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心
1913年根特（Ghent）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世界博览会意在赞颂人类进步，宣告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18个月后，这座城市被德国军队占领。
欧洲人在观察1913年的世界时，就像是白雪皑皑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众神：自身位于高处，脚下是广袤的大地。
就此来看，作为一名欧洲人，就意味着占据了人类发展的巅峰。过往的种种文明或许建造了伟大的城市，发明了代数和火药，但无一可以与在欧洲兴起、通过这块大陆空前的财富和势力而展现出来的物质和科技文化相媲美。帝国是这种文化的终极产物，这个词语既有不可抗拒的优越性，也是世界进步的架构原则。就连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一些欧洲小国的国旗，都曾飘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角落，不论是加勒比海的众多岛屿、东南亚群岛，还是非洲中部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欧洲大国中只有奥匈帝国依然没有成为殖民帝国。作为一名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男人，会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所有的距离测量都以此为起点，所有的时钟校准都以此为标准。
科技创新打破了距离的屏障，把世界变小，商品、财富和人员的流动让世界变得更加融合。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作为这些发展进步的引擎室，必然要有最为稠密的铁路网和交错纵横的电话线。无情的等级逻辑指引着不断壮大的工业企业，经济似乎让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代表着相互依赖的极致：每个国家都依赖着邻国的资源、市场或去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通道。在欧洲人看来，应当敢于去殖民，控制世界，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相应地，这个世界也必然要在欧洲得到展现。
1913年，最能体现出欧洲一体化的国家，大概就是工业化、和平、双语、将中立写入了宪法的比利时。在这一年里，佛兰德斯的中世纪城市根特和几年前的布鲁塞尔一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通称世博会。每个参加国都委托建造了自己的展馆，庆祝本国在人类共同的工业文明高地上迈出的每一步，从教育到艺术，从电力到体育运动。你可以倾听着静谧的喷泉声，漫步在万国大道（Avenue des Nations）上，从邻国荷兰来到遥远的波斯。你可以参观1900年那场标志性的世博会举办地巴黎的别致展馆，或者新古典主义的加拿大馆，或者更加现代化的德国馆。
因为是帝国时代，因为这里是比利时，你或许会在刚果馆驻足，翻开一本纪念比利时人在殖民过程中的英勇事迹的书。书的作者问道：“英勇的殖民者们在非洲的灌木丛中风餐露宿，远离祖国母亲，开创文明事业，她（比利时）能够延续这份事业，难道不应归功于国家自身和国家荣誉吗？”[1]比利时人贪婪地搜刮非洲的橡胶，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其间有数以千计的刚果人牺牲。1908年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小插曲，比利时前任国王个人所有的刚果由于管理不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刚果由比利时政府正式接管。[2]对于以上两点，这本书只字未提。但这些都不重要——世博会是用来赞颂世界各国的发展的。它并不会去调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样的发展。
18个月后，根特这座城市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德国的铁丝网后面黯然失色。但是在1913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还在欢迎德国家具和英国手工艺品的宣传展览大举入侵。鼓励参展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就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言，对于人类才智所取得的不断进步，根特世博会将会是一次颇具分量的肯定。”[3]金色和白色的博览会建筑物坐落在众多布局合理的花园中。到了夜里，整个场地亮起新时代明亮的标志——电灯。前来的游人会以为自己正处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发展与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利时社会民主人士亨利·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因其在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的工作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创始人］。8月，和平宫（Peace Palace）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张，这里是致力于借助谈判的力量而不是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本部所在地，而海牙与根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百英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慷慨承担了和平宫的建造费用，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荷兰的砖、法国的砂岩、瑞典和挪威的花岗岩、奥地利的木质地板。在建筑内部，英国的彩色玻璃俯瞰着美国的青铜雕像，还有巴西的红木和椴木、中国和日本的丝绸卡通画和瓶饰、土耳其的地毯。装饰在建筑物顶部的钟塔来自瑞士。和平宫的熟铁门来自德国。[4]
