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古老帝国的心脏——北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1913年早些时候，两年前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的隆裕太后薨逝，有一名澳大利亚人在《悉尼先驱晨报》撰文描述了葬礼之日当晚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日落时分的天色柔化成暮色，迅速将这座伟大的古城投入夜色之中，模糊了宫殿庙宇、宝塔神龛，强烈的悲怆也在人们心中潜滋暗长。正在逝去的一切留下来的记忆，为地平线上方的紫雾增添了一分忧郁；悲观之时，人们怀疑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当下陷于贫穷与困境之中、奋斗不息的中国，会不会将早先的东方荣耀化为西方文明甚至是西方帝国的光辉与暗影；但忧郁随着夜晚逝去，人们很快便感受到新一个春日的萌动；树木绿意更浓，初放的美丽花朵让陈旧的灰色背景充满了精致之美，人们意识到当下正是这个伟大、古老民族的生命之春。中国的命运比财富或军力更强大，有朝一日，它可能会让这些新芽长成怒放的花朵，把中国变成东方最灿烂的文明国度。[70]
前皇帝溥仪这时已经7岁了，依然居住在紫禁城，他或许对这段短暂生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此时清朝的权力重任已经易主。继任者袁世凯乘着一辆汽车，在这座城市里兜兜转转。中国，这个曾经的也是未来的大国，已经开始从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1913年11月10日临近中午时，大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上演了远东地区自1905年的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来最壮观的海军力量展示。这次展示是为了庆祝日本完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那场震惊世界的胜利颠覆了之前盛行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必定赢得战争——其他人都要输。时隔8年，日本海军的这次展示，也许是意在安抚这个被海军军费开支带来的高税收压得喘不过气的民族，让他们对未来一些年里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充满信心——在本身就是退役海军大将的山本权兵卫首相的领导下——并展示最近从英格兰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的维克斯（Vickers）船厂驶来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金刚”号超无畏级巡洋战列舰。[1]
当天上午7点，大正天皇在首相、外交大臣和其他大臣的陪同下，乘专列从东京的新桥火车站出发，抵达横须贺海岸。100名海军军官和城里的全体小学生迎接天皇的到来，彩旗招展，铜管乐队奏乐，人们手中挥舞着国旗。[2]后来，天皇及其随从人员站在“香取”号战舰的甲板上，观看28艘军舰和27艘驱逐舰的演习。在东京湾周围的多个其他地点，通过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这些战舰一会儿并列航行，之后突然转为新的编队，最终排成一列经过“香取”号。难怪一些人将日本称为远东的英国，这个岛上强国把海军放在国防的核心位置。
海军大将出身的山本首相有理由为自己管理的这支日本海军感到骄傲。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只有德国舰队以及规模小得多的奥匈帝国舰队发展速度比日本快，后者的总吨位从1900年的18.7万吨——刚刚到美国的一半，不足英国的1/5——发展到如今的70万吨——美国海军的2/3，英国皇家海军（依然是全球海军力量的基准）的1/4还多。[3]事实上，正是日本海军的实力，让日本吸引了大英帝国与之结盟。由于有了远东这个盟友的存在，英国便能够将皇家海军的舰船重新指派到竞争激烈的欧洲海域去。
“金刚”号的武器——35.6厘米炮8座，15.2厘米炮16座，53厘米鱼雷发射管8门——在当地的报纸上大幅宣传。[4]事实是这样的，虽然金刚级战列舰中的第一艘“金刚”号是在英国建造的，但同型的“雾岛”号于12月在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下水。在那之后不久，第三艘“榛名”号也在神户的川崎造船所下水。新的舰船意味着新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新的税收——这在目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考虑。抛开“金刚”号不谈，日本海军的10艘新船中有9艘是在本国建造的，这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同时也提醒着人们，日本虽然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农业国，但这个国家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技术。[5]毕竟日本最早的大型钢铁厂在1901年方才开工生产。
那天上午唯一让人失望的是，藤濑中尉驾驶美国制造的柯蒂斯（Curtiss）水上飞机，在大雾中迷失了航向，在100米高度飞掠“香取”号，却没有完成当天的全部任务。尽管如此，对于日本的实力和现代化，人们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印象。“雄伟壮观，振奋人心。”《日本时报》（Japan Times）派去报道这一事件的一名记者写道。[6]他继续道，“入夜后，这番宏伟壮观的景象更加熠熠生辉，明亮的电力照明分外迷人，照亮了一艘艘军舰”，也闪烁在东京湾的深水中。一个50年前还对世界其他地方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如今已经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本身也是一个帝国。当时有一首校歌是这样唱的：“从北方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还有朝鲜和日本全境，这就是大君统治的国度，旭日旗飘扬在5 000万同胞的头顶上。”[7]
