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帝国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整个民族对于其发源地的热爱与崇敬，也一定会保护这里免遭异族侵犯，这里的纪念碑和古迹会成为无数海外朝圣者的目的地，他们会自豪地瞻仰祖先的作品，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自由、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引以为傲的地位，都应归功于他们的祖先！
这是对于未来英国让人心向神往的想象——像是某种大不列颠主题公园，或者帝国圣坛——也是对于21世纪大英帝国的奇思妙想：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但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甚至连首都都迁移了。
1913年的伦敦依然如日中天。但太阳的下沉不再像从前那样难以想象。帝国不再被视为一种被上帝赐予英国人、赐予这片土地天生继承人的权利。这个帝国经历了百年扩张，几乎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且不费吹灰之力。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帝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很可能倍加困难的时期。[2]虽然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似乎是痴人说梦，但这并非毫无可能。“正在庆祝特拉法加海战100周年的大英帝国，还会迎来庆祝200周年的那一刻吗？”1905年，拥护帝国的《展望》（Outlook）杂志编辑詹姆斯·路易斯·加文（James Louis Garvin）写道。“这是一个追根究底的问题，”他继续道，“虽然麻醉性的乐观主义是当前的潮流，但民族本能认识到答案是绝不是预料之中的肯定。”[3]
在很多人看来，警钟早在十几年前的布尔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敲响了。那场战争，用简单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一场困局。几年来，人口相当之少的布尔人定居者，让强大的英国陆军陷入远方的漫长斗争中，伤亡数以万计，还损失了不少钱，这才赢得战争。如果说在南非大草原上对付一群荷兰农民就已经对帝国造成了军事上的压力，那么假如有朝一日，英国需要应对自身其他零散领土的防御问题，到底将如何是好呢？国际的流动虽然加强了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却也让遍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英帝国变得格外脆弱：真的可以指望英国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同时作战并且取胜吗？正因如此，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这在10年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这次结盟让英国可以把海军集中在欧洲，或许还可以开始让自身的国际地位长期回升。同年，借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之机，召开了殖民地会议。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会上的发言，与英国相对衰落的挑战和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疲惫的巨人在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下踉踉跄跄。”[4]巨人依然是巨人，却被成功所带来的结果消耗掉了。
但使英国本土的民意受到冲击的，并不仅仅是布尔战争流血伤财的代价，这样的代价让一些人相信英国需要加倍努力地进行帝国改革，让另外一些人相信老态龙钟的帝国大势已去。还有这场战争如何进行的问题。例如人们认为，对布尔人家庭的拘留政策，难以实现将南非全境纳入英国统治下的目标，同时也辜负了英国通过控制带去和平、文明与英国制度的世界性历史使命。从更根本上讲，是这场战争为何进行的问题。1902年，经济学家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他的帝国研究中认为，目前来说，帝国主义背后的动力既不是对传播文明的追求，也不是道德改良运动，而是金融：“金融是……帝国引擎的调节器，调节能量，掌握运行。”[5]帝国主义不会让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利益均等，它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是“国家生活追求私利的卑劣选择，这种对私利的追求符合饕餮贪欲，也符合一个国家从早期物竞生存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强权统治欲望”。1913年的英国人大多将帝国视为道德的造物，或者说仅仅是一桩事实，是英国优越性活生生的证据，而不会像霍布森一样去分析。不过如果说布尔战争是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产物，有很多英国人根本不愿意看到它。
对于认为帝国体现着英国之伟大的人来说，当前帝国的复兴是理想的、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刻不容缓。但对于如何去实现，他们意见不一。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所谓的“圆桌”成员，这是一个自封的殖民地官员精英团体，脱胎自帝国公务员米尔纳勋爵的“幼儿园”[1]——来说，正式、广泛的帝国内部结构改革是关键所在。这可能需要建立某种帝国联邦，甚至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帝国议会，在那里详细讨论战略意义上的帝国事务，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绝大多数的辩论、关注和时间必然要留给英国本土的事务。[6]