对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们来说，“欧洲”不仅仅是对于一块大陆的地理描述，或者是天真的国际主义者的梦想，它是活生生的现实。例如英德混血的贵族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他酷爱写作，理查德·施特劳斯大获成功的喜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的剧本就是由他所作。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他从欧洲人的角度理解起来都是同样容易的。从1913年开始，他的日记记录了他与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玛丽王后（Queen Mary）一起用餐（他还贬低了她的谈话技巧），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进晚餐（萧伯纳是法德英三国结盟的拥护者），与俄国芭蕾舞团经理尼金斯基（Nijinsky）共进午餐，拜访法国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他曾向凯斯勒吐露：“我们不会打仗的，因为不出30天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法国的政客心里都明白”）。[5]
凯斯勒的社交和政治人脉无疑是十分广泛的，但他也毫不例外地将欧洲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确因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然而文化和阶级、贸易和旅游形成的纽带让这层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贵族一向有能力游遍欧洲，现在则轮到中产阶级了。这年夏天，俄国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陪同母亲到柏林、巴黎、伦敦和瑞士旅行。这年的早些时候，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完成了一本主要著作的初稿之后，登上一列从伦敦开往米兰的火车（之后又乘船去了开罗）犒劳自己；12月时，他正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罗克布伦（Roquebrune）。[6]这一年5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去威尼斯旅行，前一年夏天他曾与妻子、女儿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乘坐海军部的“女巫”号（Enchantress）游艇游览了亚得里亚海这段海岸线，此番是故地重游。这一次，他在威尼斯，把《贝德克尔旅行指南》（Baedeker）紧紧地攥在胸前，他变得和每一个一丝不苟、志同道合的欧洲游客一样，会向一起乘坐贡多拉的乘客们提出“是谁画了哪位圣人、在哪座教堂”之类的问题。[7]
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职业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那些有钱也有时间用来花钱的人来说，可以通过从温泉小镇到海滨胜地的一段段火车旅行来感受这个大洲，充其量偶尔会被各种装扮的海关官员拦下，接受他们客客气气的询问。这些欧洲人所居住的大洲遍布着豪华大酒店，例如圣莫里茨（St. Moritz）新开张的卡尔顿（Carlton）酒店（据酒店所有者称，这间酒店原本是作为俄国沙皇的行宫），还有尼斯用绚丽的黄金和大理石打造的内格雷斯科（Negresco）酒店。想要疗养的人会去亚希莫夫（Jáchymov）的镭疗养所，玛丽·居里就是在那里取得了用于放射性研究的沥青铀矿。想要晒太阳和寻找灵感的人经常会去威尼斯利多（Lido）岛上的德班大酒店（Grand Hôtel des Bains），之前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德国小说的背景就设在那里。[8]如果到了蒙特卡洛，发现一位英国绅士和一位奥地利外科医生用法语交谈，同时还在打量着一位打牌连着输的俄国将军，这样的场面一点儿也不稀奇。
爱国主义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却并没有否定活跃在这样一个欧洲社会中的世界主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并不妨碍一个人认可外国的社交同人，欣赏别国的优点。第二年夏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一事件打开了欧洲战争的最后一道闸门。事发当时，政治家、将军和作家们全都发现自己正在敌人的国家度假，他们早已习惯不假思索地跨越国境线了。俄国的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将军在德国。[9]塞尔维亚陆军司令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在奥匈帝国。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德国北部的基尔（Kiel）参加一场英德海军活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祖国波兰的扎科帕内（Zakopane）。
这些年化为了一段无比惨烈的历史，后来当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提笔写下当年的经历时，他回忆道，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诗人在听到德国齐柏林飞艇的坠毁声时放声大哭，因为这是欧洲前进道路上的一场悲剧。茨威格记得自己作为奥地利人，却为法国飞行员的功勋而欢呼：
……由于我们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感到自豪，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以及欧洲的全民意识正在形成。我们心想，任何一架飞机都能轻松飞越的国界是多么的徒劳，海关工作和边防巡守是多么的迂腐、虚伪，与明显追求团结一致、世界大同的时代精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10]
