解决的机会。1913年12月，史末资竭尽所能地展现了风度，接受了委员会的想法，期待这将有效促进3英镑税的废除，事实上是在次年废除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消极抵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即使到了1913年年底，对于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仍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非暴力不合作”获得了胜利。
此时的德班又重新陷入印度人政治觉悟的背景中，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的争论也卷土重来，并且伴随着南非白人关心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原住民”问题。然而，甘地的声望现已树立起来。在一个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团体中度过了20年后，如今他打算回到拥有3亿人口的印度，带着记忆中依然鲜活的、在南非吸取的经验教训，经受了考验的政治行动原则，以及双重的使命感。
1913年年关将至之时，南非的印度人有理由庆祝。然而在南非，比他们庞大得多的非洲黑人群体，却在绝望之井中越陷越深。甘地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苦痛。恰恰相反，记忆中的1913年被打上了一个黑暗的标记，因为不平等更深刻地写在了法律中，他们的机会被剥夺，种族隔离成为法律强制的现实，南非黑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榨。“南非原住民在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是奴隶，却在生他养他的祖国沦为了贱民。”几年后，所罗门·采基肖·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这样写道。他选择的这个日子是当年《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通过的日子，这部法律严重限制了南非黑人购买土地。[60]
南非联邦成立之前很久的时候，南非黑人就一直是南非白人政治的中心。非洲黑人在数量上明显占多数，因此白人工人担心，如果黑人成为熟练劳动力的话，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价格就会被削低，而且其他的白人也担心黑人有可能掌握统治权，或许是通过暴乱的方式。和澳大利亚不同，南非白人普遍承认，南非黑人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但至于白人对南非黑人负有的责任范围，这份责任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可以赋予他们何等程度的政治权利，在这些事情上都存在着分歧。在开普省，如果一名黑人农场主足够富裕、足够有文化，就可以在省级选举中投票。在南非的其他地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黑人可以是农场工人，甚至可以是地主，但就是不能投票。
布尔战争，至少在英国人眼里，是为了在南非强化英国人的利益和原则而进行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原住民权利的保护。然而在讲和时，英国人也承认，选举权的问题，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问题，都要留给未来的南非政府来解决，仅仅是开普现有的投票者得到了特别豁免。因此当南非联邦于1910年成立时，伦敦并没有坚决要求不论种族的选举权。“没有荣誉的联邦是一个国家所能遭受的最严重的危险。”开普殖民地前总理威廉·施赖纳（William Schreiner）大声疾呼，极力主张倘若非欧洲人在其他方面达到了和欧洲人同样的标准，就不应否定他们在国家选举中的投票权。[61]然而施赖纳的呼吁在南非国内被投票否决，在伦敦也遭受挫折，最终还是失败了。南非联邦是作为一个宪法上不平等的国家登上世界国家舞台的，一些人拥有民主，另外一些人只有专制。
至于如何应对原住民的“难题”，在这个宽泛的问题上，简直是乱作一团。理论上倒是可以将黑人和白人完全隔离，但实际上完全行不通。政府委派的莱格登委员会（Lagden Commission）在1905年提出了部分领土隔离的办法，将省级隔离的零散实践提升至国家的层面。在一些人看来，允许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团体在不同的土地上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是一种进步的构想，这样能够避免欧洲文明被部落本能所玷污，也可以让非洲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速度发展，很可能无须同欧洲的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竞争。[62]另外一些人将种族隔离视为欧洲人教化非洲人的失职，或者说干脆就是开倒车，背离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朝向了更碎化、更狭隘的视角。土地在任何地方都是核心问题。几年前，在纳塔尔，一个土地委员会将最适合耕种的土地判给了白人，把较差的土地留给非洲人，指望他们依靠这些土地交出当地沉重的人头税。