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命令禁止记者到场，但亨利·萨维奇·兰多尔还是设法靠嘴皮子功夫，陪同俄国的连纳维奇（Linevitch）将军加入了紫禁城的联军胜利游行队伍。［结果他发现自己并非唯一一个溜进去的记者：长期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通信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已经在里面了。］英国炮兵鸣放21响礼炮，用萨维奇·兰多尔的话说：“魔咒已破。事已至此。天子们保持了500年神圣的地方，两秒钟就遭到了洋鬼子的亵渎。”他离开时，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虽然表面上恭顺，甚至卑躬屈膝，但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无动于衷的面容流露出仇恨与轻蔑的神情。”这种轻蔑让人难以忘记。大约一年后，当紫禁城再次交到慈禧太后手中时，中国屈辱史的最后时期在《辛丑条约》中开始了：一笔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在1940年还清，为西方死难者树立纪念牌坊，允许国际军队永久驻守北京外国使馆区，禁止中国进口军火。1903年，冯·克林德男爵的纪念牌坊在北京落成，德国士兵列队经过。
凯瑟琳·卡尔认为，慈禧太后将回到北京紫禁城的时间一直推迟到最后一刻，甚至等到颐和园一直生着火的炉子都无法继续保持足以让人居住的温度，都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紫禁城是中国最神圣的场所，是满族人的正座，那么它现在也是一个被玷污的王朝被玷污的象征。
在外国人数十年的掠夺中，中国的缺陷被痛苦地揭露了出来，如今外国士兵更是已经侵入了紫禁城，如何才能克服这个缺陷呢？
卡尔身在北京的那一年，曾经为光绪皇帝1898年那场注定失败的改革进言的梁启超，正身在美国。和日渐壮大的中国维新派一样，梁启超旅居国外，并且从国外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曾经将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译成中文，还翻译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作的严复，年轻时曾在英格兰生活，就读于伦敦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推翻清王朝的领袖人物之一、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夏威夷长大，在香港学医，并且经常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旅行（在欧洲时，他和几十年前的马克思一样，喜欢泡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
和严复、孙中山一样，梁启超也坚信，为了理解中国的缺陷，为中国的复兴打下基础，将目光投向国境线以外是势在必行的。在纽约，他设法安排了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一次短暂约见，后者向他提出了以下这条价值连城的建议：“任何一次投机的结果都取决于事先的准备。”在芝加哥大学，梁启超对图书馆施行信誉制度的效果感到惊诧。
即使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着眼点相对较小的比较，也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梁启超提到，虽然中国的商店几乎一直营业，而美国的商店每到星期日就要关门，但美国的店主更富裕。[15]他总结了每七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在中国，只要是百人以上的聚会，必然伴随着噪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然而在美国的剧院里或者音乐会上，观众们都很安静。中国人讲话声音很大，经常打断对方，然而美国人的讲话方式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而且很少打断别人。梁启超的观察甚至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走路姿态的差异：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16]
这些观察结论合在一起，就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纸诉状。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让中国人成为“族人，而不是公民”，怀着村落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项创新，1899年首次出现在汉语中——他们能够接受专制，却无法享受自由，缺乏设立自身民族目标的能力。这些根本的差异，被千年帝国史固守着，抑制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自卫能力。为了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中国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国族：正如法国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9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是一群通过“当下的共同意志——对于过去共同完成的伟业和未来继续完成更多伟业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个体。[17]20世纪初，报纸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办，幅员辽阔的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作为记者执笔撰文，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进程。
但梁启超认为，只有经过相当于一次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毛泽东也是梁启超的崇拜者之一，当年他还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自称将这位大师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梁启超表示：
