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一名美国评论员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
纵观历史，横览世界，大国崛起于无名，征服世界的广阔疆域，抑或将迥异的区域融合成泱泱大帝国。罗马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领导的马其顿人、中世纪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蒙古人、中国古代历朝、奥斯曼土耳其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如今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全都经历过辉煌。这些帝国中，有些延续了数世纪，还有些只维持了几十年，甚至区区几年，与它们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一样，除了恐惧，再没有任何更长久的因素能够维持它们的存在。
对于1913年任何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而言，这似乎正是历史的节律：帝国兴盛，衰落，诞生，死亡。那些似乎一度举世无敌的大帝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时能够充分察觉到它们的困境，有时又完全意识不到——都可能是在走向辉煌的薄暮。在那以后，黄昏自然会降临在它们身上，将它们的成就付诸历史。（不列颠人之所以这么仔细地研究罗马帝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想要了解如何效仿它的成就，如何避免走上它的末路。）另外一些帝国无疑会兴盛并取而代之，或许是在某些至今仍名不见经传之人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历史的偶然事件、优越的地理条件、出色的领导才能或者科技创新，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开疆拓土的位置上。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微光所预示的并不是本民族帝国时代的黄昏，而是黎明。
1898年，英国政坛泰斗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对帝国兴衰这番经典的描述做出了一种现代的、达尔文主义的修改。他所描述的世界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他所谓的“活着”与“垂死”的大国。一类是那些“实力逐年增强、财富增加、领土扩大、国家组织趋于完善”的大国。[1]由于这类大国采用现代世界的科技——铁路、军备的进步等——它们变得更强大，更发达，手中集结着更大的权势。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在于未来。另一类是那些“垂死”的大国，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如今已经成为历史：
几十年过去，它们变得更加衰弱、贫穷，能够托付信任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越来越少，显然气数将尽，却还异常顽固地坚持着它们所拥有的生活方式。[2]
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适者生存”不但适用于自然界，同样适用于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自满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各国政治领袖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在索尔兹伯里的分类中，他们的国家属于哪一类？第二，如果他们的国家分在了不好的一类，衰落是不可避免，还是说可以积极地实施现代化方案从而实现逆转？第三，现代化仅仅意味着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还是说同样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改革？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吗？
按照索尔兹伯里的定义来看，1913年，德意志帝国和美国显然是“活着”的大国，注定要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俄罗斯帝国则没有定论，尽管大多数时事评论员会把它也归类为“活着”的大国，一些人还认为俄国必然会是20世纪横贯欧亚的庞然大物。对于另外一些欧洲帝国——奥匈帝国，甚至法兰西帝国——前景就不那么清楚了。除了这些，在更广阔的世界上，还有两个古老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正处于快速而又不定的过渡期。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个帝国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另一些人却在它们身上看到了重生的骚动。第三个非欧洲帝国是日本，它在太平洋战胜了俄罗斯帝国，这是前几代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果，自那时起，它以令人惊讶的姿态跻身强国之列，正在飞速崛起。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帝国——大英帝国——正面临着逐年紧迫的一系列问题。当下正是英国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伦敦正沉浸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荣耀之中。然而，这样的时刻会持续多久犹未可知。英国也在走下坡路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美国一名世界观光旅行家伊丽莎白·肯德尔（Elizabeth Kendall）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3]在索尔兹伯里的那个年代，1898年，情况更为简单。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垂死的大国”。曾经兵临遥远的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到了20世纪伊始，却已经沦为一只生满疥癣的野兽，被战争、分裂和缓慢的经济发展侵蚀削弱。19世纪20年代，希腊王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承认了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1878年，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获得自治，英国人也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人。19世纪80年代，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地埃及，已经被牢牢锁定为伦敦的势力范围。整个19世纪，所有欧洲大国的人口都在增加，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却减少到了刚刚2 000万，其中大多数是文盲。英国一天的产煤量比奥斯曼帝国一年还多，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里程还不及巴西和比利时，仅为印度的1/10。[4]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安排实质上是外包给了外国银行家。