（1906年，祖鲁人从拒绝交税开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暴动。）在德兰士瓦和其他地方，白人农民听闻黑人购买的土地增加，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事实上，在德兰士瓦，黑人拥有的土地不到5%，在奥兰治自由邦更是不到2%（相比之下，开普是9%，纳塔尔超过30%）。[63]奥兰治自由邦现已从法律上剥夺了黑人购买土地的资格，这里的阿非利卡人担心黑人“占地者”不断蚕食，通过付给白人农场主租金，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逐渐改变本省的人口结构。来自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民族主义者巴里·赫尔佐格，在脱离博塔政府之前，曾经肩负着制定南非联邦原住民政策的重任。果不其然，他提出的方法就是拒绝同化，实行最为严厉的种族隔离。
前一年成立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终究为非洲的多数人群体发声了。它反对完全的种族隔离，不仅因为不公平，还因为这对在黑人劳工身上获益的白人也没有好处，而且还阻碍了黑人本身的发展。大会主席约翰·杜布（John Dube）牧师，曾经在德班以北、距离甘地在Phoenix的居留地几英里远的地方建立了Ohlange原住民工业学校，他在《纳塔尔使者》上主张“种族隔离制度或许非常适合野蛮和黑暗当道的时代……但它过去有，现在依然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本质上与一切教化和基督教信仰对立”。[64]他继续说道：“时代变了，风俗习惯也必须随之而改变。我们原住民需要白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教导、培养和示范，我们将难以立足和兴旺。”[65]
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用主义的。这意味着身为非洲人并不可耻。“我们的黑皮肤是造物主的馈赠，”杜布写道，“就我们自身来说，并不会用其他什么颜色来代替它。”他对于种族隔离实际上的后果并没有心存幻想；占多数的非洲人不会获得良田，只有贫瘠的零碎土地：
……更有可能的是，你们希望把原住民驱赶到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你们自己都看不上的酷热地区；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弃儿，大概是因为你们觉得他们已经是无依无靠、无力反抗了。我用了“驱赶”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当前定居在（纳塔尔）省的百万原住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毫无怨言、毫无异议，愿意响应你们的要求。有感情的人类，与被他们称为、被他们视为出生地和家园的那个亲切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神圣纽带不会那么容易被切断。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原住民愿意搬迁，除非采用强制手段。但如果你们在如此不道德的行为上滥用权力，那对我们来说着实是一堂悲哀的实物教学课，我们会为这样一个声称被基督的精神和教导所指引的民族而感到羞耻。[66]
但这件事无论道德与否，在政治观点上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立的。巴里·赫尔佐格既已脱离博塔政府，奥兰治自由邦的政治人物便也威胁称要自行其道。出于安抚这些人的需要，南非政府于1913年4月在议会上提出了《原住民土地法案》，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依照了赫尔佐格提出的大纲。它允许黑人购买的土地仅占南非联邦领土面积的7%（且禁止白人购买同一区域的土地），将“占地”立为非法，从而迫使黑人在白人的农场以雇工而不是佃户的身份工作。该法案呈上参议院时，在一名被认为对非洲人利益友好的部长的监督下，对其做出了一番更改——开普几乎得到了完全的豁免，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一些条款也被中止——之后获得了通过。种族隔离急速推行，不平等加剧，不公平造就了这部土地法。据《纳塔尔使者》报道，数千名原住民甚至在该法律尚未通过时就集会反对，报纸还对德班的安全表示担忧。[67]后来随着法律生效，该报对被勒令“离开家园——可能是祖父辈、曾祖父辈生活的家园——并且每年为被强迫流放的这份恩典交钱”的非洲人寄予了同情。[68]“如果地位对调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乐于接受呢？”报纸的编辑反问道。[69]
1913年6月底，由于现有的租借权到期，对新法律一无所知的黑人农民想要续约。一些同样不了解情况的白人农民也接受了。普拉杰写道：“直到他们去登记新的租借权时，政府法律官员才道出残酷的实情——禁止为无地的原住民提供住所。”[70]他继续说道，南非黑人“这才意识到眼下的情况”——南非离他们自己的国家又远了一些，也许它再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英国统治下的孟买不同，当地各界印度人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牢牢占据着主体地位，对他们国家未来的方向也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反观英国统治下的纳塔尔原住民，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被毫不客气地贬为了三等公民。