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鲁索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8]
并不是所有人都怀着这样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西方政体，需要让专制统治来帮衬。然而中国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政府对定期发生的天灾应对不力，如今紫禁城又在1900年被外国人占领，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清朝——至少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是强弩之末。义和团曾经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晚了呢？[19]（建立了清朝的满族人，说到底不也是外族人吗？）人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宪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考虑得更远：中国需要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共和国。1905年，孙中山将全部的反清运动集中在一个总组织下进行，那就是同盟会。1906—1908年，同盟会在中国南方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是在1898年提出的，但慈禧太后再次凌驾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上，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为迎合《辛丑条约》中提出的部分要求，清政府于1901年正式设立外务部。（因此中国的外交官——此前一直被公然蔑视，从事的是为传统所不齿的职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了。这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在外国人所掌控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认可，但同样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那样的秩序中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古老的科举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围绕着中国古典典籍的考试，自古以来一直是选拔帝国官吏的基础，在1905年遭到废除——原则上是为了拓宽选拔官吏的渠道。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另外又设立了邮传部。陆军经历了一次缓慢的改革过程，采用了西式制服和军礼，废除了一些传统的刑罚，至少是原则上。1906年设立了法部，寄希望于中国的法律体制改革能够削弱外国列强的一贯论调——认为中国制度不完善，因此中国的国民必须只能受制于他们外国的司法制度。
这些行政改革本身是相当彻底的，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但与之相伴的政治改革可能影响更为深远。清政府召集了一个高官考察团，前去考察立宪改革的措施，这一方面是为了转移人民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重申中央对地方各省已经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控制权。几个月前在北京火车站逃过了一场刺杀的考察团成员，于1906年1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带回来的有关宪政的建议，后来被慈禧太后和朝廷接受。1908年，清政府宣布将在1917年实现完全宪政。这年晚些时候，慈禧太后逝世——长期饱受折磨的光绪皇帝比慈禧早一日驾崩，当时还在被实实在在地软禁着——大权转移到年幼的新皇帝溥仪身边的满族摄政者手中，这又让宫廷中的权力之争进行了一段时间。1909年10月，全国各省谘议局选举，所依据的选举资格确保了精英的主导地位。1910年，他们逼迫清政府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年底之前在北京成立临时国民大会。
与此同时，中国清政府也着手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一大顽疾：鸦片。1839年，英国与清朝首次动武，事实上是为了维护贩卖印度鸦片的英国商人的所谓“权利”。20世纪伊始，地方的反对鸦片运动——和美国的禁烟运动相类似——席卷了整个中国，人们羞辱瘾君子，关闭大烟馆，烧毁吸毒工具。[20]如今北京决定出手，打算完全扑灭国内对鸦片的需求，对瘾君子以死刑相威胁，号召英国人在道德层面上予以协助，反对鸦片，并大幅度提高鸦片关税。1907年，英国通过了一项制度，将会缩减来自印度的鸦片出口，在10年的时间里每年减少10%。英国的政策规定了一项条件：必须证明中国当地的禁烟运动确实有效果，因为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印度的鸦片供应和中国当地的鸦片供应完全可以互相替代。1909年，由美国发起的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召开，全体欧洲大国均有代表参加，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波斯、葡萄牙（当时有澳门这块殖民地）、缅甸和荷兰（当时控制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中国代表多方论证了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还预先计划了意在对外国人的商业本能施加影响的一步行动，指出中国的贫困是烟瘾造成的，对外国商业前景的损害要比贸易额本身严重得多。[21]
