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欧洲，已经被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改变了。在各个地方，甚至是“一战”的战胜国，过去的政治文化都遭到了挑战。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1913年还曾以那样隆重的盛典庆祝登基25周年，如今却被迫流亡荷兰。德意志帝国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战争直接导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柏林和巴伐利亚被极右翼军队返回的营部镇压，迫不得已为即将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劳。德国首都从柏林迁至凯斯勒宁静的故乡魏玛。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德国中产阶级遭受了几乎和战争本身不相上下的第二道创伤，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他们的积蓄。很多德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输掉战争——毕竟1918年停战协议生效之时，德国军队还在法国的国土上——只是德国政治家输掉了和约。巴黎和会上，德国新的主人公们承认了战争责任，承担了巨额赔款，并且接受了意在将除俄国之外最大的欧陆强国削减至地缘政治中的小角色的一系列措施。
奥匈帝国的命运同样悲惨。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奥匈帝国很好地支撑了下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却在战争结束之时轰然解体。哈布斯堡王朝历经数世纪拼凑起来的领土，被凡尔赛宫的和事佬们划分出了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民族构成比之前更加单一，但领土也相应地缩小了）和奥地利（几乎全民说德语，却被禁止与北方的德国表亲合并）。宏伟的帝国之都维也纳，作为一个中欧小国过于庞大的首都，开始了新生。身为哈布斯堡王朝臣民的维也纳人，早已习惯将这片土地视为不可剥夺的遗产，而这个国家如今只剩下这片土地中的一小部分。东欧的地图也经过了重画，波兰被邻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后，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南斯拉夫从巴尔干的泥淖中诞生，把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单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的古老梦魇变成了现实。
与此同时，在东面，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被卷入了深渊之中。俄国国内发生动乱，西线作战尚未结束就被迫退出“一战”，在1917年接二连三的革命中磕磕绊绊，之后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沙皇一家被枪决。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格勒（圣彼得堡1914年之后的名字）。外国势力介入，试图牵制住布尔什维克。1919年，“一战”的战胜国在凡尔赛宫会晤，欲签订和平条款，而1913年无可置疑的列强之一——俄国，甚至都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然而在内战中，有很多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到处乱窜，寻求西方在内战中支持他们这一方）。[3]相反，日本却派了代表参加。
在几年的时间里，俄国又将恢复伟岸的身姿，这次不再是古老的沙皇帝国，而是苏联。然而，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一战”结束之时，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处在英法的政治势力或直接控制下，伦敦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耶路撒冷终极的主人。在土耳其的核心地区，为抗击入侵的希腊军队，新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于1923年结束，土耳其和希腊人口大量流动，希腊城市士麦那（Smyrna）发生大火，两国之间结下了世仇。
相对于1913年的世界面貌，欧洲势力群的这些变化是一次相当重大的突破。但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变化仅仅昭示着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文明优越性的主张，纷纷开始丧失。如果说“一战”证明了一件事，难道不是曾经被拥立为世界上最进步、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其实不过是金玉其外的野蛮？中国知识分子严复曾有言道：“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4]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高声自问，作为曾经极具吸引力的世界中心、海外投资的外国资本的主要来源，欧洲会不会最终成为区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说法，“亚洲大陆的一个小海角”。[5]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这一主题写下了一部颇受欢迎的伪历史著作，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书名取得很简单，就叫“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的确，伦敦和巴黎依旧是“一战”后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事实上，由于被国际联盟授予了准殖民地性质的委任统治地，这两个帝国控制下的领土还扩张了几分。但这并不是说情况回到了1913年的局面。战争腐蚀了欧洲文明的可靠性。英国和法国为了保卫宗主国，对帝国武装力量的依赖性暴露无遗。载入《凡尔赛和约》的国家自决原则，虽未很快应用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却标志着从今往后被视为世界秩序基本单位的是国家而不是帝国。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动乱的烈火燃遍了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爱尔兰于1922年成为英国君主治下一个独立的自治领。世界受到欧洲帝国的支配——也因此接受了欧洲文明——这样的模式已经开始松动了。
唯有日本和美国通过“一战”变得比1913年更强大、更富裕、更有影响力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确定了它的大国地位，作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但巴黎和会上国际信誉最好的是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英国在战争期间大把大把地砸钱，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国外投资和黄金储备大幅度缩减，而美国则不然，战争抬高了它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上的地位。对于在军事上决定战争的胜负，威尔逊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想要让美国在和平时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不但没有领导世界，反而撤出了世界舞台。威尔逊总统做了很多工作，才成立了国际联盟，确保这个新的组织不会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而是会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美国参议院却投票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提高了贸易关税。新的移民限制开始实行，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维持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民族构成。国内政策先于对外政策。