欧洲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可以塑造出他们的共性意识。与之相类似的是，欧洲的前卫女性在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并肩战斗，世界语的使用者对一种新的语言充满了共同的期待。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也在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化。欧洲的贵族阶级与他们的外国远房表亲一起赛艇、赌博、应酬；欧洲的中产阶级揣着旅行指南，逛着博物馆；欧洲的工人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常设办事处位于布鲁塞尔。这时的欧洲属于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强大的政党当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就连英国的左派领袖凯尔·哈迪（Keir Hardie）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曾赴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参加大会。出国旅行对于欧洲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他们的代表可以做到，采用的是与运煤出矿和运钢出厂相同的交通运输方式。
围绕着一些原则性问题，譬如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何等程度的改革、农业社会中的革命潜在性、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争论，进而导致分化。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心，扫清了这一切。1912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553名代表齐聚瑞士，投身于统一与和平的大业。[11]事实上，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战争，而是比利时的一次大罢工。在工人的团结面前，难道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吗？人们被国家的概念所唤起的对国家的忠心，甚至比不上一两代人以前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忠心。这样下去，国家的概念岂不是要最终成为一件怪异的纪念品？国家岂不会像邦国一样消亡？
关于民族性格的传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甚至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对战争的赞颂，这一切都在影响着欧洲的文化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表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与“我对法国音乐的感受”之间隔着一道“深渊”。[12]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流派既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对本国大肆抨击，表示战争是“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13]被滥用成风的达尔文科学与尼采哲学似乎认为人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尼采也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怎么有名的言论，认为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想要合而为一”）。[14]法国的“文化”（culture）经常被人拿来同德国的“文化”（Kultur）相比较（德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更阳刚，更侧重思考，而法国文化更阴柔，更侧重对话）。艺术家和作曲家都很在意自身的文化腹地，不论相对于国家层面如何。上至诸如斯拉夫人之类的超国家集团，下至诸如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之类的地方性区域，民间文化都在世纪之初迅速普及开来。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更“原始”（并不一定是欧洲）的文化形式的兴趣也变得更加广泛，认为其中蕴含着新奇的灵感。
然而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与工人阶级和有闲阶级一样，正在朝欧洲的一系列共同运动发展，而对这一系列共同运动的定义，更多地取决于它们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流派之间的关系。[15]欧洲建筑师的建筑风格都非常相似，他们经常接受外国的委托，不论是在柏林、伦敦还是维也纳，所要面对的现代城市问题都是一样的。欧洲的大艺术家和大作家们频繁出国举办展览，甚至出国居住：1913年，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柏林“风暴画廊”（Der Sturm）举办了一场个展，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居住在讲意大利语的奥匈帝国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居住在慕尼黑，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居住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岛，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德·基里科（de Chirico）居住在巴黎，同样居住在巴黎的还有西班牙人毕加索以及犹太裔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在潜意识领域，弗洛伊德（Freud）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于1913年首次发行英文版。