伴随着这一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沿海地区和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应外国列强的要求而进行的，它们希望借此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力（并且有利于动乱局势中的部队调遣）。在西方股权的资助下，铁路建设焕发新生。（1900—1905年铺设的铁轨，是1896—1899年的10倍。）[22]早在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就从欧洲经哈尔滨和奉天一路通到了上海。1905年，京汉铁路完工，连通了北京和中国中部的武汉。1902—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翻了一番：英国遥遥领先，之后依次是俄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23] （日本投资额的变化格外突出，1902年只有区区100万美元，过了10年多一点，竟达到2亿多美元。）《中国年鉴1913》（The China Year Book 1913）中提到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的稳定增长——有2/5的船是英国的，将近1/4是日本的，1/5是中国的。[24]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通商口岸。上海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经营着一家油桶厂。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在汉口、上海和满洲的牛庄（营口）设有工厂。据说中国有31座城市用上了电灯。
起初遭到清政府反对的北京到巴黎汽车赛，于1907年从北京启程。次年，距离外国军队从天津打到北京解放外国使馆区还不到10年，荷兰人亨利·博雷尔（Henri Borel）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走完了同一条路线。“我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有所耳闻，”他写道，“但我未曾想到会乘坐一列最新式的豪华列车，以现代的方式来到帝国之都……我以前就是这样去尼斯和维也纳的。”[25]到达北京之后，博雷尔发现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 Lits）聘用的经理即使到了蒙特卡洛或者奥斯坦德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卧室里配有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我到北京来，是为了这个吗？我不禁苦笑。北京已经这么先进了？我原本期待来到中国的神秘之都，结果却发现自己下榻的是一家巴黎饭店。”[26]
无论博雷尔的经历如何，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年来，真正即将成为大都市的中国城市，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几乎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年复一年地蒸蒸日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商业之都，并没有受到清朝的拖累，是上海象征着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外国人依然在这一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海引领什么潮流，中国的其他地区就必然要跟上。
和北京不同，那里城墙上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古老的传统与儒家的秩序精神，而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是一座变化的城市，随时准备采用新的技术创新，或者吸纳新的舞蹈形式。上海的第一家电话公司成立于1881年，从1883年开始，主要街道就亮起了电灯，1896年放映了第一部电影，1902年出现了第一辆汽车（和日本首都东京大约是同一时间，而日本要比中国先进得多）。[27]上海的印刷所生产印刷的书籍、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比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要多——1913年的上海有73家中文报纸和25家外文报纸，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外文报纸总共只有52家。[28]因为上海的文艺生活——抑或是夜生活——非常丰富，因此得到了“东方巴黎”的称号。中国其他地区的大烟馆都被关闭了，而上海公共租界的那些大烟馆不归清政府管辖，一直开到了1910年（在那之后，上海的鸦片店又继续开了7年）。
相比于数百年底蕴的古都北京，上海更像一个暴发户，是通商口岸制度的产物——实际上是其典型代表。其他很多通商口岸的经济依然落后，派驻当地的外国列强领事代表有时甚至是城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上海和它们不一样，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城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44年，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有44艘外国船只入港。1855年的入港船只数量是当年的10倍。[29]1908年，插图丰富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记录了上海港永无休止的繁忙景象：
从吴淞口到上海大约有13英里，江面上船来船往……补给船、驳船、中国帆船、舢板，不论潮起潮落，永远往来不断。看中国人驾驶那些看上去很笨重又装了很多东西的船只的技巧，是颇有趣味的一件事……离上海的靠岸地点还很远时，江岸上就开始呈现出繁忙的一面，一座座棉纺厂、缫丝厂、船坞、码头、货栈（仓库），让人应接不暇。[30]
到1913年为止，上海收取的关税占到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将近1/3。[31]中国各地都在兴建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是由上海的银行出资，股份也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交易。上海的一名中国评论员指出，在上海，“人们只关心金银的价值，却不懂雅俗的来由”。[32]北京的外国侨民也会发出类似的讽刺，他们瞧不起上海外侨，认为那是一群没有教养的外国人，亲力亲为做生意，而身在北京的他们自己则沉湎于中国文明的永恒之中。[33]
