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第一架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机。当地的土耳其地方长官要协调外国在圣地的多方利益，同时还要遏制城市中占多数的犹太人与周边乡村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竞争，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1913年的耶路撒冷并不在任何一条主要商路上，也没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虽然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的确切数量，但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座大城市，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万，犹太人（其中很多并不是奥斯曼帝国公民）大约占到一半左右，基督教徒（大多是阿拉伯人）有1/4多一点儿，穆斯林略少于1/4。这些人全都生活在更广阔的、以阿拉伯人为绝对主体的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本身人口稀少，散布着近期才出现的一些犹太侨民区。[2]耶路撒冷的市长都是阿拉伯人，出身于巴勒斯坦传统的名门望族，特别是侯赛尼家族（the Husseinis）和哈立迪家族（the Khalidis）。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偏远的行政区，或者叫桑贾克（sancak）。这座城市对于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作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圣城的象征意义。这三重宗教传统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并且在当代影响着国际上对这座城市的兴趣。
在1913年，远在天边的统治者们意识到，这座三种宗教并存的城市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奥斯曼帝国城市。它的象征性力量过于强大，外国人的存在非常明显，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也极为强烈。60年前，俄国人以有权进入基督教遗址为借口，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50年前，法国为了保护马龙派基督徒出兵干涉黎巴嫩，而保护基督徒依然为俄国在土耳其东部和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借口。未来的耶路撒冷又怎会摆脱这样的必然结果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40年里，奥斯曼帝国在这一行政区的长官，又名穆塔萨勒夫（mutassarif）——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并不向该区所属的上一级行政省［习惯上称为叙利亚维拉耶（vilayet）］当局汇报，而是直接向整个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汇报。[3]耶路撒冷是一块宝地，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政治问题，微妙又棘手。
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高规格访问耶路撒冷，并主持了路德会救赎主堂（Church of the Redeemer）的献堂仪式。站在这座教堂的塔楼上，可以俯视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事实上就在脚下，建在据说是耶稣基督升天的地点。下了一座小山，再爬上另一座，在圣殿山（Temple Mount）上，耸立着金灿灿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Al Aqsa Mosque）：据说前者建在天地相接之石的正上方，也就是亚当被创造出来的地点；后者是排在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一度是全体穆斯林祷告的方向。西墙（Western Wall）坐落在视野之外，圣殿山的一面，是古老的犹太圣殿仅存的遗迹，上帝的住所，大约在1 800多年前被罗马人所毁。[4]这样一座具有如此精神力量的城市，又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呢？
据奥斯曼帝国穆塔萨勒夫之女塞尔玛·埃克雷姆（Selma Ekrem）回忆，1906年父亲初到耶路撒冷时，上门的访客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向他表示坚定不移的忠诚和永不磨灭的友谊。[5]第一位来访者是法国领事，时间是晚上9点30分，他自称是“长官最好的朋友”，从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传出了圣墓、伯利恒、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之类的词语。之后来访的是俄国人——“我父亲的一个新朋友，他带来了多少友谊的证据啊！”在他之后是意大利领事——“长官难道还能找到更好、更公正无私的朋友吗？”几个小时过去了，黎明将至，这时来了一位亚美尼亚教会代表，之后又来了一位希腊正教会代表，两人都向奥斯曼帝国表示忠心。但访客的队伍并没有止步：
1点40分，来了一个怪人，穿着奇装异服，脸颊两边垂着两团卷毛。他冷淡、拘谨，却又客客气气的。他是外国犹太人代表，并不向土耳其人称臣。
最后，可怜的长官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他们是外国犹太人，却是耶路撒冷最公正无私、最沉默寡言的民族。
到了3点，又来了另外一名犹太人。这位老人留着长胡须，那双眼睛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但态度亲切和蔼，油嘴滑舌。他是土耳其犹太人代表。