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种构想持怀疑态度。正如世纪之初，英国人理查德·杰布（Richard Jebb）在一次游历帝国的过程中所发现的：
有一种设想强调“英格兰的扩张”或者“更大的不列颠”这样的措辞，建议采用熟悉的联邦原则，认为这是更紧密的联盟的合理形态，但无论是天生的感情倾向，还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际发展趋势，都无法为这种设想正名。概括来讲，可以说事实上人们对共同国籍的意识完全没有得到强化，而是截然相反。换句话说，帝国联邦的基础不但没有得到扩张和巩固，反而正在消融。[7]
这种帝国联邦的基础，也许真的正在被向着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的历史潮流所腐蚀，这种潮流很可能让英国民族性的特殊纽带被与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联系所替代。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一些英国政治家提出关税改革，撤销英国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构想出一个帝国贸易集团，试图以此强化帝国的经济纽带。[8]
事实上，到1913年为止，帝国最伟大的创新是建立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以及自1910年以来的南非联邦。自治领在一些政治事务上依赖于伦敦的指导，但并不受伦敦的控制。除了殖民地总理偶尔的聚会——最近的两次都在伦敦，分别是1907年和1911年——帝国政府涉及自治领的问题时，要化为帝国内部各个不平衡的地区之间连续不断的协商谈判，伦敦有时采取哄骗的办法，有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却极少实际拍板定音，因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宪法所不允许的。1913年关于加拿大的帝国防卫的辩论，或者同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对南非印度人政策的公开批评，都是帝国通常运作方式的实例——作为拥有不同利益和志向的政治实体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而不是一个垂直管理的阶级组织。在1913年一本名为“大不列颠问题”（The Britannic Question）的书中，理查德·杰布图解了大英帝国可能的四种结构，有“殖民属地”（现在看来已经是过去式了），有“大不列颠联盟”（杰布青睐的选择，本质上是由自治的“大不列颠”国家所组成的一个自由联盟），还有“帝国联邦”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种族不平等的，另一种是种族平等的——后一种意味着印度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平起平坐）。[9]最终会选择哪条路并不清楚——也许混搭，也许一条都不选。
一些局外人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帝国开支超过国家财力的那一天是有可能到来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累维（Elie Halévy）写道。[10]但在阿累维看来，这些是其他帝国才有的问题。而改革却可以将英国的清算日向后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帝国主义（给英国人）带来的困难或危险，为什么要比北美人、俄国人或者日本人——如果说日本人确实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更多呢？那些推动了工商业集中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同样推动了军事和政治集中：20世纪将会是帝国的世纪。
另外一些人想象出了更加可怕却也不失合理的情况。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大英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号称将于100年后的2005年在东京出版发行，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当前的印度被俄国统治，南非被德国统治，埃及取得了独立，加拿大并入美国，当前的澳大利亚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据推测，出版这本小册子是要点化日本帝国战略专家，书中所描写的未来英国提供了一个研究衰落帝国的案例，也许它终究还是灭亡了：
正如巴比伦和亚述留给我们的遗址、埃及的金字塔、迦太基的女王、罗马的法律，英国也将莎士比亚和世界性的语言留给了后人。当这些遗产犹存之时，人类会以英国的历史为鉴，英国衰亡的经历会提醒那些现存的帝国，一些经常存在的微妙影响力会催生衰败的萌芽，让世界霸权易主。[11]
关键的“微妙影响力”被列举如下：乡村地区城市的兴起，英国人航海技术的丧失，精致奢华之风的发展，文学品位的匮乏，英国人体格的衰弱，国家宗教生活的衰退，错误的教育体制，最后还有大英帝国自卫能力的缺失。所有这些问题在1905年都已存在。把这些问题往后推延一个世纪，稍加想象便可得出结论，大英帝国并没有十足的保证可以永世长存。它衰亡的种子早已埋下。腐烂也许已经开始了。
对于1913年的很多伦敦人来说，腐烂似乎已经明晃晃地开始了，体现在劳资纠纷、保障妇女投票权的激进运动，以及帝国所有这些问题中最古老、政治难度最大的爱尔兰问题上。对于时间充裕的帝国主义者来说，将大英帝国的未来结构大理论化是一种颇有趣味的室内游戏，但爱尔兰的局势更加直接地威胁到了大英帝国的完整。就在伦敦，在劳工和妇女参政论者身上均有体现的战斗精神的崛起，被另外一些人描绘成对英国的稳定甚至是安全的公然挑战。罗马帝国是从内部、从罗马城自身开始堕落的，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大英帝国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事态，很难与都柏林的抗议游行，国会议事厅被打碎的窗户，或者伦敦码头的罢工威胁相提并论。