决定欧洲人的艺术和音乐品位的，除了国家的民众，还有购买时不只看国家的活跃的收藏家阶层，以及从维也纳到巴黎的咖啡馆中都能找到的泛欧洲文化评论杂志。在舞蹈方面，1913年探戈风靡全欧洲，甚至到了某些教会和政治领袖试图下令禁止的程度。更高层次的还有欧洲音乐家和舞蹈家的巡演，其中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样的巡演也促进了欧洲丰富多变的时代文化的形成。
特别是在音乐领域，尽管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民族作曲家——包括德国的瓦格纳、奥匈帝国的布鲁克纳、英格兰的埃尔加，更有挪威的格里格、俄国的柴可夫斯基、奥匈帝国捷克语区的斯美塔那——然而民族的隔阂并非难以逾越。在大多数城市都可以听到来自欧洲各国的音乐。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学习音乐：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回忆起战前她的弟弟很想去莱比锡或德累斯顿学习作曲。[16]画家和音乐家的国籍并不能保证其在本国受欢迎，抑或在他国受排挤。1913年，即便是在巴黎——“沙文主义”一词的来源地法国的首都——贝多芬也是音乐厅中上演作品最多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出现在至少716场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法国作曲家圣桑只有279场，排在他前面的还有1913年恰逢百年诞辰的瓦格纳、舒曼和操着一口流利法语的波兰人肖邦。）
《贝多芬传》的作者、法国人罗曼·罗兰在1904—1912年发表了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他立志写出一部真正的欧洲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德国作曲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Johann Christopher Krafft）及其法国友人奥里维·耶南（Olivier Jeannin）的一生，正是共同的欧洲音乐经典让两人结谊。[17]这样的故事是一种超越性文化的愿景，在德法两国都能被读者接受。当然，这并非世间常态：据驻巴黎的比利时大使记载，在巴黎的剧院内，观众们会对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反德情绪鼓掌叫好，反德戏剧《阿尔萨斯》（L’Alsace）也在那里大获成功（就连罗兰自己也有底线，他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无疑是法国而不是德国的）。[18]尽管存在着类似的争论，狭隘民族主义也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更博大的欧洲文化构想却并未消失，反而在诸多方面得以复苏。
1913年夏，欧洲的贵族知识分子聚集在海勒劳（Hellerau）的文化节上，这座德国田园城市本身就是受到一个英国样板的启发而建的。在这里，他们成了真正的欧洲先锋派艺术家。中世纪的欧洲统一是由天主教和拉丁文的文化专制所定义的，那种当然也算是统一，毕竟每个礼拜日都有数百万人用同一种语言做礼拜，然而这一次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躁动鲜活的艺术景观。但它的欧洲性甚于民族性，追求共性而非个性。
站在社会顶端的是那些最显赫的欧洲人，也就是欧洲的君主，他们之间形成的王朝关系网深深地烙印着共同的欧洲血统。特别要提到三位君主，他们每个人身上著名的优缺点也在描述着各自所统领的国家，他们是：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可靠又迟钝；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乖僻又自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一些人面前忠诚保守，在另外一些人面前却缺乏主见和定力。他们三个人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彼此是表兄弟关系，其中乔治和尼古拉长得非常像，很难分清谁是谁。欧洲各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也在这三个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欧洲秩序持久性的象征。1913年，柏林，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在表兄德皇威廉二世女儿的婚礼上。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
1913年5月中旬，表兄弟三人相聚在柏林，参加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Princess Victoria Luise）与坎伯兰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Prince Ernst August of Cumberland）的婚礼。这位公主通常被叫作“小公主”（Prinzesschen），是德皇唯一的女儿。出席婚礼的有“一大群王子”。[19]这场婚礼标志着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室与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所属的汉诺威（Hanover）王室最终和解，解决了王室之间私底下的争端。它同时也发挥着公共作用，成了这个“空前繁荣和快乐”的社交季节的关注点。[20]这对皇家眷侣在真爱的作用下，克服了王室之间的分歧，传为一段佳话，仿佛廉价通俗小说永恒的主题放大在了皇室成员身上。回想起这对新婚夫妇，有人用“让所有真正的柏林人备感亲切的、难以抑制的感伤”来描述。[21]维多利亚·路易丝远比她的父亲更擅长驾驭现代媒体，她只喜欢摆出无比华丽的造型上相，开心地“微笑、摆造型、换姿势，让每一个摄影师都有机会”。