德黑兰
在外国的眼皮底下
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在遥远的2 0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让人闻风丧胆的国家。波斯帝国包括土耳其、埃及沿海地区以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到了1913年，波斯帝国已经衰微。这个国家的地势——夹在波斯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高加索山脉、阿富汗和印度洋之间——曾经被用作波斯征服邻国的跳板，而如今它的地理位置却使其成为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各方列强觊觎的对象，其中英国和俄国尤甚。这些国家将波斯视为各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带，未来的商品市场。
波斯国内的经济发展早已陷入停滞。它的内部政治形势很可悲。1913年7月，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从当代的角度对这个国家做了一番描述：
一个国家，减去一个国王——没错，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减去一个摄政王，因为他长期在欧洲旅行；减去一个议会，因为议会已经被废除了；再减去一个政府，因为可以说没有什么政府存在；没有军队，只有强盗团伙……也没有钱，除了能够从英国和俄国榨出的那些……[1]
在过去的几年里，1906年的立宪革命，以及内战、国际阴谋和外国的军事干预，重创了这个国家。正如寇松在1913年所言，如今这个国家正处于完全任人宰割的状态，主权的遮羞布几乎快要遮不住国家的未来由外国人决定的事实了：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间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四分五裂的内阁、15岁的少年国王以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司其职的摄政王。既如此，波斯便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一份对于往日辉煌的记忆，跨入了20世纪。但只有这些就够了吗？
艾哈迈德·沙·卡扎尔。一名英国外交官在1913年写道，自从波斯摄政王前往欧洲，“（伊朗国王）陛下就毫无作为，只是虚度光阴，狂吃甜食”。
在波斯首都德黑兰，政府对未来的路线一片茫然，国家之船漏洞百出，失去了航向。1913年5月的一份英国外交急件中说，自从去年摄政王前往欧洲，“（伊朗国王）陛下就毫无作为，只是虚度光阴，狂吃甜食”，不仅吃成了青春期肥胖，也让这个国家的政治走上了下坡路。[2]这份急件还报告说，伊朗国王的朝臣们不去鼓励他治国理政，反倒更愿意“鼓励他游手好闲”，“向他灌输这样的观念，认为声色犬马远比才识学问更令人向往”。两个月过去了，摄政王依然缺席，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在当前的波斯政局中，有很多托词和借口。”驻德黑兰的英国公使在发回伦敦的信中坚定地写道。[3]“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还可以运作下去。”他继续写道。然而政府却还在运作，“就像是一艘挪亚方舟之类的交通工具，在拉什特（Resht）和德黑兰之间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运载着不幸的旅人”。
那条路的尽头就是德黑兰，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个破落国家的破落首都。“想要舒服的话，就不要去德黑兰旅游！”这是欧洲侨民多萝西·德·瓦尔泽（Dorothy de Warzée）给出的忠告。[4]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情况比起更加现代化的孟买或者阿尔及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那些城市布局紧凑，采用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即便是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也呈现出熙熙攘攘、蒸蒸日上的面貌。反观德黑兰，则散发着一种大势已去、凋零黯淡的辉煌。它在开阔地带散乱地绵延数英里。未经铺砌的宽阔道路在未经打理的漂亮花园间穿过，被摇摇欲坠的墙壁隔绝在公众的视野之外。用委婉的话说，这座城市曾经风光过。
德黑兰老城周围环绕着防御墙，墙上开着14扇砌成彩色的城门，还有一条护城河。但是到了1913年，护城河已经沦为城市的垃圾场。德·瓦尔泽写道：“所有的动物尸体都被丢到这条护城河里；中午时分，流浪狗围在这些遗骸旁边，开开心心地饱餐一顿，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虽然市内一些地区已经用上了电灯，但夜晚的德黑兰却还是一座黑暗又危险的城市，只能被“一些煤油灯发出的幽光”照亮些许，而且“对那些初来乍到、点着微弱的光亮、粗心大意地走路或开车的人来说，完全是凶多吉少”。