“阁下，”他开口道，“请留心那个刚刚从这里离开的犹太人，您只需相信您卑微的奴仆。”
4点，我的父亲终于得以解脱，上床就寝。但他睡得着吗？黎明时分，他还醒着。他来到窗前。映入他眼帘的这座城市多么辉煌壮丽，古老的要塞，一座座教堂，还有奥马尔清真寺（Omar’s mosque）和圣墓教堂的两大穹顶。房屋全部由石头砌成，周围围绕着橄榄树丛。阳光反射在宏伟的莫斯科教堂的镀金塔楼上，洒下一道金光，照耀全城。
“哎，”我的父亲叹息道，“要是我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么多朋友就好了。”[6]
塞尔玛·埃克雷姆还记得与母亲的一番谈话，她和她的姐妹，像那些好奇的、少年老成的孩子一样，试图解开耶路撒冷的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分化之谜。她们追问母亲，为何穆斯林承认耶稣为先知，而基督徒却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母亲气恼地回答：“这说明他们（基督徒）有偏见。”[7]这类问题或许是太复杂了，无法进一步解释。
然而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从小到大对彼此的宗教已经非常了解，知道什么样的钟声、什么样的队伍特指哪一个宗派的哪一种节假日。毕竟这类事件是耶路撒冷永恒的节奏。人们也可以享受到世俗的快乐，例如夏天大家一起到城外小山的橄榄树荫下野餐。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都会去Bi’r Ayyub观赏湍流的春水。瓦西夫·雅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儿，这些年来在耶路撒冷长大，就读于一所教授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学校，师从当地一名法基赫（faqih，伊斯兰教法学家）学习《古兰经》，后来他成了一名歌手，有时还会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演唱。他将自己的歌手生涯归因于通过《古兰经》学习掌握的古典阿拉伯语。[8]音乐本身就是这座城市的通用语言。雅哈里耶记得自己在夏夜里闲逛，和耶路撒冷的人们一起聚集在奥地利招待所（Austrian Hospice）门前的街角，聆听歌手兼乌德琴（oud）演奏家穆罕默德·阿希克（Muhammad al-Ashiq）的演出，人们“喝着果汁和咖啡，抽着水烟（argileh），一动不动，完全陶醉在音乐声中”。[9]
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和往常一样，在1913年的耶路撒冷街头摩肩接踵。当然，他们彼此之间的怀疑比过去更严重。毕竟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伊舒夫（Yishuv）——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通过怀有宗教动机的犹太人的内部迁移，还通过被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新的世俗哲学所激励的一些人的迁移，其政治野心和含义目前尚不明确。在巴勒斯坦，有一座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城——特拉维夫。那里散布着越过万水千山而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的定居点。犹太人新开始的购地行为，几十年里一直争议不断，阿拉伯报纸热烈地讨论、辩论、（主要是）批评这一现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愿意出售的阿拉伯卖家和有组织的犹太买家想方设法钻奥斯曼帝国规章制度的空子，因此犹太人的殖民过程也继续稳步推进着。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件事对未来的真正意义都是未知的。阿拉伯人忧虑的呼声还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大规模冲突。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座开放城市的传统要远比在新的郊区更为突出。不同的聚居区犬牙交错，而不是被某条特定的巷子或街道截然划开。在城里的咖啡馆，不同社区的代表们可以共同等待一名奥斯曼帝国官员答复请愿，签署文件，或者发放许可，与摆着臭脸的奥斯曼帝国官僚打交道的经历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了审查制度，发行了更多的报纸，帝国的政治形态似乎变得更宽松了；在那之后，咖啡馆成了政治讨论或辩论的场所。一些人主张阿拉伯人应在当今的奥斯曼帝国享有更大的自治权，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作为他们的盟友，另外一些人认为，拥有奥斯曼帝国公民身份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统治，还有一些人认为犹太移民正在暗中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新一届政府制止不力，很可能是欠了犹太人的债。在香料市场的Seraii咖啡馆，类似的对话在一棵大桑树下进行。[10]在Qalonia咖啡馆，点点头就能把来客引到后面的赌博区。
这座城市自始至终都处在现代化进程和扩张之中。阿拉伯人市长侯赛因·侯赛尼（Hussein al-Husseini）实施了铺设耶路撒冷街道的方案，受到了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广泛支持。［1914年的市长改选被塞法迪犹太人报纸《自由报》（Ha-Herut）称为当年市议会选举中“仅有的一线光明”。］[11]有轨电车即将开通。旧城的城墙外，正在建设新的郊区，扩展旧的郊区：百倍之地（Mea Shearim）和回想摩西（Yemin Moshe）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郊区，Musrara和Sheikh Jarrah则是富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青睐的新建的郊区。对于来自中产阶级阿拉伯家庭的小男孩儿雅哈里耶来说，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现代：