北京的中心是城墙和城壕所包围的紫禁城，而上海最著名的地点在外滩，位于宽阔的黄浦江一侧，面朝世界。外滩（the Bund）这个词来源于印地语单词band，是堤岸的意思。上海主要的酒店、银行，上海西方男士的社交俱乐部，都坐落在外滩。[34]这里也是海关大楼的所在地，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长期担任中国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大楼奇特的设计也反映出了他的国籍：这是一座都铎风格的建筑，顶部是一座四面钟楼，会敲响威斯敏斯特钟声。（赫德于1911年去世，几年后，外滩树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塑。）外滩的很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兴建起来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于1897年建成。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租界的商业和社交生活中心”——不久前刚刚扩建完毕。[35]新楼在建时，好在有德国总会（Concordia Club）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的活动场所，德国总会是1904年由年轻的普鲁士阿达尔贝特王子（Prince Adalbert of Prussia）为之奠基的。
在上海，世界主义已成惯例。当时一份传教士报告所描绘的南京路，展现出来的国际多样性甚至远胜于伦敦的街道：
走在路上的有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俄国人，肥胖的德国人，或许还会撞到小个子的日本军官，他的神态完全说明了他自认为是征服者民族的一员……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坐着西方的马车，瘦骨嶙峋的美国人坐着东方的人力车……上海的人行道太窄了，一个法国人想要脱帽致敬，却把帽子招呼在了一个仪表堂堂、穿着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喉音颇重的德语和伦敦腔的俚语此起彼伏……[36]
在1913年，上海庆祝了德皇威廉二世在位25周年，也庆祝了美国独立日和法国巴士底日。[37]《中国年鉴1913》中的广告吸引了见多识广的国际客户。和平饭店的广告表示，他们的员工能够说“所有的主要语言”。[38]另一则汇丰银行的广告，列举了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并承诺提供全球性的银行业务，以方便那些周游世界的客户。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在北京，外国使馆区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像一座堡垒一样防御着，机枪随时待命，然而在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这里完全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只看人数的话，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整个上海的中国人口大约在100万上下，按照《中国年鉴1913》的记录，公共租界仅有13 346名外国人——其中包括4 465名英国人、3 361名日本人、1 495名葡萄牙人、940名美国人、317名俄国人、113名丹麦人、83名土耳其人、49名波斯人、11名埃及人、7名巴西人。[39]但在公共租界（以及独立的、由法国人管理的法租界），当家做主的是这些外国人。中国居民交了大部分的税，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在上海工部局投票的、坐镇的，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出生在上海、国籍为英国的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人。执法者也是他们这些人，正因如此，1905年西方法官与中国谳员之间发生的冲突演化成了骚乱。这些人还掌握着地方警察，其中包括中国人尤其憎恶的一支印度巡捕分队，外国志愿兵有时会煞有介事地穿着制服在街上巡逻，一旦他们需要的话，印度巡捕分队便会提供后备力量。
此外，上海的外国人区域也在扩张。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在1898年面积翻了一番。进一步扩张的脚步并未停下。事实上，这一切已经预先考虑好了：向北筑路，一直修到了闸北区，起草的地图上也把这个区涂成红色。[40]1913年，当地中外当局之间对于闸北的未来争论不休，英国驻沪领事在写给英国驻北京大使的急件中说，这“对计划中的谈判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41]然而19世纪90年代曾经让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有恍若巴黎街角之感的法租界，却能够在接下来的1914年实现扩张。[42]上海向来都有教会学校，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创办的，中国孩子可以在这些学校里接受基督教和西化教育：例如1861年创办的清心女中（Mary Farnham Girl’s School，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圣方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罗马天主教会），1881年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美国圣公会），1897年创办的晏摩氏女中（Eliza Yates Memorial School，美南浸信会）。[43]如今，随着外国人举家迁往上海——而不是只有男人才来——外国孩子的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在上海公共租界巡逻的一名英国警官。
公共租界的社交生活，正如西德莫尔在世纪之初所言，“正式、严格、细致、奢侈”。和外滩的上海总会相类似，静安寺路也有一家乡下总会（Country Club），这里“既属于男士，也属于女士，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夏季的网球、下午茶舞会、戏剧演出和冬季的舞会而聚在一起”。[44]从上海逆流而上，有“世界上最好的野鸡射猎场”——这也许正是钻上海警方空子的一名苏格兰殖民地官员想要的。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游艇俱乐部、划船俱乐部、板球俱乐部、棒球俱乐部、花展、上海室内游泳俱乐部，把周末花在这些地方似乎都说得通。英格兰人可以在城市周围广阔的平地上带着猎犬打猎，自然很开心。1913年年底，正在进行世界巡回赛的棒球队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即将来到上海，这让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望眼欲穿。[45]