到了白天，这座城市染上了稍微明亮一些的色调，大街上挤满了小贩和商人，茶馆开门营业，泥砖拿到外面去晒，女人在街上洗衣服，男人在街头理发摊剪头发，而且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还要把头发染成红色、黑色或者棕色，来掩盖年龄的印记。“德黑兰没有老人，”德·瓦尔泽指出，“因为比国王更智慧是不礼貌的表现。”[5]有变戏法的，还有戴面具的，带着驯服的熊和猴子，和乞丐争夺人们的注意力，而乞丐们则是“比意大利的同行还惨”。他们用畸形的四肢、身上的伤痕和皮肤病来证明自己贫困、不幸、值得施舍，而施舍是全体穆斯林的责任。巴扎就坐落在这一切的中心：
巴扎就是一个小世界；它像一条加盖了屋顶的巨型隧道，总是很凉爽，几乎透不进光。它是所有阴谋诡计的中心，一家巨大的俱乐部，其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巴扎诞生了所有能够策划出的祸端、所有的传闻，无论是荒诞不经还是真实可信……所有的罪犯一旦到了巴扎就安全了，因为在这里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巴扎就像一个大蜂窝，不计其数的地下室和阴暗的小巷，通往更阴暗的、犹如洞窟一般的院落或房屋入口，而且总有一个出口隐藏在后面某处，只有当地人才能在这座迷宫中穿行；外国人往往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没有人来引导，就只好原路返回。[6]
在巴扎容易迷路，但对于1913年有耐心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还得要讨价还价。为了应对这个贸易闭塞、周围农村也陷入困局的国家飞涨的物价，一个个家庭都在变卖传家宝，可以是一件精致的珠宝首饰，或者一块法国手表。在俄国人把持着的北部，情况大体上还算是相当稳定。南部则是人人自危。据寇松在上议院发言称，那里土匪横行，出自孟买、准备运到波斯中部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的一箱茶叶，原本要船运至波斯湾，之后再陆运至伊斯法罕，如今却很可能沿着阿拉伯半岛绕半圈，通过苏伊士运河，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在巴统（Batumi）进入俄国，之后经过巴库南下至伊斯法罕：总共要绕上几千英里路。这样一来，与外界的每一桩交易都要增加时间和成本，因此农村的不稳定就要由首都和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埋单。
寇松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国家非常了解。他曾经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游历波斯，并于1892年发表了两卷本的《波斯与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7]他意欲使这部书成为这个国家的权威记述，他无疑还坚信20年后这部书依然会保持这一地位。“英国读者的自然观完全建立在西方的环境中，很难让他们了解眼前这极度的反差。”寇松写道：
欧洲的山脉大多是蓝色或紫色；在波斯，山脉是火红色、棕土色，或者葬礼般的黄褐色。欧洲的田地，如果不是覆盖着绿油油的青草或庄稼，就是翻耕出来的深红色腐殖质土。在波斯，田地和棕色荒漠唯一的区别就是灌溉渠干涸的渠床。典型的英国村庄有着各自独立的小屋，往往很别致，在古老的树林中若隐若现。典型的波斯村庄聚集着一堆肮脏的泥棚，粗陋的轮廓线条不是垂直就是水平，挤作一团，被倾圮的泥墙保护着……平整的河岸间没有河流流淌，石子上也没有溪水潺潺。你要么被水沫纷飞的湍流挡住去路，要么涉过刚够把马蹄沾湿的涓涓细流。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山区，有名副其实的沙漠，有沃土，也有薄田，然而到了1913年，德黑兰以外的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一条铁路线。有一些适合车辆通行的道路，大多集中在波斯北部，从德黑兰北接阿塞拜疆省，东到马什哈德（Mashhad），也通往波斯中部的库姆（Qom）和伊斯法罕。“剩下的道路是商队或者骡子走的小道，自古以来就有，”英国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在当时的报告中总结道，“波斯大多数道路的特点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崎岖的山路，铺着圆石和松散、粗粝的石头，以及光滑的岩石，狭窄的隘道，陡峭的坡度。”[8]这样的景观增强了地方对部落的忠诚，与强力的中央政府相抗衡，并且为武装抢劫团伙提供了完美的藏身处。可以说他们是闹事者、土匪或者勇士，这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也可以说他们是叛乱分子、歹徒或者圣战者，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属的团体。在这类地区，正义可以总结为宗教部门打着正义的旗号惩罚冒犯宗教的行为；民政部门负责裁决其他一切事情，他们从过去的布告、当地的风俗、沙里亚法或者单纯的实用主义观念中汲取灵感。[9]秩序往往要靠力量来维持，而且是人格的力量。在波斯的偏远地区，伊朗国王也许会像太阳一样遥远，欧洲则如同更远处的星辰。流行病、旱灾和饥荒已经是家常便饭。
总之这里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扮演着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角色，即便有一些接受了欧美文学和政治思潮洗礼的女性，如今更加强烈地为她们不公平的地位而感到愤怒。“唉！”前伊朗国王之女、出生在后宫里的塔杰·萨尔塔那（Taj al-Saltana）写道，“波斯女人一向是与牲口和野兽为伴”——
