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在变化。“电灯和电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道上正在铺路，”玛丽·波因特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写道，“那些狗似乎也快要消失不见了。”（事实上是被转移到一个岛上集中处理了。）[27]城市喜迎新一批外国游客，他们是来看看青年土耳其党究竟忙活了些什么：其中包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安德烈·纪德和列夫·托洛茨基。[28]阿博特写道：“表面上看，君士坦丁堡依然是那座有着宏伟的清真寺、乱糟糟的宫殿和肮脏街道的大城市，但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改变了。”[29]
这句话说得太大了。奥斯曼帝国不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君士坦丁堡仅靠在边边角角收拾收拾，任命一位新的市长，或者杀狗，是不会变得像伦敦、柏林或者维也纳一样的。这种事情需要时间。君士坦丁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管它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在缓慢地变化着。在他们离开很久之后，它还会继续变化下去。但君士坦丁堡只可能以一种庄重的步调变化，它的历史渊源甚至比奥斯曼人还要古老，更不必说那些突然发迹的新政治领袖。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这才是适合它的步调。
1913年，金角湾南岸的老城斯坦布尔，依然是一个极其破烂的地方。英国作家罗伯特·希琴斯（Robert Hichens）将它描述为“一座木头和大理石堆砌的城市，满是灰尘，脆弱的房屋看上去像是用一个晚上匆匆建成的，随时都可能散架”。除此之外，还有“宏伟的清真寺，拥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历代苏丹无比壮观的巨型纪念碑”。[30]对斯坦布尔的居民来说，祖祖辈辈的生生死死都没什么差别，他们对每一块凹凸不平的铺路石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扇大门的嘎吱声都耳熟能详，当地的清真寺，或者教堂，或者土耳其浴场（hamam），全都离得很近。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斯坦布尔是一处秘境，是东方的起点。他们徜徉在拥挤的街头，迷路，为之陶醉——或者是厌恶。
斯坦布尔老城大多未经规划，尽管在19世纪中曾经多次尝试城市改革，但普遍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街道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淡水只能不定时地由水泵和泉水供应，码头边的臭鱼味挥散不去，鸽子绕着清真寺的院子飞来飞去。当地的土耳其人用残羹剩饭喂狗，这些狗凶猛地守卫着它们各自的一块块领地，至于它们究竟是东方污秽的象征，还是幸运的护身符，则要看人们从什么角度想了。对于一些把皮埃尔·洛蒂最新的书抱在怀里的游客来说，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本身就能够激起美丽与悲剧的奇思妙想，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成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旋转不停的托钵僧，或者后宫的土耳其佳丽和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女子。对于另外一些游客来说，斯坦布尔狭窄弯曲的街道意味着封闭的中世纪思维，更多地体现了东方神秘主义而不是现代科学，意味着一个离深不见底的野蛮仅仅一小步之遥的民族。想要取代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习惯，仅凭一两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的雄心壮志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希琴斯漫步在斯坦布尔，发现是城市的一种历史感在指引着他的行进：“斯坦布尔，它见证过多少，经历过多少啊！”[31]其他人则更多地被它的衰落所感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名英国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Ellis Ashmead-Bartlett）1912年前来报道巴尔干战争，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被自然指定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却被人类变成了邪恶、腐朽与流血的渊薮”：
……这座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望去，仿佛是紫色山坡上挂满了大理石的梦境，近距离观察，却只见一堆摇摇欲坠的房屋，乱七八糟，无可救药，墙壁颓败坍塌，沿着没铺好的陡峭街道而建，疲惫的马在这些街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美丽的清真寺零星可见，从一种陈旧的信仰花哨的垃圾堆中高高窜出。土耳其人自从1453年侵入这座城市，就没有做过任何有建设性的美化工作。他们仅仅是给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安上了宣礼塔，或者效仿希腊建筑风格建起一座座俗丽的清真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是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的衰败。[32]
1913年11月底，新任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后，他参观了大巴扎（Grand Bazaar）。在返回大使官邸途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简洁明了的判断：“非常古怪。” [33]