对于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生活在上海，特别是公共租界，就是生活在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外国势力渗透，前途一片大好。在上海，最先摒弃了传统的妇女缠足习惯。在上海，中国人的大辫子，隶属于清朝的象征，剪断得最为干脆。然而在这座城市，中国人的赤贫与戴着大礼帽的西方人巨大的财富并存，中国人被视为二等居民。
《北华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3年1月的两篇文章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论点是上海的税收大多是中国人交的，所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中应该有中国人代表，而其中一篇文章反驳了这一论点，表示“他们来到租界居住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的人数可并不表示他们对这里的情况不满意”。[46]次日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人力车夫每天只能挣30分，为了能拉到活，要价比电车还低这一问题。“有些苦力偶尔能从游客和水手身上赚到一笔，这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该报的一名记者写道，“然而同样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饿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爱马的人经过了一番劳苦奔波之后，一定会去马厩看看，确保自己的马儿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喂养……但是上海的人力车夫呢，跑了一英里上下，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就拿这个星期上海的天气来说，他要在烂泥和冷冰冰的雨水里拉车往前走，收了钱，之后就没人记得了。他实际上属于普通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一个阶层，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能够照顾好自己，如果考虑一下他的情况，就会发现上述这些事实总算能让人安心一点儿。但事实是他的身体会渐渐垮掉，终有一天会像被遗弃的野狗一样死去。[47]
1913年，卫理公会一本以中文出版的指南书《上海中国人须知》（What the Chinese in Shanghai Ought to Know），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外乡”，说明了乘坐有轨电车、在餐厅用餐甚至逛公园的相关规定：
上海共有四座公园，其中三座是面向西方人的，一座是面向中国人的。其中一座西方人公园位于黄浦江边，在工作日里有黑人音乐家演出。中国人不得入内，除非有西方人陪同。狗和自行车严禁入内。[48]
但上海即便在内部功能方面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却无法游离于周围这个国家的混乱政局之外。上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仅仅服从于供应与需求、贸易与金融、美元与银两的法则。公共租界不归清政府管辖，这使得它成为逃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天然的避风港。上海港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此对它的控制对历届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上海向外来影响敞开大门，不断接纳新的来客，吸收新的思想。这座城市的活力让传统主义者心有顾虑，同时也吸引着各类改革者和革命者。1905年圣彼得堡的革命，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中国最先得到这些消息的就是上海，这里的讨论也最为激烈，显然与这个国家自身的政治轨道有关。如果说中国要发生充分的政治革命，那么上海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势必会首当其冲，无论他们愿不愿意。
有2 000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终结于一记重击，并伴随着一声啜泣。这记重击发生在1911年10月的汉口俄租界，中国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工厂，因为无意间丢掉的一支烟而意外引起爆炸。清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已经被革命者严重渗透的当地军队，不得不加快进行早有计划的起义。这声啜泣发生在1912年2月的北京，宣布6岁的皇帝溥仪正式退位。相应地，革命政府承诺让清朝皇族的财富继续私有，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每年拨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津贴，供皇室维持数个世纪以来早已习惯了的排场。
身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在早餐时从一家美国报纸上得知了武汉爆炸和随后起义的消息。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先去了欧洲，劝说英国和法国，中国国内若有冲突的话，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也不要继续给予清政府财政支持。1911年11月，上海宣布脱离清朝，圣诞节当天，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旗帜飘扬在上海的屋顶上方，还举行了剪辫子仪式。外国军舰下锚停泊。一星期后，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南京。这座中国古都，在19世纪中期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总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16票通过的结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皇帝和大总统并存了几个星期。最终，中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北洋军的指挥官们，用一封函件封印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北洋军中，最近被任命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政府，指挥官们建议走共和路线。根据事先的约定，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并向南京参议院通告了他的“私见”，认为袁世凯“必能尽忠民国”，他还力劝他们，“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一名美国评论员评论道：“似有华盛顿之风范。”[49]