如今的日本，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它的势力将会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张伯伦（Chamberlain）和梅森（Mason）在1913年版的《日本旅行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Japan）中指出，4月是游览东京的最佳时节。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座东亚人口最多的城市会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花园”，盛开的樱花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梦幻般的粉色华盖笼罩着全城的公园，其中最著名的是上野公园。[8]“无论是（巴黎的布洛涅）森林、（佛罗伦萨的）Cascine公园，还是（柏林的）蒂尔加藤公园，都比不上星期日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
西方的沙皇和皇帝们可能会很羡慕这位东方的统治者，他的臣民们动辄数千人聚在一起，不是去投掷炸弹、为面包或财富分配而参与暴乱，而是去爱恋这些樱花树，为它们写下赞美的诗篇……衣衫褴褛的乞丐如痴如醉地凝望着仿佛带有仙气的樱花树，王公贵族和内阁大臣也来参观这些作为名胜的小树丛。[9]
随着古老的江户——封建大名和武士阶级的娱乐之都，变成了现代的东京，一个官僚政治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东京如诗如画的美景也在过去的50年里黯淡消逝。但种在新的林荫大道上和公园里的樱花树还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美丽。东京市长尾崎行雄1912年访问美国时，代表日本帝国之都送给美利坚合众国之都几千棵樱花树作为礼物，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是采纳了西德莫尔几年前的建议，以和东京相同的方式来美化华盛顿特区。或许美国人会借此认为日本不仅强大，更是一个高雅文明、富有精致之美的国家。或许随着樱花的盛开，太平洋地区这两个蒸蒸日上的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将蓬勃发展。
东京的近代历史如同云霄飞车一般。1868年明治维新前夕，以幕府命名的江户人口已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西方大都市伦敦。天皇居住在京都，江户生活围绕着将军和武士、幕府和大名、茶室和寺庙、集市和艺妓馆而展开。将军退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江户的人口有所减少。大名及其家臣纷纷离开这座城市，也掏空了城市的经济生活。江户笼罩在往日的阴霾中，到处是废弃的建筑。虽然在1868年改名为东京（“东方的京城”），新建的靖国神社——供奉因支持和反对明治维新而战死者——也选址于此，但明治维新之后的数年间，江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角色尚不明确。天皇本人更愿意巡游日本，并不想永远居住在东京。东京的新皇宫在之前将军所居住的江户城旧址上建造，19世纪80年代末才最终落成。明治天皇分别在1872年、1876年、1878年、1880年、1881年和1885年进行了所谓的“巡幸”，出现在人民面前，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因崇拜天皇的职能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而不是因地方上忠于单个氏族或区域而四分五裂的国家。东京想知道天皇在一次次的长途旅行中，是否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城市。直到1890年，东京的人口才超过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19世纪60年代，东京闹市区的地价曾经一度每英亩不到30日元——30年过去后，当年买地的人都成了富豪。[10]
1913年的东京已经远远超过了幕府将军的都城，人口达到200万，之后又迅速突破这个数字。东京的人口如今已经明显多于日本国内的老对手大阪和京都，在亚洲首屈一指，和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相当。日本知识分子横井时敬在1907年有言：“眼下正是城市的时代，对于那些有学问的、寻求荣誉的人，想要赚钱或者出卖劳动力的人——一大群人涌向城市，仿佛头脑发热一般。”[11]从1888年到1913年，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翻了一番——不过仍然远低于英格兰、德国和美国的水平。[12]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城市与现代性联系了起来，是破坏性势力的交汇之地，商业化的象征，对金钱的推崇凌驾于美之上，重视成功甚于荣誉。乡村依然是日本人民的神话世界，但城市才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场地。每年有数万名新移民从日本的乡下地区来到东京，扎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的中心，这正是日本的发展方向，而发展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期，至少对于日本人自己而言。
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屋敷（大名的宅邸）被推倒，腾出地方建造更适应现代需求的公共建筑，”张伯伦和梅森写道，“半空中到处都有电报网、电话线和电灯线。”古老的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车以及越来越多的电车和汽油动力的汽车。外交官约瑟夫·亨利·朗福德（Joseph Henry Longford）写道，东京夜里的街道上，从前常有“在妓院或者客栈花天酒地一番的武士，醉醺醺地走出来，手里握着可怕的武士刀”，而现在则是“和皮卡迪利大街一样熙熙攘攘，一样安全”。[13]城市里那些从前在夜里一片漆黑的地方，如今也被照亮了。从前平房木屋间的窄巷，如今至少在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换成了砖砌建筑间的宽阔大道，即使放在斯德哥尔摩或者墨尔本郊区也不会显得突兀。（在丸之内，三菱公司买下的一块旧练兵场被重新开发，建成的区域通称“一丁伦敦”。）[14]