伦敦很富有，也很有权力。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指挥者，城市里那些一身黑色西装的办事员将全球金融掌握在手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伦敦的伟大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以它为首的英国政体的改革需要。至关重要的一项政治改革已经通过了，即《1911年国会法案》，由此古老的、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失去了对下议院支持的法案的无限否决权。对于一个最近一位贵族首相还只是在区区10年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巨变，也是民主赶超特权的标志，无论是好是坏。但对于爱尔兰政治改革、对于社会变革、对于男女更加平等的需求却并未止步于此。英国人不再满足于仅仅接受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想要更多。
一个海外大帝国的存在并没有解决英国国内的问题。在一些案例中，如今的帝国反倒是放大和接替了这些问题。英国把以新教与天主教之争为形式的爱尔兰各派推向了澳大利亚，印度民族主义者从爱尔兰的例子中得到了启发，英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也可以指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大英帝国社会中妇女已经获得投票权的例子。妇女参政论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妇女可以在帝国外围投票，却不可以在帝国中心投票？为什么在帝国某一地区被赋予的政治自由，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没有？大英帝国的自相矛盾，从很多方面来说正是其兴盛的秘密，如今却掉过头来与之为敌。
爱尔兰自治问题——组建都柏林议会，赋予爱尔兰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英国国会兜兜转转了很多年。在1801年以前，一直存在着一个以英国君主为首的爱尔兰议会；那一年，爱尔兰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夺回权力的愿望。对于很多爱尔兰新教徒和很多英国人来说，这个话题仿佛一剂政治毒药，事实上它与16、17世纪英国作为一个与天主教欧洲对阵的新教实体而诞生的这段史话关系密切。这个问题充满了情感因素，饱含着对天主教徒不忠的控诉，以及对背信弃义、两面三刀、违背承诺的反控诉。在爱尔兰漫长的历史中，上一个世纪显然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光明的世纪。自始至终，爱尔兰的人口都在不断减少。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加剧了这一趋势。很多爱尔兰人移民海外，在美国东海岸安家落户，却从未忘记大西洋彼岸那些同胞的艰难生活。
爱尔兰的情况在近期得到了改善。近些年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受教育机会扩大。佃农变得更加富裕（不过是以雇农为代价的）。191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爱尔兰的人口减少是有记录以来最缓慢的。[12]但民族主义已经覆水难收。与此同时，爱尔兰自治依然受阻。爱尔兰和英国之间有太多的恩怨情仇，如今他们根本无法在同一屋檐下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缺点了如指掌，彼此之间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然而友好的离婚，甚至是试验性的分居，都会遭到一些英国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帝国解体的第一步，是向天主教压力屈服、出卖爱尔兰新教徒的表现。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有两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上提出。其一于1886年被保守党国会议员投票否决，未能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其二于1893年被保守党贵族投票否决，未能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1913年，距离上一次失败已有20年。但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依然派出了70多名爱尔兰国会议员前往英国国会。他们身边还坐着8名反对宗派主义的一切为了爱尔兰党（All-for-Ireland）党员，这个党支持爱尔兰自治，然而对于本地天主教代替新教占据优势持谨慎态度。爱尔兰国会议员对于国会中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政坛，他们是一股扰乱性的、只关心单一问题的力量，可是他们对过去的控诉天经地义，对未来的抱负也合情合理。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致力于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尽管必然有很多保守党党员反对这一点，但人们认为保守党党员提出另一种建设性措施也并非不可能，或许是采用联邦制度，一些人寻求以此作为未来帝国整体的结构。[13]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些更广泛的问题上，都是英国保守党的天然伙伴。他们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雷德蒙本人也曾公开表示反对妇女参政。保守党会不会容忍爱尔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呢？然而保守党最终还是恢复了过去咄咄逼人的姿态，选择了全力反对，试图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一次选举。