这场婚礼占据欧洲报纸的社会版长达一个星期。对于读到这一消息的人，或者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电影院看到了从柏林发回来的新闻影片的人，英王和俄国沙皇的出席必然让婚礼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这三位统治者的出席，也许证实了君主制尽管日渐式微，却是欧洲政局中一股重要的调和之力。人们不会指望君主之间有什么外交往来，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大多是由君主的外交代表来完成的，以此来保证君主们不会肆意妄为，做出脑力所不能及（或者不符合宪法）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这次会面至少深化了信任。《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认为：“当身为近亲的大国君主们可以在公开场合会面，将亲情完完全全地表露出来时，我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下的政治前景是清晰的。”[22]柏林的商店出售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还有拿来向他们挥舞的米字旗。国王乔治五世借机对英国民众发表讲话，告诉大家要“保持促进与这个收养你们的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这样有利于确保世界和平”。[23]（这年夏天晚些时候，国王把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送去德国，爱德华乘坐汽车沿着莱茵河旅行，顺便探望了他的表亲，还到柏林拜访了德皇。）[24]
在过去的数年间，由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法德两国在北非的僵持等等，乔治五世一直神经紧张，因此他的这番话相当于对共同利益做出了重要提示，同时也化解了性急之人的感情迸发。1913年，已经退休的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所作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依然大受欢迎，书中给德国出主意，说走上强国之路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开战。[25]仅仅几个星期前，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发行了一本爱国书籍，序言中把当代社会诋毁成“太喜欢拿世界大同来自夸了”，还宣称“永远和平的可能性纯属白日做梦”。[26]他指出，战争是由于一个新兴大国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动能释放出来，正如闪电是由于不同电荷的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必然要释放出来。
上述观点蛊惑了一些人。泛日耳曼主义者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或者进一步歪曲到种族的层面上，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能够来一场大清算。因此这类人自然会支持。但这些观点也并不算特别新鲜。欧洲对德国口头上逞军国主义之能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传统观念中通常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毕竟英国也有侵略主义者，俄国也有泛斯拉夫主义者，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还是最强硬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威廉皇储毕竟不是德皇，只是德皇一个叛逆的儿子。伯恩哈迪也只是一个退休的将军，并不在任。德皇本人是借皇室婚礼的契机回归到他擅长的角色上来，作为一个世故之人、和事佬，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两名英国国民——特伦奇（Trench）上尉和伯特兰·斯图尔特（Bertrand Stewart）。这两个人因假扮游客从事针对德国海上防御的间谍活动而被关押在克沃兹科（Glatz，波兰语Kłodzko）要塞。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出现在德国皇帝家里，岂不证明了只要欧洲各个王朝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会有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柏林大街小巷中欢呼的人群岂不证明了两国之间亲切友好的感情基调？
筹划安排强化了皇室间的和睦关系，任何政治上的分歧都显得黯然失色。乔治五世到达柏林勒尔特（Lehrter）火车站后，和德皇一起骑马来到皇宫，英王穿的是普鲁士龙骑卫队（Dragoon Guards）的制服，佩戴的绶带还表示他是普鲁士黑鹰骑士团（Order of the Black Eagle）的成员，而德皇穿着英国的制服，佩戴着英国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宽大的蓝色缎带，戴着一顶铜头盔。车队进入皇宫时，鸣礼炮101响致意。第二天，沙皇也到了，仪式没有那么隆重，但加强了安保，有200名魁梧的俄国警探推搡着人群。根据记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行并没有带上他的德国妻子，民众迎接他时的态度也比较冷淡。但德国皇室方面采取了补救措施，把俄国和德国的国旗铺在歌剧院屋顶。[27]一家英国报纸对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有着这样一个大标题——“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28]这个标题并不算太夸张。