相比之下，佩拉颇为现代化，对欧美人来说也更为熟悉。外国使馆集中在这里，英国使馆占据着海面上方小山顶的一大块古典风格的街区。外资银行也在这里。［其中一家银行，奥斯曼银行（Ottoman Bank），在1896年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团体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占领，他们威胁称如果得不到更大的自由，就要炸掉银行及其外国员工，这件事闹得很大。］西方科技创新往往也是最先传入佩拉：1856年城市的第一批煤气灯，1895年城市的第一部电影，以及1875年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这项工程在地下从加拉达码头沿岸一直挖掘到佩拉山顶，命名为“隧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佩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两侧，以及与之相连的大街小巷里，分布着君士坦丁堡的欧式酒吧、舞厅和商店——意大利马戏场、法国剧院、德国市场（Pazar Alman）百货公司，还有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里的导购员会用法语报出价格。在这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349家经销店中的一家，你可以买到一台胜家缝纫机，还会有人教你如何使用这台机器追赶最新的巴黎时尚。[34]母亲可以购买包装上用英语和法语做宣传的罐装雀巢浓缩牛奶，因为这种牛奶能够防止霍乱和本地牛奶中的掺杂。在玻璃窗后面的陈列中，或者在高高的商店货架上的堆积物中，人们还可以找到罗曼诺夫皇室委托制造的俄国Treugolnik胶套鞋，曼彻斯特生产的“巴黎”围巾，或者带着长缨的亮红色土耳其毯帽（不过就当时的时代来看，在奥匈帝国的某家工厂或者奥斯曼帝国首都方圆100英里之内生产，都是有可能的）。
在佩拉，可以见到城里的法国、德国或俄国家庭女教师。这种趋势遭到了保守派穆斯林的批评，他们担心穆斯林家庭会聘用这些基督徒女子。[35]这座城市必然有一个部分是奥斯曼人去喝酒、买外国报纸或者外国书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1913年正在索菲亚担任奥斯曼帝国驻外武官，他在休假时也会来到佩拉，练习法语，展现舞蹈才华。[36]侨民和具有西方思想的本地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中学，这所学校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在区内占据了很大面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均可在这里接受教育。最近这一地区有一项扩建工程，是意大利僧侣经营的帕多瓦的圣安多尼罗马天主教堂，1912年才刚刚完工，与主街有一小段距离。城里的一流酒店全部集中在佩拉——其中包括佩拉宫（Pera Palace）酒店——还有那些二流酒店，例如Khedival Palace、Hotel de Saint Pétersbourg和亚美尼亚人名下的Hotel Tokatliyan。[37]
一些人认为佩拉浮夸的西式现代性很无聊。罗伯特·希琴斯抱怨这里的“咖啡馆闪耀的玻璃，狡猾又放肆的眼神永远在透过它打量着外面的行人”，还有“从欧洲二流音乐厅走出来的那些自命不凡、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们的肤色在电灯下像鬼一样苍白。[38]美国人哈里·格里斯沃尔德·德怀特（Harry Griswold Dwight）担心“西方文明致命的同化力”正在把这座城市转交给“德国情侣（Liebespaar）、英国老处女、执意要让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一模一样的美国母女”。[39] G. F.阿博特嘲笑“伪欧洲文明浮夸的平庸……异域一切令人厌恶的事物，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飞快地把东方变成一张悲喜交加的西方巨幅讽刺画”。[40]
的确，不只是有文化的西方人觉得佩拉完全是赝品。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şa）事先提醒一个外国熟人，佩拉呈现出来的奥斯曼帝国整体印象是完全失真的。他说：“你从这里透过望远镜观察伊斯坦布尔，但你使用的望远镜一直是歪的。”[41]对于那些装欧洲人装得比真欧洲人还像的同胞，土耳其人是会暗自发笑的。作家艾哈迈德·拉西姆（Ahmed Rasim）就曾讽刺这样一个土耳其人的做作：
……在意念中去过巴黎，在精神中经过维也纳，瞥一眼柏林，看过意大利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朝伦敦方向遗憾地叹了口气，在旅行指南中读到过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的情况，然而事实上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伊兹密尔（Izmir，在土耳其西部），在飞檐下走来走去。[42]
但这真的只是笑料吗？西方习俗入侵佩拉、进而影响整座城市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有害的，甚至危险的成分？“不要小看自行车，”拉西姆写道，“它有很多弊端。”[43]例如可以利用它来盗窃商品，引诱成年女性和年轻姑娘。对于穿着暴露的游泳衣公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这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习惯，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也颇有微词，因为土耳其人就算真的要下水，也宁愿在竹围的严密保护下，洗男女分开的海水土耳其浴。一些人注意到了过去几年里奥斯曼女性着装的变化，甚至是走路姿势的变化，从慢悠悠的步伐变成了轻快、自信的欧式步伐——他们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击中了穆斯林社会的要害，因为这表示女性正在从她们的男主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太危险了。这要止步于何处呢？
1906年，年轻的土耳其女子泽伊内·阿农（Zeyneb Hanoum）怀揣着对更大的西方自由的梦想，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对她人生的束缚。在那里，她被“关在玻璃笼子里，包裹在原棉中”。[44]她广泛游历，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度过了6个月。然而，阿农最终还是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她发现西方并不一定比东方更优越，只是有着不同的弊端：愚钝、贪婪、暴力、自私。她总结道：“怂恿那些东方人到西方去，不出几年，他们就会沦落成和那些吸收着病态文学、沉湎于酒精、可怜堕落的西方人一样，这是多么危险啊。”[45] 阿农体验过西方，觉得它很做作；佩拉则是君士坦丁堡中心西式做作的象征。