要说中国的话，1898年的状况更加糟糕。在过去的50年里，外国人已经把相对于科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转变成了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水路沿岸的贸易特许权——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在北京，清朝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本已脆弱不堪，饱受常年不休的地方叛乱和经常性的饥荒洪灾所困扰，如今则更加岌岌可危。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外国势力不断渗透，中国完全无法追寻一种适应自身需求的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势力范围，在帝国边疆遭到侵占。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控制了外满洲的一块地区，打通了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一座俄国城市，这座城市随后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1880年，法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占领了毗邻的印度支那城市河内和海防。（1884年，中法之间进行的一场海战在几分钟时间内摧毁了中国的一整支舰队，而法国的代价仅为5人死亡。）英国人把缅甸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并对在西藏的地位提出要求。1895年，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附庸国民族的日本人，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结果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索取了巨额赔款，将台湾并入他们的殖民统治中，并正式确立朝鲜的支配者为日本，而不是清朝。
在中国内外，很多人都想知道，在这样一个有着故步自封的漫长历史、当权者专注于阻止各种可能对其地位造成损害的社会或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国文明到底有没有能力从内部复苏。很多人质疑中国到底会不会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幸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思想家都读过达尔文及其自然选择理论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国重要的维新派理论家严复，就曾把托马斯·赫胥黎的作品翻译成中文。）1898年，巴黎一家杂志刊登了一张漫画，画中是一位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的先生，拱着眉毛，留着大辫子（又叫辫发），耷拉着八字胡，下巴胡子稀少，举着双手，神色惊恐，因为用大字写着“中国”的一块大蛋糕正在被瓜分。[5]威廉二世皇帝坚定地落下刀，分走自己的一块；他身边是维多利亚女王，珠光宝气的手指划出了英国的那份；俄国的尼古拉二世面露饥渴，正在考虑自己的国家要怎么选，法兰西共和国的女性化身玛丽安娜则在一旁观看。在另一边，一个武士刀已出鞘的日本武士正在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幕。这幅画描绘了对中国的争夺，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对于中国的地位，更恰当的比喻或许是仍在被清朝的代理人所执行的一种古老酷刑：凌迟。
15年后的1913年，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都还没有脱离困境。两国都经历了更严重的战败、失地、任强国宰割的政治屈辱。（1913年，奥斯曼帝国正在进行战争，为的是在欧洲保留哪怕一个微小的立足之地。）但两国又都经历了山呼海啸般的国内政治转变，虽然一开始造成了局势的动荡，却促进着更长期的复兴展望。在君士坦丁堡，1908年，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一部分，恢复了宪政，带来了希望——奥斯曼帝国如今将会依靠内部改革，依靠年青一代政治领袖的活力重整旗鼓。在北京，清朝的小皇帝不再深居紫禁城皇宫的高墙之内统治国家，在前任将军袁世凯的执掌下，共和政府的体制已经开始有了眉目。如果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强力的中央政府——1913年，无政府状态和民间动乱席卷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度非常大——那么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犹未可知。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强力）政府的掌控下，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保卫疆土，抵御侵略……一个西化的中国，拥有国内的资源财富和众多人口，迟早会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斗争中的主宰因素。[6]
他提问道：“当这样一个中国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时，会发生什么？”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一种遥远却不再难以想象的展望。正是对它的这种恐惧，激发了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灵感，让他在1913年写出了风靡一时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傅满洲博士之谜》（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描述了古老的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技相结合的危险幻想。