（1904年）夏天，我们围坐在低矮的桌边享用正餐。食物盛在珐琅锌盘中。那一年，我们不再用产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木勺吃饭，而是改用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生锈的铜勺。1906年，我的父亲为我的兄弟姐妹们每人购置了一张单人铁床，于是我们也抛弃了睡在地板上的习惯。过去每天晚上都要把一张张床垫放到几面墙之间，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劳烦了，真是开心。[12]
雅哈里耶回忆起见到法国圣母院（Notre Dame de France）的独臂看门人点亮这座建筑物的电灯——雅哈里耶称其为耶路撒冷最先通电的建筑——他还惊讶地发现，“一眨眼的工夫”，这个地方就从完全的黑暗变得亮如白昼。[13]
耶路撒冷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断变化，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从未改变：在三种宗教的加持下，完好无损的独特精神和绝无仅有的气质。在过去的岁月里，这座城市曾经被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可即便是奥斯曼人，也只是这个地方的监督者，尽管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到1913年时已经持续了将近400年。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家族和宗教无谓的争斗，或者即便是现代的冲击，比起耶路撒冷，这个精神与灵魂的永恒国度，全世界共同的遗产，又算得了什么呢？
耶路撒冷是欧洲和美国基督徒心中的朝圣之城。这座在一两代人之前还只有最坚韧、最积极的人们才能到达的城市，如今已经是每年数万人的目的地。城市中的朝圣者、朝圣物品——木质十字架、圣人文身、珠绣圣母、念珠、圣像——以及当地的小贩和向导，利用朝圣者的虔诚和轻信，到处榨取几个皮阿斯特（piastres）。
旅行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当地人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个基督教团体，每一个欧洲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独有的教堂、旅馆或者旅游团——这是一种以民族、语言和习俗来划分的单一信仰。不同的国家甚至还经营各自的邮政业务，避开了奥斯曼帝国的电报业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那是一个间谍网，会把通信内容传回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在耶路撒冷市郊建起了一座大院，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大教堂、医院和三家招待所，尼古拉二世身边那个寻欢作乐的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曾于1911年来访。[14]奥地利招待所坐落在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附近的苦路（Via Dolorosa），装修给人的感觉犹如在萨尔茨堡城外的山坡上，装点着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胡子肖像——1896年访问耶路撒冷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首位到访的天主教在位君主——还有他妻子的肖像，让人感到亲切。路德会救赎主堂为树立了德国的标杆，威廉二世意在借此促进德国在圣地重新确立大国地位，还有1910年才献堂的德国天主教圣母升天修道院与之平分秋色。最后自然是各个教派的代表——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教会，他们全都主张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并且就各自的权利争论不休。
“一旦有了朝圣的想法，朝圣就已经开始了，”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在自己1912年圣城之旅的记述中开篇言道，“一旦开始，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朝向耶路撒冷的一步。”[15]格雷厄姆的旅程是在500名俄国东正教农民的陪伴下进行的，他自己也伪装成了农民。他是中途加入他们的，从君士坦丁堡横渡地中海。在这场伴随着狂风暴雨的旅途中，他们乘坐的那艘小船还没有泰晤士河上的轮船大，却拥挤得多。两星期后，朝圣者们终于安然无虞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雅法一家希腊修道院铺着稻草的地板上过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发。有钱的搭火车，没钱的就要准备走上好一段路。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城：
我们所有人都在自言自语般低声祈祷，成群结队地穿过耶路撒冷的一条条街道；每个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样子，一个跟着一个，像从远处赶过来的牲口一般；但事实上却很兴奋、狂热、焦急难耐，就像那些熬夜到很晚只为迎接久别的父亲回家的孩子一样。[16]
格雷厄姆认识到，朝圣行为本身是一种精神上的、平等的体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此建立起一个教派。“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与他人做比较或者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写道，“尽管一些人富，一些人穷；一些人有文化，一些人是文盲；一些人干净卫生，穿着新衣，光着脚，他们觉得必须要脱下靴子，因为他们脚下的地是神圣的；而另外一些人甚至连洗脸的概念都没有。”在本国非常重视的等级观念，到了耶路撒冷，就会在单一的共同信仰中忘却。一些人感慨万千，另外一些人纵酒狂欢。据一名俄国朝圣者说，只有犹太人会在睡梦中度过复活节午夜，午夜过后，朝圣之旅就沦为了唱歌，拥抱，“山羊胡和络腮胡纠缠在一起”，举行盛宴，畅饮阿拉伯小贩前几天带过来的酒：