对于伦敦政府——保守党的支点、自治派的噩梦——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阿尔斯特。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强烈反对都柏林的统治。在阿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担心被南部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统治。在他们看来，那些天主教徒对罗马比对伦敦还忠诚。历史性的宗派对立已经是北爱尔兰日常生活中公认的事实，被宗教和政治领袖恰到好处的空话和信仰煽动起来时，就会一触即发。当伦敦的自由党政府提出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时，新教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国会议员、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成了阿尔斯特民愤的掌控者和代言人。
在1912年里，一条新的自治法案在国会上几经波折，虽然在上议院被投票否决，却在下议院再次通过。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在贝尔法斯特城外的一场复活节教堂礼拜上，被新教的阿尔斯特地区显而易见的团结深深地震撼了，他对自治的谴责也越来越严厉。7月，他将自由党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宣布“我想象不出，对于阿尔斯特能够进行的反抗，有什么是我不应该准备支持的”，其中包括武力，还补充说他觉得“绝大多数英国人民”也会支持这种观点。[14]这一席话说得很硬。英国反对党领袖实际上是对英国合法当局的决策提出了质疑。9月，卡尔森组织了阿尔斯特庄严同盟及盟约（Ulster’s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签名活动。他将建立都柏林议会的方案形容为一场阴谋，并向签名者保证，假如真的组建了这样一个议会，必将拒绝承认。鲁德亚德·吉卜林写下了一首颇具煽动性的诗支持阿尔斯特，警告人们黑暗力量正在释放，预示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黑暗的危急时刻降临
眼看着我们被出卖给
我们曾经反抗的
所有的邪恶力量。
英格兰的所作所为
释放出叛乱、劫掠、仇恨、
压迫、罪恶和贪婪
来支配我们的命运
……
我们祖先洒下的鲜血，
我们的爱，我们的艰难困苦，
被当作我们的罪过
不过是勒紧了我们的枷锁。
在帝国的眼前，
叛徒为自己索价。
还需要更多的谎言吗？
我们是牺牲品啊。
我们知道，战争酝酿在
所有和平的家园，
我们知道，地狱是为了迎接
不信仰天主教的人
恐怖、威胁、畏惧
弥漫在集市、家庭和旷野
我们知道，归根结底，
如果屈服就将毁灭。[15]
但尽管如此，自治法案还是缓慢前行，走进了1913年。“世界变化得很慢，然而毕竟还是在变化。”那年1月，支持自治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发表社论称。[16]“毫无疑问，不出一两天，上议院的发言人就会告诉我们，帝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该报继续写道，它预期上议院反对该法案。然而按照1911年通过的国会法案的规定，上议院的反对阻止不了自治法案最终生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治法案将在国会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拖延，并且将于1914年成为法律。”
所以说1913年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三方僵局。统一运动打算动用武力，抵抗他们所认为的都柏林议会的劫掠。四面楚歌的英国政府在下议院没有获得多数，正致力于组建都柏林议会。而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支持阿尔斯特脱离自治的运作。各方均认识到了这个僵局的成因，但谁也没有办法，或者可能是没有意愿去打破僵局。英国和爱尔兰血腥的联盟就这样开始滑向血腥的分离，不排除发生内战。有些人认为很有可能发生。
*** ***
伦敦人至少还可以自我安慰，如果关于自治的争论上升到暴力，最有可能发生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街头，而不是伦敦金融城、伦敦东区或者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伦敦即使受到影响，也是间接的影响。
至于劳工的战斗精神，情况就不一样了。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劳资纠纷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矿井、铁路和码头。尽管工党在国会上——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选区选出来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国会议员——在工人阶级市镇的街道上、在工厂里代表着工人的利益，然而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更加激进的工会。伦敦，尤其是伦敦的码头，在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中，都必然要成为主战场。而伦敦还依赖英国其他地区的燃料，依赖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食物供应，在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战略领域，都无法指望不受延长罢工所带来的物质后果的影响。
工会战斗精神的表达方式也助长了这种恐惧。1911年，在一次波及伦敦港的交通罢工期间，有一份宣言被送交政府部门，里面写着：