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还是病夫——但未必是永远。从1898年到1913年，区区10多年间，两国都从缓慢、持续、显然不可避免的衰落期，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更加变幻莫测的新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它们或许能够以更牢固、更适合、更体面的姿态留在世界大国之列。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改革家都满怀钦佩地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帝国，那个效仿并赶超了西方、似乎已经掌握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生存与发展的秘诀的国家：日本。
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孤立的岛国，每一名日本武士的公职就是杀掉任何可能出现在日本海岸的外国人。在日本，官方的锁国政策被视为一种国民信仰。然而，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开放。这在部分程度上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断入侵所造成的结果：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rry）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开着军舰驶入日本，用汽船震慑了日本人，并要求大大超出了一贯授予外国商人的贸易权利。但日本的开放逐渐成了日本领导人制定的文明开化政策，他们明白西方军事技术在平息国内政治纷争中的用处，认识到现代化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的关键。
向西方开放的过程起初还是试探性的，犹疑不决，但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加速。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日本帝国首次在一场国际博览会上建立国家馆，这也引起了西方人对日本艺术和设计的一阵狂热。不久之后的1868年，被传统的半封建军事独裁政体，也就是幕府（bakufu）——世袭的将军（shogun）在江户（东京）发号施令，而京都的天皇仅仅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之后，日本天皇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恢复。末代将军被迫提前退任（不过直到1913年才去世）。本质为贵族战士阶级的武士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执掌政治权力，史称“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这也成了国运的转折点。虽然最初表现为回归更古老的政治形式，并伴随着重新发掘日本本国的美德和宗教、以取代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和儒学的势头，但明治维新实际上为日本由国家领导的加速西化打下了基础。锁国政策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一些被用作学校教材的书籍，例如福泽谕吉1869年的著作《世界国尽》（Introduction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赞颂了西方的先进文明。[7]1871年，在岩仓具视的带领下，由50名政府高官组成的考察团被派往世界各地进行细致彻底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找出外国科学技术和组织制度的最佳榜样。他们在美国度过了205天（部分是由于考察团中的一些成员需要返回日本，取得足够的外交国书），在英国度过了122天，在普鲁士度过了23天，还顺道访问了巴黎、伯尔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
官员们受到了鼓舞。“从180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考察团的一名成员在日记中写道。[8]换句话说，日本没有理由不去迎头赶上。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开始为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打基础。1889年，日本通过了一部宪法，设立议会。日本贵族改头换面，在形象上越来越向英国贵族靠拢。
经过了25年来的政治、工业和经济改革，日本在1894—1895年间进行的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中国，表明日本在当时已经领先中国这个亚洲邻国到了何种程度。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被用于进一步的海军扩张，铁路建设，以及1901年日本最早一批大型炼钢厂的建立。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并且开始期待让世界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一家报纸充满希望地声称，从这时起，西方将会“用我们的自称来称呼我们：日本（Nippon），为日出之意，外国报纸中再也不会有Japan或‘日本佬’（Japs）这些词语”。[9]1902年，世界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同意与日本结盟。两年后，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战争以日本举世震惊的胜利结束，这是一个亚洲大国首次如此彻底地羞辱了一个欧洲大国。虽然日本无法像对待中国那样，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事实上，这场战争把日本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虽然在美国从中斡旋的和会上，日本仅仅得到了微不足道的领土——重新得到旅顺，这是日本10年前从中国夺去、之后在和平谈判中屈服于西方压力被迫放弃的地区——但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改变。凭借着教育、节俭精神、经济转型、军事力量和政治决心，1913年的日本已经跻身于大国之列。
