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伦敦 天际之外
尾声 1913之后
注释
致谢
导论
191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编辑弗朗西斯·里格利·赫斯特（Francis Wrigley Hirst）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旅行”（Foreign Travel）的随笔。[1]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似乎随着过去的一个又一个十年而越发加速。
赫斯特写道：“铁路和轮船已经使伦敦到芝加哥的旅程比两个世纪前伦敦到爱丁堡还要快，还要舒适”——
英国的舒适用品、美国的奢侈品、法国的大餐、德国的侍者，只要有钱便轻易可得。只要一个地方的娱乐活动丰富，空气清新适合养病，或者做买卖的市场条件良好，就会有很不错的旅馆。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停地搜寻着最高的利润和充分的安全感，不带任何民族偏见。它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旅行的爱好也随着设施的完善而增强。瑞士是欧洲的第一个游乐场。现在的世界已经遍布游乐场，精力旺盛的游民和疲惫的赚钱人士乖乖地蜂拥而至，加入时髦社交、消遣娱乐或医疗调养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中。非洲沙漠、克什米尔、加利福尼亚州、日本、加纳利群岛、百慕大、希腊群岛、乌干达、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对于当代的环球旅行者来说都不算太远。商业旅行者无处不在，“本社记者”对战争和战争谣言的追寻就像猎人追踪猎物一样敏锐。
旅行在赫斯特的生平年代（1913年他39岁）变得便宜多了，这里所谓的旅行不仅包括富裕的旅行者追求新鲜体验，还包括移民追求光明未来。他写道：“于是，为了乐趣或利益的旅行者数量稳步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环球旅行一向险象环生，现在却可以以海上航游的形式出售给好奇的旅行者，在奢侈的条件下实现。汉堡—美洲公司（Hamburg-American Line）定期推出乘“克利夫兰”号（Cleveland）汽船环游世界的旅程，从纽约到欧洲，之后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缅甸、菲律宾、香港、日本、夏威夷和旧金山，一共只需650美元。“（环游世界）这样一项重大事业往往洋溢着浪漫的气氛和冒险精神。”这段旅程的宣传资料如是说。[2]然而，当代旅行者享受到的舒适条件是先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克利夫兰”号汽船上，甲板之间通电梯，客舱之间还可以互通电话。船上配备着一间供业余摄影师使用的暗室，一间存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的藏书室，还有一间健身房，内有电动器械，其中一些是马鞍的形状。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从旧金山返回纽约，在1913年还只能走横贯大陆铁路。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通航，这让后来的旅行者得以走海路完成整个旅程。
本书是一种另类的环球旅行。从欧洲的首都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出发，行至美国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之后是更广阔的世界各地——温尼伯、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及尔、孟买、德班、德黑兰和耶路撒冷，最后来到1913年欧洲以外各大帝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北京、上海和东京。
这样做的用意并不是要记录单单这12个月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些什么，更不是要谨慎小心地寻找出次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历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属便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学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过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德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奥匈帝国的冒险主义、奥匈帝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俄国的帝国主义、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欧洲的联盟体系、对欧洲文化衰落的恐惧、火车时间表残酷无情的逻辑，或者是上述几项或全部的结合。[3]个别外交官的作为和疏忽必然会影响欧洲各个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对于国力和意图以及二者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何走向的相关评估，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不同的政治家、君主和将军在脑海中对战争的推演。当今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14年6月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并没有昭示战争的必然性。事实上，战争从何时开始走向必然——如果有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很久以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4]历史学家大多承认，1914年英国的参战并非命中注定，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5]就算战争真的开始了，战争的过程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及诸如经济实力、行政效率、人口等更为恒定的因素。[6]在《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中，一个个偶然因素发生了改变，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可能性和路径依赖性。[7]
世界大战为何在1914年爆发，战争又为何持续了四年，为了探索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尝试去理解过去，才有望从中学到东西，不论理解得多么有限。然而正如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言，一心一意地探索战争的起因，在揭露过去的同时反而要冒着曲解过去的风险：
……从欧洲战前数十年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查找到的起因，像天平的砝码一样累积，终于让结论从可能走向了必然。偶然、选择和行为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抽离了出来。[8]