你们明白，交通工人掌握着国家工业地位的命脉，我们也掌握着食物供应。如果船主和码头公司仍然执意与全国的码头工人作对，那么我们将会进入一种战争状态……饥饿和贫困把码头工人和船舶工人逼到采取当前的对策，你们无论是出动警察、军队、骑警，还是谋杀，都别想避免灾难降临在这个国家……[17]
那年夏天，时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召集军队，前往东伦敦和国内其他一些城市街头。丘吉尔之前虽然对工会表示同情，但如今却将“秩序”奉为当下的行为准则。这次事件之后，他在国会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决主张：
我确定下议院会明白，大港口实际关闭，再加上铁路业务瘫痪，这对广大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是外敌封锁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18]
英国工会主义者汤姆·曼（Tom Mann）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在澳大利亚为工会摇旗呐喊。1912年，他因写了一篇劝士兵不要朝罢工者开枪的文章而被判入狱，理由是煽动兵变。同年，他颇具煽动力的同僚本·蒂利特（Ben Tillett）带领码头工人唱起了一首激进歌曲，将矛头对准了伦敦港务局主席：“他该死，他该死。”[19]蒂利特将下议院称为“富人的杜马”，引申自革命之后的俄国议会，这似乎证实了他要采取议会外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他虽然是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创始成员，如今却加入了更加偏左的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3年，国会通过了《工会法》，允许工会向政党捐款——之前是被法院判为禁止的——以期劳工的战斗精神就此化为工党在议会上更加实际的目标。但伦敦人的日子依然过得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下一场罢工、下一次产业停顿又会到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很难说。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伦敦人来说，相比于劳资纠纷，他们更关心的是妇女参政运动锋芒毕露的战斗精神，当然这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更加显而易见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妇女投票权问题上进行了10年甚至更久的内斗。家庭和政党出现分化，基本的礼仪也受到了考验。这样的冲突制造了受害者，也造就了殉难者。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在伦敦街头明晃晃地不断进行着——在街角与警察的混战，招展的横幅，高声要求妇女投票权，或者斥之为令人讨厌的煽动行为，促进妇女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对她们造成伤害。有将近1 000名妇女参政论者入狱，也有少数人身亡。[20]到目前为止，她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多少成果。
正常的政治程序似乎已经受阻。在国会上，很多代表支持某种意义上的妇女参政——在原则上、广义上，作为大势所趋的一种理念。妇女参政法案经常会被个别国会议员提出，并且获得下议院的支持。但要让个人提出的妇女参政法案有机会成为法律，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提供议会时间。一般来说，政府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即便法案真的拿到国会上讨论了，在通过之前还会有其他一些障碍。妇女参政权无论怎么调整，总是有弊端——爱尔兰议员也许会认为这是在占用讨论爱尔兰自治的时间，继而投出反对票，自由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参政，基于只有有钱的妇女才被授予投票权，这正中保守党人下怀，而保守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投票权，因为这据信会损害家庭生活。和爱尔兰自治不同，国会上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常设的爱尔兰议员核心小组，他们愿意为自己特定的事业投票、游说，但妇女参政却是一个政治孤儿，支持者众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
在争论中，私利问题伪装成原则问题，反之亦然。赋予妇女投票权，应该和男性投票权在同样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女性选民的人数就将超过男性选民）吗？选举权应该更加受限吗？1913年5月，一名个人议员提出的法案再次选择了限制措施，对于女性选民资格的要求远远多于男性选民。发起者称，该法案制订了一条“让人进退两难”的路线。[21]倘若成为法律，那么在达到一定年龄的英国妇女中，可以得到投票权的将不会超过1/10。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人觉得太多了。身为自由党的首相本人就曾在一次争论中发言，指出部分选举权纯属无稽之谈，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接下来反对任何条件下的妇女投票权。他对神圣的（男性）民主卫士说：“民主的目标是消除专制、消除人为的区分。”但在这件事情上行不通：
民主对于由自然创造、由经验支持的区分，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对于议院今晚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其要点与核心，那就是：如果在政治上赋予妇女选举权，那么我们的政治结构会得到强化吗，我们的立法会更受尊敬吗，我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会变得充实吗，我们的礼仪标准——说到礼仪，我要把古老的骑士美德，殷勤礼貌，以及两性之间的互相依靠、互相信任都包括进来——这个标准会得到提高和升华吗？[22]