明治时代成就了如此的辉煌。但随着1912年天皇驾崩，其子大正天皇继位，关乎日本未来存在的另外一些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日本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民主国家，还是保留传统的寡头政治属性？日本社会是要成为西方式的消费社会以满足个人需求，还是要使个人服务于集体、民族和国家？外国对日本的尊重达到了日本人的期待吗，还是说在西方种族主义的作用下，西方俱乐部永远不会完全接受日本？在亚洲，日本是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欧式殖民大国，还是说注定要唤醒其他亚洲国家，引领一场泛亚洲的复兴？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英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太阳依旧在发光——但英国的前景真的和上一代人时一样光辉灿烂吗？英国势力是否在慢慢衰落呢？太阳是否正开始落下呢？1913年英国空前的繁荣，大英帝国的霸权，伦敦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八面威风的中心地位，这些都很难与相对的衰落沾上边。但只要匆匆翻阅一下年鉴或者报纸，都足以确定以下事实：英国不再是一家独大；美国人比他们更有钱，德国人比他们更具生产力。
整体来看，大英帝国依然极其强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在继续兴旺发展。印度也是欣欣向荣。大英帝国的人口远远超出其他任何帝国。但帝国的国防问题，也是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治谈判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帝国长期的完整性，并不仅仅是几句争论就能够保证的。英国自身在帝国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英国一度是大英帝国的引擎室，是这只猛兽带动生产的心脏。但如今的英国岂不是越来越像是一间董事会议厅，投资、做决定，本质上却是在以其他人的劳动，以过去的收益为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不会连这样的地位也将不保，英国会不会成为不列颠传统的贮藏室，成为海外不列颠人——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南非——返璞归真的理想乡，承载着他们对于绿野幽谷共同的回忆？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鲁德亚德·吉卜林用一首带有警示意味的诗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方——
炮火在沙丘和海角沦陷——
看啊，我们昨日的辉煌
像尼尼微和推罗一样消散！
万邦的审判者，请饶恕我们吧，
让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永志不忘！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衰落也在所难免。15年后，这样的警告已经深深植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1911年，《退场赞美诗》被谱成音乐，于当年在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行的帝国节日（Festival of Empire）闭幕式上演出。[10]帝王加冕礼的盛况如今却染上了悲壮的色彩。
英国本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和海外局势一样，是很多报纸专栏、酒吧聊天、高校辩论中讨论的对象。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走上街头，反对男性主宰的英国政治文化，要求选举权。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工会也威胁要切断英国的食物供应，虽然它们各行其是。最重要的是，英国这一代人的政治中最容易造成分裂的问题——爱尔兰自治——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遭到了阿尔斯特街头武装志愿军的反抗。英国依旧是一个“活着”的大国吗，还是已经在分界线上的某处，从好的一类跌到另一类中了呢？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1913年，君士坦丁堡城——古时称拜占庭，现代土耳其人称为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生命中的第26个世纪。这座城市由希腊人建立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处战略要地上，最初是作为一座贸易城市繁荣起来的。后来到了公元330年，当时的伦敦还不过是罗马人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一座营地，而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东都。哥伦布到达北美之前50年，即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从那时起，这座城市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统治着它的皇帝也一下子成了势力强大的统治者——他统治的这个帝国在鼎盛时期囊括了北非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全境，以及西南欧的一大部分——同时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尽管自中世纪的全盛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大幅度削弱，但他们依然统治着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圣城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朝圣者去这些地方朝圣，往往都要经过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向东延伸至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和波斯，南至红海沿岸，北至黑海沿岸，在西方还保留着欧洲的小小一角，仅此而已。
土耳其诗人陶菲克·菲克雷特（Tevfik Fikret）将君士坦丁堡比喻成一名妓女，然而她却依然在吸引着游客和100多万名居民：
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船只。君士坦丁堡是出地中海的门户，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各个邻国都十分眼馋。1912—1913年，保加利亚军队向城市范围内推进了几英里。
老朽的拜占庭，迷人的老糊涂
阅遍千人的寡居处女
你清新魅人的美貌，依然艳压群芳