在不久前的19世纪80年代，东京还没有外国人酒店，大多数外国人安顿在横滨。为了招待首都的来宾，专门建造了一座鹿鸣馆，采用了日本人认为极尽西方之风雅的风格，但外国人觉得俗不可耐，是对西方的拙劣模仿。（皮埃尔·洛蒂和一名陆军军官的15岁女儿伴着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跳着华尔兹，形容这个地方倒像是“某个海滨胜地的赌场”。）[15]1913年时的鹿鸣馆，作为官方的招待会馆，早已不再需要了，变成了日本贵族的私人会所。有一些外国人常住东京。游客会到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住宿，这家大饭店和世界主要大都市的那些很像。在丸之内，一座仿造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的新火车站正在建设中。[16]东京甚至还有自己的12层摩天大楼——浅草区的凌云阁。在夜里，整座大楼像一棵圣诞树一样被点亮，日本的第一台升降机能够把观光客带上8楼。朗福德的结论是：“拿今日的东京与往日的江户相比较，就好比拿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伦敦与查理二世时代的伦敦相比较。”[17]这是在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写道。
东京市中心的西化改造，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达到一些改革家最初想要的效果。19世纪70年代，岩仓具视的环球考察团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见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东京难道不应该同样让欧美游客印象深刻吗？将东京整体改造成西方大都市的宏大计划已经起草了，首先是受到了奥斯曼男爵主持的巴黎改造的启发。19世纪80年代，外交大臣井上馨推行了德国建筑师威廉·伯克曼（Wilhelm Böckman）和赫尔曼·恩德（Hermann Ende）的计划，要把东京变成一座拥有仪式大道的大城市。[18]东京是帝国的都城——本质上是作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物而运作的——现在难道不应该重建这座城市，展现出帝国日益壮大的势力和荣耀吗？
但无论这些计划在绘图板上多么辉煌，真正实施起来却要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和19世纪晚期另外一些发展中的城市不同，东京已经覆盖了一大片区域。江户毕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此新的开发必然要拆除现有的建筑物，也许会遭到房主和居民的反对。然后还有小小的财政问题。在铁路建设和军力发展开支的沉重负担下，政府已经无力自掏腰包全方位进行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了。因此，到头来城市建筑的改造更像是见缝插针，一个区一个区地进行着。火灾、洪水、地震（例如1894年的那场）往往是改造的帮手，但只能靠这些来断断续续地摧毁城市中的部分地区。发生这类灾害时，政府要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无论是忽略还是侵占地方利益。
银座的经历正是如此。1872年2月，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一地区的3 000座建筑物。大火用了6天才扑灭，在此期间，高级官员们提出了重建计划，要建造更宽的马路、人行道和砖砌建筑。[19]但直到1888年才颁布覆盖全城的法令——准备拓宽315条街道，建造新的桥梁、公园，为城中死者建造新的火葬场和墓地——而由于20世纪初财政上的限制，这条法令终究还是打了折扣。[20]轻重缓急随着时间而改变。19世纪90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向城市中引入净水，这被认为是减少霍乱爆发的最好办法。1900年以后，重心又转移到了建造有轨电车上，这也戳到了东京4.6万名人力车夫的痛处，他们认为新的交通工具断了他们的生计。[21]接下来的10年里，在城市延伸开来的现代布局中，已经铺设了100英里长的电车轨道，终于到了解决城市住宅区排水问题的时候了，有些住宅区还在用水桶和马车对付着。
1913年的东京，亚洲和西方杂糅的大都市。
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和任何宏大计划一样，在时机和权宜的驱使下，1913年所谓的“高城”，也就是皇宫西北方向的山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座日美欧杂糅的城市。在这里，内阁部门位于日比谷公园附近新的政府办公区。在这里，东京的富裕市民居住在日式风格的拥有大门和门廊的房屋中。在这里，集中了大多数让外国游客感到宾至如归的设施。《日本旅行手册》中提到，从新桥站坐人力车，5分钟到达帝国饭店，10分钟到达东京俱乐部（Tokyo Club）和美国大使馆，18分钟到达英国大使馆。三越百货供应欧美主题商品在日本的变更版。内务省大楼看上去完全和欧洲任何一座首都城市的司法部一样宏伟、庄严——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将沉甸甸的国家权力深深烙印在国民和外国人心中。
但并非整个东京都是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改造的。即便在那些表面上是欧洲或美国风格的区域，实际情况也多少有些不同。井上十吉在1910年的《东京生活》（Home Life in Tokyo）中说，故乡相对来说并未被触及。“环球旅行者们建议亲朋好友尽早来这个国家旅行，因为担心不出几年，旧日本就将不复存在，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在书中解释说：“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女性是国民生活中最主要的保守要素。在她们的势力范围内，传统依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22]漫不经心的欧美游客不太可能会看到这些，他们想象中的城市内部和表面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虽然东京较新的区域的确与过去大相径庭，但昔日那个低层建筑物云集的江户——以及当地的居民，江户人——依然扎根在新东京，或许地处偏僻，但从未走远。