她们绝望的一生在监狱中度过，被辛酸、严酷的煎熬碾成碎末。与此同时，她们也在通过报纸了解远方的情况。报纸上报道说，欧洲妇女参政论者站了出来，坚决要求她们的权利：普遍选举权、在议会上投票的权利、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她们正在不断取得成功。在美国，她们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全面确立，她们还在坚决果断地进行斗争。伦敦和巴黎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到欧洲去，见一见这些谋求自由的女士啊！我要对她们说：“……看一看亚洲吧。好好看看这些房屋，三五米高的墙壁，唯一的入口就是由一名门卫把守的一扇门。” [10]
波斯的妇女代表无法参加1913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nternational Women’s Suffrage Alliance）大会，便以电报代替。尽管如此，会议录中还是提到了她们。时任主席、美国人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夫人强调称：“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波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现代的自由要素正缓慢但坚定地将人民推向教化与自尊。”[11]查普曼·卡特指责近来的外国干涉进一步阻碍了波斯的政治改革进程，从而也破坏了女性提高自身地位的希望，这里的外国指的是俄国和英国。
波斯的人口不仅以性别来划分，事实上，作为一个语言和民族意义上的族群，波斯人本身仅占全国约1 200万总人口的一半。[12]另有250万人说阿塞拜疆语。还有20万马赞德兰人生活在土地肥沃的里海沿岸。此外，非波斯人的部落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包括西部的库尔德人，南部波斯湾一端的阿拉伯人，东南部的俾路支人，西南部的卡什加人，以及波斯湾和德黑兰之间的重要政治活动者巴赫蒂亚里人。除了这些，还有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小民族，包括阿富汗人、土库曼人、哈扎拉人、巴瑟丽人、塔吉克人——还有说突厥语的卡扎尔人，伊朗国王本身就出身于这个民族。举国上下都由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发挥着类似于黏合剂的作用，否则国家大计将变得迥然不同，波斯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位政要，也都要受到什叶派宗教领袖的监督。但还有至少10万名巴哈伊教徒在暗中活动（他们被什叶派教士认为是受到外国势力煽动的阴谋异端分子，被国王认为是危险的社会改革者）。在亚兹德（Yazd）、设拉子（Shiraz）、德黑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犹太人社区，以及少数琐罗亚斯德教徒，也就是掌控着孟买经济贸易的帕西人的祖先。还有一些亚述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统治者都要面对的窘境，维也纳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必会感同身受。
专制的古代波斯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这样的制度下，伊朗国王名义上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拥有伊斯兰宗教制裁权，又与卡扎尔皇冠和波斯国旗上的狮子与太阳所象征的、更古老的波斯荣耀联系在一起。19世纪90年代，寇松发现伊朗国王受到的赞美像附近积雪盖顶的山脉一样崇高，但比起作为真正的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作为往日辉煌的一个象征。即便是尚未受到20世纪的冲击时，国王下达的文书能传出首都多远，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权利理论上是无限的，实际上却处处受限。地方长官或许是通过家庭纽带，通过荣誉头衔，或者通过天花乱坠、坚不可摧的效忠誓言，与他产生了关联，但找不出有哪一个现代的官僚机构能执行他的意志。外交部往各个欧洲主要首都城市派遣公使的同时，也在波斯国内的省会安插官员，据说是为了监督地方长官。对于这一点，很难称之为强大的中央机关的标志。
这些都是治理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笔一挥就得到解决，无论伊朗国王是否受到宪法的约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行政改革，政治文化的改变，还需要一个太平时期，让改革在此期间生根发芽。然而波斯的近代历史中，只有断断续续的改革和难得一见的太平。欧洲国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除了借钱给政府，而正是这一点让政府债务缠身。俄国有时会积极策划反对波斯复兴，它更愿意看到一个虚弱的而不是强大的邻居。波斯最终的结果就是积贫积弱，被异议削弱，或者按照美国人威廉·摩根·舒斯特（William Morgan Shuster）喜欢用的说法，叫作慢性扼杀。1911年，舒斯特曾经短期受聘为波斯财政顾问，直到在俄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找到了自己和波斯复兴的阻力之所在。1912年回到美国后，他用自创的一个忧伤的对句，作为对这段岁月的书面记录的开场白。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首挽歌：“时间的推移冲淡了某些痛苦，却加深了波斯人不公命运的痛苦。”[13]