这些头脑清醒、知识丰富、具有国际思维的欧洲人并不是犬儒主义者，但也没那么容易上当。他们仍旧可以相当冷静地从奥林匹斯山上打量1913年的世界。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无可匹敌的优越地位，仅仅是家里的一小撮煽动分子、革命分子和军人作风的人在扰乱和平，而大步前进和发展保障了他们的未来。当然，到了某一时刻，事物的发展会由盛转衰。但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会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重新平静下来。奥林匹斯山依旧神圣不可侵犯，它面临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但也不是拿它没有办法。
太阳一如从前，每天清晨从乌拉尔山脉后方升起，照耀着欧洲，每天傍晚落入广阔的大西洋下。我们头顶的星辰依然钉在苍穹之上。我们的宇宙依然在平稳、沉默地继续着它的进程。
伦敦
世界城市
有一个小小的岛群与欧洲大陆西北沿岸隔海相望，在1913年，它的首都伦敦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空前庞大的帝国之都、全球秩序的支点、世界金融的核心。在这一年的几个月里，根特或许充当了展示世界的窗口，但用当时人的话说，伦敦是一场“永恒的世博会”。[1]古典派思想的前任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说伦敦“正在成为基督教确立之后的前三个世纪中的罗马，以及很久以后的拜占庭”。[2]伦敦既然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欧洲，那么称它为世界中心也是很合理的。
伦敦的人口有700多万，是纽约和巴黎的1.5倍，将近柏林的2倍。几十年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伦敦的描述依然符合现状，“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世界最全面的概览”。[3]由于伦敦规模庞大，甚至连其中一些小型的民族社区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整座城市还大，包括这些民族的祖国的城市。一本旅行指南上写道：“伦敦的爱尔兰人比都柏林还多，苏格兰人比阿伯丁还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还多，天主教徒比罗马还多。”[4]
但伦敦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如此的地位，居民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遥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都有英国的国民，对于他们来说，伦敦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秩序——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伦敦代表的是“家乡”。在白厅的走廊上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厅里，在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个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亚洲、非洲以及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无数人民的未来。英国外交部来来往往的欧洲大使都被典型的英国人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由此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伦敦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处于外交核心地位，它正在试图施加强硬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白金汉宫的外部刚刚装修一新，居于其中的是国王兼皇帝，无论是新加坡的商人还是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店主，都对攥在手里的、他那深入人心的形象同样熟悉。在世界上最大的码头——伦敦码头，每天都有货物运过来，映衬着每一个伦敦人的财富与品位。锡兰肉桂、加拿大皮草、牙买加朗姆酒、印度茶叶……这些货物又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为他们赚钱。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世界货币暗流涌动，关于远在南非或阿根廷的商业利益的传言，由于有某种特定的好处或者特定的保证，便会让全球市场物价上涨或者下跌，发财或破财只在几个小时之间。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都要依靠伦敦来筹集财政资金。《经济学人》得意地称：“伦敦开出来的票据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5]
泰晤士河在这一切之中穿流而过，从亨利（Henley）面朝河畔、整整齐齐的船坞，流至伦敦市中心时，河水已经严重污染、臭气熏天，最后在河口处汇入大海。“人们的梦想、联邦的种子、帝国的萌芽”顺流而下，大英帝国的记录者约瑟夫·康拉德产生了这样的思考。[6]沿河往上，帝国的征服者得胜而归，国家的财富滚滚而来，世界各族人民蜂拥而至。