“低城”下町位于皇宫的东南方向，历史上是城市的贫民区，面积较大，各色人等混杂，边界模糊。虽然经常被洪水和火灾蹂躏，最近的是1910年的大洪水和1911年的一场火灾，但该地区大部分都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在下町的核心区域，关于旧江户的记忆还保留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间，那里的神社和寺庙星罗棋布，江户人从300年前建城之初就一直去参拜。下町是歌舞伎的诞生地。在下町，木版画艺术日益精湛。在下町，依然会庆祝江户的传统节日，女子依然穿着日式服装，而不是现代的欧式服装。在这里，商店临街而开，没有人行道。无论城市中央商务区和政府办公区多么宏伟壮观，很多人还是觉得东京之魂依然在这里，在这些木屋间。它们或许建得不如银座的砖砌建筑那样结实，但更有传统韵味，更具日本特色。
东京的工匠和商人依然居住在下町中心区，此外还有那些安土重迁的贵族。日本经济转型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特别是东部：那就是东京的8万名工厂工人。[23]虽然横滨的工业化程度远胜于东京，出海方便，还有空旷的平地可以用来建工厂，但东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依然受到了工业崛起的影响。在隅田川另一边的本所，坐落着札幌啤酒厂和一连串规模小得多的工厂，从电镀厂到橡胶轮胎制造厂。这里的条件很差，薪水很低，工作任期也短。直到1911年，日本才通过了第一部法律，为这类工作场所设定了适当的规范。1913年，在富士气纺公司（Fuji Gas Spinning Company）生活和工作的百余名女工出现了斑疹伤寒的症状。[24]同年，小说家德田秋声发表了一部小说，背景设定在本所，描述了一名从良妓女的一生。小说取了一个独特的标题——“烂”。在东京下町更加工业化的地区，日常生活的现状让政府颇为苦恼。城市居民的不满很可能引发政治问题，政府对此忧心忡忡，有时会试图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便利手段，将民众的精力从对政府的直接批评上转移开来。但外国人喜欢围着旅行指南上的寺庙、神社和茶室转，不太可能看到这些地区。
至少在名气上，更为人所知的是吉原，下町古老的花柳街，向来是允许卖淫的，西方人对此感到震惊又着迷，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虽然江户已经成为历史，但东京与旧江户的激情放浪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吉原，却得以幸存。有人说，这些年来，吉原也失去了几分诗意。“游女堕落成了寡然无味的粉笔画，”日本作家小山内薫控诉道，“时髦的客人也换成了穿着夹克衫和橡胶靴、梳着平头的工人，以及卖艺的乐师。”[25]妓院如今要接受卫生检查和政府管理，吉原的旧风貌黯然失色，浮华也大打折扣。小山内薫还抱怨说，更要命的是，吉原作为一个寻欢作乐之地的吸引力也已经不复存在：
江户的剧作家总是把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吉原，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腰缠万贯的大名，家喻户晓的勇士，专挑贵族宅邸下手的江洋大盗，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吉原。因此，当需要一场邂逅时，显然要发生在吉原。没有哪个剧作家会愚蠢到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吉原来发挥这些作用。大门口啤酒馆灯光下的偶遇，最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两个人之间，一人操着北方农村口音，戴着一顶家里人做的帽子，另外一人是他的叔叔，进城向农商务省请愿。
但那或许也是现代化的一种，也是未来的迹象：东京不如江户时代那样引人入胜，却成了一座更加与时俱进的城市，不再属于吟游诗人，而是被工薪族和报纸淹没，洋溢着的不再是轻语呢喃的情话，而是口号标语和新闻头条、股票报道和海军表演。
“成功！”是明治时代的一句口号——而按照任何一项现代标准来看，日本都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横须贺海军表演显示了这一点，繁忙的横滨港和银座商店橱窗里的待售商品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时，这个国家还没有骄傲自满的气氛，不过还是可以稍微停下来享受一下劳动果实。日本变得现代化了，变得强大了，甚至变得富裕了——但这一切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外国的尊重、国内的稳定，甚至丰裕的物质财富。1913年的日本戾气颇重：为国家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却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相当敏感，对于任何贫乏的迹象都很在意，对古老的政治等级制度的质疑比以往更加积极。
一些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天皇的离世。在日本崛起这戏剧性的40年里充当守护神的明治天皇，在去年，也就是1912年7月刚刚驾崩，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天皇之死对东京的直接影响相当巨大，却只是暂时性的：商店拉下卷帘，剧院取消演出，经济活动暂停，以示尊敬。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震撼。自1868年起，在这个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明治天皇曾经一直是全民称赞的焦点，在国民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安抚人心的角色。天皇不仅为一个时代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明治，即“向明而治”之意——还是这个时代的化身。他的继任者大正天皇，并不像父亲一样被国民所迷信。在国家需要保证发展方向时，年轻的大正天皇，身为使国民团结一心的象征，比起治国理政，更出名的是花天酒地的作风。他的身边也许围绕着一些熟悉的人——其中包括1913年年初的首相桂太郎公爵——但这一点似乎更加证实了天皇本身的弱势和寡头政权的彰显，并没有使国民对政权的活力和意向产生信心。1913年是全新的大正时代的第一年。但这个时代会带来什么呢？