19世纪90年代，寇松在波斯期间，波斯也曾有过现代化的动向，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现代化的必要性。统治波斯将近50年直到1896年遇刺的纳赛尔丁·沙（Nasser al-Din Shah），曾经游历欧洲，并且为他所观察到的发展进步而着迷。但回到德黑兰之后，这种迷恋并没有转化为波斯持续的现代化，反而消散在国王对新事物强烈而短暂的热情之中。“他不断地着手推行一些新的方案或者创意，当他的异想天开得到了满足之后，这些东西就被忽略了，或者可以到期了。”寇松写道：
上星期还是煤气灯，下星期就换成了电灯。现在是参谋学院，不久之后就是军队医院。今天穿起了俄国的制服，而昨天的波斯湾上还开着德国的军舰。今年发布了一道新的军令，又承诺明年发布一部新的法典。这些绝妙的方案全都无疾而终，王宫储藏室里坏掉的机械装置和丢弃的小摆设，还没有政府机关文件格里半途而废的改革和彻彻底底的惨败塞得满。[14]
但天时和地利都不在波斯这边。
外国商人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许权，起初很不正规，但增速迅猛。1872年，伊朗国王与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英国商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Paul Julius de Reuter）男爵达成协议，几乎是将国家的一切交到了后者手中。在当地的商人和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国王也有所收敛。[15]两年后，德国人获得的修建大不里士（Tabriz）至焦勒法（Julfa）铁路的特许权，也以类似的方式流产。1890年，英国人获得的烟草特许权在大不里士和德黑兰遭到了抗议，也引发了全国性的抵制烟草运动——同样也导致这项特许权被撤销，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长期的欠债导致债台高筑，债务又造成了更大的商业影响力和更多的特许权，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被独家授予纸币发行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家俄国银行——贷款银行［Banque des Prêts，后来的波斯贴现银行（Banque d’Escompte de Perse）］——也成立了，代表俄国的商业利益，从波斯的累累负债中索取利息。航运业和渔业的权力之争刺激着外交活动。石油开采特许权在波斯南部授予了英国人，在北部授予了俄国人。波斯军队中最为训练有素的一支部队，是俄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士兵。20世纪初，寇松担任印度总督时，波斯的战略意义对于英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言自明的。英国连接亚洲的电报线已经贯穿了波斯全境。几十年来，俄国的南部边境向南翻过了高加索山，囊括了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吞并这些地区之后又开拓了巴库的油田，因此必然会侵犯到波斯自古以来的势力和利益范围。波斯陷入了日趋紧张的不利境地。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批评国王及其政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德黑兰下了一场钢尖箭雨。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al al-Din ‘Afghani’）是一名出生在波斯的知识分子，曾经广泛游历印度、阿富汗和欧洲，强烈反对英国，极力鼓吹泛伊斯兰复兴。他在1891年因过于危险的论调而被驱逐出波斯。[16]1892年，他用纸笔进行了复仇，批评伊朗国王的政权是暴政，将这个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它：
波斯，太阳的国度；椰枣、石榴、大麦和小麦的国度；波斯，她的煤矿无人开采；她丰富的铁无人冶炼；还有丰富的铜和绿松石；她的原油井；她可耕的土地如此肥沃，以至于丰收的春天过去后，只得用最快的速度刨土、收割；她所谓的沙漠，只需把灌溉工程修复即可。这样的波斯，难道是她的错吗？但这一切都毁弃了，荒废了，败坏了，被诅咒了。[17]
1896年，纳赛尔丁·沙被阿富汗尼的一名信徒刺杀。但一位国王之死并不一定会让这个国家时来运转。纳赛尔丁·沙的继任者穆扎法尔丁·沙（Muzaffar al-Din Shah）无法将波斯从麻木中唤醒，也无法摆脱英国和俄国的双重夹击。