望向你的眼神之中，依然爱慕流淌[1]
对于一座在街头上演过大屠杀（仅仅五年前，1万名亚美尼亚人在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中丧生），经常遭受把一个个木屋居住区整个烧毁的火灾，还伴随着周期性的地震，却幸存至今的城市，这种自相矛盾的描述恰到好处。即便是在衰弱的晚年，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依然受到不同宗教和民族群体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社区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也依然是外邦人垂涎的对象——特别是俄国人——那些人把它视为基督教正统合理合法的所在地，憎恨奥斯曼帝国扼守着流经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这条水路战略要道，这个从黑海出地中海的门户。
“三次得名的城市，人类共同遗产的宝石。”德国旅行作家赫尔曼·巴尔特（Hermann Barth）狂吟道。他指的是同一座城市，希腊人依然称之为拜占庭，其他基督徒（以及外国游客）大多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而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2]君士坦丁堡是各种人群的家园，他们都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对于各自在这里的相应地位也都非常敏感，这一点和耶路撒冷相类似，那里的统治者是土耳其人，但犹太人、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外国基督徒都能与那座城市产生共鸣。身为一个奥斯曼人，从最全面、最具政治意义的角度讲，就是要理解和赞颂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作为一个更宏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个人自身的背景如何。但在1913年，作为一个真正的奥斯曼人，无论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还是希腊人，都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在很多人看来，奥斯曼帝国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领土处在重围之下，“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与奥斯曼主义的传统遗产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多民族、多宗教的君士坦丁堡，到底是民族与民族主义时代的一个时代错误，还是像奥匈帝国一样，象征着社区之间和谐与合作的可能性？
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的各个社区——希腊人、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会接管城市中的一些地区，举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庆典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开斋节，在三天的庆祝时间里，城里的穆斯林——大多是土耳其人，但也有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纷纷涌上街头，走亲访友，交换礼物——甜品和烟草，帝国的瓷器工艺品和香水。宗教性的庆祝活动很快成为世俗娱乐的借口，所谓节日，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内地的乡村集市或者法国的村庄节日：“手动的旋转木马，船型秋千，女孩子们更柔缓的秋千……有很多论据可以反驳吉卜林先生和他那套‘东方就是东方’的理论。”[3]是城市咖啡馆中的卡拉格兹（Karagöz）皮影戏更具土耳其特色，是面向粗俗观众的粗俗娱乐。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会迎来穆斯林的第二大节日，纪念易卜拉欣献祭自己的儿子易斯马仪（并不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以撒）。庆祝方式是仪式性的宰羊，在节日之前的几星期里，会有很多羊被船运至君士坦丁堡，咩咩的羊叫声盖过了城市一贯的喧嚣声、众犬的吠声以及宣礼员召唤教众做礼拜的呼声。
但走上街头过节的不仅是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城中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多是来自大不里士、说土耳其语的波斯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遇难，这也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分歧之所在。据一名美国评论员回忆，“一群可怕的白衣男子，嘶哑地吟唱着，挥舞着血淋淋的刀剑，往剃光了的头上砍”，冬日的雪花在他们半裸的身体周围打着转。[4]基督教历法中最重要的是复活节，庆祝这个节日的是希腊人，他们代表着1913年将近1/4的君士坦丁堡居民，还有亚美尼亚人，他们占总人口的1/10。（19世纪90年代的社区冲突让亚美尼亚人所占比重大幅度缩减，自那以后，库尔德人取代了亚美尼亚人，垄断了城市街头的搬运工作，但城市的精英市民中还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店主、建筑师、政府官员，甚至还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的军火生意。）[5]
这些庆祝活动也可能演变成喧闹事件。1909年，英国侨民玛丽·波因特（Mary Poynter）在日记中写道，希腊东正教徒庆祝复活节，活动内容包括“向天开枪，向犹大像开枪……造成数人死亡，还有若干人受伤”。[6]基督教其他节日的庆祝活动相对内敛些：在一月早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可以看见希腊东正教的圣水祝福仪式，参加的“在浴缸中颤抖的凡人们”，正伺机将地方主教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一个镀金的木十字架拿回来。[7]1912年年底，希腊人安静地送走了享年78岁的约阿希姆（Joachim）牧首，街道上排列着“黑色的桅杆……杆上挂着黑底的旌旗，旗中央是白色的十字架，所有的房屋都装饰着黑白相间的花圈或花环”。[8]