大正皇太子。1912年，他继承父位，登基为日本天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采用西方技术，成为一大强国。
明治时代关于开明政府带动的西化和现代化的记事已经完成了使命。过去的口号不能无限地循环利用。不能永远指望旧日的忠诚。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日本，当下需要去适应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切。1913年年初，日本深陷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围绕着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是应当继续由1889年宪法掩护下的政治寡头来执政——首相，例如桂太郎，是由“元老”，也就是日本非选举产生的资深政治家实际决定的——还是应当采用真正的大众民主政体，由国会议员做出最终决定，无论情况多么难以驾驭？
明治时代的首相名义上是由天皇任命的，他们大多是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商议之后决定的，情况遇到困难时，经常会轮番上阵。按照政治礼遇的要求，首相决不能遭受惨败的困窘，而是要以退职的方式保全颜面——最有可能的是几年之后复出。即使是在1889年宪法设立国会之后，这样的首相也并不操心政党问题，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其实是瞧不起政党的。但尽管如此，政党依然出现了。事实上，因为国会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党派的支持逐渐成为任何一届有影响力的内阁的政治必需品，无论这是不是元老们想要看到的。随着大正天皇1912年即位，旧的政治结构，无论是被文化习惯定义的，还是被宪法严密地定义的，都虚位以待各方角逐。1913年年初，新的政党政治和旧的寡头政治之间，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已经箭在弦上。
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内阁驳回了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造成陆军大臣辞职。按照日本的法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都必须是现役武官，这也使得陆海两军在内阁中心有着重要影响力。当下没有帝国军官愿意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因此陷入困境，实质上是被挟持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的政治寡头桂太郎公爵——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军事指挥官、日俄战争期间的首相——第三次出任首相，他说服天皇使议会休会，直到他重获议会支持为止。诋毁他的人们声称，这是让天皇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以专横、无礼的态度对待议会。“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说忠诚和爱国，好像那是他们的专利一样，”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国会上发言，批评桂太郎及其盟友，“但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
他们躲在天皇身后，埋伏以待政敌。他们把天皇当作挡箭牌，把诏敕（圣旨）当作子弹肃清政敌！[26]
民众聚集起来，抗议桂太郎的政治手腕，反对他们眼里的政治寡头狂妄自大地操纵日本政治。民众的愤怒最终激化为暴力。1913年2月的一天，东京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支持政府的《都新闻》报社遭到袭击和焚烧，两名男子被保护《日本时报》报社的警察踩在脚下，一名运输工人被人从被围困的《国民新闻》报社一间办公室开枪射杀，另一名运输工人肩膀受伤。警察抽出来的刺刀“在黑暗中闪着寒光”。[27]警察局也遭到了袭击，消防车被扔石头，电车停在轨道上。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桂太郎被迫辞职。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取代了他的位置——或许并没有向议会选举的首相迈出实打实的一步，却有力地证明了政治寡头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那么，这会不会成为危机四伏、抗议不断的大正时代政治的一种新模式呢？
在某些方面，日本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是越来越艰难了。“总听人说日本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在在发回伦敦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几年之内就有可能赚够养老钱的‘美好的旧时光’已经逝去，永不复回。”[28]日俄战争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根据那场极具争议的、美国背后操纵的和会中的协议，日本未能获得赔款——日本已经欠下了大笔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债。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尤其使大日本帝国海军得到了大幅度扩张，而除此之外，财政紧缩才是当下的风气。明治天皇在生命最后的10年里一直在力劝他的人民节俭。自1897年以来，税收提高了两倍。[29]