我所见到的每一名僧侣和牧师都向我们打招呼道：“基督复活了！”我们回答“是的，他复活了！”并互相亲吻。喧闹喜庆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斋戒结束，人们会喝掉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和arakha，这无疑会让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震惊。醉醺醺的歌舞也会被认为与耶稣的信念格格不入。但我不明白。在我看来，这只是在表达真正的快乐……一想到他们一路走来的朝圣之旅，最终来到了美好的复活节早晨，每一名朝圣者的心中都有些东西融化了。当他们瞧见天上的某物时，脸上闪耀着异象的光辉，仿若临终之人的面容中闪现的一抹微光。[17]
除了精力旺盛的俄国人，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其他地区更苦行的朝圣者以外，还有游客。格雷厄姆若有所思地说，扮成俄国朝圣者的他，与一个带着柯达相机、给路过的自己拍照的德国人，是多么不一样——毫无疑问，那个德国人回国后，一定会给亲朋好友看那张照片，以为照片中的是一名真正的俄国农民。这样的他，与美国和英国的游客又是多么不一样，“他们好几百人，有阿拉伯向导和红宝书相伴”，双手紧紧地攥着外套防小偷。[18]格雷厄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被发现，但他却认出了几个英国人。路过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行社办公室时，他和一名俄国朝圣者在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儿面前停了下来，她正穿着“当地人的”服装——“一件古老的、鲜红的刺绣，可以在化装舞会上代表巴比伦”——在相机前摆出甜美的造型拍照片，比围观的人群高出一头。这就是耶路撒冷，比起朝圣之旅的目的地，更像是异国风情的背景板，也是那些依稀记得的《圣经》故事的舞台。
1913年，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朝圣者，或许也和当地的阿拉伯和犹太居民一样，成为耶路撒冷的组成部分，后者中的一些人上溯几代都在耶路撒冷生活。而欧洲和美国的朝圣者，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暂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常驻，实际上已经对这座城市的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虽然只是游客，但他们的游览表现出了对这座城市及其意义更深刻的、持久的归属。他们的出现证实了耶路撒冷同样属于他们。
当然，也有一些朝圣者留了下来，由此发展出了所谓的美国殖民地（American Colony）。几十年前，来自芝加哥的斯帕福德（Spafford）家族和千禧年派基督徒开始兴建这块殖民地，后来又有改宗者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来自拉姆安拉（Ramallah）的塞法迪犹太人雅各布·埃利亚胡（Jacob Eliahu）。之后到了1896年，又有大量的瑞典福音派新教徒加入。[19]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徒杂居的美国殖民地成了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自己织桌布，烤面包，在星期日组织唱赞美诗，还组建了文学俱乐部、合唱团和乐队。圣诞节成了城里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外国人赠送礼物的节日。斯帕福德家族的一名成员回忆道：
艾哈迈德·埃芬迪（Ahmed Effendi）送来了一只羊，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送来了一篮大米，耶路撒冷市长也送来了一篮大米，侯赛因（Hussain）送来了两只火鸡，费迪·埃芬迪·阿拉米（Faidi Effendi al Alami）送来了两只鸭子、两只鹅和四篮柑橘。还有别人（我不记得名字了）送给我们四盘buklaway（阿拉伯甜食），一盘geribi（类似于苏格兰酥饼），一盘mamoul和一盘“Karabidj Halab”［阿勒颇（Aleppo）的奶油甜品，一种美味的甜食］。苏莱曼（Suliman）送来了一大盘装饰圣诞树的糖果。巴尔当斯佩热（Baldensperger）先生送来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我记不住了。[20]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升起了星条旗，然而当地的美国领事表示抗议，认为殖民地是一场骗局，并与之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21]有一次，伊迪丝·斯帕福德（Edith Spafford）还打扮成自由女神像，摆拍了一张照片，庆祝这个日子。到了1913年，起初只是作为少数福音派新教徒的宗教事业的那些行当，如今已经具有了扩大的家族产业特征：印制明信片，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接受委托提供摄影服务，委托方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和《国家地理》杂志。[22]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就有一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殖民地的故事。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拉斯·蓬图斯·阿诺尔德松（Klas Pontus Arnoldson）几年前访问殖民地，之后在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之魂”（Jerusalem själ）的书。