新年又是一个更好的寻欢作乐的机会，虽然穆斯林大多不以为意，但几千名波斯人会庆祝他们的新年，也就是所谓的诺鲁孜节（Nowruz），而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也会在一月不同的日子里庆祝新年。1913年开年第一天，在附近的Sainte Marie Draperis教堂做过弥撒之后，奥匈帝国大使帕拉维奇尼（Pallavicini）侯爵在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在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人们向邦帕尔（Bompard）大使及其夫人致敬。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大使夫人被誉为“法兰西女性美德”的化身。[9]
据当地官员估算，除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城中的大量外国人，这座城市还有大约5.2万名犹太人。[10]这些人中有两名野心勃勃的青年法学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的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他们穿着深色欧式西装和笔挺的白衬衫，戴着土耳其毡帽，融入城市的背景之中。
君士坦丁堡城熙熙攘攘的中心并不是广场或者宫殿，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叫作金角湾（Golden Horn）的水湾——以及金角湾上横跨城市两个半边的加拉塔大桥。
金角湾南岸是老城区斯坦布尔（Stamboul），大多数城市本地人、巴扎、古老（当时已经废弃）的托普卡珀（Topkapi）皇宫、城里主要的清真寺［包括曾经作为教堂存在了11个世纪的阿亚索菲亚（Ayasofya）清真寺］也都在这一区域。金角湾北岸是加拉达（Galata）区，以及佩拉（Pera）区［现称贝伊奥卢（Beyoğlu）］。加拉达和佩拉是六七世纪前由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建立的，深受君士坦丁堡外国人的喜爱，以至于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将佩拉称为“异邦人之地”（Frengistan）。沿着码头稍往远走，同样有皇家在19世纪兴建的几座新的皇宫：首先是欧化的多尔玛巴赫切（Dolmabahçe）宫，其次是契拉昂（Çirağan）宫，最后是耶尔德兹（Yildiz）宫殿建筑群，它位于高墙之中稍微向内的地方，有自己的水电供给，自己的后宫——对于它的建造者、妄想狂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苏丹来说，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
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向游客推荐的君士坦丁堡最佳位置，就在古老的加拉塔大桥上，在这里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的全貌、各个民族以及他们的活动尽收眼底：
身穿白色长袍、腰带上别着手枪的阿尔巴尼亚人，与身披羊皮衣的鞑靼人擦肩而过；华服盛装的土耳其导游在两队骆驼之间穿行；一辆套着阿拉伯战马的马车，紧跟在阿拉伯皇子的侍从身后辚辚驶过，上面堆满了某个土耳其家庭的奇珍异宝。步行的穆斯林女人，戴面纱的女奴，小红帽下一头飘逸长发的希腊女人，披着黑色长斗篷的马耳他女人，穿着古老民族服装的犹太女人，裹着五颜六色的开罗披肩的黑人女子，浑身上下一袭黑衣、来自特拉布宗（Trebizond）的亚美尼亚女人……这是一张千变万化的镶嵌画，种族、服饰与宗教的万花筒……沉重的脚步声连绵不断，喧嚣不止，嘶哑喉音的低语，让人费解的感叹，间或有法语或意大利语单词传入耳畔，仿佛一道道光线穿透浓厚的黑暗。[11]
20世纪伊始，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古桥进行加固的提案起初遭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拒绝，理由是海平面的众多商店可能会成为一大战略要地，反抗他不得人心的政权。然而最终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支持下，建起了一座新的、更宽的铁桥，横跨金角湾。这座桥在1912年完工。[12]
在德·亚米契斯对加拉塔大桥的景色做出这番精彩描述之后的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继续着从一等强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并列——沦为二等强国的态势，名义上还是独立的，但显然已经堕入了“垂死”之列。奥斯曼帝国就自身领土的主权，向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做出了让步，那就是名如其分的治外法权，它将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置于各自大使馆的保护之下。在19世纪中，受到这种保护的奥斯曼帝国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让外国势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之间形成了恒久的利害关系。1838年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项贸易政策。1875年，由于拖欠外债，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国内的财政安排让与实质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奥斯曼帝国公债银行（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后者在1911年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奥斯曼帝国自己的财政部。[13]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引进英国顾问支援现代化建设，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也任命德国军人作为顾问。但这个国家却避开了更彻底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到底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被瓜分，原因在于有太多强国对于潜在的战利品存在利益冲突。这个帝国依靠借来的钱维系着，但最重要的是，时间也是借来的。
1876—1909年在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被奥斯曼帝国的很多维新派视为部分问题之所在。苏丹即位伊始，就向有心改革的官员群体——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宪政，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的行政专制制度。但这番尝试并未持续太久。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停止实行宪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老一套统治手段。苏丹的秘密警察特务令人闻风丧胆，经常关押政治犯，再把钥匙扔掉，以此强化苏丹的统治。在接下来的30年里，阿卜杜勒—哈米德主宰着这样一个政权，虽然偶尔也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保守的恐怖独裁。