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数十年间，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范·米林根（Alexander van Millingen）记录下了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并不都是往好的方向。[46]他在20世纪初写道，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特色或许稍微有些淡化了。西方科技的进占，让东方的神秘黯然失色。19世纪70年代，德·亚米契斯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路人服饰，奥斯曼专家一看便知穿戴者的民族和宗教，而那些服饰正在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欧式打扮所取代：“当下的风尚是‘无拘无束’ 。” [47]为传统的土耳其家庭增添一丝神秘、为家里的女人挡住入侵者视线的格子屏风，正在被威尼斯式百叶窗所取代。“站在大道上便利地点的马群，可以把你载到几步之遥的街上，或者路途遥远的地区，”范·米林根忧郁地写道，“可它们已经让位于出租汽车站，以及一条贯穿加拉达山的隧道。”[48]在19世纪40年代还是孩子的那些老人，可能会记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一艘轮船；如今，这样的轮船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挤掉了过去那些不怎么结实却很雅致的轻舟。过去，欧洲的邮件从的里雅斯特走海路需要一个星期，从马赛每个月有三班邮轮，而如今每天都有火车运送邮件，邮资也很低：
那年（1888年）8月14日，聚集在斯坦布尔的火车站［锡尔凯吉（Sirkeci）车站，海峡对面是亚洲线的终点站海达尔帕夏（Haydarpaşa）车站］、目睹从奥地利首都开来的第一列火车的人们，或许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知之甚少。但这里是君士坦丁堡与西方世界的接入点。如今的主宰是新思想、新时尚，不管是好是坏。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缺点，很快就会变为一场旧梦。[49]
1913年，这座古老城市的缺点或许还存在着——但是在范·米林根眼里，大概也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部分。
现在，加拉塔大桥上有了新的行进队伍：土耳其军队，其中很多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他们正要去击退几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巴尔干军队——还有难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村镇，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暴力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边境事务的一部分。在穆斯林与基督徒混居的阿尔巴尼亚省，奥斯曼帝国当局与地方叛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叛乱大多是关于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和征兵，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对于阿尔巴尼亚学校应采用哪种文字体系的争论。[50]低级的抢劫和军事报复愈演愈烈，成了巴尔干民间传说的素材。英国旅行家伊迪丝·德拉姆（Edith Durham）在1909年的著作《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中，引用了一首典型的热情洋溢的巴尔干歌谣：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重拾欢乐与苦难——
倘若它起火刮风或者下雪又如何？
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回到这里，活人也许明天就会死亡，
心口被洞穿，或者头部中一枪——
回到这里，热情澎湃，慷慨激昂——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51]
埃迪尔内（Edirne）的英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的傲然身姿。青年土耳其党人寻求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为的是更好地保卫国家。
但最近的一轮国际战争正在威胁着奥斯曼帝国，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国内的政治优势地位，这轮战争并不是在一直麻烦不断的巴尔干地区开始的，而是在人烟稀少的北非。1911年，意大利人入侵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利比亚，希望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胜利，抹去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1896年一支意大利部队在此战役中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回忆，奠定意大利的强国之位。正如他们所愿，很快便占领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奥斯曼人无法通过陆路增援利比亚，因为英国人拒绝他们经过埃及，也无法通过海路增援，因此不得不略施诡计。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伪装成平民，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抗。这样的反抗绝不可能把意大利军队驱逐出沿海地带，却阻止了他们占领内陆地区。为了试探和逼迫奥斯曼帝国政府讲和，意大利军队做出了回应，于1912年夏占领了爱琴海中离土耳其海岸很近的十二群岛（Dodecanese）。这件事在君士坦丁堡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奥斯曼帝国议会暂停工作，而青年土耳其党人最近才以种种手段重新赢得了多数席位。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被排挤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以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观点而闻名的新一任大维齐尔走马上任。