我们知道最终发生了什么——一场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战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首世界在战争之前的样子时，视野会变得狭隘。因为战争是在欧洲爆发的，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目光聚集在战前时代欧洲汹涌澎湃的希望与野心上，却忘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9]我们听信那些在1913年便预言了战争的人，就会对另外很多没有预言到战争的人视而不见，其实这些人在战争最终到来时甚至感到震惊。[10]1910年，作家、和平宣传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认为在20世纪早期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大幻觉”（不过，他还没有全然否定其可能性）。[11]即便是认为战争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的人，在展望未来时也是相当镇定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场战争都只是对于体制的一次短暂冲击，而不是长达四年的流血牺牲。对于过去，只需问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发生——便有很大可能让此外的一切都成为证据，根据它们在答案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决定是用还是弃。这或许是必然的。人们很可能只是把1913年的世界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待厅，却不能就其本身来看待——用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名言说，就是“还原其本来面目”。[12]
事后之明当然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只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折射出1913年的世界——当然，这一年中的某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我们从后往前看才看到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用当代的眼光、以未来的开阔性来观察1913年的世界，看清它错综复杂的全貌。通过阅读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报纸的报道，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阅读派驻东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人员搜集整理的、向上级通报特定时间内特定国家情况的密报。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上那些西方历史学家关注较少的地区，也就是西方以外的世界，因为那些地区与欧洲战争导火索的牵涉没那么明显和直接。
因此，相比很多关于这段时间的书，本书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更朴素，另一方面也更宏伟。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应当将本书当作对战争起源的历史记录的补充，而不是这些记录的替代品。朴素还因为本书只关注这一年，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精彩地描绘出漫长的19世纪的全貌。[13]它更多是按照地理顺序而非年代顺序进行的。但书中又有独特不凡的抱负，就是要真实地描绘出1913年的世界全景图。这些描述通常是从当时的旅行者和作家的角度出发，那些人大多是西方人，但也会有当年的亲历者的视角，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是不是西方人。本书试图再现他们的世界。书中贯穿的理念是，将1913年以及之前的那些年作为一段全球化程度空前、交流联系频繁、思想丰富多样的时期来探讨。[14]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
关于1913年的世界，我们在写作时往往会回溯至更久以前。写作中有时还会明显地体现出我们对于这段时间的看法是歪曲的，因为对它比较熟悉，或者因为时间上比较接近——对于我们本身所处的时代，我们倾向于在心理上将它压缩，而对于祖辈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则倾向于将它延展开来。然而对于生活在1913年的人们来说，他们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们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距离更远：东欧剧变、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任期都处在这一时期内。1901年，外国军队进占北京紫禁城，镇压以打击西方利益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这个事件与1913年之间的距离，恰似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今天之间的距离。仅仅100年前的1913年，成千上万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在那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的地点、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集会。在20世纪初，19世纪的阴霾依然阴魂不散。
与之相类似的是，1913年的世界与我们之间虽然隔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但并非与我们自身的时代全然无关。这层关系不仅仅是指我们许多人都了解过曾经生活在一百年前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我的祖父母都曾生活在1913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乡村，乘坐蒸汽机车上学。）另外还有一点，一百年前的世界从很多方面来讲，绝对是现代化的。
1913年，我们的世界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对于“全球化”这个词，现在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种现象，然而它早在1913年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当年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比现在还要高。在“一战”之前的那一年，关于全球性社会或者国际法规则下的世界这些理念，已经是稀松平常，尽管当时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G. P.古奇（G. P. Gooch）在1912年所言：“文明成了国际性的。”[15]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前身于1913年开张。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是从美国单极时代转变为更具潜在竞争性的多极时代，这与一百年前英国相对衰落、亚洲重新苏醒、新兴强国试图在别的国家设立的世界体系中分一杯羹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相似也让人心神难安。此外，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很多被我们视为现代典型的事物，例如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现代艺术、飞机、电话、汽车，甚至空投炸弹，在1913年就已经出现了。
本书给出了一份精选和一种诠释。就此意义来看，它像是一幅肖像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之旅——原来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那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