很多奥斯曼人都因政权对新闻界的限制而气恼，并且担心奥斯曼帝国正在逐渐衰弱下去——内因与外因兼而有之。1889年，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一群年轻的、有心改革的政府官员、军人和医生——主要是土耳其人，但也有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受过良好教育但主要是中等阶级人士——成立了一个组织，最开始不过是奥斯曼维新派的一个秘密讨论小组。[14]组织成员手按《古兰经》和一把左轮手枪，发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大业，并自称统一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但外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奥斯曼党的继承者。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中，就包括萨洛尼卡（Salonica）的邮政工人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t），以及驻扎在同一城市的下级军官伊斯麦尔·恩维尔（Ismail Enver）。他们的年轻被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证明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一反奥斯曼人智慧与年龄成正比的旧观念。到了20世纪初，这个讨论小组已经赢得了军队各部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在马其顿地区。它已经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心目标，首先是恢复宪法，其次是复兴奥斯曼帝国。至于这场复兴要如何实现，则是众说纷纭。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答案在于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到后来，有几个人甚至考虑效仿奥匈帝国，建立一个邦联制的土耳其—阿拉伯帝国。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化要依靠一个经过改良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在这一阶段，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其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灰心丧气的奥斯曼帝国爱国者。
他们对西方世界抱着羡慕和学习的态度——然而最终目标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列强欺辱。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总指挥部位于巴黎，开罗和日内瓦发挥着次要作用，然而萨洛尼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一座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杂居的城市——成了前沿作战基地。（这座城市也是后来的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诞生地。）另外一些人认为，至少从短期看来，与德意志帝国结盟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战略必要。至于要效仿的模范，或许日本是最合适的：这个国家利用西方科技实现了现代化，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独特文化中的精华（此外还与大英帝国结盟）。青年土耳其党人表示，奥斯曼帝国正在成为“近东的日本”。[15]他们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呢？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恢复宪法，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6月中旬，忠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部队开始从马其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威胁称要武力占领这座城市。7月初，派来与之对抗的军队司令官谢姆西·帕夏（Ş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统一进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暗杀。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自己军队的忠诚没有把握，于是决定知难而退，恢复宪法。长达30年的暴政理论上结束了。
在君士坦丁堡，这条消息让人们欢欣鼓舞。“屋里屋外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声”，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特务神奇地消失了，报纸（此前的审查极其严格，禁止撰写关于政治事务真实状况的文章）供不应求，价格也翻了一番。当轮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沿岸各地的城镇居民纷纷欢呼。[16]
宪法的恢复伴随着政治犯的释放，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遭受阿卜杜勒—哈米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将宪法的恢复视为他们权利的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把他们在帝国内部的经济力量，转变成在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在他们之中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岂不是朝着实现“伟大理想”——说希腊语的全体人民重新统一成单一的希腊人国家——迈出了第一步？）土耳其女性现身街头庆祝，期待以阿卜杜勒—哈米德为首的皇室批准的男性沙文主义法典（例如穆斯林女性不许在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能够放宽一些。帝国各地都在号召进行新议会选举，这也为君士坦丁堡更多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一个借口。玛丽·波因特描述了从投票站到记票房的一队人马，他们把投票箱像圣物一样携带着：