1912年10月，奥斯曼帝国终于同意割让利比亚。作为交换，意大利人承诺从十二群岛撤出。然而到了这时，帝国已经是腹背受敌，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组结成了松散的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在巴尔干地区展开了攻势。[52]和利比亚的冲突相比，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利比亚，奥斯曼人是为面子而战。在巴尔干，他们是为同胞的家园，有时也是为自己的家园而战。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声嘶力竭地欢呼，挥舞着手帕，为奔赴前线的土耳其军队送行。一名土耳其士兵向美国记者展示了塞在子弹带里的牧笛：“上战场就是这样，他说——如同参加婚礼一样。”[53]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遭到了血洗。巴尔干同盟的推进速度很快。1912年11月，萨洛尼卡落入希腊人手中（次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被一名希腊人刺杀，这件事貌似有利，实则不利）。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也被围困。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伤兵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里挤满了新的居民；办公楼和大使馆成为临时医院，英国医生和法国护士照料着土耳其伤员。［玛丽·波因特的日记和外语报纸中，都有很多关于劳瑟夫人（Lady Lowther）的战争救济委员会的记载。］还爆发了霍乱。
快要到年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军队曾经一度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几英里，他们的飞机在前方侦查，想要看看这座城市的宣礼塔，估量一下奥斯曼人在恰塔尔贾（Çatalca）周围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欧洲列强的军舰已经准备就绪，一旦有必要保护它们的公民，就会让舰上的士兵冲进城市。人们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匆匆离去。市郊的墓地成了他们的露营地。“在那里，生者向死者寻求庇护，”波因特写道，“1203年想要攻陷一座基督教城市的十字军，以及1453年那个阳光明媚的5月攻陷拜占庭的土耳其人，都曾在那里安营扎寨”——
南下的（保加利亚）军队现已离我们这么近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是会从我们属于欧洲的城区进入城市，还是会经过这么多难民临时安顿的柏树墓地？……他们会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弥撒吗？……我们几天之内就将知晓。真是好一阵等待啊！虽然他们告诉我们危险，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害怕。[54]
1913年年初，在国内已经失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自作主张，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政府通过欧洲列强在背后撑腰的一纸合约割让埃迪尔内。1913年1月23日，一群青年土耳其党官员闯入正在召开的内阁会议，枪杀了战争部长，迫使大维齐尔辞职。新一届内阁成立。与巴尔干同盟的战火几乎是立刻重燃了起来。
对于巴尔干战争的是是非非，外国人意见不一。一些人同情土耳其人。皮埃尔·洛蒂认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并发问道，如果埃迪尔内被巴尔干国家的基督徒军队占领，将会发生什么。他警告说：“满脸大胡子的胜利者的鞋靴玷污了塞利姆二世（Selim II）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以及寺中的葬礼亭，之后就会开始抢掠、强奸、杀人。”[55]（有人提议用这位法国作家的名字给君士坦丁堡的一条路命名，事实上后来果然有一条路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还有更多的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无动于衷。英国殖民地官员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认为，巴尔干战争为他所谓的“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途径。[56]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会是一项文明的进步。“纯种的土耳其人是很愚蠢的。”他这样写道，声称他们的建筑师、医生、金融家和海军上将全都来自被他们征服的那些民族，而不是他们本民族。
更多的西方人是透过自己国家利益的棱镜，去看待巴尔干的时局和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俄国人对奥斯曼帝国没什么好感，但他们并不想让保加利亚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他们的考虑是，如果说要有哪个欧洲大国来控制这座城市，那么应当是俄国人自己。同样地，奥匈帝国人与奥斯曼帝国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他们担心这场战争会让塞尔维亚和黑山实力壮大，成为在巴尔干地区与自己的国家相抗衡的一道斯拉夫屏障，他们还想确保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斯库台（Scutari）落到阿尔巴尼亚人手中（正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涉）。德国人与奥斯曼帝国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关系，他们想要确保自身地位不被连累。英国人过去一直担心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如今他们担忧的是，倘若由于基督教徒入侵，伊斯兰哈里发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那么印度可能会出乱子。［事实的确如此，印度的穆斯林已经在为奥斯曼帝国的救济工作积极捐款，甚至发布了一条伊斯兰教令（fatwa）号召抵制欧洲商品。］[57]