上述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是乔治五世帝国的臣民。从也门、索马里和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印度水手是最具异国情调的，然而在伦敦东区也是屡见不鲜，英国商船上每七个水手中就有一个是印度水手。如今这些印度水手已在伦敦定居，形成了伦敦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区。[7]在伦敦的中心区域，更常见的是勤奋好学的、年轻的帝国臣民，他们从加纳、尼日利亚和印度来到伦敦学习法律，正如大约25年前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一样。其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留在伦敦当律师，一些人会回老家，还有一些人会到以英国的法律实务和原则为主导的帝国其他角落，发挥自己的才能。所有这些人中最为我们所熟悉，以至于很难注意到的，莫过于伦敦人在自治殖民地那边的英国血统的亲戚，他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可能来自肯特的某个农场，或者苏格兰低地的某个村庄。帝国的归国人员中包括国王陛下忠实的反对派领袖、保守党人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他出生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此外还有分成两派的爱尔兰人，南部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谋求在都柏林成立一个议会，在岛内实行地方自治，而阿尔斯特（Ulster）的新教徒认为地方自治是天主教的阴谋，不惜以命相阻。
在1913年，对于普通的伦敦人来说，帝国思维已成习惯。一个从殖民地过来的首相，或者印度土帮主，都没什么稀奇的。两年前乔治五世举行加冕礼，帝国的众多名人前来参加，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伦敦公交线路的宣传语也以帝国自比。一条线路上这样写道：“公共巴士联结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恰似国旗联结着帝国的商业贸易。”[8]《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刊登过这样一则苏丹度假广告：“这里有着理想的冬季气候，永远干燥、晴朗、凉爽；我们提供快速汽船和豪华列车卧铺车厢。”[9]根据这个描述来看，苏丹当地还有大型猎物供人尽情打猎。
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代理机构散布在整座城市：加拿大、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南非在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魁北克在国王道（Kingsway），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在坎农街（Cannon Street），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在蓓尔美尔（Pall Mall），昆士兰（Queensland）在河岸街（the Strand），维多利亚在墨尔本广场（Melbourne Place）。前任加拿大总督格雷伯爵（Earl Grey）觉得这还不够。他认为应当单独建造一座“自治领大楼”，“作为一个巨大的地标，它应当俯瞰其所在的整个区域，同时也应彰显出自身的特点，宣传远方辽阔的自治领是多么的壮丽，多么的重要”。[10]1913年7月，乔治五世为待建的澳大利亚大楼（Australia House）奠基，这座大楼把澳大利亚的各个代理机构集中到了一座单独的建筑中。对于这件事，伦敦的澳大利亚人用他们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喊着“coo-ee”。据《每日快报》报道：“这是一种拉长声的口号，听上去很悲伤，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在伦敦人听来格外新鲜，差点儿被吓到。” [11]
每个人都能在伦敦找到容身之处。不论我们如何想象，在高层政治领域，德国和英国之间互相看不起，但一个来自波罗的海海滨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或者西里西亚城市布雷斯劳（Breslau）的学生到了伦敦，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可以加入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火车站附近的德国健身馆，参观牛津街附近的德国文化协会办公室，去达尔斯顿（Dalston）的德国医院求医，只是不能加入每周三上午在摄政街（Regent Street）甘布赖纳斯（Gambrinus）餐厅聚会的德国军官俱乐部，以及办公处设在布莱恩斯顿广场（Bryanston Square）的旅英德国家庭女教师协会。[12]大约有10万名德国人生活在英国。[13]虽然从德国港口登船前往英国的德国年轻人会被要求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逃避兵役，但不论是乘船从不来梅或汉堡出发（对于柏林人和北德人），还是从荷兰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或者比利时的奥斯坦德（Ostend）出发（对于南德人更方便），入境英国都是不需要护照的。1913年6月，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办了一场英德合展（效仿1908年的英法合展）。此次展览的英国主办方之一说：“一定不能让表亲之间渐渐疏远。”[14]这种感情早在几年前发行的一本名为“我们的德国表亲”（Our German Cousins）的书中就曾有所体现，而这本书的发行方、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据说还是极端反德的。[15]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向它的德国读者建议道，夏季5—7月是游览伦敦的最佳时节。这段时间正是所谓的“伦敦社交季”，英国的富贵阶层让伦敦成了他们社交日程的中心。与之相反，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英国贵族会回到通风良好的乡间别墅和苏格兰荒原。而1913年的伦敦社交界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就在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事业，在艾普森德比（Epsom Derby）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的赛马前蹄下之后第二天，即6月5日晚间，血统混杂的欧洲贵族云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的一场慈善活动上，活动的主题是17世纪的凡尔赛宫廷舞会。