人们认为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是自信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这也许是一个高尚的决定，很可能由此避免了中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外国的掠夺。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袁世凯事实上是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的人物，并且得到了最具战斗力的军队的强力支持，也在确保外国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承认。为此，他任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为自己的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连中文都不会说。他还接受了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代表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建议——临时大总统身边应当有一名美国法学教授，负责起草中国的新宪法。这几招都相当精明。1913年5月，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到北京。
尽管此时的中国正在为1912年12月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但袁世凯绝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后来回忆，前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曾经告诉他，袁世凯“没有自由政治的概念，（而且）完全是个人专权”。[50]“当你来到北京的高墙之内，一定要小心，”伍廷芳提醒芮恩施，“那里一片死气沉沉。人们似乎已经屈于淫威，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似乎没有人站起来反抗那股力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12年，新任临时大总统成功地抵制了事先约定好的、从北京迁都至南京的方案，那会让他远离自己的大本营，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北方尚未完全平定下来。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认为北京才是值得信任的城市——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则不然，至于骚乱之都、现代大都市上海，则更加靠不住。
为了在1912年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争取胜利，孙中山组建了一支新的政党——国民党（通称KMT），由30岁的宋教仁领导。（曾经上书光绪帝、传播中华民族思想的政论家梁启超，领导着另外一个政党：进步党。）1913年1月，选举结果公布之时，国民党明显赢得了中国4 000万选民中大部分的支持。最终，在新一届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赢得了269个席位。中国似乎朝着大众民主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新一届代表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很年轻。代表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曾经留学日本、英国或美国。[51]
1913年年初，王庆钧（音）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了让美国读者相信，所有西方大国目前为止都坚决拒绝承认的、焕然一新的中国，如今是时候在外交上获得承认了，这篇文章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一些人的喜悦：
数亿中国人用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现代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我们挣脱了帝制的枷锁，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绝对的理性和空前的宽容。我们在短到令人咋舌的4个月时间里，没有流其他革命1%的鲜血，就把这个泱泱大国从拥有4 000年历史的帝国，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我们挺身而出，张开双手，敞开心胸，想要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我们只要求世界允许我们加入这一行列。我们为我们的中华民国寻求承认，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52]