随着1913年3月埃迪尔内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巴尔干的局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了。列强急欲争取某种和平解决协议，最终在5月迫使交战各方签订了《伦敦条约》，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伦敦条约》上的墨迹还未干，新的战争计划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巴尔干同盟一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方便而结合，而非出自热爱，如今正在瓦解。虽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获得了多到令人震惊的领土，可它们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分一杯羹。到了6月，保加利亚人已经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打了起来。奥斯曼人看到了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但至少埃迪尔内还是可以夺回来的。7月，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保加利亚人被赶出了这座城市，最终，青年土耳其党军队领袖伊斯麦尔·恩维尔（现称恩维尔·帕夏）可以宣告一场奥斯曼人的胜利了。《伦敦条约》匆匆修改，以反映局势的变化——现在它变成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埃迪尔内的占领。
这一系列的战争血腥凶残，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前线。这次冲突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留下深深的伤疤。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区，穆斯林被迫改宗，经过了洒圣水和象征性地吃香肠，才算完成。[58]当埃迪尔内陷落时，奥斯曼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孤岛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抬手能够到的树皮全都被撕下来充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莱昂·夏基（Leon Sciaky）后来将1913年确定为大批犹太人从这座城市向外移民的开始，很多人都移居至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角落——巴勒斯坦。[59]这一年，他参观了偏远的乡下地区，回想起“甚至都没有犬吠声迎接我们的到来……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停留在往昔，如今的这里一片沉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的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战败一方的人口焚烧村子，大批离去，这在巴尔干所有的战争和暴动中，都是已成常态的传统。”[60]让人沮丧的是，这类冲突总是周而复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遭遇转而施加在他人身上。”尽管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溃败得太快，来不及犯下太多残忍的暴行，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有机会报复的。在Kirka村，曾经屠杀了当地穆斯林的东方希腊人反遭屠杀。[61]
夺回了埃迪尔内，奥迪曼帝国的荣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重掌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如果和平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面对大幅度衰落但或许更容易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现在就可以转过身来面对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了。1913年9月，统一进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帝国行政和经济改革方案，并表示该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政党，向西方的政治正常化看齐。
为了保证比以前小了一些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和人口之后，如今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安排必然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帝国的阿拉伯人，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免遭分裂的诱惑。1914年4月，政府首次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省份的法庭上使用阿拉伯语，并且在学校里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62]次月，奥斯曼军队中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提议称，帝国或许应当迁都到阿勒颇，他认为这项举措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但在1913年，一名阿拉伯人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此举体现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正在泰然自若地处事，几乎不被国家的胜败所左右”。