俄国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Prince Felix Yusupov）原本想亲自扮演路易十四，但到了最后时刻却把自己的角色（和装束）转交给了德国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trelitz），自己宁愿扮成法国水手。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在舞会上献舞。“当‘光之城’（City of Light）还是世界社交中心时，假面舞会（bal masqué）风靡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每日邮报》写道，“而如今伦敦这些盛大的化装舞会一场赛一场的华丽，引领着愈演愈烈的时尚潮流，这岂不是证明伦敦的社交生活已经从各个首都城市之中脱颖而出了？”[16]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提议道，富裕的德国游客来到伦敦，如果不想麻烦亲友，还可以住在伦敦的大酒店，“现代安乐设施一应俱全”，在固定的进餐时间还有小型管弦乐队演奏小夜曲。“要求没那么高”的旅行者，也就是穷游者，可以去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不卖酒的旅馆或者德国移民经营的客栈寻找住宿。这里的食物以法国菜为主，大多数酒店都提供某种烤杂排，而素食主义者也可以选择到弗尼瓦尔街（Furnival Street）的“食物改良”（Food Reform）或者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气派的“希恩水果午宴厅”（Shearn’s Fruit Luncheon Saloon）进餐。想要寻找家的感觉，可以去Löwenbräu餐厅和Zum lahmen Pferd餐厅，或者维也纳咖啡馆（Café Vienna）。
22岁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次到俄罗斯帝国以外旅行时，只会用英语说“赛马俱乐部”和“厕所”，这让他寸步难行。尽管如此，伦敦似乎依然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无数可能的世界。[17]走在摄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上时，他说：
我的目光一直被不计其数的航运事务吸引着，那些远洋邮轮模型个子很大，做得很艺术，有的还切开了一些部分，展示出了内部的结构和布局，这些模型为事务所的平板玻璃窗增色不少。还有色彩明亮的印度和美国彩图，一大堆相应的旅行指南和宣传手册。放眼望去，像这般引人入胜的陈列，在圣彼得堡，甚至是巴黎都无处可寻，这让伦敦看上去似乎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以至于在俄国人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的印度或南美之旅，在这里却是相当正常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事实证明，他到温莎（Windsor）附近时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不过反复用不标准的发音重复了几次“温莎”之后，他还是拿到了所需的门票。普罗科菲耶夫在伦敦只停留了几天，却在海德公园（Hyde Park）见到了国王乔治五世以及来访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Poincaré）。他在伦敦的一间音乐厅享受了一个晚上（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却还是放声大笑），还认识到“伦敦比巴黎更容易遇见美人”，并下决心“学好英语，这对于我将来的旅行是必需的”。
青年律师N.罗摩奴阇斯瓦米（N. Ramunajaswami）先生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他从印度出发，经过了四个星期的旅程。当英国第一次映入眼帘时，他把兴奋的心情写进了日记中：
当时是三点多钟，我看见了这个国家的白垩岩海岸，这个在一场场为自由和良知而战的、难忘的历史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因而走向辉煌的、伟大而自由的国家。我一直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向往的英国海岸，如今亲眼看见，不禁感到一阵激动的快乐。虽然周围的空气很冷，但眼前的多佛尔（Dover）让我心花怒放，感觉浑身暖洋洋的。[18]
真正到了伦敦时，罗摩奴阇斯瓦米首先是从伦敦公交车的上层观察这座城市。他把行李存放在贝斯沃特（Bayswater），之后前往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和牛津街，再到金融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罗摩奴阇斯瓦米参加了埃伦·特里（Ellen Terry）夫人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一场讲座，还去了几次剧院。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在艾普森看了几场赛马，游览了剑桥（据说有百余名印度学生）和牛津，还参观了罗德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上议院、伦敦动物园（他很喜欢里面的北极熊）、杜莎夫人蜡像馆（在1913年展出了巴尔干各个交战国君主的蜡像）、英国国家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肖像馆。他在白厅的皇家联合军种博物馆（Royal United Services Museum）看到了滑铁卢战场的模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斩首令，以及据说是土耳其苏丹送给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的钻石饰物，因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口海战（the Battle of the Nile）中打败了法国人。