另外一些人显然更加存疑。埃德蒙·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就是其中的一员，生活在北京的他，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中国通。巴恪思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发表了慈禧太后宫廷中一名高官的私密日记——在20世纪70年代被证明是技艺高超的伪作。他指责西方人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太天真了。他在1913年与前《泰晤士报》记者、活跃于上海社交界的约翰·奥特维·布兰德（John Otway Bland）合著的书中，称这一切为新瓶装旧酒。民国是不会长久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也就是从清朝王权屈辱地垮台、新生的中国树立权威以来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关注着远东局势的人们，一定会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普遍存在的、近乎全体一致的舆论感触颇深。舆论认为，共和政体的确立，让中国经历了突然、过激的转变；人民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彻底的改变……[53]
他写道，研究历史的学生对于“这种乌托邦谬论永恒的生命力”很熟悉。他认为真相多少有些出入：
中国和印度、波斯、土耳其（照这样看来，还包括日本）一样，在国民生活这片深海的水面上，迅速瓦解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新的结构也正在形成；但民众的社会状况，他们自治能力的欠缺，还停留在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南欧的阶段。
据他预测，传统和权威——“王位和宫廷”——会以某种形式复出，而这其实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最为有利。
这一年的时局似乎证明了他的观点。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乘火车，欲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之际，遭遇刺杀，身中两枪。虽然被送往医院，但还是于两天后伤重不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很快便被逮捕。但人们大多怀疑行刺命令是极高的高层下达的：甚至可能是大总统袁世凯本人。“某个过于热诚的袁世凯支持者，以为策划这样一桩罪案有助于大总统的事业，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美国驻上海的一名外交官这样写道，而没有把话说死。[54]宋教仁自从1912年的竞选活动以来就经常表示，国民党怀疑大总统真正的目的是完全将国会抛开，行皇帝之实，只缺一个名分，而这桩罪案证实了国民党的怀疑。孙中山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且因认识到了自身军力薄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两人就开始互相攻击。在上海，共和派威胁称，宋教仁之死将会引起“比法国大革命更可怕的恐怖统治作为复仇”。[55]这座城市也成了“密谋”的“暴风眼”。[56]
1913年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国会开幕典礼沉闷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北华日报》报道，“太阳照耀，乐队奏乐，恭维的演说词一波接一波”。但总的来说是“虎头蛇尾”。[57]袁世凯借口担心自己遭到刺杀，并未到场。选举产生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没有到场。到场者的着装也并不是“旧时中国人典型的大块亮色”，而是选择了郑重、正式的西式服装：黑礼服大衣和大礼帽。[58]随着事情的进行，一份通知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间传阅开来，告诉他们，预计有几百名外国人要来观看，所以务必要“保持仪态端庄，举止优雅……这样才能博得外国人的尊重，赢得外国人的友谊”。[59]整个事件似乎更多的是关乎挽救颜面，而不是拯救中国。
外国列强依然在承受着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的压力。一些人认为，他们终究还是不能确定事态会如何发展。这年早些时候，一名美国外交官汇报了他的一名法国同僚无望的观点：“他的政府对于中国现政府的稳定性没有信心……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60]无论如何，外国列强尚未得到它们想要从北京得到的东西——过早地承认相当于放弃了一项外交筹码。俄国人不仅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贸易特许权，还坚持要求中国完全尊重蒙古1911年（在俄国指示下）的独立宣言。英国人想要保证西藏自治。日本人想要确认在满洲的经济优势。自始至终，就借给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外国列强一直纠结在各种谈判中——与中国的谈判，还有彼此间的谈判。至少在这些谈判全部结束之前，最好还是先不予承认。这就是外国的外交逻辑。
发回华盛顿的报告全面揭露了列强之间卑鄙的讨论内容。所有这些国家都想方设法让本国人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美国代表曾一度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同意接纳一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英国人进入负责管理盐税的办公室，那是中国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然而，俄国代表“迫不及待地予以强烈反对”：
他说他的政府在盐政上的利益是列强中最大的，因为在（自1901年以来的）庚子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他说英国人已经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法国人已经掌握了邮政，在陆军部也有军事顾问；日本人和德国人也都担任了职位……但俄国人却一无所有。[61]
日本人同意支持美国的提案，但前提是其他各国要“在道义上支持”日本进一步得到另外一些尚未明确的职位。这下德国人又不干了。既然之前所讨论的那名德国人已经参与了盐税管理，就不应该再占德国的名额：德国也要求一个额外的职位。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终于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尽管孙中山和国民党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临时大总统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这份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的银行并没有参与这份借款。新当选的威尔逊总统公开表示，终结所谓的“金元外交”，并开始实行基于原则的新外交政策。（美国退出谈判时，《北华日报》指责威尔逊放弃中国，任其听天由命，中国反倒会被瓜分得更严重，因为列强的谈判桌上没有美国为中国出头了。）[62]