犹太移民对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命运和耶路撒冷桑贾克现有的阿拉伯人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在1913年还并不清楚。
重建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依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梦想。尽管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已经开始增加，奥斯曼帝国当局对他们的管控也是三心二意，相当无力，但犹太复国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本质上只是犹太人内部的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世界上全体犹太人的明确代表。如果说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认识到了家园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以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发展进步，不用再害怕那些无尽的迫害与怠慢，像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或门德尔·贝利斯所遭受的那样，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犹太复国事业意味着犹太人背弃了被欧洲社会同化的承诺，重新把自己孤立了起来——不去放开眼界，反而把视野变得狭隘。犹太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西欧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在各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东欧和俄国犹太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中的一些仿佛刚刚走出中世纪，更不必说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了。即便是在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对于实现犹太人家园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家园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存在，也都存在着分歧。
这些问题原本并不明显，直到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犹太复国事业必然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某个地区。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中并未特指巴勒斯坦。而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虽然回答了这个核心问题，但在那之后还有其他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犹太人家园是否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以犹太人为主体，或者说假如犹太人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占多数的话，犹太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在这样的家园，宗教是否应该发挥强大的作用，还是说宗教更应该由一种与时俱进的世俗身份来定义，更集中于大学和歌剧院，而不是犹太会堂？犹太人是否应该学习阿拉伯语，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传统被抹杀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容易进行购买土地的协商谈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是否只能雇用犹太人耕种土地，还是说也可以雇用阿拉伯人，并可以借此加深经济互赖和社会同化的程度？说到底，在这样的家园，阿拉伯人会不会安于同犹太人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像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从犹太移民带到巴勒斯坦的经济投资和技术支持中获益？还是说他们会心怀不满，成为犹太人的竞争对手，向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缓慢迁移，或者出现更令人担心的情况，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去？在更广义的政治背景下，在奥斯曼帝国，一个犹太人家园能够争取或者说应当争取多大的自治权？而作为一项政治实践活动，建立犹太人家园这条路，是通过君士坦丁堡，还是通过柏林、巴黎、维也纳和伦敦？
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家园中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赫茨尔于1898年访问耶路撒冷，希望能够说服正在巡游的德皇倾帝王之威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宏伟构想，然而他发现这座城市很狭小，不卫生，遍布着黑暗角落，笼罩着神秘主义——几乎无法实现他建设一个自信、自由、进步、现代的犹太国的设想。几年后，他写出了一篇未来主义小说，描绘了1923年时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标题也取得很贴切，叫作“新故土”（Altneuland）。他想象中的国家中枢是北部城市海法（Haifa），而不是耶路撒冷。