阿斯奎斯将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抛给了妇女参政拥护者，从而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阿斯奎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持相反的观点。500万劳动妇女为什么不能对她们的工作环境产生影响呢？主张不能赋予妇女投票权，因为在国家军队服役的只有男人，所以只有男人对国家的安全负有终极责任，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无论是从公正、逻辑、情理甚至私利的角度”，格雷都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妇女参政。[23]但他的漂亮话并没有带动同僚们的投票。1913年5月6日，大多数自由党和工党国会议员，以及一些保守党议员，对赋予少数妇女投票权投了赞成票。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爱尔兰议员渴望获得更多自由的是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妻子，并且认为妇女参政运动扰乱了他们自己更高尚的宏伟大业，因此也投了反对票。站在他们这边的不仅有首相，还有他最受争议的一名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这种性质的僵持在国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好斗的妇女参政论者开始采用一种不同的策略，与女性从事国家政治的文雅形式，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游园会相去甚远。5月6日晚，一枚装在芥末罐里的炸弹，被放置在伦敦正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伦敦主教座位下，预备在午夜时分爆炸。“只是电开关的方向钮反了，这才避免了这个定时炸弹爆炸。”《每日纪事报》次日报道称。[24]“致力于做这种恶事的人，甚至往往连做都做不对。”次日晚间的布道，主教在感谢上帝拯救大教堂免遭炸弹之后，伶牙俐齿地评论道。
这次袭击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伦敦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巧言还击时，一名妇女参政论者正准备烧毁富勒姆（Fulham）的一座板球馆，往草皮上洒酸。一张宣称对此负责的明信片上写道：“当男人光明正大地给女人投票时，要允许他们安详地玩他们自己的游戏。”仅仅在5月的头两个星期之内，就有新闻报道称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密谋炸毁伦敦的造船厂，一名国会议员在兰开夏（Lancashire）的宅邸被火烧毁，一些邮箱遭到破坏，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发现一个标有“硝化甘油、危险”的牛皮纸包，都柏林帝国剧院发现一枚含有50颗子弹的炸弹。[25]伦敦的游客会发现伦敦塔、国家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汉普顿宫全都部分关闭或者完全关闭，肯辛顿宫窗板紧闭，防备着可能的袭击。大英博物馆虽然照常开放，但安保也已升级。《每日图片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百夫长”的来信，信中提议由当地的义务警员团体组成最后一道防线。“让义务警员找出她们（妇女参政论者），把她们记下来，”他建议。[26]
激进行为实属绝望之举，这种绝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有让支持者避而远之，进一步加深与对手之间隔阂的风险呢？在对手们看来，这即便不是恐怖主义，也是敲诈勒索。妇女参政论者成功地制造了恐惧和嫌恶，但她们真的能够借此实现她们确定的目标吗？《经济学人》的回答是不能。它认为战斗精神的后果是“热心者变得麻木，麻木者变成强烈反对者”。这项事业也因此受挫。早就已经倾向于反对妇女参政的人们便会主张，战斗精神证明了他们的论点，女人的政治活动“疯狂激烈、无法无天”，与男人稳重、理智的深思熟虑截然相反。[27]不应允许一个传染另一个。编辑们指出，倘若选举法案在这样暴力的氛围中获得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不满岂不是也会觉得直接行动才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妇女参政论者充其量是纵火，而其他人——“也许就在阿尔斯特”——会不会严重到杀人的程度？[28]
几星期后，《每日快报》得出结论，就连那道门槛如今也已经被跨过去了。该报编辑发表社论，评论了在艾普森德比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赛马前的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他们谴责戴维森的意图是“杀人”，很可能夺走两条人命，即使不是三条人命。（而到头来只有戴维森自己身亡。）[29]该报警告称，妇女参政论者做得太过火了：“也许1913年的德比惨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女权的希望都将是真正的致命性打击。”戴维森为之付出生命的，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战斗事业，该联盟的杂志《妇女参政论者》（The Suffragette）可能要比《每日快报》更有说服力。杂志封面上的戴维森被画成天使。下面写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30]这是高尚的思想，高尚的事业，为了平等的信念，为了一个人的伙伴，为了一个人的自由而牺牲的理想：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理想。然而到了1913年年底，相对于年初，妇女与获得投票权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议会行动已经走不通了。议会外行动也到了这步田地吗？