更糟糕的是，日本虽然在数十年间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为了加入西方国家的顶尖梯队而奋斗，但那个团体似乎越来越齐心协力反对日本加入。很多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鉴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敬。然而到了国外，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被外国人看不起，就像在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的那部喜歌剧[1]中一样，要不然就是被描述为对西方文明典范的致命威胁，而西方文明正是日本想要学习的对象。弱小的日本显然是可笑的，但强大的日本立刻变成了“黄祸”存在的头号证据。日本会不会永远陷在东西方之间的真空地带，不被允许以平等的地位融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永远被分在东方国家之类，在这些国家中怀着优越感，而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尊重它？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究竟应该向西还是向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日本独立的道路已经标明了：向西。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我们的基本假设可以总结为两个字：‘脱亚’”——
我们最好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与西方国家为伍。至于如何对待中国和朝鲜，无须因其恰好与我们为邻而给予特殊待遇。我们仅仅是效仿西方人的方式对待它们。近墨者黑。我们仅仅是将亚洲的恶友从思想中抹去。[30]
20世纪伊始，人们对这种世界观产生了诸多疑问。杰出的日本知识分子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中犀利地主张：“亚洲是一体的。”[31]冈仓天心1902年在加尔各答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并经常与泰戈尔身边的孟加拉知识分子通信。在通信中，冈仓天心成为亚洲内部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代言人。[32]他主张亚洲文化与西方有别，政治统一是必需的。“喜马拉雅山脉将亚洲分隔开来，”他气势恢宏地写道，“但这道积雪的屏障却一刻也无法阻断对‘终极’和‘普世’的宽广大爱，这是每一个亚洲民族的思想传承。”正是这种普世意识区分了亚洲人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洋民族，喜欢围绕着个人，寻求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目标”——冈仓天心作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馆的馆长，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这些民族。冈仓天心表示，亚洲传统与理想是日本自身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赞美，而不是去贬低——或者取代。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京成为政治泛亚洲主义的中心：越南民族主义者和中国共和主义者与日本学生往来密切，提醒彼此西方对文明、现代性和政治控制权都没有垄断权。但日本是如何适应的呢？说到底，一方面日本如今已是东亚的殖民强国，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享有租界，并且和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样，积极维护获得的每一项权利，或许更甚。另一方面，日本有时会选择用亚洲解放或者泛亚洲发展的措辞，对其殖民行为进行包装。“让人遗憾的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对台湾先进的治理显示出了与生俱来的种族能力，会招致‘黄祸’的呼声，”日本的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为反殖民主义的期刊《非洲时报与东方评论》（African Times and Orient Review）撰文写道，“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大声说，‘白祸’当然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33]与此同时，英国驻日本的外交官也承认，在日本人的管辖下，相比在大韩帝国时代，朝鲜人“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不过“有时还是能够分辨出一种剥削而非控制的趋向”。这当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却体现了日本在亚洲殖民中固有的矛盾性。[34]
1913年，两个特定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了日本在世界秩序中颇为微妙的位置。第一件发生在4月，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日本移民在州内拥有土地。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简直是一记耳光。有可能受到这项法律影响的在美国的日本人数量相对较少。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就有一项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已经在那边生活的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拿不到美国国籍。