[63]人民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贸易也正在恢复。（《经济学人》表示，这座城市如果变成自由港，将会得到很大提升。）君士坦丁堡位于Silahtarağa的第一座发电站正在建设中。有轨电车已经开始通电，先从城市的加拉达区的几条线路着手进行。推出电话业务的工作也在进行着，来年将建成至少12个电话局。[64]12月，让俄国人颇为懊恼的是，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受奥斯曼帝国政府邀请，率领一个由4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规模远超过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协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了。1913年是困顿之年，但并不绝望，作为奥斯曼疆域漫长历史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长期以来与帝国唱反调的历史潮流最终开始倾向于它的时机，这一年会因此被人铭记吗？
[1] 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的职务。——译者注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据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良（Alphonse Favier）描述，站在城墙上看这座城市，一些外国人将这个景象巧妙地比喻为“一盘菠菜里夹杂着些许蛋黄”。[1]“除了树还是树，别的什么都没有，”樊国良解释说，“只有几座宫殿和塔的黄瓦屋顶穿透这片绿色。”直到1860年，外国人才获准沿着城墙走动——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项权利。清朝做出这番让步，是希望借此缓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对其他事项的要求。20世纪初，城墙被认为是游客或新迁入者的最佳观景地之一，可以由此领略这座城市的规模，捕捉到城市布局中的某些元素，这种布局满载着权力的象征和中华帝国及其清王朝的儒家理想。（即使到了今天，现代北京城的布局虽然经过了极大的扩张，但本质上还是沿袭着皇城的四方形布局。）
然而从城墙看到的景色并不是北京最美的一面。那份殊荣向来只是一个人的专属，他就是皇帝。唯有通过皇帝的眼睛，从名如其分的紫禁城一端的假山上一个凉亭望去，这座城市才能显现出特有的威仪。[2]北京的这一块地方，被一条护城河和三道墙保护着，与外界隔开。每一道墙都代表着皇帝与人民之间的界线——兼有原则上和事实上的意义。城中之城，道道围墙，重重世界：这就是帝都北京的秩序。
紫禁城是宫廷和在宫廷中任职的太监们的专用之地，包含在较大的皇城之内，贵族和高官可以在皇城居住，再一道城墙之外便是内城，内城是城里的旗人（驻军）的基地。1903年到访的美国游客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写道：“风俗习惯从这‘内部’汹涌而出，脉冲向中国的其他地方，仿佛血液从心脏流出，通过上千条动脉，直到帝国最边境。”[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最终得到了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的权利，自那以来，北京城中的小型外国人群体开始在外国使馆区居住。这一地区五脏俱全，有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这里的尖塔和西式建筑打破了帝都北京的建筑协调性。在这之外坐落着外城，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北京物质意义上的秩序终于开始瓦解成乱糟糟的低矮胡同，漂亮的四合院隐藏在厚重的木门之后，泥泞的小路上垃圾遍地，未经铺砌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力车和猪，还有来自戈壁沙漠的蒙古骆驼和中国北方的矮马。
凯瑟琳·卡尔1903年的北京之行，既是公务，也是游玩。她被聘请为慈禧太后画肖像，用于在来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卡尔对于中国宫廷生活的初次体验并不是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方向几英里外的颐和园：
在等候室整理了一番过后，我们出去，见到了宫廷的总管太监，他领着我们来到了一身红色的宫轿前，每台有六个人来抬。我们坐在轿子上，经过（帝后专用的）御路门，从左边的一个门进入，来到了天子住所之一的一个神圣地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殿的墙内！我们还没来得及领略周围的环境，就被他们抬着，迅速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庭院和花园，最终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正方形庭院。庭院里摆满了一盆盆奇花异草，种满了赏心悦目、茁壮成长的灌木。轿夫们把我们的轿子放在这里，我们走下轿子，在众太监前前后后的簇拥下穿过庭院。眼前是宫殿的大玻璃门，闪耀着巨大的红色“寿”字，静静地向后摇开，我们终于来到了中国皇太后殿下的王座室！[4]
和慈禧太后最初的交谈中，她对这幅画像提出了诸多条件，之后便回去更衣，再次出来时，她“一身黄袍，上面织着颜色逼真的紫藤蔓图案，绣着大量的珍珠”。她的指甲留得很长，这是时尚的表现，一只手上戴着翡翠制成的指甲套，另一只手上戴着镶嵌红宝石和珍珠的黄金指甲套。“我的心都在颤抖！”卡尔坦言道，“我要画的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她那神秘莫测的双眼犀利地盯着我，也让我心乱如麻。”就在这时，王座室内总共85座钟同时敲响了11下，“吉时已到！我拿起炭笔，在大中国皇太后第一幅画像的画布上，挥下了第一笔”。[5]
卡尔有充分的理由颤抖。慈禧太后拥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她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0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作为儿子同治皇帝的摄政者统治国家。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打破了满族人的传统，立3岁的侄子光绪为皇帝，也因此继续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光绪皇帝成年。他成年之后，在1898年试图通过大量的西式改革与慈禧决裂，诡计多端的皇太后完全将他排挤掉，再次恢复了自己在王座背后的实权。