就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事态的进展加快了，接二连三的政治阴谋、进军、撤退和动乱让人不知所措，时局的迂回曲折胜过巴扎的羊肠小道，死胡同和意想不到的开阔地也更多。与之相称的是，1905年的那场动乱正是在巴扎商人中间兴起的。店主、学生和宗教领袖在德黑兰联合，要求解雇波斯海关的比利时领导。他们的要求通过电报传遍全国，为民众的积怨火上浇油，引发了持续到次年夏天的一连串集会游行和落空的承诺。在有可能对德黑兰的重要部队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国王被迫接受条件，设立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即议会，负责制定宪法。旧政权垮台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很快完成。1906年的倒数第二天，穆扎法尔丁·沙承认了新宪法；1907年年初，国王去世，其继任者穆罕默德·阿里·沙（Muhammad Ali Shah）也被迫承认了新宪法。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转机。波斯一家报纸的编辑写道，经历了一段“在八个月的时空中凝聚了千年”的旅程之后，波斯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宪政干谷”。[18]但如果说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革命的话，对于不同的人，它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一个出于对旧政权的愤怒而暂时结成的联盟，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议会制政府的基础。真正的政治事务大多存在于议会之外，透明度依然非常低，人情和部落关系对它的作用，与党派或原则不相上下。
议会本身就分成两派，一派是保守派，将推翻国王的专制政府视为宗教权威复辟、外国势力撤出的开始，另一派是激进派，视其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以及更全面的西化进程的出发点。保守派批评激进派过于激进，想要削弱什叶派教义和宗教领袖们的传统地位。外国势力并没有出手相助，而是更愿意划定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罔顾波斯人的意愿，签订了《英俄条约》。该条约就双方各自的商业势力范围达成了一致，彼此之间不得干涉，从而限制了英俄两国在波斯的竞争，但并未完全冻结。宪政当即成为一纸空文。
一直以来，波斯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人们心中更加突出了，特别是在担心海上霸权旁落并为此寻觅解决办法的英国人心中，那就是石油。
英国人对波斯石油的商业性勘探早在10年前就已开始，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被授予了在波斯南部省份寻找石油的特许权。然而石油勘探的重要性只是最近才开始大增，缘起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议让石油成为皇家海军未来的燃料，因为比起煤来可以让舰船的航行速度更快，航行范围更大，燃料补给所需的时间更短、人力更少，并且有可能让这一切很轻松地在海上完成，无须再到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英国装煤站去。[23]正像批评者们积极指出的那样，丘吉尔策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要以合理的代价得到这些燃料，不能在危急时刻被迫给出高不可攀的价格，比如很可能要与敌国直接竞价。眼下英国国内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但石油则不然。石油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而它的储量相对来说是丰富还是贫乏，尚未经过证明。《经济学人》酸溜溜地评论说：“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太聪明了，甚至看不出如果用几乎被我们（英国人）垄断的动力煤，去换我们极度缺乏的石油燃料，英国就是在为她的舰队和纳税人再次制造障碍。”[24]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要求皇家海军以石油代替煤作为燃料，1913年，他在确保波斯对海军的石油供应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石油地缘政治的时代。
波斯只能是未来英国石油的几大来源地之一。正如1913年7月丘吉尔在下议院所言：“我们决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品质、一个过程、一个国家、一个伙伴、一条路线、一块油田。石油的安全可靠在于多样性，而且只在于多样性。”[25]但波斯是一个特例。世界上其他的石油供应绝大多数在俄国，或者美国，或者掌握在国际财团手里，它们带有强烈非英国元素，这一点在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身上得到了体现，虽然其业务立足于伦敦，董事也大多是英国人。（当然，墨西哥可以用来代替波斯，但这个国家远在大西洋彼岸，自身还有一堆政治问题。）