欧洲作为全球体系核心的地位弱化了，美国又无法也不愿掌握领导权，1913年很多必然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其中就包括对日益高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期待。“一战”之前，国际主义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它本身却成了一项事业。[6]战前金融秩序的核心，金本位，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确立起来，伦敦也试图再次打造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如1913年时那样。但有太多黄金现已外流到大西洋彼岸，伦敦的货币霸权，以及由此而来的作为世界金融事务指挥官的可靠性，都打了折扣。更糟糕的是，各个国家以战前的汇率重新恢复金本位，而这样的汇率不再反映各国真正的经济和金融地位，这相当于是迫使这些国家穿上不再合身的金融紧身衣，于是金本位被视为一种造成经济风险而非实现金融稳定的机制。1931年，面对经济大萧条，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它所意味着的经济互赖原则，被经济自给自足的渴望所取代，结果就是全球贸易直到1970年才达到1913年时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1913年时将世界织成一张人际关系网的全球移民流动，也被“一战”打断。战争之后，移民流动缩减。
无论如何，1913年的世界已经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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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今日与昨日、前日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烧毁了。”在20世纪40年代初，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战前维也纳回忆录中写道，他将那个时代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7]
1913年的世界，对于那些未曾了解，甚至一些曾经了解过它的人来说，终究还是成了一种梦境，一个觉醒前时代的象征，一座回不去的伊甸园。在欧洲，对“一战”的纪念，不仅体现在遍布整个大陆城乡的献给死者的纪念碑上，还存在于出版发行的战争日记、战后很久写下的回忆录和虚构的战争记述中，其中这些虚构的战争记述的作者，有的甚至在他们描述的事件发生之时还没有出生。[8]个人的战争回忆已经沦为一代人的集体悲剧，一个现已无法触及的世界的集体灾难。对于20世纪50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来说，这场战争正是俄国堕入当时那个黑暗年代的起因：“现在我认为一切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跟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全部灾难，都要归咎于那场战争。”[9]
鉴于自那以后俄国遭遇的灾难，战前的世界似乎是一段更坦率、更道德的时代：
我对童年时代记忆犹新。我依然记得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和平观念是众所公认的。讲道理是理所当然的，依照良心行事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上的是很罕见的例外情况。谋杀发生在戏剧中、报纸上、侦探故事里，而不在日常生活中。
之后，我们从这种安宁、纯净、从容的生活方式，突入了血与泪，集体疯狂，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合法的、有报酬的屠杀这一野蛮行径之中。
对也好，错也罢，这就是现在的我们在文化上所看到的形象，距离1913年的世界——一个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世界、秩序与太平的世界、不知不觉中与20世纪史无前例的灾难搭上了边的世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个形象里充满了悲怆与诗意，充满了沉静地走向命运的人物，时光的表面上暗影摇曳。它让1913年有了一段可以提醒今日我们的来生——一部失落时光的寓言。但它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以全新的视角思考我们自身的时代，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不把它作为预料中的必然，或者预设的事件经过，而是作为我们尚未建设的未来。
注释
导论
[1] F. W. Hirst, The Six Panics, and Other Essays, 1913
[2] Hamburg-American Line, Girdling the Globe: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Palatial Steamship ‘Cleveland’, 1911
[3] 这里仅举出知名度较高的和最近的几例：Fritz Fischer, Griff,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62; Eckart Keh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Hans-Ulrich Wehler, ed., 1965; A. J. P. Taylor, War by Timetable, 1969;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4;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1998;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11;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2012
[4] Jack Beatty, The Lost History of 1914: How the Great War was not Inevitable, 2011
[5] Op. cit. (1998), Ferguson
[6] 对于战争本身的记述或战争的各个方面，参见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05; Norma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1998
[7] 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1997
[8] Op. cit., Clark
[9] Barbara W.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1966
[10] Michael S. Neiberg, Dance of the Furies: Europe an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2011
[11]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1913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0)
[12]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5 bis 1514, 1824
[13]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987
[14] 有很多重要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全球化的主题，以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史”。这里仅选取一些：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2004;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2009;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 Gary S. Magee and Andrew S. Thompson, eds.,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2010; 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 trans. Sorcha O’Hagan, 2010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2006);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2011
[15] G. P. Gooch, History of Our Time, 1885–1911, 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