由此看来，虽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耶路撒冷理所应当是以色列家园（Eretz Israel）的中心，因为它毕竟是最神圣的犹太人遗址所在地，而且也是一座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还有更多人认可耶路撒冷的象征性力量，可以用来为犹太复国事业筹款，然而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基本上并不把这座城市当成唯一的活动地点，甚至不把它作为活动中心。[23]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领袖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将办公室设在雅法海岸边的Bustrus街上。他与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总部通信，用的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
1913年，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巴勒斯坦代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充当助推器：确保欧洲犹太人继续支持这项事业，确保以一种积极的势头向前冲，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些不堪一击的定居点。在维也纳，他们展示了犹太人定居点的地图和犹太人在新家园土地上的照片，甚至还播放了一段影片。最终为这份冲劲注入新活力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买下的一块地上建立一所犹太人大学的呼声。正如一名代表所言，这所大学将成为“锡安山（Mount Zion）新的圣地”。[24]
多年以来，虽然奥斯曼帝国试图禁止外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阻止他们定居，控制移民，限制犹太游客在该地区停留的时间，但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这块土地、这份事业的决心和狡猾，这些政策并不怎么奏效。土地可以用不同的名字购买，新来的移民也可以消失在现有的人口中，或者干脆由留着他们国籍的那些个国家的领事官员宣布死亡，几年后奇迹般地再次活着现身。[25]面对法律和行政上的障碍，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有时候必须来阴的。从雅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办公室传到柏林总部的信息是用初级密码写出来的。1913年，已经以犹太人名义购买的土地用“上海”来指代。[26]如果犹太人面对着一块土地的报价，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手购买，传到柏林的信息将会带有一个描述慢速音乐的词语：“柔板”。如果时间不够，就会用另外一个词语：“快板”。犹太人大学项目的代号是Kunstwerk，德语中的“艺术品”一词。特拉维夫是Stadtpass（城市通票）。购买土地的竞争者是Stickluft，表示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敌人是Sticksto（氮），友人是Stiefsohn（继子）。
然而，当年11月一封寄回柏林的信中写道：“殖民的速度太慢了。”[27]信中还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得到比现有的多至少10万杜纳亩（奥斯曼帝国面积单位）的土地。”钱和政治支持总是越多越好。1913年12月，柏林方面让鲁平特别关照一个德国基督徒的儿子，此人在中国服完了兵役，现在希望去中东见识见识。“我们并不认识克鲁夫特（Kruft）博士本人，对他的了解和基督一样少，”柏林办公室写道，“但我们很重视那些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基督徒，为他们提供自行判断那里的利害关系的机会。”[28]
与此同时，对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情况，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更大范围的中东阿拉伯人并不会一直拥有同样的利益。奥斯曼人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秩序，防止耶路撒冷的时局成为外国进一步干涉的借口，以及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眼下阻止犹太移民几乎算不上什么存在的问题，只要移民不会酿成一场犹太人政治独立运动。无论如何，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口平衡的担忧，都已经被困扰着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问题冲淡了。1913年，君士坦丁堡面临着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难题：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本身。奥斯曼帝国在几年前把利比亚输给了意大利人，如今帝国在欧洲的历史领地也眼看着就要落到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希腊人所组成的强硬联盟手里。它需要朋友，特别是有钱的朋友。犹太人的支持是很有用的。
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人的情况也与之相似，1913年时，对于新兴的泛阿拉伯政治觉悟而言，这些地区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激励着阿拉伯精英人士的政治事业，要比耶路撒冷桑贾克的局势宽泛得多，不论其象征意义有几分。他们力争在奥斯曼帝国的运转中取得更有分量的地位，如果无法实现的话，就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他们希望看到经济加速发展。犹太移民和犹太人的政治支持事实上也许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泛阿拉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能谈成吗？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负责人维克多·雅各布森（Victor Jacobson）在1913年提议：“我们工作计划中的第一项应当是与阿拉伯人达成协议。”[29]同年6月，在巴黎参加第一届阿拉伯人代表大会（Arab Congress）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沙米·霍赫贝格（Sami Hochberg）的犹太人，他是君士坦丁堡一家法语报纸《土耳其青年》（Le Jeune Turc）的编辑。[30]