但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言，如今的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加州这项法律本身的详细内容——他坚称自己身为一个联邦国家的总统，无权对其做出改变——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认为这项法律所反映出的美国人在大方向上的态度，证实了“我们觉得他们（日本人）与我们（美国人）不在同一水平线上”。[35]在日本人看来，加州的土地法是公然的非难，而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它触及了一个人的自尊心”，威尔逊指出——这对日本人的愤怒给出了解释，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和社会迅速展开行动，反对加州提出的这项法律。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正式提出外交抗议。日本密使被派往加州，直接陈述东京的立场。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和京都的商会向美国商会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电报，敦促他们游说加州立法机关，以免给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一些人求助于国际法或者美国公正平等的传统，但无济于事。包括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内的一些人，以直接报复相威胁，例如拒绝参加筹备中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或者联合抵制加州港口，转而投向西雅图。[36]在华盛顿，海军部向总统报告称，战争很可能发生。
但事情并没有轻松解决。事实上，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广为传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于加州土地法的争议迅速成为国际上人们关注和评论的话题。前任澳大利亚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在对纽约的一次访问中，表达了自己对加州的支持：他表示澳大利亚再也不想像美国西海岸一样让亚洲人肆虐了。[37]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另外一些外国报纸上，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展开了辩论，这充分暴露出了很多西方人的感受，认为日本人并不是和他们真正平等的对象，现在不是，或许永远都不是，还对日本人融入“文明”社会的能力妄加评判。反过来，重要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在其报纸上发起了打倒“白阀”的运动，所谓“白阀”指的是白人的飞扬跋扈。[38]在京都一场被大量报道的演讲中，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瓒次郎博士列举了白人的如下特征：
1.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算人类，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是低级的造物。2.白人极其自私。他们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却执意给予他们认为是下等人的那些人不合理的待遇。3.白人充满了种族优越感和狂妄自负。他们得寸进尺。对他们每让一步，都是囤积了一份羞辱。4.白人走极端。论伟大，论卑鄙，他们都超过了日本人。5.白人拜金，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是一切事物的关键。[39]
政界元老大隈重信伯爵警告称，加州这项法律背后的种族偏见意味着“即使当前的动荡被成功地平定下来，类似性质的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40]但日本因此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接受西方的偏见，尽最大可能承受下来吗？日本要永远被轻视吗？
这还没完。因为从某些方面来看，加州土地法最糟糕的地方并不是对日本人区别对待，而是未能将日本人与其他的亚洲人区别对待。“将日本人归为蒙古人（中国人）一类……而前者正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自然伤害到了他们的感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横山教授在《洛杉矶时报》上解释说。[41]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著有一些关于现代日本的知名著作，他宣称加州法律把日本人和“蒙古人”归为一类是“荒谬的”，人们对于后者，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本能的生理性厌恶”。[42]他表示，日本人与中国人按人种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否则要如何解释日本超群绝伦的成功呢？
日本感觉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是很脆弱的，这一点后来在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那是在中国短暂的所谓“二次革命”期间，在南京的日本人遭到劫掠，还有几名日本国民被杀害。虽然日本人的死亡数字相对较小——最初仅有3人——但日本国旗被焚烧，日本帝国被侮辱，日本人社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在日本国内，据报道，公众舆论“充满愤慨”。[43]随之而来的是愤怒的示威运动。据《日本时报》称，中国人比“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更恶劣，他们积极吸收欧洲人长期以来的偏见，并且在东亚的大环境中亲身实践。中国政府军表现得像“土匪”一般。“一群狼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一名记者写道，“一群老虎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44]这一次，大隈重信伯爵的心境似乎不再是那样以和为贵了。“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外交的轻视所造成的，”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首先应当占领中国的战略要地，然后与中国政府继续交涉。”据说日本陆军是支持的，视之为一个机会，用来证明陆军人员和装备的价值，重申其在日本军队中更重要的地位。