然而在波斯西南部，被授予特许权的威廉·诺克斯·达西于1908年发现了石油。在此之后，完全属于英国人的经营活动迅速涌现。英国投放在德黑兰和地方上的外交援助，在1913年时名为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很久之后更名为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该公司对于整个石油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在地方上，英国暗中与Muhammerah（在波斯语中为Khorramshahr）地方上的阿拉伯权贵Sheikh Khaz’al缔结了政治支持保证书，以便让英国的商业利益或多或少可以完全绕开波斯中部当局，将修建管道和炼油厂所需的基础设施运进来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26]英国已经在波斯湾沿岸的其他地点建立起了一系列牢靠的地方关系，海军部认为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地方也可能有石油。1910年，Sheikh Khaz’al因功被授予印度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1913年，英波石油公司表示，如果不能得到更具财力的地位，将更有可能无法生产出它的特许权所对应的资源，要不然就会陷入价格战，与其他一些营销运作更广泛的财团竞争，最终被它们收购。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1912年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是大部分由外国人出资的一个财团，被提名为潜在的买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倘若英波石油公司能够与海军部和印度政府达成某种金融交易，给公司未来长期的保障，那么公司就能够以实惠的价格与它们签订石油的远期合同。英国重要的石油供应源也会变得安全可靠。从煤转向石油所带来的战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海军部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方案，本质上是把英国政府变成了商家的战略伙伴，这样的结果并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海军部是必须要争取过来的，无论是通过英波石油公司，通过丘吉尔本人，还是通过他一手策划的正面评价的分量，这其中就包括现代皇家海军之父费舍尔（Fisher）海军元帅给出的正面评价。然而，这项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1913年秋，派出了由前海军情报处主任、海军少将埃德蒙·斯莱德（Edmond Slade）爵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他们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波斯湾沿岸的巴林、科威特，在波斯西南部沿卡伦河（Karun River）而上，来到Maidan i-Naphtun和白油泉（White Oil Springs），检查岩石结构，估算生产能力，与现场的地质学家沟通。他们于1913年10月23日到达Muhammerah，庆祝了当地的新年，并于1914年1月底回国。
他们回到伦敦，赞不绝口。波斯似乎完全符合英国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波斯将从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一个被誉为英国和印度商品市场的国家、英国电报线的一条路径，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外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产。从1913年起，波斯的历史将会与世界力量一个新的方面——石油——纠缠在一起，这个国家再也无法像逃避传说般的历史或者窘迫的现在一样，逃避这样一种命运。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1913年即将结束之时，圣地接待了两位从天而降的游客。
前一位是法国飞行员朱尔·韦德里纳（Jules Védrines），他是飞机这个新领域的老手。作为1911年巴黎—马德里空中竞速赛冠军，他正在参加一场艰苦卓绝的、终点为开罗的空中竞速赛，飞越了欧洲，从托鲁斯（Taurus）山脉上空飞越土耳其，正在飞向地中海东岸。1913年12月底，他成为首位在巴勒斯坦的崎岖地面着陆的飞行员。韦德里纳在滨海平原着陆的过程中，损坏了起落装置，被迫在此地留宿。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再次起飞，在雅法（Jaffa）进行了短暂的飞行表演之后，继续沿着海岸飞向开罗。
排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同胞马克·博尼耶（Marc Bonnier）。博尼耶认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赶超，便决定成为首位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行员。最终他在耶路撒冷旧城（Old City）以南约一英里的地点着陆。他们两人的着陆为法国人的空中霸主地位上了一道双保险，证明至少在某些领域内，法国人的才能、技术和英雄气概依旧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筹。法国人在圣地当地人心中威望大增，常驻当地的德国外交官愤愤不平地报告称，“法兰西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他还补充道，若不是那些法国外交官不争气，“办公室里永远不见人，整天睡大觉，根本不办事——除了跟妓女办事”，法国人的威望可能还会更高。[1]而后博尼耶再次起飞，离开地面，用人类未曾有过的视角看向这座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