一些阿拉伯人和一些奥斯曼人更担心犹太复国主义，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和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也以越来越尖锐的口吻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带来的难题，引起人们注意到有关犹太人购买土地或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特殊事件。一些文章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驳。摩洛哥犹太人希蒙·穆瓦亚尔（Shimon Moyal）在贝鲁特接受训练成了一名医生，之前曾经在开罗生活。他在1913年成立了一个被称为HaMagen的组织，力图驳斥阿拉伯报刊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文章，并把这类文章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31]但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手段，这本身就意味着互相猜疑的氛围正在恶化，论战愈演愈烈。鲁平也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膨胀很让人担心。“如果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他在1913年年初给柏林中央办公室写信说，“那么我们或许就要面临再也无法用钱来化解的阻力了。”[32]
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审查制度，阿拉伯世界的报纸印刷量随即上升，表达和传播不满情绪变得更加容易。1911年，纳吉布·纳萨尔（Najib Nassar）出版了一本阿拉伯语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目标与意义》（Zionism: Its History, Objectives and Importance）。他称赞赫茨尔的行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其政治成就，并奉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通过金融和政治组织做出相应的回应。他问道：“在悲剧和痛苦中煎熬了数个世纪的我们，为何不成为真正的人，走上自由之路，为我们的祖产、为我们自己而活，避免祖先们曾经用鲜血得来的国家得而复失、把祖先和子孙后代的那些诅咒降临在我们身上？”[33] 鲁希·哈立迪（Ruhi Khalidi）出身于耶路撒冷名门望族，现已当选为奥斯曼帝国议会代表，他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唤醒其他代表。1913年，在他去世前，正要完成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他在书中详细回顾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概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以及对当下的阿拉伯人民提出的挑战。
这年夏天，发生在雷霍沃特（Rehovot）犹太人定居点与Zarnuqa阿拉伯村之间一条路上的争吵演变成了枪战，使得局势进入白热化。[34]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邻村的阿拉伯人从定居点偷东西被逮到，还袭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们的犹太守卫。阿拉伯人声称问题源于犹太人定居点的军事化，那些定居点的治安被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自卫组织HaShomer（守卫者）接管了。据称有一名典型的过于狂热的犹太守卫污蔑阿拉伯人偷窃，为了防止暴力行为，他被缴了械。路上的这一事件发生后，场面立刻混乱起来，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定居者和Zarnuqa的阿拉伯村民都想着要去营救各自遭受围攻的亲族，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一名犹太人定居者在随后的交战中中枪，但得以幸存；一名阿拉伯村民受了致命伤。几天后，雷霍沃特的一名犹太守卫被谋杀。嫌疑人遭到逮捕。双方都请求奥斯曼帝国当局、各自的社区和全世界在这一案件上为他们主持公道。“但凡是聪明、公正之人，绝不会相信这项把犹太农民刻画成煽动者的可恶指控。”鲁平（用法语）给奥斯曼帝国耶路撒冷长官写信说。[35]他声称，在过去，阿拉伯人犯下的暴力和偷窃都已经得到了宽恕：“被毁掉的几千棵树，风华正茂之年丧生的人命，被夺走的几百只牲畜，被偷走或者抢走的水果。”但宽恕是有底线的。他写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改善我们的安全状况，而不会忍气吞声，也不会向那些袭击和掠夺我们的人屈服。”[36]
近些年来，在圣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连续不断的大小事件累积了起来，这一事件是不是也算其中之一呢？这件事会不会被人们遗忘，在奥斯曼帝国当局的文件堆里接灰呢？还是说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事情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局面？是年11月，巴勒斯坦当地一家阿拉伯报纸《巴勒斯坦报》（Falastin）发表了一首诗歌，诋毁犹太人，恳请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采取行动：