美国并非与中国的时局毫无利害关系。事实远非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对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展望，无论看起来多么离谱，一直得到广大美国人的共鸣。4月，中国第一届国会开幕之前，民众请求美国基督徒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祈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有钱赚，美国企业已经征服了欧洲，如今更可以征服亚洲，用啤酒、汽车、缝纫机或者美国工厂将来可以批量生产出来的其他什么玩意儿，对这些商品的潜在消费几乎是大到无法想象的。美国商人B.阿特伍德·鲁滨逊（B. Atwood Robinson）在1913年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情况：
在那些需求不断增长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快速增长的商品中，要提到以下这些：服装、鞋靴、棉毛织品、自行车、钟表、帽子、手套、袜子、缝纫用品和内衣裤、留声机、摄影和光学设备、电灯、机器、铁路和电力设备、汽车、五金和建筑材料……因此，现在正是牢牢站稳脚跟、建立商业关系的时候，中国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时代即将到来，这将会让我们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重。[63]
无论是在表明原则的欲望驱使下，还是为了支持一个共和国伙伴与西方帝国相抗衡，还是为了给未来的商业关系打下一个友好的基础——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总之，在5月，美国成为主要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不过还是比巴西晚了几个星期。那年春天，巴西的国旗就曾在北京的街道上短暂地飘扬了一段时间，显得很怪异。英国、日本、俄国和法国直到10月才承认中华民国。
在那时，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梦想已经被袁世凯铁腕独裁统治的现实所取代。那年夏天，一些省份宣布脱离北京自治，围绕着中国的兵工厂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在被认为是最支持国民党事业的城市之一上海，袁世凯的政府军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军之间发生了零星的战斗。外国士兵准备守卫这座城市。外国记者写下了扣人心弦的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的功勋，并且用“二次革命”这个崇高的称谓来指代这一系列事件。[64]但二次革命并没有真正在多地展开，而是处处遭到镇压。在上海，它对城市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抑制。待到年末回首时，它对城市的贸易也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英国外交部关于上海贸易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开展了禁烟活动，但烟草的进口量还是有所增加。这份报告还明智地补充说：“商人，即便是在上海，也无法指望像在伦敦、巴黎或柏林一样，把生命和人身安全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中国，隔三岔五就会遇到生命危险。”[65]
9月，效忠于袁世凯的军队进驻南京，并且背弃了先前的承诺，攻克南京之后便开始了“肆意杀人、抢掠、强暴……胜利之军肆无忌惮的娱乐消遣”。[66]在所谓的“南京事件”中，有少量日本平民被杀，日本人的财产被毁——日本军队则在1937年以恶劣千万倍的手段重演了这一幕。为此，东京的舆论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其他各国旋即担心日本会站在国民党一方，进行更直接的干涉，况且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留学日本。但日本政府保持了克制，即使东京的民众并没有克制。
国民党被击溃。10月，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国会经过数轮投票，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任期5年，直至1918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实际上也休会了。孙中山逃往日本。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要用权威取代试验，用秩序取代革命。
在发回伦敦的年终报告中，英国公使直言不讳。“孙中山及其南方同盟会中的支持者彻底失信于人，”他写道，“当前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足以凭借突出的个人能力真正撼动大总统的地位。”[67]经威尔逊总统核准，被派到中国协助起草新共和宪法的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古德诺，1914年年初在美国满怀失落地写道：“新生的中国已经失控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旧思想当下正处于优势地位，遵循西方路线通过一部宪法的前景，可能还要向后拖25年左右；事实上，这样一部宪法可能永远都不会通过。”[68]
但另一方面，正如旧中国的当权者一向坚持的，也正如上海很多商人所赞成的那样，中国需要的是强力政府，而中国也许已经离它越来越近了。《北华日报》表示中国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已经进行了一场向着集中和巩固权力的运动，公众舆论也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安定了。”[69]该报的读者们确信，中国拥有“极强的恢复力”。中国会比大多数国家更快地从政治骚乱中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