但慈禧并不只有冷酷无情、玩弄权术的名声。她对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声名在外，这是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运动造成的结果。1903年凯瑟琳·卡尔开始为她画像时，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对外国人的屠杀——以及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即使到了10年后的1913年，那场起义运动及其后果也并不比“9·11”恐怖袭击事件距离当下的我们更遥远。对于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误解，那是一面生动鲜活、不容忽视的背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源头比较模糊，一开始是山东省的一系列洪旱灾害将农民们逼到了绝境，但逐渐发展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的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由义和拳松散地领导，这个团体由一群狂热崇拜着的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所组成，他们发扬战无不胜的信念，为各种毫不相关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排外性质的聚焦点。在西方，该团体被称为拳民（Boxers），指的是他们对武术的热爱。在190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农村地区的传教士们陆陆续续向北京陈情，汇报说拳民对西方表现出来的一切进行可怕的攻击，特别是针对中国基督徒。义和团认为他们进行西方的宗教活动，扰乱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秩序。樊国良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对中国文明好的一面——优美的瓷器、乐器、漂亮的灯笼、精致的丝绸——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可他对于中国暴民暴乱的残忍和野蛮，或者倘若义和团进入北京可能引起的后果，却并没有心存幻想。[6]大多数外国人更为乐观——一旦义和团接近首都，那么慈禧当然会镇压这场暴乱吧？
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她深信义和团的愤怒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不是清朝，而西方联军认为应当占领清朝在大沽的一座要塞，他们声称是为了在动荡时期更好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也让她颇为气愤。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慈禧不但没有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或者劝他们不要损害西方人的利益，反而给外国公使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次日下午4点之前撤出北京，否则后果自负。一场农民叛乱，演变成了一场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性的起义。外国公使与外界联系的电报线被切断，如今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冒险逃到空旷的乡野，想方设法到达海边，天晓得有什么办法，而且很可能要遭遇一大群义和团起义者，要么就碰碰运气，留在使馆区，用有限的武器——手枪、几架机枪、一台大炮——进行防御，或许还要面对慈禧太后自己的军队。
全盘考虑之后，很容易就排除了第一条行动路线，完全是从道义的角度选择了第二种。“试想一下，这队人马从巨大的北京城逃出来（倘若他们选择了第一种），那将成何体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伦诺克斯·辛博森（Lenox Simpson）写道：
……我们1 000名白人，一大群中国当地的基督徒跟在我们身后，请求我们不要抛弃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你觉得我们能在前面逃跑，任凭义和团和野蛮的军人进行一场恃强凌弱的屠杀，每时每刻都在清剿后方的掉队者和手无寸铁的人民吗？绝对不能！[7]
事实上，这番算计一方面是想要保护中国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保。在使馆区，外国人至少还能寄希望于电报线被切断之前就已经召唤过的军队会在短时间内赶来。一旦出了使馆区，谁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情况？
于是他们不顾外国使馆的外交领导们最初的提议，选择了破釜沉舟的坚守。和任何冲突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既有英雄气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柴五郎中佐——也有绝望的恐惧，外国使馆区将要失守的威胁挥之不去，他们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遭到严刑拷打，慢慢等死。[8]伦敦的报纸已经准备好并且提前发布了外国使馆区重要人物的讣告。事实上，这场围攻让使馆区11个国家的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展现了他们的智谋和韧性。所有合适的物品都被熔铸成子弹，在古玩店找到的一台古董大炮被除去了灰尘，派上了用场，外国使馆区的骡马很快就作为人类的食物而牺牲——使馆区的中国基督徒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恩惠——最新款的时装也被撕成一片一片，用来制作沙袋，或者为伤员包扎。
在7月中旬，似乎一度实现了非正式的停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慈禧太后身边的各个派系开始质疑这样打下去是否明智，因为对手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然而到了7月底，停火的表象荡然无存。战斗重新开始，双方都在乱射。在外国使馆区，没有人知道下一场袭击将会发生在何时何地，那或许将是他们无法击退的一场袭击。