犹太人，叮当作响的金币之子，莫再欺骗；
我们不会上你们的当，把我们的国家卖掉！
我们还有气节，
怎会把国家乖乖交到你们手上？
怎会做这样自损的事情？
犹太人，最弱小、最卑鄙的民族，
正与我们就我们的土地讨价还价；
我们怎能继续视而不见？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也有的是钱。
当权者，统治者，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在烦恼些什么？
是时候觉醒，是时候察觉了！
不能这样掉以轻心，
不能再继续忍耐下去！[37]
*** ***
1913年12月，一艘艘轮船从欧洲起航，将新移民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被派去调查波斯石油潜力的英国海军考察团返回伦敦。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阿尔及尔和巴黎之间穿梭往来。已在南非成名的甘地考虑回到印度。在基辅，犹太职员门德尔·贝利斯为自己未曾犯下的谋杀罪而遭到监禁、迫害、妖魔化之后，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准备去新的国度寻找新的生活。
再见，基辅，永别了，我的故乡，永别了，与我相依相伴的朋友们！我要离开这里，去祖先们的土地，去圣地。那曾经富饶的土地，对我来说永远那么亲切。我要将灵与肉安息在以色列家园。[38]
第二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至少对贝利斯来说，咒语是会成真的。
实际上是在新年前夜，贝利斯半夜乘马车离开基辅，在乡村小镇卡扎京（Kozyatyn）与妻儿会合，再乘火车疾驰驶过乌克兰西部冰天雪地的乡野，到达奥匈帝国边境的皮德沃洛奇西克（Podvolochisk）。他穿过边境之后便前往伦贝格（现利沃夫），之后是维也纳，再往后是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贝利斯虽然想方设法隐藏身份，但一路上他的秘密还是不可避免地曝了光。这个戴眼镜的人毫不起眼，对他的审判和之后的无罪宣判让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蒙羞，好奇的围观群众都想一睹他的真容。
1913年已经逝去，1914年接踵而来。在新年最初的几天里，贝利斯乘坐的轮船先是停泊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之后又到了海法。“以色列家园让我备感振奋。”后来贝利斯热情地写道，他或许是同时以宣传者和日记作者的双重身份写下这句话的。他继续说道：以色列“给了我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大自然本身，以及人民的生活，都激发了我的活力和对生活的渴望。我们离开基辅时，天很冷，大雪封地。这里的一切绿意盎然，还有温暖的阳光。这是巴勒斯坦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万物欣欣向荣，山丘和田野被植被覆盖着。这样的环境我永远享受不够。我要拿出很多时间漫步闲逛，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39]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慷慨大方的欢迎。据他回忆，在海法上岸时，当地一名阿拉伯酋长派来车马为他效劳，还执意要亲自骑马走在前面，作为他的仪仗队，在土路上南行。犹太人社区自然是更加热情地欢迎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疯狂庆祝，把特拉维夫打扮成了王子驾临般的场面。”1914年2月，德国驻雅法领事给柏林的德国宰相写信说。[40]
贝利斯虽已来到圣地，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圣城。虽然西墙是将他从监狱中释放的祈祷声最热烈的地方，但他却推迟了西墙之行。他指出，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很多地方也有人为他祈祷。无论如何，特拉维夫和雅法的活动安排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宴会和欢迎会，对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殖民地的访问，还有游客、新来的移民和当地人——既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完没了的握手请求。
然而在4月，贝利斯赶在逾越节之前来到了内陆。他下榻在雅法门旁边一家舒适的酒店，在家人和追随者的陪同下，逐一参观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医院和慈善机构。最终，他来到了西墙。赫茨尔对这里很失望，认为在这样一个“丑恶、悲惨、混乱、赤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涌现出深刻的情感。[41]而贝利斯的感情五味杂陈，团体中的其他人情难自抑：
我再一次体验到了犹太人大流散，也再一次感受到了自身的悲伤。我站在西墙前沉思着，突然听见一阵哭声。我转过身来，只见我们一行人中的H.伯林（H. Berlin）正在哭泣。他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任何犹太人特征，这样一个人竟会哭泣，实在是出乎意料。他本应该完全脱离了犹太教。他的女儿是一名医生，甚至连一句意第绪语都不会说，却哭得歇斯底里。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步要走。来自基辅的工厂主管、犹太人贝利斯，登上圣殿山，在巴勒斯坦当地一名阿拉伯向导的引领下，获准进入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参观。虽然去年在巴勒斯坦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样的善意依然可以存在。骰子尚未掷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