随着南京的局势恶化——中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此时足以够得上是“这个文明时代不可原谅的罪行”，也证明了中国人的野蛮——一些日本人的愤怒转向了他们自己的政府。[45] 据报道，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博士曾经极力主张，在南京事件中“我们决不能以暴易暴”。他在位于灵南坂町31号的住所外遭到伏击。[46]根据外务省的官方声明，“出现了两名男子……一名男子从后面抓住他，另一名男子用一把匕首刺中他的腹部和大腿，然后逃跑”。
之后的星期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场两万人的集会，这里曾经是练兵场，近些年来成了拥护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的理想场所。1905年，民众正是在这里举行集会，抗议民族主义者认为无法接受的日俄战争和平条款。那场抗议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骚乱，有数百人受伤，数人死亡。如今到了1913年，人们又在这里发表了谴责外务省的演讲，分发了一项决议的五万份拷贝，要求日本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在演讲台上更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中，有一名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日本时报》报道称。“当她登台时，人们用‘勇敢的姑娘！’‘激励我们吧！’‘新女性！’之类的话语为她欢呼鼓劲，”《日本时报》继续写道——
在众人的嗡嗡声中，她提高了音量，用这番爱国主义的谴责为自己的演讲做结:“拯救和补偿我们身在中国的同胞，是我们大正时代的女性对这个国家的责任。”[47]
之后一群人包围了外务省，想要“采访”外交大臣。多亏有大批警察在场，再加上外务省铁门的阻拦，人们才没能攻进来。几天后，在明治剧场举行的一场集会威胁称，民众集会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政府改变政策，或者政府自己垮台。[48]
1913年秋，上野公园的树已经光秃，旧秩序的主宰者桂太郎公爵逝世。据传桂太郎的遗言是“尾崎行雄杀了我”，这指的是当年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上受到的谴责。[49]“桂太郎公爵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卓越、最成功的军人政治家之一。”《日本时报》表示。[50]日本国家建构的英雄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逝去了。桂太郎的死讯传到英国，人们以礼相待，虽然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亲德的，这几乎是赤裸裸的事实。在科学的国度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神经病学家、解剖学家爱德华·查尔斯·斯皮茨卡（Edward Charles Spitzka）的一封来信，信中探讨了报道所称的桂太郎公爵的脑重量，以及关于日本民族的传闻。斯皮茨卡指出，桂太郎的脑重量为1 600克，在死后测量了脑重量的108位杰出人物中排名第16位。[51]这对日本的未来是一个好兆头，斯皮茨卡写道：
……日本人的脑重量比同等身材的欧洲人更大，就这一方面来看，也可能会比同等身材的其他民族更大。这些事实对于这个进步民族的学识、工业和资质具有重要意义。
桂太郎之死象征着一代人的离去，以及与这一代人相关的定局的破灭。在他从1848年到1913年的生命跨度中，日本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也伴随着现代性必然要带来的一切矛盾。生在半封建制度下的桂太郎，死在一个民族国家。他出生之时，正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日本为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而担忧。他死亡之时，太阳已经在日本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升起，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它对四周充满警惕，其他国家也对它满心怀疑。日本这个强国究竟要走向何方？日本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因素，是西方秩序的一环——还是会成为一股扩张主义势力？日本的崛起会不会仅仅是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觉醒——亚洲的觉醒？
[1] 此处指两人完成于1885年的喜歌剧《日本天皇》（The Mikado; or, The Town of Titipu）。——译者注
伦敦
天际之外
“公元2013年的大英帝国会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标准晚报》在1913年向伦敦的读者提问道。[1]它的回答是，这个国家当然不会是一个凭武力统一的帝国，而最有可能是“在一个共同的元首领导下的自治州联盟”。加拿大将会有一亿人口（据《标准晚报》推测），而盎格鲁—撒克逊联邦的首都也许会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处。到2013年，印度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治的实体——但也有可能不会。英国自身也许会再次成为一个农业国家，本土人口于1950年达到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