然而7月中旬的暂时停战，让被围困的西方人得到了一些消息：现在他们知道，外面正在组织一支增援部队。8月初，这支两万人的部队向北京进发。这支国际联军由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分遣队组成，由一名普鲁士陆军元帅担任总司令，为纪念第一名被杀的欧洲人——德国公使冯·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etteler）。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到恼火的是，最先进入北京的竟然是英国人指挥的英属印度部队，缠着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受到了幸存的外国人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欢迎。辛博森回忆起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爬上一面墙，扑面而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印度的气味！”[9]在濒临绝境之时夺取了胜利，西方人的刚毅在逆境中取得了胜利。也难怪义和团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占据了这么多头条，不断涌现出与之相关的书籍、回忆录，甚至单独一部电影。
突破了这重围困，周围的大屠杀也就暴露无遗了。几天以后，穿行在北京城的英国作家亨利·萨维奇·兰多尔（Henry Savage Landor），遇见了一个母亲，她一边啜泣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脸庞，哀求他回答自己，这个孩子最有可能是被西方人的炮弹片炸死的。兰多尔还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太监吊在横梁上，身体上布满了严刑拷打的痕迹。在一个院子里，他碰见了一堆被砍掉的脑袋。在远处的一条小巷里，他发现三个大人和三个小孩儿靠着一面墙被吊起来绞死。“光线并不适合拍照，因为尸体都在阴影处。”他写道。[10]但他还是拍了一张照片。“鉴于尸体的腐烂状态，”他继续道，“我并没有长时间曝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义和团杀害中国基督徒，外国军队的纵队也各自施加报复行为——俄国人在满洲，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天津。那一年早些时候，德国士兵动身前往中国时，威廉二世皇帝激励他们道：“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1 000年后也不敢瞧不起德国人。”[11]他们听了皇帝的话。不久前签订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确立了战争法，可人们认为它并不适用。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这一事件是镇压半殖民地的一场叛乱，而不是文明国度之间的一场战争。
英国和平主义哲学家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中，通过“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这个角色之口探讨了中国的这一事件。他写道，义和团或许“野蛮残忍”，但西方的军队，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又如何呢？
1901年，义和团运动遭到国际干涉之后，北京的美国水兵。
问问从北京一直到海边那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吧；问问被杀害的男人、被凌辱的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吧；问问与犯罪者已经合而为一、难解难分的无罪者吧；我们在走投无路之下揭竿而起，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而你们以暴制暴，却未曾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们所报之仇，正是自己的不公所造成的结果，问问爱世人的基督，你们宣誓要服侍的基督，让他来评判究竟孰是孰非吧。[12]
在伦敦、旧金山或者柏林，这番诉求很难触动太多人的心。在那些地方，关于义和团暴行的传闻传到了西方人耳朵里，而他们已经对种族战争的概念习以为常了——1887年，澳大利亚劳动联盟（Australian Labour Federation）的创立者写了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而且也将当地充斥着大烟馆、三合会和堕落白人女子的唐人街，与疾病、毒品和犯罪联系在一起。[13]（早在19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的华人的风俗习惯，对美国构成了所谓的威胁，导致华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国籍。）认定偏见向来要比质疑偏见更容易。
北京的暴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耻辱。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外国军队进驻中国首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被外国军队放过的紫禁城，这次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和几年后君士坦丁堡耶尔德兹宫中的苏丹卧室一样，中国皇帝的卧室也让人格外感兴趣。无处不在的皮埃尔·洛蒂，和法国水兵一起涌入北京，他提到了据说皇帝正在学习弹奏的一架钢琴，一台播放中国乐曲的八音盒，还有一张御黄色的丝绸床垫，皇帝留下来的压痕还在。“他那深不可测小脑袋得有多么混乱啊，”洛蒂沉思道——
……三重围墙的宫殿，甚至被侵入了最深处的秘境；贵为天子的他，被赶出了二十代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外人难以企及的家园；他被迫逃亡，逃亡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平民的）视线里……甚至还要哀求，还得等待！……[14]
洛蒂离开时，听见身后有人用浓重的加斯科尼（Gascony）乡下口音的法语欢呼道：“哟，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下咱们可以说在中国皇帝的龙床上打过滚儿了！”抢掠现象非常普遍，金银财宝塞满了一个个士兵的大衣和背包——或者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