还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呢？“妇女参政权将会踩着阿斯奎斯先生的尸体通过，”英国犹太人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1913年11月写道，“这是为数不多的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确定的事情。”[31]他虽然不赞同整体上的激进策略，却情不自禁地钦佩基层战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们被人扔石头，被人打，被按到饮马池里，被猥亵，和酒鬼小偷一起关在三等监狱里，被判处劳役刑，通过管泵进食。”他写道。她们迫使国家不得不诉诸暴力，对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进行强制喂食。之后她们又迫使国家采取了一种“猫捉老鼠”政策，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旦病倒，就会被释放，待到恢复之后再重新关押起来。他主张：“由于食物短缺而死在南极冰天雪地里的斯科特船长，其实并没有绝食抗议的首创者、虚弱的华莱士—邓洛普（Wallace-Dunlop）小姐那般英勇，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奢侈品，对她望眼欲穿，而她却一直忍受着饥饿。”
妇女参政论者为她们这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终将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一年没有，那么也许就是在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毕竟进步是可以被放慢的——却无法被阻止。
*** ***
克拉伦斯·鲁克（Clarence Rook）在1913年12月31日的《每日纪事报》上写道：“在这个年关，世界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时刻，日历、年鉴、时间表、参考书，一下子都成了废品，甚至连便笺纸最上面的日期也必须改掉。把信头上的年份从1913改到1914，意识到距离自己的长眠又近了一年，这种感觉让人心头一紧。[32]
1913年结束之际，伦敦的各大报纸纷纷回顾这一年，酒吧和酒店里挤满了在圣诞季寻欢作乐的人，他们展望着未来。
伦敦市长告诉《标准晚报》的读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世界商业中心伦敦能够不断繁荣下去”。[33]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也写下了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让英国与欧洲之间通上火车的雄心壮志。英国喜剧作家弗朗西斯·伯南德（Francis Burnand）爵士写道，他希望“约翰牛可以看清爱尔兰和印度的局势，不要与它们产生纠纷”。运动员、政治家德斯伯勒（Desborough）勋爵最大的心愿是“纪律”，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则是希望授予妇女投票权。伦敦百货公司老板H.戈登·塞尔弗里奇（H. Gordon Selfridge）先生回复《标准晚报》说：“如果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在1914年，贸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发展出更宽广的思路、更辽阔的眼界、更宏大的理想。”
“尽管我们面前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但这个繁荣的小王国的居民没有任何理由不欢度圣诞佳节。”[34]1913年全年的财政状况都很紧张。股票价格不像前几年那样走高，实际情况已经是“残酷无情、一成不变的价格下跌”。巴尔干战争抑制了经济乐观主义，欧洲大陆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也同样如此。欧洲的局势依然令人担忧，但英德友谊突飞猛进，人们对此反应热烈。全世界的公众舆论都被认为是和平的。《经济学人》报道称，“德国帝国议会和法国议会，美国国会以及全国各个政治商业协会通过的无数决议，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向着和平。受内战影响，墨西哥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报道中还提到了中国的新政府“困难重重”。然而美国降低关税，必将加快全球经济的步伐。总而言之，结论就是“随着海外政治形势好转，我们应当在明年夏天到来之前，设法让财政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
也有更尖酸一些的评论。《每日图片报》虽然对欧洲的和平从巴尔干战争风暴中幸免于难表示喜闻乐见，却认为墨西哥和中东的问题极其令人担心。该报指出，“走上另一条路的机会遍地都是”，不过1913年“还是让我们免遭末日大决战”。[35]但对于1914年：“无论望向何方，映入眼帘的都是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不断地膨胀着。那份恶意越来越值得警惕，阻碍着工业的轮子，挥霍着和平的果实。让我们祈祷新年快乐吧！”
“这一切终将走向何方？”另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就这一整年军费开支的增长提出批评，并问道。[36]他表示：“并不需要预言的天分就可以预言到，这项疯狂的军费开支竞赛将会以灾难做结。”能够阻止这种疯狂行径的，唯有人民本身：“在贵族和金权政治明显失败的地方，民主是迟早会成功的。愿民主统治早日萌生！”