……领头的总是一支乐队，骑兵部队，还有马车队，车上挤满了盛装的土耳其小姑娘，跟在后面的是步行的民众，他们挥舞着星月旗和神圣的绿色旗，（当乐队没在演奏时）全体高唱新的爱国歌曲《祖国》（Vatan）……土耳其女性也随着队伍行进，往往为数众多。盖满了鲜花的投票箱，被热情的群众高高举起。[17]
选举产生的288名代表中，有147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7名阿尔巴尼亚人、26名希腊人、14名亚美尼亚人、10名斯拉夫人和4名犹太人。[18]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阿卜杜勒—哈米德虽是被迫更换了他手下的大维齐尔[1]，并且同意进行选举，但他依然是苏丹。君士坦丁堡的时局引发了政治动荡，另外一些人借机行事：保加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斐迪南（Ferdinand）成为沙皇（后来降格为国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克里特并入希腊。保守派反对随着宪法的恢复而来的社会改革。1909年4月，在政权更替中失去了地位的那些人，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队打着伊斯兰教和恢复沙里亚法的旗号，实施了这场政变，很多青年土耳其党人被迫逃离君士坦丁堡。
反革命政变并没有持续太久。忠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支所谓的“解救军”（Army of Deliverance）回到了首都，想要用武力夺回首都。“步兵迅疾的步伐、骑兵的奔袭、炮车向人行道开炮的轰鸣”，在本地人和外国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醒着他们，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基础终究还是军队。[19]君士坦丁堡的战事暂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市拉下了卷帘门，定期往返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停住了，却还随着大海的波涛起起伏伏。交火之地的建筑物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其中就包括波斯大使官邸——“当子弹和弹壳在他的门前呼啸而过时，他一定以为自己身在波斯”，一个当地人评论说。[20]但对这座城市来说，比物质损失更严重的是政治后果。如今，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打了起来，正在互相杀害。青年土耳其党人认识到，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可以利用伊斯兰教来对付他们。
至少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在了。1909年4月29日下午2时45分，这位苏丹首次登上帝国的火车，开始在国内流亡，他的目的地是敌人的总部萨洛尼卡。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几个月前，相比耶尔德兹宫，“还是西藏更容易到达”。[21]如今这座宫殿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吸引着人们前来仔细检查一个耻辱政权留下的遗骸，门口有一辆汽车可以载着游客到处游览，只需一小笔钱。曾经由400人照料的花园，很快便沦为无人管理的状态。庭院里散落着巨大的保险柜，柜门大敞四开，里面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据说有的是被军队搜刮走了，另外的珠宝于1911年被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巴黎卖掉了）。[22]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将军率领解救军进驻君士坦丁堡，也因此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一篇以英语发表的报道描述了苏丹在耶尔德兹宫的卧室，那里和他离开的那天早上别无二致：
一条柔软的土耳其棉被胡乱地堆在长沙发上……还有约莫六个柔软的丝绸垫子。近旁的一把长椅上，搭着一条白色的睡袍和一条绣着字母“A”的腰带，这两件很可能是苏丹最宠爱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埃芬迪（Abdurrahman Effendi）的。在耶尔德兹宫最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和父亲在一起。在苏丹的床边，有一个放咖啡杯的小托架，或者更可能是放一把左轮手枪。房间一角的壁凹中，有一个洗脸架和水盆，藏在一面漆屏风后面。长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大幅日本卷轴，上面画着一只鸟，我认为应该是鹰。[23]
新一任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过着平静的生活，去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做礼拜，并且眼下正小心翼翼地避免有任何政治牵扯。
大约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随着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权，议会通过了数十项议案，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很多都试图扼杀反革命政变的萌芽：废除奴隶贸易，恢复宪法（以巩固议会统治），通过法律树立新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公众集会，（首次）允许向非穆斯林征兵，防止罢工。[24] G. F.阿博特（G. F. Abbott）描述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聊天时的话题，那些地方“曾经是胡思乱想的圣殿”，如今却被一个词占领了：变化，说的不是天气，而是部长。[25]或许是首次起草了一项可靠的预算，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开支仅为奥匈帝国的1/4，俄罗斯帝国的1/6。[26]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在1910年时已经开始奏效，税收增加了，尽管还是低于政府开支的水平。消防和警察系统也进行了整改。奥斯曼帝国最终是否正在接受它所需要的、改革的休克疗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