《每日纪事报》的印刷厂正在年底之前赶工，排字工人把这一年最后一首诗的字母排好顺序，之后才出门融入伦敦的寒夜，空气中还弥漫着烤栗子的味道。今夜，他们会欢庆，将1913年付诸历史，迎来崭新的一年——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亲友，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帝国、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世界中心的心脏地带：
我不哀悼你的逝去，也没有织起泪帘，
当你被历史的阴影埋没：
我只是叹息道——上帝啊，请让明年
比上一年更加富饶丰硕
我不哀悼你枯萎的玫瑰，也不哀悼
对一点生存空间望眼欲穿的时日；
玫瑰会再度绽放，而我也可以祈祷
这至高无上的恩典时刻再度降至。
那么就付诸那些承载着记忆的灰暗
不可侵犯，但并不哀悼。你在我身上
感觉不到惜别的重担；
我转身迎接应至之年的曙光。
午夜钟声敲响，1913年落幕。时间进入1914年。
[1] “幼儿园”是从第二次布尔战争到南非联邦建立这段时间，在以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为首的南非公务员系统中任职的英国人群体。——译者注
尾声
1913之后
1914年，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在这四年中——在佛兰德斯的淤泥里，在阿尔卑斯山，在东线前沿，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人努力尝试杀死另外一些人，有时是关系国家存亡，有时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理想，有时是因为命令，有时是因为死亡和杀戮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几百万人丧生，另外的伤者也未必比他们更幸运。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在炮弹的轰击中化为齑粉。家庭被拆散。人性凝视着深渊，深渊深处黑暗扭曲的人性倒影回以凝视。
尽管军事冲突的残暴行径集中在欧洲，大多数战斗人员也是欧洲人，但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海战在南大西洋和北海展开。最初的中立国，例如美国和巴西，航运都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在东非的群山中，在波斯高原上，“一战”中的小冲突也在各个大国之间上演着。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全世界并肩作战。阿尔及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同法国人并肩作战。新生的中华民国为赢得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派出了数万名中国劳工去欧洲挖战壕。美国人1914年还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于1916年选出了在宣言中承诺和平的伍德罗·威尔逊连任总统，然而却还是在次年参战，将大量部队和资源派往西线，这样的速度只有凭美国的规模和编制才有能力实现。在东线，来自俄罗斯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被派往前线，为沙皇和祖国而牺牲。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占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界被日本人侵占。战争初期，德国间谍曾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们举起的伊斯兰圣战旗帜，会在中东和印度引起一场反对英国利益的穆斯林起义。[1]最终还是英国间谍更胜一筹，他们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化为了从南翼攻破君士坦丁堡的武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之中的敌人，当奥斯曼帝国四面楚歌、开始解体之时，这些亚美尼亚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战争所到之处，疾病无不随之而来。
1918年，战火熄灭。英德混血知识分子、1913年泛欧洲贵族阶层的典型人物哈里·凯斯勒从前线服役归来，回到了位于德国西部魏玛的家：
老马车夫正在车站等候。我的狗欣喜若狂地迎接我。经过了几年如此惨烈的事态，我的房子似乎奇迹般地并没有什么变化：崭新、明亮，在白昼的最后时刻，犹如睡美人被灿烂的光芒照亮；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画作，摆放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德语书的书架，马约尔（Maillol，法国雕塑家）的大小雕塑，他作品中丰腴、健壮的女人，美丽的裸体青年……这一切仿佛静止在了1913年，很多人曾经来到过这里，如今却已与世长辞、失踪、失散，或者成了敌人，可他们仿佛都还可以回来，欧洲生活还会在断裂之处重新开始。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庙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些褪色的信物和记忆……我找到了邓南遮（d’Annunzio，意大利诗人、民族主义者）的一份题字，克劳德·阿内（Claude Anet，法国作家）从伊斯法罕带回来的波斯香烟，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法国画家）的幼子洗礼的礼物，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年的一张节目单，上面还有尼金斯基的照片……[2]
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凯斯勒深知，枝形吊灯上的灰尘可以拂去，1913年的会话也可以神奇地继续，但舞厅的电闸开关再也拉不回去了。战争留下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太深了。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